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倒反革命两面派王任重 (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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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倒反革命两面派王任重
　　
批判组

　　
　　姚文元同志的重要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彻底揭露、批判了反革命两面派陶铸的丑恶嘴脸，同时也给了陶铸的心腹王任重以致命打击。
　　
　　王任重和陶铸一样，是—个一贯打着“红旗”反红旗，惯于耍弄两面权术的野心家和阴谋家，是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一员干将。多年来，他和陶铸一起，追随中国赫鲁晓夫，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组成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他们阴一套，阳一套，欺上压下，猖狂地反对毛泽东思想，大搞资本主义复辟，妄图把中南地区变成一个独立王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王任重又忠实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疯狂地破坏文化大革命，干尽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坏事，罪恶累累，罄竹难书。在当前革命大批制的高潮中，我们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这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革命两面派王任重批深批透、批倒批臭。
　　
　　(一)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反倾向的斗争中，反对两面派的行为，是值得严重地注意的。”他指出：“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又在捣鬼，这就是两面派行为的表现。”这几句话，对于反革命两面派陶铸、王任重之流的嘴脸，是多么生动有力的描绘啊！
　　
　　王任重一直以“毛主席的好学生”“党的好干部”自我标榜。此人一贯两面三刀，巧言善辩，低调高唱，看风转舵，有时显得极右，有时装得极“左”，像一条泥鳅一样，使人难于捉摸。但是不管他如何多变，只要用毛泽东思想的照妖镜照一照，便可以从他变化无常的外表中发现他的反革命本质。
　　
　　王任重经常摆出一付“老革命”的面孔，以谈“青年修养”为名，向青年一代灌输他的所谓“共产主义理想”。他说：“你们这年轻一代将看到共产主义在全世界不断地取得胜利，生活在地球上的全人类将逐渐摆脱压迫、剥削和贫困、痛苦，过着和平、快乐、繁荣、幸福的生活。”这种“理想”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不过是中国赫鲁晓夫在黑《修养》中所大肆鼓吹的假共产主义的翻版。你看！中国赫鲁晓夫不是说共产主义“是人类史上最好的、最美丽的、最进步的社会”吗？说得倒是天花乱坠，就是不提阶级斗争，就是不要无产阶级专政。不仅如此，王任重还大肆宣扬什么二十世纪的后年纪，“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上一个极伟大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人类将利用原子能来改造自然，创造出丰富的物质财富供人享用；在这个时代，共产主义运动将在全世界逐步取得伟大的胜利。”这就是说，不需要经过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不需要用枪杆子去改造旧世界，而是用原子能改造自然，人类社会就可以和平地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照他这种说法，像美英帝国主义这些国家，只要搞些和平利用原子能之类的措施，共产主义社会就可指日而待了。这完全是苏修叛徒集团的论调。更令人不可容忍的是，他把他的“共产主义理想”归结为四句话：“青山绿水，花花世界，丰衣足食，人面桃花。”王任重的这四句话岂不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地主资产阶级的行乐图吗？这是脑满肠肥的吸血鬼的自我写照，是地主阶级纨绔子弟、资产阶级花花公子所梦寐以求的淫荡生活，哪里有一点共产党员的气味！王任重从地主、资产阶级那里拣来这一些破烂，把它硬塞到共产主义理想里，冒充为人类社会发展的远景，这简直是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极大诬蔑。王任重是个什么东西，他的灵魂深处有多么肮脏，他的“理想”又是何等的反动，从他这幅“理想”图中，看得一清二楚。
　　
　　王任重以他的这种“共产主义理想”作诱饵，大谈特谈什么党和国家“不否定个人利益”，关心青年的“特长和志愿、兴趣”，每个干部要“精通业务，成为内行，成为专家。”王任重同陶铸一样，在他的眼里，只有“内行”、“专家”，就是没有工农兵。他根本不提知识分子必须和工农兵相结合，闭口不谈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王任重在这里是要青年、干部抛弃政治，走资产阶级专家的道路，培养大批高踞于劳动群众之上的精神贵族，以便通过这些资产阶级“专家”和代表人物，在中国实行反革命复辟。
　　
