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振荣：在“文革”问题上的两种言论之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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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革”问题上的两种言论之分界

武振荣

    若对40年以来，中国人在“文革”问题上已经发表了的言论作一个分类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把它分为“异议言论”和“民运言论”两大类，这样的做法虽然显得有一些粗糙，但是它对于我们在40年后的今天中国人到底要从“文革”中得到什么？可以得到什么？或者能够得到什么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异议言论：
     异议言论还可以分成为“体制内”异议言论和“体制外”异议言论。前一种言论建立了一个“社会大动乱”的文本，而后一种言论建立了一个“害人”的文本。这两个文本虽然在意义上有很大的差别，但是在下述的问题上却是基本上一样的：
     1、“文革”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运动中存在着一个真实的毛泽东的“战略部属”（现在叫“毛泽东阴谋”），因此它是一个毛泽东个人的运动，也是毛泽东一生中最“错误”的时期，李锐把毛看成是一个“罪犯”（“文革有罪”）的人的意思在“异议言论”中是心照不宣地存在着。
     2、“文革”中的“7亿人民”是愚昧无知的，他们犯了毛泽东的“错误”和“罪”，一句话“人民不是好东西”，“文革”是“暴民运动”。
     3、“文革”造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倒退，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20年前这是人们的普遍话题，现在不吃香了，因为经济损失的帐都是由文学家们算的，至今还没有哪怕一个经济学家在这个问题出了风头），耽搁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4、由“10年文革”闹出了“300年文革”（任不寐）和“2000年文革”（冯骥才），“文化犯罪”的历史已经追到了“古代”。
     5、这样的“文革”到今天还在继续……。
   
    民运言论：
     1、“文革”最初是一个继续“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之后设计的共产党运动，是“是中共集体智慧的结晶”（宋永毅），只是到了1966年8月时，运动要朝哪个方向发展，是继续地“整”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还是“整共产党内”的“当权派”，才产生了毛泽东“个人”的干涉，正因为这种“干涉”改变了运动的性质，所以一场设计中的共产党政治运动才变成中国人民“趁机造反”（郑义）的运动，毛泽东不过是它的“符号”而已。
     2、毛泽东要使运动所转的那个方向，是共产党政治运动中一贯具有的“异质”力量，在历次共产党运动都存在着，并且一直是受到压制的，不过在1966年，毛泽东却出乎一般人预料的认为它是一种“革命的力量”，这样的判断在共产党社会中是“出格”的。所以他的作为的全部意义是为这种“异质的力量”发放了通行证，就凭着它，一个非分的 “反党、反革命、反社会主义”（当时叫“三反”）的运动被毛视为“人民群众革命运动”，可见毛只是毛“批准”了它，支持了它，为它的发展“推波助澜，”但是现在许多人错误地认为这一股人民运动的洪流是由毛泽东“造就”的。退一步讲，如果说1966年人民大解放运动有一个“发动”的问题的话，那么“发动”它并不构成“毛泽东错误”，而真正的毛泽东错误就在于他要把人民运动说成是“毛泽东运动”，并且最后地取消了它，把自己的东西——“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理论”强加给它。
     3、把1966年人民政治大解放运动用“人民文革”这样的概念圈点出来（刘国凯），并且认为它是在辛亥革命、共产党革命这样的“政党革命”之后发生的“人民民主革命的序幕”（陈泱潮）是一种很有价值的思想，可惜这样的思想在目前的中国民运队伍中还是显得势单力薄。在1966年“7亿”中国人民用“民主的方式”（用“笔杆子”而不是用“枪杆子”）打垮了省、区以下的所有共产党政府和共产党机构，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事件，在人类历史上也寻找不到第二例，因此它是一个“民主的运动”，与“民主性”相应的是它还是一场“自由化运动”，在运动中普通人获得了“反对政府”的权利，“炮打当权派”的权利、结社的自由、言论的自由和出版、宣传自己言论的自由，几乎每一个人都生活在由自己的“观点”建构的世界中，以至于许多人为此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4、1966年中国伟大政治运动的主要地方在于它产生了政治上的多元化现象，“人民”分成了两派，这样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分派从来都是以地理上的地域划分的“封建”、“宗法”传统被彻底突破（中国共产党是在这个传统中发迹的），出现了纯粹由政治因素引出的完全出于人的偏好的派别分化，这就为此后中国的多党制奠定了人民社会的历史基础。人民运动其所以避免了重蹈法西斯运动的覆辙的最主要原因就在于它因民主、自由的内在因素一分为二、一分为三，每一个人都发挥自己最大政治潜力的自由原则和民主的力量制衡原则在起着作用。法西斯运动终止了魏玛共和国脆弱的民主进程，这和66运动开启了现代中国民主运动的进程的事情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5、民主的观点和民主的思想不可能认为人民是“错误”的，不管是昨天的人民还是今天的人民——都是一理。因此1966年运动中的“7亿”不是错误的，和现在的“13亿”不是“错误”的道理是一样的。民主的言论之于人民包含着 政治上的敬意，这和异议言论上的政治上的随意是不同的。
     6、一个没有毛泽东的“文革”，在1976年、1979年、1989年企图东山再起的现象许多人都看到了，因此未来的中国民主化运动是“第二次、第三次文革”的趋势也是可以预测的，也就是说未来成功的中国民主运动上一定会套着66运动的图像。
   
