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彦修口述：陈伯达的为官与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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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达的为官与为学
曾彦修　口述　李晋西　整理



刑满释放以后的陈伯达


不知为何威信一落千丈

　　陈伯达这个人，可以说是个很聪明的很有才的人。他给我的印象是，才胜于学，学胜于德，德毁于位。好好的一个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后来变得那个样子，什么原因？

　　陈伯达是以文章上了天，做过几天共产党的第四号人物，公布的政治局委员顺序是：毛主席，林彪，周恩来，陈伯达。但他怎么又从九霄云上掉到地下碰得粉碎？陈的垮台，全国人民至今恐怕还是莫名其妙，我更莫名其妙。

　　陈伯达说得上是一个真正的大书生，但他读书却不太用功，就是文笔好。佩服而又知道他一点的年轻人，无顾忌地说他“懒”，即不用功，不苦读，靠聪明。陈伯达不是个政客，他并不想当政客，当政客就要活动，要到处跑，要讲话，他不会这些。他正式讲话，五分钟都困难。在延安，我觉得他只想当个政论家，他只希望他的一篇文章出来，全党注意，全国注意，他就十分满意了。问题是，不可能允许你这样一个专门写文章的名流存在，不与政治结合起来，你的文章就发不出去。因此，陈伯达在延安必须服从当时的政治需要，离开了这一条，他就一点用处都没有了。因为他讲的福建话，很难懂，跟人家谈不起来。1940年，南洋侨领陈嘉庚访问延安，开欢迎大会，陈老先生讲话，陈伯达翻译，从头到尾不知说什么。他们是同乡，别人翻译不够格。我在场，大家唯有鼓掌而已。陈伯达唯一的任务就是奉命撰写当时最重要的，用现在的话来讲叫时尚论著。他一生的文章，没有离开最高的领导，是受命要写的。他写这种时尚著作，一直到1966年“文革”，他到《人民日报》，可以当场写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篇文章，在我看来不是陈的风格，甚至不是他的思想，这样的文章不经过别人看就发表出来，我有点怀疑。想想看，如果错了，他陈伯达有几个脑袋？（陈伯达晚年说：这篇社论是《解放军报》两位编辑写的，陈伯达审定并改了标题，当时在京几位政治局常委看过——本刊编者注）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无法无天的紧急总动员令，这个口号是颗炸毁全国的原子弹，谁不吃惊？历史证明，这个文章一出来，实际上陈伯达的历史作用也就完了。这个横扫其实包括了他在内。他的作用发挥到了顶点，因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以后，就没有可以再扫荡的东西了，打倒完了嘛。就是说，今后就不用委托你陈伯达再写加码的专文去扫荡什么了。以后打倒刘少奇也好，打倒其他人也好，都是等而下之的新人物写的，不需要你陈伯达写了。

　　他成了中央文革的组长不久，江青就代替他当代组长了。用中国话来说，狡兔死，走狗烹。他这篇文章一来，把已经打倒的，正在打倒的，准备打倒的，都扫光了，因此陈伯达的作用也就没有那么大了。而要专挑小刺，陈伯达可不行，比江青手下的姚文元等差远了。

　　所以，不是1971年庐山会议批评他后，他才不重要了，而是在这篇文章以后实际上就不重要了。不仅如此，这篇文章以后，他的活动，反而变成了他的罪行的材料，说他是在为林彪服务，破坏了毛主席的威信，一大堆罪名加在他的头上。“文革”的事，是江青在那里指挥，陈伯达也根本不大会做这些事，只有江青一人敢对陈左一声老夫子，右一声老夫子。其实是挖苦他，轻视他，说他除写几篇文章外，无用了。你叫他做行政指挥，他做不了，他至多只能指挥他的秘书，替他收集资料，他来写书。陈伯达要是离开了柴沫（行政秘书）、田家英、史敬棠、何均、陈真这五个人，他就什么官也不会当，什么书也写不出来了。

　　1970年中央在庐山开九届二中全会，毛主席下山后到处讲，准备打倒林彪。在这个会上，争论的东西叫滑天下之大稽，今天提到还叫人笑。这个会上，林彪、陈伯达反复称毛主席是天才，是伟大，林彪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应该设主席，毛主席说不要设。这就发生了“问题”，任何一个国家都要有个象征性的元首，你中共中央的主席，人家总统来，你怎么办，以什么身份去接待人家元首？所以这个元首，堂堂一个大国，不管有没有实权，总是要有的。毛主席主张不要，而且还写进宪法里。别人也跟着叫不要吗？你不要脑袋呀，谁也不敢。所以陈伯达等非要设不可。

