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锡金：顾颉刚在1958年“拔白旗”运动中

reading

顾颉刚在1958年“拔白旗”运动中

张锡金

　　1958年5月，一个“拔白旗、插红旗”的运动席卷神州大地。当时有一种说法是：红旗就是我们的五星红旗，世界上什么地方都要插旗子，是插红旗，还是插白旗？不是无产阶级插红旗，就是资产阶级插白旗。我们要插红旗，资产阶级要插白旗。
　　这样的“拔白旗、插红旗”运动，大批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自然首当其冲。著名的历史学家顾颉刚就是其中的一个。
　　顾颉刚1893年生于江苏苏州一个读书人家。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后留校工作，从此开始了他的学术研究生涯。
　　“五四”运动前后，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人们的思想得到了极大的解放。“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口号。新思想、新方法的广泛传播，为人们的学术研究提出了新的思路和新的视野。1923年初，新文化运动中的猛将之一的钱玄同写信给顾颉刚，希望读到“离经叛道”、“非圣无法”方面的文章。这封信促使了顾颉刚在同年5月的《读书杂志》第9期上发表了《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这一在古史研究中的重要假说。
　　“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是顾颉刚在研究实践中对古史的思考与见解的理论总结和系统化的表述，也是他从事古史研究的重要指导思想。这种古史观对旧的古史系统造成的经历进行了无情的揭露，给长期以来处于凝固封闭状态的古史研究领域带来了一股新鲜的空气，打破了史学界以往信奉圣贤，以经典所载的圣贤之言为研究标准的框框，推动了中国古史的研究。
　　1926年顾颉刚以《古史辨》第一册为题结集出版了辨论古史方面的论文，后又组织一批志同道合的学人主持、编辑出版了《古史辨》第二至第七册。这些著作的出版奠定了他在中国史学界的重要地位，1948年3月在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大会上，当选为人文组的院士。
　　新中国的诞生为千百万知识分子的命运揭开了新的一页。顾颉刚先在上海诚明文学院、上海学院和复旦大学等高校工作，后在北京有关方面多次邀请下于1954年8月离开上海赴京，任中国科学院历史所第一所研究员。
　　1957年，顾颉刚约有9个月时间是在医院里度过的。科学院的反右派斗争烈火如炽，疗养院离反右派前线毕竟有了一段距离，“官不扰病人”，这也许是他能在反右派运动中没蒙受多大苦难的原因之一。但是，1958年的“拔白旗、插红旗”，顾颉刚是在劫难逃了。
　　从1958年2月起，顾颉刚参加整风运动，一是在任职单位的历史所，一是在民进组织。在整风期间，大会小会接连不断，逢会必须联系自己的历史，挖掘思想根源。3月初，顾颉刚在民进北京市委全体委员自我改造与跃进大会上发言。3月10日，陈伯达在科学规划会议上发表了《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讲话。他说：“在全国解放后，有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想逃避现实，脱离实际，脱离社会生活，把自己藏到‘三代’的角落中去，把‘三代’当作‘象牙之塔’。这当然不是无产阶级的风气，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风气。”
　　顾颉刚在民进会议期间写出的交心资料及检讨书约10万言，这还并不包括在历史所写的大字报和检讨书。顾颉刚如此“推心置腹”，并非出于自愿。因为，在“拔白旗”运动中，如果你不发言，则被认为是故作镇静，是用沉默掩饰不满意，是对运动的抗拒，也是一种对抗运动的方式。这在顾颉刚4月14日日记中说得再明白不过了。他说：“我向少说话，自问一生谨慎，扪心无愧，而人家因我不说话而关系复杂，横加猜测。今日决据日记，完全摊出，虽反共、反苏者亦无顾虑。”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也说：“特我辈自旧社会来，不能无旧社会之习气，非施改革则步伐不齐，是以不惜用严厉之手段以为教育。”
