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革命修正主义头目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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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革命修正主义头目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


前 言

毛主席说：“在拿枪的敌人被清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拚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

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揪出的前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就是一个不拿枪的最凶恶的敌人。邓拓，男，五十四岁，民主革命时期就是叛徒，漏网的大右派。从一九五八年起，窃踞前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职务，达八年之久，是彭真、刘仁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中苏斯洛夫式的人物，“三家村”黑店的掌柜和总管，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最反动最顽固的资产阶级代表。这个居心险恶，手段毒辣的大野心家，怀着对无产阶级的刻骨仇恨，利用他篡得的职权，向党中央和毛主席进行了最恶毒的攻击，散布了大量的毒寨，腐蚀毒害群众，对革命群众实行了最残酷的资产阶级专政，是一个罪恶累累的反革命罪魁

一、邓拓是一个反党老手，漏网的大右派，长期恶毒地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

（一）邓拓是蒋家王朝的一条忠实走狗

早在三十年代，邓拓就干着拥蒋反共的罪恶活动。从他一九三七年写的《中国救荒史》这部黑书，就可以清楚地看出邓拓的叛徒和反革命分子的丑恶嘴脸。

邓拓在这部黑书中，竭力无耻地美化和歌颂蒋家王朝。他硬说国民党反动派实行的对人民敲骨吸髓的“救灾”措施“成绩显着”、“极为周详”、“胜于前代”、“行之甚力”！邓拓在书中不放过任何一个为蒋家王朝涂脂抹粉的机会。如蒋介石在一九三三年搞了一个“十省粮食会议”，以“救灾”为名，实则筹办粮食模备发动对中央苏区的五次“围剿”。邓拓大肆吹嘘这个“会议”说它“兴办了谷仓”，是蒋匪邦的一大“功级”！在这部书中，他不仅通过大骂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来影射攻击共产党和工农红军，而且公开咒骂革命根据地和红军是“匪区”、“匪患”、“匪祸”，甚至杀气腾腾地叫嚣要“剿匪”、“讨赤”、“歼灭赤区”！为了维护蒋家王朝摇摇欲坠的统治，邓拓还向蒋介石出谋献策。邓拓认为“流寇、盗贼之啸聚倡乱，十九由是（即指灾荒）而起”。面对人民大革命的暴风骤雨，邓拓给国民党反动派上的“治安疏”是；除蒋介石武装“剿共”硬的一手之外，还建议反动派采用“软”的一手，即装腔作势地作一点点“救济”，欺骗人民。他提出了“消极救济论”、“积极预防论”、“临时治标之政策”、“灾后补救政策”以及“改良社会条件的具体政策”等等，应有尽有，充分表明邓拓是拥蒋反共、死心塌地的反革命分子。

邓拓这部黑书，在一九五八年由三联书店重新出版。邓拓除删去特别显眼的公开咒骂红军、歌颂蒋介石的文字外，其余所有美化和歌颂蒋家王朝的部分，一概照旧，这就再次证明邓拓这个叛徒对蒋介石的“无限忠诚”，对中国人民的无比仇恨。一九六一年当我国遇到严重自然灾害时，邓拓竟要三联书店又出版了一千册，他在再版中并写道：“就一般状况来说，我国历史上的每次大灾荒的来临，常与土地兼并与集中的过程相联系”。明目张胆地攻击人民公社化运动，妄图把农业引向单干的资本主义道路。

（二）邓拓是个漏网的大右派

1. 写文章，向党发射毒箭。一九五七年五月正当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邓拓化名卜无忌写了一篇《废弃庸人政治》，攻击我们党是“庸医司性命”，“要害死人”的。攻击我们的政治工作、人事工作是“庸人自扰”， “大部分是不必要的”。说我们党是官僚机构，要“彻底反掉”。攻击我们党“贪大喜功”“自我陶醉”。

他还要我们党在右派攻击面前“放手、放手、再放手”听任右派夺取领导权。

邓拓作贼心虚，不敢用他的真名，化名叫个卜无忌。卜无忌，就是不无顾忌。大家看，邓拓在有顾忌的时候，就这样恶毒地攻击党，他的话虽然没有说完，从这里可以看出，他骨子里对党有多么大的不共戴天的仇恨！

2. 和大右派分子林希翎一唱一和，恶毒地向党进攻。据大右派林希翎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二日交代，一九五七年右派猖狂进攻期间，一个星期日下午，邓拓亲自接见林希翎，并关起门来密谈三小时。林希翎的反动嗅觉是很灵敏的，通过这次谈话，她和她的同伙对邓拓这个人下了结论：“邓拓原来根本不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和我们一致的，他的许多论点非常精辟。”

让我们来看看“精辟”的右派言论：

⑴ 恶毒污蔑我国社会制度，颂扬资本主义制度。林希翎说：“官僚主义、个人崇拜的产生是与制度有关。”邓拓说：“是啊，譬如说当前青年中的虚荣心，名利观点很重，这与当前的许多不合理的制度有关系。”林希翎为一个被捕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到处奔跑，求救于邓拓，邓拓说：“现在到处都是官僚主义，没有办法。”又说：“我看，现在我们倒可以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

⑵ 攻击肃反运动。当他们谈到我国现在人与人的关系问题时，邓拓说：“由于肃反的原因，这些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确实太淡薄了，见面都是天气好，朋友互相之间没有一句多话。”还叹息地说：“这样做都没有什么意思了。”

⑶ 诽谤党中央和乇主席是“教条主义”，攻击社会主义没有自由。邓拓诽谤说：“我们报社这环境在教条主义的环境中，整天上面四面八方的意图影响着我们。到我们这里当记者一点意思也没有，这里的一些记者，都很苦闷，那里象你想象的那么自由，采访并不是按你们的兴趣选择的，而是为了完成任务，再多说一句也不行。”“特别恼火的是中央一些部，他们随便什么时候通知开会。不管白天黑夜开会通知你就得去，所以我们工作被动。”

⑷ 污蔑、反对毛泽东文艺思想。邓拓说：“中国关于文艺理论的书，根本找不到一本可读的。”

