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乔 张国焘：一个“‘左’得发狂”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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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一个“‘左’得发狂”的人物

文 |李 乔


“文革”中流行的血统论、唯成分论和打击知识分子之类的极左成分，其实早在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下的苏区就已有过，但知之者不多。要想真正了解“文革”，就不能不寻找一下它的历史根源。

这里只谈一个人物，看看他在苏区是怎样搞血统论、唯成分论的，怎样仇视和杀戮知识分子的，怎样冤杀了大批红军将士的。张闻天曾评论此人“‘左’得发狂，右得可耻”——此人就是张国焘。

“肃反”中的血统论、唯成分论与冤杀知识分子

上世纪30年代的几大苏区，由于王明路线的横行，都发生过极左倾向，特别是“肃反”扩大化，“左”的问题尤为严重。张国焘是鄂豫皖和川陕两大苏区的最高领导人，他搞的“肃反”扩大化，冤杀了大批无辜的红军将士和群众，杀人之多，至今无法统计出准确数字。

在被冤杀的无辜者中，有大量的知识分子。毛泽民曾在一份向共产国际告状的材料中，力陈张国焘滥杀的罪恶，说张国焘“处决了那里的几乎所有知识分子”。（毛泽民《党内某些重要文件的读后感》，现存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在搞“肃反”扩大化的几大苏区中，赣西南的李韶九、湘鄂西的夏曦、闽西的林一株、赣东北的曾洪易、陕北的戴季英，都冤杀过许多忠勇、无辜的将士，但在大批冤杀知识分子这一点上，他们都难以比肩张国焘——张可谓“苏区知识分子的灾星”。

搞血统论、唯成分论，视知识分子为异类，原本是当时共产国际某些人的歪论和做法。他们认为，只有工人成分最可靠，“中间势力最危险”，中共“领导机关必须工人化”。于是，“大字不识几个，连文件也看不了”的码头工人向忠发，便被共产国际安排做了中共中央总书记。但此人后来成了叛徒。

张国焘当过驻共产国际代表，对共产国际这一套既熟悉又极感兴趣，执行起来像打了吗啡一样兴奋。他在《给中央政治局的报告》中提出：凡是知识分子，凡是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政治上都是不可靠的。这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即使参加了革命，参加了红军，入了党，甚至在党政军内担任了领导职务，也不可靠。在张国焘眼里，知识分子都有“反革命”嫌疑，地富子弟更是天生的“反革命”，可靠的只有工农分子。

张国焘搞“肃反”时，将这种血统论、唯成分论发展到了极端，对知识分子打击的严重程度，也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据徐向前等老同志回忆，“肃反”的对象主要有三种人：一是从白军中过来的，不论是起义、投诚还是被俘的，不论表现如何，一律严审；二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不论表现如何，一律严审；三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凡是读过几天书的，上过私塾的，一律严审。对这些审查对象，或关押，或清洗，或杀掉。张国焘还将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列为重点审查对象，除了审查本人，还要查祖宗三代。有的保卫干部还以识字多少、手上有无老茧、皮肤黑白来判断好人坏人，谁要是戴眼镜，口袋里别着钢笔，便极易被怀疑为坏人。（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若干老同志回忆录）

张国焘的荒唐发明：“减三加三”“四个必然”

张国焘歧视和打击知识分子，有两个荒唐的发明，笔者把它简称为“减三加三”和“四个必然”。

张国焘曾公开宣布：“工农同志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党可以原谅三分，倘是知识分子犯了错误，就要加重三分，这是很正当的办法。”（《张国焘在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见盛仁学编《张国焘问题研究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这就是张国焘的“减三加三”，是对知识分子出身的红军将士的公然歧视，也是张国焘拉拢工农干部、打击知识分子干部的一个法宝。与这“一打一拉”相联系，张国焘还信口胡编列宁的指示，说列宁讲过要“两个工农分子监视一个知识分子”。（莫文骅《许世友在延安受审真相》）这无疑是在制造工农分子和知识分子的对立。（张国焘还胡编过马克思的话，说马克思讲过，“无风不起浪”。）

“四个必然”是什么呢？即“知识分子必然出身富农地主，富农地主必然是国民党，国民党必然是反革命，反革命必然要杀”。（成仿吾《记叛徒张国焘》，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这是张国焘为杀害知识分子和出身不好的将士提出的歪理。如此荒谬的逻辑，在张国焘的威势下却畅行无阻。

