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汝信：《风暴历程》(连载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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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取消军衔制度

1964年9月，中央军委决定合理地改革现行薪金制度，取消军龄补助金，降低军官的薪金标准，大体上和国家机关行政干部的工资标准取得一致。薪金制度的改革，同时引发了取消军衔制度的动议。其后，召开了军委办公会议第七次扩大会议和军委第223次办公会议，对取消军衔制度问题专门进行了研究，并制订了初步方案。方案初步确定先由薪金改革小组就取消军衔制度向军委提出报告，然后由军委组织实施。

1964年10月17日，薪金改革小组向军委提交了《关于取消军衔制度的意见》称：我军的军衔制度，基本是照搬苏联和其他国家的，我军过去没有这种制度，也一样打胜仗。实践证明，这种制度不符合我军的优良传统，实行以来，利少弊多，副作用很大。同年11月24日，军委办公厅向全军转发了这个文件，要求结合开展取消军衔制度思想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11月30日，代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对取消军衔制度持积极态度的军委第二副主席贺龙，在听取高等军事学院有关人员汇报时称：

我们的薪金制度不合理，特别是营级到军级。将军以前还降了一点，但也不合理。元帅、大将有的薪金比主席还高。我们过去还不知道。营、团、师、军四级，有的比地方上同级干部的薪金高80%。明年一月份准备先取消军龄补助，全军不行，先从少将以上开始，第二步全取消，与地方干部拉平。这样做了，要有震动，要先做好思想工作。

牌牌（指军衔）我们上了当，也准备取消。内战时期，抗日时期，解放战争时期，都发几块钱，发套布衣服，实行供给制。一进城，有人批评我们“游击习气”，以后就分十九级，将、校、尉。下级见上级，进门要报告，允许了才能进；进来了要坐下，允许了才能坐；坐下了要讲话，允许了才能讲话；讲话中间要抽烟，要吃水，允许了才能抽烟，才能吃水；完了要走，允许了才能走。以前我们那有这一套！过去，在一个房子里几个人谈话，先解决你的问题，后解决他的问题，有水就吃水，有烟就抽烟，办完事就走，有盐同咸，无盐同淡，有钱就花，无钱不花。官兵一致。薪金制我们上了当，军衔我们上了当。明显地讲，人家就是要控制我们的军队。那时我们不自觉，没有顶住，要作检讨的是我们。[1]

1965年1月12日，军委向毛泽东并中央正式提交《关于取消军衔制度的请示》，全文如下：

关于取消军衔制度的问题，军委办公会议第七次扩大会议和军委第223次办公会议作了研究，并征求了各军区、军兵种、院校党委的意见，一致同意取消军衔制度。

军衔制度是一种资产阶级法权，与我人民军队的本质不相适应。九年来实践证明，这一制度不符合我军的传统作风，等级表面化，助长了干部的等级观念和名位思想，不利于我军的革命化建设，不利于同志之间、上下级之间和军民之间的团结。同时，也增加了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不少繁琐事务。

鉴于存在上述许多不利因素，建议取消军衔制度，采取“名存实亡”的办法，大将以下各级军衔一律取消，元帅军衔予以保留。

取消军衔以后，凡属现役军人，仍保留领章上的军兵种符号，今后参加外事活动，除元帅外，可用职务名称。

军衔制度是根据兵役法和军官服役条例制定的。取消军衔制度，必须修改兵役法和军官服役条例。在中央批准取消军衔制度后，再按法律手续报人大常委通过。

取消军衔制度，在军队人员思想上不会引起太大的波动，但也必须和对待薪金改革一样，在部队进行充分的思想教育工作。

以上意见当否，请批示。[2]

当月，毛泽东在该报告上批示：同意。

此后，军内各单位对取消军衔制度的方式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如：要采取彻底革命的办法，不要“名存实亡”，而要名实皆亡，元帅军衔也不要保留；陆、海、空军服装上已有区别，因此，军兵种符号也可以不要，或者和解放军的符号统一起来，一律佩带“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礼服、大沿帽等，也可以取消。全军上下，对内对外活动，皆实行一种服装样式。这些意见和建议，比军委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更具革命性，大部分也得以采纳。

在取消军衔制度的同时，军队薪金制度的改革也在同步进行。2月11日，军委发出《关于改革军官薪金制度的决定》称，“军队现行的薪金标准，是全国现行的各类工资标准中较高的一种，这是由于我军由供给制改为薪金制时，搬用了外国一些不好的经验所形成的。它同我军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的优良传统不相适应，并已带来一些不良影响。薪金高了没有好处，还有坏处，容易忘掉过去，忘掉贫下中农，忘掉阶级兄弟，忘掉革命，也不利于军队同地方的团结。为了缩小军队干部同广大工农劳动群众之间的生活差距，并将军官薪金标准与国家机关行政干部的工资标准大体取得一致。因此，必须降低现行的军官薪金标准，改革军队的薪金制度。”为此决定：废除现行的军官薪金制度，取消军龄补助金。参照国家机关行政干部工资标准，结合军队情况，制定军队的统一工资标准。将军官现行级别改定为国家机关行政干部级别。从1965年6月1日开始执行新的工资标准，按新定级别发薪。[3]

