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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翔简介《香港六七暴動始末—解讀吳荻舟》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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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7-17 21:00:3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讓史實說話 寫在《解讀吳荻舟》出版前



【撰文:《消失的檔案》導演羅恩惠】


吳荻舟先生遺稿《六七筆記》,以及他被批鬥時的《交待材料》是紀錄片《消失的檔案》主軸。吳荻舟五、六十年代是港共最高領導人之一,主管新聞、文化、電影及出版。六七暴動期間吳受到周恩來總理領導和指示,他的工作筆記記錄了中央指揮「反英抗暴」歷程。在極左狂飆下,他阻止華潤公司總經理訂購、準備給港共上街使用的8400把甘蔗刀運來香港,香港得以避過一劫。資深傳媒人程翔以大量史料鋪墊,為吳荻舟遺文作深度注解,背景拉闊至一九五九年之整風記錄,是讀懂六七暴動不能掠過的重要著作。


《六七筆記》的殺戮戰場



筆者與吳輝於波士頓。2017年10月29日。《消失的檔案》提供。



《六七筆記》只有巴掌般大,是吳荻舟之工作筆記。《消失的檔案》提供



《六七筆記》中提及的8400把甘蔗刀是什麼概念呢?


吳荻舟遺文提及,這是時任華潤公司總經理丁克堅自把自為的傑作。丁本來隸屬廣東省公安廳,下調香港後公開身份是外貿部門主管,在愈左愈革命的氛圍下,他要求北京對口單位訂製甘蔗刀並多次催促付運,準備在街頭大開殺戒。


吳荻舟女兒吳輝近年致力整理父親遺稿。她形容斬蔗刀彷如大關刀,揮動時殺傷力強。當年鬥委會鼓吹極左,廝殺之際誓必傷及池魚。2015年4月讀到這細節,《六七筆記》筆痕淡了,承載著的歷史卻令人不寒而慄。


2012年9月,我們在沒有資金下起動,好不容易熬過了兩年半,《消失》二剪接近完成,終於看到岸邊了。就在這時候取得重要文獻,工作筆記未經修飾、真確度高,心情既喜又憂,如果採用無可避免要將本來的故事推倒重來。珍貴記錄重要,但當時實在沒有條件這樣做。


那個復活節假期,花了幾天將《六七筆記》和英國解密檔案及舊報章對照,台前幕後,對峙、殺戮一切情景確實無誤。在兩難之間讓我痛下決心是由於以下內容:


《六三社論》極左 學生愈戰愈勇
《六三社論》由中央文革王力執筆,調子極左。雖然周恩來過目時曾要求淡化一些,但最終付印後傳達下來的,讓港共誤讀成即將要解放香港。學界鬥委會成立,根正苗紅的革命小將率先響應。

《六七筆記》掌握前線鬥爭,誰進步、誰落伍都在沙盤演練中。《消失的檔案》提供



吳荻舟《67筆記》:


有一隊好像是學生的群眾,約一萬人,自動組織一個宣傳隊,由中國銀行到灣仔時報,工商做了一個飛行集會。專搞時報、工商、警署。…培僑200多,新華社十多,貿易100多,進入鑼灣警署,大寫標語。



時任培僑中學校長吳康民,是紅校第一領導。不單領導培僑走進鬥爭最前線,據前學友社主席梁慕嫻見證,學友社發展的官立、津貼、補助及私立學校灰線學生中,都被帶往培僑或漢華中學的鬥爭大會上,並聽從吳康民訓勉,鼓動同學們堅決革命。


吳荻舟《67筆記》6月16日
HK對6.3社論的反映:
    ① 我不會全心支持。
    ②可能拖幾個月,不放香港。
    ③5.22 後我改變戰術,採象徵性罷工,小而令人頭痛。
    又,警方新措施,個別遇襲可開槍集體不實彈,好推到個人行動,以便推卸責任。在放人中放了K特與黑社會有關係的人,企圖以K控制黑社會分子。(K特是國民黨特務)

港共鬥爭策略將工人及學生推往前線,港澳工委指揮部每天向北京匯報死傷數字。操盆的北京「港澳聯合辦公室」由外交部、外辦及中央調查部人員組成,吳荻舟擔任「群眾組組長」,負責和香港聯絡,遇到重大問題,即時向周恩來秘書錢家棟報告。


鬥爭白熱化後,工友不論逃避追捕時跌死或被警方以過度武力打死,一律被封為「烈士」,黨媒歪曲報導、煽動仇恨。吳荻舟《六七筆記》記錄「聯辦」熱烈討論屍體如何處理更有效將火焰千溫,希望拖延出殯、像「澳門一二三事件」後抬棺材遊行以廣收宣傳之效。


人命算什麼?不在討論範圍之內。




吳荻舟探望下放內蒙古的吳輝,兩父女難得相聚。 照片由吳輝提供


成功阻止8400把甘蔗刀運往香港的吳荻舟下場如何?他被打成「叛徒」、「假黨員」、「特務」、「走資派」和「國民黨反動別動隊」等罪名。一家八口被分配到八個縣市接受改造,分別送往幹校、農場、兵團、生產隊、工廠。子女想當紅衛兵、參軍、入共青團或上大學等權利都被剝削,申請工作也處處碰壁。吳荻舟政治審查長達十三年,全家受牽連,二子吳建更被迫瘋至死。




讀吳荻舟遺文後寫的筆記;看似平淡,實際上內心翻騰。《消失的檔案》最後推倒重來。
在空蕩無人的大學圖書館裡,寫下了讀後感。


讀吳荻舟先生的手稿,好像一篇又一篇近代史活現眼前,他的描述很細、很實事求是,不像其他文宣,狗屁不通。有關在港的地下工作,都是冷靜記述;有關六七的通報和旁觀紀錄,都是當代史。如果做研究,很值得參考!
從Easter收到首批手稿,至今67日記、從化口述,吳輝姐都是冷靜處之。素描很清晰、打字按原文,箇中曲折,作為家人梳理時一定十分難受,特別是被逼瘋至死的二哥,家人的痛無論如何都難以消減。無私、理想主義,都是他們的追求,可惜一生波折多……(〈恩惠筆記〉 2015年4月18日)
吳荻舟遺稿的份量,最後令紀錄片推倒重來。重新寫稿、拍攝、剪接前後歷時一年半,直至去年初出台。正是六七暴動五十周年。


波士頓相逢 催生《解讀吳荻舟》一書
程翔先生參與《消失的檔案》英譯字幕版,因為譯稿讀到吳荻舟遺文。


跑中國線的行家都尊稱程翔為「程老大」,他是中國問題專家,採訪四十年,對史實與真相執著。我跟吳輝的溝通較多,常常因為文獻的字眼,原文的意思反覆討論,前後兩年建立了信任。去年秋天,程翔先生不辭勞苦,跟隨《消失》團隊於北美多個城市巡映並擔任映後評論人。吳輝從居住地專程往波士頓觀看紀錄片,我們仨因而有兩天工作會議。吳荻舟先生遺稿就在若干共識下授權予程翔作註解,為這段被中英港三方刻意隱瞞,近年左派極力改寫的歷史留下重要註腳。




程翔及吳輝於波士頓研讀吳荻舟文獻。《消失的檔案》提供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解讀吳荻舟》全書共586頁,由牛津出版社出版。感謝林道群先生擔任責編,理順了許多沙石。林先生是出版文史哲書籍公認的權威。衷心希望集眾人之力留下來的文獻,讓我們讀懂過去,借鑑今天。


https://www.hkcnews.com/article/ ... A%E7%89%88%E5%89%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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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7-17 21:04:59 | 显示全部楼层
《香港67暴動始末—解讀吳荻舟》內容簡介之一




