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江：永远热爱生活———草原生活散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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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热爱生活———草原生活散记


作者：刘小江


    我一直想写点什么，用来纪念七年的牧区生活。在那里，在边疆，我和插队的同学共同劳动生活了七年，不分彼此。每人都是好人，令人难忘。时光过得真快，转眼我已到二十五岁，而七年时间就占了其中的三分之一。我另外三分之二的经历可以分为两段，一段是儿童，一段是学生。当我刚满十六岁时，就到内古草原来了。这是走上社会的第一步，在这里我上了社会学的第一课。虽然在有的人眼里，这七年好像十分平凡，但对我来说，实际非常宝贵。年轻时我们难免犯错误，会有糊涂可笑之时，可也有自豪之处。当我们成熟起来，也仍会犯错误、可笑、糊涂，但切切不能丧失朝气、锐气和信心。我们的自豪正是为此。我和插队的同学在建设边疆期间表现出来的热情诚恳、好学不倦、坚韧不拔和做出的牺牲努力，都深深印在每个人的心里，永远不会忘记。回忆对个人也是一种激励，每当疲劳袭来时，想起了那些岁月，我就会振奋起来，就想再来个百米冲刺。下面这些文字片段，是我对内蒙插队的点滴记忆。我不想也不可能完整、详细地写一部回忆录，只想随便记下些什么，留作纪念。知青中如果谁读了这些文字，能回忆起什么，并对它加以补充和纠正，那就再好不过了，我以为我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１９６７年９月，我还在学校里。军训排长带我们到郊区的生产队劳动。我看到报纸上登载的曲折等十人到内蒙西乌旗插队落户的报道，很受感动。回家后，立刻写了一份决心书，申请到边疆去，到革命需要的地方去。１０月１日，我递交了决心书，第二天学校黑板报将它公布出来。４日，学校通知我去师大附中报到，并在１２日之前准备好。几天之内，我离开学校到了新环境中，开会、欢送，和老熟人告别。１６日早上，插队知青到天安门广场集合，坐着大轿车，直达内蒙牧区。沿途一路到处是开会欢迎。十天之后，也就是２６日，我们到达东乌珠穆沁旗沙麦公社胡尔其格大队。
    云雾般的白桦林中，
    传来黄鹂的歌声。
    想起哺育我的母亲，
    我怎样才能报答她的恩情。
    红云般的野花，
    开满山顶。
    想起辛苦操劳的母亲，
    我怎样才能报答她的恩情。
    ———北蒙古民歌
    刚到胡尔其格大队部，在仓库和办公室之间的空地上，并排搭起七个蒙古包，每组一个。我属于二组，和巴图一组。由巴图教我们做蒙古的手把肉和烧茶。不久搬到畜群，由巴图帮我们搬家，拆装蒙古包。后来我到他家去做客，认识了波勒额吉。波勒是她的名字，我们只叫她“额吉”。波勒额吉，终身没结过婚，和哥哥巴图老头住在一起，相依为命。巴图也没结过婚，孤单单地过了一辈子。他原来在寺院里给其他喇嘛生火，做饭。１９６７年我到胡#其格时，他已经在大队里干活了，仍是做饭。如果全大队牧民开大会，像每年的牲畜统计、打马鬃、那达慕等等，总是他来做饭。那是标准的蒙古风味，把成块的肉扔在锅里，再加些盐和水，煮上一小时就招呼大家吃了。１９６８年，我住在额吉家里。巴图老头在大队忙，不住在家里，十天半月回来一趟，平日只有我和额吉两个人。额吉的蒙古包里干净整齐，给人舒适的感觉，明亮的阳光从包顶的天窗透下来，洒在地毯上。无论多么严寒，额吉的蒙古包里老是炉火熊熊。冬天生下的小羊羔随随便便地在蒙古包里跑来跑去，一下跳到烧火的额吉身上。老太太就抱住它，亲昵地叫“米尼呼” （好孩子）。每天额吉早早就起来，挤奶、烧茶。
    我躺在被窝里，怎么也不愿爬起来，直到额吉把茶准备好，放在我身边。当我准备上马去放羊时，额吉总往我背的书包里塞上俩糖球和炸餜子。晚上回家后，茶饭又都准备好了。有一次，额吉打算给我做汉族的馒头，她自己不会做，向我打听。我告诉她面得发酵，放苏打才能行，找不到发面用的东西就用些酸牛奶。中午回家一看，额吉的白面馒头已经做好了。每天我帮额吉抓小牛犊，搬家后带母牛去饮水，干些额吉做不动的力气活。
    １９６９年，我离开额吉回自己的畜群去了，额吉和老巴图由李鸥来照顾。巴图不久查出癌症，到呼市就医不愈，回大队就死了。我到额吉家去看望她，在蒙古包巴图常坐的地方，放着他生前常用的茶碗，里面是热茶。额吉想起老哥哥，常常背着人抹眼泪。李鸥后来一直住在额吉家里，额吉也把他当儿子看，母子俩彼此都不能分开了。李鸥回北京，也把额吉带上。记得我们在北京陪额吉到处逛。在动物园，额吉指着水獭，问这胖老鼠是养着吃肉的吗？我们说不是。额吉又问是养着要皮子吗？我们说是专门养着让人看的。额吉是传统的蒙古老太太，不明白不要毛、皮、奶、肉白白养这种东西做什么。在额吉和李鸥一起生活的几年，我也常到她家去做客。额吉总是亲热地招待我，我不免想起那首蒙古民歌：想起辛苦操劳的母亲，我怎样才能报答她的恩情。李鸥照顾额吉很尽心，甚至不怕别人笑话，连挤奶、做饭等家务也干，替老太太分担劳动。后来知青纷纷因病退、困退、招工、上学离开大队。一天额吉和呼德尔加那的老婆聊天，聊到知青都要走，两人伤心地哭了。李鸥回来见到这一情形，连连表示不走了。额吉希望李鸥能找个牧民家的姑娘或知青成亲。但毕竟是在牧区，又在“挖肃” 之后，蒙汉结亲很难，知青也都要走，最后李鸥娶了公社陈玉和的小姨子，两口子与额吉一起生活了几年，直到李鸥调回北京。
    记得公社有个人叫索米亚，挺老实，我见过他几次，对人挺客气。汪兴国等人轻蔑地叫他“小喇嘛”，他小时候确实当过喇嘛。“挖肃”开始，我最后见到他时是冬天，他已被认为有“嫌疑”了，但还允许他开会、回家。记得他身穿棉大衣，戴着棉帽，胸前挂着书本大小的一张主席像，用绸带系在脖子上，精神比以前差多了。当时，内蒙也像内地一样大搞表“忠” 活动。报纸上的文章要用细小的“忠” 字作花边，人要唱“忠” 歌，跳“忠”字舞，连盖个展览用的房子也要盖“忠” 字馆。索米亚的形象就是当时牧区典型的表“忠” 形象。表“忠” 的索密亚后来被打死了。“挖肃”时被抓、被关、被整的人不少，有的被打伤打死，他只是这些冤魂中的一个。
    玛斯楞也死了。“挖肃”时他被抓，不知是害怕还是什么原因，他交代说谁谁也是“内人党”，牵连了许多人。牧民一般不搭理他，甚至憎恶他，知青却对他很好。“挖肃” 过后，被抓的人都被放回家，玛斯楞没脸见人，在山里的一棵树上吊死了。他以死来表示了自己的悔恨。牧民不再谈到他，不知是否宽恕了他。
    埃勒布也死了。他会汉话，写得几个汉字，奇怪的是用左手写，可他不是左撇子。不知是否怕写得太熟练被人看出破绽，怀疑他有“历史问题”。在别人看来，他心眼多，滑头滑脑。牧民说他曾把集体的牛赶到外蒙换过枪支。确实，边防军捡到过一支骑枪，枪上的编号不是中国这边的。估计在牧区，尤其在边境地区，难免会有私藏的枪支。图木尔加那的弟弟放羊时看到草丛里有个洞，一掏，发现里边有一坛子弹。“挖肃”前的“十二月风暴”时，埃勒布被抓了，他曾试图逃跑。那天夜里，他被倒捆两手，蹲在一个蒙古包外，一会儿就不见了。被卷入“挖肃”的我们骑上马，打亮手电，四周找寻，一无所获。检查马匹，一匹未少。于是马被集中起来，以免他偷马外逃。突然，黑暗里听见民兵连长丹毕喊“举起手来”，声音紧张而凄厉。所有的手电都“刷”地照在地上伏着的人身上，同时响起一片拉枪栓的声音。埃勒布慢慢地站起来，所有枪口都对着他。有人喊：“把手里的东西扔掉！”一声沉重的声音，埃勒布手中的木棒掉在地上。原来他腿没被捆，趁没人注意时溜回不远的家里，让他老婆给他解了绳子，又溜回来，企图偷马外逃，不想被丹毕发现（后来丹毕在“挖肃”中也被抓起来。1969年的沙麦公社，真是一个混乱的年头）。埃勒布又被抓住，知青们问他枪藏在哪儿，他把我们几人带到霍尔根陶勒盖山下的一口废井边，说枪在里边。我们用绳子把若瞓放下去，根本没有。大家一气之下，狠揍了他一顿，打得他骑不了马，晚上找了一辆牛车，把他拉回大队部，已是夜里了。我们把他撂在大东屋里，几个人凑合吃了点东西后睡下。第二天我醒得最早，到大东屋去看埃勒布还在不在。因为昨天回来时，他被打得很重，躺在牛车上昏迷不醒，夜里就没有捆他。我推门一看，他还是昨夜被抬下来放在大炕上的那个姿势。我用手拉拉他胳膊，叫了一声： “天亮了！起来吧！” 他一动不动，脸容呆板、难看，四肢僵硬发直，像死羊一样。我摸摸他的手，凉的，又把手放在他的鼻子和嘴上，仍不见有呼吸，感觉他已经死了，于是立即去告诉其他人。晚上，验尸的公检法人员走后，几个人把他抬到牛车上，拉到沙窝子里埋了。埋埃勒布我没去。夜里，听见牛车回来，几个人洗了洗手，吃了饭。没有人再说什么。风吹着沙丘，掩埋了一切，沙窝子里的地形也在不断变化，时间一长，谁也不能确切指明埃勒布埋在哪儿了。
    埃勒布的老婆奥尤那是依德尔加那的亲妹妹。埃勒布死后，她带着几岁的孩子独自生活，最后支撑不下去，嫁给了满德拉图大队的青巴图。不料一两年后，青巴图也病死了，又给她留下了一个孩子。奥尤那回到胡尔其格，被人说成“扫帚星”，受到冷落与歧视。一天我去井上饮马，见到依德尔加那和奥尤那在那里抹眼泪，依德尔加那骑上马还呜咽地念叨：“我苦命的妹子，你可怎么办哪”，我心里也一阵难过。过了一年，她又嫁给巴图孟赫的表哥帕勒姆。帕勒姆原来在额吉诺尔公社，据说老爹病死了，或在“挖肃”中自杀了，才带他弟弟来沙麦公社投奔亲戚。帕勒姆三十多岁未娶妻，奥尤那和他结婚后又生了几个孩子，这些孩子我一个也不认识。
    那些日子总死人。大色布格扎布的老娘也死了。她两个儿子都逃到外蒙，她在一天夜里吊死在自己的蒙古包里了。第二天早上，她的外孙、两个小孩子，才几岁，跑到波勒额吉的蒙古包，说阿依死了。我跟着他们到那里看了看，她歪着，眼睛半睁半闭，舌头并没有吐出来，但身子像是僵硬了。天气很热，公社来人登记之后，马上安排把她埋在满都拉山上了。埋死人是汉人的习惯。
    丹森和罗布桑，兄弟俩，东乌珠穆沁草原上唯一的藏族人。从名字上说，都是藏人的名字；论相貌，倒看不出和蒙古人有什么不同。丹森是哥哥，见到他时，他就六十多岁了。罗布桑五十刚$头。兄弟俩是喇嘛，终身没娶妻。从青海到北京，在北京东城的雍和宫、那个黄教寺院住了十多年，后辗转到内蒙古东乌旗沙麦，现在两人一生都结束了，死于异乡。丹森是上层喇嘛，会佛事，受人尊敬。罗布桑是下层喇嘛，干粗活。我见到他们时，喇嘛教已经没人信了，丹森无佛事可作，无经可念，整天坐在家里。罗布桑则为别人干点零活，挣工分。兄弟俩有些牛马，如果工分不够，可卖掉一两匹牲畜。
    我和丹森一直不太亲近。一来是他身为上层喇嘛， “挖肃”时被抓被管；二来他也不答理小孩子、青年人。老家伙爱下棋，国际象棋和中%象棋，下得都不错。我原来不和他说话，后来“挖肃”结束后，一次无聊，到他家，要和他比一下。他满得意，又有点瞧不起我，因为我才十几岁，他都六十了。老家伙要下中国棋，他说： “蒙古棋你下不过我。” 我心想：好吧，老小子，比比看。结果，中国象棋开局不久，不到中盘，他已丢盔卸甲，羞中带怒，这次该他要求我下国际象棋了。我是个半瓶水，挣扎到后来，像他的中国象棋一样，输得一塌糊涂。轮到他高兴了。于是，由于胜利后的喜悦，请我喝茶做客。从此，我们成了棋友，但国际象棋我从未赢过他一盘。
    罗布桑跟我关系很深，但其他知青对他的印象似乎不好，有的人叫他“老不死”。他干活慢，走路慢，做什么都慢。既不下棋，又不爱说话。他和他哥哥都会三种中国语：藏语、蒙语，汉语。他是藏人，骑马也挺油，可我一次也没见过。听说他刚来内蒙牧区，沙麦人不相信他有什么本事，那时他四十多岁。他拿着套马杆到马群去，当地人想看他的笑话，谁也不帮忙。他抓了匹烈马，虽然藏人是从不用套马杆的，但他紧紧抓往了，任凭烈马生拉硬拽。蒙人从此就尊敬他了。
