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黛、万昭：无尽的追悔 ——关于曹禺百余封信件被烧毁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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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尽的追悔


——关于爸爸百余封信件被烧毁的情况


万黛          万   昭





这次出版包括书信在内的曹禺文集，再一次撕开了我们心中的伤疤，是我们亲手烧毁了爸爸的百余封信件，真令人痛心疾首！如果它们今天还存在，应该是这个文集的一部分，应该成为热爱曹禺和曹禺戏剧的研究者和读者的宝贵读物，而现在留下的只是无尽的追悔！


这百余封信，大部分是1933年爸妈相识相爱直至1937年二人结婚这段时期爸爸写给妈妈的，是这一时期爸爸心路历程少有的重要记录。之后，信件又断断续续地延续到1951年二人离婚。


这些信件有的一封几页纸，有的几十页，据说，当时妈妈看信时，姨婆曾经发问道：“颖啊（妈妈的号为“颖如”），你看的是什么书？”还有一些信是用英文写的，这是因为初始外公坚决阻止妈妈与爸爸谈恋爱，严格检查爸爸寄往家中的信件，所以爸爸用英文给妈妈写信以躲避不识英文的外公。


1933年，在清华的校园戏剧活动中，爸爸与妈妈相识相恋，开始写下一封封动人的书信。他们二人是清华大学同学，爸爸比妈妈高三班，是西洋文学系毕业班的学生。当时清华女生很少，妈妈大家闺秀的气质，秀美端庄的仪表，引起了爸爸的注意。1933年春，他特别邀请妈妈出演英国剧作家高尔斯华绥的话剧《罪》，担任女主角，同时爸爸也开始了对妈妈的热烈追求。


起初，爸爸并不顺利，因为妈妈是法律系的学生，与爸爸并不认识，对戏剧表演更是外行。而且，妈妈对这位身材矮小，身穿大棉袍，戴着一副黑边眼镜，总是抱着一大堆书在清华园里来去匆匆的“老学究”，并不以为然，她回绝了邀请。这使爸爸心伤欲碎，他不住地在妈妈宿舍“静斋”院外长时间痴痴站立，有时又送去一封封写满诗篇、洋溢着艺术激情的书信，不久，失魂落魄的爸爸终于病倒了。因此，好心的同宿舍同学不得不托人传话给妈妈：“你们赶快让郑秀和万家宝好了吧，不然，怎么得了？这几天万家宝整宿不睡，喊着郑秀的名字，又哭又叹气，非疯了不可，我们也被他闹得不得安宁。”这些往事，在我们长大以后，爸妈的同学也经常向我们提起：“你们都不知道，当初，你爸爸像发疯一样追你妈妈啊！”


之后，由于爸爸的执着，再加上同学们的竭力说情，妈妈同意和爸爸接触并参加演出了。为了指导妈妈如何演戏，了解剧情和人物关系，爸爸一人担任了剧中的全部角色，专门为妈妈做示范表演。爸爸表演得有声有色，不同人物，不同的性别、年龄和思想感情，在爸爸的挥洒之下，都呈现得生动感人，恰如其分。交往中，爸爸还向妈妈讲述他看过的许多中外书籍中的动人篇章，在妈妈面前展现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这些使妈妈看到了爸爸的真诚、热情和才华。正是爸爸的艺术激情，首先打动了妈妈。


就在这一年，爸爸动笔创作了《雷雨》。暑假，爸爸请求妈妈不要回家，留下来陪伴他写作这部积累构思已久的剧作，他深情地对妈妈说：“身边没有你，我将一事无成。”就这样，爸爸在亲爱的人的陪伴下，于清华图书馆阅览室里两个相对的座椅上，完成了自己的处女作《雷雨》。