發生在半個世紀前的香港1967年左派暴動(以下簡稱「67暴動」),是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以下簡稱「文革」)的一個組成部分,是文革向香港延伸的結果。中共對文革的定性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動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1]作為文革延伸物的67暴動,也同樣是一場給香港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因此,67暴動也遭到中共的否定。[2]


對67暴動作出徹底的否定,既是中共最高層的認知,也是1997年之前香港主流社會的共識。但是在1997年之後,當年策動暴動的人,成為今天政壇上的主導者,他們就有強烈的動機要改寫令他們尷尬或者不光彩的歷史。2001年,特首董建華把特區最高榮譽「大紫荊勛章」頒給策動暴動的標誌性人物楊光先生,卻把次一級的「金紫荊勛章」頒給反對暴動的標誌性人物 – 林彬 – 所服務的商業電台創辦人何佐芝先生。這裡帶出的政治訊息明確無誤:暴動者得最高榮譽,反暴動者得次一級榮譽。這就完全顛倒了香港社會原來的價值觀和是非觀。在特區政府帶頭下,香港社會就出現一股要求為67暴動平反的暗湧。這股暗流的主力當然是旗幟鮮明地要求為67暴動平反的傳統左派人士,也有很多非傳統左派人士,例如自由派學者、左翼社運工運人士、作家、編輯、導演等都不自覺地參與到這場為暴動平反、翻案以及漂白的行列中。


這股逆流集中在三個方面:


一是改變暴動的定性:左派把一場意圖通過暴力手段搶奪港英統治權的鬥爭稱為「反帝、反殖、爭取人權」的愛國主義鬥爭;把以全體香港人的安危作為人質迫使港英投降的鬥爭稱為「前輩們的出發點是貧苦大眾的利益」(見工聯會榮譽會長陳婉嫻在《am730》的專欄)。


二是改寫歷史事實:左派居然膽敢否認暴動期間他們曾經幹過的血腥事件,例如左派立法會議員公開否認兩大血案——炸死清華街兩姐弟以及燒死林彬——是他們所為,反而誣告是港英插臓嫁禍。一些自由派學者也在「67暴動導遊團」中重複這些讕言。此外也有人修飾淡化一些不容否認的事件,例如警隊網頁修改沙頭角槍擊事件的敘述等。


三是以強權者的邏輯為暴動評功擺好,說什麼1967後香港之所以能取得長足之進乃是因為暴動促使港英洗心革面,厲行改革的結果。對不明歷史真相的人來說,這個說法有很大的迷惑性,但卻經不起推敲:如果這個邏輯——「暴動促使社會進步」——成立的話,那麼請左派每隔三五年就來一場暴動好了,這就能保證香港社會不斷進步。這種邏輯就像中共的邏輯一樣:沒有「六四事件」就沒有後來中國經濟的發展,同樣是荒謬的。很多自由派學者都是不慎跌進這種邏輯謬誤的泥塗中,不自覺地成為「為暴動評功擺好」的一份子。

左派為「67暴動」平反的動作最近已經上升到中央層級。去年12月一個「香港資深愛國工會工作者訪京團」,在中聯辦社工部部長楊茂帶領下到訪港澳辦,由港澳辦副主任黃柳權接見,聽取他們提出平反「67暴動」的要求。對此,黃柳權表態:「67反英抗暴鬥爭是一場反帝反殖的愛國行動,是為捍衛國家和民族作出貢獻,是英勇的」。他承諾會向中央最高層寫報告請求作出正面的及公開的響應。如果真的寫報告,則平反「67暴動」也就進入議事日程了。

正值歷史面臨被嚴重改寫扭曲的時刻,筆者出版了《香港67暴動始末—解讀吳荻舟》一書,希望讀者能夠通過對吳荻舟遺稿的分析,確認67暴動的本質是:香港左派以「反帝、反殖」為名,意圖通過暴力手段去搶奪港英統治權為實的鬥爭。在這個過程中,人們看到的是他們不惜以香港整體的繁榮穩定和人身安全為人質,去要挾港英投降,以遂奪權的目的。希望一切自覺或不自覺地捲入為67暴動平反的人士,能夠心平氣和地閲讀當年吳荻舟這些記載,認識暴動的本質。關於左派發動暴動的目的,筆者將在下一篇詳細解釋。

(拙作《香港67暴動始末—解讀吳荻舟》的新書發佈會將於7月14日上午11點假香港總商會會議室舉行,地址為:金鐘統一中心22樓,歡迎讀者參加)


註釋:


[1]見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和國家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81年6月27日中共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上通過。
[2]港澳辦原黨組書記兼副主任李後的著作《回歸的歷程》,代表中共對67暴動做了一個總結:「群眾是英勇的,路線是錯誤的,損失是嚴重的」。


https://www.hkcnews.com/article/ ... 4%E9%80%86%E6%B5%81



《香港67暴動始末—解讀吳荻舟》內容簡介之二


左派在發動67暴動的官方說辭[3],都是說港英殖民統治迫害勞動人民,迫使大家起來反抗,這種論調充斥著左派的宣傳、教育、及文化作品,所以,在左派圈子浸淫日久的人都能琅琅上口不加思索地背誦如流,例如工聯會榮譽會長陳婉嫻,就在她的《am730》的專欄裡這樣說:「當時社會腐敗,殖民地當權者的壓迫充斥著歧視、欺壓,前輩們的出發點是貧苦大眾的利益」。


關於殖民地統治引發暴動的說法,不能說沒有道理,因為這在其他殖民地也是屢見不鮮的。筆者也認為當年香港社會存在著三大矛盾(民族、階級、官民),是構成67暴動的內部因素,但同時強調左派輸入大陸的文化大革命,才是主要的原因。筆者認為在「67暴動」這件事上,如果內外因可以量化的話,則內因只佔三成,外因要佔七成。究竟香港左派為什麼要輸入大陸的文革呢?在詳細閲讀吳荻舟的遺文中,筆者覺得造成香港67暴動的一個潛藏因素是香港左派在中共地下黨的「極左」路線影響下,汲汲於奪取港英的管治權,這種奪權心態由來已久,終於導致67暴動的爆發,這是筆者在這本書裡一個重要的發現。


在拙作《香港67暴動始末—解讀吳荻舟》(以下簡稱《始末》),筆者詳細分析了這種奪權心態的形成、發展和結果。


一,它首發於1957年港澳工委這個組織從廣州「下放」到香港(即是以香港為基地)。受到當時內地「大躍進」 「極左」路線的影響下,港澳工委一到香港,馬上開展「十大鬥爭」,直接威脅到港英的統治,因而受到周恩來、陳毅的批評,他們把港澳工委的頭頭召集到北京開了50天整風會議,批評了港澳工委的做法是「試圖在香港建立第二個權力中心」(詳見《始末》第二章)。


二,1959年的50天整風會議,雖然暫時遏制了奪權的潛藏意識,但到了1966年,這種意識又借屍還魂,以「群眾希望早日解放」為由,要求中央提前收回香港。1966年5月工聯會派人赴京陳述港澳同胞希望「早日解放」的訴求,迫使吳荻舟要苦口婆心地解釋「香港越遲解放越好」的道理。事實上香港的群眾是不可能有「早日解放」的訴求的,因為當年香港人口中約有三分一是逃避共產主義災難來港的(這是吳荻舟的估計),他們怎會有「早日解放」的訴求?當年香港人的集體記憶之一是大家用盡千方百計把糧油食品衣服藥物送到大陸的親人手上。那時的香港人會要求「早日解放」嗎?事實上,左派這種做法有嚴重誤導北京之嫌,迫使北京同意「早日解放」香港。為什麼要撒這個謊呢?因為「早日解放」後他們就能順理成章地掌權(詳見《始末》第二章)。




