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德：武斗进化简史（作者原为新大学生）

tuffy05

(2008-10-17)


“打仗”几乎是每个男孩子的梦，儿时常梦见长大后带兵打仗，无往而不胜，颇有点“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的豪气。

　　那时不光天天在烂纸片上画些三国、水浒、抗日、抗美的激烈战斗，而且还自制木刀、木棍、头盔、面具，扮作“青面兽杨志”或“豹子头林冲”，与同院儿童日日撕打。不幸的是我家恰好住在二中院内，我的“武斗劣迹”被所有老师看在眼中，以致“操行”分数一直过不了关，差点儿为此没考上大学。

　　２１世纪的少年只能在电脑上玩打仗，从刀光剑影、牛仔左轮，直到现代的飞机大炮，应有尽有，可惜全是镜中花，水中月，眼中看看，耳中听听，而手上握的不过是“鼠标”，连一支湖南农民军的“梭标”都没有。

　　我们上世纪老人虽没赶上抗日、抗美、打老蒋，但在和平建设年代却出人意料地赶上了一回真刀真枪的洗礼，而且比老前辈玩得还全，比现代少年玩得当然更要真实生动有趣得多。


　　　　　　　　　　　本来意义上的真正武斗

　　现在大家都把“武 斗”理解为两派互相打，其实这并非“武 斗”原意。

　　文革开始时，“十六条”规定“要文斗，不要武斗”“要触及灵魂，不要触及皮肉”，意思说在批斗“黑帮”（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时，要“文斗”不能“武斗”，即君子动口不动手，甚至对老家伙老权威们还可以给凳子坐。这个“斗”是指的“批斗、斗争”，而不是指“打斗、斗殴”。

　　实际上这规定完全等于放屁，一开始大家还“听党的话”假惺惺不敢直接动手，另想其它办法折磨，比如喷气式，或用火烤，或挂铁黑牌，戴铁高帽，到后来就直接动手打了。

　　我有幸亲眼见到新疆第一次最大规模的真正武斗，不用说它必得发生在新疆最高学府──新大校园中。

　　那是６６年８月４日，头一天中央宣布撤消各高校的文革工作组，结束了所谓“白色恐怖的五十多天”，第二天就“群众自发起来”大规模斗“黑 帮”了。

　　那天一早，我忽然发现，整个新大校园疯了，几乎所有干部、老师都被学生揪出来了。但光是戴上高帽不过瘾，想“触及皮肉”又怕违反政策，于是就想出各种怪招来。

　　有一种把戏唤做“粘纸条”，我估计是受到打扑克受罚的启发，当然决不会像游戏时无关痛痒。这种玩法是：好几层桌子板凳摞一人多高，让倒霉的老师站在上面，摇摇晃晃，弯腰低头，随时有掉下来的可能。然后拷问：你是不是“黑帮”？不是，粘张纸条，是，也粘张纸条。最后把老师粘得像只水母似地飘悬着无数“触手”。老师们脸发黄，腿发抖，汗直流，自己还得坚持别昏过去，以防摔死。

　　更多的招数是“游街”，这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有据可考，属“最高指示”，所以这空子可以钻一下。当然，揪斗老师这类“光荣”是轮不到我等黑五类的。

　　这种所谓“游街”并非“游逛街道”那么轻松，而是几个学生揪着一个教职工满校园猛跑，一圈接一圈。你想教职工年岁都不低，又成天坐办公室，搞科研，哪儿经受得了如此“锻炼”？可怜一个个温文尔雅，满腹经纶的老师全都“游”得脸发灰，眼发直，气发短，人全变形了，不认识了，像吊死鬼儿。这才叫真正的“武斗”。

　　只本系政治指导员例外，这条中年汉子身高体壮，天天万米长跑不断，此时跑了十多圈，我看他依然步频不变，步幅轻松，极富弹性，照这架式才刚刚跑上劲儿，而揪着他的学生们却已经脸发灰，眼发直，成吊死鬼儿状，我憋不住窃笑。前两年回母校碰到这老师，调侃地问他当时感受，他只笑答：舒服！

　　还有一个例外更有意思，这是一位留学英国剑桥的怪杰，平时不与任何人来往，藏在实验室中，谁都不知道他在搞什么研究。这位剑桥学者极爱锻炼，单双杠比我玩得还好，而且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大雪天穿一件背心跑步，烈日下却穿一身棉袄跑步，大家视为“疯子”。科技界这类疯子常见，如陈景润之类，故我们已见怪不怪。

　　文革一开始，他忽然写了几十张纸的一篇大字报，贴在数学系墙上。大概留学英国时间太长，汉语半文半白，似通非通。满篇都是“阶级敌人”的“魔爪”如何伸向他，他如何血染衣袍，最后却是诗意收尾：“新大校园已失去往日如剑桥般朴实的二层楼房式的平静安详，陷入一场噩梦”云云。看了半天一点不懂，后来一问才知道所谓“阶级敌人”是他老婆，原来是两口子打架，大家全都笑了。

　　这次“游街”自然也饶不过这怪人，在当时中国，“怪”就是罪过。当然，可想而知，十几圈长跑下来到底“游”的是学生还是这位“冬练三九”的学者了。

毛泽东大概一开始只想到发动老百姓斗黑帮，怕动不动把老家伙给斗死了，所以做出“不要武斗”的规定。并未想到老百姓会产生出两派，更想不到百姓之间会自己打起来。

　　“武斗”一词什么时候演变成两派互相打已记不清，只记得“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提出口号“文攻武卫”，说“人家要进攻我们小将了，我们小将为什么不能武装起来保卫自己呢？”于是两派之间的武斗开始了。

