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汝信：《风暴历程》（连载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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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节江青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及其《纪要》

1966年2月，江青在上海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文革中被称为“是我国文化斗争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次会议”。会后经毛泽东三次审阅修改后定稿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当时亦被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1】

带队参加座谈会的刘志坚【2】，文革后于1989年发表了回忆录《<</span>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产生前后》【3】。该回忆录尽管有不少套话，但并不妨碍它从不同侧面揭示了相当一部分历史真相。

一、江青请“尊神”

刘志坚称：“1966年1月下旬，林彪让叶群打电话给当时总政治部主管宣传、文化工作的我说：江青要找几个部队搞文艺工作的、管文艺工作的同志谈谈部队文艺工作问题。参加的人不要太多，只要四五个人，去几个什么人，你同萧华商量，把名单报‘林办’，最好萧华去。叶群还说：可能要研究三大战役的创作，你们准备一下。”

江青后来在1967年4月军委扩大会议上如是说：“这个文艺座谈会的纪要，是请了你们‘尊神’，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来攻他们，攻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才吓得他们屁滚尿流，缴了械。为什么这么有威力呢？就是因为有军队支持，他们怕人民解放军。”【4】江青的话，也就道破了真相——是她请的 “尊神”，而不是“尊神”去请她。

刘志坚把这个情况向萧华作了汇报。二人研究，决定座谈会由刘带队，总政文化部长谢镗忠、副部长陈亚丁、宣传部长李曼村参加。【5】

刘志坚称：

1月底，江青秘书电话通知我说，江青确定会议在上海开，你们2月2日就来上海。在出发去上海的前一天（2月1日）叶群又给我家里打电话，说林彪有几句话，要转达给江青，接着一字一句念了林彪的话，林彪说：“江青同志昨天到苏州来，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是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能满足现状，都要更加提高。”我一字一句记录后，叶群又叫我复述了一遍，她逐句作了核对。之后，叶群又交待，我们同江青见面后，首先要当面把林彪的话传达给江青。

林彪所说，大体上都是些应景的话，且仅限于部队文艺工作，公平地说，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并无过分之处。

刘志坚接着回忆道：“2月2日上午，我们一行6人（包括秘书刘景涛、编辑黎明）乘飞机去上海，为行动方便，6人都着便服，到上海后住延安饭店。”当天下午，江青叫刘等四人到锦江饭店小礼堂见面并谈话（张春桥【6】在座）。一开始，江青就宣布了几个不准：“不准记录，不准外传”，特别“不准让北京知道”。还查问他们带窃听器没有。接着，她就谈了一通文艺方面的问题。江青讲话后，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请参加座谈会人员一起吃晚饭。晚上同江青一起看电影《逆风千里》。刘志坚这里无意中“揭发”了陈丕显——座谈会不仅张春桥参与了，陈丕显也知情。

刘志坚又说，座谈会从2月2日下午开始，到20日结束。座谈会分两段：2日下午至10日为一段；16日至20日为一段。11天里，主要活动是四项：1.看电影、戏剧。这是座谈会的主要活动，先后看了30多部电影和三场戏。2.个别交谈8次，集体座谈4次。个别交谈时“因为江青规定谈话内容不许记录，我只好每次听江青谈话回来，就凭记忆给李曼村、谢镗忠和陈亚丁说一说，并让陈亚丁作些追记，以备回去作汇报用。”3.阅读有关文件和材料。4.江青接见《南海长城》的导演、摄影师和部分演员，同他们谈话三次。“在‘座谈会’期间，杨成武路过上海，去看了江青，同时也看过我们，说：江青抓部队文艺工作，机会难得，要很好重视。”



文革旗手江青

二、“纪要”首稿及修改稿的产生过程

在回忆录中，刘志坚以“‘纪要’的炮制”为题，叙述了“纪要”首稿的产生过程：“ 2月19日，江青说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她有事，暂告一段落，你们可以回去了。我当时想，看了10多天电影，江青谈了这么些没有条理的、零零碎碎的话，总得理出个头绪来，回去才好向总政党委汇报。于是我同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一起，根据江青多次谈话的精神和陈亚丁的‘追记’，逐段逐句进行了讨论，并由黎明记录，陈亚丁修改，写成了《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汇报提纲’）。”

以上叙述，至少使我们明白了如下几个问题：

1. 按刘志坚的说法，江青在谈话一开始就宣布“不准记录，不准外传”，“不准让北京知道”。江青强调谈话不准记录，不仅避忌自己的谈话外传，且更没有将谈话整理成文的设想。

2. 林办对江青的谈话如何处理，并没有作过任何具体指示，更没有要求记录江青的谈话，将其整理成文。

3. 《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是刘志坚本人觉得江青谈话重要，要向总政党委汇报，主动追记、主动整理而成。说难听点，是刘志坚自作多情。“纪要”的出笼，刘志坚等四人难辞其咎。

刘志坚称：“2月21日，我把‘汇报提纲’送一份给江青。22日下午，我们一行6人乘飞机到济南后，我给住在南山宾馆的林彪送了一份‘汇报提纲’，并简要汇报了座谈情况。林彪听了汇报后说：‘这个材料搞得不错，是个重要成果。这次座谈在江青主持下，方向对头，路线正确，回去后要迅速传达，好好学习，认真贯彻。’第二天（23日）上午，我们一行由济南回北京。”

“纪要”首稿（即“汇报提纲”）报到林彪处即获通过，可见林彪根本未予重视。事情坏就坏在刘志坚等人此番再次自作多情，主动将“汇报提纲”送了一份给江青，不料平地又起波澜。

据刘志坚回忆:

我们乘飞机刚到北京，在机场上即接到了江青秘书从上海打来的电话，说这个材料“根本不行，歪曲了她的本意。”“没有能够反映她的意思”，“给她闯了大祸”，还说“现在不要传达，不要下发”。并要我派人去上海，她帮助修改。她还说，她已告诉了毛主席，毛主席要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来参加修改。当天下午，我立即将上海座谈会的情况和林彪意见向萧华作了汇报，商定陈亚丁带原稿去上海参加修改。并向陈亚丁交待：江青要怎么改，就怎么改，有什么问题回来再说。2月25日，陈亚丁返回上海。

……

这次修改，题目仍叫《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结构仍分三个部分，但内容作了很大增删、改写，加进了许多座谈时没有谈过的东西。第二、三部分的“双八条”，增加为“双九条”。全文由3000字增到5500字左右。内容上的修改、增删，重要的有以下几方面：

……

3、为“文艺黑线专政论”进行理论上的论证。“汇报提纲”第二部分第一条是按江青的说法，写了“文艺工作中有一条与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未作论证。这次修改，加上了这一反动论点的理论根据，引了马恩列斯和毛主席关于文艺的一些论述。把这一段增改为：主席的这篇讲话从发表到现在已经24年了，“而文艺界在建国后的15年来，都基本上没有执行，被一条与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30年代文艺思想的结合。‘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等等，就是他们的代表，而这些论点都是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早已批判过。”还加了一句“十几年来，真正歌颂工农兵的英雄人物，为工农兵服务的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是中间状态的作品；还有一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

……

陈亚丁带着修改后的稿子回北京后，便把修改情况向我和谢镗忠作了汇报。3月1日，我批：“打印，除文化部自己所需外，送总政党委、宣传部、报社各一份，送我五份，拟批送林副主席、江青同志、萧主任、杨代总长等”。陈亚丁按批示，将修改稿打印了100份。