2月18日，以国防部名义发布《关于停止授衔、晋衔工作的通知》称，“中央已经批准取消军衔制度，现正按法律手续报请人大常委审议，待人大常委通过后，即行公布取消，现决定从即日起，停止授予和晋升军衔的工作。望遵照执行。”

4月24日，军委向毛泽东并中共中央请示：建议在取消军衔制度和减薪的同时，对现行军帽、帽徽和领章的式样，也可以彻底改革，做到三军一样，官兵一样。请示中还拟定了三军统一戴解放帽、佩红色领章，帽徽也改为全红五角星。毛泽东于同月29日批示：照办。[4]

65式全红领章、帽徽

4月28日、29日，贺龙、罗瑞卿和杨成武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备战计划。毛泽东在同他们谈话中指出：战争仍有发生和不发生两种可能性，但我们必须做到有备无患。他说：“世界上的事情总是那样，你准备不好，敌人就来了；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敢来。”“现在蒋介石是想保住老本钱，什么反攻大陆都是假的。”“不仅蒋介石是机会主义，美国也是机会主义，它才不那么冒险哩！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它都是等人家打得差不多了才出兵。当然，我们要准备他们冒险。”关于改变人民解放军的帽徽、领章问题，毛泽东说：“我赞成走回头路，恢复到老红军的样子，只要一颗红星、一面红旗，其他的统统都吹了。”他还说：“过去搞什么将、校、尉那一套，我是不感兴趣的。”[5]

5月18日，军委关于兵团级别以上干部的工资定级问题向中央提交请示报告。其中提出，大将军衔的现为大军区级的七名（原有八名，其中陈赓于1961年病逝）。张云逸原为地方三级，仍为三级；罗瑞卿、粟裕、徐海东、萧劲光定为四级。谭政、黄克诚定为六级。这个报告经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圈阅批准。[6]

5月21日，军委发文转发其关于改革现行帽徽、领章和军帽式样向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请示和毛泽东的批示。

实质性的内部程序完成以后，还走了个形式上的公开程序。

5月22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讨论了国务院提出的关于取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度的建议，决定：取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度。同日，国家主席刘少奇发布主席令，予以公布。5月24日，公布了国务院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的帽徽、领章和部分军服样式的决定。决定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已经通过了取消中国人民解放军现行的军衔制度。为了能够充分体现出我军是伟大的党、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下的伟大军队的革命精神和光荣传统，做到三军一样、官兵一样，国务院对新的帽徽、领章和部分军服样式决定如下：

一、陆、海、空军、公安部队一律佩带新的全红五角星帽徽和全红领章。现行的帽徽、军衔肩章、军衔领章和军种、兵种、勤务符号，均予以废止。

二、官兵一律戴解放帽。现行的大沿帽、女无沿软帽、水兵大顶帽，均予以废止。

三、海军军服的样式改与陆、空军相同，其颜色为深灰色。

四、官兵每人发腰带一条。原军官武装带予以废止。

五、原校以上军官的西式大礼服和女裙服予以废止。

本决定，从一九六五年六月一日起开始实行。[7]

取消军衔制度，为军队正规化建设的一次大倒退，为**前夕党内极左思潮在军队建设上的一个重要表现。惟其却又为文革中部分特殊的非军籍人员穿上军装打开了方便之门。1966年“八一八”毛泽东身着65式军服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之后一段时间里，大部分中央政治局常委、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及中央**小组成员，都穿上了65式军服以公开示人。

身着65式军服的毛泽东、林彪、刘少奇

身着65式军服的（左起）董必武、徐向前、林彪

身着65式军服的周恩来与陶铸

被毛泽东誉为“欧洲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明灯”的阿尔巴尼亚，亦跟随中国于1966年5月取消了军衔。二十三年之后，中国于1988年恢复了军衔制度，阿尔巴尼亚比中国迟了三年，1991年政体改变后才得以恢复这一世界军队普遍实行的行之有效的制度。

[1] 贺总对高等军事学院整风的指示，1964年11月30日。

[2] [65]军呈字第1号，1965年1月12日。

[3] 军委[65]7号文件，1965年2月11日。

[4]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编写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五卷，征求意见稿，2001年，页458。

[5] 毛泽东听取贺龙、罗瑞卿、杨成武汇报备战计划时的讲话记录，1965年4月28日、29日。载《毛泽东传（1949-1976）》下，页1391-1392。

[6] 《张云逸传》编写组、海南省档案馆合编：《张云逸年谱》，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页469。

[7] 《人民日报》，1965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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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援越抗美” 启动

