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煌：西北文艺黑线— “柯马黄反党集团”是怎样形成的

reading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陈晓煌


1964年8月，在兰州召开的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长会议上，宣布了一个爆炸性的新闻：在大西北有一个以柯仲平为首的西北文艺黑线，即柯仲平、马健翎、黄俊耀反党集团，简称“柯马黄反党集团”。由于这三人都在西安，所以西北局要求陕西省委回去后立即组织批判，并给与严肃处理。与会者顿时愕然，大伙你望着我，我瞅着你，一头的雾水，他们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情。他们都知道，这三位都是全国著名的作家、戏剧家，都是参加革命几十年的老同志了，怎么就成了反党集团了？然而，大局书记就是这样宣布的。

一、柯、马、黄其人其事

柯仲平，著名的大众诗人，有狂飙诗人之称。曾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委副主任，全国文联常务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西北文联主席、中国作协西安分会主席，还是全国第一、二、三届人大代表，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柯仲平是云南广南人，1902年生，早在1919年，参加了著名的“五四”运动。二十年代初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6年从北平法政大学法律系肄业来到上海，加入到鲁迅、郭沫若领导的创造社，并在那里结识了鲁迅。之后在上海、西安、榆林、开封等地搞工人运动，于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东渡日本留学，一边学习技术性的工作，一边搞工人运动，在日本他还建起了研究马列主义理论的“理践社”。卢沟桥事变后，他回国到武汉，在党组织领导下，他以诗为武器进行革命宣传，为抗日救亡运动尽着自己的力量。1937年11月，党组织将他派回延安，继续进行着大众诗歌的创作和宣传工作，担任边区文化协会副主席，1938年在毛泽东主席的提议下组建了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并亲自兼任团长，从此和马健翎、黄俊耀结下了不解之缘。1941年调回边区文协任专职副主席。在1949年6月召开的全国第一届文代会和作协会上当选为全国文联常务委员、中国作协副主席兼西安分会主席，1949年9月当选为西北文联主席，主要从事作协和文联领导工作。

马健翎，全国著名的戏剧家，中国革命现代戏的旗手，有中国的莎士比亚之称。解放初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中国剧协西安分会主席、西北戏曲研究院、陕西省戏曲剧院院长，全国第一届政协委员。马健翎是陕西米脂县人，1907年生，192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党的支部委员、中共米脂县委宣传部长等职。1933年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之后，去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于1941年在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再次加入中国共产党。马健翎从小酷爱戏剧，在大学学习期间对很多剧种都进行了广泛的学习和研究，1936年大学肄业后先后在河北、陕北任教师。1937年初在延安师范任教时组建了乡土剧团，专门排演抗日戏剧。1938年，马健翎带着他的乡土剧团部分人员集体加入民众剧团并任剧务主任，大大加强了民众剧团的力量，使得民众剧团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以编演现代戏为主的大型文艺团体。在抗日战争时期，民众剧团隔三差五就出台一部新戏，几乎全部出自马健翎之手，在延安、以及整个边区和各根据地影响很大。马健翎创作的戏剧最大特点就是密切配合现实斗争生活，深刻反映时代，反映社会关注的焦点。因此深受边区军民的喜爱，如他创作的大型秦腔现代戏《中国魂》《血泪仇》，老百姓看了都觉得特别给人鼓劲，因而马健翎的好多戏剧都被各抗日根据地学去广泛演出。由于马健翎在戏剧上的突出贡献，1944年他获得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授予的“人民艺术家”称号。他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荣获这类称号的艺术家。1941年柯仲平调离民众剧团后，马健翎接任团长，直到新中国成立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1952年，在民众剧团的基础上成立西北戏曲研究院，马健翎任院长。他一生创作改编了六十多部现代戏和历史戏剧本，《中国魂》《血泪仇》《大家喜欢》《十二把镰刀》《穷人恨》《游西湖》《赵氏孤儿》就是他的代表作。