黎时中是红四方面军的一员战将，参加红军前曾在四川宣汉县政府当过学监，张国焘便据此认为黎是反革命。黎时中质问捕人者“证据何在”，回答是：“你混进红军前当过国民党政府的学监，是宣汉有名的臭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哪个不是地主富农的崽子？地富哪个不是反革命？反革命就必须杀掉，所以你这个知识分子就应该杀掉！”结果黎就被杀掉了。（何福圣口述、罗学蓬撰文《贴身侍卫的回忆：红黑黄白张国焘》）

张国焘的这两个发明，既是歪理邪说又是政策行动，就像两把刀子，使鄂豫皖和川陕苏区不知多少革命知识分子饱受打击，人头落地。

张国焘杀知识分子，先从大知识分子杀起。谁上过大学，谁留过洋，是要先杀掉的，因为知识越多越反动。尔后，再杀学历低的小知识分子和只上过一点私塾的土知识分子。有两个典型例子，可以看出张国焘对知识分子、读书人的戒心和杀心。

一是四方面军总部参谋徐深吉差点被杀。一次，张国焘跟几位参谋闲聊，谈到农民推磨的力学原理。徐深吉插了一句话，提到牛顿定律。张国焘马上瞪圆了眼睛说：“啊，徐深吉，你了不起啊，你很有知识，大知识分子呐，居然知道牛顿。”徐深吉见他说自己是大知识分子，吓坏了，好几天睡不好觉。后来因陈昌浩说情，才免遭厄运。

二是团长秦基伟差点被杀。一次，秦基伟到参谋处领东西打了个领条，字写得还可以，被张国焘看见了，他顿生疑窦：“我看秦基伟能说会道，还能给参谋处写领条，像个知识分子。”于是，便找秦基伟谈话考察，谈话后撤了秦的团长职务，调到总部参谋处当普通参谋。多年后，秦基伟与徐深吉谈到了这件事，说：“我才读了一年私塾，算什么知识分子呀？退一步说，就算是知识分子，那该重用呀，怎么反而撤职呢？”看来秦基伟只按常理想问题，完全不了解张国焘的心思。徐深吉在总部工作，是了解张国焘的，他对秦基伟说：“其实那时候知识分子与反革命差不多就是同义词”，“你没被砍掉脑袋算是天大的造化！”（楚春秋《秦基伟》，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这两个例子看得人心惊胆颤。知道牛顿竟然是罪过，会打领条也是罪过，总之，有点知识就是罪过，就有反革命嫌疑——这就是张国焘的逻辑。

还有一个例子。红三十三军军长王维舟曾与张国焘在列宁召集的“东方和平会议”上见过面，按说很可靠了，但张国焘并不放心。王维舟回忆说，张国焘“怀疑我是知识分子”，在川陕苏区时，他不采纳我提的许多建议，他搞“肃反”时我险些遭他毒手。（王维舟《川东游击战争时期》，见《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

张国焘杀知识分子，是与他存心剪除异己结合在一起的。许继慎、周维炯、旷继勋、曾中生等许多有知识、有卓见、有功勋的高级将领和干部，都因为张国焘认为不听话，视为异己而杀掉了。胡底是“龙潭三杰”之一，因反对张国焘搞分裂，当众责骂张“是军阀、法西斯”而被杀害；廖承志因反对张国焘的“肃反”也差点被杀掉。

排斥知识分子与滥用工农干部

张国焘搞唯成分论，是两头走极端：一端是排斥知识分子，一端是病态地滥用工农分子。

例如，张国焘仿效码头工人向忠发被安排为总书记，也弄了个抬过滑竿的青年熊国柄当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在川陕苏维埃政府内，张国焘撤掉了知识分子干部杨克明（曾任三十三军政委）的内务委员会主席职务，换上一个不识字的妇女张廷富；撤掉了知识分子干部张逸民（曾任旅参谋长）的文化委员会主席职务，换上一个做儿童团工作的16岁的向思爵；撤掉了政府副主席罗海青，换上了一个文盲司务长祝义亭；撤掉了监察委员会主席余典章，换上了一个文盲赵健章。此外，张国焘提拔的省土地委员会、粮食委员会、裁判委员会的主席，都是大字不识的农民。（少华《张国焘的这一生》，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工农无疑是革命的基本力量，但如此病态地将大批工农干部、文盲干部抬上高位，换掉有经验的老革命，对革命事业是有利还是有害呢？徐向前曾谈到当上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的熊国柄：他“人倒老实，但能力太差，形同虚设，实际上是秘书长黄超当家”。（徐向前《历史的回顾》）

