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新民 《真话与忏悔——文革50周年清华校友讨论集》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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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黑色的眼睛寻找光明

——清华人对于文革的反思（《真话与忏悔——文革50周年清华校友讨论集》序言）


三年前孙怒涛编辑出版了《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这次又编辑了《真话与忏悔——文革50周年清华校友讨论集》，这本《讨论集》可以看作是《反思集》的续篇。大概因为本人对《反思集》中的若干文章作过一些介绍和评论，蒙孙学长抬爱，命我为这本《讨论集》写一篇序言。


我虽然同孙怒涛以及文集中的大多数作者一样，在大学求学期间恰逢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之最初几年，但不是清华大学的学生，而是中国科技大学的学生。科大的校园当时在北京西郊邻近八宝山的玉泉路，远离集中在京郊西北方向的清华、北大以及包括地质、航空等学院在内的“八大学院”，而且科大规模小、人数少，无论从地理上和政治能量上说，都属于一个边缘化的学校，在北京市的文革运动中没有多少影响。不要说北大、清华，就是同北航和地院相比，也望尘莫及。


当然，北大、清华之所以在全北京市乃至全国的文革运动中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主要还不是它们的规模，而是它们的运动直接受到中央高层——按当时的说法是“两个司令部”——的插手控制：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由毛泽东直接指令在1966年6月1日晚向全国广播，成为全国文革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发端。毛泽东进一步在8 月5 日写出《我的一张大字报》，将聂的大字报称赞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一时造就了聂元梓在北大不可挑战的地位。在清华大学这边，刘少奇则在6月初派出工作组进驻各高等院校的时候，通过任清华大学工作组顾问的王光美直接控制该校的文革运动，也导致了后来学生的强烈反弹，为自己的垮台准备了掘墓人。


不过，在工作组撤出学校（1966年7月末）以后的两年时间里，从本人这样边缘化的学校里的学生来看，清华的运动显得远比北大“精彩”，用孙怒涛在《反思集》前言里的话来说，称得上“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究其原因，大体上可以说：北大的运动完全处于江青—中央文革的强力控制之下，例如在7月下旬的辩论会上，江青为了压倒替工作组辩护的意见，不惜家丑外扬，痛骂替工作组辩护的自家儿媳和她的家庭。这种不加掩饰的一边倒使得全校上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臣服于中央文革及其支持的聂元梓。聂派的势力始终占有压倒性的地位，其他不愿归顺的力量统统属于“弱势群体”：其头头受到强力打压，不同意见得不到充分表达，武斗也是只有招架之功、无回手之力。这样的一边倒局面，沉闷而没有悬念，在北京的高校中并不典型。所以在众多的其他高校学生的眼里，同自己的文革经验相差甚远。


清华大学的运动则呈现完全不同的景象：在工作组时期虽然受到王光美及工作组的直接干预，搞了一场压垮蒯大富及其同情者的斗争，但是在工作组撤出之后，江青及中央文革成员有近半年时间未踏进清华校园，学校运动由周恩来全权“过问”。而周恩来的风格同江青—中央文革那种风格迥异，很少对学校的运动作旗帜鲜明的表态。即使在宣布替蒯大富平反时，也只是表示蒯不是反革命，并未把他抬到革命左派领袖的地位。对于学生的种种激进行为，周一般采取劝说的办法阻止，少有江青那种泰山压顶式的批评指责。这就使得清华大学的运动具有更多的“自由度”，涌现出许多个人风格鲜明的学生领袖和积极分子，完全不同于北大那个老气横秋的干部聂元梓。后来两派的势力也不像北大那么悬殊，使得不同意见的争论得到一定程度的展开，两派都撰写了一些有广泛影响的文章，有的甚至上达毛泽东的“天听”。双方的武斗也打得难分难解，各有伤亡，以致毛泽东最后只能动用工宣队和军队加以平息。事后来看，清华大学的文革运动在这一段时间内的发展，显然得益于周恩来接过毛泽东批评刘少奇时所用的口号，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因而也更接近于群众运动的自发轨迹，跟那些没有高层领导直接插手的北京和全国高等学校有更多的相似之处。这使得清华大学的文革运动比北大更有代表性，回顾和讨论清华大学的文革运动也具有更普遍的意义。这也是本人在回顾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把更多的眼光投向清华的原因之一。


