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玉红：围绕焦裕禄、张钦礼周围的谎言和真相

reading · 发表于 2018-4-19 10:12:38

总书记，兰考可以这样说：围绕焦裕禄、张钦礼周围的谎言和真相

2014-03-24 21:43:34 来源：乌有网刊作者：曹玉红

　　张钦礼于2004年年5月7日逝世，兰考有十万群众自发为他送葬。现在，张钦礼的坟墓周围，有来自山东、河北、河南、主要是兰考人立的石碑、大理石碑有六十多块，成了一片碑林。有的碑上刻有几百人的名字。

　　附文1：焦裕禄事迹主要提供者刘俊生同志的一封信

　　附文2：坐牢十三年，去世时百姓沿途祭拜，哭声动天：焦裕禄亲密战友张钦礼

　　附文3：围绕焦裕禄和张钦礼的是是非非

　　前言

　　与对雷锋的宣传不同，在对焦裕禄的宣传背后一直存在着关于“失真”的纷争。这场纷争到目前为止已持续了四十七年之久，仍然没有平息的迹象。

　　对于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以下简称大通讯)的一些非议早在大通讯播出前后就已经开始了，只不过没有公开而已。这些非议的主要观点是：大通讯的一些情节“严重失真”，而“严重失真”的原因是：焦裕禄事迹的主要提供者张钦礼在介绍焦裕禄事迹时参杂了太多的假话。如：对焦裕禄的评价太高、把兰考面貌改变写的太好，最不能接受的是，大通讯把张钦礼树为焦裕禄的“亲密战友”。

　　实质上，非议的焦点就在张钦礼这个人身上。张钦礼是焦裕禄主政兰考时的县委副书记，主抓“除三害”工作。焦裕禄逝世后，积极宣传焦裕禄的感人事迹，最终促成大通讯《焦裕禄》的问世。

　　1966年12月，兰考文化大革命爆发，两张矛头指向大通讯和张钦礼的大字报贴向兰考街头，争议由机关走向了社会，围绕这些争议，兰考分成了两大派。一派以张钦礼为首，另一派以县委书记周化民为首。随着文革运动的反复，这两派时而上台掌权，时而下台挨整，不断地“翻烧饼”，积怨越来越深。

　　文革结束后，在清理“四人帮”和“三种人”运动中，张钦礼这一派被彻底打翻在地，张钦礼也被捕入狱，判刑十三年。但是，这并没有使纷争结束，只是使纷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就在张钦礼被判刑的几乎同时，大通讯《焦裕禄》的作者，新华社社长穆青重新出版了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文中除了将张钦礼三字改为副书记以外，基本没有改动。这就招致已经掌权的反张钦礼派的不满。他们多次以联名写信的方式向省委、中央反映大通讯《焦裕禄》的“严重失真”的情况，要求穆青认真修改，甚至用县委红头文件的形式向省委打报告，但是穆青根本不予理睬。

　　在大通讯《焦裕禄》的作者穆青、周原的积极活动下，张钦礼于1988年底被提前释放。在张出狱后，穆青以中国记者协会领导身份来开封看望慰问张，称他宣传焦有功;1998年2月23日，他邀请张作为特邀代表到北京参加<中华新闻>创刊50年座谈会;1998年10月25日，<消息日报>上发了穆青与张钦礼的合影。

　　张钦礼自始至终都没有认罪，出狱后一直向中央申诉，但开封地委拒绝受理。

　　张钦礼于2004年年5月7日逝世，兰考有十万群众自发为他送葬。现在，张钦礼的坟墓周围，有来自山东、河北、河南、主要是兰考人立的石碑、大理石碑有六十多块，成了一片碑林。有的碑上刻有几百人的名字。

　　张钦礼的逝世并没有使纷争就此平息，支持张钦礼的人们不断地用多种方式为张钦礼伸冤呼吁，这些人中，有大通讯的作者穆青和周原以及周原的夫人陈健，有当年与焦裕禄张钦礼一起工作的干部群众，甚至还包括焦裕禄的子女。就连撰写《焦裕禄传》的作者、电视连续剧《焦裕禄》的编剧、和央视《百家讲坛》“焦裕禄”的主讲人，在讲述焦裕禄事迹时，都若明若暗地替张钦礼说话。

　　与此同时，反对张钦礼的人们也没有因张钦礼的逝世而罢休。2009年元月，任彦芳写的《焦裕禄身后：我与兰考的悲喜剧》出版了，书的封底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推介词。该书详细介绍了有关大通讯《焦裕禄》“严重失真”和作者眼中张钦礼的种种“劣行”。其中正式列入“失真”的有13处，间接提到的失真有两处。

　　几乎在同时，陈健发表了《为张钦礼所作的申诉和补记》对任彦芳进行了反驳。

　　2009年4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到兰考视察。接见的名单中除了焦裕禄的家属外，还有一个特殊人物，就是給焦裕禄拍过照片的原兰考县委宣传干事刘俊生，刘俊生是支持张钦礼一派的，也曾被定为“三种人”。据刘俊生透漏，习近平曾向他问及张钦礼的情况。对话原文如下：

　　习：“当年和焦裕禄一起带领干部群众除‘三害’的那位县委领导是谁?”

　　刘：“县委副书记张钦礼。”

　　习：“这位同志还在吗?”

　　刘：“不在了，他去世了。”

　　当时的河南日报在宣传焦裕禄事迹的报道中还出现了一段焦裕禄和张钦礼对话。

　　2009年8月，题为《旧伤未平新创深——初评任彦芳<焦裕禄身后----我与兰考的悲喜剧>》的文章在网上发表，开始了对任彦芳的焦裕禄身后：我与兰考的悲喜剧》一书展开又一轮的反击。

　　2010年元月20日，任彦芳在香港《领导者》杂志发表《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功绩与失误，开始了新一轮的论战。

　　2012年10月，电视剧《焦裕禄》开始播出，人们注意到，被指责为失真的一些事实情节在剧中仍然得到了表现，而且还出现了一个以张钦礼为生活原型的正面人物县委副书记张希孟。

　　2013年6月，有人发表了任彦芳从海外发来的邮件，继续重复对焦裕禄宣传中“失真”的指责。

　　双方论战的文章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往往不能对对方的论点进行直接地有理有据地反驳，各说各话。比如对于任彦芳列举的十三处失真问题，大通讯的作者周原，是通讯的第一采访记者和作者，应该最了解情况，但对于任彦芳的挑战，只用一句“不值一驳”来回应。对此，陈健对记者道出了自己的无奈”一一反驳这些细支末叶需要很多笔墨，而自己已经八十多了，无力和任彦芳打这种笔墨官司了”。至于曾经和焦裕禄张钦礼一块工作的一些拥张派人士，也都已经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同样存在这样的无奈。另一方面，任彦芳对拥张派的反驳，不管多么有理有据，一律不予回应，在文章中照旧重复已被驳倒的内容。看来，要结束这场论争，还有待时日。

　　经过梳理，针对焦裕禄事迹宣传中的质疑问题分列如下：

　　1 焦裕禄的家庭出身是贫农还是中农

　　2 焦裕禄是不是到兰考第二天就下乡了

　　3 焦裕禄与张钦礼深夜谈心之事是真是假

　　4 焦裕禄召开的车站之夜县委会一事是否存在

　　5 车站之夜县委会上是否学习了毛主席著作

　　6 回忆革命传统的常委会是否召开过

　　7 马福重是不是革命烈士

　　8 一个月牺牲9个区长是否事实

　　9程世平有没有提出过“装潢计划”

　　10焦裕禄有没有批评过程世平：“坐在破椅子上就不能革命吗”

　　11焦裕禄的病床枕下有没有两本书

　　12焦裕禄有没有对张钦礼讲过临终遗言

　　13焦裕禄有没有送张钦礼一张自己的照片

　　14焦裕禄提出的蓝图在1966年是不是已经变成了现实

　　15焦裕禄事迹宣传中有没有夸大兰考面貌的变化

　　16焦裕禄是否说过“张钦礼不合作，要求调离张钦礼”

　　17张钦礼状告焦裕禄装修县委招待所一事的真伪

　　18张钦礼状告焦裕禄购买议价粮的真相

　　19张钦礼有没有去郑州和焦裕禄遗体告别

　　20张钦礼为什么未参加在郑州召开的焦裕禄追悼会

　　21张钦礼为什么未参加在兰考召开的焦裕禄追悼会

　　22焦裕禄是否执行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

　　23张钦礼是否在省沙区造林会议上率先宣传了焦裕禄的事迹

　　笔者本着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原则对这些问题进行了一些调查研究和分析后，写出了这篇文章。本文力求用确凿的事实证据和严密的论证逻辑对这些问题进行考证，使事实真相最终大白于天下。

　　焦裕禄的“家庭出身”问题

　　大通讯两处提到焦裕禄出身贫农。而任彦芳的《焦裕禄身后》一书却对此事进行了质疑。

　　任彦芳在书中说：“人家焦裕禄自己填表写的是中农，给人改成了“贫农出身”.

　　首先应该承认，焦裕禄自己填表确实填的是中农。因为焦裕禄的少年时代，他的家境确实不算贫穷，焦裕禄还上的起私塾。焦裕禄填表填中农，依据的就是这个时期的家庭经济状况。所以，焦裕禄填中农，没有问题。

　　但是，一个家庭的济济状况不是一成不变的。时间到了焦裕禄的青年时代以后，他的家境已变得贫困不堪了，焦裕禄的父亲因还不起债务而自杀。这样的家庭已经不是中农而是贫农了。大通讯认为焦裕禄出身贫农，依据的就是后来的的家庭经济状况。所以，大通讯说焦裕禄出身贫农，也没有问题。

　　可能有人会认为：一个人的家庭出身一定应该存在一个最权威最正确的说法，总不能中农正确，贫农也不错吧?

　　确实，对于很多人来说，是存在一个最权威最正确的家庭出身。例如，土改前后出生在农村的人，他们的家庭出身就没有什么可说的，贫农就是贫农，地主就是地主，都是在土改时官方划定的。

　　但是对于土改前二十多年前或三四十年前出生的人来说，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他们的家庭经济状况在几十年里可能经历了太大太多的变化。这就给判断家庭出身带来了一个选择性的难题：是以出生时的家庭状况为准，还是以几十年后土改时的家庭状况为准呢?是以家庭情况最富时为准，还是以家庭情况最穷时为准呢?

　　周恩来就曾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他是如何选择的呢?

　　周恩来在谈到自己的家庭出身时曾说：自己的父亲是一个小职员，他填表时是可以填职员的，也有人建议他填职员。但因为他的祖父、外祖父都作过清朝的官员，为了严格解剖自己，他最终填的是官僚地主。

　　假如有人在通讯里写周恩来出身职员家庭，能说这篇通讯失真吗?

　　所以，对于有着像周恩来、焦裕禄这样类似经历的人来说，他们在家庭出身这个问题上确实是可以有多种选择的，而且都是正确的。

　　大通讯写焦裕禄出身贫农，无非是说焦裕禄出身贫寒，历经艰辛。这为他今后的成长打下良好基础。这样写，无可厚非。

　　可能有人会说，在四十多年后的今天，就家庭出身这个问题浪费这么多笔墨，实在是有些不合时宜。但是我认为，澄清这个问题还是有意义的。它可以使人们知道，即使是在焦裕禄家庭出身这样的细节问题上，大通讯作者也是实事求是的，并没有拔高夸大。

　　焦裕禄第一次下乡的日期问题

　　大通讯在写焦裕禄刚来兰考时，有这么一句话：“第二天，当大家知道焦裕禄是新来的县委书记时，他已经下乡了。”而任彦芳的《焦裕禄身后》一书却对此事进行了质疑。

　　任彦芳在书中说：“据县委日志查，焦书记12月5日到兰考，参加了县三级干部会贯彻八届十中全会精神，12月7日，三级干部会结束;焦裕禄在会后总结三天，之后即12月11日到17日到老韩陵访问调查;“。按这个说法，焦裕禄是第七天才下乡的，其依据是县委工作日志。

　　另外，《焦裕禄在兰考的日日夜夜》一书明确记载：12月6日焦裕禄到兰考报到，12月8日，焦裕禄和县委办公室干部张思义来到灾情严重的城关区。按这个说法，焦裕禄是第三天下乡的。

　　这样，焦裕禄到兰考第一次下乡就有了三种说法：第二天、第三天和第七天。到底哪一种说法正确呢?

　　首先应该否定的是“第七天说”。因为“第七天说”的依据，县委工作日志的记载并不可靠。

　　例如，县委工作日志记载的“焦裕禄于12月5日来到兰考报到”就是错误的。大量资料说明焦裕禄是12月6日来到兰考的。

　　1 《焦裕禄在兰考》一书中就明确指出焦裕禄到兰考“这一天，是1962年12月6日”。

　　2 谢翠兰在《焦裕禄关心档案工作》中也说：“1962年12月6日，焦裕禄肩负着党的重托来兰考任县委书记。”(档案管理1990年05期)

　　3 原兰考县委新闻干事刘俊生在接受凤凰卫视时说：“焦裕禄来的时候是1962年12月6号(凤凰卫视6月20日《我的中国心》”)

　　4 《焦裕禄在兰考的日日夜夜》明确记载：“1962年12月6日焦裕禄到兰考县委报到。”

　　所以说焦裕禄12月6日来兰考已为人们所公认，县委工作日志记载的12月5日显然有误。笔者推测，12月5日很可能是焦裕禄调令上的日期。

　　据《焦裕禄在兰考的日日夜夜》一书记载：“12月10日至14日焦裕禄带领社教工作组到韩陵公社进行调查研究，指导运动开展。”很可能是任彦芳把县委工作日志上的这一记载误认为是焦裕禄这一天才去的老韩陵。当然，这也是笔者的推测。

　　“第三天说”，与大通讯的“第二天说”一样，都可以证明焦裕禄具有深入基层重视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一天之差，对于宣传焦裕禄，不存在实质意义上的不同。

　　但是，长期以来总是有人拿这个问题来纠缠不休，企图以此证明大通讯的所谓“严重失真”。因此把这件事弄清楚还是很有必要的。

　　应该说，支持焦裕禄第二天就下乡了的证据是非常充分的。

　　人民日报在1966年2月28日第六版发表了署名为兰考县瓜营公社社长张士义的文章《焦裕禄同志的二三事》，该文披露了焦裕禄第一次下乡的具体经过。

　　“一九六二年冬天焦裕禄同志来兰考任县委书记的时候，我正在兰考县委办公室工作,……焦裕禄同志到兰考的第二天，他就深入到城关公社老韩岭大队。那次是我跟他一起去的。

　　县委办公室干部张士义是当年与焦裕禄一起下乡的当事人，它的证言无疑是最有力的。

　　那么，有没有可能张士义把焦裕禄来兰考的日期弄错了，以至于把第三天误认为第二天呢?

