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振荣：不要把对“文革”的回忆一直维系在“诉苦”的坐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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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叫做“文化大革命”的运动在1966年发生了分化，结果是一元化的共产党社会出现了多元化的现象。因此虽然只有一个“文化大革命”的名称，其实呢？在它之下产生了三个性质完全不同的运动：一个是共产党一贯的“整人”、“害人”的政治运动，其受害者是当时被称之为“地、富、反、坏、右”的“五类分子”，它开始于1966年5月16日，事实上终止于1966年8月5日；另一个是毛泽东等少数左毛派人物们所搞的“党内第9次路线斗争”，就是我们现在许多人都熟悉的事情；再一个运动就是发生于人民社会中的，以政治上解放人为主要特征的政治大解放运动，它导致了“7亿人”的政治大解放，出现了全世界仅此一例的超级运动；运动中，几乎每一个普通人都获得了一个立足于自己偏好之上的观点，并且在观点相同的前提下结成了“组织”，而这样的“组织”就变成了解放的人之价值实现的基本单元。因此，别说是在40年前，就是在今天中国社会再一次地出现了这样的运动，除了共产党当权派以外，我想没有人不会欣喜若狂的。
   
$ e& h* G) e$ `" k9 P     但是在今天，许多人（特别是一些自认为“有知识”的人）一提到“文革”就只想起了第一个，而根本不知道还有后一个，因此，把1966年举世闻名的人民运动用一个“苦难的收藏夹”去“收藏”，并且把它作为一个“诉苦”行为，去永无休止地去体验“痛苦”的味道，好象自己从一出世就披上了“苦难的衣服”，戴上了“痛苦”的头盔，最后仿佛要使自己的身体非得要变成为一坛苦水的装载物不可。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现代“诉苦”、“忆苦”方法的始作俑者，我也无意说这些人“诉”“文革之苦”的行为是对共产党方法的刻意模仿，但是我认为有必要指出，这种不健康的东西如果在我们的潜意识中大量存在的话，那么我们要在政治上避免重犯共产党的错误就可能是一句空话。德国学者魏格林在《如何面对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一文中所说的下述的话，值得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深刻思考：“正如美国学者佛里得曼指出的，中国人至1948年以来一直把自己当作受害者来看待，这是最不应该有的观念。因为受害者把自己的这种观念一代一代传下去，就变成了对下一代人的加害者。如果每一个人把自己看做牺牲品，那么这个民族就会丧失对历史主体性认识与能力。”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当我们的民族在同一个时期具有一个“解放”的文本时，我们放着不用，而一心却想着要着去纠缠“苦难”的文本这怎么也说不上是好事，在20多年前，当人民在唾弃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好”的“理论”的时候，由文学家们搞出一个“伤痕文学”那是有 意义的，但是 当毛的那一套在已经失去了人民信服时，我们还是把自己的思想和就是禁锢在这个时期，就没有任何的必要了，况且当我们的民族对自己20世纪60年代的行为理应作出一个超越“文学”方式的理解时，就产生出了对“文革”的政治学、社会学以及哲学研究的需求，无视这种需求，而一味地去挖“苦根”、“刨苦瓜”恰恰证明了我们民族的政治水平还处于前毛泽东时代。因此，我们民族彻底走出毛的时代的一个标志就是我们中国普通人能否在那个时代寻找出 我们自己的历史以及这种历史所能够提供给我们的经验与教训，而要做到这一点，解读、诠释1966年人民政治大解放运动的这个文本就是我们今天的任务，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民族的“未来”就可以在“过去”发现之，但愿这样的意思能够为更多的朋友们所体察！
   
    现在我们中国人民还在面临着对民主的认识问题，而认识民主之事情对于我们来说，不应该像18世纪那样的是纯粹理论上的事情，而是一种实践的活动，如果说这个实践活动面对的是我们中国人民100多年以来所进行的民主革命和民主运动的历史的话，那么，朋友们，一个肚子里只装着“苦水”的人能够胜任这样的事情吗？回答是否定的。中国民主运动其所以在走过了30年而无所成就，依我之愚见，就在于主流民主思想和民主精神偏离了解放的文本，而被禁锢在“痛苦”之中。把我们自己从专制压迫中解放出来的同时是把我们自己从“痛苦”中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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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06/05/200605131115.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