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振荣：共产党“欠”自己一个“无产阶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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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欠”自己一个“无产阶级革命”
写于文革50周年之际

武振荣

（一）文革是共产党集体发动的

在文革50周年之际，魏京生先生在一次文革研讨会会上写指出，文化大革命是共产党“集体”发动的：“不能说是林彪四人帮集团，更不能说是毛泽东个人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是中国共产党的集体决定；是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意识形态的结果。十年后邓小平集团为了推卸自己的责任，更是为了继续一党独裁的专政，才把这场巨大灾难的责任推给了自己的政敌。”

魏京生的这一看法的确很杰出，我非常赞成。在此一文中，我主要分析一下共产党作为一个“集体”在发动文革问题上所负有的责任，也想顺便说一下，在发动文革的事情上，共产党内为什么站不出哪怕一个强有又力的反动者呢？客观的分析你就会发现，在文革中倒了大霉的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等人，都不是文革的真正反对者，非但如此，他们都是在文革初期，积极设计文革并且积极推进文革的人，且又掌握着文革初期的实际领导权力，这样以来，问题就出来了，即在文革发动的这一档子事情中，共产党“集体”负有的责任应该成为文革研究的重点之一。

可是，值得指出的是，文革50周年之际，许许多多的根本没有参加文革的人一提起文革，就说个毛泽东、林彪、四人帮，根本上就忽视了共产党“集体”，特别是“集体”中那些在后人眼中被视为“文革受害者”的共产党内高层人物，如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真等的作为，好像是这些人反对文革的英雄，这样的一种奇怪现象，在今天没有被人重视，没有被人正视，以至于邓小平嚼过的那一块“文革”的“馍”，仍被许多人嚼着。

如此这般，共产党作为一个“集体”也同时丧失了反省文革的机会，因此，他们在把所谓的“文革错误”一下子堆积在少数左毛派人物身上时，以为就洗白了他们自己。其实不然，这样的做法使他们从一个“错误”的泥堆里爬了出来后，又陷入一个更大的泥坑里去了，以至于最终使自己变成为“睁眼瞎”，这就解释了他们这些人物在现代条件下，搞所谓的“改革开放”为什么非要“摸着石头过河”不可呢？原来他们有眼睛，但看不见啊！

（二）共产党“欠”自己一个“无产阶级革命”

我在研究文革时曾经说过，文革虽然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中叶，可是，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30年代中叶的延安窑洞。众所周知，在这个窑洞时期，中国共产党奠定了自己最终的意识形态基础，并且也同时形成了共产党人的政治文化。

窑洞时期的共产党人，因为彻底地脱离了中国的城市，脱离了中国的工业无产阶级（尽管其人数占国内总人数的5%都不到），因此，由他们所搞的“中国革命”就和“无产阶级”不沾边了。这时，在党内独占鳌头的毛泽东用“农民阶级的革命”取代了以往的“无产阶级革命”，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说到：“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现在的抗日，实质上是农民的抗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实质上就是授权给农民。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主义。大众文化，实质上就是提高农民文化。抗日战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

与毛泽东的这一思想相联系的是，毛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的性质也做出了直截了当的判断，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他说：“现阶段的中国革命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革命呢？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还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革命呢？显然地，不是后者，而是前者。”不仅这样，毛泽东还把整个的中国革命像切豆腐一样地分成为“两段”：“整个中国革命是包含着两重任务的。这就是说，中国革命是包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现在阶段的革命和将来阶段的革命这样两重任务的。”

就如同目前的官方宣传所说的那样，产生于延安窑洞的毛泽东思想如果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结晶”的话，那么，它就是共产党人的“共识”。因此，当共产党在“完成”了“资产阶级性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后，自然就“欠”了一个“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

1966年2月，共产党在开始设计文化大革命时，事实上是要还它所“欠”的“无产阶级革命”之债的，因此，当共产党在把自己看成是一个革命的政党时，它对革命必然要做出如此担当。按照共产党的逻辑，1949年共产党人夺取大陆政权的行为意味着“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束，也同时意味着“无产阶级革命”的开始，用毛泽东的话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在这里，我们对共产党的上述主张如果作积极的理解，那么，似乎可以发现共产党人在道德上的某种担当，可是呢？我们如果对之作出民主的解读的话，那么它事实上打下了共产党人欲在中国实现万年专政的基础。因此，所以研究共产党革命和文化大革命的人，如果发现不了这个问题，那么，再好的研究行为也无异于打边鼓。

（三）什么是“无产阶级革命”？

显然已见，在共产党人的思想意识中，“资产阶级的革命”就是1949年之前的战争，而这样的战争共产党人是“行家里手”。一代所谓的共产党“革命家”都是在“战争摇篮”里长大了的人，但是，“无产阶级革命”到底是什么？就没有人能够说清楚了。那个发明了“毛泽东思想”的毛泽东对此知道多少？同样是令人怀疑的。在人们能够发现的毛泽东有关“无产阶级革命”的论述中，除了只言片语的所谓“文革理论”外，就什么也没有了。