    分析：
     在“文革”发生的时候，中国人民因为教育的原因认为“真理只有一个”，因此，在运动发展到最红火的时候，人们对于为什么会出现一个“真理”被分裂两半的事情（造反派一分为二）困惑莫解，是自由把人们分成为两派，但是人们却认为是“资产阶级派性”在“作怪”，于是“消灭资产阶级派性”的行为就导致了运动的自我“取消”趋势，可见毛“消解”运动的方式也是因势利导的。到“文革”消解的那一段时间内，“真理只有一个”的思想反映到对“文革”的认识就是“只有一个文革”，因此如果这“一个文革”在前毛泽东时代被说成是“好”的，在后毛泽东时代被说成是“坏”的，就非常自然，所以无论是把“文革”看成“社会大动乱”，或者把“文革”当成“害人”的运动，都不是没有说辞的，当“文革”本身是一个多元化运动时，异议言论中的“文革意义”也并不是虚设，就是说在1966年的事件中的确出现了迫害人的 事情，有的甚至是骇人听闻的。因此，我个人认为即使我们建立了1966年的“解放的文本”，但是这样的一个文本并不在存在于对“动乱文本”和“害人文本”的排斥和否定。我只是说，前一个文本的存在被后面的两个文本具有更多价值和更大的意义。如果在今天民主之于中国人民来说，仍然是一桩政治上解放人的事业的话，那么它的价值就非同小可的了。
   
    异议言论是一种自由的言论，而一项这样的言论的价值若推止极端处，一个异议者不但可以对抗“人民，”而可以对抗“人类”和“世界”，在历史上这样的人物在中外都出现过，因此在中国自由化、民主化运动中它之出现，就非常正常，一点儿也不奇怪，在同毛主义的蒙昧主义作斗争中，上述异议言论所起的作用是不容低估的。但是我们若以次就认为任何的一项自由言论也 是民主的言论那则是非常错误的，而在认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时，这样的错误又表现得非常的突出。要知道，“文革”问题上的异议言论没有组织民主运动的义务，也没有一种历史的责任可负，这就同 在“文革”上的民主言论产生了区别，而民主的言论恰恰是要具有上述的功能，在我们中国的今天，辨认1976年“4-5运动”的民主，辨认1979年“民主墙”上的民主和1989年“6-4运动”中的民主，都是容易的事情，不存在很大的分歧或者根本的分歧，但是在辨认1966年的民主时中国人自己竟然产生了如此重大的分歧，而分歧的焦点恰恰是如何认识关于中国现代民主运动的第一桶金，如果说1976年、1979年、1989年的民主事实上是1966年民主的继续的话，那么我们对中国民主运动搞了30年为什么没有成功的问题就可以寻找出主要的原因了。一项民主的言论，赋予着发动和组织中国人民用民主运动的方式以建立中国民主制度的任务，因此，在“文革”问题上如果民主的言论苍白无力，那么中国民主化的希望就很渺茫了。
   
    前一向，我在《自由中国论坛》检索到了闲话的《人民性与毛主义》的文章，文章中对我的异议人士与民运人士的观点提出了善意的批评：“虽然武振荣很好地区分了异议人士与民运人士的不同，但不得不承认，在中国反对现政权，主张民主自由理念的是同一批人，两者的区别是理论上的，而不是实际上的”。闲话的话是对的，正因为“实际”上这两种人是“一批人 ”，所以我才感觉到了“区分”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我在《民运人士七论》的文章中曾经说到过民运人士应该是政治人士，他们在政治运动方面应该是行家里手，所以他们若对中国300以来那一场最伟大的人民运动说不出个所以然，就不配称为民运人士了。
   
    “问渠哪得清如许？惟有源头活水来。”目前中国民主运动其所以举步惟艰，问题是源头上出现了问题，因此如果说中国民运人士对民主应该负有责任的话，那么正本清源就应该从“文革”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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