⑸ 煽动右派进攻，幻想变天。邓拓鼓励林希翎要有“决心”把反动小说写出来，并说：“三年后看看吧！要有这样的勇气。”

铁的事实、铁的罪证，充分证明邓拓是一个漏网的大右派。

（三）为铁托辩护攻击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

一九五七年一月，邓拓在北京石油学院作了一次国际时事报告，为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涂脂抹扮，恶毒地攻击我们党和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1．匈牙利事件发生后，铁托反对苏联出兵镇压反革命，我党发表“再论”文章点名批判了铁托，而邓拓却说“南斯拉夫同志也主张坚决反击，这表现了社会主义的坚决立场。”

2．邓拓为南斯拉夫接受美援辩解说“铁托也愿意作一个正直的共产主义者”。

3．邓拓在讲到“关于当的制度问题”时说“在领导方法上可以各显神通，不要把自己的创造认为是唯一，夸大成为新发明，要其它国家都非走他的道路不可，不要自封为马列主义的权威！”恶毒地影射攻击我们党和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四）破坏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反对八届十中全会

一九五九年八月，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庐山会议上猖狂地向党中央进攻，《人民日报》八月初发表了反右倾机会主义的社论。这时邓拓却在《前线》编委会上大唱反调。他说：“我们这一期没有发表反右倾的文章还是对的。对右倾也要具体分析，有的人是敌对，有的人可以出于忧虑。《人民日报》的社论分析的不够。”又说：“我们不要刮风，顶多人家说没味道。不要去迎合各种风，要从实际工作中讲理论。”看吧！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进攻，他就摇旗呐喊，制造“舆论”，这说明邓拓就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庐山会议后，邓拓不干工作，利用职权，到处收集材料写黑话，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喊冤翻案。例如：他写被罢官的米万钟的《米氏三园》的经过时，邓拓由《北京晚报》某些编辑陪同，驱车前往北大“考正”米氏三园，第二天，《北京晚报》即注销了马南邨的《米氏三园》，说什么：“燕南园以西，有个土坡，即米氏坟墓……”。借此文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喊冤。邓拓利用职权，招摇撞骗，收集材料，专门反党。

（五）攻击党的中医政策

邓拓攻击党的方针政策是无孔不入的，他在一九六三年北京市医院工作会议上，大肆攻击党的中医政策。他说：“中医的旧理论最糟糕，阻碍中国医学发展的是阴阳五行，讲的那么多，那么厉害，未免过火了。阴阳五行掩盖了客观规律。”他更进一步诬蔑说：“中医不科学，中医是一种唯心的、反动的东西。”中医是祖国的医学宝库，毛主席向来就重视提倡发展祖国医学。党的中医政策是毛主席思想的体现。邓拓攻击党的中医政策，就是攻击毛主席。邓拓夸大中医某些缺点，就是想达到全盘否定中医政策的目的。

邓拓还恶毒地攻击党的中西医结合的方针。一九六三年在中医院工作会议上，他提出：“中医就是中医，西医就是西医，中西怎么结合，怎么能成为新的医学派！”中西医结合政策实行以来，对保证人民健康，攻破一些疑难病症起了很大的作用，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是有目共睹的，可是邓拓却在好多场合攻击中西医结合的政策，造成职工思想上的混乱。

（六）写反动诗，发泄对党对毛主席的刻骨仇恨

邓拓在《人民日报》办报期间顽固地抗拒毛主席的指示，篡改毛主席的办报方针，毛主席曾经批评他是书生办报，死人办报，罢了他的官。邓拓因此怀恨在心。不断写诗作文，抒发其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刻骨仇恨。

他在离开《人民日报》时，写了一首反动诗说：“笔走（即逼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

一九六○年他写诗说：“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杀气腾腾，想向党拼命了。他甚至刻了一个私章说：“书生习气未能无”，公然对抗毛主席的批评。

邓拓在一九五八年前后到荣宝斋看古画，当时大发感慨，脱口说出“邓拓精神不死”充分地暴露了他对党对社会主义的刻骨仇恨。

二、邓拓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最凶恶的故人

（一）极力地贬低和攻击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到一个崭新的阶段。邓拓为了达到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恶目的，首先极力贬低毛泽东思想。

一九六○年七月他在一次理工科高校干部会上讲：“我们必须在实践中真正理解毛泽东思想是如何发展的？‘发展’的意义很多：使普遍真理具体化是发展；作理论能为广大群众所掌握也是发展；还有些（按：仅仅是‘有些’）是马克思未讲过的，的确是毛主席发展的。”邓拓这个大坏蛋把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贬低为仅仅“有些是马克思未讲过的”。

毛主席提出“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这一光辉思想，大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济理论。邓拓却恶毒地说：“‘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这个没有什么特殊，西方重农学派讲过，马、列都很重视。……”把毛主席的著名论点与资产阶级的重农学派相从拜论，这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极大污蔑。

邓拓还公开攻击毛主席指示，毛主席说：“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邓拓恶毒地攻击说：“光讲是个学校，不讲什么是价值法则，不能理解。”他反对学习毛主席语录，说：“光一两条语录是不够的。”

邓拓还公然反对毛主席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把工业部门的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他说：“如果说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那么，以工业为主导就不要了。我认为，轨道就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说转移也不对，好象我们根本没有以农业为基础”。这是明目张胆地歪曲和攻击毛泽东思想。

（二）假借提倡学习马恩列斯著作来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邓拓在前市委举办的干部训练班上作报告说：“要从实际出发，提出理论问题，追到马思列斯怎么讲，要查出原文，要查考在什么条件下，对什么人讲的，要究根究底，要查上下文。”企图引导学员把时间用到寻章摘句、烦琐考证方面去，去大翻马思列斯原著，而丢开毛主席著作和中央文件，达到他破坏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罪恶目的。

讲到怎样学习，邓拓提出要研究三方面的东西：①“实际中的真相、问题、情况”；②“历史的发展过程、变化”；③“马列主义原则”。根本不提学习毛主席著作，不提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实际上是要煽动人们假借研究这三方面的东西，寻找向党进攻的武器。