在军队方面，张国焘的唯成分论搞得更厉害，致使四方面军中的知识分子少而又少，工农分子几乎占了四方面军的全部。徐向前曾统计过，四方面军除总部保留了张国焘、陈昌浩、曾中生（后被杀）、傅钟、李特、黄超、余笃山、朱光、张琴秋（陈昌浩原夫人）等屈指可数的知识分子外，军级以下干部几乎是清一色的工农分子。

张国焘在军中不仅排斥已有的知识分子，还特别防备工农分子转化为新知识分子。他不愿让工农分子识字、学文化，提出“不识字的兵就是好兵”的荒谬口号。这无疑是在搞“愚军政策”。以致在四方面军中形成一种普遍心理：既轻视学文化，觉得没文化也可以打胜仗；又怕学文化，怕一有知识会沾上知识分子嫌疑而被清洗、杀害。结果在三大主力红军中，四方面军中文盲最多，一些师团级干部竟不识几个字，连作战命令也不会写。这给四方面军军政素质的提高造成了严重障碍。

张国焘这样做，除因政治上极左外，还有个人目的：他想在军中建立个人的军阀式统治，他想学曾国藩，把部队搞成只服从他一个人的“张家军”。

知识分子是对他实现这一目的最不利的一群人。张国焘知道，知识分子有头脑，会独立思考，不易摆布；而工农分子思考力较弱，易盲从，好摆布。所以，他便把知识分子弄得越少越好，使工农分子离文化越远越好。曾在鄂豫皖苏区与张国焘共过事的成仿吾深知张国焘的心机，曾评论说：“因为这些知识分子干部有文化，有能力，有斗争经历和经验，不易为张国焘蒙蔽和支配。”（成仿吾《记叛徒张国焘》，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

按说，张国焘本人也是知识分子，还是名校北京大学的学生，他的家庭更是世代诗书之家，但他为什么对知识分子这么仇视和冷酷呢？知识分子不好摆布当然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恐怕还因为他是共产国际和王明路线的坚定追随者。在阶级分析问题上，他又是个极端主义者。此外，张国焘性格偏狭、顽固、乖张、跋扈、冷酷、睚眦必报，也是原因之一。

滥杀造成了“红军与群众的恶劣关系”

在革命队伍内部，张国焘对待知识分子是排斥和敌视，对社会上的知识分子就更是敌视和妄加杀戮。

据研究者统计，川陕根据地在张国焘领导的“肃反”中被杀掉的干部群众达两万人。（温贤美《川陕革命根据地研究综述》，载《川陕革命根据地论丛》，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其中有大量知识分子，包括很多小知识分子。赵晓铃《1933年四川兵灾》一文，记录了在张国焘极左路线的影响下，某些红军士兵杀戮通江、南江、巴中、宣汉等地知识分子的惨况。如记：“有何熙周者……曾任匪部宣传员，后以智识分子，亦被杀。”智识即知识。又记：富家子弟易长生，“在高小读书，匪二次入通江时，将长生拉到平溪坪，认为智识后裔，富家子弟，例应处死……匪等称智识之人心有七窍，富人肚内有油……”又记：宣汉“学校操场内，发现深坑一所，内有女尸百具，皆着女学生服”。

这些记录都是当时的新闻报道，所用“匪”字是当时对红军的惯称、诬称。但所记史事是真实的。半个世纪后，四川大学历史系师生到川北收集革命史料，一些老人还提起当年的血腥事件，与当时的报道大致相符。其实，这也是可以想见的：张国焘对自己属下的革命知识分子尚且冷酷无情，更不用说对社会上的知识分子了。

中共中央所作的《关于张国焘的错误的决定》中有一句话：“他对于创造红军模范纪律的忽视，造成了红军与群众的恶劣关系。”对社会上知识分子的滥杀，显然是重要原因。张国焘曾在《我的回忆》里得意地说过一句话：“一般人觉得通南巴出了一个‘真命天子’。”这是在吹嘘民间有神化他的传说。但他从未检讨过自己手上沾过多少通南巴群众和知识分子的血。

任弼时曾谈到过苏区时期杀人太多的错误和教训：“我们应该检讨过去在苏维埃时代杀人杀得太多。”这杀人太多，既是王明的罪恶，也是张国焘的罪恶。小平同志曾慨叹，“左”的东西很可怕，好好一个局面，也会让它断送掉。张国焘就是一个起劲搞这种可怕的“左”的东西的人。

张闻天说张国焘“‘左’得发狂，右得可耻”

