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钰凯：中国进入“亚文革”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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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召开后，中国的“文革味”越来越浓。高官们表忠心式的吹捧比当年的林彪副主席还肉麻，红色的政治口号标语铺天盖地，媒体刊登巨幅头像并称“伟大领袖”、“舵手”、“放光芒”，军队高歌《做习近平的好战士》，民间改编《东方红》，高校纷纷成立习近平思想研究中心……国人仿佛回到中共“九大”召开的年代，怎能不担忧文革悲剧重演。

毛泽东发动的“十年文革”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五千多年的文化遗产大部分毁于一旦，国民经济走到崩溃边缘，造成无数的家破人亡和妻离子散，导致社会道德沦丧、人格扭曲、人性畸变。文革政治迫害死亡人数至今无法确认，学者多引用以下数字：一是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四部门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中的数字，420万余人被关押审查，172.8万余人死亡，13.5万余人被以反革命罪处决，武斗死亡23.7万余人，703万人伤残，7.12万余家庭被毁；二是1978年12月13日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说出的数字，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人。三是美国政治学家苏扬收集和使用了公开出版的1520种县志中的文革死亡数字，以及各种“内部档案”和回忆调查，他推断出中国农村至少有75万到150万人被迫害致死；同样数目的人被殴打致残；至少3600万人经历不同程度的政治迫害。

虽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否定了文革，但这个决议仅仅在政治上否定了文革，对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原因、危害、教训都没有具体涉及，对毛泽东的责任没有清算，把责任都推到了“四人帮”身上。

文革中那么巨多的被迫害人群，加害者和落井下石者的队伍该有多么巨大？他们为什么将一个有严重人格缺陷的领袖捧上神坛，并任其支配自己的命运；他们为什么争先恐后地告密、批斗、抄家，压迫社会少数；他们为什么既对他人进行诛心迫害，也厚颜无耻地抛弃自己的人格尊严？对这些问题不回答、不反思、不忏悔，这个民族怎能轻装上阵？怎能不令后代蒙羞？怎能不令世界恐惧？在新的一股反华浪潮中花多少宣传费能买来软实力？没有反思，德意志民族不可能在世界上重新站立；同样，没有反思，中国人则永远是政治思想上的侏儒，中华民族永远无法迈进现代文明，只能复兴到以生存权和发展权为人权的大唐盛世。

十九大距文革悲剧重演还有多远？早在2012年“两会”，将要回家养老的“影帝”温家宝会见中外记者时说了几句雷人的台词：“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错误的遗毒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改革和建设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温家宝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十九大，他在习近平的报告中，一定会闻到浓浓的“文革味”。

当年很多学者包括自由派的一些学者都认为温家宝危言耸听，并断言文革悲剧不会重演，其主要理由：一是中共已经放弃了阶级斗争，中国已经改革开放，法制正在健全，中央已经实行了集体领导。二是一旦真的出现运动，人们更多的将为经济利益而抗争，受冲击最大的必然是权贵与既得利益集团，而纯政治性极端狂热者，只为毛思想或保守的意识形态而斗争的，只会是少数。三是有了互联网和手机后国人经过“常识启蒙”不像当年那样愚昧，一部分人开始觉醒，他们对国家与人民关系的认知，对公民社会的热爱，对新中国历史的重新思考，对世界政治文明趋势的感知，对普世价值和人生价值的发现，都已经融入血液之中，觉醒者对中国的走向拥有自己的期望和信仰，绝不会答应走回头路。

只有牢记和汲取悲剧的教训，才能防止悲剧重演。1980年8月21日，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采访邓小平，在谈到如何避免文革悲剧重演的问题时，邓回答：“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所以，邓小平开启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一条门缝。

习近平登基后，不但关闭了政治体制改革大门，还力图把文革历史和教训从民族记忆中抹去。2016年5月16日，是文革发生50周年。之前，官方没有任何反思文革教训的纪念活动，而大型红歌演唱会开到人民大会堂。5月2日，由中宣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教办公室、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团中央中华未来之星全国组委会、中国歌剧舞剧院主办了以彭丽媛成名曲“在希望的田野上”命名的大型交响演唱会，演出者是“56朵花少女合唱团”，演唱了包括《大海航行靠舵手》、《不知该怎么称呼你》等文革歌曲和颂杨习近平的歌曲。对此，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马文瑞的女儿马晓力致函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指有人以这种形式纪念发动文革50周年，违背了中共11届6中全会否定文革的决议。民间只有“左派”的纪念活动，在习近平的家乡西安市，有人组织了“文革5.16通知发表50周年座谈会”，与会者一致表示，要捍卫已毛泽东思想，把文革进行到底。中共媒体只字不提文革，直到5月17日半夜零点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发表一篇评论，重申中共对于文革一贯的抽象定论。2016年3月，唯一的民间文革博物馆（位于广东汕头市）被封，封条是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巨幅标语。到了2017年，著名歌手谭晶在湖南卫视“我是歌手”的舞台上演唱了一首《浴水》，节目播出后，谭晶连歌带人都被剪辑掉了，其工作室在微博发表声明称，谭晶“因工作档期安排及版权归属等问题”退出歌手比赛。《浴水》是陈冲导游的《天浴》电影主题曲，这部讲述文革期间女知青悲惨命运的电影导致陈冲被禁3年。因为习近平早在2013年就明确要求“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所以他不只是让国人遗忘文革，更重要的是控制民众思想中对历史的阐释，造成中共一直是伟大光荣正确的认知，感觉党的伟大之处不再是改正错误，而是根本就没有错误，“中国特色”是“中国贡献”、“中国方案”和世界的未来。