　　我自己所经历的武斗并不多，也不很激烈，但仍有许多趣闻可谈。


徒手肉搏时代

文革开始不久，我们一大帮人冲入区党委，忘了因为什么事在闹。这时不知从哪儿来了一个彪形大汉与我们作对，但“要文斗不要武斗”，我们无法动手，但又想教训这小子，于是就用“挤”的办法，我们好几十人挤他一个。这家伙比我们芸芸众生整整高出一头，肩宽体壮，相貌堂堂，向我们投以蔑视目光。但几十个小伙子的“挤力”加起来可不得了，大汉最后终于寡不敌众，白净脸上渐渐渗出汗珠来，眼看快要虚脱昏过去。我心生恻隐，退出挤阵。这时大汉忽然想出一招儿，大喊“有贼！抢我的表了！”那时候表是金贵物件，顿时避嫌的人群散开了，大汉得以逃脱。

　　看来刚开始大家还算文明，但即使不动手，只靠“挤”，同样能制那样一条雄伟的大汉于死地，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从不动手只动肩膀到真正动拳头又进一步。听八农毕业的一位朋友讲，他那时是业余武术队成员，动拳头时代他们曾威风得意了好一阵，查拳、华拳、武当拳，南拳北腿打遍八农校园无敌手，据说他曾一个“侧踹”把一条汉子从窗户“踹”出去了！

　　我跟师父卫育敦也练过多年的“侧踹”“扫堂腿”“旋风腿”，但新大校园内似乎从未摆过“散打”擂台，我们也就无从施展。


从猿到人

　　好像是六六年五月吧？两派争夺新疆日报社，大概算是第一场正式的规模比较大的武斗。互相扔石头瓦片，雨点般密集。

　　从扔石头开始，武斗方式就算产生了一个明显的分野，由原始的徒手肉搏进化到“使用工具”，马恩导师教导我们：“使用工具”是从猿到人的一个重要过渡阶段。比如现在的黑猩猩虽然仍属动物，但已经能“使用工具”，即用石块木棒与猛兽搏斗，所以高升为“类人猿”，上了“半人半兽”的档次。遥想当年我们的类人猿祖先，一旦从“使用工具”上升到“制造工具”，猿就变成人了，也就是所谓“劳动创造了人类”。

　　我方占据的报社主楼已经被对方团团包围，为了加强主楼守卫力量，我方的人接二连三地向二楼窗口爬，上面有人拉，下面有人托。我本来不想凑热闹，但被楼上的人发现，喊我上去，小伙子一般不好意思当众脱逃，只好往上爬。但恰好被对立面发现，纷纷过来把我往下拉，楼上的人不甘心，使劲把我往上拉，上下同时用力，我被拉成了细条。

　　显然，在重力的帮助下，上拉派只有认输，总算我的手腕还没脱臼。但我并没有立即掉下来──因为腿下已经成了人的海洋，根本没有能掉下去的缝儿，我只能骑在人海的脖子上，恰像电影上那些被狂热的群众高高托起来的“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

　　不料这时腿下发出了对“英雄”的抗议声，我低头一看，裆下恰好是对方一位女同学的脸，而这女同学又恰好和我同班，她正在低声骂我“流氓”。

　　难道是我故意要骑在你脖子上的吗？还不是被你们的同伴拉下来的？我朝她奋力一蹬，那同学也有点害怕，不敢骂了。我努力从女同学脖子上挣扎下来，既不想当英雄，也不想当流氓。

　　过了好些年后，我也想通了。如果我自己是那女同学，处在当时那种尴尬的地位，恐怕也禁不住骂对方一声“流氓”。

　　不一会儿，对方调来了一支队伍，人称“八野”，一律复员军人，身强力壮，整齐划一，训练有素。排队跑步冲向日报社最重要的机房。鉴于机房的重要性，守卫机房的任务交给了骠悍的民族学生。但一经交手，民族学生一个个被“八野”打得淌着鼻血，哭着逃出了机房。秀才遇见兵，方知不是个儿，从此“八野”威名震憾全疆。

　　又过了不久，学校的图书馆楼发生了一场争夺战，我正好在一旁观战。“楼上派”用许多桌椅堵死了楼梯，并且用木棒往下打，而地形不利的“楼下派”则挥舞木棒冒死往上冲。

　　其实这些木棒就是桌腿儿，但经过了“从桌子上拆下来”这一劳动过程，就有了点“制造工具”的意思在里面，也就是说“猿”快进化为“人”了。

　　楼下派中有一位我认识的数学系同学，身高体壮，带头冲锋陷阵（这种体形的青年往往爱在此时露一手，也许旁边有他那位所爱？）。这同学平时好举石锁，几次为抢石锁与同样喜爱石锁的我争起来。而且他还擅长侧泳，体力好，游速快，我学侧泳部分是受了他的影响。

　　那勇壮同学一手搬开桌椅，另一手用桌腿儿与楼上派对打，其形势极像古代蹬着云梯，挥舞刀剑，往城墙上冲的勇将。楼上守军踞高临下，把勇将打得头破血流，而勇将却如同“黑旋风李逵”一般，竟不避刀矢，满脸溅血，兀自火喇喇舞着大棒冲锋。守军抵挡不住，楼下派终于攻了上去。后面我没看下去，估计楼上派得付出数倍血的代价。

　　又有一次，两派在本市某处打起来，大名鼎鼎的“独臂司令”“胡乱闯”（其实就是新大数学系６８－２班学生吴巨轮）在新大坐镇指挥，把一支支队伍派出去支援，但一直没派我们“红二连”（物理系），我问起缘故。胡乱闯说，我这大本营不留兵力还行呀？叫人家抄了我们老窝那不全完了？我才醒悟过来，看来胡乱闯并不总在乱闯，还有些“运筹帷幄”的“韬略”哩。而且还把我们“红二连”视为他的“近卫军”。