　　张钦礼的证言彻底否定了这一可能性。

　　张钦礼在一篇回忆焦裕禄的文章《我们的好班长》(发表于人民日报1966年2月19日第二版)中说：“我是在县委会上第一次见到他的。………我一知道他是新来的县委书记焦裕禄同志时，便径直地去找他，他不在屋。第二天又去找，他已经下乡走了”

　　焦裕禄在来到兰考的当天晚上就参加了县委会，张钦礼所说的县委会，显然就是这次县委会。张钦礼的回忆和张士义的回忆不谋而合，证明焦裕禄确实是第二天就下乡了。

　　在大通讯发表后的一两个月内，相继出版了两本详细报道焦裕禄事迹的书。分别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焦裕禄在兰考》和河南人民出版社的《焦裕禄》。这两本书都是作者们在兰考各自进行了深入采访后写作而成的。书中披露了大量尚未人知焦裕禄事迹，其中就涉及了焦裕禄第二天就下乡了的事实。

　　《焦裕禄在兰考》一书虽然署名是中共兰考县委编写组，但真正的作者是中国青年报记者张羽。书中说：

　　“……当天晚上，县委开会，研究当前的灾情和救灾工作，焦裕禄同志也出席了会议。……。第二天一早，他来到县委办公室，打听了一下，知道县里城关公社灾情最重，就和一个同志，骑着自行车，直奔城关公社。……”(引自《焦裕禄在兰考》中共兰考县委编写组 1966年4 月)

　　《焦裕禄》一书的第55页有一段关于焦裕禄下乡的记述：

　　“晚上，他参加县委会议后，回到办公室。………那个同志说到这里，焦裕禄笑了笑说………你告诉办公室主任，明天咱就组织一些同志下去，摸一摸情况。

　　第二天，当人们还不知道新来的县委书记是谁时，他已经带着几个同志，到灾情最重的城关公社老韩陵大队考察灾情，调查研究去了。”

　　《焦裕禄》的作者之一是原兰考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张清洁，这个描述应当是十分可靠的。

　　上述四篇文章均发表于文革前的1966年2月到4月，不会受文革派性恩怨的影响，因此，可信度极高。

　　这四条证据互相印证，已构成完整的证据链。所以说，大通讯里的 “第二天，当大家知道焦裕禄是新来的县委书记时，他已经下乡了。” 这句话是有充分事实依据的。

　　那么焦裕禄第三天下乡说又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首次提出焦裕禄第三天下乡的并不是《焦裕禄在兰考的日日夜夜》这本书。早在1964年11月20日，由新华社记者张应先等采写的《焦裕禄忠心耿耿为人民》新闻稿中，就第一次提出：“他到兰考县的第三天，就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

　　对于这种说法最先公开表示异议的是张钦礼。他回忆说：“他来到兰考还没有安排停当，就到城关公社去调查研究。”。(张钦礼《学习焦裕禄同志的革命精神，改变兰考的自然面貌》河南日报 1964年12月19日)这里，张钦礼没有沿用“第三天”的说法，而是用“还没有安排停当”委婉地表达了对“第三天”说法的不同意见。

　　后来，穆青等人采写通讯“焦裕禄”时，张应先等写的《焦裕禄忠心耿耿为人民》新闻稿已发表一年了，穆青也专门看过这篇文章。没有真凭实据，他是不可能凭空修改这个情节的。所以，穆青应该是确有把握后才推翻“第三天下乡说”而采用“第二天下乡说”的。

　　1990年，《焦裕禄在兰考的日日夜夜》出版，该书又重新采用了“第三天下乡说”。书中说，焦裕禄12月6日来到兰考，12月7日焦裕禄在三级干部会上讲话，12月8日焦裕禄和张士义来到城关公社。从此，众多宣传焦裕禄事迹的文章大都沿用了“第三天下乡说”。

　　看来，没有一定的把握，这本书也不会轻易改变大通讯的“第二天下乡说”的。

　　“第二天下乡说”与“第三天下乡说”，到底哪个是真的呢?

　　最终揭开这个谜底的是时任县委办公室干部的刘俊生。他回忆说：“当时县里正在开三级干部会，我和张士义分到城关公社这一组。因为城关公社机关离县城很近，小组讨论时会场就设在城关公社机关。12月7日一早，焦裕禄就和我、张士义等人去了城关公社。焦裕禄与老韩陵大队的干部们在一起，参加了一上午的会议。”

　　这样，我们就明白了，两种说法的分歧在于对“下乡”一词的理解不同。“第二天下乡说”认为：12月7日焦裕禄来到城关公社这个基层单位，利用参加小组讨论的方式进行了调查研究，就是“下乡”了。而“第三天下乡说”则认为：城关公社机关离县城太近(离火车站仅有4里地)，焦裕禄去城关公社不能算“下乡”，只能算是参加三级干部会。

　　这样看来，两种说法所依据的事实都是一样真实的，只是由于对“下乡”一词的理解不同,才产生了“第二天下乡说”与“第三天下乡说”两种不同的说法。所以我们可以说，两种说法都是可以成立的，大通讯在这个问题上不存在什么“失真”的错误。

　　焦裕禄与张钦礼深夜谈心之真相

　　大通讯有一段关于焦裕禄与张钦礼深夜谈心的描写。在谈到当时兰考工作的关键时，张钦礼认为关键“在于人的思想的改变”，焦裕禄认为“应该在思想前加两个字，领导。”

　　任彦芳在《焦裕禄身后》一书中对此进行了质疑：“当时了解情况的县委常委，都怀疑是张钦礼编造的。大家说：焦裕禄调来，张钦礼和焦的思想不一致，根本不可能有此情景，焦裕禄的这些话是在常委会上谈的，也不是因和张钦礼交谈受到的启发。”

　　这些质疑根本站不住脚。

　　首先，焦裕禄与张钦礼原来素不相识，并无成见，“思想不一致”只能在长期的工作接触中逐渐产生。说“焦裕禄调来，张钦礼和焦的思想不一致”，既没有任何事实根据，也不符合常理。

　　退一万步说，即便当时就出现“不一致”了，以焦裕禄的思想觉悟和工作水平，正常的反应必然是积极与张钦礼进行思想交流、沟通，消除分歧，增强团结，以利于工作的开展。难以想象，焦裕禄会对于自己有分歧的县委领导弃之不理。

　　据《焦裕禄在兰考的日日夜夜》一书记载：“12月中下旬焦裕禄到兰考后，先后找县委副书记、正副县长、县委常委等10几位同志谈话”张钦礼作为县长、县委副书记、县委常委，焦裕禄找其谈话应是是百分之百的事实。

　　也许有人会说：白天谈话可能会有，但深夜谈心不一定会有。曾任兰考县生产救灾办公室主任的吴思敬在其回忆文章《兰考的记忆-张钦礼在兰考的二、三事》中回答了这个疑问，吴思敬在书中说：

　　“一天晚上，在看书的时候，至今，我清楚的记得，我当时看的书是《野火春风斗古城》。当我打开书准备边看书边吸烟时，才发现没有火柴了，我走出办公室去借火柴，发现张钦礼办公室有人说话，我知道张钦礼不吸烟，但那时经常停电，办公室都有煤油灯，我就推开了张钦礼办公室的门，看到焦裕禄也在，两个人正在热烈的讨论着什么问题，当时已经是深夜了，我见他们的讨论正在兴头上，就借了火柴后退了出来。我不知道我的所见，是不是穆青、冯健、周原在《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一文中记述的那一次，但焦裕禄深夜去找张钦礼谈心或谈工作，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张钦礼真相博客：《兰考的记忆-张钦礼在兰考的二、三事》)

　　最后分析一下任彦芳对谈话内容的质疑。上述谈话是在两人之间进行的，并没有第三者参加，有什么根据说谈话内容不存在呢?

　　任彦芳的根据是：这些话是焦裕禄在常委会上说的，因此不可能和张钦礼说。这种逻辑真是莫名其妙。 “关键在于领导干部思想的转变”这个认识不是焦裕禄天生就有的，也不是焦裕禄来兰考当天就产生的，而是焦裕禄在基层调查研究，与其他领导干部广泛交换意见，分析思考，逐渐形成的共识。和张钦礼深夜谈心，交换意见就是这个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所以说，焦裕禄在常委会上所说的观点正是焦裕禄平时多次和其他领导干部交换意见的结果。同样的话，对张钦礼说一次，在常委会上又说了一次，非常正常，不但不矛盾，而且是合乎逻辑发展的结果。

　　综上所述，大通讯对焦裕禄与张钦礼深夜谈心的描写是完全属实的。

　　焦裕禄召开的两次县委会的失真之辩

　　本节讨论第四到第八个质疑问题

　　冬夜车站县委会是大通讯中一段精彩的描写。它描写了焦裕禄为了改变县委领导班子的思想带领导班子到火车站看灾民的动人情节。但是任彦芳在其《焦裕禄身后》一书却对此事进行了质疑。

　　“这段风雪夜看灾民的情节根本不存在，或是出乎张钦礼的编造，或是出于作者为了感动人的艺术想像。我了解了在家的常委刘呈明、李林鹤、赵玉岭……，均说从没有开过这样莫名其妙的县委会。”

　　任彦芳仅仅了解了27个县委委员中的3个常委，就断然否定这次县委会的存在。实在难以令人信服。

　　相反，我们可以举出很多证据，证明“冬夜车站县委会”是确有其事的。

　　张钦礼在他的回忆文章中回忆了“冬夜车站县委会”的情况。(张钦礼：《回忆亲密的战友焦裕禄同志》河南日报1966年2月18日)

　　《焦裕禄在兰考》中的“车站之夜”一章详细地描写了“冬夜车站县委会”的情况。(中共兰考县委编写组：《焦裕禄在兰考》1966年4月 15页-17页)

　　当时兰考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张清洁参与写作的《焦裕禄》一书对“冬夜车站县委会“也有记述，与其他文章不同的是，该记述披露了这次会议结束的时间：”县委会整整开了一夜，天明的时候，会议才结束。“

　　《焦裕禄在兰考的日日夜夜》中也有关于“冬夜车站县委会”的记载：“一月初一个寒冷的夜晚……”(中共兰考县委宣传部兰考县档案局周长安、赵永祥、吴玉青：《焦裕禄在兰考的日日夜夜》1990年12月 12页)

　　2002年4月，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开封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兰考县委联合编著的《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焦裕禄》中也有关于“冬夜车站县委会”的记载：“一月初一个寒冷的夜晚……”

　　所以“冬夜车站县委会”已是公认的事实。

　　大通讯还有一段焦裕禄召开常委会回忆革命史的描写，任彦芳对此质疑说：

　　“一次专门开常委会回忆革命史的情节也不存在。从未专门开回忆革命史的常委会，这是作者根据当时形势要求加上去的。”

　　这一次任彦芳更干脆，没有举出任何证据就否定了常委会回忆革命史的情节的存在。

　　但是，这一情节同样也是很多宣传焦裕禄文章里都确认的事实。例如:

　　张钦礼：《回忆亲密的战友焦裕禄同志》河南日报1966年2月18日

　　《焦裕禄在兰考的日日夜夜》中也有关于“县委会回忆革命史”的记载(中共兰考县委宣传部兰考县档案局周长安、赵永祥、吴玉青：《焦裕禄在兰考的日日夜夜》1990年12月 13页)

　　2002年4月，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开封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兰考县委联合编著的《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焦裕禄》中也有关于“县委会回忆革命史”的记载(见该书77页-78页)

　　可见，这一事实也是无可置疑的。

　　焦裕禄召开常委会回忆革命史，有“曾经在一个月内有九个区长为革命牺牲”的回忆，

　　任彦芳质疑说：“查兰考历史无有一个月九个区长牺牲的记载”

　　《焦裕禄在兰考》一书对此事有详细的描写，包括时间(1948年3月)、地点(考城)、人物(牺牲的区长革飞、曾宪玉、边文学、焦庆双等)等内容。面对如此详实的事实，不知任彦芳如何解释。

　　此外，《焦裕禄在兰考的日日夜夜》、《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焦裕禄》等书籍对此事都有记载。

　　焦裕禄召开常委会回忆革命史，还有“烈士马福重被敌人破腹后，肠子被拉出来挂在树上。”的回忆。

　　任彦芳质疑说：“马福重不是烈士。他是先把枪交出来的后被敌人抓住处死的。”

　　关于马福重的烈士身份，1966年10月杨捍东奉河南省委之命，专程到兰考调查真相。调查中，为核实马福重的真实身份，杨捍东到山东曹县小杨口村，看到了马福重家的烈属牌，接着又按马家指点，连夜赶往曹县界牌村南地，在墓群中找到马福重的坟茔，划火柴照见墓碑，上写“马福重烈士之墓”。(韩德强：《围绕焦裕禄和张钦礼的是是非非》)这说明，所谓“马福重不是烈士”的说法是无稽之谈。

　　其实，常委会回忆“一个月九个区长牺牲”也好，回忆“马福重烈士牺牲也好”其目的都是为了说明革命的艰难、革命烈士不怕牺牲的崇高精神，以激发大家改变兰考面貌的革命精神和革命决心。大通讯写这些，既不是要搞历史考证，也不是要搞人物鉴定。任彦芳避开大通讯的宣传主题，专门纠缠这些细支末叶，这不是鸡蛋里挑骨头吗?