　　陈伯达照例讲伟大，毛一下不知怎么的，对伟大厌烦了，一下忽然不要了。是不是真的不要呢，一直到他去世，四个伟大没有取消半个。陈伯达为了坚持“伟大”、“天才”等犯了罪，吓得要死，到处找证据，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也讲了“伟大”、“天才”等，印成书。这可证明陈伯达最终还是有些书呆子，他以为找到马、恩、列、斯他就可以平安了。

　　陈伯达为了设国家主席这一条，把在北京的史敬棠叫去了。史敬棠坐专机飞到庐山，干什么呢，代陈草拟在宪法中起草设立国家主席这一条，就几个字，滑不滑稽？

　　后来反林彪，反陈伯达，出了几本材料，把史敬棠的手迹也弄上去了。史敬棠比我大几岁，1941年我同他住一间小窑洞。十几年前我问史，陈伯达为什么要叫你去？那几个字他不会写？他说，你还不知道吗，陈伯达就是这样，懒得很。我说，再懒，就写几个字，这么一条一款都写不出来么？他说，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他硬是要我代他草拟。我说，不可理解。难道陈伯达老早就知道，写这一条要犯死罪吗？犯了法，拿你去充罪也不够分量呀。后来史敬棠在林彪、陈伯达事件中，进没有进监狱，我没有问他，但是他被隔离审查了多少年。

　　从此，陈伯达就被打倒、被批判了，成了林彪集团头目之一，又成了反革命。不过大家不大懂，也没有怎么批陈伯达，因为一批就要走火，说伟大、天才等等都不对，哪个敢说？

　　陈伯达的为人，在延安是很受青年人尊敬的。但是进城后不久，一下子就成为被一些人讽刺挖苦的对象了。什么原因？我一点也不知道。1951年5月初开全国第一次宣传会议，我的座位在前面，但我跑到最后一排空位去跟宣传部几个我认识的人闲扯。这几个人进进出出的，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一天，陈伯达在上面讲话，这几个人就说开了。陈伯达是福建惠安人，不会讲普通话，他讲话，只有百分之一二十是普通话。他有个口头禅：我是一个“小小小学生”。但用他的普通话讲出来就是：我是一个小猢狲。“小猢狲”就是小猴子的意思。后面几个人，有田家英、于光远、黎澍、王宗一、王惠德，这几个人我都特别熟，这几个人还有个特点，说话都比较随便。陈伯达在台上讲了二三十分钟，哪晓得首先就是王宗一发难。王宗一讲话相当尖锐。他说，呵，呵，你看这家伙，又来了，又来了。其他几个人跟着就挖苦。我觉得奇怪，暗想，哎呀，我才离开北京不到两年，过去陈老夫子的威信那么高，怎么一下子把他作为讪笑的对象了，一下子变成“家伙”了呢？当时我感觉到他的威信一落千丈，不是个别人对他，而是宣传部那么多处长们都把他作为笑话。什么原因呢？我不敢问，现在也不知道。如果没有突出的表现，我想这些人不会这样干的，特别是田家英，跟他关系非常好，长期做他的写作的助手。于光远更是个道德人，决不会随便笑人的。

　　我想，陈伯达这个人的虚伪，到了被人家发现的时候，他的威信就一落千丈了。这些人一下子看不起他，说明他的威信已经完全没有了。当时我就有一个感觉，为什么上面和下面对一个人的看法会完全不同？这个时候，陈伯达的地位是在不断上升中。但是，跟他接触多一点的人，却这样看不起他，这些人里边，据我所知，除了于光远，过去对他都是非常尊敬的。于光远为什么不那么尊敬他呢？陈伯达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过很长的文章，叫《中国地租概说》，我没有读过。于光远看过后发现陈伯达没有读过《资本论》一卷。《资本论》很多人都没有读过，这不算稀奇，因为1938年才算正式翻译过来。但是于光远发现，陈伯达连第一卷都没有读过，因为第一卷早就有中译本。于光远应陈伯达之邀，跑到杨家岭去找他，陈伯达很客气，表示感谢。结果，于光远发现他印书时，一个字不改。