黄俊耀，全国著名戏剧家，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处长、西北戏曲研究院、陕西省戏曲剧院副院长。黄俊耀是陕西省澄城县人，1917年生，1927年7月参加少共，1928年5月参加了配合渭华起义的韦庄暴动，次年，由于党组织被破坏而与组织失去联系。1932年再次加入共青团，在此期间他一边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一边上学，在学校组织学校同学进行抗日救亡运动，是大荔师范的学生领袖之一。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黄俊耀根据新闻报道即编出了一部歌颂中国军人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大型抗日戏剧《血溅卢沟桥》，因而上了国民党政府的黑名单，党组织及时通知他离开学校北上延安，1938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春，黄俊耀受党组织委派，回到家乡澄城一带发展党组织，同年秋又被上级组织委派到平津学生救亡演剧队做政治工作，到甘肃后受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派遣，到国民党军队中开展党的组织和营救失散红军等工作，并任中共地下党在当地的支部书记。1939年春，党组织遭破坏后，黄俊耀再次被派往青训班学习，就在组织准备送他进中央马列学院深造时，因新组建的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急需干部，又改派他去民众剧团担任剧团党支部委员、科长兼演员，主要抓剧团的党建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从此开始了他为之奋斗一生的戏剧艺术生涯，也和柯仲平、马健翎结下了不解之缘。1946年调陇东剧团任团长、甘肃省文工团团长。1949年全国第一届文代会之后后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科长、副处长，西北戏曲研究院副院长、陕西省戏曲剧院副院长。黄俊耀创作改编了五十多部现代戏和历史传统剧，在战争年代曾有一个晚上写出一部中型戏剧的记录，而且演出非常成功。陇东的干部群众都有一个说法：黄俊耀来了就有好戏看！1951年他创作出的大型眉户现代戏《梁秋燕》，成为西北老百姓最喜爱的剧目之一，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陕西大地上一直都流传着“看了《梁秋燕》，三天不吃饭。不看《梁秋燕》，枉在世上转”的民谚。之后创作现代戏《粮食》《两颗铃》以及新改编历史剧《女巡按》、传统剧《曲江歌女》都深受广大群众喜爱。

就是这样三个人，三个老革命突然成了把持西北文艺的一条黑线，成为柯马黄反党集团的核心人物，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呢？

二、柯马黄反党集团形成的历史背景

     原来，在1962年8月的中央北戴河会议，和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问题，认为中国国内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仍然相当尖锐，主要表现在刮“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又次提到1959年的反右倾问题。因为这时彭德怀向中央递交了一份长篇申诉书，毛泽东认为这是彭德怀搞翻案活动，不能给他平反。期间，康生又插话指责小说《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毛泽东非常赞同康生这个观点，针对性极强的说，“利用写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并进而指出，“凡是要想推翻一个政权，首先是制造舆论，搞意识形态，搞上层建筑。革命如此，反革命也是如此。”上述振聋发聩的话自然给《刘志丹》案定了性，因此也将曾经支持过这部小说写作的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人打成是为高岗翻案的“反党集团”。

《刘志丹》案等于是党中央判了习仲勋等人政治上的死刑，并成立了一个《刘志丹》案件审查小组，布置了具体的审查步骤，要集中力量调查《刘志丹》这部书，及围绕这部书的一切问题和联系；彻底弄清楚这部书的经过情形及各方面人的政治态度；揭发习仲勋在中宣部、中央文委工作期间的问题；审查西北地区关于陕北以及陕西革命史的宣传。于是乎，在陕西特别是在西安，从上到下的展开了上挂下联的批判，陕西省挂上线的第一个人物就是省委第二书记、省长赵伯平。

在二十世纪的五六十年代，西北地区的党政领导人都非常热爱戏曲、秦腔，也都是戏迷。赵伯平就是其中之一。一段时间里他都是亲自抓戏曲剧院建设的，因而陕西省戏曲剧院也就成了批判习仲勋在陕西的黑线的重点单位。从1962年12月到1963年的春季，戏曲剧院和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局、剧协陕西省分会一道，上批赵伯平，下联省文化局的罗明局长及曾在剧院工作过的副院长姜秉泰，罗列了许多“罪名”，作为反党集团的主要罪证。实际上大部分与会者与其说是他们是在揭发批判赵伯平、罗明、姜秉泰反党集团的反党实事，倒不如说是借此机会说说自己过去在省长面前的不敢表示的不同意见和真实想法，提提意见，发泄一下他们的不满。