更主要的原因，当然是清华文革的参与者在文革结束多年后的反思，远远领先于全国其他高等院校的文革参与者。在文革结束30周年的2006年前后，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也随着文革参与者渐入退休年龄，他们冲破当局对于文革研究所设置的障碍，开始回顾和反思自己青年时期所经历的这一场被杨继绳学长称为“天地翻覆”的政治社会动荡。清华大学的同学在这方面无疑走在了其他学校同学的前头。如果以书面的回忆录、文集和资料汇编作为标志，在过去十几年里，清华大学的文革参与者已经（主要在香港和海外其他地方）出版了十几部有关的著作。作者几乎涵盖了原来清华各派的领袖人物和积极分子，如蒯大富、陈继芳、陶德坚、沈如槐、周泉缨、孙怒涛、叶志江等等。他们在尘封了三十年后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界之内，真可谓“大字报端寻常见，京师学苑几度闻，吹落尘土三十载，朝花夕拾又逢君。”除了他们以外，数量更多的原来不那么知名的学生和教师也参加到这个回顾和反思文革的行列中来。


我们手中的这本《讨论集》也是所有这些回顾和反思的最新成果汇编。如果同2015年出版的《反思集》和其他清华校友的文革回忆录相比，可以看出这本文集在反思文革的深度和广度上又进了一步，反映了清华大学当年的文革参与者在“艰辛探索”——一个现在流行的词——文革的根源和历史教训方面达到了新的高度。三年前的《反思集》中大部分文章是属于回顾性质：对于一些重大事件、重要人物以及死难者的回忆。这是所有历史研究必不可少的第一步。但是清华大学的文革参与者没有停留在对于往事的追忆上，而是较快地转入了对文革的进一步思考。在《反思集》及其前后问世的清华文革出版物中我们就已经看到了许多作者在回顾了文革的个人经历和重大事件的基础上，探讨了文革发生的根源。而这本《讨论集》则以更广阔深入的视角，从领袖、政党、社会、国家、民族、文化、传统等角度全方位探讨文革发生的原因，涉及了许多其他的文革参与者较少思考的问题，例如：反思的时间段从文革最初两年学生主导运动的时期向前追溯到文革同反右的关系，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关系，同毛泽东的乌托邦思想的关系；向后延伸到由毛泽东直接掌控学校的时期，即从“工人阶级占领学校”直到文革结束的八年，以及改革开放时期，直至严重撕裂的今日中国社会。反思的范围从本校文革扩展到全局性地探讨导致文革发生的必要和充分的因素以及导致文革失败的原因。个人的反思也从自己在文革中的心路历程追溯到文革前的党化教育、“九评学习”和阶级斗争教育等等。


清华文革参与者的文革反思能够达到如此的深度和广度，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我们知道文革中的派别斗争十分激烈，甚至发展到刀枪相向的武斗，使文革参与者在回顾和讨论中不免陷入谁是受害者谁是施害者的争论，往往纠缠于历史细节的是非对错和个人恩怨而不能自拔，这在许多学校、单位的文革反思中十分常见。拿清华大学来说，双方在武斗中互有伤害，仅在校园武斗中死于对方之手的就有十人左右。清华大学文革的两派的绝大多数参与者能够做到化解怨仇，对历史求同存异、共同反思和探讨文革的根源和历史教训，环视全国，这样的现象不多见。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并且在这个方向上达到了相当高的层次，在我看来，是有一些独特原因的。


首先，清华大学的文革经历者中有一批对国家和民族具有高度责任感的人。阅读这本文集和清华文革亲历者的其他出版物，随处都可以感受到他们的这种历史责任感。请看这样一些文字：“这两、三代人体验的复杂性和深刻性，是平静岁月中无法相比的；他们观察社会的眼界和对社会认知的深度，是平静时代的人们不能达到的。非凡的记忆，非凡的体验，非凡的认知，应当是这两、三代人最重要的遗产。前两代人多已告别人世，只有我们这一代人保有这些遗产。……不把这份遗产著之竹帛，传给后代，就可能永远地消失了！这将是死不瞑目的重大遗憾！”（杨继绳）他们认识到，十年文革，导致了学业荒废，亲友反目，同学相残，祸及社会，这种深刻的创伤和教训，是不能遗忘的，“因为遗忘，意味着亿万文革受难者的苦白受，血白流，命白丢；因为遗忘，意味着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没有前途，没有希望。”（孙怒涛）所以，拒绝遗忘，保存记忆，传诸后世，应是“我们这一代人最后的责任”（陆小宝）。这些言辞反映了大多数清华文革亲历者的一种共识，并成为他们捐弃前嫌、共同探索的出发点和动力。