三、毛泽东亲自操刀三次修改

刘志坚接下来的回忆十分重要。回忆证实了江青所说，毛泽东对“纪要”“很重视”。对“纪要”的主要观点，毛不仅未有反对意见，而且亲自操刀，对“纪要”作了多处修改：

本来稿子修改结束时，江青说稿子经张春桥、陈亚丁修改后，她就“不管了”，可以“传达了”。但事后，她又在不征求我们意见的情况下，把稿子铅印了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很重视，对‘纪要’亲自作了修改。”毛泽东第一次审阅时，修改共11处，其中重要的有：

1．标题上加“林彪同志委托”6个字。标题成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2．把稿子第一部分中“江青同志在上海召集刘志坚……”改成“江青同志根据林彪同志的委托在上海召集……”

以上回忆文字关键之处，是刘志坚作为当事人指出，“纪要”标题上的“林彪同志委托”和正文中“根据林彪同志的委托”，均为毛泽东所加。官方编纂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也证实：“纪要”原题为《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毛泽东审阅时作了修改”。【7】

毛泽东加上“林彪同志委托”六个字，表面上是突出了林的地位，是对林的倚重，其实是不由分说、不容置辩地将林彪拉上了他的文化革命战车。



军人丛中的江青

毛泽东对“纪要”最重要修改处是：在“彻底搞掉这条黑线”之后，加了“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并在这一条之后，单独加了一段：“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主席说，他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地系统地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1962年十中全会作出要全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了。”由此可以得知，贯穿整个“纪要”的“文艺黑线专政”论等等，均为毛泽东本人的思想。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江青在上海找陈伯达、张春桥再次对稿子进行充实和修改，全文由5500字增加到10000字左右。据刘志坚称:

这次修改稿印出后，江青“又送主席审阅”。3月14日晚，江青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的全文如下：

“因为伯达同志乘的是下午四点多的火车，我托他带给你的那份座谈纪要，没有来得及看，他走后我才发现没有加红杠。他那份大概也没有来得及加。现送上加红杠的一份，请批示，双红杠是你改的，单红杠是伯达、志坚、春桥、亚丁四位同志和我一块商量着改的。好处是有些问题说的比前次的充分一些，缺点是长了一些，此外，也恐有不妥之处或不够策略的地方，请指出并修改。我只是不安，怕又影响你的睡眠，志坚同志明日回京，亚丁同志尚在这里等。你不要赶，他们的创作会议四月初才开。”

毛泽东收到江青的信和稿子后，“再次作了修改”。根据陈亚丁当时的传达，毛泽东第二次修改，重点是第二部分，在十几个地方作了内容的增删和文字的修改，……

……

毛泽东在作了上述修改后，于17日对江青的信和报送的“纪要”稿作了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

毛泽东这一批示，是写给江青的。毛“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纪要”这一做法，事前并无征求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又是“委托人”林彪的意见。事实上“纪要”此一原仅用于军内传达的文件，毛已准备将其推广至全国。

3月18日，江青又通知我和谢镗忠、李曼村去上海讨论纪要定稿问题。3月19日上午，我和谢镗忠、李曼村到达上海，下午江青就召集我们（还有陈亚丁、张春桥），看毛泽东修改过的稿子，并征求意见。……江青说：“如果你们没有意见，就算定下来了。”并交待说：“斗争很复杂，周扬在苏州养病，听说我在同你们座谈文艺问题，好紧张，跑到上海来看春桥，打听消息，春桥没有告诉他。你们回去后，没有正式传达前，不许外传，要保密，这是一条纪律，定下来，一定要守纪律。”还说“这个稿子要给林总一份。”她要亲自给林彪写一封信。当时，修改稿由张春桥拿去印成大字铅印稿。陈亚丁则为江青起草了给林彪的信。经江青修改后的信全文如下:

林彪同志：

根据你的委托，我于2月2日到20日，邀请刘志坚等四位同志就部队文艺工作问题进行了座谈。座谈后，他们整理了个座谈纪要送给你和军委其他领导同志，也送给我一份。我看了，觉得座谈纪要整理得不够完整，不够确切。因此，请春桥、亚丁两位同志一起座谈修改，然后，送主席审阅。主席很重视，对纪要亲自作了修改，并指示请伯达同志参加，再作充实和修改。我于3月10日到15日，请伯达、志坚、春桥、亚丁四位同志一起讨论修改后，又送主席审阅，主席再次作了修改，并于17日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19日，我又请志坚、春桥、镗忠、曼村、亚丁五位同志一起座谈，大家一致同意这一纪要。现将座谈纪要送上，请审批。

此致

敬礼！

江 青

1966年3月19日

刘志坚称:“当时林彪就住在上海，他收到江青的信和‘纪要’后，就把我找去，要我代为起草一封给军委常委的信。我让陈亚丁执笔起草了一个稿子送去，林彪认为调子太低，陈亚丁又改了一遍，加上了一些对‘纪要’评价的话，又送林彪审定。”

陈亚丁起草、经林彪审定的信全文如下:

贺龙、荣臻、陈毅、伯承、向前、剑英诸同志：

送去江青同志3月19日的信和她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请阅。这个纪要，经过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们反复研究，又经过主席三次亲自审阅修改，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16年来，文艺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文艺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极为广泛、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搞不好就会出修正主义。我们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不移地把这一场革命进行到底。

纪要中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完全符合部队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使部队文艺工作在突出政治、促进人的革命化方面起重要作用。

对纪要有何意见望告，以便报中央审批。

此致


敬礼！

林彪

1966年3月22日

注意林彪信中第一句“送去江青同志3月19日信和她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绝口不提这个座谈会是他“委托”的。连刘志坚都说，林彪这些话是颇费苦心的。

在此期间，毛泽东对“纪要”作了第三次修改。经过毛泽东这次修改，“纪要”就算最后定稿了。毛泽东对江青主持搞出来的“纪要”文本，三次作多处修改，倾注了大量心血。反之，林彪这位“委托人”，对此“纪要”却一字未改，不着点墨。显然，“纪要”的思想、精神是毛的而不是林的。

四、中央对“纪要”的批发

刘志坚随后谈及了“纪要”由中共中央批发的详细过程：

3月30日，我看军委常委们没有提出什么修改意见，都划了圈，就找陈亚丁修改以军委名义向中央和毛主席写的请示（即《军委的请示》）全文如下：

中央、主席：

军委常委同志一致同意《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认为这是一个在文艺工作方面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很系统很完善的文件，部队必须坚决贯彻执行。现送上这一纪要和林彪、江青同志的两封信，请审批。

军委

1966年3月30日

当日，即将“请示”、“纪要”和江青给林彪的信、林彪给军委的信，一起上报中央。因当时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到外地视察工作，不在北京，报中央的一份就送给了常务书记彭真。彭真看后，说一份不够，要20份。我又让人送去19份。3月31日，彭真办公室通知，要总政替中央起草一个转发“纪要”的批语，立即送彭真。批语全文如下：

“中央同意《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一文件很好，很重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抓住了当前文艺工作上一些根本性的问题。纪要对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形势的分析和所提出的原则、方针、政策，不仅适合于军队，也适合于地方，适合于整个文艺战线。各级党委应当联系本地区、本部门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认真研究，贯彻执行。”

彭真收到批语后，立即于4月1日以传文（66） 8748号批发“纪要”，分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核阅，同时另送陈伯达和康生。毛泽东于当日批示：“已阅，同意，退彭真同志。”4月2日康生在传文上批道：“彭真同志，这个文件很重要，写得很好。同意中央的批语。第七页有一句作了一点文字调整，请核定。”4月3日下午，我去看望中央文化部副部长萧望东，向他谈了上海文艺座谈会的情况。回家后，我着重看了林彪给军委常委的信后，感到我们替中央写的批语太一般化，当晚，我找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到京西宾馆，又起草了第二个批语，增加了几句讲文化革命意义和重要性的话。第二天送给彭真，彭真说，文件已经发出。第二个批语就没有用。