赵伯平、罗明、姜秉泰这几位都是传统秦腔的维护士，对戏曲改革有着自己的见解，他们坚持认为传统戏表现和想象的空间大，唱词动听，舞姿优美，艺术性强，远优越于现代戏。因而对戏曲剧院在戏曲改革上的作法不以为然，甚至是持反对态度，认为不少好的传统戏都是由于新文艺工作者插手过多，而改得不像样子了。如象马健翎改编的秦腔传统戏《赵氏孤儿》，1958年和1959年在北京演出时获得那么大的成功，首都文艺界和戏曲权威们都说是好戏，而他们几位却说是坏戏，是在宣扬曲线救国，说习仲勋也是这个观点。特别是在戏曲剧院的态度上，他们多次提出要撤销合并戏曲剧院。但这一点使马健翎、黄俊耀等戏曲改革派非常想不通。成立戏曲艺术的托拉斯——戏曲研究院，是马健翎、黄俊耀在戏曲事业上最大的心愿，他俩早在延安时期就有这种愿望，是黄俊耀1949年从东欧回国后才更加清晰了他们的这个思路，并商议与京剧表演艺术家程砚秋一同干。此事得到了习仲勋等西北局大多数领导同志的认可，但西北局第一书记彭德怀不同意，为此习仲勋还受到了彭老总的批评。彭老总认为新政权刚刚建立，花钱的地方很多，国家目前没有那么多钱搞这个；其次是全国搞京剧的很多，西北没有必要再搞。但是马健翎、黄俊耀并不死心，继续为成立这个研究院而奔波。他们克服了重重阻力，顶住了种种压力，终于在在两年后的1952年5月才使得这个100多号人的演出剧团，发展为有近500人的集创作、研究、教学、演出实践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艺术机构——西北戏曲研究院，和中国戏曲研究院、东北戏曲研究院、华东戏曲研究院并列为全国四大戏曲研究院之一，成为全国戏曲战线上的一面旗帜。可就是这样的一个团体，由于1956年改编的秦腔传统戏《游西湖》上演后，引起了文艺界的广泛争鸣，一个要求解散撤销戏曲研究院的呼声很高，而这个事情的主要支持者就是省委第二书记、副省长兼党组书记赵伯平（此时还是副省长）。这些本来都是工作中的不同意见，也是正常的。但在那个时候党内好像几有一种说不清的逻辑，就是要利用这种不同意见制造矛盾，并将矛盾扩大，进而升级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阶级斗争之中来。

批判习仲勋是党中央、毛泽东点了头的。马健翎、黄俊耀作为老党员、老干部，他们不能不积极响应。但若要说赵伯平他们就是要反党，他们还真是想不明白，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可是他们必须得这样上纲上线的批判。不过此时的“反党”和后来讲的“反党”有着本质的区别，之前还按人民内部矛盾对待，后来就成了敌我矛盾。他们最多也就是借机会发泄发泄对赵伯平他们待剧院不公的不满。他们批判赵伯平等在对待《赵氏孤儿》的认识问题上，是对待党的文艺方针的粗暴干涉，是破坏党在文艺事业上的“双百”方针；在对待戏曲剧院问题的态度上批判赵伯平他们是反对戏曲改革，反对革命文艺；说戏曲剧院培养自己的“四大名旦”不如旧社会培养出来的“木匠红”和“麻子红”，是对新文艺工作的攻击和诬蔑；要在戏曲学校的基础上将戏曲剧院吃进来扩大为戏曲学院，是招兵买马，在政治路线上是搞宗派主义；在组织路线上和省委第一书记唱对台戏，搞独立王国；主张单干是反对集体经济，是走回头路；在文艺工作上以戏校为全省样板是不顾省情，不实事求是等等。

总之，黄俊耀他们整理了许多类似的材料，数量很多，但多是些空口号。大概就是因为这件事情，赵伯平被免去陕西省省长和省委第二书记之职，调北京任全国人大委员会副秘书长、党组成员。其实这些只是马健、黄俊耀他们被利用挡枪使冲击了习仲勋、赵伯平，他们哪里知道一个同样巨大的罪名也正向他们压来。柯仲平的爱人王琳撰写的《狂飙诗人柯仲平》上记载了这一事件的内幕：

1963年，在把西安拍摄的电影《桃花扇》打成反党影片时，康生就在会上骂了一通，“《桃花扇》我不是不让拍吗？为什么还要拍？陕西的文艺团体要当心为反党分子所利用。”江青说：“田汉、夏衍、阳翰笙是中国戏剧界的祖师爷，你们回去也找一找西北戏剧界的祖师爷。”