当爸爸写出一页页手稿，总是急切地先讲给妈妈听，让妈妈先看，妈妈就用她从小练就的清秀、工整的字体把它们誊写干净，成为爸爸第一个，也是最忠实的读者。


在整个的写作过程中，白天，爸爸写作，妈妈陪伴在一旁温习功课。夜晚，他和妈妈一块走出图书馆，在夏日的校园里漫步畅谈，爸爸不但向妈妈讲述自己的创作构思、剧本结构，更多的是，向妈妈讲述自己的生活感受，讲对各种社会现象的理解，讲他看到的各色各样的社会人物。他常怀着一种周冲式的纯真和热情，发出对社会黑暗的愤懑和不平。有时，讲着，讲着，爸爸又把妈妈带进另外一个世界，一个充满阳光、自由、平等的新世界。这时的爸爸简直像孩子一样天真、快乐。爸爸也讲自己的家庭、身世和他最爱的母亲。


在讲述中，爸爸思想的深邃、成熟和丰富，才识的广博，使妈妈简直不相信自己面前的是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在这沟通心灵的谈话里，妈妈才注意到，爸爸有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这双眼睛在洞察，在思考，传出他心中的理想和追求，闪烁着他的才华和智慧，这心灵的窗户在妈妈面前完全敞开了！爸爸动情地对妈妈说：“你唤回了我早逝的青春，让我品尝了人生最醇厚的美酒，和你在一起，我感到最幸福。Dora （妈妈的英文名），如果将来有一天，我能写出象样的东西，你的爱就是我创作无可比拟的动力。”妈妈深深地被感染和激动。就这样，在清华园里，妈妈得到了她一生最珍贵的爱情，同时，也保存下爸爸大量充满激情的信件。


关于这些信件，有人曾发问，二人同在清华园，为什么还要写这么多的信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艺术家吕恩的一篇纪念文章谈到这个问题：“我们剧院在1953年底开始排《雷雨》，我被分配演繁漪。我去郑大姐家向她请教时，她谈到在清华园里万先生和她写《雷雨》的情景。她拿出一个小箱子给我看，里面有一尺来长，长方形包得很整齐的书信，说：‘这是家宝写《雷雨》时写给我的信。’我不解地说：‘你们天天在一起为什么还要写信？’她说：‘有许多当面难以启齿的话，对着纸写就无所顾虑了。’”（注：参看《人物》2011年第六期《我所知道的曹禺和郑秀》）


1933年爸爸在清华毕业之后，为了陪伴妈妈，又在研究院读了一年研究生的学业。1934-1935年爸爸去天津、保定教书，同时在社会底层收集素材创作《日出》，并与恩师张彭春一起演出了根据莫里哀的剧本改编的话剧《财狂》等戏剧。其间，妈妈仍在清华读书，因此二人两地之间，特别是在清华放暑假妈妈回南京家中探亲时，（暂短的寒假，爸妈基本上是一块回天津奶奶家，）爸爸又给妈妈写了许多信。


1936年，爸爸应邀到南京国立剧专教书，妈妈清华毕业后也回宁任职，二人在南京订婚。1937年夏爸爸因长兄万家修病逝天津，北返探慰奶奶。不久，“七七事变”就 爆发了，日寇在关内开始大规模的侵华战争，津浦铁路即刻阻断，爸爸被困天津。很快，淞沪会战打响，日本飞机开始轰炸南京，连天战火中身处两地的爸妈在信件里写下了心中的万分思虑。9月，一直等待爸爸的妈妈不得不离开南京，爸爸也辗转从天津脱险，南京大屠杀之前，二人终于在武汉会合，数日后偕往国立剧专时迁的新驻地长沙，10月5日他们在长沙结婚，开始共同的婚后生活。


1951年，妈妈经历了一生中最痛苦的离婚过程。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妈妈强忍痛苦，孤身一人，自强自爱地奋斗。作为一个职业妇女，她一直在工作，把我们姐妹二人抚养成人。在她内心深处，始终如一地忠贞于在清华园里建立的爱情，这是她一生的精神财富，尽管历经磨难和不幸，她都在所不悔，信守不渝，一生始终没有再爱和再婚。


