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超超：抢救小三线建设的历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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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历史做到了什么：抢救小三线建设的历史记忆

林超超（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2017-10-30 09:56 来源：澎湃新闻


历史不断地被世人创造，也不断地被世人遗忘，有的遗忘是年迈后记忆的衰退，有的遗忘是被“大时代”所冲刷、被“大历史”所遮蔽。当时过境迁，有些遗忘就将成为“永远的遗憾”。感念于此，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加入了抢救人类记忆的队伍，致力于“口述历史”（Oral History）的事业。
《口述上海——小三线建设》（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等编著，徐有威主编，上海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三版，以下简称《小三线建设》）毫无疑问也应当被列入口述史的范畴。从2009年至今，上海大学历史系徐有威教授和他的科研团队已经为上海小三线建设“重见天日”奋战了八度春秋。在这本书中，记录了四十三名小三线亲历者的口述访谈，兼顾参与者的身份、职位、年龄和性别，从多角度、多层面展现小三线的历史图景。
三线故事始于上世纪六十年代。1963-1965年是“二五”计划之后的三年调整时期，“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仍在发挥主导作用。中国经济刚刚从“大跃进”的惨痛经历中恢复过来，优先发展“吃穿用工业”是当时国家经济计划的总基调。在毛泽东看来，战争威胁正在步步逼近。他的忧虑是有依据的，彼时中苏、中越边境地区摩擦不断。勃列日涅夫执政后，向中苏边境大量增兵，规模达到五十四个师近一百万人。同时，美国在越南的武装行动愈演愈烈，战火很快蔓延到中越边界。在1964年5、6月间，党中央讨论“三五”计划之际，毛泽东提出要搞三线建设，防备敌人的入侵。



《口述上海——小三线建设》

所谓“三线”，是以地理位置区分。沿海和边疆的省、市、自治区为一线地区，位于中国腹地的西南、西北大部分地区为三线，作为战略大后方，一、三线之间的中部地区为二线，此三线为“大三线”。一、二线地区也要有自行投资的后方基地，俗称“小三线”。
作为一线地区的上海将自己的小三线设在了毗邻省份的皖南与浙西山区，由上海各工业系统企业对口包建，输送员工。从1965年选点筹建至1984年调整交接，共建成八十一家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及职工家属超过七万人，总投资七亿五千两百万元。主要的军工产品是反坦克的40火箭筒（弹）和防空的57高炮，另有配套的炮弹、炸药、榴弹、指挥仪等生产线。




皖南小三线地图

上世纪八十年代，当世人能够从报纸公开报道中读出三线建设的蛛丝马迹之时，它实际上已经走过了最辉煌的时期。1988年，上海小三线人员全部撤回上海，数万人很快被遣散，重新适应上海的都市生活。时至今日，小三线的故事随着他们记忆的衰退正在被遗忘，小三线的历史也将随着他们的老去不再被知晓。
三线建设作为一次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的技术输出和人口迁徙，并不稀奇。它的神秘性和重要性，主要缘于被输出的技术和人员属于军工性质，涉及国防战略安排。从工厂选址到建成投产，从动员招工到陆续停产，一切都被要求秘密地进行。客观的限制使得口述史成为抢救这段“无字史”最为有效的突破口，《小三线建设》的价值由此凸显。