西北的领导人心领神会，那意思分明是要在西北文艺界整出一个反党集团。回来后立即遵命寻找西北戏剧界的祖师爷。柯仲平、马健翎自然首当其冲。他们从1938年就开始组建民众剧团，搞现代戏，在边区时影响就很大，新中国成立后又搞了不少有影响的戏剧，自然是祖师爷级的人物。但一个集团至少得三人才能成立，两个人是无法成为集团的，还得凑上一个人才行。划拉来划拉去，最后认为黄俊耀还勉强可以算一个。黄俊耀在延安民众剧团初创时虽然还只是个20多岁的小伙子，但不仅能演戏而且也能写戏，还是剧团党支部的委员，是剧团的主要骨干。于是乎，“柯、马、黄反党集团”就这样拼凑成了。

那时候谁能被定为一个反党集团，还得看你有没有这种资格。不是说有“罪行”就可以入围的。柯仲平是行政6级，算是正省部级干部，马健翎是行政8级的副省部级干部，而黄俊耀仅是一个行政11级的厅局级干部，级别和地位都相差太远，怎能算成是一个等量级？黄俊耀不止一次的戏谑道，他说能将自己划入这个反党集团，那是抬高了他。

三、柯、马、黄三人的命运

随着对小说《刘志丹》及习仲勋反党集团批判的深入，阶级斗争的烈火在整个文艺界迅猛烧起。八届十中全会闭幕后不久，毛泽东又针对文艺界写了“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的批示。还说，“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毛泽东还多次批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要求文化部和文艺界立即组织学习。

就在各处狠批小说《刘志丹》时，作为西北文艺界的最高领导人柯仲平，正在忙于创作他的历史长诗《刘志丹》。这首诗可以说与同名小说几乎是异曲同工，都是在用艺术形式真实的表现西北地区革命斗争的。但是按照康生之流的逻辑，歌颂刘志丹就等于是于贬低毛泽东。此时柯仲平已经知道小说《刘志丹》遭到封杀和批判，但他还是觉得刘志丹是人民的英雄，是应该歌颂的。他觉得这样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认为自己是堂堂正正的，所写的刘志丹是实事求是的，是通过描写刘志丹的革命实践来具体验证毛泽东思想和路线的正确，反映革命成功的来之不易。此时，他的这篇长诗还没有完成，许多人也不知道这篇长诗的具体内容。

不过，对小说《刘志丹》的批判的确还是使柯仲平感到一种不小的压力。尽管柯仲平还是依然坚持写着他的长诗，在批判动员会上，他也理直气壮的发着言，并以西北文艺界最高领导人的名义一如既往地严厉的批评着他的下属们，说是进城以来，我们的生活条件比过去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准备不足，革命化的精神不够，不执行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不深入实际，不到基层中去。而是呆在上边做官当老爷，没有真正了解有血有肉的阶级斗争新形势，也不可能深刻反映社会主义的生活斗争。他说自己历来都是革命的左派。他说的是那样的激动，也是那样的自信，可是他的内心深处并不踏实。

其实，柯仲平一点也不知道，乌云正在向他压来，这时中共西北局已经将他与马健翎、黄俊耀三人打成西北文艺界的“反党集团”。只不过这件事是主持中共陕西省委工作的赵守压下了，这才没有发生批判柯仲平、批判马健翎、黄俊耀的戏剧作品为毒草的事情，更没有在媒体曝光。赵守一虽然说不上和柯仲平有多少交往，但是他和马健翎、黄俊耀打交道多年，对他们俩非常了解，他清楚地知道，马健翎、黄俊耀给陕西文艺增添了不少光彩。因而柯仲平不知道这个内幕，马健翎和黄俊耀也一点都不知晓。柯仲平只是一个心眼，咬咬牙，拼命将他的这篇长诗尽快赶出来。

1964年10月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来通知说，柯仲平已当通过第三届全国人大陕西省代表的资格审查，这无疑到让柯仲平心情愉快了许多，精神上的压力也轻多了。10月19日，他们观看了正被批判的一部描写陕西地下党斗争的话剧《卧虎镇》。10月20日下午作协党支部就此进行讨论，大伙的发言，都是顺着上级的旨意说这是一部地地道道的反党大毒草，柯仲平也作了发言。他明知话剧《卧虎镇》和小说《刘志丹》以及他的长诗《刘志丹》都是描写陕西党地下斗争的，实质上是在歌颂党和毛主席，可是还得违心的要说那是反党的。批判《卧虎镇》与批判《刘志丹》的表现形式虽不尽相同，但其动机和目的都是一致的。这一次柯仲平一反常态，再没有过去那样的高调，也顺着上级的意思说着、批判着，一直说个不停。柯仲平是个老布尔什维克，党性特别强，对于上级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更不要说是党中央的指示。会议开到很晚还没有结束，大伙悄声提示他是否今天就先到此，明天再接着讲？柯仲平却说：再讲五分钟！可是他还没有说几句，头突然向后一歪倒在了沙发背上。 一代大众诗人柯仲平就这样与世长辞。