妈妈内心深处最关心的，还是爸爸，还是爸爸的艺术。当她知道爸爸写不出剧本和内心的痛苦，焦急的妈妈常对我们说：“爸爸太可惜了！”因为妈妈相信爸爸的才华，在爸爸还是一个无人知晓的普通大学生的时候，在清华大学的图书馆里陪伴爸爸完成《雷雨》的时候，妈妈就懂得了爸爸的艺术价值，而且终生坚信不疑，并把爸爸的艺术生命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离婚时妈妈曾说过：“当初为了爱，我与曹禺结婚；现在也是为了爱，让曹禺静下心来，安心创作，我同意离婚。”离婚后的妈妈真心期望爸爸的艺术才华能够在以后的岁月里发光，所以时常惋惜地对我们说：“爸爸写戏是个天才，应该能再写出好东西，他真是太可惜了！”


最令妈妈痛心的是，她手中的爸爸书信、相片和一些宝贵的资料后来都全部被销毁了。除了百余封信件之外，妈妈还保存了近十本大相册的照片。这些照片我们看过，其中绝大部分是在清华园的留影。妈妈在清华有一对好友，即黄菊茹阿姨和她的男友童家骅，童家骅酷爱拍照，他们四人在数年的校园生活中，成为好朋友，也给爸妈留下了大量在学习、生活、校园戏剧活动、运动、娱乐中的照片和剧照。相册中还有爸妈与奶奶、外公双方家人的许多家庭照。我们清楚记得还有几本专题相册，如1932年爸爸与德国教师葛瑞瓦等人的五台山和内蒙之行；1933年清华毕业班的日本之行；《雷雨》在日本首演的剧照；1939年爸爸在昆明导演的《原野》剧照，记得，其中演员凤子、汪雨、黄实等人的剧照一直挂在我们福州的家中。珍贵的是，妈妈还保存了爸爸剧作的部分手稿；三十年代，《雷雨》《日出》在国内外的剧评剪报；刊登在《文季月刊》上《日出》剧作的剪贴本等。


这些记录那段美好生活的书信、相册和资料，妈妈始终视为生命，几十年来，不论是战乱，还是数次大搬迁，都随身携带，亲自保管。南京大屠杀前夕，妈妈扔下了所有财物，只带着一箱爸爸的书信和照片离开南京。文化大革命中，即使妈妈在任课的学校挨整时，也总是随时带着装有爸爸信件的皮箱，从不离身。但是最后，它们仍然逃脱不了毁灭的命运。这件事，在今天看来，也许不可思议。如此宝贵的东西，一只小小的皮箱，为什么就无法保存下来呢！？


1966年6月初，随着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发表，红卫兵开始上街贴大字报，抓黑帮，扫四旧，抄家，开批斗会，文革的局势越来越紧张，斗争越来越残酷。


妈妈任教的北京二十五中，解放前是教会学校贝满女中，又有一座教堂式的大礼堂和一大片草坪广场。文革初期，这儿便成了北京市中学红卫兵重点冲击的对象和举行大型批斗会的会场。当时，学校这个广场上，成天涌动着来自全国各地潮水般的红卫兵，响彻中学红卫兵领袖彭小蒙声嘶力竭的叫喊声。二十五中包括妈妈在内的全体教师都不让回家，关起来接受审查，学校的人事科档案室连连遭受冲击，“走资派”领导受到残酷斗争。学生热爱的少先队大队辅导员蒋雯老师被剃了阴阳头，再泼上厕所粪水，在夏天的烈日下烤晒一整天。妈妈虽然只是一个普通教师，但是她的父亲却是数得上的“国民党反动派”（外公郑烈是国民党政府最高检察院总检察长）。妈妈的家庭背景在学校的人事档案中写得清清楚楚，一旦被红卫兵翻出来，也许就没命了。幸亏，出身红五类的人事科长王桂芝老师死死地挡住档案室的门，拦住了冲击的红卫兵，妈妈才幸免于难。