记忆与阐释

口述史不仅关乎记忆，还关乎对记忆的阐释。记忆的过程本身夹杂着主观的因素，而事后的经历又影响着口述者对记忆的阐释。从某种程度上说，亲历者的口述回忆可能比“死”的本文更加含混。口述里既包含有个人的情感偏好、私心仇恨，也自觉不自觉地融入了时代的宣传教化。“过去的声音”难免也是“现在的声音”。
个人的记忆具有主观选择性，个人对记忆的阐释也带有主观选择性，换句话说，记忆的内容和对记忆的阐释都不是完整的真相。哪些过去被忽视？哪些过去被记忆？
安徽省绩溪县小三线交接办公室的汪福琪已经回忆不起三线职工与地方群众的纠葛。但是，一名女职工多年之后回到皖南悼念亡夫的感人情形，却深深地刻在他的脑海中（第205-206页）。情感的投入会加深记忆的持久度，也会影响口述者对记忆的阐释。没有多少受访者愿意用“失败”二字来形容二十多年的小三线建设，但谁也不能否认，去到小三线多年之后，他们是多么渴望早日回到上海。
1979年以后，小三线面临着军事工业转向民用产业的困境。当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军工产品需求量锐减，多余生产力必须向民用品转型。但是，三线企业建设之初，考虑军事隐蔽性，大都依山而建，资源匮乏，交通不便，导致成本高昂，根本无法适应商品经济。转型后，生产出的民用品毫无市场竞争力，企业的经营是每况愈下，人心涣散。当工人们听闻广东的小三线已经从山沟里搬迁出来，情绪愈加波动，思乡情绪更切。皖南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职工们刚去的时候有新鲜感和干劲，有困难咬咬牙就挺过去了，可日子长了，不由感到乏味。娱乐活动贫乏，爱读书的青年无书可看，年轻姑娘休假时想上县城，无奈路途遥远，走到半路不得不放弃折返。子女的教育和户口问题，年迈父母的赡养问题，青年男工的婚姻问题……到后来都是比较突出的社会问题。工人逃回上海的情况也时有发生，1973年以后上海还给了后方一年六十个回沪名额（第121页）。时至八十年代，听到可以回上海了，老工人激动得高血压发作（第390页）。
其次，就客观而言，个人的记忆与他在事件发生时所处的位置和角色紧密相关，因之对于同一件事，不同的观察者可能出现多种阐释。
说起小三线职工的筛选，“好人、好马、好刀枪”是小三线人再熟悉不过的动员口号，早先被动员去的职工无不自豪地说，小三线挑选的都是上海工厂里的骨干力量，家庭出身、政治表现都要过硬。职工的认知是这样，但动员的干部知道许多厂里是厂级干部带头，率领一批人马过去，不排除他们是被厂里排挤出去的。有的是车间对口包建，一整个车间“一锅端”，至于职工的个人条件，放得很宽，并不严格筛选（第77、226页）。特别是1972年以后，小三线后期的动员工作愈加难以开展，八十年代初分配到小三线的大学生实际报到率不到十分之一（第23页）。
关于上海撤回小三线的决定，书中至少出现了三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来自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的阮崇武。1983年，他从前任韩哲一手上接过了小三线的重担。在他看来，小三线的回撤是借了1984年中央决定进一步开放包括上海在内的十四个沿海港口城市的东风，上海趁机提出继续支援皖南小三线成本和负担过重的问题，并在很小的范围内迅速低调地完成了小三线的撤退（第11-12页）。
此前，阮崇武曾委托上海社科院的几位专家前往皖南小三线实地调查。调查小组由时任上海社科院部门经济研究所工业经济研究室主任李斗垣牵头，另有三人，《小三线建设》作者联系到了其中的亲历者陶友之与陈申申。据陶友之的回忆，调查小组于1983年10月15日出发，具体的任务就是摸清当地领导、职工的思想动态和企业现状，如实反映情况。由于调查的职工都是领导指定的，因此几位专家听到的仍是坚持小三线建设的决心，但他们心知肚明，回到上海后表达了自己的真实想法，军转民不是出路，小三线必须尽早撤回（第414-418页）。



星火零件厂，位于安徽旌德县，由上海无线电九厂包建，1969年建厂，1986年撤回上海

第二种说法来自时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国防科技工业办公室主任的李晓航。他回忆，是赵紫阳在湖南的讲话给了他启发。赵紫阳谈到，三线工厂可以从山沟里搬出来，降低成本，增强市场竞争力。在得到时任上海市长的汪道涵首肯后，李晓航到皖南做了实地调研，并草拟出回撤的方案（第29-32页）。
以上两位直接当事人都没有正面回答一个问题，就是当时中央的态度如何？鉴于此事涉及毛泽东在世时定下来的国防战略部署，上海是不可能自作主张任意改变的，那么中央是如何回应的呢？时任上海小三线企业八五钢厂第一副厂长兼总工程师的许汝钟给出了第三种说法，恰恰解答了上述疑问。