    １９６８年初春，我穿着一件干净漂亮的特力格到他那儿去，他见我下马，对我说： “呵，小伙子，你抖起来了。” 这句地道的北京土话当时出于意外，我没听懂。他笑了，两撇花白胡子一动一动的。以后，因为彼此太不易见面，我很少听到他哥俩的消息。他们无声无息地活着。大约每半年，我才见到他们一面。
    冬天，漫天飞舞雪花，我骑骆驼到大队部，到他家。低矮的小泥土屋，草原上牧民不住的房子。进门屋里有点苹果气味，我多年未尝水果了，这气味格外诱人。我喊道： “老年人，在家吗？客人闻到苹果味了。”这句话是用蒙语说的。罗布桑让我坐在中国式的土炕上，到外面小木箱子里取出两个苹果。我这才明白，刚才真是苹果的香气。青色的，有点冻了的苹果，草原上极难见到。两个不算多，在苹果产地要一筐也不难，可这毕竟是边境上啊。我被慷慨感动，默默咬着苹果，听他汉语夹杂蒙语的闲聊，同时惊讶地发现，玻璃窗上，巴掌大的玻璃窗上，有只苍蝇在嗡嗡地飞，和外面冰天雪地是那么地不协调……
    他的寿命也要到头了，明显地衰老。他哥死后，他在两间才十平米的小泥屋里只活了一个冬夏。夏天，也许是他自感生命要离开他，他想起多年前在北京过的西瓜。东乌旗，极偶然才会卖比拳头大不多少的“西瓜”，那年碰巧有。拖拉机要到旗里去，顿继昌已经准备要走了，罗布桑匆匆走近，这是他一反常态的作法，以前他总是慢腾腾的。低声请求顿继昌给他带回一个“西瓜”。顿说： “拿钱来，” 伸出手。罗布桑说： “你帮我垫上，好吗？” 顿面色踌躇。我饮马，正好看到。我摸出钱，递给顿。顿用异样的目光看了我一眼。罗布桑并没向我表示感谢，我也没和他多说话，匆匆骑马走了。
    最后见到他是秋天。太阳已不太暖和，他脱了上衣，光脊背坐在屋沿下，背对太阳，脸向门，盘腿坐在地上。这样晒太阳也太奇怪了。张金山老婆告诉我，说： “这老头快死了。”我跑到他身边，问他。他只简单地回答：“病了。”老态龙钟，又瘦得一把骨头。我肚子很饿，又不能麻烦他，就跑到张金山家去混了顿中饭。那年冬天，我回北京探亲，听说他死了。记得夏天他对我说过希望回故乡，死在祖先生活过的地方。那里只有他的一个侄儿。他写信去，让侄子来接他。侄子始终不来。听说他临死时，他让守着他的人告诉党支书大班德勒格齐，他的牲畜死后全送给大队，不给那个使他失望的侄儿。后来，他死后，侄儿来了，为的是讨要那批牲畜。支书回绝了他，告诉他他叔叔临终说的话，侄儿空手回青海去了。
    丹森临死时吩咐罗布桑，说： “我今天死了，明天如果天晴，把我放在呼和陶勒盖山上；如果天阴，就随便扔掉好了。”这是宗教里的什么说法，好像天上的佛爷对死人表示是否喜欢，就依据他死时给予的好坏天气而定。呼和陶勒盖山在我印象中好像是专门天葬喇嘛的地方。丹森死后天晴，他如愿以偿。后来罗布桑也死了，他到底被放在什么地方，我一直不知道。心里总有一股说不出的别扭，也没向外人打听他的死。可能，他也被别人送到呼和陶勒盖山上去了。这两兄弟都死于食道癌。
    我们接触牧民的机会并不很多，对牧区的生活、牧民的性格、民族的习俗和文化等也了解得不够，可我愿意去观察，去留意，去研究，包括蒙古的语言、民族史、考古、社会，甚至土壤、气候、动植物等，牧区的一切都吸引着我。
    １９６９年冬天，一个寒冷的早晨，羊群出动比往常早。天气很快变坏。我骑着小骆驼，只拿一只驼鞭，没带套马杆。那年冬天住在白音毛都南边。天上下起雪，风挺猛，呼啸不已。晚上风也不停，羊的膘情不好，脂肪少，挡不住寒冷，顺风就跑下去……最后，羊群来到一条沟里，可以稍避风雪。夜里风停了，雪住了，但我可能回不去了。这里离家很远，羊群也不走，我也不认路。零下三十度，我真要在严寒的野外过一夜？我能熬过去吗？羊群卧在地上，我累得也想一头倒下。寒风刺骨，我让骆驼卧下挡风，用靴子刮了刮近旁地上的雪，解开腰带，放开皮得勒，连头带帽子缩进得勒里，裹紧得勒，袖子掖到腰下，勉强躺下。脚下冰冷麻木，我把两只脚抽回一些，避免登着靴底……我昏昏欲睡，但又不敢睡死，我不会冻死吧？只能听天由命……远处好像有什么声音，很轻，也许是风的呼啸声。我没有把脑袋探出来倾听。渐渐地，我什么都听不见了……不知什么时候我醒了过来，发觉自己还活着，于是钻出头来张望，得勒领口上的霜贴在脖子上冰冷。天已拂晓，羊群和骆驼都在，身上都蒙着一层霜，嘴里还在反刍。靴子里的毡袜可能已经冻住，疼痛麻木的脚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才穿进去。我一瘸一拐地轰起羊群，骑上骆驼，按着地上留下的羊群脚印把羊往回赶。不久，远处出现一个黑点，像是在朝我这边赶来，一个骑马的人，越来越近，是巴图孟赫。他替我赶羊，给我指了方向，让我直接回家。狗叫着，蒙古包前，哈德嘎家的大人孩子都站着朝这边张望。据说哈德嘎、巴图孟赫一家找我找了一宿。我的靴子脱不下来，脚似乎冻在里面了。牧民帮着用刀割开靴子和毡袜，我的脚指已变硬发白。记得是哈德嘎的老婆，当时剥下盛酸油用的羊肚皮，放在火上烧得吱吱冒油，不由分说地贴在我脚上，我疼得差点没哭出来。咬牙忍着吧，都十八岁的大小伙子了，别让老乡看笑话。几天之后，十个脚趾渐渐发黑，厚厚的一层皮坏死、脱落，连脚趾甲都是新长出来的。这都怪我没经验，平时没有留好西北边的草场，天气不好时又没有让羊群顶风出去。从那以后，我虚心向牧民学习，放牧时更加小心，避免再发生类似的事情。
    １９７０年初，“挖肃”被制止，处于“回潮”阶段。旗里的人每天不上班，饭馆也干脆不开门。我正巧到旗里办事，好饿了几顿，跑去找旗革委，也没人管。一天早上，看见饭馆开了，我和张景瑞两人急忙赶去，打算填饱肚子。一到跟前，门口站着一个手持粗木棍的知青，门也被撂倒在地上，不让人进去。这是额吉诺尔公社的北京知青，也饿了两天，在旗里又没有可蹭饭的去处，就“耍横”了。我和张景瑞一上台阶，执棍的问： “是知青吗？”回答是标准的北京口音：“没错。”热情迎入，见里边已经有五六个小伙子，生火的生火，切肉的切肉，拿面粉的，找鸡蛋的，有个小子坐在桌前，记录动用了什么，用了多少斤，声言饭后还钱。我们等做好，吃饱了，扔桌上两块钱，赶马车回去了。后来听说旗里哗然，称知青们搞“打、砸、抢”。我并不因自己吃了东西，嘴短，为知青辩护，实在是旗里这些家伙也太不像话了。再后来，到煤矿时，听额吉诺尔的知青聊到此事，说砸门的那帮知青自己也没掏钱，当然还捞走了我们的两块，离开旗里时还用锥子或刀子扎漏了人家的汽车和吉普。但我至今仍半信半疑。
    １９７０年冬天，土默特第一次丰收后的冬天。在土房子的西南，挖了一个圆形的坑，把铁架子蒙古包搭在里面，以避风寒。每天晚上，用羊粪砖浇点煤油烧上一把火，把蒙古包里的寒气稍稍驱散，每人向炉子举起被子烘烤一下，然后马上铺好，裹上皮得勒，迅速钻进去，连头都不露出来。夜里，炉子里的火熄灭，蒙古包里很快冷下来。外面大风呼啸，掀动包顶上的毡子，啪啦啪啦地响，雪花纷纷落进包里来。包里铺两层旧毡子，白天毡靴连泥带雪在毡子上踩来踩去，夜里我们就睡在带有泥雪的毡子上。第二天早上，被头上是厚厚一层霜。一夜，大雪不停，直到早上，还刮着凛冽的寒风。蒙古包门被雪封住，打不开了。我们几个人在包里喊人来帮忙，但没有人听见。黄瓜缩在被子里，只伸着头大声指挥着。最后，还不见有人来，顿继昌和狼把我托起来，让我从包顶的天窗钻出去。天窗其实只有很小一个口子，我推开盖在包顶上的毡子，勉强钻到外面，清晨的阳光照在白茫茫的雪地上十分晃眼。我连忙找铁锹来，挖开门，大家才出来。住在前面土房里的老尹见今天大雪，知道没法干活，于是忙着和面、擀面、烙饼，没有听见我们叫喊，还奇怪这些人为什么到现在还不起床。刚开春，我就离开了土默特，回畜群去应付一年一度的接羔。
　　何源鬼精。７１年９月，他想回京探亲，大班不批。何源拿别人的电报给大班看，说家里来电报，母亲重病，大班才开了介绍信和证明。事后，武继烈和任环岫给露馅了，她俩一个劲地笑，大班觉得不对劲，连忙追问，她俩告诉大班，电报是别人的，无关紧要的事。大班因不识汉字受了骗，生气地骑马去追。当他匆匆赶到公社，何源已坐拖拉机走了。何源坐在车上直庆幸，不想拖拉机开到嘎特布其边防站，站里有人问：谁叫“何源”？何源一答应，站里通知他，你们大队党支书打电话让你留下，因为你开证明回家的理由不充分。拖拉机走了，何源只能提着行李返回大队，找到大班，一个劲检查“错误”。
    何源爱写诗词，离开内蒙后，寄给我的几阙词，是他游黄山写的：《雨中花》黄山杜鹃杜鹃啼处血成花。夕阳里，依山烟霞。繁枝茂叶，随风笑面，点点到人家。青袖纤手弄箫笳。似述道，昨夜尘沙。落英万千，顺溪去也，红遍满山峡。《桃源忆故人》黄山排云亭伸指欲拈身边浪。收来袖底难放，拂去眼前依状，疑是稠无量。起步转首不与望。无奈上下千丈，怎兼左右一样。惹得人心怅。《临江仙》无锡梅园梅园萧萧千株树，东风扫尽落英。春暖时节却无情。万里来相访，有意最难逢。料得来岁岁寒日，依旧花枝盈盈。风流又隔几千程。天意本如此，何必叹人生。《浪淘沙》秋意秋意只添悲，燕雁南飞，莫问黄花香为谁。又是重阳逢旧客，且满君杯。往事已难追，多少是非。天涯漂泊几安危。最恨偷识天书意，魂梦难归。
    胡尔其格大队的冬营地与外蒙接壤，边境线那边应是外蒙的苏赫巴托省，旁边的白音呼布尔公社主要与外蒙的东方省接壤。所谓边境线，实际上并没有一条划出的线，如石墙或铁丝网一类，不过是在草地上间隔地立起界桩（内蒙、新疆边境都如此）。界桩由混凝土浇铸而成，一米多高，二十公分见方的柱子。中国方面刻中文，外蒙方面刻新蒙语。两界桩之间根据地形不同距离不定，平坦的地形可能三四里，坑坑洼洼的地形可能只有半里。由界桩连成一条抽象的线就是中国和蒙古国的边境线。如果不注意，不太容易发现界桩。不过牧区的人，特别是边境地区的人倒不会因走错路而越过的。边境如此之近，从冬天的牧场步行就可以到外蒙，用不了几个小时。骑马更是转眼就到。当然，逃出去的是例外。我插队的几年里，大队牧民因“挖肃”跑到外蒙的有色布扎布、那音图、伊德尔色楞，郝喇嘛在１９６７年秋我们来之前就跑了。我相信跑出去的人，不过是因当时“形势”所迫而已。
    内蒙牧区过春节比阳历新年热闹得多。牧民从一个蒙古包串到另一个蒙古包做客，走遍当地所有的人家。往往开头是一路二三十人，越串人越少，到最后只剩几个人，其他的都陆续醉倒在别人家里了。知青也学着喝酒，像李荣泽、叶坦、我、邱亮、老五，凑到一起，也都能喝不少。喝茶用的碗，一次小半碗白酒，一口喝干，把碗口倒过来朝下，表示碗里一点儿不剩，随后再倒上。这里的春节过到正月十五才算过完。除夕晚上，牧民倒不像内地人一样有熬夜的习惯，所以春节是从初一才算开始。但知青们除夕晚上总要聚到一起，带来各种好东西，聊上唱上一通宵，临晨才仨一群俩一伙在说笑声中各自骑马骑骆驼回家。记得７１年春节，水库刚开工不久，胡尔其格知青都在六组男生包里集合，能来的都来了。正在高兴时，突然上边来人让何方方到自治区革委会报到，搞“三结合”。何表示愿继续插队，来人说，组织准备批准你入党，作为党员要服从党的安排。来人走后，全体在场的知青都很别扭，没料到新春聚会变成了送别会。大家议论纷纷，有人商量到旗里抗议，因为何方方一走，估计水库更难办了……最后她还是决定走了。在土默特，大家再次聚会欢送，唱了许多歌，何方方和老尹她们唱了“农奴” 里的“金珠玛米”。叶坦还当场写了一首送别的歌曲，编了歌词，大家很快学会：
    手足情，同志心。激壮志，抒豪情。
    不作依依杨柳曲，高歌擂鼓送君行。