　　果不出“乱闯”所料，不一会儿，对方从新华南路的横巷子偷袭了过来。“红二连”提着大棒（这次已不是就地取材的桌腿儿，而是略经加工的抬把子的把儿，基本相当于武二郎上景阳岗提的那根“齐眉短棍”，用起来更加趁手）出去接战，我恰好不在，没赶上。不多时“红二连”已将对方击退。他们回来说，这是真正的“短兵相接”（注意这句成语中“兵”的本意是指“兵器”而非“士兵”），双方用大棒互相对打了一番，十分惊险，靠着我们这边儿人多才取胜。而说这话的正是我班那位戴着眼镜儿，害心脏病，爱好书法的同学赵钦亮。

　　我想就算我赶上了，也不见得比赵钦亮强，因为师父还没来得及给我教“少林棍术”，文革就已经开始了。

　　某天，我途经奇台路，忽见三桥上正在发生一场大规模“石子战”，两派利用西河坝石头滩“就地取材”，飞石往来如雨点一般，但双方距离远，一般只落在阵前，尚未伤人。

　　对方阵中可能有个“没羽箭张清”之类好手，忽见几个飞石甩过来，在人群中穿过，在地面上反弹，吓得大伙纷纷惊跳后退。这时，那位勇敢的“旗手”（那时已经发展到“旌旗猎猎”“两军对圆”的阶段了）把迎风飘扬的红旗牢牢插定，一动不动，且厉声大呼：

　　“跑撒（啥）呢？端端儿站哈（下）！沟子脖（甭）松！”

　　果然，大家又被鼓起勇气，重新回到“阵地”。此时夕阳斜映，颇有点“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的意境。

　　这下我才看出军队中“旗手”的真正作用，他就是方向，他就是灯塔，他就是精神支柱，跟着他就能前进！前进！怪不得爱出风头的江青总喜欢别人把她叫“旗手”。

　　不过，这一时期的武斗工具并不总是限定为石块、木棒。有一次，我们正在学生食堂排队打饭，忽见从伙房里飞出无数土豆片、罗卜丁。原来学生和大师傅分属不同的两派，互相“辩论”，大老粗如何辩得过？只好动粗，就地取材，把切好的菜甩出来，学生两手空空，不免败下阵来。

　　这就如同猿猴与猛兽搏斗一样，并不总是用石块、树枝。如果其时正在树上睡午觉，忽遇群狼围困，也只得就地取材，往下抛水果，等于“肉包子打狗”。


新石器时代

　　武斗越来越升级，已经从徒手扔石块（或者土豆片），舞木棒的“旧石器时代”进化到能制造简单弹力机械──弹弓的“新石器时代”了。我们终于进化到“人”了。弹弓也叫叉子枪，我在初中时狠练过一阵子，技艺冠于全班。

　　不几天“军令”下来了，“胡乱闯司令”（其实当时都不兴叫“司令”，用的是非常卑微的称号叫“勤务员”，以示甘做“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命令我们“红二连”负责向“敌人”正面发起“佯攻”，吸引注意力，以便“我主攻部队”从腹背直捣“匪巢”。

　　天还没亮，“我军”向“敌据点”，扬子江路边的运输局大楼发起突然袭击。石子不断飞上去，“冲啊”喊声连天。“敌匪”从睡梦中惊醒，从楼上用“甩撇子”往下甩石弹（算是更高级的“制造工具”）。这玩艺儿厉害，石子大，速度高，居高临下像飞蝗般射来，我们迎着耀眼的探照灯一边躲闪一边还击。不多时身边一“战友”头部“英勇负伤”（那时我们都还没发展到戴柳条帽的阶段），鲜血喷涌，真吓人呀！我们的“火力”马上弱下去了。“连首长”命令：

　　打掉“敌人”的探照灯！

　　我责无旁贷，一“战友”专门负责给我供应“弹药”，我终于将灯打灭。顿时眼前一阵黑暗，反倒看不清“敌弹”，结果我也“英勇”地身中一弹，正好打在心窝上！打得我眼冒金花，差点摔倒。“弹药手”问负伤了吗？我不好意思下软蛋说没什么。其实这一下把我打惨了，一口气儿半天没上来。

　　“敌方”精得要命，没上“胡乱闯”声东击西战术的当，“我主攻部队”无功而返，“佯攻”也只得结束。“撤离”后我才发现左上兜里装的一面刮胡子用的小镜子被打得粉碎！恰好石头又掉在左下兜中，我一看比他妈鸭蛋的个儿还大！幸亏镜子后面是铁皮，要没这“护心镜”没准儿我就“光荣”了。

　　后来，听十月厂当工程师的哥哥讲，我们那天凌晨发起攻击时，运输局斜对面的十月厂以为要攻击他们，紧急集合，严阵以待，待我们撤走才松了一口气。据说那天运输局楼顶上一个家伙正好被我方的弹弓打掉一颗门牙！

　　七月，武斗已到高潮。有天清晨“敌人”“血洗”了广场。待我们到那里时，对方组织已退却到小十字。双方互相甩石头，那时街上也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那么多石头。我用弹弓打了几次之后，发现满天飞石如蝗虫一般，躲都躲不及，只好闪在墙后。但我们同班同学刘宝良却极勇敢，站在枪林弹雨下一个劲儿扔石子，不避矢石。我奇怪的是：他是“革军”或“革干”出身，最红的红五类，按理说应该参加对方组织才是，不知为什么也居然参加了我们“老牛”（牛鬼蛇神）组织。而且与他的同类们对打起来比我们这些“真老牛”更勇敢，真叫人难以理解。