我们吓坏了，妈妈回家后，全家就马上开始“扫四旧”，把妈妈过去的旗袍、丝袜、皮包剪碎，高跟鞋用斧子砍断，别针、项链扔进了院子的渗坑；又把解放前收集的邮票（因为上面印有国民党的国旗和蒋介石头像）、把我们喜欢的苏联演员照片卡、莫斯科大剧院演出剧照画册等“苏修货”全部毁掉；把姨婆从福建老家带来的古旧瓷器扔了……。


唯独爸爸的书信和照片，实在舍不得。我们曾想到把它们藏到屋内地砖下，床垫里，或者藏到跨院的煤堆里，但是一想到这些动作可能留下的新痕迹或传出的声响，就马上想象出被红卫兵揪出的景象而罢手。何况，跨院与隔壁的院落还有一个小窗户相通，更是危险。人就是这样，越有事，就越是疑神疑鬼，越向反面坏处瞎想。怎么办？


形势不等人，北京的“红色恐怖”越演越烈。万昭所在的中央音乐学院被造反派视为必须彻底砸烂的“贵族学校”，学院附中被用作 “地富反坏右”的关押所，经常有被打死的关押对象从那里用板车拉出。大学礼堂的前院也成了红卫兵串联召开大会的集散地。一到傍晚，在学校里就可以听到由远及近传来《红卫兵造反歌》的歌声，威风凛凛，杀气腾腾：“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谁敢向党来进攻，坚决把它消灭光。杀，杀，杀，嘿！”，很快，一队队带着红袖章、穿着绿军服的红卫兵队伍便开进学校，挤满了大院，在通明的灯光下夜战，开始辩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 ——的“革命对联”。整个会场杀气蒸腾，扯着脖子喊叫的发言声，口号声，哄骂声，扩音器的轰鸣声，乱成一片，大会根本不可能展开辩论。就在这样的情势下，妈妈和万黛跑到会场找万昭，她们提着一旅行袋爸爸的书信，急冲冲地告诉万昭，北京市委和市公安局都被造反派砸烂了，哪儿都不讲政策，哪儿都没有安全，再没有地方可以反映问题了。怎么办？我们甚至考虑去找“西纠”，即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他们比较讲政策，发布过几个执行政策的通告。我们希望他们能控制形势，别再抄家打人，使局势平静下来，让老百姓得到一些安全。


但是接着，毛主席几次在天安门上接见全国红卫兵，局势非但没有安定下来，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反而越烧越旺，甚至触及到我们身旁。当时，我们家住在东城乾面胡同西石槽二号。一号西屋住着一对老夫妻带着三个儿子，仅因为父亲曾是国民党的低级军官，被红卫兵抄家痛打。三个年青力壮的儿子不服气，还了手对着干，结果让红卫兵恨恨地收拾了。接连几天，几个儿子被打得鬼哭狼嚎的叫喊声不断从隔墙传过来。西石槽三号北屋住着一个残疾青年和从小带养他的老保姆，青年的父亲在香港经商。红卫兵硬说这个青年是香港特务，对他又是打又是踢，只听见阵阵呼啸的皮带抽打声和老保姆护卫的高声叫喊。我们完全被包围在恐怖的环境之中。这时，同住在西石槽的一位亲戚又来告诉我们，妈妈的一位表姐被打死了。这位表姐的丈夫是北京市副市长乐松生，乐家老铺同仁堂的掌门人。文革中，他作为“反动资本家”，被残酷批斗、抄家，他的夫人和岳母在抄家中被红卫兵当场暴打惨死。这些景象已让人不寒而栗，再加上胡同里的街道红卫兵又总是到我们家的院子巡查，更让人感到我们马上就要灾难临头，也许爸爸的书信和照片已经让人盯上了，爸妈会不会因此丧命？


当时，爸爸家的藏书和信件文献，被北京人艺一派群众组织查封在书房里，实质上被保护起来了；而作为普通群众的妈妈有谁来保护呢。我们姐妹感觉，现在已经到了必须处理手头的书信照片的时候了。