　　除了于光远，在延安时，其他人对他都是很尊敬的，但到了1951年却都挖苦他，我不相信会毫无根据。现在于光远还在，其他人都不在世了。

我与陈伯达的关系

　　我跟陈伯达的关系不多，有一点点直接的个人关系。延安1941年夏天，也就是开始整风前，他好像并没有什么固定的职务，就是以一个重量级的文化人的身份住在延安。据说他曾经是中央党校中国问题研究室主任。如果真是的话，也是挂名，他不大管这些事情的。他一生在什么单位负责，都是个甩手掌柜。那时，他跟一些人长期住在延安马列学院山下面简陋的几间小平房里，他们既不上课，也不学习，也不开会，就是住招待所。有徐海东、谭余保、陈伯达、丁玲、高士奇。估计他们的生活由马列学院照顾，大概他们的生活水平比一般的学员高得多。我们看见他们，恭恭敬敬点点头，其他没有什么。当时看不出陈伯达在干什么，可能在写书吧。或者就是《三民主义概论》。1938年10月，日本飞机第一次炸延安，我进城买书，当时延安有几个窑洞卖书的，我们一个月领两块钱，买书的话，薄薄的可以买四五本，陈伯达也跟普通人一样进城买书。我没有看见他。人很多，日本飞机第一次狂轰滥炸，我往东跑，跑到城门洞里堵住了，回头看，炸弹炸的火焰一两丈高。陈伯达受了轻伤，马列学院几个同学把他抬回去。抬的人当中，有一个是我的同班同学余宗彦。我讲这件事是为了什么呢，说明陈伯达1938年在延安还是一个比较著名的普通文化人。

　　陈伯达在1941年四五月前，主要是写中国古代诸子百家研究的文章，当时不大具备条件。他发表了好几篇论文，听说好像有些文章的原稿是毛主席看过交给张闻天发表的。这些文章在战争时期没有起什么作用，延安看的人不多。我都看过，但等于没看，因为我的基础太差了。我记得他有篇小文章叫《论杨朱哲学》，杨朱的哲学在先秦留下来的材料不多，孟子曾经骂过杨朱：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杨氏为我，是无君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一般学马克思主义的人，简单认为杨朱哲学是个人自私哲学。但陈伯达和孟子的提法不一样，孟子认为，为我，而不为他人利益是不对的。陈伯达讲，杨朱哲学在当时有他的进步性，他代表的是新兴的工商业者的利益。工商业不讲利讲什么呢，发展工商业对社会是好事。所以他讲，杨朱哲学中的“为我”，不要简单地看，要看他的时代，他这种哲学，不是守旧的哲学，而是比较先进的思想。他的这个解释，给我留下了较深印象。这究竟是他的解释，还是引用别人的解释，我不清楚。因此，当时我们十几岁二十岁的青年对陈伯达的印象很好，认为他对先秦诸子百家也研究过，是一个比较懂得中国古代的人，跟左翼一般文化人很不相同，认为他既是一个高级文化人，又是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的文化人。对陈伯达有这样看法的，不是我一个人，在延安是较普遍的，不能因为以后判了他十几年徒刑，就不尊重史实。

　　1939年或者1940年，延安组织了很多研究会，是上面发起的，什么资本论研究会、哲学研究会、马列主义研究会，一大堆。我由马列学院派去参加两个研究会，一个是由陈伯达管的三民主义研究会，一个是由王明管的马列主义研究会。我在三民主义研究会听陈伯达东讲西讲，我们懂什么？就听他讲。他说，我1927年在莫斯科留学，他们都在研究斯大林、托洛茨基，斗得个要命，我就研究三民主义。我为什么要研究三民主义？我觉得蒋介石是利用三民主义，而我们对三民主义一点也不懂。我们研究一下吧，你不研究如何批评它，简单的骂不行呀！我们觉得他的思想比别人高得多，就听他讲。他说，三民主义这个东西，根本没有办法无条件反对，反对哪一个都不对。我们过去不懂，在上海的时候，对三民主义通通骂，实际上我们自己毫无研究。我们小青年一听，又觉得他的见解比别人高明。他问我们，现在的三民主义，哪个重要？有人说，民族主义重要，因为抗战嘛，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重要。他说，我们现在应该强调民权主义。为什么呢，民族主义，现在战争已经打起来了，全民抗战了，也算在做了。民生主义，现在抗战大家都苦得很，强调改善民生办不到。过于强调这个东西，国民党、蒋介石会说你是在挑起阶级斗争。我们现在就要强调民权主义，就要民主，把蒋介石的独裁削弱一些。这样一听，觉得很有道理。当然，强调民权主义不是他一个人的主张，是中央的决定，当时中央说我们讲三民主义，但强调民权主义。经过陈伯达这样一分析，觉得他的思想比较高，对他是相当崇拜，所以，对他不是一般的尊重，而是非常尊重。