　　我们把对方逐步赶到了北门，其实应该说是对方完成战斗任务后主动后撤。对方组织严密，着装整齐，一色的蓝工装，绿柳条帽，一看就是六道湾煤矿工人。而我们这边全是些乌合之众，以学生娃为主，乱七八糟穿什么的都有，明显实力不如对方。

　　双方的角斗是这样一种格式：两军相隔大约五、六十米，相互扔石头。忽然我方发起冲锋，对方撒腿就跑，跑一阵双方又都停在新的分隔线上。然后对方再冲，我方又逃。我想：如果这时哪个倒霉鬼不小心摔倒，一时爬不起来，必然惨死在对方的乱棒之下。

　　双方在对峙时，我用弹弓朝对方一名极健壮的矿工打了好几发，都被那小子躲过去了。忽然，我的后脑勺上挨了一石头──幸亏这时已进化到戴安全帽，只震了一下──回头一看，原来是我方的一位女学生干的（在那个时代的薰陶下，竟有如此好战的女生，也迫不急待混入男子汉游戏中），她正站在我身后不远处向对方扔石头，不料纤纤“粉臂”娇弱无力，扔不到“敌方”，却砸在自己人头上了。气得我想起一句名言“战争让女人走开”，不由怒吼一声：“滚开！没用的东西！”那女生也臊得“人面如桃花”，唯唯后退。

　　没想到正在我向后怒斥时，身前又挨了一石头，原来是那极壮的矿工趁我没注意，偷袭成功。那小子一脸得意：“怎么样？哈哈！服气了吧？”我被前后夹攻，腹背受敌，竟遭此奇耻大辱！再回头一看，那肇事的丫头早已遵照我的训示“滚”得没影儿了。

　　这事儿就发生在北门，现在的４路车站处。


新石器时代的攻坚战

　　又过了几个月，对方组织在乌鲁木齐渐渐占了上风，我们已没有力量与人家直接对阵展开巷战，而是人家开始向我们四大院校各据点“攻城拔寨”了。

　　先是打八农，团团围定。而八农来了个“请君入瓮”，楼窗洞开，每窗后站两条大汉（幸亏八农多是艰苦专业，男生多），手提大棒，进一个闷一个，竟吓得对方无计可施，只得撤围。

　　然后打新工，恰好弟弟在新工“参加革命”，混在他们的“战斗队”中度日，这次让他赶上了。新工教学楼是苏式建筑，既高大又坚固，围攻队伍在肉搏攻坚失败之后，竟开来起重机，吊着一个事先焊好的小铁房子，内藏勇士，抱着喷油管，准备火烧新工大楼！

　　新工学生（包括弟弟）明白，一旦楼被攻破将是什么下场！幸亏事先在楼顶上备有许多巨石，大家从楼顶砸下，把起重机和小铁房砸得歪七扭八，无法靠近，对方只得铩羽而归。据弟弟说，因为新工有实验工厂，所以他们的“滚石”中杂有巨大的齿轮、花键、连杆等等。听说当时齿轮从一二十米高的楼顶砸在水泥地上，竟摔得四分五裂！可见冲力之大。

　　新大一看大事不好，为加强守备，把全校最坚固的图书馆楼底层的门窗整个用砖墙砌死，等于古代战前把城门用沙袋堵死的战法。低年纪同学都称赞我们６６级以前干过砌砖的校内劳动，自愿当小工，给我们“大工”递砖。

　　另外，在较高楼层的窗户上钉铁栅栏，而且还忘不了利用两根铁条，绑上汽车内胎的皮条，制成巨型弹弓，准备在“人若犯我”时射向楼下！

　　然后与新工一样，也往楼顶上搬运巨石，显然这类战法来源于古代打仗的小人书中城墙上的“擂木滚石”，只是还没想到再加上“百沸滚汤、恶臭粪汁”这等损招儿，否则，真可以称得上“金城汤池”了，也就是“南征北战”上国民党播音小姐用肉麻“国语”所说的“我重庆防务，固若金汤”。

　　幸喜新大离河滩不远，那时乌鲁木齐人都知道“××像西河坝的石头一样多得很”这句谚语。我们天天晚上开车去河坝抬石头，当我们把重得几乎搬不动的巨石抬上汽车时，李德新与我相视一笑，心照不宣：这么重的石头放在那么高的楼顶，如果真砸在谁头上──我们都是物理系学子，很容易算出这巨大势能转化为动能，该有多大的末速度和动量！心中不由一阵发软，双方都是群众，何必把人家砸成稀巴烂？

　　有一次我们五人提着木棍夜行在河滩路上，忽遇两个同样提木棍的工人，那二人一看我们人多势众，竟吓得发抖，以为命将难保。后来一问是同一派的，才放心离去。当时我想，如果反过来，我们是两人，恰好遇上对立面的五人，我们不就没命了吗？越想越怕。

　　对方大概看新大“固若金汤”，开始围攻新医，新医楼房只有两层，又多是女生，难以招架，但守不住就得完蛋，只得死命抵抗。对方一直攻到夜里，急了，干脆搬来几十公斤炸药，像抗日游击队炸鬼子碉堡似的，敢死队员顶着桌子，上铺棉被，硬冲进楼下。一声巨响，楼被炸坏。新医学生悉数被俘，听说当时竟有“坚贞不屈”的女生，像“八女投江”似的跳楼，做了“誓死保卫革命 路线”的屈死鬼（我发现女性多属情感型，一旦信仰上什么，比理智型的男子更执着，或者说更死心眼儿）。