我们先把数百张照片用肥皂水捣烂倒进地沟里，然后说服妈妈烧掉信件。平日独立生活敢断敢行的妈妈，这次却没了主意。面对严酷的现实，她一言不发。终于，在北京人艺的一次抄家展览上，妈妈看到展览不分青红皂白地把个人隐私的信件、像片和衣物挂出来示众，她受到极大的震动，她是绝对不愿意让爸爸的东西这样任人践踏和污辱，最后，不得不放手让我们来处理她珍藏一生的信件。那天，当我们姐妹俩一人背着一大书包信件准备出门的时候，身边的妈妈没有作声，只是慌乱地跟在我们后面，哆里哆嗦，像一个无助的孩子开始嘤嘤地抽泣。我们走远了，听见她终于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了。因为我们要烧掉的不仅仅是照片和信，而是她的青春，她的爱，她对青年时代的幸福回忆，她心灵深处的精神支柱。妈妈几天几夜不能入睡，沉浸在巨大的痛苦之中。在这之前，妈妈曾多次告诉我们，等她老了以后，一定要把这些信件和照片献给国家博物馆，因为这不是一般的情书，而是文学珍品，是人类最美好感情的结晶，是爸爸青春年华、创作力最旺盛时期的创造。妈妈的一位好友曾看过几封爸爸给妈妈的信，深受感动，对我们说：“这些信不象花前月下的谈情说爱，不是卿卿我我的甜言蜜语，而充满着纯真的感情，富于理想和追求，才华惊人，那样热烈，那样健康，那样高尚。你爸爸年青的时候太可爱了，谁看了这样的信，都会动心的。”  


当时，我们姐妹俩真是让外面的局势给搞糊涂了，从小到大，未见过那样的场面，经历过那样的事情，为了爸妈的性命，我们决定把信烧了。那时候，没有想太多，也不可能有今天的清醒，对爸爸艺术的价值更不可能有今天的认识。


爸爸给妈妈的信，一半是由万黛带到她工作的北大医院，投入锅炉房的大锅炉中烧掉的。另一半由万昭带到她的学校————中央音乐学院，在五号楼三层的女厕所中烧毁。当时万昭觉得在哪儿做这件事都不放心，于是半夜爬起来，在厕所点燃后，用水冲进下水道。信的内容，由于害怕被人发现，连看都来不及看一封，只是展开信纸时，见到上面写满了诗句。似乎有一封描写的是，爸爸躺在草地上，仰望蓝天白云所作的青春遐想。看着燃烧的火焰和一页页书信化为灰烬，万昭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多少年来，她经常为此半夜惊醒、落泪，被无穷的追悔所折磨，不住重复着一个念头：“为什么当初没有把信藏到……？ ！如果那样，信就保存下来了，那该多好啊！”觉得自己犯下了无法弥补和无法饶恕的罪过。


在文化大革命最艰难的岁月中，妈妈因爸爸遭受株连，但是她在巨大的压力面前，没有说过一句，做过一件有损爸爸的话和事情。妈妈惦念爸爸，在爸爸被关进牛棚，每天清晨为人艺扫门口的时候，妈妈在上班之前总要路过那里，站在马路对面，远远地望着爸爸许久，许久……


妈妈怀念爸爸，珍视与爸爸共同度过的幸福时光，即使在她为生命作最后抗争，尽受苦难的时刻，也还让我们去照顾爸爸，把好吃的东西给爸爸送去，痴情的妈妈总是在想着，等着，不住地巴望病房的房门，希望爸爸能够走进来，她是多麽想再见爸爸一面啊！


近五十年过去了，人生总要经历各种坎坷和痛苦，但悔恨的滋味仍然是难受而无奈的。今天，爸爸、妈妈已经离我们而去，逝去的东西也不可能复生，就让我们用这篇记录事实和历史的回忆来纪念父母，告慰读者吧。所以要留下这些文字，因为我们尊重事实，尊重历史。而对于爸爸的读者和研究者而言，关于爸爸妈妈的这段真实的历史，应该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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