　　在“交心”会上，顾颉刚对自己的个人主义作了检查，“予自谓平生谨小慎微，道德甚好，且尽量帮助别人，自己生活并不要求享受，亦说不上个人主义”，经过与会者的启发，他思想发生斗争，内心非常痛苦。他在4月28日日记中说：“我想出我有甚大之名心，即不欲出小风头而要出大风头，不欲一时出风头而要永久出风头，成若干不朽著作。然谓予有利心，则尚未挖出。”他在交心材料《我和党的关系》中又说：“说我个人主义，也对，因为我一生的工作目标是研究学问，而所以要这样做是由于爱好，即是兴趣主义。我要不受任何人的管束，藏在一处清静的地方独个儿干，或组织了一批同道的人一块儿干。有人了解我，有人需要我，我是这样做；没有人了解我，没有人需要我，我还是这样做：因为我知道科学的范围远远广大于实际应用的需要。所以我从来不问我所工作的有没有市场。为了有这样的欲望，所以一生所希求的只是充裕的时间和最低限度的经济力量。如果衣食不成问题，时间又可自由支配，那就一切满足。”
　　这年10月，顾颉刚随政协组织的全国政协委员到河南省信阳等地参观考察，接着，又到河北的徐水县参观。这些地方都是当时被树为大跃进、“放卫星”的典型单位，是全国的样板。参观回来后，他还在民进会议上作了《河南农业大跃进》的发言。
　　1958年8月《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普遍展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中，强调应该把一切“白旗”以至“灰旗”统统拔掉，把红旗普遍插起来。这一文件把全国的拔白旗运动推向新的高潮。在拔白旗的一派声浪中，顾颉刚又成了众矢之的。《历史教学问题》第10期发表的文章中，提出历史学界要拔掉顾颉刚这面白旗，认为：古史辨派“对当时的史学界起过重大的影响，这一影响一直到今天在史学界还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些影响不清除，史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白旗不拔掉，无产阶级历史唯物主义的红旗是无法插上的。”文章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必须贯彻历史研究的各个方面包括整理史料和考订古书真伪在内，唯心主义历史观是不可能整理好资料的”。文章认为，抗日战争时期古史辨派发生了由“疑古”向“信古”的转变，这“不是进步，而是一个倒退”。文章作出政治性结论，“曾在中国古史研究阵地上活跃一时的‘古史辨派’，虽然也替当时的历史研究做了一些整理史料的工作，但他们所宣扬的封建性的资产阶级右派的史学思想，是极端反动的。”
　　在这里需要提及的是，许多文章把顾颉刚与胡适联系在一起批判，目的是揭发胡适的影响，但也在政治上起到了把顾颉刚划入白旗范围的作用。当然，顾与胡适的关系非同一般，在顾颉刚的治学道路上，胡适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917年，胡适从美国归来，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顾颉刚是哲学系学生。胡、顾两人在年龄上相差不大，在讨论学术问题时表现出一种教学相长的师友关系。顾颉刚从北大毕业后，生活比较困难，胡适曾给予接济，使顾颉刚能够集中精力研究学问。他在《〈古史辨〉·自序》中说：如不是亲从适之先生受学，了解他的研究方法，我也不会认识自己最近情的学问乃是史学，如是适之、玄同两先生不提起我的编集辨伪材料的兴趣，奖励我的大胆的假设，我对于研究古史的进行也不会这般的快速。1926年9月胡适在《介绍几部新出的史学书》中，在论及顾颉刚的《古史辨》一书时说：“这是中国史学界的一部革命的书，又是一部讨论史学方法的书。此书可以解放人的思想，可以指示做学问的途径，可以提倡那‘深澈猛烈的真实’的精神。治历史的人，想整理国故的人，想真实地做学问的人，都应该读这部有趣味的书”。（《现代评论》第4卷第92期）同样，胡适在研究《红楼梦》这一专题时，顾颉刚曾为胡适作考证去查找资料，奔波于北京、天津、上海各大图书馆，挖掘史料，摘抄文献。《胡适口述自传》中说：“在寻找作者身世这项第一步工作里，我得到了我许多学生的帮助。这些学生后来在‘红学’研究上都颇有名气，其中之一便是后来成名的史学家顾颉刚，另一位是俞平伯，平伯后来成为文学教授。”