　　似乎无论到了什么年代，都有“礼让女士”的绅士遗风。新医众多被俘女生全被释放，只留下男生当俘虏。不用说，在拼死抵抗的学生中，这少数男生肯定得承担中坚分子重任，所以活该倒霉。早知宽大女士，那几位“烈女”又何苦来呢？

　　那天夜里我正在家中睡觉，不知何处忽然响起了高音喇叭（那年月到处都是这种音响设备），一个南京口音撇着蹩脚的普通话兴奋地喊：

　　“无产阶级 革命派的战友们（指本派同志）！革命的同志们（指中间派群众）！现在，向大家报告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新医‘保武狗’（意即新医学生与区党委副书记武光相互支持）在我强大攻势下，已经缴械投降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伟大胜利！”

　　这通广播足足播了２００遍！搅得我一夜没睡成，害得我对南京普通话一夜掌握，永生难忘，直到现在谁一开口我准知道你老家是不是南京。

　　后来“红二司”仿照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排演了大型（其实应该算中型）音乐舞蹈史诗“红二司战歌”，由新疆考上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的高材生郭志强任总指挥，在团结剧场首演。

　　全剧最高潮正是所谓“血战新医”，在悲壮的音乐声中，在熊熊的火光中，在隆隆的炮声中，五位头扎血染绷带的男女“革命战士”，“巍然挺立”在新医楼顶，誓死抗争。在红色追光下，全身通红如火，翩翩起舞，做中弹踉跄状，做伏地崛起状，做怒指前方状，做高举“红宝书”状，做弓箭步红卫兵舞姿状，做护卫弹洞累累的红旗状……终于，一如狼牙山五壮士，最后看一眼美丽人生，从“楼顶”纵身跳下，歌声起：

　　啊…………啊…………

　　七月的天空啊，黑风阵阵恶浪滚滚！

　　红山在低头咽泪，乌鲁木齐河在呜噎！

　　天山雪峰啊，你是历史的见证……

　　旋律透着塔吉克风格，略似“冰山上的来客”插曲，多“变徵之声”，从高昂、激越，转悲怆、低沉，结尾拔出最高音！天幕上化出巍巍青松，直刺蓝天白云，灯光渐暗，大幕落下……


铁窗岁月

　　有一次新大攻下了对方据点南门体育场，听说当时所谓“攻坚部队”把那些守据点的运动员们打得够呛，先问你是什么运动员？如果是乒乓球运动员，就专砸手腕子，如果是跳高运动员，就专砸脚脖子。运动员们把新大恨得牙根痒痒。

　　不幸的是，有天我回家，恰好被栏路设卡的对方组织搜出我身上的新大身份证，于是关进南门体育馆，扯去眼镜儿，蒙上黑布，四个拳击手四角站定，将我当成沙袋，猛练一通儿。然后又按在车上押往一神秘去处，继续拷打。

　　当时被俘的新大学生有两名，我听一位小头目布置任务道：

　　“那边那个是红五类，稍微打几下就行了，这个是双料黑五类（我爹“历史反革命”，哥哥“右派”），给我腕头加力，照死里打！”

　　众喽罗一声“得令”，手舞大棒，我只得暗叹“啊也！今番我命休矣！”

　　待打过八十“杀威棒”我已无法动弹后，才开始审问，他们大概以为我是个小头目或探子，或那天攻打南门体育馆的“攻坚部队”，后来问清楚根本没我什么事儿。

　　这时听得有一民族汉子走过来说：

　　“好啊！我们经过调查，原来你当过胡大乱的保镖！小的们，给我狠狠打！”

　　所谓“胡大乱”许多人分不清，以为和“胡乱闯”是同一人，其实这是政教系６８－２班学生刘鸿科，新大第二号“勤务员”，浓眉浓须，连鼻孔中都是长毛。有一次他要深入“敌营”去谈判，不知听那个多嘴的说我爱好武术，让我跟他去保一回镖。我从不愿出头露面，但他话已出口，我怎好意思当场拉稀告饶不去？况且当时闯了一回“敌营”也并未有施展拳脚的机会，但这就惹下了麻烦。

　　“小的们”又是八十大板，再开始审问新大的各种“军事机密”，虽说那时两派都叫嚷“誓死捍卫党中央”，甚至也真有几位“跳楼烈女”之类，但我并不愿充硬汉，更不会傻到高吟什么“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因为此间并非渣滓洞，对方也并非沈醉徐鹏飞，我只能“从实招来”，但一个小兵卒能知道多少？最后问到你们的口令是什么？

　　您大概想不到我们那时的准军事组织也挺正规，那几天的口令是“皮鞋──房子”，但这时我又犯傻了，想，这可不能说呀，这一说要损失多少同学？就装糊涂，说忘了。结果又是八十大板或一百六十大板！

　　在打手累了去休息的间隙中，一位看守同情地对我说：我也认为他们这样打人是错误的，但现在的形势下谁也没办法阻挡。

　　他给我临时摘下眼罩，让我看看这是什么地方，我睁着模糊的近视眼从窗口往楼下一看，立刻发现这儿是八一中学，血统论的老窝。

　　看守非常警觉，问：你怎么知道？

　　答：我去年四月就在这儿实习当物理老师。

　　看守叹一口气，也许他是八一中学的学生？

　　就这样从中午直打到下午，打得我遍体麟伤，整整躺了七天七夜。后来对方一看，确实也榨不出什么油水，才放我回家。

　　回到二中已是半夜，“黑帮”母亲已被“革命群众”连家撵出不知何往，我正无家可归，忽然“二中平型关”又提着红缨枪来搜查“逃犯”，我只好窜上房顶躲了一夜。

　　后来总算找到母亲的“新家”，整整养了一个月的伤。

　　现在想来也真是奇迹，就这样铁窗囚室毒刑拷打，竟没落下一点残疾。我细想了一下，可能与当年练过武术有关，肌肉发达，经得起摔打。要是换了今天这副老骨头，别说“八十杀威棒”，恐怕只一棒下去就散架了。可惜的只是早年没能投师海登，练就一身“铁布衫功”“金钟罩”，否则就可以在“杀威棒”下呼呼睡大觉了。