1960年代越南战争期间，中国实质性的秘密军事人员援助虽然是在1965年才大规模展开，其实早在1962年间已经开始筹划。

1962年8月，北越总理范文同访问中国，请求中国支援。1963年10–11月，越共中共和中共中央分别批准《中越两军协同作战计划》，就协同保卫中越两国边境地区安全问题达成初步协议。1964年越战升级，北越派出代表团到中国，请求加强对越援助。6月24日，毛泽东、刘少奇接见北越代表团和人民军总参谋长文进勇。毛泽东在接见时称：“你们对各种可能都要做准备。第一是像朝鲜战争那样，准备它出兵打北越。准备好了，它不来，那好嘛。第二是它不来北越，在南越范围内打。”刘少奇补充说：“还有一种可能，美国的军队不来进攻北越，美国飞机来轰炸。”毛泽东明确表示：“你们的事就是我们的事，我们的事就是你们的事。就是说，我们两家无条件共同对敌。”6月30日，越南提出请求中国援助的初步方案：如果美国对（越南）北方进行轰炸，初步考虑请求中国加强装备、物资、技术援助；如果美国直接出兵南越，请求中国增加武器、弹药、装备、物资、技术援助，如有可能，协助越南加强防空；如果出现美国大规模出兵越南的情况，建议中国派兵支援。[1]

      在北京举行的援越抗美示威游行

1965年1月8日至24日  北越国防部副部长兼副总参谋长陈参率军事代表团访华，周恩来、罗瑞卿接见。中方组成以杨成武、李天佑为正副团长的代表团，就中越两军协同作战保障工作和向越南提供军事援助问题进行会谈。24日，中越双方签订了《关于中越两国军队协同作战保障工作的补充协议》、《关于中国向越南北方提供军事装备和主要后勤物资援助的补充协议》、《关于中国援助越南南方军事装备和主要器材的协议》3个协议。2月9日  为落实中越两军协同作战保障协议，总参作战部向总参上呈了派人赴越南、老挝进行现地勘察的建议，提出组成50人的勘察组，成都军区韦杰副司令员任组长，总参军务部陈彬副部长任副组长，成员由总部、有关军区、军兵种派人参加。3月18日，杨成武批准。勘察组出国勘察四十余天，主要勘察了越北、越西北、越东北的地形和道路，同时派少数人勘察老挝桑怒、川圹地区。回国后，参与起草关于越老地形分析和建议的报告，6月30日上报。报告分析越老地形对作战行动的影响，提出了整修越南通向中国、老挝的公路、桥梁、渡口；调整出国作战部队编制，增加火炮、轻武器等装备和针对热带山岳丛林地进行训练的建议。[2]

3月24日至25日  文进勇率军事代表团访华，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刘少奇表示：越南需要的高炮和其他武器、弹药，凡是中国能够办到的就一定供应；为对付敌人破坏越南陆上交通线，中国准备了1个铁道兵师、2个高炮师和其他一些保障部队，越南什么时候需要，中国就什么时候派去。罗瑞卿、杨成武就越南斗争形势的估计、越东北群岛设防和安沛机场选址等问题与文进勇进行了会谈。

4月9日  北越国防部部长武元甲随黎笋率领的越南劳动党代表团访华，杨成武与武元甲就军事工作进行了会谈。会谈中，武元甲提出请中国派工程部队援建越东北群岛设防工程，派工作组入越研究铁路干线防空问题，并请尽快帮助修建安沛机场。杨成武答复，前两个问题，我们已作准备，越方什么时候需要，需要多少，我们就派多少去；修机场问题，过去越方没有提出，我们需要研究。20日至22日，武元甲再次来访，罗瑞卿、杨成武先后同武元甲进行会谈，杨成武对越方提出的援越施工、抢修铁路等问题答复：援越工程兵准备了3个团约1.2万人，拟设1个师级指挥部；援越铁道兵准备了1个师部、5个团约2.5万人；援建安沛机场准备了1个工程兵团，约2500人。供应全部由中国负责。

4月12日  中共中央发出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加强战备工作的指示。总参作战部立即与有关部门研究拟制关于加强战备措施方案，经杨成武签呈，由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实施。

4月12日至5月31日  为贯彻毛泽东关于加强战备、应付各种情况的指示，军委在北京召开全军作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军区、军兵种领导和总部有关部门负责人，共93人。会议学习了毛泽东关于战略问题的指示，讨论了总参作战部修改的全军作战计划和战备计划草案。5月19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等，在听取汇报时作了指示：①要立足于准备早打、大打、从各方面来打，我们准备好了，敌人就不敢轻易来打，就有可能推迟战争，甚至使战争打不起来。②要从战略上考虑问题，处理好经济建设产和国防建设的关系。要从全局考虑增加兵员，军队搞得太多，就影响国家经济建设。③备战工作要有重点，现在必须搞好工事，搞好部队的武器装备。④要从军事思想、物质基础和军队政治工作等方面做好打仗准备。军委7月底将会议情况上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经中共中央批准，总参作战部将作战计划有关部分摘录发各大单位。