    一种民族语言，反映了使用这种语言的民族的文化、经济、生活、生产方式等，蒙古语就是如此。蒙古人是一个多年来从事牧业生产的民族，关于牧业的词汇极为丰富。马的种类和毛色就有各种叫法。例如种类分为马群、儿马、骟马、骒马、马驹、二岁马、三岁马、四岁马、五岁马，等等。毛色分得尤其细致：青色叫bor，骝色叫heer，栗色叫hureng，黑色叫har，兔褐叫saaral，粉嘴枣骝叫galtar，淡鬃栗色叫qebder，粉色叫yagaan，天青叫qingher，淡黄色是haliûn，干草黄是hao，亮鬃淡黄是xarga，沙毛是bûûral……不胜枚举。汉语中关于马的毛色的词汇很少，只有“骠”（sharga），“骢”或“骓”（bor  saaral），“骊”（har）等几个书面语，在现代汉语基本已见不到了。再以套马杆为例，整个套马杆叫ûûrga，下段叫ôjôôr，中段叫dund，上段叫cheej，绑接的梢端叫ujuur，套索叫hûib，将套索系在梢端的两根皮条叫xijim，套马杆上皮条拖手叫qiruul。这些牧业词汇几乎没有相应的汉语，所以在知青之间提起时索性也用蒙语。在其他方面，例如马的步态，牛羊角的弯曲形状，山峰原野各类地貌等，在现代蒙语中都有丰富的词汇来表现。使用蒙语时，可以让人立刻感到浓烈的草原气息。如果用汉文来描写草原和牧区生活，总没有那么生动和自然，读起来如同隔靴搔痒。就像《红楼梦》被译成其他外语，除了故事情节大意相符，书中人物差不多全是一副模样了，对人物不同性格的刻画、表现，统统在翻译中被删改、消失了。
    与生活在牧区的蒙古人不同，居住在城里的蒙古人能接触更多的工业、交通、科技、政治和外族文化，会感到传统蒙语的词汇不够，往往借用汉语（内蒙）或俄语、英语（外蒙）。外蒙自从使用斯拉夫字母拼音之后，废止了不少借用的汉语，改为借用俄语了。在蒙语中，很多机器（不论是汽车、缝纫机、照相机、抽水机、马达）一律叫做ｍａｘｉｎ，即来源于俄语мａшина。另外，像蒙语中铅笔（ｈａｒａｎｄａａ）、收音机（ｒａｄｉｏ） 等，也沿用了俄语кａｐａндａш和ｐａдиｏ。在内蒙，很多名词如电话、飞机、齿轮等等，一律沿用汉语，形成一种蒙语中夹杂汉语的语言。除蒙语外，国内其他少数民族语言如朝鲜语、维吾尔语、藏语等也都借用汉语。
    由于汉语往往一词多义，学习蒙语要结合具体情况来学，而不是汉蒙词汇的机械对照。例如，汉语中的“快” 有迅速的意思，也可用来形容刀的锋利。在蒙语中， 迅速的“快” 是hûrdan或turgen，锋利的“快”是iltei或hûrq。知青记在本子上的蒙语词汇就一个“快”字和hûrdan，当用来形容刀“快” 时，牧民愣住了，不理解刀子为什么hûrdan。蒙语也有一词多义的。记得牧民曾问我ôqina的汉话是什么，我说是“掉下来”。第二天，一匹马摔倒了，那个牧民对我说： “看，马掉下来了。” 大加登巴的儿子金巴问我：hôni  yabjie 的汉语怎么说，我告诉他：“羊跑远了。” 他记牢了。不久，放羊又见面了，我问他额吉忙不忙，他结结巴巴地对我说，“额吉跑远了。” 当时我吓了一跳，忙问：“跑到哪儿去了？” 他慢悠悠地说： “公社的跑了。” 其实大加登巴的老婆是到公社买东西去了。
    蒙古牧民有时让人感到别扭，后来我回到北京才深深感到他们其实是很朴实可亲的人。刚尔登，一副阴沉的脸，说话有些细声细气，腰带系得低低的，走起路来总是轻轻地左右扭着胯。他很少笑，一笑就露出那颗金牙。他的母亲是个好心的老婆婆，大家都记得。她对知青不错，属于那类好老太之列，后来突然死了，好久后我才知道这消息。刚尔登简称老刚，是个好牧人，精通放牧的全部本事。你放他的羊，他就用拙劣的汉话对你说：“远远地，远远地。” 好吧，羊群走得够远了。夏季，白昼长达十八九个小时。天色昏黑时候，羊也回不来了。蒙古包太远了。老刚总十分高兴，嘟嘟囔囔，说这样羊可以吃得更肥。你回不了家，他并不着急。他也许就是这种人，并非有意搞得你狼狈不堪。夏末到胡尔其格河边饮羊，蚊子像一团团烟，老刚常常用裹头布把脸全包上，只露一双眼，你如果打趣问： “呦，这是个什么阿嘎呀？”他会回答：“怕蚊子的阿嘎呗！”老刚也有发飙的时候。记得他怎么毒打老婆吧？他那个强壮的老婆，怀着七八个月身孕，被他拳打脚踢。那只有力的马靴照腹部就是几脚。流产之后，他老婆到医院，远在一百多里之外的医院，做了绝育手术，开了牧民妇女第一个先例。老刚满不在乎，自己烧菜做饭吃，说老婆已经成了“索拜” （不孕母畜）。他就是这么个人，一个普通人。
    太阳没出来前，我赶着牛车去拉水。这半方不到的水，得用上三天左右，包括吃、喝、洗。住在哈达台南边，离井太远，只好趁太阳没出来时，牲畜没到河边之前，到河里去打水喝。否则牛啦、马啦站在水里，又喝又拉又撒，再一锳，恶心极了。四周静悄悄的，半导体里是优美的音乐，狗跟在牛后跑着。到河边，经过一夜的沉淀，水好像清亮了点儿，一桶桶倒进车上的木缸里。野鸭醒了，嘎嘎地拉长声叫唤，狗跑去追，扑拉飞起一小群，在头上盘旋，向南飞去。
    东蒙古草原，平缓的地貌，人烟稀少，历来不引人注意。它的四季十分美丽。雪开始化了，地上露出斑驳的黄草。牛、马、羊、驼，野兽都知道春天已到，万物生机勃勃，风不像冬天那样刺骨。换上春天轻便的特力格，加上翠绿的腰带，小伙子真漂亮。马也剪了鬃。春风得意，登上乌里吉敖包山，浑身热血沸腾。盼望草绿，盼望初春，意味着要开始繁忙的接羔。多少生命在春天降生在这广阔的草原上啊。我躺在草地上，嚼着干草的羊群从身边走过。远处是马群，那叮咚的蹄声，通过解冻的大地传入耳中。天空上，白云低浮，沟谷里，雪水潺潺。
    胡尔其格河跟很多内陆河一样，没头没尾，不知源头，不知去向。开头一片沼泽，可能是附近山上流下的雪水雨水，草里水渐渐多起来，汇成一条小溪。流上三十里，又是一片沼泽，水散到草丛里，再往前就是干旱草地了。沿河东岸，几十里的沙丘连成长长一片。每年春秋，随风向南移动一点。化雪后，大风刮起漫天黄沙，扑头盖脸，细砂直灌到衣服、耳朵和毛孔里，紧闭上嘴也是满口细沙尘。刮这样的风，连骆驼都不一定受得了。
    夏天，河岸上草可肥了，嫩绿可爱。沙丘里短小的白花，叫不上名字，香得和“夜巴黎” 香水似的，随风散发着夏天的气息。河边的泉眼，往外渗水。水多的年头，这个泉像是小开水锅，咕嘟嘟往外冒。纯粹地下水，凉得冰牙，干净极了。如果不是牛车不好走的话，打水真应该上这儿来，不再吃那该死的河水，让河水长虫子去吧。
    两只黑天鹅，路经胡尔其格河。这是春天，让大兵给了一枪，肉也没吃，不过是练练枪法。黑天鹅现在已是禁猎的珍贵飞禽，可当时谁去管呢？孤零零剩下一只，在胡尔其格呆了一夏天，不肯离去。秋天来了，天气日益寒冷，河水已结冰，草已枯黄。初雪下了几次，那只黑天鹅才离开，临走时，盘旋哀鸣。我想它不会再来这儿了。
    夜深了，骑马回家，多少醉了点，马蹄在草丛里唰唰响，月亮在背后的地平线上，所以影子拉得很长。在地上一跳一跳地随人马移动。乌里吉敖包山前面，有几条东西方向的小山梁。每条山梁北面都有条两三米深的沟。每年春夏，化的雪和暴雨冲刷着沟底，这些沟就年年加宽加深，变得更长。每次暴雨之后，大块大块的土，带着青草，崩落沟底。沟边就像悬崖，垂直切割下去。沟底是散沙。蒙语把这种沟叫作“额尔赫”。它顺山沟发展，切断道路。
    暴雨马上就要来了。天空迅速阴沉，大朵乌云弥漫着天空。三个人：黄瓜、老五和我。马群沉静地散开吃草。刚抓住一匹小马，第一次骑它。小东西挣扎着，又踢又叫。看黄瓜骑稳之后，我和老五在后边，一左一右轰赶着不懂事的小马回家。这鬼东西死活不离开马群，只在周围乱转。风越刮越猛，清爽的空气中夹杂着雨的腥气，雷在头上轰鸣。离家还远着呢。黄瓜猛打小马，马驮着他跑起来，离开马群，直向南去。前边就是“额尔赫”，马根本不理会，它绝对跳不过这一两丈宽的深沟。马继续奔跑，老五和我在后面急得出了一身汗。沟就在脚下了，黄瓜毫无办法……大滴稀疏有力的雨点打下来，响起一片刷刷声。马猛然站住了，前蹄离“额尔赫”不到一步远。惯性使黄瓜同时猛向前一冲，……他不能掉下去，否则脑袋会摔到脖子里去。我和老五快速赶来，下了马，帮黄瓜下来。你知道，从未驯过的马根本不理睬人的指挥，它此刻不想走，你只会白费力气。暴雨来了，雨打在脸上生痛。马群开始骚动，跑开了。我骑的小萨尔抬头看看马群去向，急得嘶鸣。老五大声喊：“躲躲吧。”天色昏暗，风雨声压住他的叫喊。我看黄瓜的小马像木马一样站着，估计短时间不会出问题，就带小萨尔到“额尔赫”边上的一块土坎下躲起来了。风后的雨哗哗地浇下来，马靴像雨靴，闪闪发亮。小萨尔低着头，胸前滴答掉着水珠。看不见老五，也看不到黄瓜。我抬头向他们的方向望了望。突然，就在这一瞬间，一道闪电从空中划下，直入地里，仿佛离我只有二十米远。金色抖动的闪电把周围照得遍亮，震耳欲聋的雷声连绵不断，轰轰地向四处传去。黄瓜躲在小马背后，解开领扣，把头缩在怀里。老五牵着马紧紧贴靠在“额尔赫”悬崖边。风强劲地刮着，寒冷起来，只好等雨停住。草地上说晴就晴，太阳再次从云后出现，马群已离开此地。黄瓜站起来，老五走出来，我们一起上了马，向大队部跑去，浑身湿淋淋的，咒骂天气，却满心高兴。
    黄瓜骑马去串门，经过霍勒嘎的家。他想停下来喝点茶，略微休息一下。狗也没叫，只抬头看看，又接着睡自己的觉。黄瓜下马，向蒙古包走去，听见里面有两个妇女大笑的声音，他推门而入。只有两个妇女和几个小孩，她们一见黄瓜，高兴得不得了，说“可来了会算账的”，黄瓜莫名其妙。原来，东格勒布的老婆向霍勒嘎的老婆借钱用，数目是二十元，如果钞票是一元一张的，她们倒明白：数出二十张就够了。偏巧里面有两元一张的。这两个妇女手拿着一迭钱钞，颠来倒去数不清，不知一元、两元的钱多少张才够二十元。她们正在为自己不认识钱数相互取笑之时，黄瓜来了。顺利地帮她们找出二十元来，报酬是丰富的一顿午茶。这是黄瓜后来躺在土默特土屋的炕上抽着烟告诉我的。黄瓜告诉我说，那年夏天，张景瑞、他和武继烈、张淑敏四个人骑马去大队部看电影。这电影是一年演不上一两回的，自然是高兴事，人人都去。从阿都棚那边，四个人往大队部走，一路上高高兴兴。张景瑞随口唱起来： “九九那个艳阳天……”，再往下唱到“十八岁的哥哥……”，突然觉得不对味，脸一红，嘟囔说： “哎哟，唱什么呢！” 狠狠抽了马一鞭子，哗啦啦一个人先跑了，后边的黄瓜和两个女生都大笑起来。
    一天，夏和尚从土默特赶牛车上大队部，路过我的羊群。我正在包里喝茶休息，他带的狗冲散了羊群，咬死了一只，啃得乱七八糟，肠子拖了一地。我赶回来，只见死羊，气得干着急。晚上，在大队部见到夏和尚，他眉飞色舞地对我讲起在路上他的狗干的“英雄事业”，还说： “也不知哪个浪当子放的羊，也不在羊群看守着，我的狗一见羊就来劲，吆喝不住，干掉一只。” 我没好说是我放的羊，只说： “当心咬羊的狗会被牧民打死的。”但心里暗想下次还是小心为妙。
    于长海当马倌后，和牧民混得十分熟络和融洽。知青在一块发牢骚时，他总是不声不响地骑马溜走，从不开腔。夜里，不论多黑多远，他都能找回来，不迷路。一次夜里，可谓伸手不见五指，他把套马杆的“黑卜” 丢了。第二天，他又走这条路，硬是在草丛中把它找了回来。我们叫他“大找”，有时也叫他“土匪”，因为他常常歪戴着帽子，走起路来像牧民一样晃晃悠悠。
    老五走浩特时丢了宝贝马鞭，也不知丢到哪儿了，就知道在附近。请来“大找”，他骑在马上溜溜，转了几个圈。我正好来找他们玩，问他们找什么，老五说是找鞭子，让帮忙，许愿找到请客，我答应了。正要去找，“大找” 下了马，弯腰从草丛里把马鞭捡了起来。又一次，夜里大雨，王毅强守了一夜，我们的羊没出事。张景瑞名义上守夜，却在篷车里睡着了，哗哗下雨根本不知道。我醒了，叫他，他嗯嗯叽叽不动弹。黄瓜替他守了一会，回头一看，自己的羊丢了一半，不知什么时候丢的，于是气冲冲叫醒张景瑞： “你孵蛋哪！还不起来，羊都丢了。” 张景瑞“哇”地爬起来。羊丢了，又是大雨，黑得什么也看不清，千万别碰上狼群，这沙丘里，几十里狼挺多。天刚亮，人人都出去找，都丧气而归，找不到。请来“大找”，这“土匪” 骑上马一溜，十五分钟就把羊全轰回来了，当场所有的人都惊呆了，可真是个名副其实的“土匪”啊。