　　不管怎么说，这也算是少有人尝过的另一种人生经历，虽然并非如江姐叶挺在白公馆渣滓洞中那等光辉，但铁窗毒刑是什么滋味儿也算领教了。

　　打那儿起我算彻底想通了，武斗这么多次，除打碎一盏探照灯外，没动上别人一指头，自己反而吃尽苦头，还差点丧了命，所以赶紧当了可耻逃兵。借口“敬绘领袖宝像”组建了新大绘画组，离开“红二连”，急急逃生去也。在中央美院毕业的名师指导下，倒等于上了一年白坎儿不交学费的美院油画系。

　　唉！“早岁哪知世事艰，北望中原气如山！”“如今识却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铁器时代

　　战争进一步升级，武器进一步进化。已经由“新石器时代”跳过“青铜时代”直接进化到“铁器时代”了，很明显是因为铜贵铁贱，铜少铁多。

　　一开始是大头棒（其实就是镐头把）上钉铁钉子，极像“霹雳火秦明”使的“狼牙棒”，令人望而生畏。再后来就发展成“红缨枪”，白蜡杆上安装真正的铁枪头。一时间，新大校园的白蜡树杆一扫而空。

　　听说有次一支队伍正扛着红缨枪在大街上游行，忽然发现街两边参观的群众中有一张似曾相识的面孔，一问，原来是《新疆日报》上早已批倒批臭的大名鼎鼎的“黑帮分子”，新大副校长，历史学家张东月。咦？既有“黑帮”在此，何不用他试试红缨枪锋利与否？于是，张先生的屁股上被穿出十几个“透明窟窿”。

　　这张老先生解放前在盛世才监狱中已经受够了酷刑，在这要命的当儿，不躲在家里，却搔首弄姿于街头，还参观什么红缨枪队伍？真是好了疮疤忘了疼。

　　再后来，武器花样不断翻新，古代十八般兵器竟一一上市，引得新中秦剧院的武把子们技痒，各操自家趁手兵刃赤膊上阵了！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拐子流星，真是让好战分子们开了眼。俗话说“好把式打不过赖戏子”，戏子们一出场，扛红缨枪的业余选手队伍全被打得稀里哗啦，人仰马翻。新中剧院协助二中“平型关”称霸中山路一带，吓得对方组织逡巡而不敢进。

　　武斗战场既已被“步战”武林高手们称王称霸，达到顶峰，再往下只好向“骑战”方向发展了。新大搞了一支由轻工企业的好战小伙儿（其实就是一帮流娃子）组成的“骑兵敢死队”，一律枣栗色战马，每人打造一把熟铁蘸钢大刀，拴上红绸。在新大图书馆前的温馨校园内纵马驰骋，大刀挥得呼呼生风，做砍劈状，做格斗状，红绸飞舞，威风凛凛，小伙儿们心里大概以为胯下骑的是“马中赤兔”，当然自己就是“人中吕布”了。


热兵器时代的开端

　　潇洒的“骑士时代”其实并没维持多久，模仿历史上的“冷兵器时代”就全部演绎到头儿了。终于，“热兵器时代”开幕了，但与兵器史实际进程不太符合的是，首先进化出的不是枪炮，而是──坦克！

　　听起来似乎有点儿不可思议，其实还是有道理的。当时无论打得多么厉害，双方究竟都明白，对方并非日本鬼子，而是所谓“受蒙蔽群众”（也不知道究竟哪方受了蒙蔽？），直接造枪炮似乎立刻酿成“非法制造枪支”罪，而所谓的“坦克”，并非真正带炮火机关枪的进攻型武器，其实不过是把汽车、拖拉机之类蒙上一层铁板的“装甲运兵车”之类防护型玩艺，是“盾”的扩大，只是用这轰隆隆的铁家伙吓唬对方，似乎这样还不太算“犯法”。说起来那个时代也真是难以理解，人们既在相互打，又在一个统一的中央下听令“守法”，“按政策办事”，既像战争，又像儿戏。

　　同学李德新给我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他弟弟当时是一中的学生，他们可能参加了八农的“战斗队”，我记得第一个造出“坦克”的好像正是八农，因为他们有农机系。

　　德新弟弟和“战友们”坐在坦克中冲向“敌阵”，正在对方无可奈何时，坦克忽然熄火了──大概农机系学生学业尚不精熟，要是里面坐个有驾照的拖拉机手就好了──趴在那里。对方“战士”模仿英勇的志愿军，登上坦克，翘开“王八盖子”。“坦克兵”们只好爬出坦克，德新弟弟狂奔逃生，不幸被对方用红缨枪戳穿肚皮，肠子流了出来，大概对方也吓坏了，究竟是个可怜的中学生，没忍心再接着戳。德新弟弟用手把肠子塞回肚皮，捂着肚子，跑回学校，自己躺在医务室床上，然后大概就昏过去了。

　　德新说这一段时，我听得都快要流泪，其惨烈有如抗美援朝中志愿军英雄“盘肠大战”再现！而德新的脸上却洋溢出一种自豪的微笑，那时的人都以为自己回到了“大渡桥横铁索寒”的革命史中。