　　王任重为了实现他的反动理想，不遗余力地宣扬中国赫鲁晓夫的“生产力论”，胡说什么“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的地方就在于它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于它能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他还胡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要不，我们为了什么呢？”因此他认为“党的任务就是要使人民群众的生活越过越好。”为此，他跟着中国赫鲁晓夫一个劲地鼓吹“把我们国家建设成为高度工业化的强大的国家。”等等。
　　
　　我们不禁要问：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难道仅仅在于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于什么似是而非的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导我们：社会主义真正的优越性不在于别的，而在于它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改变了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为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了条件。没有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基本条件就根本谈不上什么社会主义，根本谈不上什么真正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承认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区别马列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的试金石。王任重把我们党的任务，规定为仅仅是为了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这就是叫我们党放弃“抓革命，促生产”的原则，不搞阶级斗争，不要无产阶级专政，不要突出政治，不搞人的思想革命化，而把全部精力集注在物质生产上面，一心“抓生活，促生产”，从而使我们的党变成庸俗的经济主义的党，这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理论，穷凶极恶的狼子野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认为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精神可以变物质。生产是由人搞的，只有首先抓革命，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前提下，抓人的思想革命化，才能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从而促进生产，增加社会财富。这是毛主席一再强调而为实践所证明了的真理。在这一点上，王任重彻底暴露了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真面目。
　　
　　(二)
　　
　　王任重这个十足的两面派，在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大刮反革命黑风的时候，感到时机成熟，便摘下了两面派的假面具，于1961年至1962年，抛出了《谈心集》和《资治通鉴读书笔记》(以下简称《笔记》)向党向社会主义向毛泽东思想发动了猖狂的进攻。
　　
　　他在《笔记》中别有用心地提出了“有道明君”和“无道昏君”的谬论，指桑骂槐地说什么“秦始皇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以为自己可以为所欲为”，“无道昏君隋炀帝，他挥霍无度，滥用民力，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的破坏”，他进而煽动说：“当君昏臣奸民不聊生的时候，农民就起来造反，把昏君推翻，由比较开明的皇帝来代替。”王任重是在讲历史吗？不是。是在歌颂封建僵尸吗？也不是。王任重在这里是用“借古讽今”的手法，配合帝修反的反华大合唱，配合中国赫鲁晓夫所策动的自上而下的反革命复辟活动，明目张胆地把矛头指向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他公开鼓动地富反坏，牛鬼蛇神起来“造反”，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反革命复辟。是可忍，孰不可忍！
　　
　　王任重表面上曾经装作拥护三面红旗的样子，在1958年大跃进的一片大好形势下，甚至以一付极“左”的面貌出现，提出要在当年“使农业生产跃进两大步——两大步并作一步走”的极“左”口号。然而正是这个王任重，到了1962年却摇身一变，脸孔一板，恶狠狠地指责我们党“前几年在农村工作中犯了共产风和瞎指挥的错误，严重地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他极力模仿邓拓之流“保护劳动力”的腔调，诬蔑我们党“过度使用民力”，使“农民生活不下去了”，把大跃进说得漆黑一团。看，他又成了一个反“左”英雄了！
　　