有人说，柯仲平可能是知道一点消息了；也有人说可能是他的《刘志丹》长诗底稿被人拿去上交了。为此，他愤怒、他也恐慌，因而心理负担更加重，使得本来就多病的身体更加虚弱，面容更加憔悴，心情更加沉重，精神更加恍惚。在那种形势的巨大压力下，他终于倒下了。

    在此之前的1964年6月，毛泽东看了《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草稿）》，作出“这些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果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的批示。于是乎，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批判在全国掀起，这种批判先是从戏曲《李慧娘》《谢瑶环》等和电影《北国江南》《早春二月》开始，逐步扩大到文学界、学术界，从哲学到经济学、历史学、各个学术领域，这些领域都有一些代表人物和有代表性的理论观点在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和全国报刊上受到猛烈的批判。被批判的代表人物大都是共产党在文化、学术领域的重要领导干部和有成就的党员作家、学者。

京剧《李慧娘》和《谢瑶环》与马健翎和黄俊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李慧娘》出自马健翎改编的秦腔传统戏《游西湖》，而《谢瑶环》则由黄俊耀的碗碗腔《女巡按》改编而成。尽管他们当时在戏剧改编的主题和内容上与前者的改编者有不同见解，但上边似乎并没有放过他们的意思，这使得马健翎、黄俊耀他们感到了不小的压力。

1964年7月，根据中央的指示，国家文化部通知“传统戏一律停演”，马健翎、黄俊耀领导的陕西省戏曲剧院紧跟形势，也赶排了一些现代戏，但大都是移植的，如院内几个团上演的秦腔《奇袭白虎团》《传枪》《南方来信》《战洪图》《芦荡火种》《革命自有后来人》等。陕西省戏曲剧院向来都是以演自己创作、改编的剧目为宗旨的。此时在极短的时间内学习移植演出了这么多部他人的剧目真是少有。这时中共陕西省委省政府也提出让他们创作写一些反映城市阶级斗争的戏，院里也很快做出安排，决定由由副院长黄俊耀带着几个编剧去完成这个任务。过去马健翎、黄俊耀他们所创的剧目基本上都是以农村题材为主，现在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他们感到也真的需要创作一些表现工厂工人、服务行业等城市人民生活的剧目。西安火车站附近有一个“八姐妹旅社”，多次被评为全西安市服务行业的先进集体，他们决心以这个旅社为原型，创作一部反映服务战线生活的现代戏，剧名定为《八号客房》。

这是一部紧密结合以“四清”和“五反”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戏剧。但是剧本还只是完成了个初稿，轰轰烈烈的社教就开始了。1964年9月下旬，省委就安排布置了文艺界整风与下乡的问题。精神是既要整风，也要下乡。为此中共陕西省委专门成立了社会主义教育指挥部、思想战线指挥部。思想指挥部的主要目标是在文艺界进行整风，而文艺界里戏曲界又是是重点。省委要求作协、剧协、音协、美协四大文艺家协会和戏曲剧院、歌舞剧院和京剧院的演员和专业作家，除了重病号全都得下去。并特别强调了毛泽东讲的“你先下去，待病了再回来。下乡锻炼锻炼身体也好啊！你可以劳动劳动”的原话。全陕西省文教卫生系统包括西北局在内总共下去20000多名干部。大概上面觉得黄俊耀年纪还不算大，才47岁，身体也不是太差，就让他下去了。而马健翎这一年已经57岁，身体又不是很好就没有下去。

1965年8月，中共陕西省委思想战线指挥部办公室率社教工作组进驻戏曲剧院，开展社教运动，着重根据西北局会议反映的文艺黑线情况，解决剧院领导班子的问题，工作组一进院就发动群众，揭发问题，同时对剧院的内部机构、人员进行了调整、精简，撤消了一、二、三团和剧院附设戏校，将一批老艺人、老教练和中青年演职人员以退休、改行、调动等方式调离剧院。院长马健翎和副院长黄俊耀在此时也受到了前所未遇的批判，说他们创作的所有剧本包括在延安时期的戏剧都是反党的黑戏、毒草。