（三）恶毒地污蔑宣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是“作招牌”

“庸俗化”“贴标签”“教条主义”

一九六一年九月九日邓拓给积水潭医院全体职工作报告，大肆反对毛泽东思想。他说：“不要处处都以毛泽东思想作招牌”，“我们应用毛泽东思想研究医学不要庸俗化，贴标签，随便什么都加上个大名，尤如江湖假药”，“不能随便把哲学大刀在那都谈论”。他把用毛主席思想指导医疗实践，说成“作招牌”，把用毛主席思想指导科学研究，说成是“江湖假药”，把用毛泽东思想指导研究学术的方法说成是“哲学大刀”。邓拓这个大坏蛋，对毛泽东思想的刻骨仇惧恶毒污蔑无所不用其极。

邓拓还公开反对遇到问题从毛主席著作中找答案，他说：“什么问题都到毛主席著作中去找答案，这是教条主义“。

邓拓还攻击写文章引用毛主席语录是“贴标签”。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邓拓在一个会上说“刊物上的文章，不要贴标签，不是象传教士那样，所引一段之后就讲教义”。这种仇恨毛泽东思想的话同赫鲁晓夫一模一样，赫鲁晓夫正是污蔑我们是“教条主义”，搞“教义问答”。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邓拓在一个会上说：“不要用别人的话来做文章，马思列斯毛如何如何说，而实际自己的话只有三句。现在报刊的倾向是人云亦云，其中只有一点点新思想。”

一九六五年六月一日邓拓对一些编辑人员讲话时说：“现在宣传战线上千篇一律，我看把报刊都停了，省心省钱。”还说：“一般化地宣传‘毛选’学习，没味道，你们不要跟着起哄。”

一九六六年二月四日，邓拓在《前线》编辑部组长会议上说：“你们不要去解释毛主席著作，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发言权。问题解答也不要搞毛主席著作学习问答，这是摆权威架子。”还说：“要在重大政策上同毛主席思想挂钩（按：只是挂钩，这是竭力贬低毛主席思想），要从各方面出奇制胜，宣传毛泽东思想不要就是一种‘活学活用’。这样，时间长了，也就无人看了。”

（四）把《前线》变成为反对毛泽东思想的阵地

邓拓把持《前线》杂志，放了大批毒箭，反党反毛主席，他以《前线》作据点，公开和党中央、毛主席对抗。前两年，毛主席连续发表了很多重要声明，他一篇也不许转载。一至“九评”出来后编辑部人员屡次提出转载，他大加反对。他还恶毒地攻击“七评”，说：“这文章写得很不好！废话太多！”他对我们反修文章如此仇视是因为打在他的主子赫鲁晓夫身上痛在奴才邓拓心上！

邓拓不准《前线》刊登毛主席语录，不准《前线》开辟毛主席著作的学习题答。

为了抵制和反对毛泽东思想，邓拓让《前线》办成一个“杂家刊物”，“要拿出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篇幅，把‘杂家’的精神挤进去。”“要敢想敢说，的确敢于与多数人有不同意见，不是跟着乱喊，思想懒惰，随声附和”，“天天讲的东西不要讲，不要人云亦云”。《前线》杂志，就是在邓拓的反动思想指导下，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射出了一支又一支的毒箭。

（五）公然煽动青年不要听毛主席的话，不要读毛主席的书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三日，邓拓以大学部名义召集大学生座谈会，疯狂地向党向毛主席进攻。在会上他煽动青年，不要听党和毛主席的话，他说：“毛主席就从来没有说过让我们一定要听他的话。”

邓拓还在理工科高校干部会上讲：“对毛泽东思想的学习，不要停留在兴奋鼓舞”。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对学习毛主席著作怀着刻骨仇恨，也不准青年学习毛主席著作。

邓拓还反对安排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时间。一九六五年十月份，邓拓在近郊区区委书记会上谈小学四清运动时说：“……在时间安排上，不要把毛选学习安排进去，为什么搞四清把毛选学习放在一起呢？这样名声不好。”看他的用心多么恶毒！

三、邓拓极端仇恨党的总路线恶毒攻击大跃进

疯狂咒骂人民公社


（一）公开煽动牛鬼蛇神向三面红旗进攻

邓拓公然在党员训练班上讲：“对总路线及三面红旗的怀疑，需要经过时间才能完全克服。”邓拓还煽动对三面红旗不满的人说“思想要大活跃，关起门来，敢想敢说，除了我们还有谁提出问题”“大家都说什么，你也说什么，这不叫解放思想，不叫敢想敢说。”“如人家说大跃进，你也谈大跃进，这不算解放思想，不是敢想敢说。敢想敢说是不被束缚，不被框框（按。他所说的“框框”就是党的三面红旗）所套，真正提出自己的见解。”鼓动这些人要“大鸣大放”这是邓拓在明目张胆地煽动牛鬼蛇神向党进攻。

（二）恶毒地诬蔑三年大跃进

1. 诬蔑三年大跃进说“缺点错误是主要的”。一九六二年四月，邓拓在党员干部轮训班上说：“这几年灾荒是严重的，但是全国许多地方，灾荒不是主要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

2．诬蔑群众运动是“起哄”，是“制造”出来的。邓拓在同一个全上还说：我认为这几年产生的缺点错误“主要问题是主观主义和不走群众路线”。这几年的群众运动“好多是形式主义的，用起哄代替了扎扎实实的群众工作”，“是我打你通，我说你执行的办法，浪费了群众不少精力和热情。好象谁不熬夜谁就干劲不足，谁不到炼钢炉旁谁就是观潮派”。又说：“这几年是一哄而起强迫命令群众搞运动，制造群众运动。”