　　大通讯有一段焦裕禄组织学习毛选的描写：“紧接着，焦裕禄组织大家学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文章”

　　任彦芳质疑说：“焦裕禄在开会时讲毛泽东思想方法，也学习过这些文章，却从未这样集中地学习今天称为“老三篇”的文章”

　　关于这个问题，可以分两个层面来讨论。一是有没有“焦裕禄组织大家学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文章”这回事，二是究竟是在哪次会议上“焦裕禄组织大家学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文章”的。

　　关于第一个问题，有很多文献可以证明，例如：

　　《焦裕禄在兰考》一书的17页:”……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记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文章。” 。

　　《焦裕禄在兰考的日日夜夜》13页：“1月上旬焦裕禄组织县委一班人学习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记念白求恩》《愚公移山》……”

　　《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焦裕禄》一书的77页：“焦裕禄组织大家学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文章”

　　就连任彦芳也说：“焦裕禄在开会时讲毛泽东思想方法，也学习过这些文章”

　　所以“焦裕禄组织大家学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文章”这件事实是没有争议的。

　　有争议的是：学习的时间是不是确实发生在“车站之夜县委会”上。

　　应该说，在有关焦裕禄的文献中对这个问题的说法是有些差别的，而且有关两次县委会的内容也不尽一致。例如：

　　张钦礼回忆“车站之夜县委会”时并没有提到学习毛主席著作一事。

　　《焦裕禄在兰考》一书把回忆革命史的情节也写到“车站之夜县委会”的内容中。

　　《焦裕禄》一书把“紧接着，焦裕禄组织大家学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文章“解释为县委会结束以后才进行的活动。

　　《焦裕禄在兰考的日日夜夜》一书把学习毛著一事写入“县委会回忆革命史”的内容中。

　　怎样看待这些现象呢?

　　焦裕禄的事迹来源于人们的回忆。而由于时过境迁，回忆往往与事实会有些出入，所以不同人的回忆就有了差别。

　　通讯报导的客观真实性不等于现场录音、现场录像式的报导。为了使通讯的主题更突出、更鲜明、更感人，必须对实际生活中的素材有所选择、有所取舍、有所调整，有所提炼。这不叫失真，更不是虚构，恰恰是通讯报导的优势所在。

　　就“焦裕禄组织大家学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文章”这件事来说，既然事实是确实存在的，有争议的只是事件发生在哪一次会议上，穆青选择其中一种说法写入大通讯，也是无可厚非的。

　　另外一个关键证据是：大通讯稿件清样发表前，兰考县常委会对稿件中的事实进行了核查。常委们都是“两次县委会”这件事的当事人，如果事实不存在，肯定会有人会提出异议的。而“两次县委会”这件事当时并没有人提出异议。这就说明，常委们认可了“两次县委会”事件的存在。

　　最后谈一下本文引用文章的客观公允性。张钦礼的文章和《焦裕禄在兰考》一书都是在文革前发表和出版的，可以排除文革派性恩怨。《焦裕禄在兰考的日日夜夜》一书作者之一周长安，《焦裕禄》一书作者之一张清洁，曾联名写信反映大通讯“严重失真”问题，想必这些书的内容不会偏袒大通讯吧?

　　《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焦裕禄》一书是由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开封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兰考县委联合编著的。客观公允性不言而喻。

　　至此，任彦芳在其书中提出的有关焦裕禄召开的两次县委会的5个所谓“严重失真”问题，都证明是不存在的。

　　“焦裕禄批评装潢县委计划”的事实真相

　　本节讨论第九到第十个质疑问题

　　大通讯有一段关于焦裕禄批评县长程世平的描写，大意是程世平提出了一个装潢县委领导干部办公室的计划，遭到了县委大多数人的反对和焦裕禄的批评，最终放弃了这个计划。

　　任彦芳在《焦裕禄身后》一书中对此进行了质疑：“事实是兰考接待领导的住所没有被子，饭堂没有桌子和坐物，开封专员孙玉尊提议改善一下条件，焦裕禄是支持此事的。只是找不用布票的布和等外木材做了一些被子和桌子。

　　任彦芳的这种质疑实际上是“文不对题”，把领导办公室装潢计划和县委招待所改善计划混为了一谈了。

　　大通讯原文是这样说的：程世平“提出了一个装潢县委和县人委领导干部办公室的计划。连桌子、椅子、茶具，都要换一套新的。为了好看，还要把城里一个污水坑填平，上面盖一排房子。县委多数同志激烈地反对这个计划。……”。经过焦裕禄批评和耐心说服，最后，程世平“认识了错误，自己收回了那个“建设计划”。

　　从大通讯原文，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事情的起因是装潢计划，县委多数同志和焦裕禄反对的也是是这个装潢计划，最后程世平收回的还是这个装潢计划。所以，装潢计划是整个事件的核心。

　　任彦芳要证明大通讯在这个问题上失真，就应该拿出真凭实据，证明根本不存在那个装潢计划，或程世平提出的计划里不存在那些铺张浪费的内容。

　　但是，在任彦芳的书中，根本就找不到这样的证据，就连装潢计划这个词也没有出现过一次。相反，他用大量的文字描述孙玉尊专员如何看到县委招待所的简陋，如何提议拨资金支持改善县委招待所以及地委检查组调查等等。这些描写对于证明装潢计划的存在与否是毫无用处的。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们综合任彦芳书中的材料和大通讯里的有关材料列出事情的全部经过。

　　第一段，兰考招待所没有被子，饭堂没有桌子和坐物，开封专员孙玉尊提议改善一下招待所条件，批了一笔资金，用来改善兰考招待所条件。这一段，大通讯根本没有涉及，也无所谓失真问题。

　　第二段，之后，程世平乘机提出了一个装潢计划，用于装潢县委领导干部办公室。但遭到了县委大多数人的反对和焦裕禄的批评，最终放弃了这个计划。大通讯就是写的这一段，而任彦芳的书中一字未提。

　　第三段，程世平放弃那个装潢计划后，和焦裕禄一道，按当初与孙专员商量的计划，做了被子和家具，改善了县委招待所。这一段，大通讯也没有涉及。

　　第四段，地委检查组来兰考调查做被子、家具之事，作结论说：被子、家具应该做，但是否快了点、多了点。并没有深究。这一段，大通讯也没有涉及。

　　第五段，焦裕禄在常委会上谈到此事时认为：虽然按需要也不算多，但兰考是灾区，对群众还是有一些不良影响的。这一段，大通讯也没有涉及。

　　由此看出，任彦芳对关键的第二段只字不提，而对一、三、四、五段这些与大通讯没有关系的事情上用大量文字进行详细的描写，就是要把水搅浑，以便浑水摸鱼。

　　从任彦芳引用程世平的一段话里可以看出他是怎么混水摸鱼的：“写焦裕禄的那篇大通讯上……说我要装潢县委……说换了桌、板凳，那事是孙玉尊专员提出来的，焦裕禄同意的……是我和老焦一块到木材公司买的等外品……怎么安在我身上?算在我一人头上?……那不实事求是呀……”

　　“说我要装潢县委”，却不说清楚要装潢的是县委招待所还是县委领导干部办公室，这种模棱两可的表达就给下一步浑水摸鱼留下了空间。

　　“说换了桌、板凳” ，这一句话是关键之处，因为“装潢县委办公室”只是一个计划，还没有实施就胎死腹中了，大通讯并没有说县委办公室换了桌、板凳，换了桌、板凳的是县委招待所。这样，就把大通讯没有说的话强加到大通讯上，偷偷地把“装潢县委”换为装潢县委招待所了。

　　“那事是孙玉尊专员提出来的，焦裕禄同意的……是我和老焦一块到木材公司买的等外品……怎么安在我身上?算在我一人头上?……那不实事求是呀……”，偷换概念以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大喊冤枉了。

　　综上所述，在任彦芳质疑大通讯失真的文字里，没有提出一条能否定装潢计划存在的证据。

　　那么，有没有肯定装潢计划存在的证据呢? 有的。

　　早在大通讯发表前的1964年11月，新华社记者张应先、鲁保国、逯祖毅等采写的《焦裕禄忠心耿耿为人民》新闻稿中就讲到了此事：“今年春天，县委有的干部主张把县委机关搬到北边的大堤上，重新盖一批新房子……”

　　不久，河南日报文章《焦裕禄同志，兰考人民怀念你》也讲述了这个事情。(黎路、薛庆安、刘俊生《焦裕禄同志，兰考人民怀念你》河南日报1965年1月7日)

　　这就是说，连同大通讯在内，共有9位不同的作者，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文章里都报道了有关“装潢计划”的事情。这就有力地证明了“装潢计划”存在的真实性。

　　当时的县政府办公室主任樊哲民也证实程世平确有“装修县政府办公室”的想法。樊哲民回忆说：“兰考县政府驻地，很早以前是文庙，日本鬼子侵略时期是伪县政府，日本鬼子的顾问在跨院里盖了两层楼房。历年多任的县长都住在这个小楼上，人们称它为县长楼。县长楼年久失修，非常破旧。程世平当县长后，也住在这个楼上。他多次向身边的工作人员谈起装修县政府办公室的想法。有一次程世平对我说，办公室墙体起碱起的太厉害，他打算给办公室装上木头墙裙。不过后来焦裕禄对此提出了批评，装修计划并没有实现。”

　　另外，大通讯稿件清样发表前，兰考县常委会对稿件中的事实进行了核查，在稿件中，常委们都是装潢计划这件事的当事人，而当时为此事还进行过激烈的争论。如果事实不存在，肯定会有人会提出异议的，而装潢计划这件事当时并没有人提出异议。这就说明，常委们认可了“装潢计划”事件的存在。

　　下面讨论一下与此有关的另一个所谓“严重失真“问题。

　　大通讯在叙述焦裕禄批评“装潢计划“时引用了焦裕禄的一句话：

　　”坐在破椅子上不能革命吗?“

　　任彦芳认为，这句话是焦裕禄对卓兴隆说的，大通讯用在了程世平身上，就是“严重失真”。这种观点令人可笑，实在经不起推敲。

　　焦裕禄并没有宣布过他一句话不能说两遍，为什么对卓兴隆说过的话就不能对程世平说了呢?事实上，焦裕禄说过的很多个性化的精辟的语言,比如“吃别人嚼过的馍没有味道”、“干部不领、水牛掉井“、“要亲自掂一掂灾害的份量”、“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等等都是多次在干部和群众中反复说过的。特别是”坐在破椅子上不能革命吗?“这句话，用在程世平的装潢计划上是再合适不过了，因为装潢计划内容之一就是把破椅子换成新椅子。所以，焦裕禄用”坐在破椅子上不能革命吗?“这句话批评程世平，不但有可能，而且有极大可能，是一个大概率事件。任彦芳在这个问题上对大通讯的指责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焦裕禄的枕下遗物之谜

　　大通讯里有这么一句话，焦裕禄死后，“人们在他病榻的枕下，发现了两本书：一本是《毛泽东选集》，一本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任彦芳的《焦裕禄身后》一书却对此事进行了质疑。任彦芳在书中说：为此情节，我找到焦裕禄的大女儿焦守风，守凤说：“我爸爸去医院什么书也没有带。他临终对我说：‘……你已经工作了，爸爸没有什么礼物送给你……家里的那套《毛泽东选集》，就算送给你的礼物吧。'爸爸死后，是我和妈妈收拾爸爸遗物，他的枕头下哪有《毛泽东选集》和《共产党员的修养》啊?大通讯上写得不对。”

　　任彦芳引用焦守凤的话作为自己质疑的证据，看起来非常有力，没有什么毛病可挑剔了。那么，大通讯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下面这些更为有力的证据说明，毛泽东选集》和《共产党员的修养》确实是焦裕禄逝世后在医院留下的遗物。

　　“省委、地委的负责同志，曾多次去医院探望他，有时还见他拿着毛主席著作，在用心地学习。(《焦裕禄在兰考》中共兰考县委编写组 1964年4月)”

　　时任开封地委组织部长的王向明回忆说：“想起焦裕禄同志危重住院的时候，就好像看到他一手按着肝部，一手拿着毛主席著作在学习。”(王向明《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河南日报1966年2月)

　　焦裕禄夫人徐俊雅在回忆文章《永远的怀念》中说：“老焦在身体极度虚弱，生命的最后一息，还要坚持每天学习毛主席著作，……”(化汉三《难以忘却的怀念》1992年12月)

　　时任河南医学院内科教研组副主任的段芳龄回忆说：“……他似乎已经知道患的是不治之症，但他仍然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他枕头下的两本书《毛泽东选集和《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他必读书籍。”(段芳龄《他顽强地和疾病作斗争》)

　　《焦裕禄在兰考》一书收录了焦守凤《回忆爸爸》一文，该文回忆，焦裕禄曾对焦守凤说：“小梅，你从我手里继承的只有党的事业，别的什么也没有……我留给你的，只有一部《毛泽东选集》。不过我手边的这一本，现在还不能给你，当我活着时，我还要学习毛主席著作……《毛泽东选集》就作为我留给你的纪念品。你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那里边，毛主席会告诉你怎样工作，怎样做人，怎样生活……

　　1990年，焦守凤接受记者王钢采访时说，父亲说：“爸爸工作几十年，也没啥好留给你的，这套《毛泽东选集》、这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给你，毛主席会教你怎样工作，怎样做人。……”(王钢：《爸爸的凝视---访焦裕禄的女儿焦守风焦守云》河南日报1990年5月16日)

　　请注意，这里焦守凤转述焦裕禄说的是“这套《毛泽东选集》、这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给你”，“这套”、“这本”这两个词恰好证明了毛泽东选集》和《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两本书是存在于焦裕禄身边的。

　　二十多年后的2012年，一篇采访焦裕禄二女儿焦守云的通讯报道又提到了这件事：“在弥留之际，焦裕禄把大女儿焦守凤叫到了身边，把一本《毛泽东选集》和一本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交给她说：“你要好好学习，书里边会教你怎么工作，怎么生活。”“(《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丁》作者：谢中来源：《刊授党校》2012.7)

　　上述不同时间、不同人物提供的事实互相印证，有力地证实了这么一件事：焦裕禄住院期间确实是把《毛泽东选集》和《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带在身边的。

　　焦裕禄住院带上这两本书是为了阅读的，按常理推断，这两本书必定应该放在随手可取的位置，如床头、枕边、枕下、床头柜上等。大通讯用“枕下”这个词实际上是一种形象化的说法，泛指床头附近。就像说：“某夫妇膝下一双儿女活泼可爱”，人们并不会真的到他们的膝盖下面寻找这对孩子一样，人们也不会真的认为写了“枕下发现”，而实际上书在枕边被发现就是“严重失真”。