    知青大都学得像牧民一样爱聊马，特别爱评论别人马的优劣，也爱上马群。像一组的小顿、曹宏，二组的我、我哥，三组的老五、黄瓜、李恂，四组的于长海、张景瑞、老舒，六组的张颖放，偶尔都可以在马群遇见。上马群成了牧民、知青的主要娱乐。看马、剪鬃、换马、选二岁马或三岁马，套马、驯马，成天热热闹闹。在奔跑飞驰之中，挥动套马杆，自有醉人心的地方。看着自己亲手抓住的马，心里真是高兴。从马群回来，一路上几个人都不免要夸自己的马怎么快，争执的结果就是撒开了一蹦子，让事实来评优胜。
    蒙古马的体格、脾气、性情各不相同。除了天性以外，和驯养也有很大关系。不同的马偏重于不同的用途。温驯的马供老人或孩子骑；强壮的马用来长途跋涉出远门；快速灵巧的“杆子马”用来套马；体形健美的马在节日里骑着聚会、串门、做客。蒙古马一般比较粗野，不像边防站驯的军马那样，骑的人跌下后，立即站住，不会受惊踢人。牧民驯马时并不在意它以后老实不老实，除非是准备给老人或孩子骑。牧民骑马时除非跟着马一起摔倒，很少因马躲闪、转鞍子而摔下来。所以知青骑牧民的马时要特别小心，如果跌下马，马通常会受惊，踢人，踢鞍子，逃跑。如果附近没有人家，没有马群，摔下马的知青可就惨了。
    草原的夏天非常短暂。七月底，热得要命。这里的热不是闷热，而是灼热。太阳早上四点出来，晚上八点也不肯落。人困马乏，我在沙窝子里热得头发昏。稀疏的榆树阴，挡不住什么阳光。马群站在水泡子里，不愿上岸吃草。中午，羊群一卧就是三四个小时不动。狗伸出舌头，拼命喘气。人和牲畜都无精打采。我牵马爬上附近一个小山包，脱下马靴，晒晒包脚布，脱下衬衣，看看能不能捉两个虱子。太阳晒着却没有风。我卸下马鞍，马疲惫得在地上打了两个滚。日光直射下，估计地面能到５０℃左右。看着太阳像是过了晌午，我晒得实在受不了，担心中暑，就骑马回去了，翻箱倒柜找出一小瓶“十滴水”，一口喝下，又趴在水缸车上，连灌了两瓢水。我又给马头上淋些凉水，把马牵到背阴处，以防中暑。我躺下来，浑身像散了架一样。我只能喘息片刻，一会儿还得赶去照看羊群，稍不留心羊群就会出事。这地方冬天冻死，夏天晒死。
    天气十分炎热，周围一片寂静。马儿已经遍身是汗了，仍然精神抖擞地快步跑着。一丝风也没有，我也热得难受，摘下帽子在脸上擦上一把，路还远着呢。走吧，至少还要再过半小时才能到。前边不太远，记得有口井，不知井边有没有帆布水桶。我的小萨尔真聪明，它自己就记得那边的井。在井边草丛里，露出白色的旧帆布桶，真是老天保佑。水只有一两尺深，水面也浅，刚打上的水在桶里晃荡着，人和马几乎一起低下头去，挤在一起。简直忘了，对，卸下嚼子，让马喝个痛快吧，伙计，喝够了我们还得赶路呢。
    秋天，云高气爽。雨后，空气极好。蘑菇长得有盘子大小。只要采上一筐，晒干也好，鲜吃也行。内蒙蘑菇被人叫“口蘑”，指张家口以北的蘑菇，国内外市场上都很有名。晒干的蘑菇四块钱一斤收购。那年走浩特，好像是那木吉勒正在搬家，见地上一片蘑菇，停车下马捡了半嘎夏车。拉到公社去卖，换回一双新马靴。知青也常采蘑菇，送北京亲友。
    芨芨草（“得日斯”）长高的时候是夏天。深秋，它们变成金黄色。风吹起来，芨芨草就像波浪一样不停地摆动，羊群就像在水里一样。老五最爱唱的一首歌：“迎着南风吹拂的草原，踏过金色的麦田，唱起丰收的赞歌，歌儿在空中飞旋。玫瑰花地毯人人喜爱，但怎比这金丝编的地毯，是十三个民族姐妹的双手，把它绣得这样美丽这样灿烂。”在这里，大家都爱唱些新疆、内蒙的民歌，优美、粗犷、活泼的旋律，足可以把草原风情表现出来。
    迷路是件可怕的事，刚到牧区时，特别是刚搬到一个新地方时，出门总是迷路。脚下没有路，远处没有标志物。朝着一个想象中的目标走去，越走越陌生，越走越荒凉。勒住马，四周看不见人家和牲畜，闻不到烟气，听不到狗叫，方圆几十里以内，大概只有我和我的马。太阳偏西，好像迷路了。后面是来的路，是犹犹豫豫走过来的；前面是去的路，不知还有多远，也不知方向对不对。我应该怎么办？如果返回去，将会被牧民、知青嘲笑，而且天色渐晚，返回去就能保证不迷路吗？如果走下去，方向又错了，等待我的仍是陌生、荒凉，结果会更糟。多少回，我硬着头皮走下去，最后绕来绕去总算到达目的地，却多走几里地甚至一二十里地。有时，人困马乏，方圆几十里没有人烟，没有牲畜，我骑的三四岁马也不能把我带到哪个人家或马群，只好露宿野外。夏天还好；春秋天夜里会比较冷；冬天最好不要待在野外。在草原，马就是人的腿，夜里要上好绊子，千万别跑了。马乏了，可能会打滚，鞍子也要卸下。我和衣而卧。天像帐幕一样遮盖在头上，明亮的星好像伸手可摘，四周无声，只有马在嚼草。迷糊入睡，惊醒时，天刚蒙蒙发亮，满天朝霞无比瑰丽。经过一夜，马的体力恢复大半，骑上马继续赶路，肚子里觉得饥饿难忍。
    牧区的羊，八九块钱一只。山羊比绵羊便宜。羊皮卖供销社值三块钱，羊肠卖一块钱，骨头卖点钱。其它肝、胆，都收购送内地制药。一只羊基本上白吃，花不上两三块。最好的马，不超过六百元。好牛值两三百元。骆驼基本与牛同价。
    在内蒙这几年，除了牛羊肉外，我还吃过黄羊肉、马肉和骆驼肉。黄羊肉凑合吃，马肉和骆驼肉粗糙得不行，死硬，嚼不动。我还尝过旱獭肉、鹰肉，里边放了蘑菇、辣椒，但仍然很难吃。蒙古人的祖先很可能尝过各种动物肉，觉得还是牛羊肉味道好。传到今天，蒙古牧民除了牛羊肉，不吃别的。汉人爱吃的鱼和蛋，牧民都不感兴趣。特别是母鸡新下的蛋，他们会感到十分厌恶，绝对不吃。
    白音毛都风景是最美的。起伏不断的沙丘上，丛生茂密的红柳。几乎每年知青都要一块砍红柳，每年秋天采一大捆，接套马杆用。有的地方红柳连成一片，人马进去之后，从外边一点看不出来。在红柳丛里，谁也见不到谁，往往大声吆喝，“啊嘿———”，那边也回应“嗬———”。有时人在砍红柳，马钻到别的地方，半天也找不到跑哪儿去了。只要愿意，一直往北，紧靠边境线，有极好的柳条，不论做套马杆的cheej（前端）还是ujuur（杆梢）都合适。知青们砍完红柳，捆好背在背上，一起骑马回家。
    先前白音毛都有一个边防站，后来并到嘎特布其去了。边防站养了不少军马，是从军马场运来的，喂豆饼饲料，都特别有体力。高特布就有一匹好马，从旗里回来，并排和越野吉普高速跑了一百多里，速度不相上下。可惜回来后，不慎误饮冷水，几个小时之内就死了。后来边防站的马就直接从大队挑选了，牧民那叫一个心疼啊。
    据说蒙古与中国通过双方边防站举行边境会晤时，我方士兵总是身带香烟和糖果，外蒙兵在会晤时可以向中国士兵要烟要糖。他们平时只穿黑色布军服，会晤时穿黑色呢军服。如果在我方边防站会晤，会后总要例行招待，有中华牌香烟，茅台酒。外蒙人也常没事找事，找机会上中国来解馋。
    晚上，篝火映红了火堆周围的面孔，走浩特的人凑到一起。一只狗趴在篷车下边，另外几只呆在火堆旁。七八个小伙子，北京知青，放四群羊，共六千余只，散卧在火堆四周。小伙子们聊天，有人还忙着蒸包子。蚊子仍不断向头上、脸上、身上撞来，一巴掌下去，能打死好多只。月亮升起来，夜风吹动，蚊子才渐渐消失。入夜后，空气潮湿寒冷，夜露正在草上凝结，这时才是最好的聊天机会。每人谈着自己见到、听到的各种趣事。今天见到了谁，从他嘴里得到什么消息。谁的羊群和帐篷已不在原来地方了，谁走浩特到什么地方了，草场和水怎样，膘情如何。欢声笑语过后是片刻寂静，有人提议该休息了，明天还得赶路呢，大家才散去。马在周围不远什么地方吃草，时而有奇怪的鸟叫声，“吱，哩哩”。我意犹未尽，刚才少个手风琴，有人拉上一段就好了。躺下很久才睡着……
    那年秋天，大家走浩特，路过土默特时，摘了菜园里几个倭瓜，打算改善伙食。草原上的人，很少见到蔬菜，更不认识水果，分不清种类。公社书记，还算是走南闯北的人，知青从北京带水果回来，送他几个橘子尝。他一边吃一边说：罕乌拉的知青去年在菜园里种过这东西。大伙都愣了，然后才恍然明白，他指的是去年种的西红柿。
    倭瓜拿来放在箱子车里，我出去放羊。傍晚回来，见蒙古包外遍地狼藉。倭瓜被切开，中间的瓜子瓜瓤不知哪儿去了。谁来过家里？谁的恶作剧？第二天，上马群去，碰见格日勒几个小伙子，告诉我，昨天他们口渴，路过我的蒙古包，吃了我藏着的“西瓜”。我告诉他们那是倭瓜，不能生吃，只能吃外边，不能吃里边。小伙子半信半疑，认为我开玩笑。我问他味道如何，他笑着摇头：啊呀，不好吃。
    不能嘲笑蒙族人的无知，我们在牧区有多少不懂的东西，牛羊马从体态上分不出公母、年龄，放牧、搬家从生产到生活哪一样不笨手笨脚。知青和牧民彼此只能互相尊重，不能彼此瞧不起。但有的狂妄自傲的蒙族人让我极为反感。他们排挤汉人，看不起知青，他们不会帮你什么忙，只会看你的笑话。不知道这是不是当年内蒙“挖肃” 的后遗症。遇到这种牧民，我也忍不住要“报复” 一下。一次，公社演电影，像节日一样，知青、牧民骑马纷纷而至。演到化学纤维合成过程时，银幕上出现红绿色移动的小圆球，表示分子运动。罕乌拉有个平日显露轻狂的小伙子，问我这是在演些什么玩意。我简单告诉他“这是在演你最爱吃的糖果。” 小伙子很恼怒，他隐约感到这是什么科学文化，就唠唠叨叨说什么你们不告诉我们文化知识啦，什么你们瞧不起我们哪之类。我理也不理，继续看电影。其实我做得并不对，不过是一时想耍耍他。天下很大，知识无穷，不论是知青还是牧民，谁都不可能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大家如果能彼此尊重、相互学习该有多好。当然，必须承认，在牧区还是牧民的知识更实用，知青的知识多是精神上的，知青应该多向牧民学习。
    每年秋季的打狼既是一种生产活动，也是一种游艺活动。事先大队开会，定于某日为打狼日，在某处集合。只要愿意早去，坐在山顶向下望，就可以见到在晨曦里，东、西、南、北，三五成群的人们向山上集拢。一旦人都到齐，由队长安排，某人守某处，把方圆几十里围成一圈。每人间隔三四里不等。
    由队长和有经验的长者在包围圈内可能藏有狼的地方开始搜索，一发现狼就不断驱赶，消耗其体力。狼往往会企图突围，围圈的人当然不能让狼突围。他们不能迎着狼冲上去，那样很容易让狼逃脱，而是顺着狼突围的方向在前面先跑，等狼靠近，再撒开马全力追赶。当一个人开始追赶时，他要向邻近的人发出信号，邻近的人也会配合地朝相同方向跑，以拉开包围圈。当狼靠近邻近的人时，由邻近的人接替他继续追赶。马不断地交换接力，狼则始终奔跑，直到筋疲力尽被人追上，或被开枪打死，或被套马杆套住拖死。死狼往往被当场剥皮，有时狼的肋骨也被挖下一根做烟斗。我原来就有一个狼肋骨烟斗，是当地老乡送的，装烟的斗是用子弹壳做的，烟管就是用狼肋骨做的，嘴叼的一端箍上一根细银条。忘记后来送给谁了。
    潮湿的秋天，早露沉重地压在发黄的草上。马靴湿透了，特力格下摆也湿了。和其他季节一样，草原上是一片死样的寂静。远方的天穹下，移动一条墙壁般的白雾，弥漫在四周，淹没了起伏的山冈，淹没了草原上的一切。这是秋天的寒雨加浓雾。隔开不远就无法辨认物体，这样天气下能回到家，不管早晚，只要能回去，就是了不起的汉子了。草原上的人具有极强的记忆力和辨别力，还有健壮的体格，因而比我们知青更适应大自然。
    已是１月份。雪很深，冬季的皮得勒早就穿上了。在秋营盘呆了好几个月，不管放羊走出多远，都没有什么草了。蒙古包周围几里地以内光秃秃的，晚上给马上桩等于把马栓一夜。最终，大班通知全队搬往冬营盘。夜里两点，冷得能冻掉手指头。那是一年最冷的季节，也是一天最冷的时候，我们爬起来拆包，收拾家伙，装车。三十里路的距离，不早走不行。三点，羊群出发。我赶羊，我哥赶牛车。我怀里揣上一点吃的，贴衬衣放，怕放在外边冻硬。羊不习惯深夜走路，特别是顶风长途跋涉。我骑在骆驼背上一摇一晃，半睡半醒，吆喝羊群移动。寒风透过皮袍，吹得胸前冰冷，牙咯咯发响，我两手缩在袖子里抱住驼峰，想保持胸前的一点热气。身体冻得发僵，我爬下骆驼，牵着它走一走，活动一下。天色还是那么黑，星星亮闪闪，像发光的宝石，雪在脚下咯吱吱发响。我此刻此时想到，自古以来，多少游牧人就这样度过自己一生。羊群静静地走着，仿佛也没睡醒，偶尔有羊发出一两声叫。一路上见不到一个蒙古包，只有搬家后留下的一个个黑色的营盘。黑暗里，可以听见一串串牛车咯吱吱地压着雪从不远的地方走过，以及赶牛车的吆喝声。