对于这种批判，黄俊耀早在1942年的延安整风当中已经领教过了，之后有经受过1948年的整风和最近这次延安社教，可以说他的承受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即便是再有更大的冲击他也扛得住。马健翎参加革命虽然也很早，但是他由于过早地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没有经受过政治运动的磨练，1942年的延安整风对他基本上是保护的。因而他的心胸练得还没有那么开阔，思想比较狭隘，遇事容易想不开，承受打击的能力不那么强。院里的整风学习又不让他参加，使得马健翎越加有一种被排斥在外的感觉。1965年7月，黄俊耀社教中途回西安看马健翎，马健翎还想着能以和黄俊耀合作的方式创作几部现代戏为名挽回一点如今的被动局面，但是被省委回绝了，他的最后一点希望也破灭了。

院里和社会上大批判的风声越来越紧，并不时的传入他的耳内。他好像隐隐感到了什么.....柯仲平、马健翎、黄俊耀反党集团.....。马健翎哪里受得了这个罪名。他联想自己的一生，大革命时期就加入了共产党并担任地下党的县委宣传部长，那是形势所迫才使得他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可是他对共产主义的信念没有变，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追求没有变，对共产党的忠诚没有变！就是自己的老战友柯仲平、黄俊耀也是如此，他们都是经受过几十年艰苦卓绝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和革命家，怎么就成了反党集团呢？而且看那阵势是上面非要将他们几个打倒不可。柯仲平已经不在世了，难道说柯仲平的死和这种压力没有关系？马健翎实在想不通，也想不透，面对着老战友、老搭档黄俊耀，他失声痛哭起来，就像失去了母亲的孩子那样痛不欲生地说，“咱总想为党和人民做点事情，可人家不要咱了，哎！人家不要咱了！”他是那样的慷慨激昂，悲痛欲绝，“我马健翎一生问心无愧！我问心无愧啊！”

从那以后，马健翎的身体也每况愈下，他终于因承受不了这顶反党集团帽子的压力，于1965年10月18日在自己的屋子里结束了自己可贵的生命。后来经尸体解剖，发现胃中存留有大量的阿比托，全剧院为直惊愕，整个戏剧界、文艺界为之震惊。因为马健翎的死和柯仲平还不一样，他是明显的自杀。另外，柯马黄问题仅仅是在西北局、陕西省委以及西北文艺界内掌控，外界还不十分清楚。

噩耗向社会公布后，中央宣传部、文化部、中国戏剧家协会以及河南、山西、甘肃等许多省市戏剧界的知名人士，纷纷发来唁电表示沉痛哀悼，许多人士还不远千里专程来西安参加追悼大会。在人们的心里，马健翎是陕西戏曲剧院之父，是剧院的灵魂，而且是在我国戏曲现代戏的旗手，是中国的莎士比亚。特别是在剧院绝大多数人的心中，就认为马健翎的死完全是因受迫害而致的。因而人们都憋足了劲，要好好为老院长开一个隆重的追悼会。他们将马健翎院长的遗像放得足有一扇门那么大，因为省委最初决定要在西安市最排场的人民剧院举行马健翎追悼会。但是突然间西北局连来几道“金牌”，最后决定将马健翎的追悼会放在剧院的排练场，于1965年10月22日举行，中共西北局候补书记兼宣传部长刘刚、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舒同、副省长林菌如等领导同志参加。那张很大很体面的遗像也没有让用，而只用了张16寸的。剧院的同志们为此气愤至极，他们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他们不甘心被这样摆布。最后全院三个团和一个戏校的所有乐队人员自发的集中在了一起，组成一支100多人的庞大乐队，为他们敬爱的老院长奏响了悲苦辛酸、回肠荡气的哀乐。那音那乐一声一调都能催人泪下，其气势之磅礴，简直可以与国家领导人相比。他们似乎是想要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他们的老院长马健翎被屈死了。

而这一切都没有用，紧接着，马健翎唯一的儿子也被从部队转业到地方一家集体企业，一个本来很有发展前途的少校军官就因为他父亲的问题这样被葬送了。紧接着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戏曲剧院、社会上对柯马黄反党集团的批判不断升级，柯马黄虽然已经走了两个，但是对他们的评判一点也没有因为“人亡政息”。当然火力的重点便集中在了柯马黄集团的老三——黄俊耀身上。