4月18日  为了援助越南铁路、机场和设防工程建设，总参谋部下达预先号令，确定：以铁道兵第二师师部为基础，铁道部、铁道兵和总参军交部派人参加，组成铁道工程指挥部，称工程第一支队，率5个团入越，担负友谊关至克夫109公里铁路改建和克夫至太原50余公里铁路新建任务，河内至友谊关、河内至河口两条铁路的抢修任务。以工程兵建筑第五十三师为主，海军、炮兵、通信兵部派人参加，组成设防工程指挥部，称工程第二支队，率3个工兵团和部分通信工程部队入越，担负东北群岛设防工程修建任务。空军工程兵第二总队入越担负修建安沛机场任务，称工程第三支队。

设防工程指挥部由工程兵司令部副参谋长曾旭清任主任，工程兵政治部主任李良汉任政委，工程兵建筑第五十三师师长王辉任副主任兼参谋长，6月9日晚，其第一梯队秘密通过友谊关开进北越，揭开了中国军队援越抗美的序幕。铁道工程指挥部由铁道兵学院副院长龙桂林任主任，铁道兵科学研究院政委郭延林任政委，6月23日，指挥部及所属部队开始从云南、广西两个口岸进入北越。

1965年6月铁道兵援越抗美部队通过友谊关

工程一支队龙桂林主任（左3）、郭延林政委（右3）在友谊关前

5月25日周恩来接见拟与越南交通代表团会谈的中国代表团成员，罗瑞卿、杨成武汇报了援越工作有关问题。周恩来对援越工作作了指示：总的原则是尽量满足越方要求，尊重越方意见。援越工作要讲时效，援建越北方的12条公路，肯定不能同时并举，应将经济建设和作战需要结合考虑，以作战需要为主，要以轻重、难易、快慢、粗固八字方针安排，先粗通，再加固，既要快，又要用得上，总的完成时间两年。交通部等有关部门要用支前的精神办事，由总参挂帅，国务院有关部门积极支援。修路施工力量以工程兵部队为主。河内以北的铁路、公路要包修，河内以南的应该包补。交通部、铁道部等有关部门可给越方介绍一些抗美援朝的经验，并派一批专家去越南帮助研究抢修技术。这项工作由罗瑞卿挂帅，李天佑具体负责，计委、经委等有关部门都要听调用。杨成武汇报援越修建12条公路，工程部队需要扩编10万人，周恩来表示同意。根据罗瑞卿、杨成武提议，为了统一组织指挥援越工作，周恩来同意成立中央国务院支援越南工作小组，由国家部委、军委总部及军兵种21个单位各派一名领导参加，杨成武、李天佑任正副组长，负责经常性的组织工作。由李先念[3]、薄一波、罗瑞卿、刘晓[4]、杨成武、李强[5]、李天佑7人组成领导小组对中央负责，掌握援越的方针政策和重大支援任务的决定及新增项目的审批事宜。

         友谊关前的援越抗美誓师大会

6月4日  为保证援越修建公路协定的贯彻实施，李天佑召集有关单位进行研究，杨成武、李天佑向罗瑞卿、邓小平并援越领导小组报告，9日罗瑞卿、邓小平批准。主要内容是：①施工任务全部由军队承担，需投入10万人，拟抽调和组建20个团，分两批入越。②这项工作在中央国务院支援越南工作小组统一领导下，由总参谋部抓总（日常工作由军交部办理）；总的技术指导、勘察设计和施工力量调配由交通部负责；施工组织指挥、力量调配、经费、施工机具、车辆和材料的申请分配与结算等，由工程兵负责；施工部队的党政工作和后勤供应，分别由广州、昆明军区负责。以工程兵为主、交通部参加，成立精干的入越工程指挥部，作为工程兵派出机构，负责具体计划、技术指导、组织协同和施工力量的调配。③全部工程分两期进行，力争1966年底达到粗通，1967年第二季度全部按标准建成。

6月16日  根据中共中央批准的援越修建公路实施方案，总参作战部起草施工力量抽组和工程任务区分问题的报告，呈总参谋部。报告提出援越修建12条公路需抽组部队24个团（每团4000人）。26日，作战部根据罗瑞卿“先少去一些人也有试点作用”的批示精神，又提出第一批抽调2个师部（铁道兵第十三师师部和沈阳军区组建1个师部）率9个团约3.5万人，于9月底赴越南；第二批广州军区组建1个师部，广州、成都、武汉军区组建15个团约6万人的抽组方案。经罗瑞卿批准下达。7月1日，作战部经与有关单位研究，提出入越施工部队的名称、编组等问题的建议，报罗瑞卿批准。建议提出修路部队按中越协议对外统称“中国交通部修路工程队”，师、团、营、连分别称支队、大队、中队、分队；师部按800人至900人编组、团按4000人编组，建议还提出了防空兵力兵器配备及施工机械、通信保障等问题。