    天格外寒冷，估计有零下四十度。天亮了，东边云雾蒙蒙，太阳比往日暗淡，一看就知道将是多云或阴天。早上，云越来越厚，阳光透不过来。不知道又过了多久，羊也累了，死不肯走。远近见不到蒙古包和其他羊群，听不见狗叫，看来到冬营盘还要赶一段路。我没有表，不知道现在是中午还是下午，生怕错误估计了时间，天会突然黑下了，于是骑上骆驼先跑出去几里地看一下，直到看到雪地上的车印。顺着车印赶羊，赶紧一点。终于，在天黑之前，见到了远处的蒙古包和炊烟。回到家，蒙古包刚刚搭起，包里一片凌乱狼籍，东西还没各就各位，我哥只是生上了火。他一路上也不顺，有的牛不走，牛头绳拉断两根，车撑子拉断一根，木车轱辘坏了两次，车上的毡子物件重捆了几次。今天天气格外冷，连牧民都受不了，小孩子冻得直哭。我的靴子开了口，没来得及缝，脚冻了，我哥的脸也冻了，都是二度冻伤，冻硬的部位苍白麻木，缓过来后火烧火燎地疼，厚厚的真皮变紫、变黑、坏死、脱落。过了几天才知道，大队冻花了脸的人不少，特别是知青。雪铲来了，在锅里融化煮开，加进小米、肉干、砖茶卤和盐，这就是牧区的饭了。放在远处的羊群也自己走近蒙古包，四周散开吃草，它们已经很久没什么像样的草吃了。闹钟指着下午四点半，奋斗了十四个小时。在这里要度过一个漫长的冬季，严寒要到四月底才渐渐退去，雪要到五月才会全部融化。这里是长冬无夏，春秋相连。我期待着天气变暖。
    冬天晚上，寒冷极了。由于是狩猎黄羊的季节，卡车开来开去。在其他季节，边境上少见汽车。偶尔有车开过，人们要谈上几天。冬天不然，旗里各单位有任务，向国家交售黄羊。黄羊是野生动物，如果繁殖太多，成千上万，吃光了草场上的草，就成了一种灾害。卡车开来，上面是两箱子弹。夜里，车灯一开，黄羊傻呵呵地跑到灯光里站着，东张西望，眼睛被车灯照得发亮。一梭子打过去，好歹打上几只。黄羊顺灯光方向奔跑，卡车直追下去，枪声持续不断。然后把死伤黄羊扔到卡车上，回家睡觉。二天早上，鲜血冻在车上，黄羊完全僵硬了，把它们像石头一样扔下来，数一数。除了交售定额，剩下的归自己。每只送供销社可换半瓶白酒、五发子弹，十几块钱和一些布票。旗里和公社的人最热衷打黄羊，零下三四十度，穿上皮大衣还直哆嗦，怀抱一只半自动步枪，往手上不停地呵气，眉毛、帽子、胡子上全是冰霜，但为了赚外快，吃苦也心甘情愿。晚上我躺在蒙古包里，听到远处的卡车声就提心吊胆，生怕飞来的流弹打在我头上，总要到卡车走远没声才敢入睡。天一亮，我骑上马拉上小雪橇去转一转，看看能不能捡个洋捞儿，遇到一两只被丢弃的黄羊，可以拉到供销社换点酒和子弹，找几个知青在一起喝两口，聊一聊，也算是一乐。
    １９７２年春天，正是接羔时期，我们去白音毛都砍柳条子编笆，盖土默特的拱房。夜晚，狂风怒吼，在废弃的边防站里，我和王久忠的儿子新建在没玻璃的屋子里过夜。我们把砍下的柳条子铺在地上，再铺一块毡子，就睡在上边。大队的公用皮被散发着牧区特有的奶臭和砄气，熏得人难以入睡。迷迷糊糊之中，感到潮湿冰冷，我裹紧皮被，继续闭紧双眼，做着在游泳池里戏水的美梦。下半夜，听得有人喊叫，睁眼一看，风雪刮了半夜，穿过没玻璃和门的屋子，雪一直吹进走廊。我的皮被、衣物、靴子上盖着一层雪。外边是图木尔加那的羊群，因浩特里的围栏挡不住风雪，才到这里来躲避，老狼裹着皮得勒帮忙守了一夜。羊群很不安分，总要冲破阻拦，顺风逃窜。快天亮时，王毅强替换了老狼。春雪打在脸上身上，很快融化，感到从里到外都潮湿冰凉。我们赶快生起火来，这时才有了一点点生气。
    １９７２年冬天，天气寒冷，雪下得很大。狼、黄瓜、老赵、青格尔图和我，五个小伙子到白音毛都去割红柳。带了粮食，少量牛粪和极必要的用具。德特姆基用马车把我们送到边防站。军队已撤离这个站了，周围绝无人烟，房子不少，空荡得让人害怕。雪白的墙壁和混凝土地板上全是灰。院里生了荒草，窗子被风吹开，使劲甩在墙上，震碎了玻璃。只有两条枪，不够一人一条。每日，留一个人做饭，四人外出。枪是一边一条，为了防止意外，也为了安全。晚上，煤油灯照得人影在墙上晃动。大家就唱歌，大声讲话，听半导体。吃了粗糙的晚饭，躺下之后，就听见外面狂风呼啸和凄厉的狼嚎。月光像冰水一样明澈，照在睡在地板上的人身上。火已经熄灭，屋里没有丝毫温暖的气息。那时，我已重读了所有的书，满脑思虑，不能入睡。心里想起乌克兰诗人舍甫琴柯的一首诗，不由低声哼着：滔滔的第聂伯河汹盠澎湃，狂风怒吼波浪滔天，高高的腀树挣扎呻吟，小小的村庄在睡梦中。惊动黄瓜，他翻身看看我说道： “睡吧，明儿还得忙呢。”我也因自己无聊的多愁善感而羞愧，蒙上头在狂风呼啸中睡熟了。这样过了十多天，粮食已吃光，牛粪也烧完，按原订的计划，马车该接我们来。可能因雪大，或其他什么原因，马车一直不来。这天晚上，大家垂头丧气地坐在火堆边，用斧子劈碎喂马的豆饼，放在罐里，加水煮着，这是唯一可以吃的东西了。夕阳里，晚霞绚丽，落日映照的雪原红如玫瑰，天上闪烁点点星光。忽然，马停止吃草，抬头凝视远方。我们随着望过去，才见到马车已经到了。简直像写小说一样，无巧不成书。最后一顿吃光，断粮之时，马车赶到了。我们把豆饼喂了马，又做了一顿饭。第二天动身回家。别人坐马车，我和青格尔图骑马回土默特。都迫不及待，希望见到人，希望能有人聊天，希望了解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马也非常兴奋，沿着路奔跑着。六十里，简直一溜烟就到了。回到土默特，把马放掉，让它也自由自由。马在地上打过了滚儿，解了乏，一拐一拐地去找它的同伙去了。我也躺了下来，彻底休息一下，烧了水，不顾零下二三十度，稀里哗啦洗开了。晚上在睡觉时想起了“小黑”，它和我们一起去了白音毛都，却没回来。
    小黑是只一岁狼狗，是边防站军犬生的小崽，我们抱来养着。那小家伙，最聪明不过了。我们坐在水库地窨里，向蒙古人一样盘脚而坐。衣兜里是北京带来的糖果。原来喂它吃过糖，这回也是闻见糖味了，围着人爬来爬去，伸着鼻子咻咻地闻。找到谁身上有糖，就把鼻子嘴伸到人家衣袋里叼出来。灵巧得让人不易察觉被偷。实在伸嘴巴也偷不到了，就干脆把爪子也伸进去。最后被轰走，嘴里含着糖。像个小猫，藏到被子后面，流着口水一个劲地嚼。有时我们上工干活去，衣服放在地窨里，回来发现糖都不翼而飞。再看小黑蜷成一团卧在角落里，不时抬眼偷偷察看人们惊讶的表情，它身下的毡子里鼓鼓囊囊高起一块，大家一看就明白是谁干的事。一会儿，开饭了，小黑也去自己的盆里吃午饭，我们赶快从它卧的地方，毡子下面，把偷去的糖拿走。为了不让它过分失望，给它剩几块。小黑匆匆忙忙吃完，小跑步地遛回来，看也不看，又卧在老地方，八成还自以为得意。再上工时，我们把糖带走了。下午回来，发现小黑焦急不安，哼哼着跑来跑去。也许是它下午从毡子下边取糖吃时，发现自己也被偷了。狼狗聪明，对数量有概念。小黑怕蒙古犬，还害怕猫，曾被土默特的灰猫抓破了鼻子。它这次跟着去了白音毛都，不知什么时候生的病。它发着烧，很难受的样子，但没有药，我们希望它这几天能挺住。但早上醒来，看见它躺在冰冷的水泥地板上，僵硬了，死了。我们把它放在院子里，没有埋。开春之后，我去把红柳运回来，拖拉机停在边防站，我进去后，还见到小黑的尸体。冬天再去，只剩下腐烂的皮毛和零散的骨骼。小黑永远消逝了。
    １９７３年初，我和杨松锐从北京回内蒙。一路上，天气寒冷，又买不到车票。在宝昌呆了几天，闲极无聊之际，每人买了十几块钱的书。等到了锡林浩特，除了车票钱之外，饭钱已没有了。我们俩只好饿着肚子，每天吃一顿，还不敢多买。锡盟到东乌旗的车票也是买不上。坐在肮脏的新华旅馆里，听着内蒙汉人的汉话，看着内蒙汉人的形象，烦闷极了。我去找别的旅客下棋消磨时间，并不停地喝着旅馆里的开水抵御饥饿。一天，正在下棋，突然杨松锐跑来，告诉我叶坦、颖放他们来了，快去吃东西。我坚持下完了那盘棋，跑到叶坦的房间里，大嚼面包，心里总算松了口气。又过了两天，我们总算买到去东乌旗的车票，并辗转到了公社，回到大队。
    杨松锐年龄比我小，我们是在水库开工时认识的，虽不是一个大队，却常来往。他父亲懂阿拉伯语，我表露出敬意，这也许是松锐和我比较要好的原因之一。满图知青之间的关系似乎不像我们大队这样融洽，松锐在他们大队不那么开心，所以总爱到我的小屋来聊天。我也常常穿过菜地到他的小屋去，一聊一夜。我们用旧蒙文报纸卷成又粗又大的烟，烟气弥漫在小屋内。我们几乎无所不谈，历史、政治、社会、生活。我们一块回京探亲，一块回内蒙。尤其是去煤矿那次，我们俩一块去又一块回，同甘苦共患难更是加深了我们的交情。
    １９７３年５月１３日草已经开始发绿了，马匹剪了鬃，人们也脱去了冬装。接羔期间，羊已分群，我放不带羔的大群，我哥放带羔的小群。清晨，天阴沉沉的，乌云压得很低，从头顶上迅速翻滚而去。冷风从北面刮过来，羊群在顺风移动。估计会下雨，也许要在羊群守一天，我们收好刚接好的两根套马杆，喝了两口面糊，各自去追羊群。风越来越大，天越来越冷，雪片开始掷在脸上、身上，脸和下巴像小刀在割，渐渐失去知觉。我骑的马不肯走动。牛群、羊群顺风迅速移动着。这是白毛风，人就像在雾中一样，辨不清几步之外的一切，耳边只有狂风在呼啸，眼睛睁不开，人站立不稳。背风的地方积起厚厚的雪。我吆喝着，呼喊着，极力拦住顺风逃窜的羊群，但听不清自己的呼喊声。雪打在脸上和手上，化在衣服上，冻成冰，结成盔甲一样的外壳，一动就咔啦啦地碎成冰渣。在风雪中，马也骑不走，没有套马杆，想拦住羊群几乎不可能，我只能一边尽力不让羊群散了，一边跟着羊群走。春天的暴风雪。我哥那小群羊现在怎么样了，也像这大群一样吗？我不能指望他来帮我，更不能扔下羊群不管。我也决不能停下来，否则羊群会跑散，我也可能被冻死。寒风刺骨，到处都是白茫茫的一片。人快冻僵，头脑发木，思想似乎也冻住了。想起平时在温暖的阳光下骑马漫步，好像是上辈子的事。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风雪渐渐变小，羊群不再顺风跑了。我开始慢慢把羊群往回赶，羊在厚厚的雪地里艰难地迈着步子。乌力吉敖包隐约可以看见了，但是又那么远，也许离这里有二十里。远远的山梁那边是我哥的小群羊吗？好像比我离家还远……从早上直到深夜十二点，经过十几小时的坚持，终于把羊群赶回了家。听说大班去帮忙赶小群羊了，我才松了口气。羊群似乎累坏了，卧下一动不动。这时风雪停了。天空深蓝，黑暗里星光明亮，闪烁着，给人以希望和鼓励。回到蒙古包，发现从围毡底下吹进来的雪把被褥、衣服、书籍全埋了。清扫了包里的积雪，想生火，但牛粪是湿的，点不着。浑身透湿、冰冷，想换身衣服，包里也没有干衣服。只好抖一抖皮被上的雪渣，倒头睡下。
    夜里一点多，小群羊也赶了回来，我哥见包里冰冷寂静，也疲惫地睡下了。半晌，我爬起来，叫醒他，说无论如何也要设法吃点东西，不然人就垮了。强打精神，拆了牛粪筐，好不容易生起火，做了一锅面片，放进一些辣椒，我还在碗里放进仅有的一点红糖，吃起来味道很怪，也顾不了那么多了。两匹三岁马拴在外面，没有撒开，用破毯子裹着，怕冻出肺炎。这天气，搞不好，马也能丧命。