黄俊耀的日子当然也很不好过。在延安社教中，他连续做了近一个月的检查，即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查阶级就是查自己的阶级出身，查个人成份及重要的社会关系，查没有向组织交待清楚的重大政治历史问题，查自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立场有没有动摇过，犯没有犯小自由主义，对贫下中农、工人阶级的感情怎么样？查思想就是检查自己的革命意志是否衰退，有没有和平演变的问题，哪怕一小点问题都要查。如多吃多占、搞特殊化、贪图安逸、贪污腐化等。查作风，就是查自己是不是真正贯彻执行了党的政策，对党是不是忠诚老实，忠诚老实到什么程度。有没有欺上瞒下、压制民主、打击报复问题。然后便是由他人帮助本人进行更深一步的检查。

按说若真的按照这种精神进行整风也很有益处，它能够真正达到教育干部、防止腐败、端正党风的目的。可是在实际操作上根本就不是这样。我们党历来就是喜欢左的一套，政治运动更是如此，易走极端。总是先煽动起来一批所谓的积极分子，捕风捉影的拿出一些经不起推敲的所谓证据，先把被整者搞臭为快。一般都是整人的人没事，都是被重用的对象。而被整的人却吃尽苦头，心身受到极大地折磨和摧残。但若是整对了那当然说明革命运动的巨大胜利。若是整错了，最多到运动结束时说一些诸如群众运动嘛，哪有那么温良恭俭让的。要正确对待群众运动，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共产党人嘛，就是要经受得住各种考验这一类无关痛痒的淡话。这次社教就是如此，先把这批下放的干部在内部搞的灰头垢脸，颜面扫尽，然后再让他们去查社队干部，实际上就是再去整治社队干部和群众。

如果说社教还只是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那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场既触及灵魂又触及肉体的残酷斗争。经过无数次政治运动熏陶的中国老百姓，已经变得极容易亢奋，因为政治运动可以使他们随心所欲，他们能够任意的发泄私愤，表现他们的斗争才干。所以运动一开始火药味就非常浓，批判说剧院就是“马黄黑店”，说马健翎是剧院的老板，黄俊耀就是掌柜的，要黄俊耀交代出与田汉的黑线关系。任凭他怎么样申辩都无济于事，1966年7月1日，黄俊耀被关进剧院的“牛棚”。随着运动的升级，新闻媒体开始公开点名西北文艺黑线——柯马黄反党集团，而此时柯仲平、马健翎均已离世，柯马黄三驾马车只有黄俊耀还活着，于是，西北文艺界的文化大革命主要批斗对象就是黄俊耀。此时口诛笔伐已经不足以表达造反派对领袖的热爱和对走资派的愤怒，体罚、游街、打骂、抄家、侮辱人格、欺负家眷就是对所有走资派、反党分子、黑帮、牛鬼蛇神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体现。1966年10月份造反派们又停发了黄俊耀的工资，只按他家庭实际供养人口每人15元计发生活费。理由是黑帮分子及家属没用权力享受高级干部的工资待遇。生活水平降低了，但是每天的劳动量却在不断增大，他们经常是天不明就被赶起来打扫卫生、抄写大字报，挂着桌面大的牌子、戴着几尺高的帽子站在大台上接受批斗，戴着黑袖标劳动、学习毛选写交代材料。长时间如此，使得被关押专政的人们健康状况严重下降，有些人经受不住这种折磨而自杀。而黄俊耀没有这样想，他相信总有讲道理、讲事实求实的这一天，会还他一个公道。他得顽强的活着！此时活着已成了他最大的奢望。

1969年，党的九大召开之后，黄俊耀终于被从牛棚中解放了出来。但是上边并不给他分配工作。作为一个共产老党员，他怎么能闲得住？他还想让剧院再演出一些有意义的剧目，自己再创作几部有分量的现代戏。因为这也是他与马健翎见最后一面时的约定，他要践行这个承诺。可是事与愿违，上边和造反派把他的一举一动都视为是翻案，认为是对文革的不满。于是在剧院内部又一次掀起了对黄俊耀的大批判，省革委会还准备将他下放到榆林地区继续改造。1971年，国家要抓大三线建设，就将黄俊耀发配到陕南安康县一个区上，任革委会副主任。这虽说是高职低配的下放，但毕竟也是一级领导，再加上大环境已不像前几年那样疯狂，很多人私下里还是很在意干部的级别资格以及知名度，因此黄俊耀在这个小地方过的还算舒心。