左派於「澳門12.3事件」後以反殖為題,以文革形式搞抗爭。街頭巷尾都是集會。網上圖片取自《澳門日報》編輯《反對葡帝在澳門的罪行》。
三,大陸爆發文化大革命後,第一個延伸到境外的是澳門,1966年底的「12.3事件」是澳門地下黨在港澳工委的領導下成功奪取了澳葡的實質管治權,使澳門自此淪為所謂的「半解放區」。澳門的成功,更令港共躍躍欲試。當年工聯會副理事長潘江偉坦承「工會上上下下都想鬥一下」 (詳見《始末》第二章)。


四, 暴動爆發後,吳荻舟在他的《六七筆記》中記載了時任國務院總理的周恩來怒斥香港左派謊報軍情藉以「迫中央上馬」的情節,周恩來還擔心左派的做法「搞不好會搞出一個提前收回香港」的局面。他更告誡香港左派不能試圖倣傚澳門左派在「一二三事件」中的奪權。(詳見《始末》乙部分《67筆記註釋》5月27日條)


五,暴動結束後,中共中央在1978年召開港澳工作會議總結暴動的錯誤時就明確地指出,當年左派發動暴動的原因是「企圖迫使中央出兵收回香港,後果極其嚴重」(見李後《回歸的歷程》)


從這五點看,「奪權」是左派發動暴動的一個潛藏意識,這與他們公開的說辭「前輩們的出發點是貧苦大眾的利益」是風馬牛不相及的。


(拙作《香港67暴動始末—解讀吳荻舟》的新書發佈會將於7月14日上午11點假香港總商會會議室舉行,地址為:金鐘統一中心22樓,歡迎讀者參加,報名詳情請留意牛津出版社面書專頁「書裏相逢」)


註釋:


[3]詳見港九工會聯合會在其創會60週年紀念刊物《光輝歲月薪火相傳——香港打工仔的集體回憶工聯會歷史圖片1948-2008》


https://www.hkcnews.com/article/ ... F%E6%84%8F%E8%AD%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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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67暴動始末—解讀吳荻舟》內容簡介之三


香港工聯會榮譽會長陳婉嫻在《am730》的專欄中為左派發動67暴動作出辯解時說:「是出於愛護國家,保護民族,對抗敵人的衝動,利益歸於人民,是可以理解和接受;但當衝動是針對自己民族,自己國家,又或是被有心人煽動,傷害人民,則沒有包容的餘地」。陳婉嫻之後提到,看不到今天「暴動」這兩字的背後意義,能跟「那些年」相比。她說,「當時社會腐敗,殖民地當權者的壓迫充斥著歧視、欺壓,前輩們的出發點是貧苦大眾的利益」。讓我們看看,左派在67暴動中採取的手段能否體現「前輩們的出發點是貧苦大眾的利益」?


拙作《香港67暴動始末—解讀吳荻舟》(以下簡稱《始末》)引述大量資料,說明左派發動67暴動用的手段是「謊言 + 仇恨 + 恐怖主義」,受害的,除了是一些執法人員外,其餘都是星斗市民。在長達8個月的暴動過程中,絲毫看不到這場暴動是所謂「出於愛護國家,保護民族」,相反,人們看到的事實是:國家利益受損、香港市民受傷。


一,謊言篇
筆者把左派的謊言歸納如下:


1. 謊報民情、誤導中央


從吳荻舟的文稿中,可以看出左派最嚴重的問題是誤導中央。1996年工聯會向北京反映所謂「香港同胞希望早日解放」,吳荻舟被迫要出面解釋「香港越遲解放越好」的道理(見《始末》第二章)。關於這點筆者已經在上一篇有所披露,這裡不贅。


2. 謊報死傷、迫中央出手


1967年5月22日花園道衝突,明明沒有死一個人,左派向中央謊稱死傷二百多人,並形容為「大屠殺」。待周恩來查明沒有死人後,直斥左派嚴重失信。《始末》在註釋吳荻舟《67筆記》5月27日條時,引述資料顯示:


(對於5.22花園道事件)周恩來還批評了新華社、人民日報在報導香港問題上有意誇大的做法。當時新華社報導港英警察打死打傷遊行工人二三百人,人民日報據此冠以「血腥大屠殺」的標題。周恩來就此事指示新華社進行核實,結果發現實際上只死了一人,傷幾人(筆者按:根本沒有死人)。對此,周恩來嚴厲的批評說:這是嚴重的失信,更加激起人們的義憤,使我國在政治上很被動。發這樣大的消息報導,為什麼事先不向我請示?你們越搞越大的目的是什麼?(《苦撐危局——周恩來在1967》p. 353-4)

照片來源:《大公報》100周年文集

3. 謊報自身實力,麻痹中央


左派在設計鬥爭方案時,嚴重謊報了自身實力,以圖誘使北京同意其方案,最典型的例子是謊稱能夠發動三個回合的罷工,第一回合是8-10萬人,第二回合是30-40萬人,第三回合是總罷工,使整個香港癱瘓。(詳見《67筆記》註釋6月12日條解讀),結果卻是慘敗收場(慘敗情況詳見6月26日條解讀)。反而當時周恩來頭腦比港共更加清醒,他就很懷疑能否達到這樣的規模,但可惜還沒有來得及修改這個方案,下面就執行了,害得吳荻舟在隔離審查期間要向中央交代這個方案是如何往下發佈的,詳見6月26日條解讀。


筆者認為,以上三者,是暴動過程中最大、最具全局性的謊言。對這些謊言,周恩來是有所警惕的,從他後來作出的十點指示(經過吳荻舟整理形成題為:《總理關於反迫害鬥爭的主要指示》的文件,詳見《67筆記》註釋5月27日條解讀)的內容看,就可以看出他這些指示是針對左派的謊言而企圖加以約束限制,無奈在當時文化大革命的環境下,形格勢禁,縱使他有所察覺,但仍然無法制止。


二,仇恨篇
左派在暴動過程中不斷煽動仇恨。最常見的做法是煽動民族仇恨。在當時文化大革命挑起極端排外情緒的影響下,這個做法十分奏效,既能動員內地「被狂熱」的人民起來聲援香港左派,又能令香港很多人在所謂「民族大義」的大纛下,義無反顧不假思索地投身進入「反英抗暴」行列。


除了煽動「民族仇恨」外,更在暴動的過程中不斷製造人與人之間的對立,所謂「黃皮狗、白皮豬」是最典型的例子。


還有一招被北京制止的,就是「抬棺遊行」。在吳荻舟的《67筆記》中,最少有四天是討論「烈士」的「出殯問題」(6月12日、19日、28日、8月8日)。所謂「抬棺遊行」,是指左派打算藉著幾名「烈士」死亡,舉行集體出殯儀式,通過抬著棺材遊街,製造極端的仇恨情緒。這一招是從澳門「12.3事件」學回來的,當時澳門這樣做,激發起極大的反澳葡情緒,最終迫使澳葡當局投降。但是,北京當時無意採取澳門模式迫使港英投降(周恩來明確指示不能採取澳門模式,見《67筆記》5月27日條),所以當左派提出這個「激發仇恨」的方案時,北京經過多次討論都不表贊成,因為意識到這樣做的危險性。


三,恐怖主義篇
從1967年7月8日開始,直至是年12月底,香港進入一個「人人自危」的「恐怖世界」(借用《明報》7月13日社論:「恐怖世界 人人自危」的字眼)。香港人的集體歷史記憶,一是遍佈全港的炸彈浪潮;二是清華街兩姐弟被左派炸彈炸死;三是活生生燒死商業電台播音員林彬。這三者大家都耳熟能詳,這裡不贅。


除了上述三者外,筆者在拙作 《香港67暴動始末—解讀吳荻舟》中,還找到更多左派當時很多不為人知的暴力意圖,現按日期先後羅列出來:


5月27日:(周恩來表態)「路邊藏槍」,不可能這樣(指方便遊行隊伍可以武裝自己),(《67筆記》)


5月30日:工委建議採取暗殺手段,當即被周恩來斥責(馬繼森:《外交部文革紀實》)


6月10日:前線指揮部(設在新華社)開會,工委某單位負責人在會上介紹了他已經製造了一個小型炸彈放在北角電車總站,只要電車一開就會爆炸(見金堯如《香江五十年憶往》)


6月27日:吳荻舟制止兩件私運武器的事,一是私運700打(8400把)甘蔗刀到香港武裝左派群眾;二是私調招商局護航槍支用來武裝中資機構(《67筆記》)


6月28日:提出「要考慮武鬥」(《67筆記》)


6月28日:(為實現罷工)必要時採取強制手段,搞破壞如截斷電車天線(《67筆記》)


6月28日:為了堅持罷工,......武裝自己、邊境邊界、破壞敵方工業設備(《67筆記》)


6月30日:把工委制定的新的鬥爭方案歸納為四句話:1,香港癱瘓;2,九龍大亂;3,陳兵邊境;4,打破邊界。(余長更:周恩來遙控「反英抗暴」內情,《九十年代》1996年5月號)


7月7日:港共製定了首批四人漢奸名單,他們會被實施「民族紀律」(即被暗殺),四人是:署理華民政務司徐家祥、立法局非官守議員李福樹、新界鄉議局主席彭富華、《明報》出版人查良鏞(見《香港夜報》1967年7月7日報導)


7月8日:席捲全港的炸彈浪潮從今日開始


從以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早在7月8日炸彈浪潮開始前,左派已經一直在部署採取各種恐怖主義手段來破壞香港的社會穩定、危害無辜的市民。


左派發動67暴動,為了實現奪權的目的,用的手段都是「謊言 + 仇恨 + 恐怖主義」,這就注定它最終必然以失敗落幕。


(拙作《香港67暴動始末—解讀吳荻舟》的新書發佈會將於7月14日上午11點假香港總商會會議室舉行,地址為:金鐘統一中心22樓,歡迎讀者參加,報名詳情請留意牛津出版社面書專頁「書裏相逢」)
https://www.hkcnews.com/article/ ... 6%E4%B8%BB%E7%BE%A9



《香港67暴動始末—解讀吳荻舟》內容簡介之四


67暴動是被中央徹底否定了,這可以從1978年港澳工作會議的結論看出,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李後在其《回歸的歷程》中也指出它是1949年以來第三次「極左」錯誤,也是最嚴重的一次,他說:「作為指導這場鬥爭的思想和路線卻是錯誤的,造成的損失也是嚴重的」(第60-61頁),但他沒有詳細解釋為什麼這場鬥爭是錯誤的。筆者根據吳荻舟本人的《67筆記》以及其他文稿,以及因為註釋他的筆記而涉獵到的其他資料,整理出以下各種錯誤供大家參考。筆者認為,暴動違背了中共中央五大方針政策:


一,違背了中共對香港的總方針即:「長期打算、充分利用」。
二,違背了中(共)英之間早在1945年達成的密約,即:英國允許中共在香港有一個半公開的地位,條件是港共不能從事以推翻港英統治為目的的活動。
三,違背了中共中央早在1940年代制定的在「白區」地下黨的工作方針。
四,違背了中共在冷戰時期「拉英打美」的外交戰略部署。
五,違背了中共的「白蟻政策」,暴露了中共的地下工作網絡。


本文先談第一個錯誤:違背了中共對香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政策。


過去我們對中共「長期打算、充分利用」這個對港方針的理解,都側重在經濟方面,即:一,香港協助中國突破聯合國禁運;二,香港協助中國推廣國際貿易;三,香港協助中國取得急需的外匯。基於這些經濟理由,中國要實行這個方針。


通過吳荻舟的遺文,我們看到這個「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在政治方面的重要性遠高於經濟領域,因為中共擬「通過香港拿到全世界」。


絕密檔案:吳荻舟1966年對港澳工人「五一」觀光團談話。《消失的檔案》提供
1966年5月4日吳荻舟在接見港澳工人代表團時說:「他(筆者按:指英國)的目的,是要從香港多拿幾個錢,一年拿幾十萬。我們呢,要拿整個世界」。他強調:「從香港得外匯不是我們最高目的。最高目的是面向世界」。這句話清晰無誤地表明對中共來說,經濟上的得益(外匯、貿易等)遠遠不如政治上的收益(拿下全世界)。


如何理解這「要拿整個世界」句話?筆者從吳荻舟遺文中,總結出三點:


其一,通過香港輸出革命。吳荻舟說:


香港工作是世界工作的一部分,要通過香港跳出去。我們大批的東西、書報,毛主席的著作,從香港大批運出去,影響極大。非洲朋友打游擊,東西丟光了,唯獨主席游擊戰的書沒有丟。


其二,通過香港,掌握敵情。


吳荻舟在另一個場合提到他向周總理建議在67暴動中要保護一些重要的線人不曝光,周恩來同意,規定「已經打進港英要害部門的力量,不要動,比如飛機場已安上的點子,或在港督身邊的點子,不要動」。其次,在冷戰期間只有海員能夠去到中國不能去的地方(例如越戰時期只有香港海員工會的會員能夠去到越南首府西貢),這些人都不能動(意即不能發動他們參與暴動,詳見吳荻舟1967年6月7日傳達周恩來三點補充指示)。


其三:通過香港,滲透西方


吳荻舟透露,中共有一個「白蟻政策」 [4]。他說:


要像白蟻一樣做工作,一聲不響,把整個屋子咬爛。要學習白蟻的精神。做到了這樣,便是功夫下到了底。要如此,就要活學活用毛主席的思想。要學白蟻的話不是我說的,是中央同志說的。




絕密檔案:吳荻舟代表中央,指示港共訪京團繼續做好地下工作:「要像白蟻一樣做工作,一聲不響,把整個屋子咬爛。」《消失的檔案》提供
所謂「白蟻政策」,說穿了就是對「對敵對國家的滲透」,通過「白蟻精神」,默默地蛀蝕香港以及西方社會。這才能夠實現中共所期待的「拿下全世界」。


基於要「拿下全世界」這個長遠目標,吳荻舟反覆強調了對香港「越遲解放越好」的觀點。


筆者從吳荻舟《67筆記》和其他文稿中,感覺到左派搞暴動,違背了這個方針。


註釋:


[4]:見1966年:《港澳工人「五一」觀光團的談話記錄》


(拙作《香港67暴動始末—解讀吳荻舟》的新書發佈會將於7月14日上午11點假香港總商會會議室舉行,地址為:金鐘統一中心22樓,歡迎讀者參加,報名詳情請留意牛津出版社面書專頁「書裏相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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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7-17 21:34:20 | 显示全部楼层
《香港67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內容簡介之五


在過去,很多傳統左派人士以及同情他們的知識分子在研究67暴動緣起時,都會指出長期來港英對左派「愛國活動」的限制及打擊是促成暴動的一個潛在因素,從當年左派人士經常喊出「愛國無罪」這個口號可以看出,暴動前港英對左派的確是十分強硬的。問題是為什麼港英會這樣針對香港左派?