    当猛然惊醒时，太阳已经高高地挂在半天上，羊仍一动不动。天空格外蓝，真像被水洗过一般，雪迅速融化成水，在草地上细细流动。两匹马都健在，我立刻把它们牵出去上好绊子。马打着响鼻，哼着，一步一步走到草地上。我步行去寻找昨天丢失的两只刚出生的小羊羔。融化的雪水又渗透了还没有完全干的靴子，冰冷刺骨。我拿着套马杆，嘴里大声呼喊，看看能否引起草丛里的小羊羔的什么反应。这寒冷的一夜，它们也许早冻死了。最后，听到山石后边传来隐约的羊羔叫声，才总算把它们找到，它们居然还活着。我抻了抻特力格，把两个冻得冰凉的小羊羔放在怀里，一步步走回家。路上遇见骑马寻找丢失羊群的牧民，彼此打听消息。满德拉图的马群在风雪里跌入钨矿的沟中摔死不少，乌拉盖公社的马群陷入河里，道木德公社死了一个知青，满德拉图死了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据说是富牧的家属，放牧不给马骑。他只穿了件单衣，跟着羊群跑，后来冻僵了，出现了幻觉，觉得浑身发烧，像在火里一样。人们第二天找到他时，他赤着脊背僵死在雪中，青色的脸上表情奇特，呲着牙像是在笑……我骑上三岁马去马群，准备去换小萨尔，它在这场暴风雪中不会跟马群跑散吧？草原上风和日丽，春意盎然，完全看不出这里昨天经历了一场暴风雪。一路上我感受着阳光的温暖，只有经过严寒的人才能体会到太阳对他们是多么的可贵。
    巴图孟赫，一个好学、稳重、谦虚的小伙子，见到他时才十二岁，汉语学得很快，汉字也能认识些。和六组女生一起时，她们教给他不少东西。后来和我们住在一起，我喜欢这小伙子，凡是他问到的，一切必要的常识都告诉他。比比划划讲到科学、石油、地理、国家、原子、化学……，他总是认真入神地听。回京后听说他由于好学，有知识，被旗里任命到某苏木担任职务。
    依德尔加那，我们都叫他“加那阿卜盖”，意思是加那大叔。“加那”是大象的意思。大队里有三个牧民叫加那，为了区分他们，加那阿卜盖也被人叫做“依德尔加那”， “依德尔” 是中年的意思。六组女生和依德尔加那一个浩特，搭伙放羊。依德尔加那两口子教她们怎样按牧区习惯做事，像骑马、放羊、搭蒙古包、挤牛奶。依德尔加那是个和气的人，也很窝囊，在大队里没有什么亲戚，只有个嫁出门的妹妹。大队牧民总爱拿依德尔加那寻开心，他也不在意，反倒喜欢和妇女和知青开玩笑，不了解他的知青容易对他产生误解，其实加那是个不错的人。据说７３年５月１３日大风雪那天，刚尔登的羊群跑散，有一部分被加那碰见。当时顶风行走都困难，老刚骑着马到处寻找放羊的儿子和跑散的羊群，心里发慌。好不容易见到依德尔加那，于是托他看好找到的半群羊，自己再去找儿子和别的羊。依德尔加那只好帮人帮到底，拼命挡住顺风逃窜的羊群。老刚再也没回来，加那一个人奋力到深夜。其实老刚找到儿子和剩余部分的羊群后，返回来找依德尔加那，找了一遍没找到，就顺风赶到土默特来，一打听，依德尔加那没来。老刚也懒得再找，回家就睡了。依德尔加那熬了一夜未合眼，次日凌晨，他把老刚的羊群赶到老刚家，已累得站不住了，一进门就把老刚臭骂了一顿，痛斥老刚不接应他。刚尔登嬉皮笑脸，连哄带奉承，依德尔加那才算消了气。
    ———嗨！牧羊的老人家，你告诉我，
    我还要走多远，
    还要走多远，才能到博格达山？
    ———哦！过路的小伙子，我告诉你，
    你一直走下去，不要犹豫，
    再翻三十座山，再越三十道岭，
    你才能到你要去的博格达山。
            ———蒙古民歌
    这几年，我觉得自己就像民歌里赶路的年轻人，始终在寻找自己的博格达山，不知它在哪里，还要走多远，前边路途如何。早春时光，我站在哈达台山上，向东瞭望胡尔其格河和两岸小块小块的草坪。沙窝子里的雪已经融化，使人感到一种淡淡的荒凉。我感到生活要发生变化，但不知道会具体发生什么变化，我怀着忐忑和希望等待着。
    １９７４年春天，六组女生羊群提前一个月产羔，正巧她们的人回北京了，忙得不可开交，于是队上派我和邱亮去帮忙。我们在阿尔毛都草棚旁搭起孤零零的一个蒙古包，没烧的，每日烧干草，满屋都是烟，呛得直咳嗽。每天吃小米干饭，累得够呛。小羊羔每天一只只抓回去，放在蒙古包里。早晚放出来吃奶，必须记得哪只羊羔是哪只母羊的。每天抱来抱去，羊羔一天比一天能跑，一天比一天沉。直到接羔季节正式开始，我们才重返土默特。
    颖放最爱讲几句古文。串联时去过好多地方。没事就背《长恨歌》、《琵琶行》、《滕王阁序》，念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不禁摇头晃脑。他心细，对套马、放牧也挺爱研究，还会挑草场、选住处。
    新雪盖住了草原上的路。罕乌拉土默特灯光闪烁着，我踏着雪，到余平俩口子那里串门。温暖的小土房里，油灯昏暗，炉子上是冒着热气的水壶，我喜欢在这里坐一坐，聊聊天。偶尔有一两个知青过来，可以打上几把桥牌，热闹热闹。余平他们７４年初调回北京教书。不到一年，我也回了北京。
    水库静静地展现在格日哈达山下，反射出一片水波。天气晴朗的夏日，水鸟，鸿雁，野鸭，有时有天鹅飞来，喧闹。芦苇里小野鸭叫着，水里游着。旗水利队小周告诉我，他见过野鸭搬家。小鸭子叼住母鸭腹部的羽毛，母鸭低低地飞，万一摔下一个，也不至摔死。肚子下面挂上三四只小鸭子，像个挂满炸弹的重型轰炸机，急忙转移到另一个湖泊里。他亲眼见掉下一只小鸭子，母鸭看到地上有人，停也不停飞走了。小周跑去找，用脚踢草丛，半天也找不到。母鸭送走一批小鸭，空身返回，嘎嘎地盘旋叫唤，地下的小鸭子，不会飞，扑动翅膀，唧唧叫着，母鸭迅速落下，带上小鸭飞了。当时他没带枪，不过，有枪也舍不得打。我也逮过一只活的小灰鹤。一尺高，小绒毛还没长全，眼睛像小玻璃珠，慢慢地眨动眼皮，细脖子细腿。我打算把它喂大。可惜，有一天它偷吃了不少东西，噎死了。
    这里原来只是一块低洼的河床，是我们三个大队的知青在几年时间里，一锹土一块石地把它砌成水库的。在这几年里，有多少人身上流过汗，手上磨过茧，为它激动过，奋斗过，这里又发生过多少令人终生难忘的事情！没有参加水库修建的人不会有这种体会的。最初来修建水库的知青，大多是没有牲畜放的“富余”劳力，被“逼上梁山” 的，也有嫌在下面放牧太寂寞，宁愿到水库来卖苦力的。他们后来成了水库的“铁杆派”，常年驻守在这里，其间遇到无数挫折困难，他们都硬顶下来了。他们的心血全用在水库上，他们认为建成水库是对牧区的贡献，建成水库成了他们心中最大的事。他们的事业、理想、生活、工作、学习已融为一体，不可分割。水库建设者们的一片赤诚的心，是人间最可贵的。虽然当年修建水库的人早已星流云散，但大家聚集在水库的那几年的情景，谁也不会忘却。多少年后，在困难之际，彷徨之时，想起那一副副熟识的面孔，就会感到鼓舞。
    印象最深的是初到水库。地窨子里，乱七八糟，这是男生宿舍。到处是散乱的书，水碗，衣服。炕毡子上踩得满是泥土。天上阴沉沉的，大雨不停地下了一夜。站在门口，看得见上游的水一个劲往上涨。水库里，水位升高，马上就要漫过土堰了。地窨里挺暗，人们在看书、闲聊，虽然太阳还不到落山时光，已经暗得够点灯了。透过碎了的小玻璃窗，雨被风刮进来，顺土壁往下流。人们脱鞋坐在土炕上，传来了打牌下棋的声音，爱聊天的人们偶尔大声争论。除此，一片寂静。
    站在地窨门口，透过雨幕，格日哈达山隐约可见，小草发亮，遍地泥泞。快天黑时，雨住了。大朵浮云飞快地在头上移动，使人感觉好像置身于动画影片中。水库里水位仍在上涨，需要马上去抢修土堰，保护未完工的大坝。一声招呼，人们翻身而起，不管手里在干什么。小车跑来跑去，泥土在铁锹上、车轮上、脚上都粘上了厚厚的一大堆。小车从新铺的土上推过，沉重缓慢，有人脱了鞋用手推车轮，五趟、十趟，五十车、一百车，土向下倒，汗往下流，水向上涨，堰也加高。紧张而有序，天黑下来，铁锹还在不停地挖着，刷刷地扬土声同人们沉重的喘气声混成一片。满天星斗，明亮沉寂，拖着腿，爬上山坡吃饭去。昏暗的油灯下，十多人坐在厨房里，每人都捧着碗，红高粱米粥，玉米面贴饼子，嗨，真香。
    水库的人们一到晚上，总凑在一起，大声唱歌，读自己写的诗，博得一片掌声。满图的大巴子把眼镜往上一扶，那个姿势就像日本军人。大家一首一首诗朗读开了，一个人接一个人，歌颂水库的劳动、生活、理想，讲述小时候的淘气，笑声不断，气氛活跃。在干活的时候，不管多累、多苦，只要有人起头唱上一句，马上就变成全体的合唱。《战地新歌》能从头唱到尾。牧区的歌也一首接一首，唱骏马、草原、家乡。还赞美过中秋的月亮，怀念首都，想起来怪有意思，大家从不拘束，争先恐后。
    太阳落山了，水库昏暗不清。坡上知青住的地窨子外头，军分区作战科何科长在和别人说话，几个人围在一起。一会儿“叭”的响起一声清脆的枪声。我跑过去看，几个人向科长要来手枪打木桩子玩。我用一发自动步枪子弹换了一发冲锋枪子弹，六个人打了十来发，只中了两发，我的和二兵的。天色黑了，木桩只比腿粗点，五米之外，手枪握在手里沉甸甸的，我把枪口从上向下移动，食指紧扣在扳机上，当手臂端平时，食指稍一用力，“叭”的一声，木桩上撕下了小木片。后来我又用手枪打过不少发，活东西没打着一个。
    每天下工之后，水库的知青匆匆吃完晚饭，马上凑到球场上，光着脚的，穿球鞋的，穿马靴的，激烈的排球赛打起来。发球，二传，扣， “好球”，叫喊，喝彩，响成一片。每人都兴奋不已。每天都要玩到实在看不见为止。地窨子前面，由于长期玩球，草地已被踏成不长草的硬地。
    夜晚，叶坦从公社赶回来，为了几件高兴事，庆祝一番。二兵喝酒之后，半躺在粮袋上，半依半靠，大声喊：在这里，有没有我们的劳动血汗？大家一起喊：有！有没有我们的青春？有！有没有我们的爱情？有！有！喊声一落，邱亮就要跳舞，我凑上去，来了段“双人哥萨克”，球鞋、马靴，噼啪地踩踏着地面，兴高采烈，真痛快。
    阴雨连绵，民兵集训的帐篷里滴滴答答漏着雨，还进行打靶训练。水库的知青们也捞上一次，排成一行，等待叫名字。军人喊：来两位！好，两个戴眼镜的，叶坦、刘惠明。之后，又喊：再来两位！好，又是眼镜：二兵，许杲。全队里，除了陈明明、邱居亮，全戴眼镜。细雨打在镜片上，马上就使视线模糊，擦掉再瞄准，射击，中靶。因为不反光，目标清晰，全队优秀，平均三发２６环，还替陈明明两个脱靶拉平了环数。看来，水库的小伙子个个都不错呢，趴在草丛里，瞄准２００米外水里游动的野雁，给一枪。好！打中了。一会儿，波浪把野雁推送到岸边，拿回去，红烧挺好吃。晚饭一人一勺，女生也尝尝，小伙子枪法不错吧？别光吃，夸夸我们的小伙子吧。
    水库差不多完工时，公社的领导们就张罗开“落成典礼”，这桩事拖了好几年，他们也想快一点结束。那天，少不了要摆上几桌酒席。附近的牧民、公社的外来户、土默特的人……能来的都来了。满图知青张秉庚掌勺，烧了好多菜。例行的蒙汉语发言，送纪念本。这之后，开了一瓶瓶白酒，上百人一通喝。再之后，例行的酒疯表演。下午，领导们退席了，公社的外来户也心满意足地撤了，牧民也陆续回家了。剩下宝音图，醉后从马上摔下来，马也跑没了，回不了家了。我看着题了蒙汉语的纪念本，感叹知青这些年真不容易，如今离开内蒙的人们，没机会看到水库的完工。知青们既高兴又伤感，高兴的是大家的辛劳终于变为成果，伤感的是大家从此就要分别了。很晚，知青们才散。
    我和老五骑马回土默特，黑暗中，马棚里有声音，马都吓了一跳，老五的手电照在地上，躺着一个人，那是宝音图，在满是马粪的地上，伸手拉住老五不放。他上闫荣家去找睡处，让人家给轰出来了。我给马放上青草，回拱房睡觉去了。一会儿，老五带着东倒西歪、满口酒气的宝音图也来到拱房过夜，没有多余的被子，给他找出一件破雨衣，安排他睡下。宝音图躺着，整宿不停地从牙缝里往对面墙上滋唾沫，我也一夜没睡好。第二天早上，地上还下了一层薄雪，水库的“落成典礼” 就这样留在了我的记忆中。
    草原上有各种动物。旱獭、獾子、黄鼠狼，我都见过。还有蒙古跳鼠，长长的尾巴，尾尖上一撮长毛，一跳跳老远。还有艾虎，又叫臭鼬，当地人叫“沃木黑－呼棱”，据说能钻到牛肚子里。还有人见到从兴安岭跑过来的猞猁，像个大猫，也像小豹子。还有兔尾鼠，像小兔，瞪着大眼睛。狗要是饿慌了，就守在鼠洞口，静静等上半天，老鼠一出来就一口咬住，再吃下去。“狗拿耗子”在这里确有其事。这里的老乡还下夹子、掏洞捉狐狸或沙狐。格日朝鲁山上有只老狐狸，浑身火红，很多人见过它，从来抓不着。后来打猎的都不再去逮它，认为白费力。这只老家伙除非死了，是不会被捉到的，可能死了也找不到它的尸体。