列宁领导的“10月革命”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只是在体面的意义上才被认为它是“无产阶级”的，其实呢？在共产党人的下意识里，那不过是在“10天时间”里发生的一场“城市贫民”“暴动”，没有经历如中国共产党那样长期的“28年”时间考验。所以，到中国文革发生前4年，当中国共产党发现苏联共产党已经变成为“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政党时，原因不就是苏联共产党没有搞“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无产阶级革命”吗？所有这一切，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意识和下意识中，认为世界上还没有发生过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

因此，我们在中国共产党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背景里，可以挖掘出潜藏着的巨大的“世界”性意义。这也不难解释，在“文革”中为什么出现了那么多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口号，且不说红卫兵运动甚至波及到中国之外的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当时，人们把北京叫做“世界革命的中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看成是“世界范围内的一场革命”等等，都隐藏着许多未被阐明的因素。

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群思想中，对“无产阶级革命”认定是如此一致和如此坚定的现象，是20世纪世界各国政党中史中绝无仅有的现象。问题在于，一场“无产阶级革命”实际展开之后，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它和人们的想象好像完全不同。

到文革发动之前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在“无产阶级革命”中，“革命家”不但要“革”别人的“命”，还要“革”自己的“命”，如果不是这样，他们拒绝“革”自己的“命”就不配做“革命家”了。从苏联“革命家”“蜕化变质”的事例中，人们看到的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反面现象”：即革命家变成为压迫人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因此，中国共产党如果不“革”自己的“命”他们也会像苏联党内的革命家那样“蜕化变质”。可见，文化大革命虽然是一场政治的革命，在这里已经建立了道德、历史和意识形态的“制高点”。

我的看法是，在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共产党内的所有“老革命家”都想占领上述的“制高点”，谁甘于落后呢？可见，导致文革发生的那一种初始力量，事实上来至于“老革命家”内部强烈的道德冲动，如果说这道德形成于战争年代，是极其蒙昧的原始道德之回光返照的话，那么，站在“制高点”上的人们一时间几乎统统地从此跌落下来，变成为“反革命的”“不啻于人类的狗屎堆”之现象就埋下了一个非常巨大的历史疑团。

（四）“老革命遇到的新问题”

在过去了的“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中，“老革命家”都是英雄豪杰，但是遇到了这一场“无产阶级革命”时，他们便不知所措，“革命是要‘革’自己的‘命’”——这一点，他们认可，只是在怎样“革”自己“命”的问题上，他们就完全不会了。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毛泽东让“人民群众”来帮助他们“革命”。在毛的一贯意识中，共产党人既要当人民的“先生”，又要当人民群众的“学生”。在文革前的“17年”，他们一直当人民的“先生”，现在轮到他们当人民的“学生”了。文革前，是他们教育人民，今天轮到人民教育他们了。此时，毛泽东说道：“过去有出戏是‘三娘教子’，现在在子教三娘”。

如果说人民在政治上有权利当共产党人的“先生”，有权利“教育”他们的话，那么，在这里，一种不经法律途径而产生的权利意识便在此时树立起来了。权利意识若是处于蛰伏状态，那么人就是一条虫，可它一旦树立起来，被张扬开来，那么，它就会按照它自己的轨道运行，非得走向极端不可。末了，人觉得自己“老子天下第一”不足为怪。

1966年的情况就是这样，人民帮助共产党革命，原本是出于一片好心，但是，人民一旦在帮助的过程中，一层一层地揭开共产党人的“画皮”时，发现他们根本就不是“无产阶级”的人，相反，他们是一些“披着革命家外衣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样人民的发现就和毛泽东的论述相迎合了，可不是吗？毛泽东此刻说道：“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在这里，毛泽东说的没有“错”，人民的发现也没有错！

这样以来，就在这一场“无产阶级革命”中，当权的“老革命”非但都丧失了领导权，而且更惨的是，他们都统统地成为运动的“对象”，这样一种现象，人们若是站在专制主义的立场看，它是“错误”的，可是站在民主的立场看，“17年”这一班人物全部落马，全部受到批判，那可以说是民主的一种必须。所以，我认为，他们这些当权派即使没有任何个人缺点和个人错误，仅凭他们“专”了“17年”的“政”——这一点也应该无条件地“下台”，他们不意愿自动“下台”，人民吧他们“拉下马”，也是有理由的，正当的和正确的。