　　延安时期，1941年夏起，他担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我就是下面的一个研究人员，我是在经济组。中央政治研究室是怎么来的呢，后来不大讲了。1941年5月间，毛做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强调反对主观主义，说我们今后的一切工作都要建立在调查研究上。毛一下成立了一个很大的“中共中央调查研究局”，他当局长，任弼时当副局长，下设三个机构：中央党务研究室，中央政治研究室，中央敌伪研究室。政治研究室毛兼主任，陈伯达为副主任。毛兼主任是听陈说的。陈素不管事。这件事没有开过成立大会，也没有什么文件，具体的内容是陈伯达告诉我们的。政研室的人，现在还在北京的，据我所知至少还有七个人，包括邓力群等。陈伯达这个副主任，是挂个名，什么事都不管，埋头写自己的文章。陈伯达对我们的影响就是“个人讲学”。晚上，吃过晚饭后，我们拿着凳子到他的窑洞里听他漫谈。

　　陈伯达住一个窑洞，里边有一个小坑，他躺在坑上。我们20来岁，他已经40多岁，是老前辈，胖胖矮矮的，很随便。窑洞里边最多能容十多个人，挤不进去，我们就在外边听他闲吹。他什么都吹，天上，地下，无所不吹。有时候，他会讲一些毛泽东跟他谈的事情。在延安，毛泽东窑洞的座上客有谁？公事以外可以随便谈谈的大概只有一个，即陈伯达，我不知道还有第二个。周恩来、朱德是谈公事，陈伯达不谈公事，陈伯达去是听毛闲聊。毛也需要消遣，也要找人闲聊。陈伯达这个人看书杂，思想也活泼，有时候叫他去。陈伯达对我们讲，毛主席说，曾国藩家书是好东西，应该读。而过去，共产党把曾国藩骂得狗血喷头，还会读你曾国藩的书？陈伯达也说，曾国藩的家书，文字非常漂亮，内容非常实际，这个书读了没有坏处。一般的马列主义者，不仅是我们这些青年，那些40来岁的入党一二十年的，一般对中国的文化是一笔抹杀的，骂曾国藩骂得更厉害。陈伯达一次讲，毛主席提出要“自然而然革命化”。他说，毛主席这个意见很好，完全强迫革命不行，有些事要等，要等它自然而然革命化就好办了。对我来讲，能接受，到现在也接受，觉得毛讲得对，应该坚持。“自然而然革命化”，毛大概在延安没有多讲，所以知道的人不是很多。因为，共产党在上世纪30年代，在王明等人领导下，一天到晚反对“尾巴主义”。陈伯达跟我们讲，我们听是听，但不敢宣传，因为不是直接听来的，如果说毛主席没有讲过，怎么得了！但我对此印象是很深的，因为这跟我们过去学来的、听来的不一样。毛在这些问题上，有过非常正确的思想，但他后来不是这样做。强迫农业高级合作化，强迫建立人民公社，每年跳升，有什么自然而然呢。

　　总的说来，陈伯达在延安时政治地位不是很高，当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但是威信高于所有在延安的文化人，远远高于周扬这些人。当时延安的党内党外文化人加起来恐怕有几百个。

　　我在政治研究室待了大半年，1942年初叫我参加张闻天的农村调查团。这事是怎么来的，我全不知道。

陈在延安整风中的特殊重要性

　　延安整风应该从1941年毛主席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算起。大概在1942年前后，陈伯达写了两篇非常重要的文章。这两篇文章对建立毛泽东的崇高威望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这是把党史翻了个过。现在不提它们了，不符史实。实际上，延安时我们多次读过这两篇文章。一篇叫《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还有一篇叫《十年内战时期的革命与反革命》（此书在解放后出单行本时可能更名为《关于十年内战》）。

　　《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讲毛主席在上个世纪20年代上半期已经认识到中国革命中农民土地问题的重要性，强调中国革命就是要发动广大农民进行武装斗争才能取得胜利。陈伯达讲，在当时认识到这一点的，共产党内，只有毛泽东一个人，因此，只有毛泽东历来都是代表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的。

　　《十年内战时期的革命与反革命》，反革命是说蒋介石怎么统治，革命是说我们这一面。我们这一面，革命的范围还是很大的，罢工、罢课、贴标语、游行示威，都在里边。陈伯达说，唯一正确的就是毛泽东在农村的农民土地革命。只有用这个办法，才能把蒋介石推翻。而且只有毛主席才是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领袖。