　　那么，任彦芳引用的“焦守凤证词”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任彦芳所引用的证词存在一个大漏洞，那就是没有注明证词产生的时间。这不是任彦芳的疏忽大意，而是他不敢把证词的产生时间公布于众。正因为如此，为了弄清证词的真相，我们有必要弄清证词产生的时间。

　　据任彦芳说，此证词是他亲自询问焦守凤时得到的回答，所以证词产生的时间必定发生在任彦芳在兰考工作期间。根据任彦芳在他的书中提供的材料，任彦芳在兰考工作有两个时期，一是1965年3月到1966年3月，二是1980年10月到1981年1月。由于大通讯发表于1966年2月，所以第一个时期基本可以排除，于是证词产生的时间就可以确定在1980年10月到1981年1月之间。

　　任彦芳在书中披露，他曾被兰考县委从河北借调到兰考参加了针对大通讯失真问题的地县调查组。调查时间就是从1980年10月到1981年1月。由此可知，任彦芳是以地县调查组的身份向焦守凤进行调查询问的。

　　现在有必要交代一下当时的时代背景。了解兰考文革过程的人都知道，文革中围绕大通讯“失真”和张钦礼的是是非非，兰考分成拥张和反张两大派。随着文革运动的反复，这两派时而上台掌权，时而下台挨整，不断地“翻烧饼”，积怨越来越深。1980年10月，正是河南清查运动的高潮，反张派上台掌权，拥张派的人马被彻底打翻在地，判刑的判刑、开除的开除、免职的免职。张钦礼就在当年8月被判刑13 年。属于拥张派的焦守凤虽然由于焦裕禄女儿的特殊身份，处境比其他的拥张派稍好一些，但也失去了原有的所有领导职务，处境也是非常艰难。

　　在这种情况下，面对大权在握的反张派对立面，面对倾向性明确的地县调查组，作一些违心的陈述也就在所难免了。对此，善良的人们都会给予充分的理解的。

　　至此，80年焦守凤的证词问题已真相大白。

　　把90年焦守凤的谈话和80年焦守凤的证词相对比，哪个是事实的客观陈述，哪个是违心的无奈之举，不是已经很清楚了`吗?。

　　结论：大通讯关于“枕下遗物”的描写，千真万确

　　但是，虽然证明了大通讯所写焦裕禄枕下遗物之事确系事实，但仍然存在一些谜团没有解决。

　　第一个问题是焦裕禄逝世前对焦守凤的谈话。这个谈话虽然在焦守凤的回忆文章里和记者采访焦守凤的报道里多次披露过，但具体内容却很不一致。

　　第一种表述：(焦守凤:忆爸爸 1966、1992)

　　“小梅，要听妈妈的话，帮助妈妈带好弟弟妹妹，你参加革命工作了，爸爸没有什么送你，家里的那套《毛泽东选集》，就作为送你的礼物吧!那里边毛主席会告诉你怎么工作，怎么做人，怎么生活……”

　　第二种表述：(王钢：关于焦裕禄的一篇流泪的报导1990)

　　“小梅，爸爸的病治不好了。你是老大，担子重，要和你妈把弟妹们抚养大，不要给组织上添麻烦，提要求……爸爸工作几十年，也没啥好留给你的，这套《毛泽东选集》、这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给你，毛主席会教你怎样工作，怎样做人。还有这块手表，跟爸爸这么多年，留给你，看见它就看见了爸爸……”

　　第三种表述：(焦守凤:忆爸爸《焦裕禄在兰考》)

　　“小梅，爸爸的病治不好了。”

　　“小梅，你从我手里继承的只有党的事业，别的什么也没有……我留给你的，只有一部《毛泽东选集》。不过我手边的这一本，现在还不能给你，当我活着时，我还要学习毛主席著作……《毛泽东选集》就作为我留给你的纪念品。你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那里边，毛主席会告诉你怎样工作，怎样做人，怎样生活……你要好好学习，严格要求自己，以雷锋为榜样，争取早日入党，当一个红色的接班人。”

　　另外，还有一些文章，内容虽然大体与上述三种表述之一相同，但总有某些细节不尽相同。原因何在呢?

　　由于笔者只是一个普通的草民，无缘当面咨询当事人，所以只能根据现有材料作一些推测。

　　第一个原因可能是转述造成的。焦裕禄和焦守凤的谈话是父女间的亲情谈话，它不同于开会讲话，更不同于写文章。这类谈话往往无拘无束、无边无际，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话题不断地切换，显得没有条理。焦守凤的回忆不是谈话录音，它是焦裕禄原话的转述，对于有些记者的报导来说，就成了转述的转述。

　　既然是转述，就有一个对有些杂乱的原话进行一些必要的梳理、调整和去舍的问题，而每次转述时的梳理、调整和取舍都不会完全一样，所以就出现了谈话在不同的报导里不尽相同的现象。

　　第二个原因是，回忆文章可能是焦裕禄谈话中的某个时段的部分内容，每次回忆的时段不同内容就会不同。

　　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们根据现有材料加上必要的推测对当年焦裕禄和焦守凤的谈话进行一次偿试性的复原。(以焦守凤的口吻)

　　走进病房一看，我心里一惊，一个多月不见，爸爸瘦多了，几乎使我认不出来了。爸爸倒很坦然，他慈祥地望了望我，示意我坐到他的床边。爸爸头一句话就问我，“小梅，兰考淹了没有?你把咱县的实际情况告诉我!”

　　我回答道：“我最近没有去兰考，听说没有淹。”

　　爸爸不相信地说：“我知道。我要赶快把病治好，马上回去干工作。”

　　爸爸还问弟弟妹妹怎样，说爸爸很想他们

　　爸爸知道我考上农贷员后，很高兴，说：“小梅，要听妈妈的话，帮助妈妈带好弟弟妹妹，你参加革命工作了，爸爸没有什么送你，家里的那套《毛泽东选集》，就作为送你的礼物吧!那里边毛主席会告诉你怎么工作，怎么做人，怎么生活”

　　当母亲徐俊雅出去打水时，父亲说：“小梅，爸爸的病是治不好了，你是老大，担子重，要和你妈把弟妹们抚养大，不要给组织上添麻烦，提要求……”我不让父亲往下说，安慰说：“你的病，来省医院一治准好”。父亲说：“爸爸工作几十年，也没啥好留给你的，这套《毛泽东选集》、这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给你，毛主席会教你怎样工作，怎样做人。不过我手边的这一本，现在还不能给你，当我活着时，我还要学习毛主席著作。还有这块手表，跟爸爸这么多年，留给你，看见它就看见了爸爸……”

　　上述谈话明显分为两个时段，第一时段是徐俊雅在场时的谈话，谈话的气氛还比较正常，特别是谈到焦守凤考上农贷员已正式参加了工作时，焦裕禄把《毛选》作为礼物送给女儿，还流露出一丝喜悦之情。

　　但是，当徐俊雅出去打水时，随着焦裕禄的一声“爸爸的病是治不好了”，谈话气氛骤变，成了一场生死诀别的父女亲情倾诉。《毛选》由“礼物“变成了“遗物”，还有《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手表都作为“遗物“留给了焦守凤。

　　这样，我们就清楚了。“……家里的那套《毛泽东选集》，就作为送你的礼物吧!……“这段话是在开始时段，徐俊雅在场时焦裕禄说的话。而“……这套《毛泽东选集》、这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给你……”这段话是徐俊雅不在场时焦裕禄对焦守凤的临终交代。两者都是真实的。

　　那么，焦裕禄为什么要单独对焦守凤作临终交代呢?这里要说明一个有些读者可能还不十分清楚的一个情况。这个情况就是，焦守凤不是徐俊雅的亲生女儿，徐俊雅是焦裕禄的第二任妻子。尽管徐俊雅对焦守凤视同亲生，关系也十分融洽，但毕竟是不一样的。焦裕禄自知不久于人世，在辞世前对焦守凤作一些较多的关爱，也是人之常情。

　　焦裕禄临终时与焦守凤的父女亲情倾诉，情真意切，催人泪下，但这个感人至深的素材为什么没有被写进大通讯里呢?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第二个问题。

　　第一个原因可能是篇幅限制问题。因为焦裕禄的感人事迹实在是太多太多，用穆青的话说就是“就是把素材堆起来，也是一篇好通讯。”所以，即使是长篇通讯，也是无法把焦裕禄的所有事迹都写出来的，只能有所取舍了。

　　第二个原因是，这个素材牵连到焦裕禄的一些个人隐私问题，如徐俊雅的继母身份及焦裕禄的两次婚姻等，都是有些敏感的问题。大通讯的作者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谨慎态度充分体现了对当事人的尊重和人文关怀。这和现在某些无良记者为了一己之利，不惜侵犯他人的隐私的恶劣行为形成鲜明的对比。

　　由于上述两个原因，穆青等作者面对这个素材陷入用之不便，弃之不忍的两难地步，权衡利弊后，最终以淡淡的一句话定稿“人们在他病榻的枕下，发现了两本书：一本是《毛泽东选集》，一本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在文革中，由于刘少奇的这本书成了《黑修养》，这句话成了大通讯的一条罪状。

　　某人以嘲笑和兴灾乐祸的口吻提到了这件事:”历史对记者开了玩笑，没有想到不久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刘少奇的著作成了《黑修养》，红卫兵质问穆青：你为什么把毛主席的好学生，说成是刘少奇的好学生，他无言以对，因为这是记者硬加上去的。”(任彦芳：《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功绩和失误)

　　现在已经知道，焦裕禄带《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住院是确有其事的。那么面对红卫兵的质问，穆青为什么无言以对呢?这是我们要讨论的第三个问题。

　　其实，穆青如果为了自保，只要把手里的真凭实据拿出来就行了，自己就可能摆脱干系。但是，这样一来，压力就会转向向他提供素材的焦守凤。在当时刘少奇被打成最大的“走资派”的形势下，任何与刘少奇有联系的事情都是很危险的，如果进一步追究下去，连焦裕禄本人的光辉形象也会受到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保护焦裕禄形象、保护焦裕禄家人不受牵连，“无言以对”是最好的办法。但这样一来，穆青就得承担“诬蔑焦裕禄为刘少奇的好学生”的罪名。这在当时是有很大风险的，但穆青毅然承受了。

　　于是我们明白了：穆青面对红卫兵的质问“无言以对”，不是因为弄虚作假，不是理屈词穷，而是保护焦裕禄形象、保护焦裕禄家人的高尚义举。

　　这样，任彦芳抹黑大通讯的企图就又落空了。

　　焦裕禄对张钦礼的临终遗言之真相

　　大通讯有一个动人的情节，写焦裕禄逝世前和张钦礼的谈话,以及最后的嘱托：“要求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

　　任彦芳的《焦裕禄身后》一书对此事进行了质疑，认为与事实不符。说：张钦礼去看焦裕禄,焦的妻子就在身边,他们只说了几句话,张钦礼便走了。焦裕禄的这段话是对地委领导讲的。大通讯却安在张钦礼头上,造成了“最亲密的阶级战友”的印象。

　　为了证实自己的论断，他还引用了焦裕禄夫人徐俊雅的话：“老焦住院时跟他说过那话吗?那些话是跟地委组织部长王向明、省委组织部长张健民讲的，根本没有跟张钦礼说……“

　　这段话与任彦芳在其书中列举的其它所谓证据一样，没有时间、没有地点、没有人物(不知道徐俊雅是对谁说的这段话)、没有背景(徐俊雅是在什么情况下说这些话的)，因而它的证明力是很值得怀疑的。

　　另一方面，有很多证据都证明了，焦裕禄对张钦礼留下临终遗言是确有其事的。

　　第一，就在焦裕禄向省、地委负责同志留下遗言仅五天之后，张钦礼就在省沙区造林会议上讲到了焦裕禄的临终遗言，这在当事人新华社记者鲁保国、张应先和河南日报记者李光照的回忆文章里都有记载。(刘春杰：《发现焦裕禄的前前后后——访原新华社河南分社记者鲁保国》生活时报1999年05月14日张应先：《焦裕禄事迹怎是样被发现的》李光照《学习和宣传焦裕禄的三次高潮》》新闻爱好者：上半月 2004年第12期)

　　那么，张钦礼有没有可能从其它渠道得到焦裕禄向省、地委负责同志留下遗言的信息呢?