刘志坚在此再一次表现了他的积极性——“又起草了第二个批语，增加了几句讲文化革命意义和重要性的话”，彭真说“文件已经发出”，可能只是托辞，其实就是不买刘的账。到了4月中旬，刘志坚到上海修改“五一六通知”草稿及附件时，就曾“揭发”彭真称：新批语于4月4日送给彭真，“被他压下没有采用”。【8】4月10日，中央用传文的批语，以中发（66）211号文件，将“纪要”批转下达到县团级党委。



1967年5月《纪要》公开发表


这是中共建国以后第一个将江青的名字列入大字标题并为内文主角的中共中央文件。可以想见，毛泽东是如何煞费苦心，将他那本不为全党所知、默默无闻的老婆，推上了国家政治生活的前台，这亦为次月江青成为新设立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领导下”的中央文革小组排名第一的副组长，作好了铺垫。

4月16日，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了彭真的所谓错误。撤销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中央领导同志认为我们替中央起草的那个批语，对“纪要”的评价讲得还不够，要重写。陈亚丁根据中央领导同志口授的要点，重新写了一个批语，并交江青修改。江青找张春桥推敲了一遍，即送中央。

所谓“中央领导同志”是那一位？刘志坚“为尊者讳”，说了一半，又不愿意说明白。有研究者称，这位“中央领导同志”，指的就是周恩来。【9】 “纪要”批语的重写，这位“中央领导同志”起了重要作用，刘志坚对彭真“压制”的揭发，同样也起了重要作用。

5月2日，中央办公厅以中发（66）254号文件发出《关于收回第211号中央文件的通知》。通知说：“中央批发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在批语上中央有新的补充，现将已经印发的文件收回，限5月10日前由各级党委（党组）办公厅（室）负责，如数收齐，退回中央办公厅机要室，新的文件将于5月10日前发出。”随后，中央发出了有新批语的文件。新批语就是由陈亚丁起草，江青、张春桥修改后送中央的那一份，经中央审定后，还是以中发（66）221号文件发出，批语落款时间还是4月10日。

……

中央两次批转“纪要”都以机密文件下发的，传达范围限在县团级以上。在第一次批发后，中央办公厅还于4月15日发出通知，说：“中发（66）221号文件，不要登党刊，并注意保管，切勿遗失。”4月初，解放军报当时的负责人提议把“纪要”改写成社论发表，我请示萧华，他批准了这个建议。于4月18日以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社论，在解放军报发表。全文9800多字，把《纪要》的精神基本反映出来。社论发表后，引起了文艺界的关注。

刘志坚说轻了，社论的发表，何止“引起了文艺界的关注”！4月19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全文转载了这篇社论，4月29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六期，亦全文转载了这篇社论。这么大的动作，当然就不是军队几个人能决定的了。

五、全军创作会议

“纪要”在“为了使这次座谈的成果在思想上、组织上、工作上落实，建议军队采取以下措施”项下提出：“四月份召开创作会议。仿照江青同志组织这次座谈会的方法，把这次会议开好。要把这次会议当做一次学习毛主席文艺思想的骨干训练班，一次使部队文艺工作者投入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总动员。并在此基础上，对全军的创作队伍，逐步进行思想和组织上的整顿。”

根据上述要求，4月8日到6月11日，总政治部在北京召开全军创作工作会议，全军各军兵种、大军区的文化工作负责人和创作人员共249人参加。在两个月的时间里，会议分为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仿照江青在上海座谈会的办法，“看电影，破黑线”，共看了建国前、建国后及苏联的影片上百部，对65部存在各种“问题”的影片进行了批判【10】。第二阶段为破“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立“中共中央5月16日通知”。第三阶段也是最重要，最核心的阶段是破“八条”（即1962年文化部党组和全国文联党组提出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若干问题的意见》），立“纪要”。【11】

6月6日、7日两天，全体大会对总政文化部副部长陈其通、兰州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赵戈、武汉军区话剧团创作员所云平、八一电影制片厂艺术片室主任冯毅夫、昆明军区话剧团导演李廷魁、总政文化部作家白刃六人进行“重点批判”。8日的总结发言和9日的领导讲话都对以上六人作了点名批判，把前任总政文化部长陈沂、宣传部长姜思毅和时任文化部副部长陈其通划定为“部队里黑线的主要代表人物”。除大会批斗，还在中小会上批斗了56人，总计有62人被批判斗争，占与会人数近1/4。

全军创作工作会议结束后，规定各单位“仿照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和这次创作工作会议的开法”，回去继续开会，“大破黑线”，“对混入军队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要进行彻底批判。”被批判同志的材料都转给本人所在单位，他们回去后继续被批斗。会上示范的看电影、找黑线做法推向全军全国，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和有严重错误的影片扩大到400多部，建国以来创作的绝大部分电影、戏剧、小说、诗歌、音乐、美术等作品被划归“文艺黑线”的产物，遭到扼杀和禁锢。【12】因不堪忍受沉重的政治压力，广州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周洁夫、济南军区政治部文化部部长李淦相继自杀身亡，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首批罹难者。


注 释

【1】1967年5月29日《人民日报》社论《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重要文件》。

【2】 刘志坚，时任总政副主任，总政党委副书记（1965年12月起），为排名萧华之后的总政第二把手。文革中于1966年兼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全军文革小组组长。1967年1月被打倒。

【3】 原载中共中央党史资料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三十期（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后编入刘志坚：《风雨征程》（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6）。本节中刘志坚的回忆文字，均引自该文，不再一一注明。

【4】 江青：<</span>为人民立新功>，载《江青同志讲话选编》（中发[67]355号中央文化革命小组，1967年10月），页39。

【5】谢镗忠、李曼村、陈亚丁三人均为文革初期军内重要人物。谢于1966年5月后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谢、李均于1967年1月任改组后的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

【6】 张春桥，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

【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版，页28。

【8】 见刘志坚：《动乱之初的经历和遭遇》，载《风雨征程》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6年8月版，页240。又见中发[66]267号中共中央文件（即“五一六通知”）附件二，页16。

【9】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页48。

【10】据全军创作工作会议讨论结果整理的《对一部分影片的意见》分类称：第一组影片：美化敌人，丑化自己，包括《兵临城下》、《红日》、《逆风千里》、《岸边激浪》；第二组影片：如何塑造革命英雄人物的问题，包括《英雄虎胆》、《铁道游击队》、《狼牙山五壮士》、《黑山阻击战》、《独立大队》、《林海雪原》、《红霞》、《长空比翼》、《碧海丹心》、《战火中的青春》、《水手长的故事》；第三组影片：中间人物的问题，包括《列兵邓志高》、《哥俩好》、《两个巡逻兵》、《三个战友》、《花好月圆》、《两家人》、《三年早知道》；第四组影片：关于写爱情问题，包括《阿诗玛》、《我们村里的年青人（续集）》、《五朵金花》、《柳堡的故事》；第五组影片：歌颂与暴露的问题，包括《谁是被抛弃的人》、《青春的脚步》、《布谷鸟又叫了》、《人民的巨掌》、《不夜城》、《球迷》、《桃花扇》、《抓壮丁》；第六组影片：如何正确地描写革命历史斗争的问题，包括《革命家庭》、《星星之火》、《在烈火中永生》、《聂耳》、《女飞行员》、《万水千山》；第七组影片：三十年代的作品，包括《青年进行曲》、《压岁钱》、《脂粉市场》、《早春二月》、《林家铺子》、《舞台姐妹》；第八组影片：苏修肖洛霍夫的作品，包括《静静的顿河》上、中、下三部，《被开垦的处女地》上、中、下三部，《一个人的遭遇》；第九组影片：关于如何写奴隶反抗精神的问题，包括《木木》、《农奴》；第十组影片：描写革命战争、革命斗争和表现群众的问题，包括《五更寒》、《前方来信》、《暴风骤雨》。