土造热兵器

　　“坦克”之后真正的“热兵器”终于登场了，开始自然是自制手枪或长枪，就和现在犯罪分子们造的土枪差不多，很粗糙，而且性能很不稳定。

　　我那时已经在天天“敬绘”，当职业画家，从不摸那玩艺儿，而和我极熟的一位同学，也戴着斯文的眼镜，却酷爱枪支，动不动就想“玩一玩”。

　　他那支“枪”是管长枪，很原始，简直就是土造猎枪，从枪管前方装填火药，填满捣实后，再点火击发，大概还是十八世纪的水平。有一次这家伙心太哈（瞎），填了满满一管火药，没成想一击发，强大的后座力把枪托撞击在他心脏处，死了。上午我还看见他来着，好好儿的，笑嘻嘻的和我开玩笑。

　　后来这家伙被新大的红卫兵组织“追认”为所谓“红卫兵英雄”，仪式搞得还像模像样，哀乐，花圈，致悼词，遗体告别，一样不缺。当时我想：这小子不过是个调皮的“玩枪癖”罢了。

　　那时的土枪没有连发功能，即使单发也得需要点火，影响射速，所以威力有限，常有“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二楞子敢死队出现两军阵前。当然，主席教导我们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本方一位学生就这样饮弹而亡。

　　其实当时死人多了去了，光我在新大一间库房里就见过好几具冰冻的尸体，之所以这位学生的牺牲还能留在我记忆中，是因其兄钱玉凯乃赫赫有名的全国中量级举重冠军，曾于文革前破过世界记录，与陈镜开、黄强辉同列举坛金榜。

　　更巧的是，这钱玉凯和我是小学同班同学，俄罗斯“二转子”，黄毛黄眼珠，肩宽体阔，力大无穷，调皮之极，甚至还揍过我们的女老师。除了体育极优，所有功课一律不及格，未考上中学。失学闲逛，溜进体育馆举重室，一把举起杠铃，惊倒教练，于是一步步成为举重名将。估计其弟之所以冲锋在前，也是因为身体极壮，故而胆气极高所致。

　　正在北京的钱玉凯听说乃弟被枪杀，回新疆兴师问罪，杀人一方闻听钱玉凯威名，如雷贯耳，吓得摆席陪罪，才算息事宁人。

　　有一次胡乱闯派“红二连”一帮学生组成“短枪队”，夜袭“敌营”，好像是要营救身陷囹圉的“同志”。往外突围时，我系６９级两位同学遭到对方“交叉火力”的阻拦，不幸被俘。

　　后来对方的“战报”上登出两位同学的照片，脸被打得肿涨，脖子上还挂着各自的“手枪”，以示此乃“持枪暴徒”是也。

　　那时也造了不少手榴弹，这家伙可能更好造，连抗日时的土八路民兵都能自造，何况现代会开机床的工人呢？于是新大院中天天轰隆声不断，那是在试验（其实就是楞小伙子们在玩）手榴弹。我最后已经发展到哪天听不见手榴弹响反倒睡不着觉的地步了，就像相声中那老头儿，听不见楼上扔皮鞋的两下响声，反倒一夜睡不着觉。

　　当然，学习抗日英雄们的业绩，土地雷更不能少。而且现代土地雷比那时“地雷战”中的石雷威力更强。您猜这些小子用什么做地雷？用他妈的暖气包！在小六零暖气包中塞满黄色炸药，想想吧，那玩艺一炸起来是个什么征侯？大概能掀掉半座楼！

　　听说文革后过了好些年，在新大校园中还能挖出当年的“暖气包土雷”。


忽然跨跃到“原子能时代”

　　“枪”之后并未按常规出现“炮”，可能炮这东西太难造了，而且威力也太强大，在群众对仗中似乎还用不着。

　　但“炮”的替代品“火箭”却适时登场了。原因很简单，火箭其实比炮要容易造得多，因为它不需要制造巨大的炮身，只造一枚和炮弹差不多的东西就够了，自带飞行燃料和爆炸药。另一个原因是我们物理系在文革前就有“火箭小组”，我班孙一心也在其中，每年都做实验。当时是兴趣小组，为教学服务，而现在则成了“武器工厂”，为武斗服务了。

　　往年火箭小组的火箭很小，射程并不远，而这次为军事目的制造的火箭威力大为提高，首发试射就一下子从新大打到南门！也就是两派的“楚河汉界”。

　　这一下惊动了对方组织，对方似乎并不太懂物理和兵器学，竟把火箭混同于原子弹！他们的大字报渲染道：新大物理系有个留学英国剑桥的反动学术权威（正是那位冬练三九的疯子），会造原子弹，指挥物理系学生制造了三枚大规模杀人武器，用来屠杀革命派群众，希望革命群众提高革命警惕严防破坏革命大好形势云云。

　　其实这下反倒省事了，本来对方准备攻打新大，结果被“原子弹”吓住了。我也得以继续“敬绘领袖宝像”，深造油画技艺。

　　我边画边笑：原子弹是那么容易造的吗？二战中美国动用了多少亿美元，网罗了世界各国多少原子物理学家，组织了一个多么浩大的“曼哈顿工程”！最后才造出三枚。现在就凭我们可怜的新大物理系？

　　认真说，火箭只属于运载工具，它本身并不具有任何战斗力，只有在它头部安装上能爆炸的“弹头”，那才能算武器，弹体和弹头加在一起叫“导弹”。如果头部装个卫星，那只是个和平的运载工具而已。