1972年5月，省革委会一纸调令又将黄俊耀召回西安，要他回剧院主抓创作，搞出几部宣传赞美当前形势的现代戏剧目，为更好的配合最高层对文革的基本估计。但是由于整个文艺创作已经没有作者的真知灼见，只能按着江青一伙所谓的高大全的套路去安排剧中的人物和情节，这对搞了几十年创作的黄俊耀来说根本无法接受，他也没有办法进行正常的工作。

大概是形势的需要，体现党的干部政策，省革委会安排黄俊耀担任剧院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1973年3月，邓小平复出。这对靠边站了多年的许多老干部们来说无疑是一个特大好消息，他们都认为国家该是走上正常轨道的时候了，也都想甩开膀子大干一场，将损失了的时间赶回来。可是，还没有等他们干多少事情，批林批孔运动就又开始了，而且持续的时间之长也是少有的。1974年10月，在省革委会的指示下，剧院又一次的展开了肃清马黄流毒的大批判，黄俊耀又一次被停职靠边站，如果将1942年的延安整风、1948年的四查、1964年的社教都算上，这等于是他的第五次下台，比邓小平还还多了两次。

四、尾声

    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落实政策工作开始，但是上边并没有给他们平反，期间虽然对他们的一些作品逐一开始了恢复演出，并公开给一些作品平反，也让黄俊耀去北京参加全国文艺界的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但是还没有给黄俊耀等正式平反，更没有恢复工作。

随着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开始和逐渐深入，柯马黄反党集团问题也被列入议程。但由于这一案件是西北局定的，而此时西北局早已不复存在，落实柯马黄反党集团一案就由中共陕西省委具体负责落实。此案的当事人均是社会名人，在社会上都有较大影响，虽然柯仲平、马健翎已经离世，而马健翎又是在那样一种情况下走了的，故此中共陕西省委认为必须要有一个相当规格的形式来体现这一目的，将马健翎的柯马黄问题流毒彻底肃清，并给其亲属和社会一个满意的交代。

1980年4月7日，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隆重举行了马健翎的骨灰安放仪式，陈云、习仲勋、刘澜涛、杨静仁等中央领导和白如冰、廖汉生、周扬、张稼夫、赵守一、李启明、杜聿明等同志和陕西省党政领导马文瑞、章泽、严克伦、黄植、常黎夫等同志送了花圈。送花圈的还有我国文艺界知名人士丁玲、刘白羽、周巍峙、阳翰笙、张光年、曹禺等。

中共陕西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人民政府和中央宣传部、全国文联、中国剧协、音协、美协，以及中共西安市委、市人民政府、中共榆林地委、榆林专署、中共米脂县委也送了花圈。马文瑞、章泽等省委负责同志和文艺界同志的主要领导同志都出席了骨灰安放仪式，并向马健翎同志家属表示了慰问。

骨灰安放仪式由省委书记章泽主持，省委常委、宣传部长黄植讲话。黄植的这篇讲话等于是对马健翎的生平简历的介绍和评价，他说马健翎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马健翎一生创作的三十多部现代戏和二十多部古典戏，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广泛演出，为革命事业作了很大的贡献，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许多中央领导同志不止一次地观看了这些剧目的演出。马健翎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上被授予特等奖和“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讲话对马健翎在解放后的工作也做出了很高的评价，说他在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文艺路线、方针政策，团结广大艺人挖掘整理民族戏曲遗产、秦腔改革和创新、爱护人才、培养新生力量等方面都付出了巨大的精力，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由于对马健翎同志进行了错误批判，并以所谓的“柯马黄反党集团”问题莫须有罪名强加其身，使其于1965年10月18日含冤死去。事实证明，柯仲平、马健翎、黄俊耀同志是贯彻执行党的文艺路线的，根本不存在什么反党问题。所以，中共陕西省委彻底推倒了强加在马健翎等同志身上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将马健翎同志的骨灰安放于西安革命公墓。

那天，《陕西日报》用很醒目的版面刊登着：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原中国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剧协陕西省分会主席、陕西省戏曲剧院院长，我国著名的戏剧家马健翎同志的骨灰安放仪式在西安隆重举行。并对整个过程做了详尽的报道。不久，黄俊耀也正式被任命为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兼党委书记，至此，所谓的柯马黄反党集团问题终于得到彻底平反。


                           二〇一五年二月一日搁笔

                                     二月四日定稿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16916c90102vdpu.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