　　王任重说什么“农民要求把所有制稳定下来，把政策稳定下来，农民最怕多变。”这是对我国广大革命农民的极大诬蔑。在我国这样一穷二白的国家，长期遭受三座大山压迫的广大农民，不是“最怕多变”，而是“穷则思变”，他们富于革命斗争性。几千年来，为了推翻封建统治，广大农民前仆后继，举行了无数次起义，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他们表现了高度的革命精神，不愧是工人阶级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只有党内最大的一小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才闭眼不看广大农民的革命积极性，诬蔑他们是“最怕多变”的“保守主义者”。在右倾机会主义者大肆攻击人民公社，大刮单干风的时候，王任重发出这种叫嚣，就是为了反对农业中生产关系的变革，反对人民公社的巩固和发展。
　　
　　王任重大肆宣扬什么“衣食足而知荣辱”，叫嚷“只要人民群众有了较好的生活”就可以做到“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惯偷惯窃，不难肃清”。什么“衣食足而知荣辱”？难道勤劳朴素的劳动人民不知有廉耻，而那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吮吸劳动人民鲜血的寄生虫们，反倒有高尚的道德吗？这完全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谬论！毛主席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而在王任重的心目中，除了生活，还是生活，只要生活一改善，什么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大同社会”立刻就会到来。这真是胡说八道！
　　
　　大家知道，“惯偷惯窃”这种犯罪现象的存在，是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的一种反映，王任重却把它仅仅说成是我们社会人民群众生活没有改善的结果，借题发挥，大肆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在1962年，当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向无产阶级专政发动猖狂进攻的时候，他绝口不谈阶级斗争，不谈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却大谈什么“改善生活”，肃清“惯俄惯窃”之类的鬼话。这就完全暴露了王任重抹杀阶级斗争，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的狼子野心。
　　
　　王任重摆出一副教师爷的面孔，教训我们党要学习汉朝“文景之治”的办法，搞什么“轻徭薄赋”、“与民生息”。好一个“轻徭薄赋？”好一个“与民生息？”这本是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所采取的一种“怀柔”政策，是掩盖封建王朝对劳动人民残酷压榨的遮羞布。今天，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国民经济完全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在税收方面，既照顾国家，又照顾集体和个人；国家的利益是和个人的利益相一致的，这和封建王朝的徭役有着根本不同的性质。王任重祭起“轻徭薄赋”、“与民生息”这面破旗，其实质，就是要我们减少社会主义积累，放慢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缩小社会主义建设的规模，削弱我国国防力量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以适应城乡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要求，为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同时，这也是为了削弱对世界被压迫人民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支援。王任重曾经煞有介事地批判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但是气候一变，他又立刻跳出来为他们翻案。当《海瑞罢官》出笼以后，他在《笔记》中，大声赞美海瑞的“不计个人的荣辱得失，冒死敢谏”的“精神”。这还不够，他还从唐史中抬出了个魏征，极力称颂魏征“犯颜敢谏”，并进而攻击我们党“不敢纳谏”、“听信谗言，杜塞言路”，还威胁党说：“杜塞言路，就一定要犯错误。这几年的教训很深，应当切记。”正当一小撮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大刮翻案风的时候，王任重遥相呼应，为海瑞、魏征大唱赞歌，这就是用招魂的方法，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喊冤叫屈。
　　
　　在王任重的《笔记》中，反复出现大段大段关于韩信的故事。明眼人一看就清楚，王任重笔下的韩信，正是篡党、篡军分子、大野心家彭德怀的形象。王任重不厌其烦地介绍韩信的战功，正是对彭德怀的吹捧；王任重为韩信的失败惋惜悲叹，正是对彭德怀的无限同情。王任重胡说什么韩信被杀的原因是“没有把自己的位置摆正”，实际上是为彭德怀反党篡军的滔天罪行辩护，对党中央罢彭德怀的官心怀不满，企图为彭德怀翻案。
　　
　　(三)
　　