　　回答是：不可能。

　　一是从时间上说，从焦裕禄5月13日留下遗言到5月18日张钦礼在省沙区造林会议上讲到了焦裕禄的临终遗言，仅有五天。而焦裕禄的临终遗言，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传播范围非常有限。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张钦礼不可能从其它渠道得到焦裕禄向省、地委负责同志留下遗言的信息。

　　二是，当时兰考县的干部群众，包括县委领导，都不知道焦裕禄向省、地委负责同志留下遗言的信息。在民权开会的张钦礼自然也不会知道焦裕禄13日遗言的信息。

　　这就是说，从5月13日焦裕禄留下遗言到5月18日张钦礼到民权会议上作典型发言，张钦礼与知悉焦裕禄遗言的人接触，得到焦裕禄13日遗言的可能性等于零。

　　既然张钦礼在省沙区造林会议上讲到焦裕禄遗言时并不知道焦裕禄5月13日留下的遗言，那么张钦礼讲到的焦裕禄遗言只能是焦裕禄在5月10日对张钦礼留下的。

　　第二，根据县委通讯干事刘俊生回忆，1964年8月29日，张钦礼给河南省委写了一份《关于兰考人民除“三害”斗争中焦裕禄事迹的报告》，报告里又一次提到焦裕禄的临终遗言。省办公厅主任郝友三阅后认为很好，打印80份，分送省委领导。省委一位副书记读了这个报告很感动，在一次会议上，表扬了焦裕禄：有一位县委书记叫焦裕禄，他活着抱病治理三害，死后又要求将他埋在沙丘上，看着人民治沙。这又一次证明了焦裕禄确实对张钦礼留下了临终遗言。

　　第三，张钦礼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学习焦裕禄同志的革命精神，彻底改变兰考县的自然面貌》，文章里提到了焦裕禄的临终遗言，文章说，焦裕禄郑重地对我说：“我死了`要把我埋到兰考的沙丘上，我活着没有看到兰考面貌的彻底改变，死后我也不离开那里。”这篇文章登在1964年12月19日的河南日报上。作为焦裕禄的夫人，徐俊雅不可能没读过这篇纪念焦裕禄的文章。但当时徐俊雅并没有表示过不同意见。

　　上述这三件事实，都发生在穆青、周原到兰考采访的一年前。当时，谁也想不到焦裕禄会成为轰动全国的大典型，所以，张钦礼不存在编造焦裕禄临终遗言借以出名的动机。所谓“借编造焦裕禄临终遗言来骗取亲密战友身份”的谎言也就不攻自破了。

　　第四，有人证明：焦裕禄确实说过两次临终遗言。这个人名叫穆东起，他回忆说：“我原在省委组织部作干部保健工作。焦裕禄住院的时候，我和他在一起……。就在他已经知道自己的病是不治之症的时候，仍然念念不忘兰考。他不止一次要求：“我死了，要求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只好。”“(穆东起：《他心里只有党，只有人民》河南日报1966年2月14日)

　　穆东起原为省委组织部干部，发表此文时，任滑县老庙公社党委副书记。穆东起除在焦裕禄住院其间与兰考有短暂的接触外，与兰考毫无瓜葛，这段回忆的客观公正性是没有问题的。

　　最后，我们从相关事件的因果逻辑关系上看焦裕禄对张钦礼留下遗言的必然性。

　　根据搜集到的公开资料，我们对张钦礼到医院探望焦裕禄的经过作了详细的梳理，兹将相关事实列举如下：

　　1 5月10日，医院发出第一张病危通知书，张钦礼到郑州看望焦裕禄。(《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焦裕禄》)

　　2 张钦礼先去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组织部负责同志把两张诊断书的事，都给他说了。(《焦裕禄在兰考》)

　　3 省、地委负责同志先去看望焦裕禄。焦裕禄问自己的病情：“我的病到底还行不行?”但领导并没有明确回答。(穆东起：《他心里只有党，只有人民》河南日报1966年2月14日)

　　4 省、地委负责同志走后，张钦礼进入病房看望焦裕禄。(王`威、张耀达、李智、宋景献、木森：《焦裕禄》)

　　5 焦裕禄问病情，张钦礼无奈暗示了病情(《焦裕禄在兰考》)

　　6 焦裕禄留下临终遗言(《焦裕禄在兰考》)

　　这几件事，互为因果，环环相扣，焦裕禄留下临终遗言是事情发展的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

　　现在讨论焦裕禄向张钦礼问病情这件事的真实性。5月10日，医院已发出第一次病危通知书，焦裕禄病情严重恶化。自己的病情到底如何，应该是焦裕禄关心的一件大事。焦裕禄关心的事，在没有解决以前是不会放弃的。这是焦裕禄的性格。例如，焦裕禄见焦守凤、见刘俊生、见张钦礼，第一个问题都是兰考淹没淹。这说明了焦裕禄身在医院，心系兰考的崇高品德，同时也使我们认识到，焦裕禄对自己的病情也是遇到机会就会询问的。特别是焦裕禄刚刚就自己的病情刚问过省委、地委领导，而且没有得到明确的回答。在随即张钦礼又来探望情况下，再次询问病情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如果不问，反而不合情理。

　　所以，焦裕禄向张钦礼问病情应该是真的。张钦礼在焦裕禄的一再催问下，无奈用“组织决定”暗示了病情。这也在情理中了。

　　如果这两件事都是真的，那么焦裕禄留下临终遗言就是事情发展的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焦裕禄在知道自己的生命快要结束时，第一个要做的必然是想向组织表达自己的临终愿望，而张钦礼是兰考县委副书记，正是向组织倾诉心愿的合适人物。焦裕禄不能未卜先知，他不知道在他的生命结束之前还会有更高的领导来看他。所以，在知道自己生命即将结束时，首先对张钦礼留下临终遗言，是焦裕禄的必然选择。

　　综上所述，焦裕禄向张钦礼留下临终遗言是确定无疑的事实。

　　2012年播出的电视连续剧《焦裕禄》是得到中央领导和焦裕禄二女儿焦守云认可的。关注张钦礼命运的人们会欣慰地发现，以张钦礼为生活原型的剧中人物县委副书记张希孟，终于以一个正面人物形象出现在电视屏幕中，尽管语言和行为都不多。特别令人欣慰的是剧中关于焦裕禄临终遗言的场景。焦裕禄讲述临终遗言时，省委、地委负责同志和张钦礼都在场听到了。在焦裕禄讲述临终遗言时，特写镜头三次扫向张钦礼，以强调这个事实。这就意味着中央领导和焦裕禄的家人都认可了焦裕禄对张钦礼留下临终遗言这一事实。

　　张钦礼九泉之下有知，也应该感到一丝安慰了吧!

　　焦裕禄照片事件之谜

　　大通讯在讲述张钦礼去医院探望焦裕禄时讲到了：焦裕禄从怀中掏出一张自己的照片送给了张钦礼。

　　任彦芳在《焦裕禄身后》一书中提出了质疑：“焦裕禄送给张钦礼照片的情节属于子虚乌有。焦裕禄的妻子徐俊雅说：老焦去住院，身上根本没有带着照片，他从哪儿拿照片送给张钦礼呢?

　　据当事人谈，焦逝世后，需要焦的照片，平时，焦裕禄不爱照相，家里没有存着照片，急得没法儿，便去省委组织部，从焦裕禄的档案里找出他填表时贴的照片，取下来了。

　　张钦礼如何有这照片，并拿出来让记者们看了。这在当时是个谜。”

　　与之相反，张钦礼则公开明确宣布：焦裕禄在医院确实送给他一张照片。“在我的案头挂着他那张临终前在医院给我的照片”。(张钦礼《我们的好班长》人民日报 1966年2月19日)

　　在这件事的当事人中，一个说有，一个说没有，而最关键的当事人焦裕禄已去世，这就给事件的真假判断带来很大的困难。只能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进行分析判断以推断那一方的证明力较强。

　　首先看徐俊雅的说法，多年来人们之所以认为徐俊雅的证词是所谓“王牌证据”，主要是徐俊雅俊具有的焦裕禄夫人的特殊身份所致。如果用理性的态度，站在证据学的角度来看，徐俊雅证言也就是一份普通的证人证言，与其他当事人的证言相比，其证明效力并没有，也不应该有特殊之处。

　　从徐俊雅谈话来看，包含三个内容。一个是说“老焦去住院，身上根本没有带着照片”，这是关键证词。二是说，焦裕禄家里找不到照片，无奈从档案里取出一张焦裕禄的照片用于追悼会。三是说：张钦礼手里的照片就是开焦裕禄追悼会所用的照片。

　　关于第一点内容，由于至今没有其他证据对其给予佐证，所以可以认为这是一个孤证。第二点内容，由于有其他当事人佐证，可以认为是事实。但这一事实与焦裕禄送没送照片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第三点其实是一个判断，但此判断并没有确凿的依据。准确地说，应该说张钦礼手里的照片与开焦裕禄追悼会所用的照片用的是同一底片，这是符合事实的。但这一事实并不能证明张钦礼手里的照片就是开焦裕禄追悼会所用的照片，因为同一张底片可以洗出很多一模一样的照片来。

　　综上所述，徐俊雅证词只是一个没有其他证词佐证的孤证。

　　现在再来看看张钦礼方面的情况。

　　除了张钦礼的公开证言外，还有一个物证，这就是张钦礼手中的焦裕禄照片。张钦礼的证言和手中照片，互相印证，使张钦礼证据的证明力倍增。任彦芳等极力想证明“张钦礼手里的照片就是开焦裕禄追悼会所用的照片”以打掉这个有力的物证。但是恰恰是任彦芳自己，为了证明张钦礼和焦裕禄不睦，举出很多证据，以证明张钦礼根本没有去郑州参加禄的追悼会。(见任彦芳《焦裕禄身后》一书)但这无意间也排除了张钦礼在郑州焦裕禄追悼会期间取得焦裕禄照片的可能性。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无奈之下，任彦芳只好说“张钦礼如何有这照片，并拿出来让记者们看了。这在当时是个谜。”

　　另外，笔者还发现了一个有利于张钦礼而不利于任彦芳的证据。据时任开封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的程约俊回忆：“在办理焦裕禄后事时，家里和身上找不到一张照片。无奈，……只好……从焦裕禄同志档案中取下来一张放大。”(程约俊《受命赴兰考》引自化汉三《难以忘却的怀念》1992年12月)

　　如果真如徐俊雅所说：“老焦去住院，身上根本没有带着照片”。在办理焦裕禄后事时，徐俊雅显然在场，为什么还要从焦裕禄身上寻找照片呢?这只能说明，焦裕禄住院时，身上是带有照片的，只是由于焦裕禄临终时把照片送给了张钦礼，所以在焦裕禄身上才没能找到照片。这又一次印证了焦裕禄送照片给张钦礼的事实。

　　现在可以对比双方证据的证明力了。

　　任彦芳一方，仅有一个孤证，孤证不立，证明力本来就不强。下面这两件事实，又使它的证明力大受影响。

　　一是上面所述程约俊的关于从焦裕禄身上寻找照片的回忆与徐俊雅的孤证相冲突。

　　二是任彦芳引用的徐俊雅有关否认焦裕禄有两次临终遗言的证词，已被大量确凿证据所否定，焦裕禄临终对张钦礼讲述遗言，已几乎成为公认的事实。

　　所以，任彦芳的所谓证据，已经没有多少证明力了。

　　再说张钦礼一方：拥有张钦礼证言、照片物证和程约俊证言三个证据，而且能够相互印证，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

　　两相对比，不难得出以下结论：焦裕禄临终送张钦礼照片，是可能性很高的一个大概率事件。

　　焦裕禄“蓝图”、“文章”的时态之争

　　本节讨论第十四个问题和第十五个问题

　　大通讯的最后一节有这么一句话：“三年前焦裕禄倡导制定的改造兰考大自然的蓝图，经过三年艰苦努力，已经变成了现实。”

　　任彦芳认为这句话的时态不对，应把完成时改为进行时，他在《焦裕禄身后》一书中质疑说：“只要是到过兰考参观的人们都能感到当年兰考的现实。很显然，记者以激情之笔写下的是他们的幻觉：如果把“已经”换成“正在”，则实事求是。“

　　大通讯说的是“蓝图已经变成了现实。”，要判断这句话是否属实，首先要了解蓝图是什么，再了解当年兰考的现实是什么，最后才能得出结论。

　　关于蓝图，大通讯讲的很清楚，就是1963年7月由焦裕禄主持、张钦礼起草制定的《关于治沙、治碱、治水三五年的初步设想》(草案)。

　　从“蓝图”的标题就可以看出，这个规划的目标是三五年内实现的短期目标，而不是十年、二十年以后才能实现的的长期目标。焦裕禄是非常实事求是的，他知道把一个贫穷灾区县变成一个富裕丰产县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必须经过数十年长期的努力。焦裕禄的《关于治沙、治碱、治水三五年的初步设想》(草案)。只不过是焦裕禄改变兰考面貌的第一张蓝图。如果焦裕禄没有过早地去世，可以相信，随着蓝图不断地变成现实，焦裕禄一定会制定出第二张、第三张…..等等一系列蓝图出来，促使兰考面貌不断地改变。

　　作为改变兰考的第一张蓝图，里面可能有一些关于改变兰考的长期目标的设想。但这个规划真正规划的是三五年内就能实现的短期目标，这是不争的事实。

　　为了促成蓝图变成现实，焦裕禄还制定了《关于造林防沙的实施方案》和《排涝治碱实施方案》，发动全县党组织和群众对蓝图进行了“目标分解”。哪是生产队办的，哪是大队办的，哪是公社办的，哪是县办的，都绘制了分期分批治理的图样。1年计划应作什么工作，2年计划应作什么工作，3年计划应作什么工作，都经过群众讨论，报上级批准，然后实施。(见《焦裕禄在兰考的日日夜夜》 109页)

　　由此可见，焦裕禄的蓝图并不是虚拟的、抽象的符号，而是具体的实实在在的可核查的工作规划。而且，目标已经按一年、二`年、三年等不同的时段层层分解到从县到生产队各级组织中去。焦裕禄蓝图变成现实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

　　从附表1中列举的一些统计数字中，可以看出,焦裕禄蓝图确实变成了现实。

　　附表1 兰考县“除三害”情况汇总表

　　治沙治水治碱

　　初始状况

　　沙荒24万亩、沙丘261个、沙丘群63个沙龙17条、占地1万9千亩亩全县共有阻水工程164处，受水害的耕地面积30余万亩。

　　全县有盐碱地26万多亩

　　治理规划

　　争取在三五年内恢复到1958年以前的林区面积(19万亩)五年后起防风固沙作用见《排涝治碱实施方案》见《排涝治碱实施方案》

　　实施情况

　　林区面积已达19万亩，封闭沙丘四百四十多个，面积达一万五千多亩开挖了13条骨干排水河和一千多条小支河还有数千条小排水沟渠，构成了巨大的排涝网络。约十万亩盐碱地得到初步改良

　　实际效果

　　1965年一冬一春刮了72次大风，却没有发生风沙打死庄稼的灾害，19万亩沙区的幼林，锁住了风沙。1965年秋天下了384毫米的暴雨。由于排涝网络的作用，全县没有一个大队受灾。全县第一年粮食增产2335万斤，增长37%。

　　第三年粮食达到自给。

　　本表数据来源：

　　穆青、冯健、周原《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人民日报1966年2月7日

　　张应先等《焦裕禄忠心耿耿为人民》河南日报 1964年11月22日

　　薛庆安、刘俊生《兰考县认真总结“除三害”经验》河南日报 1965年 4月4日

　　新华社郑州十七日电《兰考大地发生巨大变化》河南日报 1966年2月18日

　　中共兰考县委编写组《焦裕禄在兰考》 1966年4月

　　周长安、赵永祥、吴玉青《焦裕禄在兰考的日日夜夜》 1990年12月

　　任彦芳及其所代表的某些人认为焦裕禄蓝图没有变成现实的理由就是，兰考面貌虽然有所改变，但远没有达到彻底改变，还有沙丘，还有盐碱，还有贫困，所以只能说正在改变。

　　任彦芳们这是在偷换概念，把三五年就能实现的短期目标偷换成几十年才能实现的长期目标，然后指责焦裕禄蓝图目标没有实现。

　　问题在于，焦裕禄蓝图里并没有说三五年后树苗能长成参天大树，也没有说三五年后能彻底消灭沙荒、盐碱和水害，更没有说三五年后兰考能彻底摆脱贫穷。任彦芳们用长期目标来检验一个短期规划完成与否实在是没有一点道理的。

　　任彦芳还质疑说：

　　“大通讯作者在下一段的抒情中，显然用了夸张的描绘：“焦裕禄生前没有写完的那篇文章，由三十六万兰考人民在兰考大地上集体完成了”。

　　这里应该把完成时改为正在进行时，方为实事求是“

　　焦裕禄生前没有写完的那篇文章显然就是那篇“兰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文章。这篇文章是对兰考实施除三害蓝图规划以来工作的总结和展望，准备在河南日报上发表的。大通讯这里把“蓝图”又比喻为“文章”显然是一种抒情的写法，含义与上一句是一样的。所以说，文章由” 由三十六万兰考人民在兰考大地上集体完成了“也是符合事实的，道理和前面所述道理一样。

　　说大通讯夸大了兰考的变化，把兰考写的太好，这种指责在任彦芳的书中多次出现过。但是任彦芳从来没有指出大通讯描写兰考的那些具体变化是夸大的。其实，大通讯对兰考的变化是有具体描写的，例如：

　　一九六五年粮食已经初步自给了。

　　一九六五年兰考县连续旱了六十八天，从一九六四年冬天到一九六五年春天，刮了七十二一九六五年次大风，却没有发生风沙打死庄稼的灾害，十九万亩沙区的千百条林带开始把风沙锁住了。

　　这一年秋天，连续下了三百八十四毫米暴雨，全县也没有一个大队受灾。

　　兰考灾区面貌的改变，还只是兰考人民征服大自然的开始。

　　任彦芳能指出那一条是假的吗?