文革在中国，文革研究却在国外。习近平登基后，在中国的主要高校和社科院系统内，专题从事文革研究的学人可谓凤毛麟角，更毋谈有计划，有系统，有团队的研究了。国内没有一个文革研究所，而“习近平思想研究中心”在几天内就如雨后春笋般遍地开花。国内唯一能刊登以反思文革文章的杂志《炎黄春秋》被彻底整肃。自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却千方百计地通过其控制的国家机器，严厉禁止通过文学、艺术、电影、学术等各种方式对文革进行分析、批判和史料挖掘。中共还把手伸到国外，要求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的《中国季刊》、美国的《亚洲研究期刊》、德国的施普林格·自然集团从网站删除有关中国近代历史研究的文章。

习近平拒绝社会民众去批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否定的东西，这种看似矛盾的行为背后，隐藏着他的巨大苦衷。一是因为习近平至今仍将毛泽东奉为精神领袖，反思文革将导致对毛泽东在政治上、道德上进行彻底清算，从而影响执政党的合法性；二是产生文革的那些集权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仍然是习近平思想的理论基础，反思文革将会令他失去统治基础；三是反思文革必然唤起了人民对普世价值和宪政的追求，从而导致对“特色制度”的反抗。不反思文革，这个民族没有前途；反思文革，执政党没有希望。这种局面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严酷的政治现实——中共的利益与民族的根本利益南辕北辙！

多少个悲剧，多少条生命，都不能唤醒中国人对天灾人祸的反思能力，那是因为“多难兴邦”所产生的“正能量”如同麻醉剂，会让我们很快忘记天灾与人祸带来的伤痛，似乎感觉“人民不幸国家幸”是社会发展的常态，我们的大脑不会思考“难”之本源，不会追究“灾”之肇始，只有“奇迹”，只有“伟大领袖又一次在紧要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军队”，只有“从胜利走向胜利”，只有“厉害了，我们的新时代”。

就在习近平力图把文革悲剧从民族的记忆中抹去时，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了由国家建立悼念斯大林肃反运动受害者纪念碑“悲伤之墙”的命令，总理梅德韦杰夫批准了永恒纪念政治迫害遇难者的国家政策准则。这份文件提到应该创造条件，让人们自由查阅同政治迫害有关的档案文件，保护好相关的纪念性建筑，同时在新闻媒体和学校的教科书中更多地介绍同政治迫害有关的历史。2017年10月30日，普京出席了“悲伤之墙”揭幕仪式，他在致辞时说：“斯大林的大清洗不吝惜人才，不吝惜为祖国做出贡献的人，不吝惜对祖国无限忠诚的人，每个人都可能以杜撰的、荒唐的罪名被指控。几百万人被控为”人民的敌人“，被枪毙或遭受精神折磨，饱受监狱、集中营和流放之苦。这段可怕的过去不能从民族的记忆中抹去，尤其是不能以任何方式、以任何最高的所谓人民的利益为名而正当化。政治镇压对于我们的全体人民、对于全社会来说都是悲剧，是对我们的人民的沉重打击，包括它的根基、文化和自我认知。直到现在我们依然在承受着这种迫害的后果。我们的义务是——不忘记。记忆本身、评价这些黑暗的历史事件所持立场的清晰和明确将是避免历史重演的强大的警示。这座纪念墙对于我们、对于我们今天的整个国家是重要的，对于年轻人、对于明天、对于俄罗斯的未来更重要。”

普京的讲话，让俄罗斯人民，包括批评他独裁的人民，不再担心他会成为第二个斯大林，同时普京或许已经认识到，一个对领袖疯狂盲从、对别人肆意加害、对自己抛弃尊严的民族，如果不进行反思，对自己、对后代、对历史、对世界其他民族都是无法交代的，这已经成为俄罗斯人步入现代文明和融入世界的一个巨大障碍。然而在中国，某些事情注定要发生两次以上，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一定还是悲剧。悲剧重演的根源是独裁者相信，“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长篇小说《1984》里的独裁政党口号）。

毛泽东是政治极端主义，他利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个人崇拜打倒自己的政敌，并以此来解决一切问题。习近平既是一个政治极端主义者，又是一个政治实用主义者，虽然他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伟大斗争”，但只是“四个伟大”之一，他还要抓其他三个伟大，把经济抓上去才能证明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他利用反腐败已经打倒了自己的政敌，现在他利用“伟大斗争”和个人崇拜只有两个目的：一是为建立个人威权和极权，让自己成为党中央的绝对核心，以立于不败之地；二是为社会稳定，沿用文革方式、文革逻辑和文革美学，强迫人们不断表态、站队、跟从，让百姓成为毛时代那样的顺民，实现“一人谔谔，亿万人诺诺”。

由此判断，文革悲剧不会马上重演。但是，十九大之后“新三忠于”（政治局委员李鸿忠要求“忠于党、忠于党的核心、忠于党的领袖”）浪潮的形成，标志着习近平带领中国人民已经迈进“亚文革”（次文革或半文革）时代。“亚文革”将成为新常态，至于能否发展成“正文革”？什么时间到来？又以什么形式到来？谁都无法判断。从十九大后发生的“驱赶低端人口”、“煤改气”、“牌匾格式化”等事件，可以看到当下这种效忠式的运动化行政，凸显了不受民主和法制制约的权力的巨大破坏力，它击碎了国人对未来的预期，人们对一切都不可知了，因为大家不知道这些“绝对忠诚”的当权者脑子里还会产生多少“绝对”的念头。

【民主中国首发】时间：1/16/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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