         空军高炮部队入越

7月6日  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的援越修建公路方案，总参谋部下达抽组部队赴越遂行公路修建任务的预先号令。主要内容：①第一批抽调的部队7月底解除现有任务，进行赴越施工准备。广州、沈阳军区组建的师部8月底前完成，预定9月中下旬入越。第二批入越部队夏季补兵后组建，预定年底赴越。②广州、沈阳军区组建的师部和抽调的铁道兵第十三师师部分别授予中国交通部修路工程第四、五、六支队番号。整个修建工程以军委工程兵为主组建工程指挥部，由工程兵科研设计院副院长罗洪标任第一副主任（代理主任），调陆军第四十七军政委孙正任政委，统一领导援越筑路工程。7月中旬，越南政府提出只修7条公路，其中新建664公里，改建547公里。8月27日至9月19日，中越双方在河内就援越修建7条公路的实施计划达成一致意见，9月20日总参作战部起草了实施计划通知，由总参谋部、交通部下发。

7月20日  根据越南政府请求，总参谋部下达调高炮第六十一、第六十三师入越作战命令。命令要求立即动员，月底前做好各项准备。27日，总参谋部下达入越开进计划。开进计划确定两个高炮师分别称工程第六十一支队和第六十三支队，从8月1日开始入越，担负北宁至谅山和安沛至老街两条铁路线的防空作战任务。

         高炮部队装运入越

11月23日  根据周恩来指示和10月越南党政代表团军事小组提出向南方再援助装备8万人份的要求，李天佑召集总参、总后有关部门负责人进行研究。会后，总参作战部起草了援助方案，由李天佑报罗瑞卿并周恩来。12月9日，总参作战部根据周恩来批示和李天佑的指示，与有关部门研究起草电报，由总参谋部致函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部。确定至1966年春季向越南南方提供：枪5万余支（挺），火炮1850门（具），枪弹7000万发，炮弹40万发，反坦克手榴弹1万枚等。

翌年（1966年）3月8日  为使军委、总参掌握援越情况，总参作战部统计了中国建国后至1966年向越南提供的军事援助：①军事装备和主要后勤物资援助。向越南提供可装备部队100万人的轻武器和装备器材，折合人民币7亿余元。②部队援助。从1965年6月至1966年3月，高炮和工程部队共赴越14.1万余人。其中：铁路工程部队2.5万余人，公路工程部队7.4万余人，设防工程部队1.3万余人，修机场工程部队6372人，通信工程部队2000余人，高炮部队1.7万余人。计1个公路工程指挥部，8个支队（师）部，25个工程团（含1个民工总队），9个高炮团，1个机场工程总队，1个公路测设总队，2个通信工程大队，18个后勤保障单位。援越部队的吃、穿、用全部由中国负责。③其他军事援助。

在越战期间，苏联及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亦曾向越南提供了援助。这些国家提供的援越物资多由中国帮助转运至北越。1966年3月24日  总参作战部对1965年免费经中国铁路转运苏联、朝鲜和东欧等国家援越物资、人员情况进行了统计：共转运12.9万吨物资和1047人。其中转运军事物资4.7万吨，经援和外贸物资8.2万吨；转运苏联人员339人，朝鲜工兵708人。另外，办理过境苏联飞机28架次、运载495人次，东德飞机4架次。为转运各国援越物资，中国派干部、战士押运1300人次，为过境物资换装和警卫，使用6万人日，为保障防空导弹运输，沿途组织警卫16.3万人次。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编写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五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年，页416-417。

[2] 本段及本节其后部分资料来源自总参谋部作战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部史》第二册，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页805-849。并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五卷，征求意见稿，页496-499。

[3] 李先念，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主管财经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4] 刘晓，时为外交部副部长，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

[5] 李强，时为对外贸易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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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加强战备，准备打仗

1965年春，面对越南战争升级和中苏交恶的严峻局面，中共中央将国家建设思想，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向以国防建设及战争准备为中心；军事斗争准备的战略方向，不仅包括针对美、台的东部沿海，而且包括针对美国的南部边疆，和针对苏联的“三北地区”[1]；军事战略方针从“积极防御，北顶南放”[2]，转变为“积极防御，诱敌深入”。

自此，从1965年4月到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发生前，是中国立足于“早打、大打”而进行大规模长期备战的前期。事实上，整个文化大革命时期，都是在紧张的战备氛围中度过的。

一、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

1965年4月9日，总参召开会议，对全军进行战备动员部署。同日，在邓小平主持下，中央书记处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文件。该文件的核心内容是：密切注意越南战局的发展，美帝国主义很可能把战火烧到我们国土上来；要准备应付最严重的情况，准备对付美帝国主义轰炸中国的军事设施、工业基地、交通要地和大城市，以至在我们的国土上作战，我们对小打、中打以至大打都要有所准备。4月10日，毛泽东批示同意。[3]