　　任彦芳在书中拿兰考的盐碱地来说事：“陇海路两边村的盐碱地一片白呀!那是六万二千亩不毛之地呀”据此证明大通讯的夸大。

　　应该承认，兰考治碱的成效虽然也取得不少成绩，但相对而言，没有治风沙、治洪水的成绩突出。兰考盐碱地的根本改造是焦裕禄逝世后，在张钦礼主政兰考期间，用黄河水灌淤的方法完成的，那已经是10年以后的事情了。当时的盐碱地只有局部改良，确实没有得到根本改造。

　　但是大通讯并没有否认这个事实。查遍大通讯讲述除三害成果的段落，只能查到治风沙，治洪水方面的成果，并没有治盐碱方面的成果。仅在抒情部分写了一句“几辈连茅草都不长的老碱窝开始出现了碧绿的庄稼，”。这也不能算夸大吧?

　　而且，大通讯描述除三害成果时遗词造句也是很严谨的：

　　说的是粮食“初步自给”，并没有说“完全自给”。

　　说的是老碱窝“开始出现了” 碧绿的庄稼，并没有说“完全变成了” 碧绿的庄稼。

　　说的是生产队“没有受灾”，并没有说获得了“好收成”，更没有说是“大丰收”。

　　大通讯还特别指出“兰考灾区面貌的改变，还只是兰考人民征服大自然的开始。”

　　这哪有一点夸大的影子呢?

　　所以，任彦芳的这一质疑也是站不住脚的。

　　焦裕禄与张钦礼关系真相

　　本节讨论第十六到第二十一个问题。

　　四十多年来，围绕着焦裕禄的宣传，张钦礼的名字始终若隐若现地出现在宣传焦裕禄的文章中。研究焦裕禄在兰考的活动史，研究宣传焦裕禄的来龙去脉，张钦礼是一个绝对绕不开的人物。本节就焦裕禄和张钦礼的关系问题作一个粗浅的探讨。

　　关于焦裕禄和张钦礼的关系，始终存在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张钦礼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持这种观点的人包括：大通讯《焦裕禄》的作者穆青、周原及夫人陈健，还有曾经和焦裕禄、张钦礼一起工作过的县委工作人员，更多的是基层农民群众，包括焦裕禄生前树立的四面红旗大队。另外，焦裕禄的子女也属于这个队伍。

　　他们提供了大量事实证明自己的观点。

　　焦裕禄一到兰考，就在改变兰考面貌，除三害的问题上和张钦礼一拍即合，思想上保持了高度一致。

　　当焦裕禄了解到张钦礼虽然平了反，但县委还给他留有“尾巴”时，极为愤慨，宣布为张钦礼彻底平反，怕以后再有反复，还发了红头文件;

　　焦裕禄重用张钦礼，让他主管除三害工作，还成立了除三害办公室，使张钦礼的理想和才华得到充分的发挥。

　　焦裕禄的除三害蓝图《《关于治沙、治碱、治水三五年的初步设想》(草案)。》就是焦裕禄委托张钦礼起草的。

　　焦裕禄住院治病前夕，曾委托张钦礼把自己未写完的文章《兰考人民多奇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继续写完，充分表达了对张钦礼的信任。

　　张钦礼和焦裕禄志同道合，为除三害共同奋斗，焦裕禄逝世后，张钦礼又积极宣传焦裕禄的感人事迹，最终促成大通讯《焦裕禄》的问世。所以张钦礼作为焦裕禄的“亲密战友”是当之无愧的。

　　另一种观点认为：张钦礼不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而是焦裕禄的对立面。持这种观点的人有：原开封地委、兰考县委一些领导干部和县委机关的一些工作人员。他们的对张钦礼的种种非议集中反映在任彦芳的书《焦裕禄身后》和网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功绩和失误》中。

　　下面我们就对这些非议进行一些分析。

　　非议之一焦裕禄状告张钦礼“拒不合作”

　　原开封地委书记张申回忆：“焦裕禄去了兰考，……..。后来焦裕禄来地委汇报工作，他对我说：张钦礼同志很不好合作，有许多事，他采取不合作态度，对程世平同志也总指责，使程世平也不好工作。地委是否考虑把张钦礼调出兰考?我劝说焦裕禄：这个同志有很多优点，对兰考很熟悉，你刚去不久，要多依靠他。你好好团结他工作吧。焦裕禄表示接受我的意见，之后，听说他与张钦礼合作的还可以。”

　　首先我们考证一下这段对话发生的时间。由于对话里有“你刚去不久，要多依靠他。”这句话，可以断定张申和焦裕禄这段对话可能发生在1963年春夏以前。因为焦裕禄1962年12月6日到兰考，到1963年春天已经4个多月了，如果再晚，就不能叫“不久”了。

　　但是，对话里还有另一句话，张钦礼“对程世平同志也总指责，使程世平也不好工作。”

　　那么，程世平是什么时间到兰考工作的呢?请看程世平本人的回忆：

　　“我是从地委调到兰考去任职的……我还没有去报到却病倒了，住进了医院，一住就是三个月。等到9月份病好出院赶到兰考时，焦裕禄正领着县委一班人开会哩。……”(见程世平的回忆文章《时代的呼唤》发表于化汉三主编的《难以忘却的怀念》)

　　从上述回忆里我们可知，程世平去兰考的实际时间是1963年9月。

　　这一来，就使张申这段回忆无法自圆其说了。因为焦裕禄讲这段话的时候是刚来不久，这时程世平还没有来兰考，何来“张钦礼指责程世平” 呢?

　　如果焦裕禄与张申的对话发生在程世平到兰考以后，是不是就可以自圆其说了呢?还是不行。

　　首先，张申谈话里明确指出“焦裕禄刚去不久”，程世平到兰考时，焦裕禄已在兰考十个月了，能说“不久”吗?

　　其次，程世平与张钦礼原来素不相识，相互间产生矛盾也需要一个积累过程，最少也得两三个月吧，那么焦裕禄与张申的对话就应该发生在1964年1月。这样一来，又与张申的另一句话发生了冲突。

　　张申的回忆最后说“之后，听说他与张钦礼合作的还可以”。

　　从1964年一月到三月二十三日焦裕禄离开兰考治病，仅仅只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中间还夹着焦裕禄回家探亲的半个月。何来“之后”?何来“听说他与张钦礼合作的还可以”呢

　　谎言，总是编不圆的。任彦芳可能没有想到，自认为天衣无缝的谎言会在程世平去兰考的日期上露出马脚。

　　所以，张申这段回忆，内容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无法采信。

　　事实真相是，地委要调走张钦礼，而遭到了焦裕禄的坚决反对。下边是县委办公室张士义的回忆内容：

　　1963年5月的一天，县委办公室干事张士义接到地委书记的一个电话，要找焦裕禄，张士义找到焦裕禄，把电话交给他与地委书记通话。张士义在旁边听到：地委打算把张钦礼调走，想征求焦裕禄的意见……焦裕禄说：“钦礼同志不能走啊，他对兰考情况比较熟悉，我们配合的很好，开展“除三害”工作，我离不开他……”。(张士义有亲笔证言)

　　另外，当时的县委常委刘呈明的回忆文章中提到一件事：“1963年四月间，县委召开了三级干部会议，会上明确了专人(张钦礼)负责抓除三害问题，当张钦礼同志在会上表态，要下决心根除三害时，焦裕禄插了句话：‘三害不除，死不瞑目。’”(见刘呈明的回忆文章《英雄面前无困难》发表于化汉三主编的《难以忘却的怀念》)

　　刘呈明的回忆说明了，早在63年4月，焦裕禄就把除三害这个重中之重的工作交由张钦礼负责，这说明了焦裕禄对张钦礼的器重，而张钦礼的表态和焦裕禄的插话也说明焦裕禄和张钦礼的合作是很默契的。

　　由此可见，所谓焦裕禄状告张钦礼拒不合作，纯属无稽之谈。

　　非议之二张钦礼向上级告焦裕禄“装潢办公室”

　　关于改善县委招待所的事情，前边已经讲过了。任彦芳借此事又开始指责张钦礼：“张钦礼知程世平在为办公室做新桌凳，十分不满，他便给省委、地委监察部门写信告了。”

　　对于这一指责，任彦芳举不出什么证据来证明，只是引用了一段焦裕禄在一次常委生活会上的讲话来暗示：“这一段常委之间和县委委员之间有容易造成不团结的因素，有意见要当面谈出来。最近做了些家俱，修了下房子，地委也来检查了。”

　　这段讲话未免让人联想到，地委来检查“做家具、修房子”与“不团结的因素有关”，暗示“是张钦礼告状导致地委来检查”。

　　但是，我们要提醒读者，任彦芳引用的这段话是经过精心加工过的。我们来看一看未加工过的原话是怎么说的：“另外这一段常委和县委委员之间有容易造成不团结的因素，最近有个苗头，如那天苏和程爱云同志，因开会问题大街上都吵起来了，这样不好。

　　再就是最近做了些家具，修了下房子，地委也来检查了。”(黑字体是被任彦芳删掉了的内容)

　　把原话与任彦芳引用的话加以对比就会发现二者之间表达的意思截然不同。从原话看，“不团结的因素”只是个“苗头”，其表现就是“那天苏和程爱云同志，因开会问题大街上都吵起来了”。而“最近做了些家具，修了下房子，地委也来检查了。”已经是与“不团结的因素”无关的下一个话题了。

　　而原话经任彦芳移花接木式的一加工，就变成了“不团结的因素”导致“地委也来检查了”。

　　这样的证据一经戳穿，就一钱不值了。

　　所谓张钦礼向上级告焦裕禄“装潢办公室”的问题完全是无中生有。

　　非议之三张钦礼向上级告焦裕禄“违反国家粮食政策”。

　　任彦芳说：“当时兰考的粮食困难，干部浮肿，肝炎厉害，焦裕禄到过不少干部家去，都反映吃粮问题。连累带饿，死了二十七个同志。当时的县长程世平是从丰收地区的荥阳调来的;县委办公室主任刘长友家是登封，粮食也有议价的。焦裕禄提议让他俩去购点议价粮来给大家补充一点营养。

　　这一建议让张钦礼知道了，他不正面向焦裕禄提意见，却采取了给省、地委写信告状的手段。说这是违反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不久，省、地委派出了联合调查组来兰考查此事。这才知道只是议论过，并没有去购粮，不存在问题，也就过去了。“

　　“1995年程世平病故后，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焦裕禄传》里，对老程和刘长友去荥阳登封购议价粮事做了正名，说“这批粮食确实把些干部群众从饥饿和死亡中救了出来”，看来是真的买来了粮食。但据县委副书记刘呈明回忆，并没有成为实事，就受到了省地委的“检查”。“

　　从任彦芳上面的叙述来看，购议价粮一事到底存在与否，他自己也不是很清楚，他的目的是通过此事引出“张钦礼状告焦裕禄“这个话题。

　　任彦芳的叙述源于程世平的一篇文章(见程世平的回忆文章《时代的呼唤》发表于化汉三主编的《难以忘却的怀念》)。但是这篇文章并没有把事情的真相告诉大家，而是又用了浑水摸鱼、移花接木的手法为自己的错误行为开脱。

　　其实，当时实际上并没有买议价粮，这一点县委办公室主任刘长友和县委副书记刘呈明都有回忆。程世平为什么要说买了议价粮呢?他是为了把买议价粮和他后来挪用救灾代食品的错误行为混淆在一块，并连带上焦裕禄，以便博取不明真相的读者的同情。

　　这篇文章确实欺骗了不少人。电影焦裕禄、电视连续剧焦裕禄、焦裕禄传、小说焦裕禄等作品都描写了购买议价粮这件事，而且说成是在焦裕禄主导下搞的。这就完全违背了事实。

　　事情真相是这样的：

　　据县委通讯干事刘俊生的回忆，1964年4月，焦裕禄已经住院，由程世平主持兰考工作。程世平挪用了群众救灾款购买了一批代食品，然后把这批代食品换成了粮票，而后又用这些粮票补贴了干部。后来省委了解到这件事，对兰考进行了通报批评。刘俊生的回忆文章里曾提到了这件事。(刘俊生《在焦裕禄身边工作》发表于化汉三主编的《难以忘却的怀念》)

　　笔者在河南省档案馆查到了这份编号为“豫发 (1964) 144”的中共河南省委文件，文件标题就是《关于兰考县挪用群众救灾代食品补贴干部的通报》。这就进一步证实了刘俊生的说法。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下列结论：

　　一省委查处的不是“违反粮食统购统销政策”而是“挪用群众救灾代食品补贴干部”

　　二此事件发生在1964年4月由程世平主持兰考工作时期，这时焦裕禄早已住院，此事与焦裕禄没有任何关系。

　　三指责张钦礼告状，任彦芳并没有提出任何证据。

　　四即便是张钦礼告的状，那也是堂堂正正的行为。因为“挪用群众救灾代食品补贴干部”等于是干部向饥饿的群众口中夺食，是非常错误的，应当举报。

　　五即便是张钦礼告的状，那也是告的程世平，与焦裕禄一点关系也没有。

　　所谓张钦礼状告焦裕禄，纯属捕风捉影。

　　非议之四张钦礼不去郑州与焦裕禄遗体告别

　　任彦芳说，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去世的噩耗传来，县委同志们都流着泪，要求去和焦裕禄的遗体告别，县委领导代表大家的心去郑州安葬自己的战友好班长。只有张钦礼没去。

　　这完全是谎言!