    除了走兽，这里还有各种飞禽。像戴胜，在北京只有动物园里能见到，但在内蒙多极了，头上顶着小小的凤冠。还有红嘴鸭，像个大老呱，全身黑色，个子大，鲜红的嘴。夏天，云雀在头顶上“叮呤呤” 地叫，陪人走上好远。这里还见得到鹌鹑、百灵等。还有一种鸟，当地叫“傻半斤”，傻呵呵的，杀了大约半斤肉。还有猫头鹰，吃草地上各种鼠类。在一个明亮寂静的夜晚，一只大猫头鹰悄悄落在老五他们的包顶上，从天窗朝下望，瞪着两只贼亮的眼睛，一会儿猛然“嘎嘎” 叫了两声，把老五、黄瓜、若瞓他们吓了一大跳。这里的人还养鸽子。满图的马其昌从北京带回两对优种鸽子，结果死了一对半，只剩一只公鸽子，天天落在土默特土屋上“咕噜噜” 地哀叫。冬天，鸽子不回南方，在雪地上找食物。外来户用白色的马尾做成套，放在雪地上看不出来，放些食物，谷粒，能抓住活鸽子。在土默特井中，井壁的缝隙里藏着一些麻雀，贼头贼脑，叽叽喳喳。有一天夜里我和黄瓜去掏麻雀。据说麻雀夜里看不见东西，估计不难掏几只。我把麻绳拴在腰上，黄瓜在井口拉着，我下去摸。结果，一打手电，麻雀都飞跑了，一只也没逮着。
    骑上飞快的海骝马
    到战场去
    为了攻打西辽军队
    出发吧。
    如果打胜回家
    是天主保佑
    那是前生造下的罪孽。
    ———古代蒙古民歌
    我对有关内外蒙古、新疆、中亚（包括帕米尔、克什米尔、伊朗、阿富汗） 的文学、历史、游记、考察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总不免要去找些书来看，以寻找蒙古历史的脉络。最近读了一本俄国人写的“成吉思汗” 的长篇小说，尽管可能是杜撰的情节，但仍然印象深刻。……成吉思汗和他的最亲信的几个战友，攻打西夏之后，坐在六盘山山峰上，下面是丛郁的森林。成吉思汗说： “南边是富庶的中国，西边是肥美的牧场和花剌子模汗国，我们先要哪块土地？”他的战友、纯粹的蒙古人毫不犹豫地指明：牧区草场是最好的东西。于是大军向西进发。……
    ……蒙古万户长骑马赶到，他后面是无数蒙古骑兵，但战败者的船正巧刚离开海岸。万户长把刀扔在地下，下了马，懊恼地用头撞击地面，嘴唇被咬得出血。一把一把抓落自己头发，痛恨来迟一步，致使敌人保存了性命。按习惯，战败者也不能免死。……
……壮丽的宫殿在燃烧，多少世纪以来被精心保存的书籍化为灰烬，神圣的清真寺里满是蒙古军马的粪便，妇女被带回蒙古，工匠是唯一被饶命的男性，花剌子模王后被强迫带领自己的臣民，步行走向蒙古，充当奴婢。……
    ……俄罗斯王公们的最大一次胜利是追击约几千蒙古骑兵。蒙古人急速撤退，俄罗斯人叫喊着，追击着。几天以后，蒙古人翻越过一座高山，向山下溃退。俄罗斯人追到山顶，站在上面往下一看，立刻掉头就跑。原来，几千蒙古兵是为了诱敌而故意失败的，引俄罗斯人不休息地追击，力尽精疲之时，山下是整齐待发的数万蒙古大军。黑压压的马队冲上山去，轮到俄罗斯人逃命了……俄罗斯王公们被捆住手脚，扔到一起，上面压上很大的木板。木板上是蒙古的万户长们宴会，庆贺。蒙古人欢唱故乡的歌曲，不停地斟酒痛饮。木板下传来俄罗斯王公们的咒骂和哭泣，直到他们被压得窒息而死。……
    ……成吉思汗感到自己的生命快要走到尽头了，一次攻城胜利之后，城里国王跪着捧出一盘珍宝，每颗珍珠的价值，足抵得上全城财富，希望能饶恕全城人的性命。成吉思汗吩咐把珍宝散扔在草丛里，不许人取，下令屠城。明知自己要死了，也不让别人多活，历史上的成吉思汗曾经真是这样暴戾凶残吗？……卫队送成吉思汗的灵柩到六盘山去埋葬，沿途见到一切活的、有生命的，无论人畜、野兽尽行杀光。卫队挥动马刀喊着：随着你的君主升天去吧！……
    经过元、明、清，７００多年过去了，历史进了一大步。蒙古草原的面貌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人，物两新。蒙古人的历史、文化、习俗也保留下来，写进了新时代的东西和内容。
    外蒙古每年在边境上烧荒，可能是为了瞭望方便。这火有时也会越过防火线烧到我们这边。不用望远镜也能看到外蒙的人坐吉普到防火线上，下车坐成一圈抽烟聊天，一会儿，火就从他们身边点起来，烧成一片火海。这帮家伙再坐车回家。据说烧荒是有讲究的，要事先了解风向、风力，要通知中国方面，要留神火星越过防火线，在中国境内造成火灾。风刮起火来，只有遇上下雨或逆风，才会熄灭。边境牧区的人谁没打过火？谁没见过满天荒火？
    夜里，羊群不安地骚动。在蒙古包里就闻到焦糊气。出来一看，北部天空一片鲜红明亮，八成是外蒙古烧荒烧起来的，也可能是雷雨时雷电击着的。热风，焦糊气。灰烬随风飘着，像雪片，轻轻落在地上。马也有些急躁不安。估计如果真烧到中国方面，看风向，正好赶上，几小时之内此地将一片焦土。大火中，野兽狂奔仍不免被烧死，何况慢腾腾的羊群。山顶上火光之中，有牧民骑马瞭望。蒙古包旁边有人准备把牲畜赶到河里去避火，有人往蒙古包上洒水，孩子也醒来了，看着大人忙碌。阿嘎可别犯心脏病，这节骨眼上可真抽不开身了。气氛十分紧张，青年人骑马来回通报消息。
    站在山顶，望山下远方的火海，那壮丽的情景令人难忘。有知青说像是长安街的灯，有说像闪电。我缺乏想象力，就觉得像火，像，而且是，就是火嘛，几十里通亮，跟在后面有人打火，看不清。打火的人不带干粮，专门有人供应，不收钱的。供销社的粗月饼，成箱成箱运来，还有压缩饼干等。打火的人，满脸泥、汗，有的衣衫撕得褴褛，头发烧卷了，仍不停地扑打着。一百里外，肯定有拖拉机在耕出沟来，阻止火进一步燃烧。有火便有风，呼啸着，风助火，火生风，火堆里有烧焦的野羊，吱吱地冒油，糊臭难闻，人们的汗沾住头发，打散了，又聚拢来。牧区谁能忘了打荒火呢？火中映照的面孔红扑扑的，一个个紧张、严肃，都快认不出原来的样儿了。听说西乌旗兵团知青曾被人领着迎风打火，被烧死多人，令人感叹不已。
    胡尔其格大队的知青，主要是师大附中和景山学校的学生，相互间还谈得来。虽然在一起插队六七年，七八年，但接触牧民不多，甚至接触汉人也很少，基本上是在知青的圈子里，好像中学生下乡劳动，孤零零地一块干活。这种插队环境虽然不利于知青的锻炼，却是一个极好的读书和自修各种知识的机会。将来或回北京，或分配其他工作，谁还有工夫去从头学习呢。大队的知青中，读书多的人不少，都是从小学甚至幼儿园就受到“封资修”的熏陶了。拿古文来说，唐诗、宋词，各名篇佳作无不背得滚瓜烂熟。在胡尔其格，几个人凑到一块儿，实在无聊之极，就齐声背诵《琵琶行》、《长恨歌》、《滕玉阁序》，什么“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呀，什么“别时君未婚，儿女忽成行”啦，比谁读得多，记得牢。何源就乱编唐诗： “夜来风雨声，羔皮知多少。”后来他跑到黄山、庐山，到南方玩了一遍回来，送了我一些自填的词，我至今还留着。我喜欢读史记，喜欢岑参、高适描写塞外的悲壮的诗。中国古代抗击北方入侵的游牧民族的文章、诗词，悲壮高亢，读之令人感慨。还有一些知青爱读外国文学，巴尔扎克，雨果，福楼拜，贡古尔，左拉，海涅，歌德，狄更斯，莱蒙托夫，果戈理，高尔基，托尔斯泰，克雷洛夫，肖洛霍夫，普希金，马雅可夫斯基，屠格涅夫，席勒，罗曼•罗兰，杰克•伦敦，契科夫，莫泊桑等。而且大家不满足于只读一两本，只要手里有书，有多少读多少。除了古文、外国文学，也有人自修外语。在大队小学和土默特，夏和尚叽哩哇啦读俄语，邱亮围着皮被坐在拱房土炕上怪声怪气读英语，小煤油灯一闪一闪的。在内蒙期间，我也像其他知青一样，因寂寞而读书。我看了几天德语，７４年又开始学英语，后来还和邱亮用英语通过信。此外，我还读了大量中国古典文学（邱亮总是夸庄子《消遥》一文写得好，气势磅礴），读了一些外国文学名著、马列专著，像《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和《马恩全集》部分，《列宁选集》部分，凡手头有的或能借到的全部通读了。回北京后，才发现知青刻苦学习的毅力谁也比不了，这都是因为当年在内蒙养成了读书的兴趣和习惯。
    河北徐水人跑到内蒙来搞副业，做木匠盖房子，挣点钱。他们是７４年夏天来到沙麦水库的，见到我们喜形于色。可能一来是见到内地汉人，觉得亲；二来就是人地两生，语言不通，迫切希望有人帮助。当时在水库的只有邱亮、刘慧明和我几个人，要帮助他们解决肉食问题。除了向大队牧民买牛，还要帮忙杀。那一年夏天，我就帮他们杀了几头。为了表示感谢，也为了巩固这种关系，徐水人总要请我们几个。那些天确实很快活，喝了不少酒，吹了不少牛，酒足饭饱后再骑上小萨尔回土默特。
    炉火通红，铁锤敲打，土默特的铁匠小屋里叮当响个不停。小锤、大锤、风箱配合默契，邱亮、松锐和我在打铁。除了打农具、刀子、狼夹子，还有我哥给马灌药用的开口器。夜里，铁锤下火花四溅，透过铁匠小屋的门溅到外面，悦耳的叮当声传得很远很远。
    土默特以东，直到三棵树，再到乌里吉敖包，我最熟悉。土默特是胡尔其格的最西边，与罕乌拉大队交界。一般我们从土默特出门，除了上公社要往南走，总是往东边去。这么熟悉的地方，我也迷过路。７３年底，杀冬季羊时，我们几人分别奔东南方向，到白音乌拉东边的几户人家去要羊。清早，天气很冷，我匆匆吃了早饭，骑了一匹三岁马到最南边的人家去了。赶着十多只羊回来时，刮起白毛风，正好顶风，羊和马都不肯走。我只好半顶着风，赶羊来回走“之” 字形。刺骨的寒风吹在脸上和脖子上，我系紧皮帽的帽耳，但领子上没扣子，我只能用牙咬住两个领尖，低头用下巴压住脖子前透风处，用套马杆抽打羊，一步步艰难地走着。四周白茫茫的一片，十几米开外什么也看不见。不知走了多长时间，估计距离差不多该到了，可骑在马上感觉地形不对，像是一座又一座山丘，奇形怪状，好像从未到过。心里十分疑惑，心想如果风雪不停，今晚可能就回不去了，要在雪地里过夜。走着走着，地形猛然向下倾斜，前边像是一片凹地，那里也许可以稍微避避风，实在不行，就把羊赶到凹地里过夜算了。我咬紧牙，把羊一劲儿往前赶，不知道真到夜里会怎么样，听天由命吧。再向前走，有一条路横在眼前。看看，想想，不认识。我丢下羊，一人顺路快步跑下去，看看究竟。十几米之外，仍然白茫茫地看不清，马往前迈一步，视野才进一步，我根本不能根据周围的地形来辨别当时的位置，只能在马背上通过感受地形的高低变化来判断以前是否到过这里。路边，有口废井，红色的粘土。我恍然大悟，是土默特到白音毛都的路，也就是说，我在土默特的东北。本来我从白音乌拉的人家出来应该往西北走的，却往正北走下去了。我连忙骑马跑回去找羊，羊正顺风离开路向山上走，被我又赶下山来，顺路一直赶回土默特。到土默特后，风雪还没停，知道别人赶羊还没回来。我把羊关在棚里，换了衣服，吃了点东西，换匹马去找其他赶羊的人。风雪停止后，我又到自己迷路的地方，山上山下看了半天。从此以后，我对这片地方就非常熟悉了，再也没有发生迷路的事情。
    １９７４年夏，我一个人从白音塔拉赶回土默特。为了抄近路，到了大水泡子，就一直朝西扎下去。没路，只有深草，月光如水。临到土默特，月亮落下去了，四处一片黑暗，只有天边还残存微微一丝光亮。我仔细打量地平线上模糊的山峰形状，判断方位，估计翻过前面的山坡就应该是土默特。但翻过山坡，还是荒草一片，仍然静悄悄的。这次骑的是小萨尔，或许不必那么担心。我松开马嚼子任它走，小萨尔开始扭头向左。我知道马比人认路，但仍不相信自己选择的方向会有这么大的偏差，由它去吧。小萨尔一步步上坡下坡，耳朵竖立着，不停左右转动。我索性让马自己走，不看远处，只盯着小萨尔的耳朵。突然，它的耳朵朝前，不再转动，并加快了步子，我明白前面就是家了。两腿轻轻一碰马肋，稍微扯紧马嚼子，小萨尔一路小跑了起来。几分钟后，听到远处的狗叫。随后看见土房子的烟囱冒出的白烟，还有摇头摆尾迎上来的狗。小萨尔，真是好样的。这条路我已走过多遍，不论春夏秋冬，白天黑夜，风和日暖，寒风冷雨，狂风暴雪，那些情形都记在了我心里。