可见在1966年的中国大事变中，已经形成了一种非常巨大的“民主潜台词”，只是，我们这些立志在中国搞民主的人，说不出它而已。何况，在1963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在1960——1963饿死人的大饥荒年代，在1957年的政治迫害运动中，在1958年的经济“瞎折腾”中，甚至在1953年开始的强迫性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广大中国人民所受到的欺凌，所受到的被迫、侮辱和伤害，都在长期的积压中形成了巨大的愤怒，文革发动后，终于在一夜间给突然爆发了。对此的描述，说其是“天翻地覆”，“排山倒海”，“风起云涌”，“史无前例的”一点都不假！面对如此形势，人们不仅要问：“是造反的7亿人坏吗”？“不，不是！”是压迫人的制度坏，是专政独裁体制坏，是一贯统治人民的统治者坏！

郑义在日前的一次“文革研讨会”会上说；“文革前十七年，可謂暗無天日！有了機會，為什麽不趁機造反？”(见《“鄭義：在文革50周年反思研討會上的兩次發言”》)他说的多好啊！人民“造”“17年”的“反”，这“17年”是共产党统治的还是国民党统治的？研究“文革”的民主派，如果不在这样的问题上去努力，那么，就只能嚼邓小平口里的“文革馍”了！

到人民普遍造反的局面形成后，“无产阶级”的“革命”的面目就显现出了，就此，我们可以发现，原来共产党人所“欠”的那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其实是一种非设计的人民的民主革命。正因为这样的革命是针对共产党的，所以，毛泽东死后不久，共产党就完全地、彻底地拒绝了这种革命，共产党的“革命性”也就此完结了。

（五）不革命的共产党照样可以统治人民

毛泽东生前认为，中国共产党如果丧失了革命性，就丧失了统治人民的合法性，现在看来，这只是毛泽东的一种道德判断或者一厢情愿之意愿，它与共产党的统治是形不成关系的。一个开历史倒车的、不革命的共产党同样能够统治人民，并且还可以把人统治得死死的。邓小平之后的共产党就是这样。

毛泽东在生前认为，共产党如果不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就会腐化变质——这一判断是正确的，但是，他认为腐化变质了的共产党统治不了中国人民的此一判断又与事实不符。其实，在这近30年的时间里，不是世界上最腐败的共产党在统治中国吗？

论述至此，情况已经明了,毛泽东和共产党高层为共产党所“续”的那一段“无产阶级革命”，却原来是共产党制度根本容纳不了的人民的民主革命。陈泱潮先生在10年就看清楚了这一点，（见陈泱潮   《文革”50周年，非常有必要重温，“论对文革”的历史定性》 ）可是到今天，许多人还蒙在鼓里。

后来的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在割了那一条“无产阶级革命”的尾巴后，并没有动摇其统治的地位。这样的事情给中国人民一种严重的教训：那就是，只有推翻共产党的统治，中国才有出路，人民才能自由。无论怎么看，50年前发生的文革是中国人民推翻中国共产党统治的一场民主大预演！它虽然失败了，但是，在失败里却埋藏着再次胜利的种子。

如此看来，1966年中国人民对共产党的批判、批评，怎样看都不过分，人民“炮打”他们，“火烧”他们的行为，具有民主的正当性，且是民主之必须。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的好处如果最终地归不到人民，那么，人民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任何场合中要求民主归于自己的行为都是天经地义的，万分正确的！

（六）悲剧式的共产主义革命

论述至此，我们发现在中国共产党无法兑现的“无产阶级革命”中，原本就寓于着人民民主革命的种子。所以，共产党最初要造就的“革命人民”乃是共产党专政的最后掘墓人。如果说世界上所有的共产党革命都孕育着一种类似的历史悲剧因素的话，那么，中国共产党并没有例外。

在文革50周年之际，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集体”对文革的反思如此之轻薄，以为共产党当权派在文革所受到的是无辜伤害，而把造反的“亿万”的中国人民视为“暴徒”“动乱分子”，这样的行为已经在中国社会深深地经种下了“仇恨”的种子。因此，在未来民主运动发生前，共产党高层人士已经透支了他们的身家性命。

依我之见，中国共产党如果学习在台湾的中国国民党，提前铺设选举之路，在选举中丢失政权，那就是上上策了，可是，在今天，死死抱住“专政”不放，没有表现出有任何实现上述打算之迹象的共产党，就只有一种结局，等待人民挥起“铁拳砸烂”它。

（六）结束语

质言之，中国共产党所“欠”下的那一场革命，严格地说，其实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整体性的“人民的”，它是不可避免的，必然要发生的，它孕育于共产党“民主革命”时的道德和政治双重承诺，因此，从共产党建立其政权的那一刻起，它就成胎于其中，所以，它最终分娩时，共产党人是要承受痛苦的，只是痛苦程度乃取决于它与人民之关系。如果统治的共产党把此一关系调整到与人民友善对话，诚心诚意的协商之渠道（如2000年台湾的政党轮替），那么，痛苦就会少；反之如果他们一意孤行，用暴力镇压人民的革命，那么，它最终将在暴力中自毙！
2016-5-20

《博讯》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