4月12日，中共中央以中发[65]208号文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至县团级党委。指示称，“美帝国主义正在越南采取扩大战争的步骤，直接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严重地威胁了我国的安全。我们已经向全世界一再表明我们的严正立场：我们绝不能置之不理，我们准备随时同越南人民一道共同战斗。我们还要准备对付美帝把战火引到我们的国土上来。中央认为，在目前形势下，应当加强备战工作。”“对于美帝国主义扩大战争的步骤，必须认真对待，绝不能有任何的麻痹大意。要估计到敌人可能冒险。我们在思想上和工作上应当准备应付最严重的情况，准备对付美帝轰炸我国的军事设施、工业基地、交通要地和大城市，以至在我们的国土上作战。”

指示又称，“对于美帝国主义这只纸老虎，在战略上要藐视它，但是，在战术上要重视它。我们要充分估计到敌人还有相当强大的力量，占有海空优势，目前敌人太平洋地区加紧进行的军事部署，主要是针对我国的。我们必须把情况设想得严重一些，把备战工作做得充分一些，特别是在重要的军事设施、工业基地、交通要地和大城市，要切实做好对付敌人突袭的准备。我们对小打、中打以至大打，都有所准备。这样，对我们只有好处，没有什么坏处。一切盲目侥幸和麻痹松懈的思想，都是错误的。”

指示提出，“目前的具体备战措施，要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

“一、大城市和大的工矿交通企业，要建立和整顿防空委员会，做出必要的防空规划，进行防空教育。

“二、在沿海地区，要切实整顿和加强民兵工作。其他地区的民兵，也要注意进行最基本的训练，讲究实用，避免烦琐，切不要搞形式主义。

“军队的备战动员，按军委的命令和总政治部的指示执行。”

4月12日，总参作战部在中共中央发出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后，与有关部门研究拟制关于加强战备措施方案，经杨成武签呈，由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实施。主要内容是：①加强西北、西南、首都、上海、武汉地区的防空力量，调整增加上述地区航空兵、高炮、雷达部队；1965年修建田阳、桂林机场。②加强海南岛和北部湾地区战备，调整航空兵指挥关系，增加高炮部队和对空、对海雷达站，加速加来机场和北海至涠洲岛海底电缆建设。③调整增加机动通信部队，做好入越作战和援越架设有线电路的准备工作。④抓紧修通元阳至江城、江城至孟棒的公路，做好出境援越、援老抢修公路、铁路的准备，建议交通部、铁道部在西南地区储备抢修器材。⑤调整增加师以下部队防化、洗消力量，加速研究生产新型防毒面具和人力洗消器。⑥做好预定出国作战部队机要人员配备、密码供应和战时中央、国务院及总部的密码供应准备工作。⑦加快制印中南半岛地区中越两种文字的地图，提早发给预定出国作战部队和提供越方。⑧扩编3个分部、8个兵站和3个汽车团等保障部队。⑨做好出国作战部队后备兵员、勤务保障分队的动员储备工作。上述措施共需增加编制员额约1.7万人，经费1.5亿元。

二、对军事战略方针的调整

自1964年中期始，毛泽东对“北顶南放”的军事战略方针多次提出异议。1964年6月16日，毛在北京十三陵水库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明确表示，“北顶南放，我看不一定。敌人一定要从东北来？还是走日军的老路？我看不一定。从广东来，得到什么东西？也不一定。”“至于打法，无非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打歼灭战。还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顶，要顶一下，顶不住还不是走？不能放在顶得住上。”[4]7月15日，毛在听取周恩来等汇报时称，“我们的打法是，我能吃下你时，就吃你；吃不下你时，也不让你吃了我。时机不成熟，我主力不同你硬拼，同你脱离接触。……无非你占了我什么地方，听起来名誉不好。名誉不好就名誉不好，主要不是名誉好不好的问题，而是最后胜利的问题。（罗瑞卿：第二次世界大战，敌人打到了莫斯科城下。）敌人打到莫斯科困难一些，打到北京还容易一些。就是失掉了北京，也不要紧。失掉了，我们也不到重庆，民主人士可以去。我们到北京、太原之间的山洞里去，就在这里同敌人斗。”[5] 9月14日，毛在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时称，“敌人很可能是中间突破，不会走日本人的老路。日本人吃亏，就是吃亏在先搞东北。”[6] 10月5日，毛在会见北越总理范文同时称，“我们准备美国打进中国大陆。……我们不怕。还是这个办法，在沿海建工事，也准备它打进来。中国领土相当大，它想到哪里就让它到哪里，这个办法比较好。我们和它打游击战，可以吃掉的就吃，要想吃掉它就要把它引进国境。”[7]

1965年4月12日至5月31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全军作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军区司令员、分管作战的副司令员、参谋长和各总部、各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共93人。会议根据毛泽东自1964年以来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一系列指示，对军事战略方针进行了调整，将此前的“积极防御，北顶南放”，调整为“积极防御，诱敌深入”，从而解决了“早打、大打”的作战指导和作战方法问题。在统一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制定了全军作战计划和战备计划（草案）。