3．攻击火跃进“过头了”，“虎牌作风严重”。邓拓在干部轮训班公开地攻击“大跃进过头了”，“真理过一分就是荒谬”。他还诬蔑我们说，“大跃进，心太厚了。应该分两口吃的要一口吃”。这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攻击我们“好大喜功”完全是一个腔调。邓拓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九日，在市委举办的干部轮训班作报告时，公开攻击大跃进。他说：“大跃进的确有一部分过火了，特别是农业上，加上净夸，有些人脑子热了，确实是歪风，我们做了一部分荒谬的事，现在有一部分被迫退下来，不退不行，这一部分就是当初过了头的一部分。”他认为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是爱吹牛、浮夸。并说：“这个毛病还很大，许多东西不踏实，不与群众商量，瞎指挥，下命令，浮夸，不老实，咋咋呼呼的。象胡文虎出了许多药，都是虎牌的，只是程度不同的问题。有的虎牌作风严重的，虎牌作风要反对。”

4．攻击大跃进不“考虑比例”，“不符合马列主义”。邓拓诬蔑说：“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不够。例如，光知道按比例，但是根据什么条件来考虑比例，应该有什么样的比例，如何掌握比例，都不知道。我们在学习中应该摸一下，也许没有什么结果，也许会有结果。”这是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唱一个调子，攻击我们党是主观主义，盲目行事，大跃进是此例失调。他要大家摸一下，实际上是要煽动别人跟他一块儿反党。

一九六一年七月邓拓在大学毕业生政治工作会议上讲到“几年来（注：即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时诬蔑我们党“对革命和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认识不够，要求太急太快，把人家（注：指苏联），几十年办的事，一二年就要办完。这一点不符合马列主义，客观发展规律不可能！”又说：“今天革了，明天就革今天的，没有相对的稳定。民主革命后要推进社会主义革命，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但是，并不是如我们所庸俗理解的，即天天革，一浪跟一浪，跟得那么紧，不可能！”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邓拓就是这样公开地攻击大跃进，诬蔑毛主席。

一九六三年七月八日，邓拓在《前线》编辑部谈到出文章题目时，猖狂地、全面地攻击大跃进。他提出以下问题，

工业：研究“经济效果问题”。邓拓说：“过去只讲经济原则、政治方面的问题，不注意经济效果。”这实际是攻击大跃进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得不偿失”论。

农业：研究“土地盐碱化问题”。邓拓说：“现在农业方面的土地盐碱化仍未停止，原因很多。”“禹的治水方法（疏导）是符合自然规律的，鲧的办法不对头， 有人实际是继承了鲧的方法。”这是对党的诬蔑。还说：“现在瞎指挥也未停止， 要就这个问题讲点哲学。”

邓拓反对搞水利、修水库，他说：“中国古代大禹治水，就主张疏通，现在搞那么多水库，就象一个一个水盆顶在头上，真悬。”

商业：研究“货物是多了还是少了？供需间是悬殊大了还是一致？”他说： “应当说又多又少。就局部讲，某时某地货物可能多。商业过的是穷日子，穷日子过惯了。其实中国这么一个大国商品并不多。”这正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市场紧张”论。一九六三年供应情况已好转，邓拓是有意挑拨。

5．攻击我们党是“国民党作风”，大跃进是“上层建筑破坏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扬言要“向所有的人挑战”。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邓拓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在市委干部轮训班上，借讲“逻辑”的机会，恶毒诬蔑基层干部，大肆攻击三面红旗，矛头指向党中央， 他说：“反映情况不正确。你要好，好的全来了，你要坏，坏的全来了。结果许多工作受损失，不是几本书能讲完。”

他说：“共产党员可以是国民党作风，如通县许多伪政权的作风都来了，你说这是什么作风！上面稍有一点意见，他就变本加厉的胡作非为，这是国民党作风。特别是新区，说什么有什么！为了拿指标受奖，他什么都来，是上层建筑破坏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他竟狂妄地扬言说：“我这个意见耍公开发表，向所有的人挑战！”

他说：“这种类比的方法，在几年大跃进中用得特别多，如敢想敢说，看到棉花与大麻子接在一起棉花长得特别大，就想到把丝爪结到大葫芦上。类比推理使用人的联想作用，容易出毛病。

他说：“我们现在书记一边搞试验田，一边在推广，叫别人也搞。你怎能推广还在假设阶段的东西？”

一九六一年七月，邓拓在密云水库开的一次会上大骂修水库的同志们，他诬蔑说：“你们修这个大水库，把几万移民轰出来，上不听党的话，下不管群众的死活，你们有良心吗？你们和殷汝耕、伪军、伪警察有什么区别？”

（三）恶毒攻击人民公社的建立“缺乏充足理由”鼓吹“包产到户”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邓拓在第一期党员干部轮训班讲逻辑问题时说：“有人说：所有人民公社都能增产。这判断本身就是错误的。有的乡干部动员群众时说：把劳动力组织起来建立人民公社，就能年年增产，生活就能过得好。一听就知道，这样判断本身就很武断。如用形式逻辑看，缺乏充足理由。”

他还曲折隐晦地讽刺说：“参观徐水，人家几个月就要进入共产主义，我们还带着资产阶级的脑瓜子，一下子就想消灭资产阶级思想。把最高的理想当成现实，具体反映了我们辩证法水平低！”

一九五九年邓拓到石景山公社调查人民公社时，不和贫下中农座谈，却找来一个反社会主义分子冯运浡密谈两小时之久。冯运浡是日伪时期的警官，国民党时期又是伪七十军军官。他对共产党有刻骨的仇恨，曾在生产队社员大会上宣读了一篇长达四千余字的污蔑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的反动首论，并大肆辱骂农村干部，还主张宣扬“忠孝仁爱、礼义廉耻”的旧道德。

一九五九年所进行的人民公社调查，按照中央指示，是要用人民公社诞生一年来所表现出来的“一大二公”的优越性来反驳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污蔑。但是邓拓却利用这个机会搜集反人民公社的谬论，并且以后又把这个反动谬论，当作他写“杂文”的材料向党进攻。

一九六二年六月，邓拓在第三期党员干部轮训班结业会上说：“有些人认为个体经济越多越好，集体经济越小越好，这在实际工作中会有的。这里可以提到很高的原则高度，戴些主义、倾向的帽子，我们首先不要戴主义、倾向的帽子，应该作为政策问题好好研究。”在一九六二年八月第四期党员干部轮训班结业会上，他又说：“主张包产到户的人，他心里不觉得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是一片好心。这问题可以研究。各抒已见，充分讨论。”公开叫嚣实行包产到户。