筆者在寫《香港67暴動始末—解讀吳荻舟》(以下簡稱《始末》)時,總算是解開了這個謎團。原來中(共)英之間有一個密約:抗爭勝利後,中共以不反對英國接收香港為餌,藉以交換港英允許中共在香港一個半公開的地位,中共並承諾以半公開地位存在的香港地下黨將不從事推翻英國統治的活動。這個中(共)英之間的密約的內容詳見《始末》第三章的附錄。由於有這個密約,一旦中共地下黨活動轉趨高調危害到英國的統治時,港英就會出手打壓。


這種違背密約的情況,自從1949年以來就曾經出現過三次。港澳辦原黨組書記兼副主任李後的著作《回歸的歷程》裡指出的三次「極左」錯誤,就是直接挑戰了港英的統治地位,從而違背了當初中共對英國的承諾,則遭到港英的打壓也就是理所當然了。


以毛澤東旗幟發起的六七暴動。「反英抗暴」小冊子,1967年11月由廣州新聞出版界革命聯合委員會發行。《消失的檔案》提供
根據吳荻舟的記載,中共曾經在1959年舉行一次「50天整風會議」,力圖糾正港共挑戰港英管治權的意圖。在這次會議上,中央領導人指出港共的錯誤如下:


 其一:58年提公開活動,......又如群眾鬥爭過分大、集中,這刺激E,引起他擔心我們把新華社變成第二個政權(筆者按:在吳荻舟文稿中 E 代表英國, HK 代表香港)。


 其二:當時設想雖不想解放HK,但要蠶食HK,造成我們力量龐大,實際控制HK,後來雖中央批評,但未及時澄清,一直貫徹到58年3月。


而根據鐵竹偉的《廖承志傳》,這些「極左」活動令港英十分緊張:


在新華社內,中資企業,甚至國民黨起義的銀行也搞什麼「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在電影界也搞什麼大批判,大字報上牆,口號聲不斷,弄得香港警察局的警車,成天圍著新華社等機關的房子轉,唯恐從這塊「紅色根據地」裡向外並發出推翻香港當局的火星,引起社會大亂......(頁357-366)
很明顯,這些高調的活動都違背了中(共)英之間在1945年達成的秘密協議,引起港英不滿,導致它出手鎮壓。在一定程度上來說是港共咎由自取的。


中共當初為什麼會簽署一份承諾不挑戰英國對香港統治的的秘密協議呢?這就得從二次大戰後國共兩黨與英國之間的三角關係來看。


二次大戰結束後,香港面臨一個應該由誰來接受日本投降的問題,是英國或者是中國政府。但是當時在軍事上實際控制香港的卻是中共領導的游擊隊「東江縱隊港九大隊」(簡稱「東縱」)。中共雖然從軍上控制了香港,但它作為一個中國內部的武裝集團,不具備法理依據來接受日本人的投降。這樣中共就得在中國政府或者英國政府之間作出選擇由誰來受降。由於中共當時正準備「解放」全中國,它當然不會支持中國政府(當時是國民黨領導)來接收香港,所以改而支持英國。但是,要中共白白放棄這塊地盤,它又是不甘心的,所以就有了與英國達成密約之事:它主動把「東縱」撤出香港,條件是港英答應給它以半公開的地位,以便它能照常像過去一樣,以香港為基地顛覆國民黨領導的中央政府。英國答應了,但規定在香港的中共地下黨的活動不能威脅到港英的統治,這一點中共也答應了。


但是,這個中(共)英之間的密約,卻不能宣諸於口,因為作為中國人,中共無法公開說出支持英國而不是中國接收香港的說話,所以這個中(共)英密約,從來就沒有向下傳達,造成很多人都不知道有這個密約,更遑論自覺遵守不危害英國在港統治地位的協議。


根據廣州體育學院社會科學部教授袁小倫的研究,這個決策過程如下:


1945年9月17日,中共中央致電尹林平指出:英與蔣爭香港,究落誰手尚不知,你們應利用矛盾,便利自己工作,但不可反對收回香港,只可聲明某些事件與我無關。中共中央的有關指示精神正如當年擔任中共香港工委統戰委員會委員的譚天度晚年所回憶的:收復香港是英國的既定目標,但它將面臨與國共兩黨的鬥爭。我們在這場鬥爭中必須有所取捨。在公開宣傳上,我們不能反對國民黨收復香港,以免在政治上處於被動;而一旦國民黨收復香港,又將使我黨處於十分不利的地步。只要能在香港站穩腳跟就可以對其利用。因此,黨中央指示我們,應利用國、英、美之間的矛盾,利用我黨在抗戰期間打下的基礎,迫使港英當局實現若干民主改良,造成便利民主分子活動之條件,並將其建設成為華南民主運動的基地......
中共中央馬上來電做進一步指示:儘量利用英蔣矛盾,保存我之幹部和武裝,並利用港九法律進行華南民主運動,力爭我之武裝偽為港九員警巡捕及義勇隊等,並秘密打入一切武裝組織,利用此時與港督成立某種諒解,我以後不再在港九作非法活動,而港督允許我黨合法存在,並保障我出版日報,獲得各種職業及人員往來等自由 。但不能有反對收回港九之文字宣傳。
就這樣,中共利用蔣英矛盾對港英當局開展了卓有成效的外交、統戰工作,使英方同意中共在香港的合法地位,允許中共以半公開的形式在港進行各項活動,而中共也承諾其活動不以推翻港英政府為目的。這樣,中共有了在香港生存的政治環境,也使國民黨當局對中共在港活動鞭長莫及,無可奈何。(見本書第四章附錄《戰後初期中共利用香港的策略運作》, 引自《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6期,作者為廣州體育學院社會科學部教授袁小倫)
正因為有這個承諾,中共高層就不斷告誡港共在香港的活動不能太高調,以免影響生存問題(副總理陳毅的話)。一旦港共活動過於高調,就必然遭到港英的打擊。由此觀之,六七暴動也是犯了同樣的錯誤:意圖取代港英成為香港的實際統治者。


(拙作《香港67暴動始末—解讀吳荻舟》的新書發佈會將於7月14日上午11點假香港總商會會議室舉行,地址為:金鐘統一中心22樓,歡迎讀者參加。網上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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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67暴動始末—解讀吳荻舟》內容簡介之六


左派發動的67暴動嚴重地違背了中共中央的白區工作方針。


中共早在抗日戰爭時期就制定了在白區的工作方針,1941年中共發出文件《中央城委關於敵後大城市群眾工作的指示》,其中提到如何領導群眾鬥爭,文件說:


基本上我們不主觀的製造鬥爭,如必要發動與參加群眾鬥爭時,應以不暴露組織,不妨害長期埋伏,有理有利有節為原則,以取得勝利速戰速決為原則,以推動全體群眾不孤立突出為原則,應堅持獨立自主的退卻政策,不為一時環境順利而妄動,不為漢奸托匪國民黨挑撥推動及各方的刺激而衝動,不為某一時群眾鬥爭潮流而盲目的追逐群眾自發鬥爭,如僅鬥爭條件可以勝利,但足以威脅黨與群眾的安全時,我們寧肯在群眾中的政治威信上暫時受些損失,不發動鬥爭而保存組織。(見《中央城委關於敵後大城市群眾工作的指示》1941年4月4日)
對照此文件,左派發動的「67暴動」完全違背了這些原則,因為他們:
- 主觀製造鬥爭:
- 暴露了組織
- 妨害長期埋伏
- 不遵從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
- 孤立突出
- 沒有退卻政策
- 為一時環境而妄動
- 威脅到黨與群眾的安全


中共關於城市工作指示中不准犯的錯誤,港共都全部犯了。關於他們具體如何犯下這些錯誤,請參閱拙作《香港67暴動始末—解讀吳荻舟》第九、十兩章。


筆者在這裡僅僅介紹港共是如何主觀製造鬥爭,讀者可以舉一反三。根據前《文滙報》編輯周奕的回憶:


3月21日,海員工會部署了一個規模龐大的呈遞道歉書儀式,整個過程跟澳門事件別無二致。四個月內,在香港和澳門所發生的兩次事件,表面來看,都是以群眾持續鬥爭取得徹底的勝利(『徹底』這兩個字是應當加上引號的),這樣,無疑是對某些人腦袋中『左』的觀念產生助燃劑。換言之,左傾盲動的思想抬頭。這個時候發生了:南豐紗廠蔣幫分子打人事件,風行、中央、上海的士公司除人事件和青洲英坭反對關廠事件,這些事件有的解決了,有的拖了下來,其間或多或少都沾染了『左』的思想的影響。
對於接著發生的三宗工潮,周奕這樣形容:


上述三宗事件(指風行的士、青州英坭、和南豐紗廠的勞資糾紛),筆者都是處於採訪第一線,掌握到它的緣起和發展,筆者認為這三宗事件可歸納為三個類型:一,在風行的士、上海的士事件,傳媒報導的調子比實際情況高,在澳門事件的影響下,新聞報導把鬥爭的勝利歸結於毛澤東思想。二,青州英坭事件,在「士打馬力加」事件取勝的影響下,把外籍職員打人拔高為保衛民族尊嚴。三,南豐紗廠事件比較難辦,一開始我就看不到有解決的可能,但是在一連串事件中以南豐紗廠的調子最高(頁221)。




青洲英坭廠工人手持毛語錄與廠方代表談判。《華僑日報》1967年5月2日。《消失的檔案》提供
作為「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以下簡稱「鬥委會」)成員之一的周奕,支持暴動態度鮮明,但他基於記者尊重客觀事實的基本特點,都看得出左派工會的鬥爭策略是有意使形勢走向更極端的方向。


很明顯地,港共是在主觀製造鬥爭。另外,據暴動時任工聯會副理事長的潘江偉承認:


1967年導致反英抗暴的主要原因:一,是我們時常遭港英鎮壓,港英警察貪污腐敗,與小販、基層發生矛盾,相當尖鋭;二,是受極左思潮影響,人人期望因此而有所改變;三,是受澳門12.3事件影響,加上一批又一批人到澳門學習,起推波助瀾的作用;四,原本工會上上下下也想鬥一鬥」(見《工會與你同行——65週年歷史文集》第二部分專題訪問,頁170-171)。




潘江偉這番話,特別是「原本工會上上下下也想鬥一鬥」這一句,更是畫龍點睛地說出了左派「主觀製造鬥爭」的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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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67暴動始末—解讀吳荻舟》內容簡介之七


前文指出,二戰結束後,在接受日軍投降問題上,中共與英國達成一個秘密協議:中共支持由英國而不是中國來接收香港(有關協議內容詳見絀作《香港67暴動始末—解讀吳荻舟》第三章以及本系列之六),這是違反了戰後中國人民的意願的。為了投桃報李,中共在1949年建立全國政權之後,英國馬上予以承認,雙方建立代辦級的外交關係,成為西方第一個承認共產主義中國的國家(筆者按:這是本人的合理推測,暫時還沒有找到具體文件證明兩者的因果關係)。這些微妙的做法說明當年中共並沒有把英國當成主要敵人。事實上在韓戰後美國策動聯合國對中國禁運的日子裡,英國始終對中共通過香港突破禁運採取「隻眼開隻眼閉」的態度,中共因而也默許英國繼續留在香港。


所以,中共在整個五、六十年代的國際戰略部署,是採取「拉英打美」的戰略以分化英美這個西方最堅固的同盟關係。對中共中央來說,香港問題上必須服從這個總體外交方針。「67暴動」最令中共惱火的,就是港共試圖迫使中央把反英放在第一位。中共在1978年召開關於港澳工作會議時,就明確指出:「1967年香港發生所謂『反英抗暴鬥爭』,以及隨之而來的一系列做法是與中央的方針不符合的」。「『反英抗暴鬥爭』中,實行『反英第一』、『收回香港第二』,在香港搞『同盟罷工』、武鬥,企圖迫使中央出兵收回香港,後果極其嚴重。」(見《關於港澳工作會議預備會議情況的報告》,引自拙作《香港67暴動始末—解讀吳荻舟》第二章)。




吳荻舟女兒吳輝多年來整理父親遺文。將藏於故紙堆裡記錄逐字逐句打下來,變成可追溯的歷史。消失的檔案提供
事實上,早從50年代開始,由於有前述的中(共)英密約,中共在香港一直採取「拉英打美」的國際統一戰線策略。從吳荻舟《1959年五十天整風會議記錄》可以讀到這些文字:


6月20日
在香港,誰是敵、友?......在香港,資產階級、逃亡地主、官僚資產階級、MK特務是革命對象,反M(筆者註:在吳荻舟的筆記中,M 代表美國;E 代表英國; K 代表國民黨;A 代表中共)為主。一定時期對某一敵人(筆者註:指英國)還有一定程度的暫時聯盟,對分化敵人也有利。


6月22日
2.在HK是愛國反M統戰,
。。。
3. HK,中央把它當做反M戰略中的一個棋子,理解不深,這就牽涉我們對香港的態度,對E的做法。為了服從大的方面,對本地鬥爭如何控制,常有委屈感,沉不住氣。主要是對中央方針的嚴肅認真對待。
。。。
幸:總結。對敵、中間落後群眾情況和A外「同志」的情況,三方面均超過了中央給的方針範圍。中央給的是利用——以打擊M。中央對M也該進則進,該止則止,該針鋒相對才對,對E是半建交。在這意義上說,一味不承認是不對的,它是既成事實。承認對我國際鬥爭有好處,因此對英鬥有打拉,時松時緊,對其他HK資產階級分子,也利用矛盾。
。。。
宣傳線的確出了不少錯,有M必反,M沒好東西。很少分析對M的資產階級是否碰到一點就反?在瑣碎問題上搞,使E為難(不符合利用矛盾的策略)......58年與E緊張顯然不符合黨的外交政策,國家是利用E打M。北京與HK做法也不一樣。HK是人家的,撤到A中央規定的範圍,否則,發展下去,要有嚴重後果。


3. 把保衛群眾利益作為中心任務,錯了。適當保衛是對的,不重視是不對的,但是擺到中心位置就違背了服務對外工作。我們的中心任務是帶HK群眾反M,否則必然結果是:與E緊張,與資產階級緊張。我們的群眾鬥爭一定要服從1.反M,2.有利對外;3.有利長期利用。因此去年把群眾運動擺了錯誤位置,就必然發展成左傾冒險主義。群眾是一發難收的。如果轉過來,1.不會覺得把群眾運動放低了;2.不至於天天鬥爭睡不著覺了。經過這次務虛會,我們就放得開了。
。。。
錯誤的根源:一,不嚴肅對待中央指示。57年8月接受反M任務,但沒有嚴肅對待......工委下放後就更發展了。正如公開活動的發展一樣。二,當時設想雖不想解放HK,但要蠶食HK,造成我們力量龐大,實際控制HK,後來雖中央批評,但未及時澄清,一直貫徹到58年3月。三,沒有嚴肅對待中央方針政策,紀律性差:沒有與幹部反覆研究,沒有交底,大量文件放在檔案裡,自己也沒有反覆研究。


從這些文字可以看出,早在1959年中共中央就告誡港共不要在香港問題上干擾中央的整體國際戰略部署。可是到1967年時,這些方針政策都被港共忘得一乾二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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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7-17 21:53:32 | 显示全部楼层
《香港67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內容簡介之八


在解讀吳荻舟文稿的過程中,筆者發覺中共在香港有一套綿密的地下工作系統,而在1967年的暴動中,很多人都曝光了,引起周恩來總理的極端不滿。


從吳荻舟的文稿中可以看到,自從1949年以來迄1967年暴動時,中共在香港的地下黨系統包含了以下幾大塊:


1、半公開的:香港澳門地區工作委員會(簡稱「港澳工委」)
2、不公開的:香港城市工作委員會(簡稱「城工委」)
3、高度保密的:二、三、四線組織或個人(葉劍英元帥最早提出在香港要建立二、三、四線的組織,但吳荻舟文稿中只提及二、三線)
4、紅線機構:指打正旗號是中共地下黨建立、領導、指揮和控制的
5、灰線組織:表面與中共無關但實質由中共幕後操控的組織


這些都是他在《67筆記》以及其他文稿中提及的,詳見即將出版的拙作《香港67暴動始末──解讀吳荻舟》(以下簡稱《始末》)。


在這五大塊中,「港澳工委」與「城工委」,是兩套平行的班子,具有不同的職能和分工。在中共內部,這兩套班子是平行的,但由於「港澳工委」是半公開的,而「城工委」是不公開的,所以很多時「港澳工委」的曝光機會較多,外界對它比較瞭解,這就自然而然地形成它實際上的領導地位。67暴動時,周恩來指示由「港澳工委」與「城工委」共同協調出一個「前線指揮部」,掛靠在新華社(因為這個指揮部是由新華社副社長祁烽領軍),說明「港澳工委」的地位略高於「城工委」。


所謂「二、三、四線」,應該是指打入「敵方」機要部門的個人或組織,他們的目的是長期潛伏,主要是為情報,但也有為長期做轉化「敵人」的統戰工作,更多的是構成中共散播在全社會的「線眼」。


紅線組織是指地下黨建立和領導的機構,包括具有象徵中共政權的新華社香港分社、華潤公司、中國銀行、招商局等,同時也包括自稱「愛國」的左派工會和學校等群眾性組織。


所謂灰線組織,是相對於紅線而言,是指一些表面與中共無關但實質由中共幕後操控的組織,或者是中共地下黨組織卻偽裝為非共的組織,或者是一些本身不是中共組織但由於當事人具有中共背景而在不知不覺間被轉化為親中共的組織。中共的「灰色組織」策略可以說是源遠流長。早在1930年代開始,為了武裝顛覆以國民黨為代表的中央政府,中共在其比較有實力的地方固然建立了「紅色政權」,在其力有不逮的地方則建立所謂「灰色政權」[6]或稱「白皮紅心」的「兩面政權」[7],這些政權表面上仍然是效忠於國民黨,但該政權的關鍵人物都是傾向共產黨的。所謂「灰色組織」性質也是一樣。


根據吳荻舟的記載,67暴動中,周恩來十分關注這些地下組織會不會因為港共的極左政策而遭到破壞,他也非常關心一些高度保密的「二、三線組織」有沒有暴露,例如:


一,《67筆記》5月27日記載了周恩來的無奈:「總理問了反迫(害)委員會的幾個正副主任後,說『全面捅出來了』」。很明顯,周恩來是不滿有些人進入了鬥委會,暴露了身份。


暴動初期,《新晚報》「抗議團」到港督府請願,強迫副官聽他們讀毛語錄。根據吳荻舟遺文,中共特務早已佈置在港督府、機場等重要部門。他們被要求不要暴露。《消失的檔案》提供
二,《在聯辦的工作情況》(吳荻舟在隔離審查期間被要求說清楚的幾個問題,其女兒吳輝集中起來並冠以這個標題)記載了周恩來指示不要暴露一些秘密組織和個人:


7/6晚和朱、楊、馬、劉、呂(軍管代表)談指揮部組織問題。談前我傳達了總理關於鬥爭中要注意長期工作的指示(是下午大會結束後,和四處的同志一起聽的):
這次鬥爭要注意長期工作,不要把所有的力量都暴露出來,都使上去。
在港英要害部門的力量(四處同志提到機場、在港督身邊的點子)不要動。
(我想到1965年祁X、李國霖、張振南在北京談過因為我工會海員不願去西貢等地,放棄了許多陣地,並作出決定我海員不要放棄走西貢、台灣等線的船。我將此向總理報告並提出請示這次鬥爭是否也不要動?)在美國機構、船上的力量不要動。
從這番話可以看到,67暴動時,中共已經有人安插在港督身邊、機場、以及美國機構等。周恩來指示這些人以及能夠去越南西貢、台灣等的海員都不要暴露他們。


三,吳荻舟曾經親自命令馬上銷毀一批「二、三線」人物的名單,以免被港英繳獲後造成組織工作和情報工作的損失。


註釋:


[6] 見《灰色政權——項英的故事》


[7] 見王士花:抗戰時期山東農村兩面政權研究,載《史學月刊》2013年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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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67暴動始末─解讀吳荻舟》內容簡介之九


香港左派犯了上述五個嚴重的錯誤,使左派自身和中共整體都遭到嚴重的損失。政治上的損失是造成左派地盤縮小,而原本辛勤經營的「白蟻」群體以及他們的「蟻竇」都被「一鍋端」了,對地下黨網絡造成嚴重的損失。


左派地盤縮小的情況,李後在他的回憶裡說:


經過這次事件,愛國力量受到很大的削弱。港九工會聯合會的會員人數從事件前的28萬,減少到18萬多人。《大公報》、《文匯報》、《新晚報》、《商報》、《晶報》5家愛國報紙的發行量由原來佔全港中文報紙發行總量的三分之一,下降到十分之一。原來在香港和東南亞享有聲譽的香港「長城」、「鳳凰」、「新聯」三家愛國電影公司,也失去了市場,從此一蹶不振。(見《回歸的歷程》 pp 60-61)
除了地盤縮小外,很多地下黨員(「白蟻」)和組織(「蟻竇」)都曝光了。


吳荻舟的文稿中,有一篇標示為「絶密」級別的文件《對港澳工人五一觀光團談話記錄》,是他在1966年5月4日接待港澳工人時的講話,透露了一個秘密,原來中共有一個不為人知的「白蟻政策」,希望透過埋藏在各地的「白蟻」,不聲不響地對所在地起蛀蝕作用,直到有一天大廈倒塌。


根據該文件,吳荻舟說:


(四)工作方式方法問題
要像白蟻一樣做工作,一聲不響,把整個屋子咬爛。要學習白蟻的精神。做到了這樣,便是功夫下到了底。要如此,就要活學活用毛主席的思想。
要學白蟻的話不是我說的,是中央同志說的。
你們這次回來,學了不少東西,有用,但也不能照搬。否則你們在香港站不住。你們不要以為反正身邊有幾十萬工友,隨便鬥他一場不要緊。
你們的生活不要特殊,一定要聯繫群眾,生活上樸素。生活困難一些,為了世界革命,準備挨他十年二十年,甚至一輩子。
筆者理解這番話,是要左派工會學習「白蟻精神」,為世界革命準備挨一輩子,以便把所在地(整個屋子)咬爛。這其實是很陰險的一招。而他更強調這是中央領導的政策。
從吳荻舟這一段話,我們可以研判,67暴動的政治惡果之一就是港共「以為反正身邊有幾十萬工友,隨便鬥他一場不要緊」(吳荻舟語),卻不慎因此破壞了中共這個「白蟻政策」,暴露了中共的地下工作網絡。


那麼誰是「白蟻」?什麼組織是「白蟻」的「蟻竇」?67暴動暴露了那些「白蟻」及它們的「蟻竇」?當年的「白蟻」兵團及其「蟻竇」今天仍然存在嗎?如果是,則他們人與組織都在哪裡?這些都是很有趣味的問題。由於筆者沒有確切的資料,而且也可能涉及很多今天城中名人,所以在拙作:《香港67暴動始末─解讀吳荻舟》(以下簡稱《始末》)一書中不能就此問題展開來談。但在這篇短文中,倒不妨介紹一些筆者接觸到的資料,可能有助於讀者瞭解這個問題。