【11】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文化体育工作六十年大事记（1927-1987）》（内部征求意见稿），2001年10月；胡居成：《我所经历的1966年全军文艺创作会》，载《党史文汇》2005年第12期，页45-47。

【12】《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文化工作》编写组：《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文化工作（1927年-1987年）》（内部送审稿），2014年5月，页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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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节  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

依照毛泽东4月间在杭州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作出的部署，5月4日至26日，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当时仍在杭州，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会议情况则由康生负责向毛泽东汇报。

会议的主要目的，是集中揭发批判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四人的错误，讨论并通过已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共中央关于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的通知。

参加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12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董必武、陈毅、李富春、彭真、贺龙、李先念、谭震林，候补委员5人：乌兰夫、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薄一波。列席63人，主要为在京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各部门负责人，“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即准备重新设立的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军队列席的12人（包括“文件起草小组”成员2人）：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军委副秘书长、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军委副秘书长、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军委副秘书长【1】、副总参谋长王新亭，副总参谋长李天佑，总政副主任、“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成员刘志坚，总政文化部副部长、“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成员陈亚丁，国防工办常务副主任赵尔陆，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北京军区第二政委廖汉生。

出、列席人员除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彭真外，分为三个小组，每个小组各25人。第一小组组长李富春，副组长江青（未参加会议）、张春桥；第二组组长李雪峰，副组长王任重；第三组组长叶剑英，副组长刘志坚。

5月4日，会议开幕。刘少奇主持，邓小平讲话，说明会议的开法。康生说明毛泽东对通知草稿的修改情况。5月5日下午，第一次座谈会。由叶剑英主持，康生介绍情况。5月6日上午，第二次座谈会。由李富春主持，康生继续介绍情况。5月6日下午，第三次座谈会。叶剑英主持，张春桥介绍《评新编历史剧<</span>海瑞罢官>》的写作过程。5月7日上午，第四次座谈会。李富春主持，陈伯达介绍情况，谈彭真在历史上的错误。5月7日下午，第五次座谈会。李雪峰主持，萧华介绍情况，谈彭真在东北问题上的错误和批判罗瑞卿会议过程中的错误。

萧华在谈及彭真在批判罗瑞卿会议过程中的表现时，称彭“不准写罗和杨尚昆、杨献珍、刘亚楼、萧向荣、梁必业等极不正常的关系”，“对杨尚昆的问题，办了两年没结果，就是因为彭、罗自己有鬼”，“到会同志对罗越权越位对地方工作横加干涉，横行霸道，很有意见，揭了很多这方面的问题，富春、陈毅、先念、震林、富治等同志对罗的这种做法非常不满。”【2】

萧华在发言中还称：“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最近几年来，主席又反复地提醒我们说，党内是不太平的，党内出了乱子怎么办？会不会出修正主义？并一再问大家，他的这些话传达下去没有？去年上海会议后，主席又问许世友同志，假如北京发生了政变，你怎么办？主席说，出修正主义不只是文化出，党、政、军也要出，主要是党军。这是最危险的。”【3】

5月10日至14日，各小组以小组会形式，讨论中央通知稿及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

5月16日上午，刘少奇主持全体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通知》和同意批转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

讨论通过的中共中央《通知》在文件开头即称，“中央决定撤销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毛泽东于4月在杭州为《通知》所加写和改写的两段涉及“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重要文字，也毫无悬念地被会议一致通过：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化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就清楚地表明，文化革命的风暴不仅要冲击到整个文化领域，同时还涉及“党里、政府里、军队里”！“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军队揪出罗瑞卿，仅是开了个头，以毛泽东的说法，“战斗”未有穷期！

5月16日下午为小组会，杨成武在第二组发言批判彭真。杨讲了三大点：第一，彭真在晋察冀的错误；第二，彭真在批判罗瑞卿的会议过程中的恶劣表现；第三，彭真极力插手军队工作。【4】

5月18日，刘少奇主持全体会议。林彪在会议上作了长篇讲话。



林彪在讲话的前半部分，列举了古今中外的大量事例，尤其针对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问题，对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防止“修正主义篡夺领导权”、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反革命颠覆”作了阐述。在讲话的后半部分，林彪强调了全党“要以毛主席为中心来团结，以毛泽东思想为中心来团结”，强调“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我们也拥护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要永远流传下去。”“毛主席活到那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林彪在讲话前半部分的开头即称：

这次是政治局扩大会。上次毛主席召集的常委扩大会，集中解决彭真的问题，揭了盖子。这一次继续解决这个问题。罗瑞卿的问题，原来已经解决了。陆定一、杨尚昆的问题，是查地下活动揭出来的，酝酿了很久，现在一起来解决。四个人的问题，是有联系的，有共同点。主要是彭真，其次是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他们几个人问题的揭发、解决，是全党的大事，是保证革命继续发展的大事，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大事，是防止修正主义篡夺领导的大事，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的大事。这是使中国前进的重大措施，是毛主席英明果断的决策。

林彪在讲话前半部分提及，“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

毛主席近几年来，特别是去年，提出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党内党外，各个战线、各个地区、上层下层都可能出。我所了解，主要是指领导机关。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作这个文章。这是没有完全写出来的文章，没有印成文章的毛主席著作。我们就要学这个没有印出来的毛主席著作。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这是很深刻很严重的问题。

林彪特别提及：

罗瑞卿是掌军权的，彭真在中央书记处抓去了很多权。罗长子的手长，彭真的手更长。文化战线、思想战线的一个指挥官是陆定一。搞机要、情报、联络的是杨尚昆。搞政变，有两个东西必须搞。一个是宣传机关，报纸、广播电台、文学、电影、出版，这些是做思想工作的。资产阶级搞颠覆活动，也是思想领先，先把人们的思想搞乱。另一个是搞军队，抓枪杆子。文武相结合，抓舆论，又抓枪杆子，他们就能搞反革命政变。要投票有人，要打仗有军队，不论会场上的政变，战场上的政变，他们都有可能搞得起来。大大小小的邓拓、吴晗、廖沫沙，大大小小的“三家村”，不少哩！毛主席说，十六年来，思想战线我们没有去占领。这样下去，人家就会不投我们的票，不投毛主席的票，而投他们的票。打起仗来，人家就会跟他们走，拿起枪来打我们。笔杆子、枪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所以很值得我们注意，思想上不能麻痹，行动上要采取具体措施，才能防患于未然。要把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定时炸弹、地雷，事先发现，挖掉。不然，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发生反革命政变，或者遇到天灾，或者发生战争，或者毛主席百年之后，这种政治危机就会来了。七亿人口的大国，就会乱起来，这是很大的问题。

在讲话后半部分，林彪称：

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我们也拥护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要永远流传下去。毛泽东思想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高度同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全国人民最好的教科书和必修课，是全国劳动人民团结和革命的共同思想基础，是全国人民行动的指南。毛泽东思想是人类的灯塔，是世界革命的最锐利的武器，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毛泽东思想能够改变人的思想面貌，能够改变祖国的面貌，能够使中国人民在全世界人民面前站起来，永远站起来。能够使全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站起来，永远站起来。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5】