5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接见军委作战会议全体人员并作了指示。5月21日，总参报送中央政治局常委接见时的指示纪要。纪要提出：我们要准备大打，准备快打，但战略工作的落实还要一步一步地来，先搞临时来不及准备的，就是加快尖端技术，搞大小三线。各大军区、省军区、军兵种，要特别重视民兵、小三线和地方部队。民兵是最可靠的兵员。我们要有全局观念，要注意国家经济问题，照顾到地方生产、人民生活和国家经济建设。兵要少一些，挤出钱来多搞武器、兵工厂、飞机、军舰、大炮、导弹、原子弹。战备工作要有重点，现在必须搞好工事，搞好部队的武器装备，不能搞全面紧张、全面膨胀。海军、空军、导弹、坦克、大炮，凡是临时来不及搞的现在就搞，来得及的，现在就不搞。最关键、最主要的是搞好三种准备，即军事思想的准备、军事上物质基础的准备和军队的政治工作。纪要指出：主席对于战略方针，从去年十三陵指示以后，又给了多次指示，都很重要，我们就按照主席指示去办。比如说，中间突破，切断南北；搞大小三线；民兵三落实；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主席最近在武汉又指示，前面不要放那么多人，不要怕敌人突破一点。毛泽东5月25日阅后批示：“此件已阅，退林彪同志。所提各项意见，都同意。所谓十三项物质准备工作，如有文件，盼送给一阅。”[8]

军事战略方针确定之后，总参在原有的基础上，很快研究制订了新的《全军作战计划》。6月28日，总参将《全军作战计划》呈报中央军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不久，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对《全军作战计划》进行了审议并给予肯定。[9]

1965年上半年，国家计委在协助总参拟制完成《战时武装力量动员计划》的基础上，主持完成了《战时人力动员计划》及其附件的起草、修改工作，为下半年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做准备[10]。6月，全军作战计划确定后，战时动员计划的拟制工作也随之加快。总参的预想是：战前人民解放军总兵力约500万人，战争初期6个月内，约需动员800万人，伤亡补充按年40%计算，半年需补充伤亡260万人，总共在战争初期人民解放军需要动员补充兵员1260多万人，并在整个战争期间保持在1200万—2000万人，大约占全国总人口的3%。如战争持续4年，则总计需动员3060万人。战争后期如果兵力达到2000万人，除伤亡补充外再增加动员700万人。这样预计总动员量为3760万人，占全国人口的5.4%。按照上述预想，国民经济动员将首先满足战争初期1200万军队作战的动员需求，并通过持续动员以满足1200万—2000万军队作战对经济动员的需求，动员高峰时则要满足3760万军队作战对动员的需求。[11]

三、对毛泽东有关战备和军事战略方针调整指示的贯彻执行

中共中央就关于加强备战工作作了指示及全军作战会议对军事战略方针进行了调整后，毛泽东仍在不同场合不懈地对战争准备和作战思想进行了阐述。军委、总参及时地对毛的指示进行了贯彻落实。

1965年6月2日，毛在看了国际关系研究所编印的《帝国主义动向》第十五期上刊登的一份材料后批示：“他们认为有可能马上打仗。我看也许如此，也许暂时还不会。一、二、三年之后才打，我们就有准备了。但是我要放在马上打的基础上部署工作，中央已作了决定。”[12]

6月9日，毛在会见一位外国客人谈话时称：“现在我们要准备打仗。准备打，也许打不起来；不准备打，打起来就措手不及了。这点在人民中间要进行宣传。看来，帝国主义是准备打的，不然军火商发不了财。”[13]

6月16日，毛在杭州听取计划工作汇报时称：“华东开会，许世友讲，要把敌人完全顶住，不准它进来，在沿海打光。我说，你不给它点好处，不使它感觉到有点味道，这不成，那样它就不来了。要使它感觉到有一点味道。请问，一个国家打仗，这么大国家，纵不是像日本人那样长驱直入，也要给它一些味道，才会给我们机会打大胜仗。我看，就是怕它不进来，它只在边沿上搞一下，那就实行许世友的建议，在边沿上把它整下去。还是要诱敌深入才好打。人家得不到好处不行，那样就不能诱敌深入。”“姜太公钓鱼钓不到，就是因为不给鱼东西吃。你钓鱼不给些东西不行。你拿破仑不到莫斯科，怎么会打败仗？御敌于国门之外，我从来就说不是好办法。”[14]

10月10日，毛在有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上称：“你天天说打仗，他不来打怎么办？那不变成了周幽王起烽火。这是我叫起来的，你不叫，打起来了怎么办？战争不准备不行，有备无患。”“现在敌人听不听话，也不一定，要放在两个可能上。一个可能按我们讲的早打、大打，一个可能它不来，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15]