八五钢厂今貌

1984年前后，许汝钟曾上书国务委员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张劲夫。在这份越级报告中，他据实反映了小三线企业在军转民之后面临的严峻困境。张劲夫签字同意上海自己解决小三线问题。有了这个批文，上海撤回小三线的底气就足了（第337-339页）。当然，这些说法之间也不完全冲突，它说明了撤回小三线是众望所归。
当小三线的回撤工作进入实施阶段，两个问题变得十分棘手。
一是安徽方面的接收问题。留财、不留人，是最后的谈判结果。本书中存有上海方面的证词，安徽方面则没有交代更多的谈判细节。上海认为自己是顾全大局，做出了最大的让步。但是，小三线员工一走了之，安徽接收之后如何利用这些产能，如何改造，如何安置当地的进厂工人，没有资金和技术的支持是难以解决的。安徽当年自己的小三线调整也是一个“烫山芋”。关于安徽方面的情况，书中关注略显不够。
二是回沪职工的安置问题。上海需要新建工人住宅，企业需要吸纳三线职工，重新回到上海的三线职工也有一个重新适应和调整的过程。新房没有建好前，他们借住在亲戚家里；部分干部被降级使用，出去时是正职，回来后任副职。这些问题后来普遍得到良好的解决，圆满的结局是可以让人不再抱怨过程的艰辛。
记忆也是可以被集体塑造的。在小三线的年代，国家动员和宣传工作在传达一种价值观的同时，也在改变着国人对过去的认知和记忆的内容。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青年人愿意背井离乡，去到偏远的山区，奉献青春？“光荣的使命感”“舍小家为大家”“让毛主席能睡个安稳觉”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脱口而出的标准答案，受访者在有意无意之中透露了更多丰富、饱满的历史细节。



金星化工厂，位于安徽东至县，由上海硫酸厂包建

上海小三线动员工作开展伊始进行得较为顺利。第一，和大三线比较，凸显了小三线的优势。上海的小三线建在安徽，在行政体制上仍然隶属于上海，与当地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相当于上海在异地创建的一个工业区。这也是小三线问题最后能够圆满解决的关键。“生活不变、工资不变、户口关系不变”是上海对小三线职工的最初承诺。第二，时值“文化大革命”，小三线反而成为部分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向往的“桃花源”，可以远离城市的喧嚣和是非（第51页）。曾任上海市日用化妆品公司总支副书记的郑子虎，因遭到批斗、“靠边站”，希望到小三线去换换环境（第224页）。还有几个受访者坦承，自己是服从组织命令而被迫接受的委派。徐国光是上海市建筑工程局科级干部，1966年作为上海小三线指挥部施工组的副组长去到皖南。原本以为两年基础建设完成即可返回上海，没想到一去就是二十年（第102页）。第三，小三线的经历在部分人眼中，是改写命运的起点。淮北女孩袁彩霞因向往上海去了小三线，嫁给上海籍职工后没两年，就随着小三线撤回了她梦寐以求的上海（第221页）。对顾国籁来说，小三线的经历帮助他从一名大学生成长为一位年轻有为的行政干部（第192页）。口述历史提供了在“大写历史”之外更加丰富真实的历史面相，这些记忆只有在日常化的叙事中才能被调取出来。

谁在思考？

口述史，不仅是口述者主观口述的过程，也是采访者参与思考的过程。一部成功的口述史作品，应该是口述者与采访者思想碰撞的结果。口述史与回忆录有所不同，后者是口述者个人感受的主动回忆，前者更多地受到采访者的引导，有些记忆被动地被唤起，包括不愿被唤起、希望被遗忘的记忆。这种引导在一定程度上是必要的，采访者提问和发现问题的能力格外重要。虽然本书以回忆录的形式呈现，但采访者的引导痕迹非常明显，几个问题被反复地提及。



小三线墩上街道三二五电厂，饶颐摄影

例如，小三线企业与地方社会的关系这一问题，在书中出现的频率很高。受访者的直接回答普遍是“好得很”“比较好”，或者说“总体是好的”。类似直接的提问似乎难以收到客观的评价，然而，综观全书，答案事实上已经有了。
小三线建在山里，对当地老百姓的侵扰当然是有限的，但没有纠纷也是不可能的。正因为在山地，资源有限，小三线无形中打破了原本相对封闭的社会原生态。从一般意义上说，小三线修建了水电、道路等基础设施，对皖南山区的长远发展功不可没，但它毕竟是小规模工程，覆盖范围小，甚至于小三线还存在着与当地居民抢用资源的情况，大量的工业用水造成枯水季节生活用水的紧张。1973年小三线成立了地区工作组，为的就是协调解决小三线和安徽地方的矛盾。工作方法主要是和安徽地方几个专区或者县级的小三线建设办公室打交道，通过地方劝导闹事的群众。平日里的小纠纷也是有的，上海职工较强的购买能力还拉动了当地物价的上涨。小三线征去了农民的土地，但对劳动力的吸纳是有限的。
准确地说，小三线涉及的是三方关系：上海、安徽和军方，三者关系十分微妙。这些复杂的关系不是口述者主动提及的话题，却是研究者应当着重发掘的问题。一定程度上，三者关系决定了小三线的成败。
皖南上海小三线在行政体制上隶属上海，从建设到生产都由上海包办。安徽地方上给予的支持主要是出让土地、提供劳动力。军方虽然是第三方参与者，却是权力核心。工厂选址需由南京军区拍板，军工产品任务由中央第五机械工业部（兵器工业部）经上海市国防科工办下达到后方。军工生产以国防战略为重，无法以经济效益高低来苛责前人，但不意味着可以不考虑成本代价。最初，后方生产尚不健全，军品零部件是在前方生产好后经长途运输到后方进行组装，因后方没有试验场地，军品组装好还要拉回上海海边靶场试验。一来二去，仅交通运输成本一项就高得惊人，更不用说三线企业的其他生产生活物资大都由上海供应，只因是国家买单，军方在采购时并不讨价还价，报价多少支付多少，三线企业倒也不会赔本（第145-147页）。这种利益关系最终损耗的是国家的财力。从某种程度上说，小三线的问题不是在转型时期出现的，而是根植于体制之内。