5月21日，刘少奇主持全体会议。周恩来发言，讲了三个问题：（一）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二）领导和群众问题。（三）保持晚节问题。【6】在讲到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时，周恩来称：“同意许多同志的讲话。完全同意林彪同志的讲话，讲的很好。”周恩来又称：

林彪同志讲的那一段历史，一方面要记住政变之多，另一方面要相信北京出了政变总会有党、国、领导军队造（反）革命反的人，要有信心，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团结在毛泽东同志周围，坚持不懈地采取剥笋政策，世世代代传下去。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这个伟大时代的顶峰，就是最高峰的意思，毛主席与列宁一样是天才的领袖，是世界人民的领袖。解放以来三次事件的情况形式有所不同，都是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高饶事件是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发生的，是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打的旗号是反刘少奇同志，在北京有两个司令部，是点阴风、烧阴火，是见不得人的。彭、黄、张事件发生在我们国家里遇到暂时困难，强调自力更生的时候，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彭是高山倒马桶，臭名远扬，激起公愤，彭、罗、陆、杨的问题，早有察觉，不能与那三个人相比，他自己成不了气候，只是抱了腿，彭、罗、陆都是得到有中央信任各霸一方，对彭是逐步认识的，对罗也是逐步认识的，罗是林总发现的，彭也是林总发现得最早，林总在东北讲的三句话最生动，最形象：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两面三刀，没有章法，本质是政治掮客，投机分子。他们是在国内外形势大好的时候搞起来的，他们三人在党内地位相当高的，罗实际上是国防部长（因林彪病），彭实际上是第二书记，邓小平对他很放手，为什么他还要伸手，他们是资产阶级野心家，从最近二十三条下达后，彭打出反左的旗号，完全取消四清的一条黑线，不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7】

在讲到保持晚节问题时，周恩来称：

盖棺不能定论，火化了也不能定论，象瞿秋白就是一个叛徒，他临死时写了一篇“多余的话”，这篇讲话在香港的一个杂志上发表了，意思是说我不应该参加政治活动，李秀成也是一个叛徒，李秀成的自供就看出了，戚本禹同志写文章批判过，不因为他死了就是烈士，我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来。把李秀成的苏州忠王府也毁掉。这些人都是无耻的。【8】

5月23日上午，刘少奇主持全体会议。主要是批评朱德，并通过对彭、陆、罗、杨的组织处理及一些人事安排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决定全文如下：

（一）停止彭真同志、陆定一同志、罗瑞卿同志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停止杨尚昆同志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

（二）撤销彭真同志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撤销陆定一同志的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职务。

（三）调陶铸同志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并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调叶剑英同志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兼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他们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

（四）李雪峰同志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五）上述决定，地方通知到县委以上，军队通知到团级以上。



通过上述决定，叶剑英成为军内人事调整的大赢家。他的实际作用，超过了聂荣臻、徐向前、刘伯承，甚至超过了党内地位比他高但在军内已无实权的贺龙。

5月24日上午，刘少奇主持全体会议。会议决定，“中央成立专案审查委员会，进一步审查彭、陆、罗、杨四同志的反党活动和他们之间的不正常关系。”   【9】

5月25日上午，刘少奇主持全体会议。邓小平作长篇发言，就毛泽东批评中央书记处是独立王国及自己对文化革命“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作自我批评。【10】

5月26日上午，周恩来主持全体会议。刘少奇发言，“谈了学习毛泽东思想，开展文化革命的意义等问题，并作了自我批评，他在谈到对文化革命的认识时说：对这个问题，我们过去也是糊涂的，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包括我在内。我最近这个时期对于文化革命的材料看得很少，生了一次病，出了一次国，很多材料没有看，接不上头。”【11】当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

5月28日，中央以中发[66]281号中共中央文件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通知至各中央局、省部级以上党委、党组及解放军总政治部，并要求将此通知发到县、团级以上党委。军队系统参加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是刘志坚（任排名第三的副组长）和谢镗忠（任排名第一的小组组员）。据刘志坚后来称，刘、谢两人是叶剑英提名的。【12】



注释

【1】 中共中央1966年3月6日批准。

【2】 中发[66]267号中共中央文件附件三：《萧华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

【3】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页17。

【4】 1966年5月19日，中共中央《通知》以中发[66]267号中共中央文件下发党内。该文件有六个附件，其中附件一《中央批转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及附件二《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与《通知》一并发到县委、文化机关党委和军队团级党委。附件三《萧华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附件四《杨成武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小组会上的发言》、附件五《关于彭真同志在国际活动中的王明路线（刘宁一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小组会上的发言）》及附件六《关于彭真同志错误的一批材料》于1966年6月19日发到地委和军队师一级党委，口头传达到县、团级干部。

【5】 林彪这一讲话，经四个月时间的润色，迟至1966年9月中旬才以中发[66]500号中共中央文件发到县团级党委。形成文件的讲话，当有相当部分并非原话。以上短短一段话，两次提及毛“百年之后”和“在他身后”，本应避忌，否则，当事人看了心中定然不快，这恐怕也是毛对此讲话不太以为然的原因？

【6】《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页32。

【7】 青海八·一八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宣传组编印:《资料选编（中央首长讲话专辑）》，1967年12月5日。

【8】 青海八·一八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宣传组编印:《资料选编（中央首长讲话专辑）》，1967年12月5日。

【9】 见中共中央《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1966年5月24日。

【10】《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页1915。》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版，页638。

【12】 刘志坚：《风雨征程》页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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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节罗瑞卿事件之二——京西宾馆会议

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即上海锦江饭店会议）停止了罗瑞卿在军事系统的所有职务。会议结束，罗瑞卿的实权性职务一分为二。军委部分，由叶剑英承接；总参部分，由杨成武承接。叶剑英、杨成武加上萧华，为1966年间实际负责处理军委日常事务工作的三驾马车。

1965年12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锦江饭店会议的决定，成立中央工作小组，以审查罗瑞卿的问题。中央指定，工作小组由邓小平、彭真、叶剑英三人负责。【1】

1966年1月8日，中共中央决定，增加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为中央军委副主席。

2月1日至4日，军委第五十一次常委会议在广州召开，出席的军委常委有：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会议由萧华汇报关于罗瑞卿问题和1966年1月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情况，由杨成武传达毛泽东、林彪1965年12月22日、25日关于罗瑞卿问题等的指示。出席者对罗瑞卿问题发表了看法和意见。【2】

2月22日，遵照邓小平指示，杨成武陪同叶剑英向毛泽东汇报关于讨论罗瑞卿问题的准备并听取指示。叶、杨汇报了准备召开小型会议，面对面地批判罗瑞卿的问题。杨成武报告了广州军委第五十一次常委会议出席常委对罗瑞卿问题的看法和意见。毛表示：我赞成。【3】

在此前后，军委各副主席对罗问题纷纷表态。林彪称：“彻底揭露，彻底批判，其它问题甩开，集中力量开好这个会，肃清党内的危险分子。取掉军内党内的大炸弹、大地雷。”林又称：“罗这个人是个危险人物，他不会承认错误的，承认了也是假的，不会真正的承认。他跟一般的好同志不同，他要报复、反扑的。 这个炸弹不搞掉，将来第二次爆发更难说。在战争爆发时，或党和国家发生困难时，就要造反的。这个人比彭黄【4】危险得多。过去是枪归他指挥，现在背着枪也归他指挥。不要小看，不能放松对他的警惕性。到处欺负人。他的思想与阶级本质是农奴主，野心很大，先夺军权，然后夺全国政权，元帅都不在话下，可以造反的人，他要造反的。不能放松警惕，要长期管制，到下面去，在党和群众的监督下进行改造。放松了警惕将来会出乱子的。他跟其他同志犯错误不一样。如果第二次爆炸，他要炸掉我们的国防，炸掉我们的团结。”【5】