四、组织“三家村”反革命集团，编辑《历史小丛书》，

招降纳叛，搜罗党羽，猖狂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

（一）“三家村”的滔天罪行

一九五八年邓拓在人民日报被罢官以后，怀着对党的刻骨仇恨，来到旧北京市委，窃踞了文教书记的职务，为他的主子彭真掌管宣传阵地，疯狂地制造反革命的舆论准备。邓拓钻进旧北京市委后，马上创办《前线》杂志，打着“红旗”反红旗，并积极搜罗反党分子。廖沫沙（旧市委统战部长）是一九三四年就攻击鲁迅的反动家伙，被邓拓招来作《前线》的编委，是给《前线》写反动文章的一员主将，“三家村”成立以前，他就在《前线》上发表了《论太岁头上动土》、《要学会算帐》等大毒草。“三家村“另一个坏家伙，吴晗，是个反党老手。一九五九年以来，更以海瑞为题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进攻。

一九六一年一月，吴晗在《北京文艺》上发表了大毒草《海瑞罢官》，把矛头指向庐山会议，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鼓励他们东山再起。廖沫沙在六一年一月二日发表了《脱“腊”》，说“腊鼓鸣，春草生”“在春天就要开始大干”，并公然为吴晗祝贺，夸奖他“破门而出”。在反党锣鼓紧密声中，一九六一年三月邓拓的《燕山夜话》上马了，在《北京晚报》上连续发表反党文章。不久，这伙反动透顶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由于他们反动阶级利益的需耍，他们迫切的要求联合起来，进行反党活动。于是，“三家村”这个“裴多菲俱乐部”式的反革命集团就形成了。

一九六一年九月，由邓拓控制下的《前线》编辑部出面，在四川饭店举行了“三家村”成立会。邓拓、吴晗、廖沫沙、肖远烈（《前线》编辑部主任）、李筠（《前线》编辑部文教组长）等五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神出鬼没来到饭店，挥霍着人民的钱财，干着反革命的勾当。在会上，邓拓提议在《前线》杂志上三个人合伙开办一个专栏，名叫《三家村札记》，吴晗、廖沫沙欣然同意。邓又出点子，说写文章用一个共同的笔名，叫“吴南沙”（过几天廖沫沙又觉得“沙’字不妙，改成“星”）。公推吴晗先写第一篇，并决定由李筠当“三家村”的联系人。会上吴晗还恶毒地攻击鲁迅，说“鲁迅纪念馆，怎么能叫鲁迅博物馆呢？”“这是没有文化”。

一九六一年十月十日（正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双十节”），“三家村”的牌子正式挂出去了。吴晗写了第一篇文章《古人的业余学习》；廖沫沙写了第二篇文章《从走路和摔跤学起》。先后向党射出了两支毒箭。但是，邓拓看后觉得还不过瘾，说“头两炮，没有打响，这两篇文章言不尽意。”于是，他就赤膊上阵，抛出了最恶毒最反动的大毒草《伟大的空话》。污蔑我们的党“爱说伟大的空话”，咒骂“东风压倒西风”是陈词滥调，是《伟大的空话》。说什么“到了有话非说不可的时候，说出的话才能动人。否则内容空虚，即使用了最伟大的字眼和词汇，也将无济于事，甚至越说得多，反而越糟糕。”

《伟大的空话》这篇大毒草在发表时，邓拓怕他的反党面目一下子被革命人民识破，又在原稿上删去了两段攻击党的最露骨的字句，现将发表的文章和原稿对比抄录如下：可见邓拓用心之阴险毒辣。

1．“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不少。如果你随时留心，到处可以发现。说这种话的人，有的自鸣得意……”。

原稿是“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不少。如果你随时留心，在报纸刊物和某些会议上，特别是在某些外交场合中，到处可以发现，说这种话的人，有的自呜得意……”。

2．“你说这叫做什么诗？我真为他担忧，成天写这类东西，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如果不看题目，谁能知道他写的是个野草颂呢？但是这个孩子写的诗居然有人予以夸奖，我不了解那是什么用意。”

原稿是“你说这叫做什么诗？我真为他担忧，成天写这类东西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要不得古人说诗从放屁来，这个孩子写的诗居然有人予以夸奖，我不了解那是什么用意。”

邓拓一抛出《伟大的空话》，廖沫沙、吴晗又进一步大刮妖风，于是《怕鬼的稚谑》《赵括和马稷》《说道德》《专治健忘症》等大毒草纷纷出笼。“三家村”的进攻达到了疯狂的程度。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当时即激起许多革命同志的反对，戚益、张文清等同志给《前线》写文章，对《专治健忘症》《说道德》等毒草提出了严正的批判。可是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对革命群众的批判恨之入骨，他们利用职权，猖狂地压制批评，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把批评稿件一律退回。邓拓还指令《前线》编辑部把批评《说道德》的文章送给吴晗看，给他通风报信，于是吴晗又发表了《再说道德》进行反扑。

戚益同志的文章对邓拓《专治健忘症》进行尖锐的批评，一针见血地抓住邓拓反党的反动本质。邓拓见到这篇文章后，暴跳如雷，可是铁证具在，想抵赖又抵赖不了，于是耍了个花招，给“三家村”的忠实走卒，《前线》编辑部主任肖远烈写了一封信，妄图否认攻击党中央的罪行。现把原信抄录如下，请大家看看这个反革命分子的狡猾阴险伎俩。

“肖远烈同志：此文请你和编辑部各同志考虑，发表与否和在那里发表，以及发表的方式，我没有意见。我只觉得这位作者似乎把问题说得太曲折复杂，提法过于严重了。三家村的文章一直都是强调比较正面谈问题和介绍知识，不赞成用隐晦的或影射的方法，因此它的每一篇还是直接照着原文的意思解释为好。你看如何？杂文的写法怎么搞好，这个问题长期以来是许多作者感到苦恼的，你们大家研究一下，也有必要。 邓”