让公众参与历史书写

口述史的价值不单是对研究者而言的，让研究对象“发声”是口述史在研究方法之上更高的立意。让公众参与历史书写，讲述他们所经历和感悟的历史，一方面，可以避免“缺席审判”，研究者在不了解更多内情的情况下，往往容易做出错误的判断和推测；另一方面，许多可以扩展的研究领域需要走进他们的生活空间和心灵世界。这些珍贵记忆需要被抢救，《小三线建设》的作者深切感受到了这份历史使命，特别是个别受访者在采访后不久离世，有的是在病榻上接受采访，稍有迟缓就将成为“永远的遗憾”。
《小三线建设》提供的历史信息中，还广泛涉及生活史、文化史、婚姻史等研究领域，值得进一步探讨：
第一，生活史。为求独立生存和发展，小三线不得不追求“小而全”的生活体系，陆续建成子弟学校、医院、农场，成为一个自足自给的“小社会”。前方供应困难时，每个厂都搞起了“五七生产”，就是自己种菜。当然，小三线也非完全隔绝，上海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在这里激起一圈又一圈的涟漪。小三线职工也在经历着共和国历史上的每一次重大事件，只因交通不便，厂区分散，串联困难，声势有限。各厂之间还有差异，由一个上海车间负责包建的工厂，派系斗争问题就要小。那些问题大的工厂，都是人员情况复杂的（第186页）。以小三线为视角，观察革命年代的民众生活史会是一个有价值的选题方向。
第二，文化史。《小三线建设》中生动地记录了一次谣言的发生，起因是一名小三线职工突然猝死，死因不明。山区里人心惶惶，有的说是中了山里的邪气，有的说是喝了被污染的水。为了安抚人心，家属同意解剖尸体。在从上海邀请来的多名专家会诊下，最终查到肺吸虫的寄生体（第256-257页）。谣言发生背后所折射出的民众心态，以及当地的应对措施，充分展现了小三线后期紧张的生活场景。
第三，婚姻史。革命年代的家庭与婚姻既是特殊的也是平常的。一方面，公权力对家庭婚姻的介入表现得尤为突出。行业和地域的局限，使得小三线企业中未婚男工的比例很高。通过有限的联谊、征婚广告“搭桥牵线”，是小三线企业工会的日常事务之一。另一方面，婚姻终究是私领域的，小三线职工后来的离婚率又是极高的（第388页）。由此可见，公权力在解决私领域中一个不安定因素的同时，又会为下一个危机的发生埋下隐患。
国外学界通常将1948年作为现代口述史奠基的日子，这一年世界第一座现代口述历史档案馆在哥伦比亚大学落成。半个多世纪之后，口述史研究究竟留下什么，它在史学发展中究竟起到了多大的价值，是这一学科领域需要做出检讨的。美国历史学家塔奇曼就曾不无尖锐地批评道：虽然口述史能够为研究者提供一些宝贵的线索，但总的来说是保存了“一大堆废物”。
塔奇曼的批评太过刻薄而难以令人接受，但我们必须警惕对一种研究方法的滥用。任何一种研究方法都有缺陷，研究者只有根据研究对象和需要，灵活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审慎地给出结论，才能发挥它的最大功用。英国口述史学家汤姆逊认为，不可靠的记忆（Unreliable Memories）是一种资源，而不是一个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研究者能否正视这种资源的价值，在口述的基础上进行更加严谨、规范的学术研究，对历史问题持续地追问下去。

（感谢安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刘洪先生的上海小三线旧址摄影团队，以及安徽池州青年摄影家、视觉中国签约摄影师饶颐先生为本文提供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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