查张国焘之史可以发现，此人一贯有“左”癖。关于张国焘一贯的“左”，可以给他排个履历。

其一，在中国革命性质问题上“左”。中共一大上，张国焘主张中国需要马上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陈独秀说他是个醉心于左倾名词的“疯子”，是痴人说梦。

其二，在党的中心任务和国共合作问题上“左”。党刚成立时，中心任务应该是实行国民革命，但张国焘认为应该主要搞工人运动，向资本家做斗争。在国共合作问题上，他曾是个死硬的反对派，被共产国际代表称为“左倾宗派主义者”。（达林《在中国的回忆录》）

其三，他有“左”比右好，宁“左”勿右的偏激思想。张国焘在中共三大上提出，大会应该做一个宁可错误，也要“左”一点的决议。他说：“也许我们是错误的，但是我们宁可保持‘左’，因为‘左’的错误比右的错误容易改正。我希望这次会议通过一个略‘左’一点的决议。”（人民网2002年9月20日《光辉历程》引党史专家陈铁健讲述）

其四，在对待国民党爱国将领上“左”。爱国将领吉鸿昌曾准备起义投奔红军，但张国焘左倾路线的执行者杀害了其谈判代表，使起义流产。对起义或投诚过来的国民党部队，张国焘从不真正相信，他多次对亲信说，对起义或投诚部队，只要枪、要兵，不要官。这种“左”的政策让敌军知道了，哪个军官还敢起义？

其五，在西安事变问题上极左。事变爆发后，中共领导人起初多主张杀蒋（这很自然，因为十年内战积怨太深），但很快便转变为和平解决方针，而张国焘仍“主张采取内战方针，怀疑中央的和平方针”。（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毛泽东说，“我们接到捉了蒋介石的消息后，他（张国焘）举出几十条理由要求杀蒋介石”。（《毛泽东年谱》）

其六，在苏区经济、财政政策上“左”。张国焘曾提出“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极左主张。张国焘只要发现国民党的钞票，就下令全部烧掉，实际上等于烧掉了大批物资。部队每打下一个城镇，对财主家的贵重物品如珍贵瓷器、名贵家具等，张国焘都叫一律砸个稀巴烂。

通观张国焘一生的经历，可以说，他的“左”是渗透到骨髓里的。

但要说张国焘光“左”不右，则差矣。实际上，他是既“左”且“右”，都占全了。张闻天概括张国焘犯错误的特点是：“时而‘左’得发狂，时而‘右’得可耻”。徐向前评论说：“张国焘是个老机会主义者，没有一定的原则，没有一定的方向。办起事来，忽‘左’忽‘右’。”（徐向前《历史的回顾》）

张国焘的右倾错误，例如他当过陈独秀右倾主张的钦差，因阻挠南昌起义差点被杀掉；任弼时说，那时的张国焘“是代表极右思想的”。张国焘因犯右倾错误，曾得过一个“老鸡婆”（老机会主义分子）的讥称。

张国焘一生还有过两次变节行为。一是他早年当全国铁路总工会领导人时被捕，供出了一批共产党员。这是解放后在敌伪档案里查知的。再就是他最后投靠了戴笠，成了右得不能再右的叛徒。

余话

前些年，四川建了一处“川陕苏区将帅碑林”，里面建了一座张国焘半身雕像。雕像朝南，意寓张国焘曾率兵南下另立“中央”。像下刻了一副对联，对他一生作了评价：“国破家亡挺身立党，有始却无终，已辨忠奸留史册；涛惊浪骇分道扬镳，将功难补过，非凭成败论英雄。”（见上页插图）

对联写得不错，对张国焘一分为二。若论全人，张国焘对中国革命还是有功的，特别是在建党、搞工人运动、建立苏区等方面，都有过值得在党史上写一笔的功劳。但诚如对联所说，“将功难补过”，张国焘对中国革命的损害远超过他的功劳。笔者以为，对张国焘可以用“倒三七开”来评价，过大于功，奸大于忠。徐向前说：“张国焘这个人不是没有能力，但品质不好。”这是对张国焘才德的评价。张国焘有才无德，所以一干起坏事来就坏得没边儿。张国焘有始无终，由忠而奸，品质不好无疑是重要的原因。

凝视着互联网上“川陕苏区将帅碑林”的张国焘雕像，笔者在想：时光磨洗，青史无情，你这当年不可一世的张主席，总觉得知识分子不可靠，觉得谁都是反革命，但到头来，叛党反共的恰恰是你自己。你不觉得愧对那些被你冤杀的烈士么？


（作者系第十一届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日报》编委、理论周刊主任）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4年第5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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