一九六二年九月，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向全党和全中国人民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牛鬼蛇神心惊胆战，邓拓写完《三十六计》，《燕山夜话》下马。但是，他们为了继续保持《三家村札记》的阵地，继续发动进攻，邓拓又密谋召开第二次聚餐会，地点还是在四川饭店，出席的人员照旧。在会上肖远烈、李筠又一再吹嘘《三家村札记》反映“不错”，‘有知识”，要求三家村继续写稿。廖沬沙凭着反革命的政治嗅觉，觉得形势对他们不利，说“题目不好出”，邓拓却说。“题目多得很，还是照过去的办法办吧！”经过这次“打气”，三家村又继续向党射出了大量毒箭。

一九六三、一九六四年，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吴晗的反动道德观，先后在报上受到公开批判。尤其是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一九六四年六月毛主席就文化革命问题作了极为重要的指示，沉重地打击了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三家村”反革命集团觉得实在混不下去了，于是在邓拓写了一篇《遇难而进》的毒草后。反革命的“三家村”于一九六四年七月收了摊了。

从六一年十月到六四年七月，《三家村札记》共发表六十七篇毒草，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犯下了滔天罪行。这些毒草的反动本质，在姚文元、戚本禹等同志的文章中，已经作了深刻的充分的揭露和批判。《解放军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报判也登了详细的内容摘录，并加了按语，进行了揭露。这里就不一一分析了。

（二）大肆为封建主义招魂，以服务于资本主义复辟

《历史小丛书》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个阵地。从这个阵地上，射出了很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箭。邓拓为了实现他反革命复辟的政治野心，极力帮助吴晗扩大这个阵地，妄图使《历史小丛书》“象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历史小丛书》编委主任是吴哈，编委有廖沫沙，掌柜是邓拓。这个编委会在四川饭店开过八次会议，每次都大量挥霍人民的血汗。每次开会，都要发泄一通反党言论，如有一次廖沫沙说：“我的‘有鬼无害论’受批判了！”吴晗说：“这有什么，你不敢写，我敢写！”吴晗说：“小丛书要出几百种。”邓拓说：“还要出几千种呢！”廖沫沙讥讽为工农兵服务说：“杜甫、海瑞、醉翁亭记、岳阳楼记，都是帝王将相的东西不能介绍，那工农兵有什么作品可介绍呢？”吴晗吹捧自己说：“高等学校教师还得找我讲讲怎样读通鉴。”吴晗主张出版《幼学琼林》，廖沫沙主张出版《聊斋志异》。这伙反动透项的反革命分子，互相吹捧，互相鼓励，疯狂地制造反革命舆论准备。

一九六一年，邓拓在《历史小丛书》编委会上叫嚣：“《历史小丛书》越多，影响就越大，我希望它万寿无疆。”同时，他野心勃勃要《历史小丛书》出版几千本，把每本书“救活”。这个编委会就是一个裴多菲俱乐部。

邓拓的复辟活动是无孔不久的。他主张：在和平门外琉璃厂搞个“文化一条街”，实际上就是要搞个“复古一条街”。仅有“复古一条街”他还嫌不够味。竟还主张卖古玩、古画的售货员一律都穿长袍马褂，会吸烟的，一律都吸大烟袋，商店冬季取暖一律都烧炭火盆。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邓拓的灵魂是多么肮脏、丑恶、反动。

（三）招降纳叛，搜罗党羽

一九六二年夏，邓拓命崔月犁（旧市委常委）找人介绍他到大右派叶恭倬家里看古画，见面后邓拓献媚地向叶恭倬说要拜他为师。这可以看出邓拓和大右派是一丘之貉。

一九六三年初，邓拓把卢松安组织的《易经》研究小组塞进哲学学会进行活动。这个小组成员很复杂，有国民党的中央监察委员、“接收”大员，尽是一些官僚政客。卢松安是刘仁的老丈人，邓拓对卢松安这样热心，就是为了讨好刘仁，报答刘仁的庇护之恩。

一九六二年，邓拓从琉璃厂一家收购古书画的书店那里，打听到曾当过伪“康德新闻”编辑局长的于乃椿藏有古书古回，邓拓就亲自坐着汽车登门拜访，搜求书画，和他谈古论今，对他大加称赞。于乃椿是个汉奸，对这样的人竟然这样欣尝，完全证明了邓拓这个叛徒的本质。

一九六五年编印《北京画册》时，摄影力量不够，邓拓要用一九五九年编印画册的摄影人员。这些人员大部分在“五反”中犯了错误，有的是千字号的贪污盗窃犯，有的已送农场劳动教养，邓拓明知道这些情况，却说：“这类人没关系，只要有技术，把他们调回来好了。”当时有人不同意邓的意见，没有立即行动，邓拓却一再催促，并批评他们迟迟不办。在他的一再坚持下，终于把这些人调了回来。这些人拿着市委的介绍信，得意忘形地说：“拍完照后再不回农场了……。”从邓拓使用这些坏人的事实，清楚地说明了他的反动立场。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姚文元同志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揭穿了吴晗写《海瑞罢官》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但《北京日报》竟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九日发表了一篇署名李振宇，（河北北京师院历史系学生）题名《海瑞罢官是一出较好的历史剧》的大毒草，恶毒攻击姚文无同志的文章，公然为《海瑞罢官》热烈捧场，为吴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辩护。邓拓闻知，如获至宝，立即打着“学术批判”的招牌，利用他的职位要大学部通知河北北京师院党委“不要对李振宇进行批判，对他积极参加讨论应抱欢迎的态度，要鼓励他”。这多么露骨地暴露了邓拓的反动本质，他对毒草是那么热烈的表示欢迎，明目张胆地鼓励这个毒草作者散布反动贯论的“积极性”。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急先锋吴晗，在北京教师进修学院历史讲座中，吹捧邓拓在《历史研究》发表的文章，说：邓拓“根据丰富的材料，指出从明朝万历后期到清乾隆这一段时期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他所根据的材料是在北京门头沟煤矿进行实际调查获得的”。并说“从这些矿坑业主的后代手中，邓拓同志得到了一百三十七张契约”。邓拓为了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博学、多知”的、驾凌于党之上的“杂家”，和社会上一些封建的资本主义的渣滓来住密切，勾勾搭搭。