　　事实是，当时包括张钦礼在内的全体常委都去郑州与焦裕禄遗体告别了。告别后，程世平和刘长友留在郑州，包括张钦礼在内的多数常委当天就返回了兰考。县委办公室的张世堂可以证明此事，因为是张世堂为常委们买的火车票。

　　非议之五张钦礼拒不参加焦裕禄追悼会

　　焦裕禄逝世后，先后在郑州和兰考举行了两次追悼会，但张钦礼都没有参加。对此，任彦芳质疑道：“连焦裕禄追悼会都不参加的张钦礼后来怎样又成了全国皆知的“焦裕禄亲密战友”呢?”

　　参加焦裕禄追悼会，只是悼念焦裕禄的一种形式，但决不是唯一的形式。参不参加焦裕禄追悼会与和焦裕禄关系好不好，没有直接的关系。

　　张钦礼之所以没有参加5月15日在郑州举行的焦裕禄追悼会，是因为他要去民权县参加“省沙区林业会议”。这个会议5月16日正式召开，5月15日必须报到。这个事实是没有争议的。

　　张钦礼虽然没参加郑州焦裕禄追悼会，但他却在“省沙区林业会议”上向全省代表介绍了焦裕禄的感人事迹并引起了新华社记者鲁保国的注意，为向全国宣传焦裕禄做了很好的铺垫。这能说张钦礼对焦裕禄漠不关心吗?

　　任彦芳还说，5月22日这天，在县礼堂召开焦裕禄同志追悼会，各公社，大队都选代表参加。县委常委都来了，唯独不见张钦礼。领导派通讯员孙培谋去叫张钦礼。去了两趟，也没有叫来张钦礼。

　　张钦礼为什么没参加兰考焦裕禄追悼会呢?这和在民权举行的省沙区林业会议有关。兰考焦裕禄追悼会与张钦礼在民权林业会议作典型发言是同一天。张钦礼为了筹备和参加兰考追悼会从民权赶到了兰考，但主持会议的副省长王维群不同意，坚持要张钦礼到民权作典型发言。于是就发生了张钦礼在兰考追悼会召开前夕匆匆从兰考赶往民权的情况。

　　我们先说明和澄清几个事实：

　　1 典型发言那天是5月18日

　　刘俊生说：“5月18日是大会典型发言，张钦礼留着泪，介绍兰考的造林情况……“(刘俊生《兰考有个张钦礼》党史文汇 2007年第12期)

　　当时参加会议的河南日报记者李光照的回忆文章也证实了刘俊生的说法：“张钦礼作典型发言。他一开始就两眼流泪,哽咽着说:“三天前,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同志因患肝癌在郑州抢救无效逝世。我是处理完他的丧事,赶来参加会议的。“(李光照《学习和宣传焦裕禄的三次高潮》》新闻爱好者：上半月2004年第12期)

　　焦裕禄是5月14日逝世的，按”三天前“推算，发言那天恰好是5月18日。

　　2兰考焦裕禄追悼会与张钦礼在民权林业会议作典型发言是同一天

　　根据刘俊生转述张钦礼的回忆，张钦礼原打算在焦裕禄追悼会那天请假回兰考，但王维群副省长不同意，他说：“会议上，还让兰考作沙区造林经验介绍，你回去怎么办?“这就证明了” 兰考焦裕禄追悼会与张钦礼在民权林业会议作典型发言是同一天。“

　　张钦礼在典型发言中说“我是处理完他的丧事,赶来参加会议的。”这句话也能证明兰考焦裕禄追悼会与张钦礼在民权林业会议作典型发言是同一天。

　　3 兰考追悼会召开前，张钦礼已回到了兰考

　　大通讯《焦裕禄》作者周原的夫人陈健曾转述了时任“除三害”办公室主任的卓兴隆经历的一件事：

　　“在兰考举行的焦裕禄追悼会灵堂两侧挂了一幅挽联“挥泪继承壮士志，誓将遗愿化宏图”。开会前，地委一位领导看见了，喝令拿下并说：焦裕禄并不是什么“壮士”，你们也化不了“宏图”。卓兴隆拿下挽联去找张钦礼，张说：“挂上，我负责任”。说罢才急匆匆赶到邻近的民权县参加会议。“

　　既然“卓兴隆能拿下挽联去找张钦礼“，这就证明了张钦礼当时就在兰考。

　　既然张钦礼“说罢才急匆匆赶到邻近的民权县参加会议。”这就再一次证明了”兰考焦裕禄追悼会与张钦礼在民权林业会议作典型发言是同一天。“

　　任彦芳所说的“领导派通讯员孙培谋去叫张钦礼“也证明了张钦礼当时就在兰考。

　　县委通讯员张世堂回忆：“郑州追悼会的第二天，焦裕禄母亲和哥哥住在县委招待所，由我负责照料。由于过于悲痛，他们中午饭和晚上饭都没有吃。我向张钦礼汇报，张钦礼就过来见他们母子……”这也证明了张钦礼16日就在兰考了。

　　4 兰考焦裕禄追悼会召开日期是5月18日而不是5月22日

　　如果张钦礼的典型发言日期是5月18日，而兰考焦裕禄追悼会与张钦礼在民权林业会议作典型发言是同一天，那么兰考焦裕禄追悼会召开日期自然就是5月18日。但是这就与5月22日在兰考召开焦裕禄追悼会的说法产生了矛盾。

　　当时的县政府办公室主任樊哲民回忆，兰考追悼会离焦裕禄逝世不会超过4天，而22日离焦裕禄逝世已达8天之久，所以22日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县委通讯员张世堂回忆，16日晚送走焦裕生母子后，又过了一两天，就参与了追悼会会场的布置工作。按他的说法，焦裕禄追悼会肯定也不会是22日。

　　所以，兰考焦裕禄追悼会召开日期是5月18日而不是5月22日。

　　上述几个事实得到确认后，我们就可以清晰地勾画出张钦礼那几天时的行踪。

　　5月15日，郑州焦裕禄追悼会召开的当天，张钦礼去民权省林业会议报到。

　　5月16日，张钦礼从民权赶回兰考，参与筹备兰考焦裕禄追悼会并准备参加焦裕禄追悼会。

　　5月18日，由于副省长王维群不同意张钦礼参加兰考追悼会，坚持要张钦礼回民权作典型发言。所以在兰考追悼会召开前夕，张钦礼处理完挂挽联问题后，匆匆赶回民权，在林业会议上作典型发言。

　　于是我们可以知道，在张钦礼作典型发言的时候，兰考焦裕禄追悼会可能还没有结束。张钦礼思想还沉溺于对焦裕禄的无尽思念之中，所以张钦礼发言开始讲的那些对焦裕禄充满感情的话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于是我们也可以知道，张钦礼没有参加兰考焦裕禄追悼会，完全是为情形所迫的无奈之举。张钦礼对焦裕禄的深厚感情人所共知，日月可鉴，不是任彦芳等几句不实之词所能撼动的。

　　最后再戳穿任彦芳抹黑张钦礼的一个谎言。关于“领导派通讯员孙培谋去叫张钦礼。去了两趟，也没有叫来张钦礼。”这个说法，笔者询问了当时的通讯员张世堂。张世堂说：“这完全是胡扯!当时孙培谋已调离县委办公室，是程约俊让我去叫张钦礼的。我到张钦礼办公室一看，门已锁了，就回去向领导汇报了。哪有叫两趟的事?”

　　在这样的小事上，也要编谎话、做手脚。看来，为了抹黑张钦礼，任彦芳是不择手段了。

　　非议之六焦裕禄住院时曾提议程世平主持县委工作，并指出“钦礼有能力，但思想很不健康，有个人主义，骄傲自满情绪严重。”

　　一把手县委书记住院治病，二把手县长临时主持工作，这是一般惯例，非常正常。如果说不让张钦礼主持工作就是关系不好，那么，岂不是说，焦裕禄与其他七个没有主持工作的常委的关系都不好吗?

　　至于说焦裕禄指出了张钦礼的一些缺点，即便是真的，那也没有什么不正常的。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谁能没有一点缺点错误呢?张钦礼也不可避免会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这和他与焦裕禄关系没有必然的联系。

　　另外，这个说法出自程世平的一面之词。我们已经知道，程世平在“装潢计划”和“购买议价粮”这两个问题上都说了假话，这一次他的话有多少实话呢?天知道吧。

　　非议之七焦裕禄逝世后，张钦礼一次也没有去看过焦裕禄的家属。

　　笔者就这件事询问了张世堂，张世堂说：“焦裕禄逝世后，焦家就剩徐俊雅一个女人和一堆孩子。张钦礼可能感到去焦家有所不便，所以去看望的次数不多。但这并不代表张钦礼不关心焦裕禄家属。焦裕禄逝世后，张钦礼就对我说过，焦书记去世了，以后你要多去老徐那里看看，帮她买煤、买粮食，干些家务活。以后我就经常帮助徐俊雅干家务活。”张世堂还回忆说：“1973年张钦礼从信阳调回兰考，是我接的他。他一回来就说，先到老徐家看看吧。首先看望的就是徐俊雅。”

　　另外通过焦裕禄子女对张钦礼的态度也能说明张钦礼对焦裕禄亲属的关心。张钦礼病危时，焦裕禄的子女都去看望张钦礼。张钦礼追悼会上焦守风与张钦礼的子女站在一起，因为悲痛过度，哭昏了过去。在为张钦礼立的一块碑上就有焦守风的名字，焦守风还代表立碑者在立碑仪式发表讲话。

　　如果张钦礼从不关心焦裕禄亲属，焦裕禄的子女能对张钦礼有这么深厚的感情吗?

　　说张钦礼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是指在革命事业基础上的亲密战友关系。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私人友谊，更不是建立在吃喝玩乐基础上的酒肉朋友。一些人总是企图在一些生活小事、细枝末叶上寻找张钦礼不是焦裕禄亲密战友的“证据”，可谓“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焦裕禄和张钦礼建立在共同革命理想基础之上的“君子之交”，是某些人的狭隘胸怀永远无法理解的。

　　焦裕禄和“阶级斗争”

　　任彦芳在其文章《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功绩与失误》中就阶级斗争这个问题对焦裕禄和大通讯进行了质疑。他在文章中说：大通讯《焦裕禄》“把焦裕禄到兰考花的精力最大、用的时间最长、费的心血最多、他感到压力最重的事情丢掉没写。这就是作为一个党派来的县委书记，他在忠实地、真诚地执行党中央的八届十中全会的决议，即以阶级斗争为纲，抓农村的两条路线斗争，刹单干风，巩固集体经济。”

　　“焦裕禄到兰考花的精力最大、用的时间最长、费的心血最多、他感到压力最重的事情”真的是“阶级斗争”吗?请看下面的事实：

　　焦裕禄在兰考狠抓“除三害”，亲自主持制定《关于治沙、治碱、治水三五年的初步设想》(草案)，，决心改变兰考贫穷落后面貌。并说过三害不除，“死不瞑目”。这里并没有提阶级斗争。

　　焦裕禄亲自树立的兰考四面红旗，都是在生产自救、除三害方面的典型，没有一个“阶级斗争”方面的典型。

　　焦裕禄没有写完的那篇文章《兰考人民多奇志，敢叫日月换新天》里，也根本没有提阶级斗争。

　　焦裕禄病重住院期间，经常念念不忘的就是兰考的生产和“除三害”情况。他多次询问兰考大雨后麦子淹没淹，让拿一把秦寨的麦穗给他看。也没有问阶级斗争的事。

　　焦裕禄的临终遗嘱，讲过两次。都是说要求把自己埋在兰考的沙丘上，看着兰考人民治好沙。这里也没有提阶级斗争的事。

　　另外，不单是穆青等写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没有提阶级斗争，早在1964年11月由张应先等采写的消息《焦裕禄忠心耿耿为人民》一文，对阶级斗争也没有提一个字。

　　翻阅一下当时发表的大量兰考干部群众回忆焦裕禄的文章，全部都是焦裕禄关心爱护群众、领导人民群众战天斗地除三害，改变兰考面貌的事迹，也没有发现有焦裕禄抓阶级斗争方面的东西。

　　在1966年春天，阶级斗争的口号已经很响亮了，如果焦裕禄真的有什么突出阶级斗争先进事迹的话，一定逃不过众多记者和广大干部群众的眼睛，一定会被报道出来的。所以，上述事实明白无误地说明，“焦裕禄到兰考花的精力最大、用的时间最长、费的心血最多、他感到压力最重的事情”是除去三害，改变兰考贫穷落后面貌，让兰考人民过上好生活，而不是什么阶级斗争。

　　上述事实也明白无误地说明，不是记者们故意回避阶级斗争，不写阶级斗争，实在是焦裕禄确确实实没有什么“狠抓阶级斗争”的突出事迹可写。

　　但是，任彦芳为了达到贬低焦裕禄形象的目的，挖空心思，搜罗了一些材料，甚至把文革红卫兵大字报上的内容也拿来充数，以证明焦裕禄是突出阶级斗争的。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些所谓“阶级斗争”的材料。

　　1 焦裕禄积极贯彻八届十中全会议精神

　　这里首先澄清一个事实，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并不是仅仅只有阶级斗争。

　　根据全会公报，全会通过了三个决议，即关于农业的决议、关于商业的决议和关领导干部交流的决议，而这三个决议中都没有涉及到阶级斗争问题。在全会公报的34个自然段中，讲阶级斗争的只有一个自然段。而且在讲了阶级斗争后，马上就说：“八届十中全会认为，我国人民当前的迫切任务是：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把发展农业放在首要地位，正确地处理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坚决地把工业部门的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这就是说，中央心目中“我国人民当前的迫切任务”是经济建设，并不认为阶级斗争是“我国人民当前的迫切任务”。

　　所以，焦裕禄来兰考没有突出阶级斗争，而是突出经济建设，既是符合事实的，也是符合党中央的八届十中全会精神的。积极贯彻八届十中全会议精神与突出阶级斗争并不是一回事。

　　2 焦裕禄组织几十人的阶级调查队，深入农村，进行为时一个多月的深入细致的阶级调查，掌握社会各阶级的动态。

　　从焦裕禄调查的内容来看，主要还是有关兰考救灾、生产方面的内容。这从焦裕禄调查报告题目上就可以看的很清楚。(参见焦裕禄《关于城关区老韩陵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第一步工作情况的报告》)

　　3 召开几次三级干部会，揭开了阶级和两条道路斗争的盖子，打击阶级敌人的进攻，组织贫下中农阶级队伍。狠抓了生产救灾，副业生产和除三害工作中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

　　这些话都是照抄中央文件里的口号。是所谓“套话”、“官话”，现在不也这样吗?