叶剑英称：“揭露这件事是空前的，这件事的危险也是空前的，事情的恶劣性质也是空前的。公开在林总面前要国防部长，病人要像病人的样子，不要挡路啊！我是当接班人拥护的，林告我后，我对他的认识一百八十度转弯。这种人拿了军权就要拿党权，已经是书记，副总理，还要什么，这是大地主的集中表现。要用这件事情教育全党全军，要靠四十二条柱子【6】撑着。”“要把这个仗打好，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三个主题，其它问题就不搞了。材料要一件件落实，做到无懈可击。要明瞭罗的本质，明瞭罗的事实，还要明瞭中央的意图。主席说，搞这种事的人，总有一伙人，刘、杨、杨、萧【7】四个人经常去。”“不可能希望他会好转，这不是一般性的批评自我批评。这个人不能拿枪杆子，也不能做单独负责的工作，只能在党和群众监督下做些具体工作。要看透他的本质，要到劳动中去改造。要狠狠地斗，对这种人就是要残酷无情，他对我们、对林总残酷无情嘛！我们自己有了错误，就作自我批评。通过自我批评揭发他更有力，搞得才深。”

贺龙称：“这个人很坏，什么坏事都可以干得出来。他在公安部搞了什么？要防止暗杀。主席指示很重要，看得高，看得远，看得深。主席的话是灵的，对他要大大怀疑，防止出事。他的阶级本质是农奴主，在公安部就有问题。不应让他搬回去，怕他销毁证据。他要儿子学射击，家里那么多电话机子，十几条枪，总参总政要抓警卫工作，特别是林的安全。”贺龙又称：“这个人是没有改造的人。”

聂荣臻称：“这个人的弱点，长期以来看得很清楚，过去谅解，现在看不是作风问题，他自己不舒畅，我想找他说，说不进去。我们按党的组织纪律办事。对罗丝毫不能存在幻想，丝毫不能让步，让步军队就要变色，适当的时候要作出结论，将来下放不能到大三线。不要看他的表面，要看到他的本质，他是个危险人物，要防万一，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刘伯承称：“对这个人不要低估了。”

陈毅称：“到一定时候，要面对面的斗争，要搞突出政治，两条路线的斗争，第二是伸手。”

徐向前称：“这是个危险人物，林总都不在话下，我们更不在话下。专门出风头，到处演讲。”

3月4日至4月8日，根据毛的指示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为了彻底弄清罗瑞卿同志的问题”，【8】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讨论罗瑞卿问题小组会议。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上海会议的继续。上海会议没有来得及对罗作出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京西宾馆会议则需对罗瑞卿问题作一了结。

在会议前，中共中央指定邓小平、彭真、叶剑英三人组成会议领导小组，另成立由叶剑英领头的七人工作小组，由叶主持会议。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历时十三天，参加成员包括军委各总部、公安部、国防工办、国防科委、军事科学院和大部分军区、军种、兵种负责人，以及罗本人，共42人。这一阶段会议，“对罗瑞卿同志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9】

3月4日上午，邓小平对会议的开法和指导思想作了明确指示：

小组成立会，开张，还不是正式进行工作。小组42个人。为什么成立小组，为罗的问题。罗的问题，十二月中旬在上海谈了这个问题，根据主席指示，背靠背的方法，罗没有跟大家见面。常委指定恩来和我与他谈，把会议情况告他，要材料看，没有记录。这次会议就有记录，上海会议个人也不搞记录。开始讲了五点，常委、主席说的，一个是问题性质严重的，二是区别于彭黄，三是一分为二，四是方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五，主席说有内疚，要负责任，常委同志说，书记处说，也有责任。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察觉，感到有责任。告诉了罗。罗对这个问题表示不同意见，主要是对抗林总、政治挂帅、封锁，与老总的关系。有很多理由说不是事实。即使那方面的问题不说，罗在五个方面有错误，一是关系问题，二是作风问题，三是思想意识问题，四是工作做得不好，五是组织纪律。这五点，每点都承认有缺点，但都有辩驳。在上海，常委、主席决定，不谈上面那问题，就这五点，担任军队工作不适当，多方面的工作不适当，同志意见也很多。方法是调离军委系统的各项职务，罗本人写了封信，后来发了个通知，没有讲任何理由。

这问题不能说已经完了。上海三个小组分别进行，但是没有完。常委、主席指示周、邓、彭继续处理这个问题，帮助罗认识错误改进错误。在上海说过，还有谢【10】、陶【11】、李井泉也说过。回北京后，彭、富春、周、邓都谈过几次，帮助他认识错误的严重性。军队的同志传达了这个问题。政工会议势必接触这个问题，而且很强烈。罗也觉得不是如大家讲的那么严重，总觉得有出入，实际上带委屈的情绪。这个问题怎么办？根据党内向来的办法，摆事实，讲道理，讲清楚嘛。罗区别于彭黄，彭黄的问题也采取这个态度，对王明采取这个态度。原则的坚持，……，可允许同志们把对罗意见讲完，也允许罗把自己意见讲出来。最后怎么样，这总有一个统一的看法，中央作出自己的决定。

还背靠背就扯不清楚了，还是要议论。统一看法得不出来，不如花一点时间，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在主要问题上搞清楚，枝节问题、无关紧要的问题，扯多了没有意义，特别是对方针、原则性的问题，大家要扯清楚。根据常委的讨论，向主席报告了，主席同意，考虑需要两步，一步上海式，一步是在一起谈一谈，包括各方面的负责同志，各军区都有人，说清楚对军队的工作也有积极的作用，对毛泽东建军方针、建军路线有益处的。42个人说这个问题，主要问题不花很多时间，可以告一段落。实事求是，对罗也是一看二帮，任何人准许革命，允许他们申辩。彭【12】在62年还有八万言书，我们本着党的传统，不是过去有的，是毛主席树立的好传统。会议搞主要问题，实事求是，罗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讲，不同意就不同意，党从来不强制哪个人承认错误。八万言书搞全部推翻，彭到现在也不承认错误，后分配工作，还分辩一些意见，主席说你保留你的，我们保留我们的。王明每年写几篇文章骂我们。

42个人小组，并不是哪个为一方，罗也是小组成员之一，有话就讲。

会议的进行，中央决定由彭、叶、我三个人主持会议领导小组。我们事情多，到外面去跑，总理要出去，不能靠我们天天搞。另外成立工作小组，叶、谢、萧、杨、王、廖、刘共七个人【13】。叶领班。我们有空就听听汇报。【14】

3月12日，罗瑞卿作第一次检讨发言。3月17日，中共中央指示，扩大会议范围，请中央、国务院有关各部委及各大区中央局和有些军区、兵种、学院等派人参加。会议通知罗瑞卿休会两天后再继续开会，而罗瑞卿于3月18日晨跳楼自杀（未遂），触发众怒，批判升级。“因为摔伤住了医院，罗就不能参加会议了，以致会议又由面对面，转为背靠背。”【15】

3月22日开始，会议进入第二阶段，根据中央指示，增加了53人，包括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各中央局的负责人，第一阶段未参加会议的军区、兵种、军事院校负责人。第二阶段参加会议的共95人。