　　1955年春，由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引起的批判唯心主义运动，再次把批判胡适运动引向深入。3月初，顾颉刚在中科院历史组会议上发了言。他在这一天的日记中说：“近来批判胡适历史学、考据学的文字中，常常牵到我和《古史辨》，因此，我在今天会上说个明白。”但他认为，考据学是一门中国土生土长的学问，它以书籍为主体，要彻底明白许多书籍的文字意义和社会意义，要帮助人们了解历史，离不开考据学。考据的目的在于求真，纵使从事这种工作的人无反封建之主观愿望，而其工作之客观效果必使封建统治者篡改历史的目的暴露出来，无以实现。因而可以说考据学是反封建的。早在1951年，顾颉刚在《自传》中就说：我们所做的考证工作是唯物史观者建设理论的基础，然而唯物史观的理论又正是我们考证工作的基本概念。彼此所信的“真古”是同的，只是工作一偏于理论，一偏于事实，这原是分工合作所应有的界域。近人常常扬彼抑此，其实，只要大家心平气和地想一想，自能彼此释然。但是，在这次历史组会议上，与会者认为考据学是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顾颉刚因为发言不当，会后，他被迫作了检讨。同时，还因这样的观点，在3月的另一次会议上他再一次受到更为激烈的批判。
　　报刊发表文章公开笔伐与历史所的口诛是相互配合的。前者在于造社会舆论，将拔顾颉刚的白旗运动推到社会上去，扩大影响范围，造成一种逼人的声势；后者为具体的解剖分析，让顾颉刚检讨交代。这种内外夹攻的阵势，整得顾颉刚坐立不安，心身交瘁。
　　1958年秋天，历史所集中火力批判顾颉刚的资产阶级史学观时，他无论如何都不能理解这是怎么一回事？为此，他忿忿不平地去找所里的负责人，提出质询：“我之学术思想悉由宋、清两代学人来，不过将其零碎文章组织成一系统而已。要批判我，是否先须批判宋、清两代之疑古思想？”（《顾颉刚年谱》第364页）
　　1958年11月中旬至12月上旬，顾颉刚出席民进四届三中全会及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他不得不作大会发言。现实的形势就摆在面前，他为自己的发言内容颇为踌躇。他在12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一篇发言稿写了4次，今日略定，甚矣江郎之才尽也。”顾颉刚在大会上发言摘要，于12月18日在《光明日报》上以《从抗拒改造到接受改造》为题发表。在这份检讨里，可以读到下面的话：
　　“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旧知识分子，说我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实是高看了我，应该称我为‘封建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才合适。我生在一个陈旧的家庭，又进了十几年的私塾，规行矩步，四书五经，封建思想的根基打得既深且透。后来读了梁启超的《新民丛报》才孕育了改良主义的政治思想；进了北京大学，又接受了胡适的所谓‘科学方法’（实际是达尔文进化论的庸俗化）来整理国故；于是我才部分转化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以我现在分析我自己的思想，封建主义表现在我的立身行事上，资本主义表现在我的学术研究上。几十年来老是以为学术工作和政治工作必当分之，否则一手画圆，一手画方，结果方和圆都画不好。我自省绝没有政治的才能而却有极高的学术兴趣，所以自己订了计划，集中精力向脱离实际的纸上学问钻研进去。人家笑我是‘书呆子’，‘钻牛角尖’，我一点不动心。”
　　这一年，顾颉刚66岁。一位年近古稀的学人不得不写出这样的自我检讨，并公诸于众，其心中的痛楚是可以想像的。
　　作为一个以学术为生命的历史学家，即使在被“拔白旗”的时候，顾颉刚也不忘自己的使命，坚持研究学术问题，为繁荣中国的文化事业献出自己的力量。据资料记载，他1月下旬，作《〈史记〉校证工作提纲》。8月下旬，作《标点〈史记〉凡例》，12月底，校点毕。他在12月29日的日记中高兴地写道：“今日《史记》三家注校点毕工。四年工作，一旦完成，肩负为之一轻。”他从学术研究中获得了一份乐趣，在强大的政治批判的阴影下，使那颗颤抖的心灵得到了一点快慰。


http://www.yhcqw.com/32/46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