　　4 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号召干部放下包袱，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打退“牛鬼蛇神”的猖狂进攻，刹住资本主义黑风。

　　焦裕禄抓的四清运动，是依据中央关于社教的《前十条》文件进行的，当时是起到积极作用的，四清中的扩大化错误主要发生在1964年下半年。这在中央81年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有定论。(决议原文：“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间，在部份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在一九六四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

　　5 为了拼凑焦裕禄所谓“狠抓阶级斗争”的材料，任彦芳不惜借用文革红卫兵的语言，把焦裕禄抓的正常的思想政治工作、经济工作和文化工作等也看成阶级斗争，如：

　　坚决依靠靠贫下中农，抓典型、树样板，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巩固了集体经济;

　　狠抓县委内部的思想斗争，促进县委思想革命化

　　他带领县委举办大型阶级教育展览，忆苦思甜;他指示剧团大演革命现代戏，巡回演出，占领农村文化阵地，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

　　任彦芳把这些正常工作都看做阶级斗争，正好说明任彦芳头脑中”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阴魂未散。

　　综上所述，任彦芳罗列的所谓焦裕禄执行“以阶级斗争为纲错误路线”的材料，有些是在当时的一些“套话”、“口号”，还有一些其实就是正常的思想政治工作、经济工作和文化工作，任彦芳罗列的这些所谓焦裕禄抓“阶级斗争”的口号下面，没有一点实在的东西。我们要问，焦裕禄揪出了几个阶级敌人?姓什么叫什么?焦裕禄揭发出了几件阶级敌人搞破坏的具体事实?时间、地点、人物、过程?焦裕禄在抓四清工作时错误地打击了那些基层干部?恐怕任彦芳一个具体例子也举不出来，因为这样的事实根本就不存在

　　所以，焦裕禄在兰考，既没有突出阶级斗争，也没有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他突出生产救灾、除三害、发展集体经济，执行的是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所谓“执行错误路线”的帽子是扣不到焦裕禄头上的。

　　任彦芳说：焦裕禄：“忠实地、真诚地执行党中央的八届十中全会的决议，即以阶级斗争为纲，抓农村的两条路线斗争，刹单干风，巩固集体经济。”

　　任彦芳还说：焦裕禄“不可能对毛泽东的“反修防修以阶级斗争为纲”有丝毫的怀疑。如果说,他不这样努力去做，而是有所抵制，有所怀疑，那反而不是焦裕禄了!”

　　这样的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无论是八届十中全会的决议，还是八届十中全会公报，以及毛泽东在会议上的讲话，都没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最早见于1963年9月中央为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所制定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中，中央于1963年11月14日下发通知要求向下宣传传达，而焦裕禄在4个月以后就离开兰考去治病，不久就去世了，他如何执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呢?

　　任彦芳把焦裕禄传达八届十中全会有关阶级斗争方面的讲话稿中的一些内容抄录下来，以证明焦裕禄是坚决执行错误路线的。其实，那些讲话只是对中央精神的传达。原原本本地传达上级包括中央的方针路线精神，本来就是一个县委书记的职责所在，无可厚非。

　　前面已经用大量事实说明了，焦裕禄在兰考，既没有突出阶级斗争，也没有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他突出生产救灾、除三害、发展集体经济，执行的是党中央的正确路线。看问题要看事实，看行动，而不是单单的一个讲话。

　　这里还要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从1962年冬到1964年春，即焦裕禄在兰考期间，党的大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这个问题在81年中央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有明确的结论，决议说：这个时期“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并未得到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不过，这些错误当时还没有达到支配全局的程度。……由于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主要注意力从一九六○年冬以后一直是在贯彻执行调整经济的正确方针，社会主义建设逐步地重新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

　　这就是说，当时左倾错误只是表现在局部，在全局上还是执行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路线。焦裕禄在兰考执行的大政方针路线与全党全国一样，都是正确的。

　　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焦裕禄在兰考没有突出阶级斗争，而是突出生产救灾、除三害、发展集体经济的事迹，不但没有遭到各级领导的批评，反而得到了地委、省委直至中央的认可和表彰。

　　任彦芳一方面千方百计地把“执行错误路线”的帽子扣到焦裕禄头上，另一方面却言不由衷地说，这样作“丝毫不会影响他本身的光辉!”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任彦芳一再指责大通讯没有写上焦裕禄关于阶级斗争的一些讲话内容是回避历史、剪裁历史，强调只有写上那些内容，才算是实事求是。这是把通讯报导和历史档案管理混为一谈了。

　　作为对历史档案的要求，首先就是要保存历史档案的原貌，不允许有任何的改动，哪怕是一个错别字、一个标点符号，都要原汁原味地保存好，以供后人研究。从这个角度上说，对于档案中焦裕禄的讲话，包括涉及到阶级斗争的讲话，都要原封不动地保存好。这一点应该说兰考县档案馆已经做到了，因为任彦芳所引用焦裕禄的讲话就是从档案里抄来的。

　　但是对通讯报导的要求就不同了。通讯报导不是焦裕禄历史档案材料记录，不是焦裕禄讲话的实况录音，更不是焦裕禄一言一行的实况录像。把焦裕禄的一言一行像记流水账一样统统记录下来，既无可能，也无必要。

　　通讯报导写焦裕禄，宣传焦裕禄，就必须对反映焦裕禄言行的大量生活素材进行整理、筛选、提炼、加工，对素材有所取舍，有所剪裁。所以，通讯报导对素材的“剪裁”，不但不是“剪裁”历史，而且是更集中、更强烈地反映历史的本质。对素材进行“剪裁”不但是应该的而且是必须的。

　　大通讯没有涉及焦裕禄有关阶级斗争的言论，正是为了更集中、更强烈地反映焦裕禄“心里装着全体人民”、“三害不除，死不瞑目”等优秀品质，根本不是什么“失误”，恰恰是大通讯的成功之处。

　　最后，总结一下本文的几点结论：

　　1焦裕禄到兰考花的精力最大、用的时间最长、费的心血最多、他感到压力最重的事情”是除去三害，改变兰考贫穷落后面貌，让兰考人民过上好生活，而不是什么阶级斗争。

　　2焦裕禄在兰考，既没有突出阶级斗争，也没有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他突出生产救灾、除三害、发展集体经济，执行的是党中央的正确路线。

　　3 “以阶级斗争为纲”口号产生于焦裕禄去世前不久，焦裕禄与“以阶级斗争为纲“没有关系。

　　4 焦裕禄在兰考的工作，包括所谓“六包责任制”，都得到了地委、省委直至中央的认可和表彰。

　　5 根据焦裕禄有关阶级斗争的只言片语，就武断地认定焦裕禄是错误路线的执行者，这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思维。

　　5 没有写焦裕禄有关阶级斗争讲话的内容，不但不是“剪裁”历史，而且是更集中、更强烈地反映了焦裕禄优秀品质的本质。

　　任彦芳指责焦裕禄执行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这就暴露了任彦芳等人“贬低焦裕禄、反对宣传焦裕禄”的真实面目。但是客观的历史事实是篡改不了的，焦裕禄高大、英雄的形象是永远活在人民心中的。

　　“张钦礼最先宣传焦裕禄事迹”的历史事实不容否定

　　焦裕禄逝世后仅几天，张钦礼就在省造林会议上介绍了焦裕禄的感人事迹，这一事实已被很多文章报道过。

　　但是，任彦芳在《焦裕禄身后》一书中却对此事进行质疑，否认此事的存在。任彦芳拿李作明的一篇文章作为靶子：

　　“1964年5月在民权县召开的河南省沙区造林工作会议上张钦礼在会上宣传焦裕禄……全是谎言!一篇文章说：“第二个发言的就是前两天在焦裕禄追悼会上致悼词的兰考县委副书记、县长张钦礼。“(李作明：《焦裕禄身后几十年鲜为人知的故事》)，《中原周末》 1999年7月)。事实是，焦裕禄的追悼会在郑州举行，张钦礼根本就没有参加，怎去致悼词?张当时只是副书记，县长是程世平，更没有张钦礼在此会上讲两小时焦裕禄事迹之事。””(任彦芳《焦裕禄身后》247-248页)

　　谁要是不知道“忽悠“是怎么回事，任彦芳上面这段话完全可以做典型教材。本来明明说的是省造林会议上张钦礼有没有宣传焦裕禄的问题，给任彦芳一“忽悠“，就变成了张钦礼在焦裕禄追悼会上致没致悼词的问题。省造林会议变成了焦裕禄追悼会，宣传焦裕禄变成了致悼词。之后，任彦芳再次“忽悠“，致悼词又变成了宣传焦裕禄，而焦裕禄追悼会则变成了”此会”。最后结论是：张钦礼没有在”此会“(焦裕禄追悼会)上讲两小时焦裕禄事迹之事。这不是一句废话吗?折腾了半天，在证明”张钦礼在省造林会议上宣传焦裕禄“一事“全是谎言”方面，任彦芳没有拿出一星半点有用的事实根据来。

　　应该澄清的一个问题是，李作明文章中关于”第二个发言的就是前两天在焦裕禄追悼会上致悼词的兰考县委副书记、县长张钦礼“这句话确实有不准确的地方，这一点，任彦芳批评的没有错。任彦芳正是利用了该文章的错误，偷换概念，把“在省造林会议上张钦礼有没有宣传焦裕禄的问题“偷换成”在焦裕禄追悼会张钦礼有没有宣传焦裕禄的问题“以混要是听，这固然暴漏了任彦芳手法的卑劣，但苍蝇不盯无缝的蛋，谁让文章存在漏洞呢?所以，宣传焦裕禄张钦礼，实事求是是非常重要的，否则就会授人以柄，给人以借题发挥的机会，影响宣传的效果。

　　张钦礼在省造林会议上最先宣传焦裕禄事迹，这一事实是有确凿证据的。

　　当年采访过焦裕禄事迹的新华社河南分社记者鲁保国回忆说：“1964年5月份，河南省在豫东民权县召开沙区造林会议，新华社河南分社派鲁保国参加会议采访。……根据会议的安排，张钦礼代表兰考县作典型发言。张钦礼流着泪介绍兰考县的造林情况、成绩和经验，还介绍已故县委书记焦裕禄对兰考县除“三害”(风沙、盐碱、内涝)作出的重大贡献和感人事迹，介绍焦裕禄同志全身心地实践党的宗旨，与兰考人民结下的深情厚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焦裕禄同志临终时痛惜地对张钦礼说：“我死后只有一个要求，要求组织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滩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当介绍到这里时，张钦礼激动得已是泣不成声。会场上，不少同志都流了泪，整个会场产生了强烈的向焦裕禄同志学习的共鸣。“(刘春杰《发现焦裕禄的前前后后——访原新华社河南分社记者鲁保国》《生活时报》1999年05月14日)

　　鲁保国的回忆得到了时任新华社河南分社副社长张应先的佐证。张应先回忆说：

　　· “我们召开了记者情况汇报会，研究制定宣传报道计划。会上我第一次听到焦裕禄的名字。提供线索的是农村组记者鲁保国。他说，今年5月省里召开豫东沙丘造林会议，兰考县县长张钦礼在会上除汇报本县造林情况外，还介绍了兰考县原县委书记焦裕禄带领全县人民抗击自然灾害的事迹。记者的介绍一下子把大家带到了遭受内涝、风沙、盐碱严重灾害的豫东平原上。1962年冬天，组织上派焦裕禄到兰考任县委书记。他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同县委一班人制定了三年改变兰考面貌的规划，表示不达目的死不瞑目。后来县里的人心凝聚起来了，形势好转起来了，但焦裕禄却积劳成疾倒在还没有治理完的沙丘上。他临终时念念不忘兰考人民说：“我活着没有把沙丘治好死了也不离开这里，我要求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丘上，让我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张应先《焦裕禄事迹是怎样被发现的》民族魂网站)

　　另外，当年参加省造林会议的河南日报记者李光照对此事也有详细的回忆：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同志1964年5月14日病逝。三天后,省政府在民权县召开林业现场会,当时我作为河南日报记者前去采访。……张钦礼作典型发言。他一开始就两眼流泪,哽咽着说:“三天前,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同志因患肝癌在郑州抢救无效逝世。我是处理完他的丧事,赶来参加会议的。焦裕禄同志临终时对我说:“我死后只有一个要求,要求组织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丘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他哭着说着,全场400多人深受感动,抽泣声响成一片,我也止不住掉下泪来。接着他介绍了焦裕禄率领全县人民除“三害”(风沙、盐碱、内涝)植树造林的感人事迹和经验体会“(李光照《学习和宣传焦裕禄的三次高潮》新闻爱好者：上半月 2004年第12期)

　　鲁保国、张应先、李光照，这三位省林业会议的见证人都是新华社记者或河南日报记者，他们原本就与兰考没有什么瓜葛，也从未卷入兰考文革的纷争。所以，他们的回忆，客观公正性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这三人的回忆，互相印证，有力地证明了“张钦礼最先宣传焦裕禄事迹”是确凿无误的历史事实。张钦礼不愧为“宣传焦裕禄的第一人“。

http://www.szhgh.com/Article/cdjc/gushi/2014-03-24/4788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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