　　我们那火箭大概头部装了点儿一般炸药，充其量算做常规弹头，而它们加在一起却无法叫“导弹”，因为它并没有“制导”装置，无法在运行中自动修正弹道。说下大天儿来也不过属于“喀秋沙”之类的“火箭弹”型武器，而且恐怕发射时连“导轨”也不正规。

　　而原子弹呢，纯粹是爆炸性杀伤武器，至于运载工具是什么其实改变不了原子弹本身的性质，二战时美军用飞机运载原子弹投向广岛、长崎，那是一种原始办法。后来把它装在远程火箭上当“核弹头”，就构成了“核导弹”。以上等于向当年那些糊涂蛋们普及一点兵器常识。

　　再说就算我们那位剑桥学者真能造出原子弹，只要试扔一颗，在南门爆炸，那整个乌鲁木齐不就全削平了？两派全没了，一个不剩。可那天的南门试炸不就是一个大炮仗吗？这伙猪脑子！

　　你看，不到一年时间，武斗史竟从猿到人，从“旧石器时代”进化到了所谓的“原子能时代”，这速度多么吓人！


制式热兵器

　　不过原子弹是假的，而枪却逐步变成真的了，真正的军用制式枪支！为什么？其实两派群众组织背后各有一支军队在撑腰，本方背后是空九军，对方后面是新疆军区。于是两边都制造些假的所谓“抢枪事件”，暗中把部队的枪送给老百姓。

　　新大那支轻工敢死队这时又“鸟枪换炮”，每人一长一短，一支冲锋枪或半自动，一支二十响驳壳枪，而且马刀仍然插在背后，红绸飘扬，更加威风了。

　　有次本派中的民族学生要闹事，连周总理指示也听不进去了，抬着我画的巨幅领袖像，要搞所谓“反对大汉族主义”的分裂活动，把“乱闯司令”团团围住，逼他就范。正在危急当儿，胡司令的“近卫军”赶到，冲进会场，民族学生惮于“轻工敢死队”的赫赫威名，吓得四下奔逃做鸟兽散。

　　有了真枪，武斗反倒死人更少，因为大家都不再敢明目张胆的冲锋陷阵了。

　　不过听说四川闹得邪乎，“产业军”和“造反兵团”两边甚至动用了真正的坦克和大炮，在四川盆地展开了真正的大规模“野战”，就差没动用军用飞机了。听说死人数目全国第一。

　　六八年我毕业分配到了和田，第一次在和田看露天电影，外面就响起了手榴弹爆炸声，全场观众呼地一下全跑光了，就剩下我和夏老夫子等几个新大学生还在继续看电影，这种声响在新大把我们耳朵都磨出茧来了，就像没听见一样。看来来自大地方见过大世面在“枪林弹雨”中成长起来的“二战老兵”就是与和田土老冒不同，听那玩艺儿就像听了个“二踢脚”似的。

　　记得那场电影是“钢琴伴唱红灯记”，全国首席钢琴家殷承宗（当时改名殷诚忠，以示不能继“承”封建祖“宗”）那暴风骤雨般的激情狂奏以及如行云流水般美妙的间奏、小过门令人陶醉，岂能让一声“二踢脚”给搅了？


地对空热兵器

　　后来才知道，和田不光能扔手榴弹，其兵器史比乌鲁木齐发展水平更高更先进，乌市最多就发展到军用步枪、机枪、冲锋枪，而和田却发展到了高射机枪！原来驻和田属于空九军的那个师胆子更大，多要命的东西都敢送人。

　　听说当时对方组织用干果厂的葡萄干儿袋子垒成碉堡（连武斗设备都充满浓郁的西域民族特色和纯朴香甜！），往外打枪，而这边的楞头青们把高射机枪改平射，朝葡萄干碉堡搂了一梭子，须知高射弹一出去就是连着三发，穿甲、爆破、燃烧，把个“香甜碉堡”炸飞了不说，葡萄干全部烧化，成了糖稀，把对方“战士”粘成了“糖人儿”（看来和田葡萄干含糖量真不赖），这下子对方组织吓破了胆，立刻土崩瓦解了。

　　那一派的成员一提起这事儿，就乐得大牙都在闪光！


现代与中世纪的交锋

　　等我分到皮山县，又遇上了一次更有趣的武斗。那天某方组织从公社弄来几千老乡，把对方据点包围了，手举砍土镘，人声鼎沸，势不可挡。

　　此时对方据点中几个小伙子打完扑克正在睡中午觉，外面一吵，醒了，只见黑压压一片皮帽子海洋上翻滚着明晃晃的砍土镘，正是“三军甲马不知数，但见动地银山来！”

　　这时一个外号“毛驴子”的楞小伙儿，人高马大，光着膀子提着轻机枪就出来了，朝皮帽子上空扫了一梭子，南疆老乡哪儿见过这阵势？全都像决堤洪水似的撒鸭子逃命，大叫“毛驴子出来了！开枪了！”

　　后面的老乡连人也没见着，大概以为某头“以歇克”（毛驴子）忽然成精，竟学会开机枪，而且端着机枪窜出驴圈来了！只恨爹娘没多生出两只脚。这情景恰像淝水之战中，朱序混在前秦队伍中高喊“秦国败了”，引起连锁反应，害得九十万大军一泻千里，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其时我正在文化馆宿舍，也是睡中午觉，忽听得窗外一片地动山摇，似有无数野牦牛被狮子追赶在藏北原野上狂奔的那种气势和震憾力。等我打开窗户一看，也搭着我爬起来慢点儿，“无数牦牛”已全无踪影。

　　后来我一打问才知道是这么回事，接着倒头又睡，一梭子机枪比起新大每日不断的枪炮声不过等于放了串儿响屁。正所谓：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yangharryl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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