3月17日至20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17日下午的会议，主要谈罗瑞卿问题。毛泽东在会议期间插话时说：我在去年九、十月份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时，专门讲了北京有人要造反，你们怎么办？也不要紧，造反就造嘛。整个解放军会跟上造反吗？【16】

京西宾馆会议期间，谢富治、萧华、杨成武（与王尚荣、雷英夫联名）作了主要发言。会议的绝对主角，是主持会议的叶剑英。他在会议结束时的总结性发言中称：

“将军一跳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这是我套用稼轩词句，把“百战”二字改为“一跳”，为罗瑞卿跳楼所哼的悼语。我认为他的政治生命已经死亡了。如果要重新作人，必须真正地在政治上脱胎换骨！

会议从三月四日到四月八日，共开了一个月又五天，参加会议的共九十五人。除事假病假外，发言的同志有单独发言的，有联合发言的，共有八十六篇发言稿。从全部发言中可以看到，同志们对罗瑞卿同志的错误，有揭发、有批判、有建议。差不多全部的发言，都肯定罗瑞卿同志的错误，最主要的是篡军反党。认为罗瑞卿同志在工作上犯了这么大的错误，又加上跳楼自杀的叛党行为，已经不能继续摆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岗位上了，应下放改造。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是古人说的话。看来这句话对罗说来，不恰当。罗跳楼前，写了两封没有签名没有月日的遗书，都印发给同志们看了。他说，“自杀是可耻的”。但是，“谁为为之，孰令致之？”他竟恶毒地说是会议把他逼死的，说他的可耻行为是被迫的。这简直是对会议的诬蔑，是垂死的反扑。证明罗对自己的错误是想抵赖，也可能是想掩埋不可告人的东西，想把错误带进棺材去。

叶剑英在总结发言中列举了罗瑞卿“篡军反党”的“事实”。这些“事实”的纲要是：“（一）罗瑞卿同志是反对毛主席的，是反党的。（1）他反对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2）他反对毛主席关于人民军队的建军路线。（3）他反对毛主席人民战争的思想。（4）他反对毛主席的战略思想。（5）他歪曲贬低毛泽东思想。（二）罗瑞卿同志是反对林彪同志的，是要篡夺军权的。（1）他对林彪同志欺骗封锁，当面拥护，背后搞鬼。（2）反对林彪同志关于突出政治的指示。（3）他恶意地攻击林彪同志提出的四个第一。”



           1978年，劫后余生的罗瑞卿与叶剑英

叶剑英接着说：

（4）他把林彪同志当作敌人，公然伸手抢班夺权。罗瑞卿同志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恶性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不可免地去向党伸手。他私自封官许愿，拉拢一些人，为他效劳，派人当“说客”，以林彪同志迟早要登上政治舞台为名，劝林彪同志让权。此外还亲自出面，当着林彪同志的面大喊大嚷地说：“病号嘛，要象个病号样子嘛！要让贤嘛！”“不要挡路！”最后还想乘林彪同志有病，把林彪同志气死、逼死、折磨死。其实林彪同志的身体，据医生多次检查的结果，内脏各部都是很好的，只是负伤以后神经功能有点毛病，现在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这是全党全军一个喜报。而罗瑞卿却说想不到这个人还能东山再起！使罗瑞卿大失所望，啼笑皆非。这个人还能算是我们的同志吗？！

他拼命反对林彪同志，绝不是什么个人恩怨。罗瑞卿同志跟了毛主席近四十年，受过毛主席许多年的言教身教。在近四十年中，也在林彪同志直接领导和指挥下做过许久的工作，耳濡目染，宁有几人？罗瑞卿同志当总参谋长也林彪同志和总理推荐的。林彪同志信任他，放手让他工作，对他工作中的错误，多次批评，诚心教育，忍耐等待，足足六年。罗瑞卿同志对林彪同志的批评、指责、教育，如果自己认为有委曲之处，何以不报告毛主席？而竟同刘亚楼等同志密谈！跟毛主席几十年，还不把毛主席看作父兄师长。难道这样做法，不是有意背着毛主席，故意和林彪同志作对吗？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战友，毛泽东思想学得最好、用得最好、跟得最紧。他对党忠诚，对同志和善，几十年刻苦自厉，好学不倦，带病不休，一生以毛主席的理论与实践为准则，他是我们全党最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林彪同志受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委托，主持军委的工作。在罗瑞卿同志看来，不反掉林彪同志，就不可能实现他篡军的野心。我看这就是罗瑞卿同志拼死反对林彪同志的根本原因。

罗瑞卿同志的错误多得很，什么“一言堂”、蛮横霸道、抢功诿过、包庇坏人、生活糜烂等等，我们都不去讲了，就是上面的两条也足以证明，罗瑞卿同志是不读毛主席的书，不听毛主席的话，不照毛主席指示办事的人，他不是毛主席的学生。他是要篡军反党的。事实俱在，铁证如山，无论如何也是抵赖不了的。

4月8日，邓小平在会议结束时代表三人小组作重要讲话，对罗的批评比会议开始时严厉得多。讲话全文如下：

常委决定由周、邓、彭三人来处理罗的问题，以后又指定三人小组管这个会议。这个会搞了一个多月，党对他很耐心，负责，帮助。大家摆事实、讲道理。对罗的问题，过去我不知道，到上海还不知道，只知道他作风不好，但思想还开放。现在揭发出来，特别他这一跳，就更没有话说了。

我同意工作小组的报告。我认为，解决罗的问题，是党的一个重大胜利。我们没有察觉，林总首先察觉，很负责地向中央、主席提出，嗅觉比我们灵敏得多。主席亲自关怀、指导这个斗争。罗的问题性质是严重的，比上海估计的还严重得多。我们还是帮，希望他改正错误。开始是背靠背、“调离”军队，他抵触情绪很大，只有面对面。来了个自杀，自己作了结论，无非是抵抗到死。

如果你是正确的，应当坚持。主席受过机会主义多次打击，开除党籍，就是坚持，不怕孤立，正确的总要胜利。不同意见可以保留。彭德怀作了结论，几万言翻案，还分配工作，主席对他说，你保留你的，我保留我的。是不是还有不可告人的事，最少说明抗拒到底。

罗担负的职务很多、很大。书记处书记，副总理，总参谋长，秘书长等等，掌握军事大权。军队是党的命脉，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脉，让这样没有党性、作风这样恶劣、资产阶级思想充满脑袋的人掌握军队是极危险的。退一步说，即使没有个人野心，向党伸手，凭他那种思想作风也是危险的。他确实是个隐患，拔除这个隐患就是个大胜利。何况他又有伸手问题。一旦天下有事，那就不堪设想。

罗瑞卿的错误性质，同意报告中指出的，是在社会主义革命斗争中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军内的反映。他对毛主席思想是反对的，当公安部长时就搞阶级斗争熄灭论，十无运动。到军队后又同林总唱对台戏，一个稿子修改七八次，真不可理解，就是要宣传他的资产阶级思想。他还到处讲话，煽动，反对毛主席的建军思想，反对林总的正确领导。