一九五九年编印《北京画册》时，邓拓指定编辑人员找一幅反动画家陈半丁的画，刊在画册上。当时了解情况的同志向邓拓说，陈半丁政治上反动，是否不选用他的回，邓拓却认为“无所谓”。在邓拓的授意下，陈半丁画了一张恶意攻击党的百家争鸣方针的画。编辑提议不用，而邓拓却说：“叫他把题词改一下不就得了嘛！”摄影人员不得不采用特技，改头换面把修改后这幅词不达意的所谓《桃柳鸣春》的暗箭编进了《北京画册》，赠送给国际友人，并在书店公开发行。

（四）做贼心虚，为叛徒李秀成辩解

一九六三年四月间，戚本禹同志写了《李秀成自述》一文，揭露李秀成投敌叛变，是出卖农民起义的叛徒。邓拓做贼心虚，千方百计地攻击戚本禹同志，他在一次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召开的会上，攻击戚本禹同志的文章，说：“这篇文章的基调是错误的，不能这样否定法，这样否定，历史上所有的人都没有可背定的了。”一九六四年经过辩论，李秀成是个叛徒，已得出结论。一九六六年二月一日，邓拓到北大历史系半农半读开学典礼会上还攻击说：去年对李秀成讨论，使李秀成“从英雄到叛徒”。按邓拓的说法，李秀成本来不是叛徒，而是我们把他讨论成“叛徒”的，这真是恶毒的攻击。完全暴露了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立场！

（五）搞阴谋，妄图逃避对“三家村”的批剥斗争

在报刊上对吴晗的《说道德》《再说道德》两棵毒草开展批判以后，邓拓一伙眼看包不住了，就策划搞假检讨、假批判。一九六四年八月，邓拓、吴晗都在北戴河开会，旧市委书记处就策划让邓拓写假批判吴晗的文章，让吴晗写假检讨的文章，妄图蒙混过关。

邓拓化名“金世伟”写了一篇题为《无产阶级对剥削阶级的道德是革命呢？还是继承？》的文章，文章中百般掩护吴晗，说什么吴哈在政治上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做过不少工作，只是在道德观点上有严重错误。吴晗写的假检讨的文章，题目叫做《是革命，还是继承？》，两篇文章题目一模一样。后来，他们怕这样做太露骨，暴露了“三家村”的反动面目，没有发表。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文汇报》发表姚文元同志《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从政治上揭露和批判了吴晗。炮弹打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急先锋吴晗身上，疼在“三家村”掌柜邓拓心上。邓拓秉承他的主子、反革命头子彭真的旨意，一方面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琪，范瑾等人密谋，组织人马，写所谓学术“批判”文章，在旧《北京日报》开辟“学术”讨论专栏，企图把这场严重的政治斗争拉向右转，变成“学术讨论”；另一方面，邓拓又把他一九六四年写的文章，改头换面，改题为《从“海瑞哭官”谈到道德继承论》，抛了出来，极力为吴哈辩护定调。跟着，李琪又抛出了《评吴晗同志的历史观》，再次为吴晗问题定调，开脱反革命罪责。这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就是通过这种卑鄙手法，妄图逃避对他们的批判斗争。

五、邓拓是个万字号的大投机倒把犯

（一）倒卖字画，牟取暴利

邓拓表面上装扮成“清白”，“学者”的架子，实际上是一个极端卑鄙的倒卖字画的大投机倒把犯。邓拓倒卖字画的罪行在一九六三年就被群众揭发，但旧市委反革命头子彭真、刘仁等一直包庇、掩盖他的罪行。现在我们仅举几件罪状，就可以看出邓拓腐朽丑恶的灵魂。

邓拓仅从宝古斋低价买进，高价卖给荣宝斋的三十四件古字画中，就获取暴利一万千三百六十三元。

共中每件牟利在千元以上的有五件：

新罗绢本山水 买价160元 卖价1300元 牟利1140元

新罗绢本山水 买价60元 卖价1200元 牟利1140元

王孟端山水 买价300元 卖价2000元 牟利1700元

王时敏山水卷 买价140元 卖价1200元 牟利1060元

八大山人花卉鱼堂 买价480元 卖价2600元 牟利2120元


买进与卖出的价钱相当悬殊，其中相差二至五倍的十七件，十至二十倍的十三件，二十五倍以上的四件，有的竟高达二百倍。其中：

石涛书画堂 买价4元 卖价800元 买价与卖价相差200倍

李方膺荷花 买价3元 卖价200元 买价与卖价相差67倍


倒卖字画从买到卖，间隔时间很短，有的甚至仅几天，如：

方士庶山水轴 买价40元 卖价250元 买与卖间隔23天

高南阜花卉 买价30元 卖价100元 买与卖间隔4天


邓拓在倒卖过程中，有些字画是利用职权，不用现款买，先把货弄到手，高价卖出后，再以低价付款，从中一转手，就获取巨额暴利。如邓拓从宝古斋拿走八大山人松鹤，当时没有付款，经过二十二天，将此画以900元卖给荣宝斋，得款后只给宝古斋100元作为买价。只这样转一道手，就净得暴利800元。

（二）与资本家拉拉扯扯，鼓吹资本主义经营

邓拓出于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的阶级的本性，和资本家臭味相投关系亲密，他经常请北京文物商店留用的业主，资本家到他家去喝茶、吃饭，亲如密友。有时邓拓还带着好烟好茶到文物商店去与留用的业主、资本家聊天，很是知心，常常聊到深夜十一、二点钟。

邓拓为了复辟资本主义，积极主张资本主义经营，叫嚷说：“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两个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种经营方式也必然同时存在，这是社会主义所允许的。”又说：“文物商店也不可能掌握好价格。什么叫价格？我这东西有人要就叫价格。你们管得了什么价格？”邓拓对文物商店的文物优先供应国家博物馆、图书馆，非常不满，说。“你们不是作买卖吗？赚钱吗？谁先来卖给谁嘛！”明目张胆的宣扬资本主义经营方式。邓拓以此作为自己的原则大搞投机倒把，牟取暴利，连文物商店留用的资本家也说：“邓拓比我们单干那会儿还搞得凶呢！”