去年(2017)火石文化有限公司出版了一本書:《誌.青春——甲子回望<青年樂園>》,作者是諳熟《青年樂園》的陳偉中。陳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學念哲學博士時,就曾經以《青年樂園》為研究對象,分析中共地下黨如何透過一些政治色彩不明顯的文藝刊物來達到他們發展黨員以及佔據各條戰線地盤的目的。 他在2016 年 6 月提交的博士論文題為:《「六七暴動」前後香港的左派文藝刊物 ── 以《海光文藝》、《文藝世紀》、《青年樂園》為中心的研究》(以下簡稱「論文」,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收藏了該論文)。論文以上述三個刊物為案例,詳細分析了中共地下黨在香港文化界的秘密工作,作者選取的這三個不同刊物分別隷屬於中央僑務委員會、廣東省省委、港澳工委管轄。從這裡可以看到,單在文化戰線就有來自中央、廣東省、香港三個層級的權力機構在香港運作。這種情況,據筆者瞭解,在其他戰線亦然(包括情報、金融、經濟,這是中共組織運作的一個規律)。陳先生詳細介紹了這三個隷屬不同層級的文藝刊物的工作性質、對象、「六七暴動」前的蓬勃和「六七暴動」後的凋零。這三個層級權力機構在香港設立的秘密組織,也就是上文提到的所謂「灰線組織」, 嚴格來說,它們就是潛存的「白蟻」的「蟻竇」。為了說明問題,論文作者繪畫出三個組織結構圖(原論文的圖8,9,10,見本文附錄截圖)。從這三幅圖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三個組織在香港既成立了「紅色機構」(例如中央層級的僑務委員會在香港設立公開的「香港中國新聞社」),然後又在它之下設立一些 「灰色機構」(例如「香港採風社」),而透過這些灰色機構吸納人才並將影響力伸向全社會。這些灰色機構以及他們伸向社會的可以說就是「蟻竇」和「白蟻」。


陳先生在他的論文中,詳細分析了地下黨如何通過很多表面上非政治化的活動,而實現了政治化的目標。67暴動的時候,這些潛在的「蟻竇」和「白蟻」們,都被動員走上「反英抗暴」的第一線,違背了中共規定的「隱蔽精幹,積蓄力量,長期埋伏,以待時機」這種對「白蟻」們的要求。在眾多的「蟻竇」中,暴動前的《青年樂園》可以說是最具影響者之一。


關於《青年樂園》的中共地下黨性質,還可以參考許禮平︰〈記《青年樂園》週刊〉,載《蘋果日報》2014年03月16日和梁慕嫻:〈我所知道的《青年樂園 》〉,載《明報月刊》2017年五月號。這個「蟻竇」被封,可以說是中共地下黨一個很大的挫敗。
https://www.hkcnews.com/article/ ... D%E6%9B%9D%E5%85%89

《香港67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內容簡介之十


俗語說:「殺敵一千,自損八百」,香港地下黨擬通過癱瘓香港達到迫使港英投降從而像澳葡一樣交出實質管治權的圖謀,固然對香港經濟造成很大的損害,但是他們不知道的,是這種極端行為,同樣對中國大陸的經濟帶來嚴重的損失。從吳荻舟的《67筆記》中,我們看到暴動開始才不久,馬上出現對中國的不利影響:


一,中國在香港的銀行系統(那時共有9家)受到提款潮的衝擊


根據吳荻舟記載,中國銀行在5月24、25兩天內就被提走1190萬港元(見《67筆記》5月26日條)。這個損失有多大?大家可以從幾方面分析:


1)同整個暴動期間北京給與香港的暴動津貼才2000萬,則被提走的數額是非常大的(對比當年物價:1967年灣仔一個300呎洋樓是3萬元,其他地區在2萬元左右(見《信報》2013年4月20日文章:1967)。換言之,兩天之內的損失,在當時足以購買500套小型單位。




《華僑日報》1967年5月18日報道九龍多處宵禁,數間銀行玻璃被砸。外資流失,經濟大受影響。《消失的檔案》提供
2)根據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2008年發表的《香港的發展:1967-2007統計圖集》,1967年全港外匯儲備24億港元,而廣泛意義的貨幣供應(即M2)是100億港元。中國銀行系統兩天內被提走1000萬,相當於全港貨幣供應量的1/1000,不可謂不大。


3)1967年中國外匯儲備是2.15億美元,當年人民幣對美元是2.4618(資料來源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外匯管理局《中國曆年外匯儲備》),外匯儲備折合人民幣是5.3億。當年人民幣對港元的匯率是每100港元對33元人民幣。兩天之內流失1000 萬元,即330萬人民幣,相當於中國外匯儲備的0.6%,這個流失率對中國的外匯儲備帶來嚴重的威脅,按照此流失率,半年內中國的外匯儲備就會消失一半。僅此一個事實就是暴動難以延續下去的一個重要原因。


二,中國的外匯積累工作受到影響


吳荻舟記載:恆生經理利國偉(利銘澤的侄子)說:我銀行(筆者按:指中國在港的銀行)過去每日購1000萬英磅,現已停止購買。他估計有幾個原因:一、我銀行儲備減少,二、我儲備到一定時候,一起購進,使匯豐措手不及,三、我資金用在鬥爭上,無法再購英磅,四、從其他地方購買,但此種可能性不大。(見《67筆記》6月6日條)


三,中國的外貿大受影響


左派發動罷工,固然會為居民帶來不便,但直接損失的卻是中共自己。吳荻舟《67筆記》在6月27日記載了罷工對中國外貿出口帶來一團糟的局面(詳該天的解讀)。


整體的損失可以從國家統計局1966-1969年期間(即對比暴動前後)從香港取得的貿易盈餘(trade account)和僑匯(capital account)的變化情況(見附表)。兩個賬戶在1967年都出現嚴重的下跌,其中貿易賬要到1969年才能回覆並超過1966年的水平,而最能反映民心的僑匯則到1969年仍然無法恢復到暴動前(1966)的水平。


為了應對左派發動的罷工罷市從而影響香港的供應,港英當年努力開闢新的供應渠道。結果中國產品失去在香港的主導地位,而這個地位要等足足15年後才能奪回。拙作《香港67暴動始末—解讀吳荻舟》 引述黃慶林《中國在港澳地區的市場保衛戰:1949-1978》一文披露:


1967年5月「反英抗暴」鬥爭爆發後,香港出現群眾大罷工,粵港間水陸運輸幾乎中斷,內地各口岸已裝貨船隻無法開行......因商品供應減少,對香港運輸量同比下降35.6%......港英當局企圖擺脫對內地商品的依賴,採取了相關政策,當局鼓勵本地農副業生產,並派出官員分赴東南亞等地尋求食品來源,甚至遠赴歐美活動。與此同時,蘇聯、東歐國家、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以及台灣當局則乘機採取降價等辦法爭奪香港市場,內地商品在香港市場的絶對優勢地位動搖。1968年上半年,內地商品較1967年同期減少16.35%,佔香港進口總額的比重由24.1%降至19.1%,退居第二;日貨佔香港進口總額的比重升至20.4%,居首位;美貨比重也升至14.45%;台灣地區商品貨值劇增近1倍,佔香港進口市場的比重由第10位躍升為第5位;蘇聯貨值也劇增1倍多。
結果,根據黃慶林的研究,中共要等到1982年(足足15年之後)中國產品才能恢復在香港市場第一位的佔有額。可見這場暴動對中國出口貿易的潛在打擊的嚴重性。


從這裡可以看出,左派發動的暴動,不但傷害了香港,也對國家造成嚴重的損失。這些鐵一般的事實有力地駁斥了工聯會有人居然說暴動是「出於愛護國家,保護民族......利益歸於人民」,所以「可以理解和接受」的讕言。


https://www.hkcnews.com/article/ ... 3%E8%90%8E%E7%B8%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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