    １９７４年，我已准备困退回京。黄瓜离开了羊群去土默特，想向大队要一匹马。大队领导说马群里没有多余的，出门就坐闫荣的大车吧。不知是真没有马还是有人“挖肃” 过后想为难知青。我和我哥建议去马群挑一匹达嘎（二岁马） 带到土默特养着，明年就能骑，黄瓜表示同意。我们三人带上两根套马杆去马群，黄瓜骑的是土默特的铃马。路上遇见老舒，也是去马群换马的。从三棵树奔大水泡子，看见马群已饮完水，正向西边山坡移动。两个马倌可能远远就看出是知青，和几个牧民离开马群向杰登山梁策马而去。我哥和黄瓜在马群里找没剪鬃的两岁马，我先帮老舒换了马，然后再抓住大笨白。最终挑定一匹黑毛达嘎。黄瓜骑上大笨白追了它几圈耗耗它的气力，然后把它追出马群，这时我骑小萨尔冲上去一杆子套住，我哥也给马脖子补上一杆，两边拽住，黄瓜牵着老舒的马，老舒给达嘎戴上龙头。我们一人牵着，一人在后面赶，没有费太大力气，就把达嘎牵回土默特。这个消息在大队牧民中传开，原来这匹达嘎不是“没主”，而是准备留用的儿马。知青中也有议论，认为这种做法会加剧“挖肃”后知青与牧民之间的矛盾。几天后，大队领导让人给黄瓜带来一匹马，牵走了黑毛达嘎。黄瓜的这匹马很一般，还算轻快，但有点迈不开步子，也没有样子和体力，凑合着骑吧。这件事当时没有想太多，事后想一想也觉得不太妥当，但又有什么办法呢？“挖肃”后牧民对知青的态度发生了变化，知青也各行其是，有的走为上计，有的隐忍不发，有的跟老乡较上了劲，各人情况不同，我们也是就事论事，想帮黄瓜解决坐骑问题，既不代表其他知青，也不想跟谁对着干，个人对个人的行为负责吧。
    马戎恨透了石玉那家伙，石玉不是好种，和知青不对付，一肚子坏水。马戎和黄瓜商量好要教训那小子。黄瓜把他叫到拱房里，说有事和他谈谈。小子一进门，被马戎迎脸给了一嘴巴，后面黄瓜冲上来，收拾了他一番。一顿臭揍，鼻青脸肿地跑了。以后见了知青老实多了，马戎给大夥出了口恶气。
    １９７４年８月１日，我最后一次在内蒙过“八一” 节，大家到嘎特布其边防站去。二十多人都是知青，三个大队的都有。从土默特一直往西北下去。开头，还并排走，聊聊天。马里边也有性急的，一见二十多匹马凑到一块，勒不住地要跑。聊天马上变成赛马，一阵尘烟，马匹渐渐拉开距离。'出二十里以后，前面只有我和罕乌拉一名知青，我们勒住马慢慢走，等着后边的人，但远远落在后面的人已经不再纵马追赶了。二人先到了罕乌拉大队，点火为后边的人烧茶，歇口气再继续赶路。
    八月的边防站，充满节日气氛。内蒙古自治区直属乌兰牧骑为边防战士、知青、牧民演出了节目。后来在北京从收音机里多次听到牧兰、拉苏荣这些人的节目表演。边防站养了一头小梅花鹿，像匹马驹大小，当乌兰牧骑演出时，小鹿在人前人后走来走去，给大夥凑趣。传说清末民初，现在外蒙与中国接壤的地方有座寺院，一个年老的喇嘛驯养了几头鹿。老喇嘛死后，鹿全部放生。后来那个地方总能见到梅花鹿。五六十年后，有人捕到的鹿在鹿角上还留有记号，人们认出是老喇嘛在世时养的鹿。我只在草地上见过一次活鹿，共大小四只，极轻巧地跳跃着逃跑了，根本追不上。
    记得最后一次在白音毛都搞绵羊配种工作时，认识了中央民族学院的美术老师张加言。他是桂林的回族人，走遍全国好多地方，在凉山彝族地区当过工作队队员，到过新疆、中缅边境等民族区，到内蒙也是来体验生活的。我们一见如故，在地板上躺着，一聊就到深夜。他对我们每个人印象都很好，我们对他也如此，他约我们回京时到他家做客，招待大家足喝啤酒。他给大队不少牧民画了像。
    我在那里的时候，一边搞绵羊配种工作，一边抽空读书。读了一本德文小故事Ｂａｍｂｉ，边翻字典边做饭。读完之后，德语学习就告一段落，改学英语了。开头，一看英语就头痛，和德语相混。好不容易英语入门了，德语又忘得差不多了。俄语是我中学的课程，因没有坚持学，已丢得一干二净。蒙文也学了一点点，满足于一知半解，没有钻进去。看来，没有毅力把事情做到底，什么也做不成。
    小萨尔是一匹典型的蒙古马，兔褐色，四肢和嘴部发青，牧民将这种毛色称为“呼和萨尔勒”。小萨尔当年三岁时个子就很小，因而由我来驯，它后来成了一匹相当不错的马，不论是套马、串门、过节、出远门，我都骑着它，我为它感到骄傲。它不算高，我骑上骑下很方便。它灵巧，速度快，温驯，健壮，能识人意，在马群放一段时间就会变得胖墩墩的。
    小萨尔是一匹好“杆子马”。套马时不论前面的马左闪右拐，它都紧紧跟着，绝不被甩开。不熟悉它的人骑上它套马，容易被闪下来。小萨尔赛马也不落下风。一次，三个大队的知青在水库赛马，跑十几里，不少牧民也参加了。罕乌拉知青的一匹青花马第一，小萨尔第二。小萨尔体力也不赖。记得７３年冬天的一个夜晚，我从白音塔拉赶回土默特。太阳落山才动身，路程约六七十里。我拖着沉重的雪橇，在冰冻的路上，骑着小萨尔赶夜路，雪橇在身后一路沙沙响。为了抄近路，我骑马踏进没膝的深雪。小萨尔打着响鼻、喘着气，吃力地踏着雪，我却不断焦急地磕马前进，快一点，再快一点，否则十点也到不了家。路边是棵老榆树，再过去一点儿是沙窝子，再往前是大队部。到大队部后休息了片刻，给小萨尔找点干草吃，然后再接着走。从大队部到土默特一路上没有人烟，只能不停地赶路。快一点，再快一点。不知过了多久，终于听见土默特的狗叫。
    小萨尔也特别老实，好几次因转鞍子摔下马，我也没受一点伤。一年冬天，我刚从北京回来，穿得臃肿不堪，骑着小萨尔到马群抓一匹还没驯熟的三岁马。套住那匹小马后，它拼命挣扎，地面又不平，小马突然不顾一切地纵身跃进前面的深沟，我不甘心撒手，一下子被从小萨尔背上拖下来，当时我左脚还在马镫里，身子从马脖子上跌向马的右侧，小萨尔立即站住了，一动不动。当时如果骑的是一匹别的什么马，也许后果不堪设想。
    一次，我哥骑小萨尔去公社买东西。回来的路上，见到水库后，从大坡上纵马奔驰。路中间一头奶牛，大模大样地不让路。我哥没有勒马，以为冲到奶牛跟前它就会吓得躲开。小萨尔眨眼间就冲到奶牛跟前，没有停也没有闪，奶牛也没有躲。水库的人远远看见飞奔的马高速撞在牛身上，马、牛、人一起摔倒，跌出老远，半天不见人从地上爬起来，以为被摔昏了，慌忙骑马来救。只见我哥伏在草丛里，摸索从怀里摔飞了的糖球和红枣，人们哈哈大笑。小萨尔低头站在一边，也许在暗自羞愧。我哥再次骑上它回土默特，一路上狠揍了小萨尔几鞭子。小萨尔在我手里从没挨过打，又惊又慌，更是拼命狂奔。在菜地南边的路上，不知什么时候横架起一根杉篙，防止牛群过去。我哥可能眼神不好，没有看清，继续飞奔。黄瓜在菜地里急得大喊： “留神！有栅栏啊！”我哥听见也来不及了。蒙古马飞越能力较差，齐胸的高度是跳不过去的，我哥意识到，不论马是停，是闪，是跳，是撞，都不免再一摔。但那一瞬间，奇迹发生了，小萨尔竟然背负一百多斤的人一跃而过，引起一片惊叹，赞美。我带小萨尔去井上饮水，它在我胸前擦着头，我知道它是无辜的。小萨尔，我的好伙计，你现在跟着谁？他对你好吗？
    严冬一过，候鸟北迁，停也不停地飞走了。积雪融化，大地解冻，有的地方泥泞不堪，人踩过后，靴子变得沉甸甸的。土默特仅有的那片农田里，顿继昌的拖拉机在春耕。除了耕地以外，其他农作方式就很落后了。开垦的一大片地，才几个人经营。一把把地撒种子，一下下地锄草。井水仅够浇菜地，大田只能盼下雨。如果不下雨，就会一无所获，全年白辛苦一场。土默特是个靠天吃饭的“饲料基地”，大队原先仅安排老尹个别知青和王久忠在这里种地，后来闫老板、张虎仁、刘宝等外来户和“闲散”知青也都来了。大队领导可能觉得土默特是个负担，但又无可奈何，因为多余的人力安排不了。知青中除了放牧的留在组里，其他人都去打石头、垒棚、挖井、修水库或去土默特。土默特也是知青的聚集地，特别是在“挖肃”之后。大邱、小邱、黄瓜、狼、和尚、我和我哥都在这里。有时老舒、王毅强也来干一段时间，偶尔张景瑞、陈若瞓也来呆几天。人多的时候，土默特偶而改善一下伙食，一般是一锅“红烧肉”，气氛也就活跃了。这些年来，在土默特，知青一起过了多少节日。每逢集会，大家兴奋得通宵唱歌，把过去所学的一切歌都唱上一遍，直到天明，直到嗓子嘶哑。黄瓜是主席，是总指挥，每次由他来主持必有新花招，别生风味。但回城风还是从其他地方刮到内蒙，这里不可能不受影响，特别是经过“挖肃”。也有不少 人作了抵制，在小报上也发表些看法。记得在７４年还见到额仁高毕公社知青的油印小册子：“１１２６精神万岁！”看过之后很受感动，同时也有一种说不出的难过。随着一个个上学、参军、招工、当老师，大队的知青越来越少，土默特也渐渐变得人心浮散，死气沉沉，大家除了干活吃饭，不再像以前那样兴奋、那样团结了，有时甚至为一些小事闹别扭、争吵。
    土房子里不时响起破旧的吉它、小提琴的弹奏声和忧郁的歌声。歌声绵延，从二百首唱起，一直唱到“苦咖啡”、“蓝色街灯”，奇奇怪怪的歌儿， “樱花啊樱花，三月里盛开的樱花，樱花啊樱花，晴空里灿烂的云霞。它不怕狂风吹，不怕暴雨打，花朵虽然凋谢，花枝依然挺拔……妈妈，妈妈，不要难过，不要悲伤，那美丽的樱花明年还会盛开在富士山下……” 大队的知青以后怎么办，不是我能解决的问题。或许我也要走了，我和我哥，有一人可以困退。我想让我哥走，但他觉得我参加过“挖肃”， “底子” 不好，将来在这里很难再混下去，坚持让我走。谁走不重要，母亲一人在北京办得下困退吗？我不知道将来会是什么样，心里不免总感到烦躁。每天干活之余，我都牵着小萨尔到井边冲洗一下，然后骑上它去串个门，或到后面山上转一转。我坐在山上，在太阳的余晖中遥望阿尔塔拉。一望无际的草原，天边的山峰和丘陵就是外蒙。多少回，我在山顶上向四下眺望。胡尔其格这片土地，从陌生到熟悉，它是那么美丽和亲切。这里的每个地方，我都住过，到过，山山水水都有段故事可讲，就像保加利亚民歌中唱的巴尔干：“你知道多少痛苦，隐藏多少秘密。”刚到沙麦胡尔其格土默特时，只有五间破土房，现在已经有二十多间房子、五百亩开垦的土地；原来吃水要到满图那边去，走一里路，现在这边已有五口水井。这些都和我们的辛勤劳动是分不开的。我静静地坐在山上，马在一边低头吃着草，我有朝一日会离开，小萨尔和这里的一切都将留下，在内蒙插队的日子只能迷蒙地留在记忆中。像候鸟不停地飞来飞去一样，生活也会不断发生变化。
    蔡兴龙是印尼华侨。记得是１９７０年夏天，我们在土默特吃饭，听见西面罕乌拉土房子那边一声爆炸响，随后有人又喊又叫。因为知道他们队知青自制手榴弹玩，开始也没有去注意。一会儿人马来往匆匆，喊声不断，吉普车也来了。我们这边离他们那里有几里路，就让那森陶克陶去看看怎么了。他一会儿就骑马跑回来，满脸惊慌地说死了一个知青。我们慌忙骑上马跑去看，竟然是他，已经炸得面孔有些模糊了。原来自制手榴弹的时间不准，第一个没响，第二个一拉弦就在手里炸了。他被埋在公社南面的山上。按汉族习惯，有一座小小的坟和一块石碑，上刻：蔡兴龙同志之墓。每年，罕乌拉的知青都会在清明去祭他。我困退回京手续已办妥。临动身前，想一想还有一个地方应去看一眼，这就是知青的墓。
    我马上就要离开沙麦，也许以后不会再回来了，但可怜的战友却永远长眠在这里。我站在蔡的墓前，看着他的碑和被风雨打烂的花圈和干枯的野花。阳光明亮，强烈地使人眯起眼睛。和风有力地吹动腰带和特力格，衣襟抖动，心情也翻腾起伏。蔡墓的旁边是新修的另一座墓，石碑尚未刻字，新培的土，旁边还有把锹，这是赵万里，一位开枪自杀的满图知青。据说他办不回北京，二线站岗时因擦枪走火打伤牧民，绝望自杀了，这里成了他最后的归宿。风里带着青草泥土的气息，令人惆怅。我告别了两位长眠的伙伴，带着行李乘汽车去旗里。汽车开出很远，我一直回望沙麦的山峰原野，直至青蓝色的山峰逐渐暗淡，消失在视界外。
                                                    １９７６年８月２６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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