　　两篇文章，从理论上第一次提出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上从来就是正确的，是唯一正确的领袖。这两篇文章，对建立这种观点，起了无比重要的作用。我们这些年轻人，包括那些从监狱里出来的老同志全同意陈伯达。有些监狱出来的同志说，我们贴标语、喊口号，被蒋介石捉起来了好几年，蒋介石怕你“示威”？通通抓起来就解决了，还是毛的办法对。所以，陈伯达在延安整风，在拥护毛，说毛是中国共产党唯一正确的、最高的领袖这方面，他是出了大力的。这两篇文章当时大家拥护，事实上对我们这些小青年坚决拥护毛起了极大的作用。

　　蒋介石在1943年发表《中国之命运》。这本书当然是别人替他写的，讲将来要统一，要建国，要强国，一切归国民党领导，中国的命运，一切都掌握在国民党手中，掌握在蒋介石手里，离开蒋介石，什么都不行。陈伯达奉命写一篇文章，评蒋介石这本书，名《评中国之命运》。毛主席也改过很多次。这篇文章很好，延安发表了，占两三版。陈伯达给我们讲过，写文章要学习梁启超。他很喜欢梁启超的文章。他讲，梁启超说过，写文章笔尖要常带感情，这样的文章才能引起人家的共鸣。他写文章就很注意这个问题。他的《评中国之命运》就是这样，全文充满了革命的感情。这篇文章不是简单地反蒋，拥护共产党。这篇文章我只看过一遍，现在还记得一点。陈伯达讲到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屠杀共产党，讲到蒋介石屠杀的革命者很多，用了三句话，好几十年了，仍然记得。他说：蒋介石杀人流的血“真是太多了，真是太多了，真是太多了”。“真是太多了”，连用了三次，一般用二次，他用了三次，让人无比沉痛。我现在说起来还要流泪，这叫言有尽而悲无穷。陈伯达文章感动人的力量，在共产党成立以来，恐怕也是难得的。用在好的方面，就是《评中国之命运》，用在极坏的方面，就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笔尖也带感情，就是：杀，杀，杀。所以他说他的文章带感情，从正面的例子看，是这样，从反面的例子看，也确实发挥到了极点。

　　中共在延安开了七大之后不久，大概1945年六七月间，陈伯达来到了中央宣传部，这时我已经调到中央宣传部两三年了。陆定一、陈伯达来任中宣部正副部长，这两个位置好几年都是空的。宣传部就是散兵游勇，加上一些家属住在那里，跟一个招待所差不多。他们两个来，带了个秘书长丁华。这个秘书长也是个老前辈，同他们二人并不熟，同大家关系很好，成了我们的大家长。但是，他们来后宣传部也没有变化，仍没有工作。陈伯达住在顶层的窑洞，只管写他的书。他最著名的书，一本是《窃国大盗袁世凯》，在延安出的，这个书是借袁世凯的名骂蒋介石，主要是说蒋介石是个窃国大盗。这个书后来的作用不大。第二本书叫《中国四大家族》，第三本叫《人民公敌蒋介石》。后两本书是奉命写的。他写书有四个助手，没有这四个助手，他恐怕一个字也写不出来。

　　《中国四大家族》可能是在日本投降前后毛叫他写的，名字也是毛取的，助手是何均、陈真，这两个人替他收集经济方面的资料。陈伯达很聪明，归纳能力很强，编排资料、写说明文字的能力比别人强。所以，他弄一弄，写出这本书。这本书的内容现在来看完全站不住脚，即所谓“主题先行”。这个书的基本思想，就是把国民党时期的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简称四行两局等的财产全算成了蒋、孔、宋、陈的私人财产。除了这四行两局外，国民党当时还搞了许多国营企业，都算成了他们的私人财产。所以，“中国四大家族”就来了，说中国的财富就是他们四大家族的。