　　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刚刚吹响的时候，心怀鬼胎的王任重预感到末日的来临。他为了逃脱覆灭的命运，疯狂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耍反革命两面手法。首先，他以“坚持真理，修正错误”、领导“带头消毒”的“高姿态”，抛出了一篇所谓《清理一下自己的思想》的假检讨，把《笔记》中大量的反党黑话，说成是什么“糊涂观念”、“错误观点”、“政治思想水平不高”，企图掩盖自己的罪行。随后，他使出树假“红旗”的惯伎，泡制“教学革命红旗”、“左派标兵”，在武汉地区乃至全国大造舆论，企图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王任重就在所谓的“红旗”遮掩之下，积极贯彻了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所制定的二月黑提纲，疯狂反对伟大的历史文件“五．一六”《通知》。接着，他又大耍阴谋手段，企图篡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性质，把这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大搏斗，纳入所谓“教育革命”的框框里。他甚至提出“运动的打击锋芒主要是知识分子”，妄图转移斗争大方向，以保护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过关。
　　
　　在陶铸的授意和策划下，王任重按照中国赫鲁晓夫“抓游鱼”、“反干扰”的黑指示，于1966年7月3日给湖北省委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实际上是王任重阴谋破坏湖北及中南地区文化大革命的黑纲领，是“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作。在这封黑信中，王任重勾划出了他所臆想的文化大革命“三步曲”：1.“引蛇出洞”，反击右派；2.“以清思想为主，结合清经济”，搞人人过关；3.“在清思想的基础上进行教学改革”。在这封黑信中，王任重确定了所谓指导文化大革命的“大暴露、大考验、大批判、大提高、大改革、大改组”的六大方针，并进一步提出了臭名昭著的“擒贼先擒王”、“枪打出头鸟”、“抓住根挖下去”等反革命口号。在王任重黑纲领的指导下，武汉地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嚣张至极，大打出手，在群众中大搞所谓“反右派”、“反干扰”、“反逆流”、“扫歪风邪气”、“打出头鸟”、“抓孝子贤孙”等反革命罪恶活动，把许许多多敢于起来造反的革命小将、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牛鬼蛇神”、“假左派，真右派”，实行白色恐怖，疯狂镇压革命群众运动。
　　
　　王任重在被陶铸带到北京，窃取了中央重要职务以后，贼心不改，继续玩弄两面派手法，对抗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他在中国赫鲁晓夫的支持下，背着中央文革小组，伙同陶铸，对中南地区接二连三地发出黑指示，恣意篡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破坏毛主席亲自发动的革命大串连，指挥武汉地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抓所谓“南下一小撮”和“本地一小撮”，残酷镇压群众的革命行动。在北京几所重点大学和中等学校，他以树立全国斗批改“样板”为幌子，极力阻止革命群众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揭发批制。他一方面提出“秋后算账”这一反动口号，对革命造反派进行威胁和打击；另一力面，又用政治收买、经济主义、拉出去打进来等等阴险手法，分化瓦解左派队伍，支持保守势力，打击革命派，挑动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他还利用青年人的革命热情，大肆宣传陶铸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又思想，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企图搅乱我们的阵线。真是何其毒也！
　　
　　历史是无情的。尽管王任重的反革命手法多么阴险毒辣，多么狡猾隐蔽，终究逃脱不了最终覆灭的命运。革命小将冲破了陶铸、王任重之流设下的种种障碍，终于撕开了王任重的画皮，把他揪了出来，让他现出原形！
　　
　　文化大革命的洪流滚滚向前，当前的形势一片大好。但是各种阶级敌人总是不甘心于灭亡的，他们时刻都在窥测方向，以求一逞。随着阶级斗争的深入发展，他们经常变换斗争的策略。当前，一小撮陶铸式的阴谋家，正在从极“左”的方面或极右的方面，或同时从两方面，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动猖狂的进攻，企图搅乱我们的阵线。毛主席教导我们：“划清反动派和革命派的界限，揭露反动派的阴谋诡计，引起革命派内部的警觉和注意，长自己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才能孤立反动派，战而胜之，或取而代之。”我们应当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斗争大力向，在革命大批判的高潮中，按系统实行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彻底粉碎陶铸式的野心家妄图搅乱我们阵线的罪恶阴谋，把陶铸、王任重之流及其总后台中国赫鲁晓夫，埋葬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原载一九六七年十一月毛泽东思想哲学社会科学部革命大批判指挥部编辑组主编之《斗私批修》，中国文革研究网扫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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