其次，这批深具历史责任感的人中有若干带头人物——其中很多恰好也是原来文革中的学生领袖和积极分子——以自己的行动带动了许多普通的文革经历者也参加到回顾和反思文革的行列中来。尤其要在这里提到的是本书的主编孙怒涛，他原是文革中四一四派的主要领袖，文革后痛定思痛，撰写了长篇文革回忆《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对自己在文革中的所思所行作了坦诚而严格的拷问，在反思的时候完全跳出了当年的派别立场，受到原来两派师生的一致推崇。不仅如此，他还在古稀之年编辑了这本《讨论集》和它的上篇《反思集》，收录同学们的文革回忆和反思，并在当局的重重阻挠下组织网络组群和校友研讨会交流对文革的思考。清华文革的回顾和反思能有今天这样的规模和深度，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孙怒涛和其他带头人物的这种锲而不舍的努力。他们的努力还催生了最近出版的出自清华人之手的几部重要著作，那就是杨继绳的《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以及阎淮和陈楚三的个人回忆录《进出中组部》和《人间重晚晴》。这些著作标志着清华文革经历者已经从回忆和反思个人的文革经历，扩展到对文革十年全局性的政治上和学理上的总结，以及追溯到个人所经历的长达七十余年的历史时期的回顾。


此外，我在这里也必须提到清华大学原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罗征启在化解文革仇恨，促进两派师生和解方面所发挥的特殊作用。罗征启作为清华大学文革前的中层干部，因支持四一四派而遭到团派的囚禁和刑讯逼供，在出逃后受到团派的追捕，导致自己弟弟死在追捕人员的手中（罗征启近年出版了《清华文革亲历记》，回顾和反思自己亲历的文化大革命）。文革后，原来团派的骨干分子孙耘（孙毓星）因为对此命案负有责任而无法进入哈尔滨工业大学进修，孙耘为此向罗征启求援。罗向孙耘的上级部门申明他本人及全家不再追究他弟弟命案的责任人，他进一步给哈工大写信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使不少人家破人亡，使同志之间产生不少隔阂，甚至结下怨仇。……现在是化怨解仇，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的时候了。有些青年人，拉一把就可能是个很有用的人才，应该给他们一个改正错误，锻炼成才的机会。罗征启的表态为哈工大录取孙耘为研究生除去了一道重要的障碍，后来胡耀邦总书记又直接批示，使孙耘得以成为哈工大的研究生。罗征启的高风亮节，受到清华文革中的原两派领袖和群众的一致尊崇，使得斤斤计较文革中两派恩怨的人自觉渺小和无地自容。我觉得其他学校和单位不能像清华人一样两派和解，共同反思文革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缺少罗征启一类对于两派有凝聚力的核心人物。


最后我想说，从思想解放的角度来看，这些清华大学的文革参与者对文革的历史及其教训所作的探索之路，也是一条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道路。我们知道，这是清华大学前辈师长所提倡的理念。然而，在文革前的“十七年”里，清华大学的领导在学生中灌输的是这样的理念：做“听话、出活”的“党的奋发有为的驯服工具”，使得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被连根拔除，消弭殆尽。相信当年投入文革运动的青年师生中，多数并不知道清华大学的历史上曾经有这样的传统，少数知道的人也早已对它嗤之以鼻。不过清华的文革经历者毕竟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精英人才，具有足够的思维能力，只要摆脱了利益的羁绊和思想的桎梏，那么他们通过自身的文革经历和见闻，以及从学校进入社会后的体验和观察，自然会在思想上走向自由，精神上走向独立。而一旦回归“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以更广阔的视野回顾文革和它之前的十七年，就会觉悟到当初那些派别恩怨实在不值得耿耿于怀，批判阶级斗争理论，否定个人崇拜和仇恨教育才是总结文革教训的正道。


这条精神求独立，思想求自由的道路对不同的人来说可能有所不同，有人可能有一些飞跃——就像佛教里说的“顿悟”。如许多人都在回忆中说到，1971年9月13日发生的林彪出逃机毁人亡事件对自己思想所造成的巨大冲击，使自己过去苦思不得其解的问题豁然开朗。不过他们最终都从黑暗和愚昧中走出来，殊途同归，达到了今天这样的思想境界。顾城的诗篇《一代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正是这种从意识形态专政的牢笼里挣脱出来的艰辛过程的写照。


□ 原载：《真话与忏悔——文革50周年清华校友讨论集》，孙怒涛主编，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8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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