　　现在解放60多年了，证明这个论断无法成立。陈立夫在政治上是最彻底反共，“政治挂帅”得很，并不怎么弄钱。国民党退到台湾后，他怕别人在蒋面前要求惩罚他，因为他的极端反共政策失败了，离开了台湾。他后来到了美国，连吃饭都困难。靠办鸡场生活。前不久，电视里说陈立夫的孙子捐了一样三星堆的文物给国家。陈立夫的孙子讲，陈立夫嘱咐，再怎么穷，也不能卖，要拿回去捐赠。陈立夫是政治动物，是彻头彻尾搞政治的，是拿官薪吃饭的人，他好像没有多少钱。蒋介石的财力也清楚，他没有什么钱。蒋介石是军事政治动物，并不搞私产，宋美龄长期住在美国，大多是孔家援助的。陈伯达这本书，是先有结论，后找一些材料来拼凑，方法就错误。所以，费了那么大的劲写出来的书，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孔、宋不太清楚，蒋、陈有几个钱呢？

　　《人民公敌蒋介石》这本书，帮助收集材料的人有两个，一个田家英，一个史敬棠，他们多年替陈伯达收集各种材料，偏于收集政治材料。田家英的文笔好，实际上许多东西是弄好了，交给陈，陈编辑编辑弄出来。《人民公敌蒋介石》，说蒋介石独裁，反动是对的，卖国来讲，现在要更实事求是一些了。从蒋介石的日记看，他也是要抗日的。

　　这两本书，当时是起了大作用，我们反正相信。但是，《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十年内战时期的革命与反革命》这两篇文章，才是奠定陈在党内权力的基础，才是奠定陈在领导人面前的政治地位的基础。我们在整风中也确实认真地学习了这两本册子，而个人崇拜的基础也被这两本小册子打实在了。

一个很有才情的人，最后成为一个反革命的头子，确实是一场大喜剧

　　陈伯达还喜欢写毛笔字，他写毛笔字也是个天才。他不多练字，但写得非常之好，又豪放，又潇洒。他的几本小册子的封面，都是他自己写的。那个时候，我们都很佩服。

　　在他下面的青年，经常看见他的，都说他懒，陈并不刻苦用功，同其他人不大相同，但他确实有天赋。1960年我调到上海辞海编辑所几年后，晚上有些专家闲扯，我坐在旁边听。他们扯到中国的书法。有人讲日本有人评论，中国现当代的书法家有三个半人，第一个是毛泽东，第二个是康生，第三个是陈伯达，还有半个，是多年鼎鼎大名的书法家沈尹默。他们说，毛泽东、康生、陈伯达的字，都有特点，个人创造性都很强。沈尹默虽是书法大家，但个性特点不够突出，所以只能算半个。这种说法可能是胡扯，可能也不是毫无道理。我是外行，不敢胡说。

　　陈伯达这个人，留下的教训是很多的。他十分有才情，但他没有去做学问，他完全为了当时的某种政治的需要服务，只要是这个需要，他个人的上升需要，他就用文章用书籍来响应，改造历史事实来发挥他的论点，而不是把自己的历史论点建立在事实基础上。所以陈伯达的一生，虽然写了那么多东西，今天看来，在学术上有根据，能站得住的，怕很少。

　　陈伯达的一生，是一面很好的镜子，值得一切弄理论史学的人引以为鉴。陈伯达之所以会这样，因为人聪明，但没有很切实的真才实学。如果他要像党内的其他学者，像范文澜一样，一辈子研究学问，他的成就可能会比范文澜这些前辈高得多（范有大实学，但后来被简单的“阶级斗争论”教义化了）。陈伯达的这一生，其实也不过像苏联的米丁、尤金、维辛斯基、李森科这一类的所谓学者一样（不过，我认为陈比他们究竟高明得多，因为那些不过是几把刀枪而已），事情一过，东西全部无用，甚至是胡说八道。在学术上没有真正的建树。今天不管陈判没判刑，陈的书的参考价值都还有，但不大。陈是一个喜剧人物，不是悲剧人物。以陈伯达为鉴，可观得失。

不过，在一切判刑的人当中，最令人叹息的还是陈伯达，他不是张春桥、姚文元这类东西。他是1927年“四一二”国民党屠杀共产党后加入共产党的。这一点，他自己是引以为骄傲的，他常给我们讲，虽然话说得平淡。可惜，一个人如果不真正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只是为自己的名、自己的位，而不去坚持事实，写多少书都没有用。在当时就有人看穿你这个东西不行，以后更会成为废品。我作为晚辈也算观察了这一类人70多年，我现在觉得任何东西，凡是不合历史事实的，随便你怎么讲，有些当时就被人耻笑，有些最后要破产。我觉得，陈伯达留下的教训非常深刻。一个文化人，一个作家，光赶时髦没有用，最后还要考虑到对不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符不符合史实，对不对得起中国人民。


（责任编辑　杨继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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