1966年1月8日至19日，总参在北京召开小型作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沈阳、北京、内蒙古、兰州、济南、武汉军区以及各军兵种负责作战的副司令员和参谋长、作战部长，总部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会议学习了毛泽东自1965年6月以来有关诱敌深入战略问题的指示，修改和调整了1965年军委作战会议制订的五年设防规划。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叶剑英到会讲了话。

2月21日下午及22日上午，毛在长沙听取叶剑英、杨成武等汇报军事工作。汇报到诱敌深入问题时，毛说：诱敌深入，过去对日本人灵，现在在越南不灵了。它不会轻易长驱直入，要做两手准备，它不深入怎么办？朝鲜战争，诱敌深入第一阶段灵，第二阶段就不灵了。可以搞些小的诱敌深入。例如几十公里之内。还是要堆山，你不搞，敌人就占了。我看美国不会走日本、希特勒的老路。像日本、希特勒长驱直入的办法，美国不敢搞，它没有多少兵，它怕死人，怕我们消灭它。所以要有第二手准备。诱敌深入，我们搞了几十年。第五次反“围剿”吃了没有诱敌深入的亏，现在大家都相信了，因为再没有其他办法。日本人长驱直入，除西北、西南地区以外，差不多交通要道都占了。今后诱敌深入，可能不灵。不管怎样，我们在第一线总得顶几个月，使后方有所准备。还要考虑顶不住。我们不可能一点空子都没有，敌人不从你设防周密的地方来，它要钻你的空子怎么办？汇报到沿海城市如何打法时，毛说：利用城市打，也是个办法。采取斯大林格勒的办法。总不能把城市空出来，像上海人口七百万，搬到哪里去！工厂当然要搬出一些。沿海城市要多修几层工事，它突破一层，还有一层。还要注意城市侧翼的设防。敌人如果巴在沿海不前进，纵深工事等于浪费。同时，沿海城市它不可能都占，只能占一些地方。一个国家要消灭另一个国家，只要军队存在，人民大部存在，敌人就没有办法。因为要消灭一个国家，首先是消灭军队，然后是征服人民，强占土地。汇报到全军总定额及其他军兵种等问题时，毛说：总定额现在不要缩小。铁道兵有几十万在西南修铁路，划得来嘛！省公安部队拨归省军区领导，这个办法我赞成。单独搞一个公安部队，搞两套，这是从苏联搬过来的，我从来不赞成。汇报到周恩来、邓小平设想把全国工矿企业基建部队在今后三五年内逐步军事化、实现义务兵役制时，毛说：这个办法我赞成。3月27日，毛泽东在林彪送审的这次谈话纪要上批示：“此件看了，记录得不错，就照这样吧。”[16]

4月9日，总参在北京召开全军作战会议，进一步贯彻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战略思想。出席会议的有各军区、军兵种和各总部负责人。会议学习了毛2月份作出的关于诱敌深入和诱敌深入可能不灵，要做两手准备的指示，重点调整了今后五年设防规划，并研究了其他战备工作问题。叶剑英作了指示。会议于18日结束。5月，总参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报告会议情况，提出今后设防，第一位的是迅速完成首脑防护工程和对北边的设防。

注释:

[1] “三北地区”，指东北、华北、西北地区。

[2]“北顶南放”，1960年1月22日至27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广州召开。会议重点讨论了总参关于调整军事战略方针的建议。该建议的核心内容是：未来卫国战争的主要作战对象是美国及其在亚洲的军事同盟国和台湾国民党军，战争准备的基点是打反侵略全面战争；主要战略方向是东部沿海地区；战略指导思想是积极防御，基本作战思想是在浙江省三门县以北至鸭绿江入海口的沿海地区要顶住敌人，在浙江省三门县以南至北仑河口的沿海地区要诱敌深入至纵深地区聚而歼之，防御的重点是三门县以北至鸭绿江入海口的北部沿海；作战样式是运动战与阵地战相结合，战争过程包括防御、反攻、追击三个阶段。上述思想概括起来就是“积极防御，北顶南放”。对此，林彪在会议上指出：什么叫顶呢？顶就是不后退，把它顶住；什么叫放呢？放就是诱敌深入，把它引进来好歼灭。在战争初期我们是防御的，在顶的地方我们要下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等到把敌人消耗到一定程度，我们就可以转入反攻，最后还要进行追击，不仅从陆上追，而且从海上追，能追到什么地方就追到什么地方。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动员史》编写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动员史（1949-1978）》，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4年11月版，页409。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及《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毛批示同意的日期为4月13日。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1月版，页229。

[5]《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页251-252。

[6]《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页265。

[7]《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页270。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版，页495。

[9]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动员史（1949-1978）》，页412。

[10] 这一会议后来并未召开。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动员史（1949-1978）》，页417-418。

[12]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页312。

[13]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页313。

[14]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页314-315。

[15]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页326-327。

[16]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页559-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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