罗是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者，不是普通的，而是极端的。过去只知道他锋芒毕露。他私心很重，我字第一，个人打算很多，不能得罪他，得罪他一句，成百倍地回敬你。他记性又好，伸了一下舌头也记几年，极端个人主义已发展到狂妄的程度。他不守纪律是一贯的，走后门，不走正门，走邪道，不走正道，不搞党的正常生活，而且背后搞鬼。在我们党内，一切问题都可以经过党的原则来解决。我们也经常犯错误，主席著作学得不好，有时有主观主义，片面性，通过党的生活改正就行了。罗的错误也没有什么，改正就行了。十年改正就行了。但是他是不会改的。我们不是因为他十年，犯了军事路线错误，而是他的错误与个人野心结合起来。他在党内不守纪律，发展到狂妄的地步，对林总那样恶劣、伸手。军队的大权已经到他手里了，放手让他工作，书记处也让他工作，希望他搞好，但他有个人打算，发展到伸手。高、彭也是这样的。

当然，伸手不是天天伸。高不在陕北伸，也不在东北伸，而是当了国家副主席后伸，把总理、少奇要当挡路人搞掉。彭也是这样。在我们党困难的时候伸。罗也是到了气候才伸。首先伸向军队，挡路的是林总，逼林总让位，那就不是一般的错误。大家揭发的事实，可能有个别有出入，但无伤对罗这个人的评价和对他问题性质的确定。有点出入无关，十件八件也不要紧。自杀本身就作了结论。

对罗的问题，我们应当吸取教训，特别是高级干部，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我们国家的命脉还是掌握在这些老家伙手里。我们在当大权。党内一般性错误总是常有的，但有了彭高饶的事件，又有了罗的事件，我们应当吸取教训。

第一是努力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不断革命，不断自我改造，是我们一辈子的任务，到烧骨灰为止。每个人有了这个觉悟，犯了错误容易纠正，小错不致铸成大错。

第二．学会运用民主集中制。我们都是班长、副班长，不要搞一言堂。党内民主对个人是个监督。高级干部就要靠党的委员会，支部小组管不住。重大问题在党委会上集体讨论，集体决定，可以少犯错误。要搞党的生活会议，洗洗灰尘，搞批评自我批评，坚持这个作风，对我们和后代都有好处，教育我们的接班人。这对罗没有作用，对别人有作用，我们应当有这个觉悟，从这次事件中得到教训。

毛主席所以是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是他始终抓阶级斗争。不抓阶级斗争，就不会不断革命。斯大林就是不抓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客观事物的真实反映，不仅现在，一百年，几百年以后还有。1949年全国胜利以后，就是不断的阶级斗争。我们有些事情犯错误就是犯在这个问题上。阶级斗争是无例外的，哪一个方面都是一样的进行。党政军民、文史经哲都在搞阶级斗争。资产阶级是不死心的，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在党内反映，忽视了这个方面，就必然要犯错误。罗的问题提醒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彭、高、罗的问题都是阶级斗争的反映。作为教训，不能忽略这个问题。

书记处对罗的问题，失于察觉，只知道一般的问题，我们有责任。主席了解得更深，林总提出，主席马上就抓住。

对罗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结论，常委会根据工作小组的报告来决定。我赞成撤消书记处书记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现在停职，还要经过法律手续。自然我们还希望罗改正错误，深刻检讨自己的错误，毛主席的党是允许革命的。

工作小组的报告，不用通过。如何作结论，由主席、林总和常委来决定。报告可能有个别的改动，但不用通过的形式。如何传达，中央将有一个规定，以发下的正式文件为准。现在可以在高级党委先讲，传达的范围将是县团以上。文件有很多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不必传达，只传达工作小组的报告，有的文件可重印。【17】

4月12日，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联名（邓小平执笔）将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情况及《中央撤销<</span>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通知稿》、《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一并报告在杭州的毛泽东。【18】信中就解决罗瑞卿的问题称，“关于罗瑞卿同志的问题，4月8日已经结束小组会议，工作小组起草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征求了会议各同志的意见，没有采取会议通过的方式。现将这个报告和中央批语草稿送上，请你看看是否可以。我们已在会议上宣布，这个报告须经主席、常委和林彪同志审阅后定稿。”【19】4月14日，毛泽东复周、邓、彭：“四月十二日的信及附件，收到阅悉。”毛对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通知稿作了精心修改，对《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则没有改动。

4月24日，在毛泽东主持的批判彭真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结束当天，叶剑英、萧华、杨成武、刘志坚联名致函毛泽东及中共中央，揭发“彭真同志在批判罗瑞卿会议过程中的恶劣表现”。信的开头即称：

最近在北京召开的揭发、批判罗瑞卿同志篡军反党错误的小组会议，根据主席、中央常委确定的方针，在恩来、小平同志的领导下，在到会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但是，彭真同志在会议过程中，特别是在会议将近结束，工作小组草拟向中央、主席的报告的过程中，态度极不正常。他作为具体领导这个会议的领导小组成员，不仅不贯彻执行主席、中央常委的方针，支持大家彻底揭发批判罗瑞卿错误的斗争，相反，他却采取种种手法，限制、阻挠会议的进行，为会议规定了许多清规戒律，束缚群众的手脚，给会议泼冷水，并且千方百计为罗瑞卿的错误开脱。表面上他是代表中央具体领导会议工作，实际上他是假积极真包庇，是打着红旗破坏会议。

5月1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的同一天，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全国省部级以上党委、党组及解放军总政治部批转了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中共中央的批语，为罗瑞卿作了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意见，全文如下：

现将中央工作小组四月三十日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转交给你们。中央同意这个报告。

中央认为，罗瑞卿同志的错误，是用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是用修正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彪同志的错误，是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篡军反党的错误。

中央认为，这次小组会议开得很好。贯彻执行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摆事实，讲道理，对罗瑞卿同志进行了耐心教育和严肃批判。罗瑞卿同志不仅不认真检讨自己的错误，反而于三月十八日跳楼自杀（受伤），走上了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道路。

鉴于罗瑞卿同志的错误极端严重，中央决定停止罗瑞卿同志的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以后再提请中央全会决定。

为了教育干部，吸取教训，并肃清罗瑞卿同志错误的影响，中央决定，将中央工作小组的报告和中央的批语，发到县委和团级党委，这个报告所附的叶剑英、谢富治、肖华、杨成武等同志的四个主要发言，罗瑞卿同志三月十二日的检讨，以及叶剑英、肖华、杨成武、刘志坚同志四月二十四日向主席、中央的报告，发给地委和师级党委，口头传达到县、团级党员干部。



注 释

【1】 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页1898。《彭真年谱》第四卷，页471。

【2】国防大学《徐向前年谱》编委会：《徐向前年谱》下卷，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6年8月版，页143。

【3】《杨成武年谱》编写组：《杨成武年谱》，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4年7月版，页429。

【4】 彭黄，指彭德怀、黄克诚，下同。

【5】军委各副主席对罗问题的表态，见唐平铸工作笔记，1966年3-4月。唐平铸，时任解放军报社副总编辑，解决罗瑞卿问题的中央工作小组会议成员之一。

【6】指参加中央工作小组第一阶段会议的四十二人（包括罗瑞卿本人）。

【7】 刘指刘亚楼，萧指萧向荣，杨、杨所指未详。

【8】《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1966年4月30日。

【9】《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1966年4月30日。

【10】 指谢富治。

【11】指陶铸。

【12】指彭德怀。

【13】应指叶剑英、谢富治、萧华、杨成武、王新亭、廖汉生、刘志坚七人。

【14】见唐平铸工作笔记，1966年3-4月。为字迹未能辨认。

【15】叶剑英：《彻底粉碎罗瑞卿同志篡军反党的阴谋，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奋勇前进》。

【16】《彭真年谱》第四卷，页473。

【17】见唐平铸工作笔记，1966年3-4月。为字迹未能辨认。

【18】《彭真年谱》第四卷，页480。

【19】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页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