（三）利用职权，劫取国家大批书画

邓拓利用职权，盗窃，霸占了大量的国家文物，下面仅举儿例：

1．在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二年间，邓拓拿走北京文物商店的书画，据不完全统计有400件之多，价值一万三千元左右，既不付款，也不还货，严重地影响了商店的正常工作。

2. 一个反革命分子交出“八骏图”、“百牛图”各一幅，都被邓拓霸占，一直没有下文。

3．市法院判了一件贪污案，脏物中有一件“神牛”的字画，判决没收已上交国库。邓拓知道后，就把这张字画要走了。后经文化局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赵鼎新“批准”，“送”给了邓拓。

4. 六一年邓拓为了把一幅《苏东坡画卷》霸为已有，竟不顾国家需要，不择手段与国家抢购，归他私人所有。

5．邓拓在北京市工艺品进出口公司仓库，看中了《五石古册页》等字画五件，打了个白条就强行拿走。经仓库保管员多次催促，五个月后才交回四件，另一件邓拓按收购价格给了三十二元（出口可换外汇港币七百多元）。

（四）讹诈欺骗，无恶不作

邓拓在政治上是一个反动透顶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也是一个流氓、无赖。仅举二例。

荣宝斋给邓拓裱坏了一张画，这张画邓拓用几十元买的，他硬讹诈荣宝斋一千五百元。

邓拓曾拿一个艺术价值低的瓷瓶，硬与北京市工艺品进出口公司换了一个明代宣德年间价值很高的古瓷瓶，后经公司长期多次催要，才被迫交回。

（五）写反党黑话——《燕山夜话》，发了一笔大财

邓拓的《燕山夜话》用了三十多万字，恶毒地咒骂我们伟大的党和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邓拓写这些反动文章还发了一笔大财。除去《北京晚报》上拿了一大笔稿费外，光是出版五本《燕山夜话》就拿走稿费一万零二百八十三元。邓拓为了倒卖字画，搞投机倒把活动，还预支稿费前后共达八次，共预支四千六百七十五元。

六、邓拓是一个灵魂丑恶，生活极端腐化堕落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一）邓拓经常不上班，成天到处乱窜，到荣宝斋、琉璃厂看字画玩古玩，并且勾结了黄胄、周怀民、吴作人、华君武等一批牛鬼蛇神，聚在一起大放毒气，投机倒把，无恶不作

邓拓家里的电话，不用内线电话，非用外线不可。电话室几次提出要给他换成内线他都不同意，说：“有很多朋友找我，我不愿打内线电话。”什么朋友？就是这一群妖魔鬼怪。什么目的？就是怕走漏了这个黑窝的风声。

（二）邓拓这个资产阶级老爷，经常喝王八血，

用金子煮水喝，妄想长生不死

吃东西非常挑剔，吃鱼要吃活的而且只吃鱼肚子和鱼头。一次炊事员上午十点做的鱼，下午两点吃饭时，说这鱼放的时间长了，不吃了。吃王八只吃四个爪尖和肥边。困难时期，市内买不到王八，就派人专程到通县去买，一次冬天晚七点多下着大雪，还让膳食科到一百多里以外去买。吃鸡只吃鸡头和翅膀。一九六五年十二月邓拓要膳食科给他买两只全身黑色当年生的六斤以上的公鸡，结果跑遍了所有的农场，最后好容易在巨山农场找到了，用汽车到100多里以外拉回来。买回后，他把鸡血抽喝了，叫把鸡再送回原农场，并且还要退回买鸡的12元钱。请看这是一个灵魂多么丑恶，多么卑鄙的家伙。

（三）邓拓在《人民日报》被罢官后，心怀不满，六○年初借养病之名，

跑到南方去游山逛水，几乎走遍了所有的名胜古迹，

根本没有一天在家休养，连下雨天都要出去，而且不坐火车专坐小卧车

在此期间，他写了一百多首反党诗，有名的大毒草“郑板桥”就是此期间在扬州写的。这那里是在休养，完全是怀着罢官后对党的刻骨仇恨，去搜集反党资料！

（四）暂时困难时期，邓拓每周都叫他的秘书到特指的地方

由人委开信买肉、鱼、虾、鸡、海米、青菜等

他下乡搞四清，不仅不吃群众的饭，连分团的饭也不吃，用饭盒带了包子、鸡子、肉，给他做了一碗汤也不喝，喝茶要自己带杯子。邓拓从来不在市委机关吃饭。他自己一天的生活费需四、五元，吃的非常特别，他的床不许别人坐，不赞成握手，提倡作揖，净玩古玩，完全是一套腐朽透顶的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

一九六○年，邓拓在友谊医院住院，有高干病室他不住，专要了一个单元，室内摆满了字画，古董鲜花，设备完全复古。在他住院期间，配备了六个警卫员、三个护士为他服务。此外还特意从积水潭医院调来一个护士专教他打太极拳。后来，由于心灵空虚，还令积水潭医院一个护士，四处为他寻找一只一个眼睛是黑的，一个眼睛是兰的长毛猫，陪同他养病。在医院里有专门厨师给他做饭，他还不如意，还把他家的厨师叫来指导。供给他外国专家吃的面包，他竟拿回家去喂鸡（当时正在困难时期）。

出院时，他还把一个大沙发床和价值一千多元的椅子（用医疗费特制的专治腰疼用的椅子），用大卡车拉回家中窃为已有。

邓拓的院内有一棵香椿树，锯掉树干，要木工给他取出树根，为了使树根完整，就用吊车让外拔，吊车不能进院就拆了一间房。树棍弄出来了，要木工把面刨平再上漆，当作他欣赏的古董。

看！邓拓就是这样一个灵魂丑恶、生活极端腐化堕落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前线》编辑部等革命同志整理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七日）

选自1967年4月「中国人民大学新人大公社宣传部印」之《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头目罪行录（揭发批判资料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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