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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正:喜读《日记中的池必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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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4-8 19:50:0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喜读《日记中的池必卿》

朱正

  今年人们隆重纪念改革开放的三十周年,是很自然的。今天,知识分子也好,农民也好,干部也好,一句话,每一个中国人,能够有现在这样的生存条件,能够对未来抱有希望,都应该拜三十年前开始的这一场改革开放之赐。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也许会以为生活本来就是这样的吧,可是五十多岁的(还不必说像我这样七十多岁的人了)老年人就会说,不,那时生活完全不是这样的。习惯于今天的生活的人,对于三十年前每日每时发生的事情,几乎是无法想象的。回顾往事的时候,我要说的是,这一场改革开放的开始是何等的艰难。不久前我读了王民三日记的节选,使我又重温了这一页艰难的历史。
  日记作者王民三,1956年起,就是贵州省粮食厅的领导人,在这个岗位上干了几十年。他在日记中记下了他的工作,他同省委领导的接触。现在他从日记本中摘录出一部分,以《日记中的池必卿——1977—1985年粮食工作片断》为题,听说是发表在贵州省粮食局的内部刊物上。我没有机会看到这刊物,只看到它的一个节选本。我看到的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贵阳联谊会编印的《三联贵阳联谊通讯》2007年第2期(总第47期,2007年5月20日出版)上刊出的《王民三粮食工作日记(节选)》,以及这篇之后刘学洙的介绍文字《一份可贵的贵州粮政信史》。我们就从这份节录之节录的材料,就从一个省(贵州省)的一项工作(粮食工作)这样一个小小的窥视孔中,可以看出改革的极端必要,和改革的极端艰难了。
  池必卿1978年5月至1985年3月主持中共贵州省委工作,开始是第二书记,第一书记是马力,1979年9月马力病故之后担任第一书记。现在人们回顾历史谈到走到改革开放前列的省份,总不会忘记说四川、安徽、辽宁,说到贵州的似乎不多。看了王民三的这些日记,就会知道池必卿也是走在前面的一人。
  我看到的这份日记节选,最早的一天是1977年2月6日,最后的一天是1982年8月16日。也就是说,从改革开放的前夕,到改革开放的初期。下面我就来介绍一点日记的内容。

  1977年3月5日
  李葆华(引者注:时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二书记)在四干会上宣布党中央决定,马力同志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马力在大会上讲话,其中有:“对社会主义大干了还要大干,对资本主义大批了还要大批,争取在较短时期内改变贵州的面貌”。
  马力这话,当然是说得不错。一个共产党的领导干部,难道能够不干社会主义,不批资本主义吗?问题是:你怎样给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下定义?这时,在共产党内部,有致力于改革开放的人,也有不很赞成乃至很不赞成改革开放的人,这两部分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的解释是大不相同甚至针锋相对的。马力所说的大干了还要大干的社会主义是什么呢?王民三1979年12月29日的日记中抄录了新华社内参(104期)对贵州工作的评论全文,其中说:
  粉碎四人帮以后,由于省委一些领导同志在两年多的时间内,对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对贵州的祸害及其流毒的严重程度认识不足,路线不够端正,自觉不自觉地维护和执行了林彪、“四人帮”时期一些左的东西,如在农村推行“三地”代耕,“穷过渡”,“场期改革”(引者注:就是延长赶场日期的间隔),限制集市贸易和家庭副业;搞高指标,高征购,加重农民负担;农田基本建设不因地制宜,搞一刀切,形式主义,劳民伤财……致使贵州三年来的经济工作进展不快,多年来出现的经济困难改变不大。目前贵州老百姓吃粮仍十分困难。每年要国家调进十亿斤粮食,社员生活水平很低,平均口粮只有三百五十斤……
  马力在就职演说中说的“争取在较短时期内改变贵州的面貌”这一豪语不能不落空了。这也是必然的:你要继续坚持几十年间已经用不断的失败证明了“此路不通”的那一套,难道能够有较好的结果吗?
  作为下级业务部门的负责干部,王民三还是向马力进行过规劝的。他1977年8月27日日记:
  省委突然决定今年粮食征购任务18.5亿斤,我感到任务定得太重,1974年1975年连续两年受灾,农民负担承受不了,又要走“购过头粮”的老路子,必然又购又销,劳民伤财。为此郑重地给省委第一书记写了一封建议信,说明了不能多购的种种因素。信的内容事前已个别征求了部分常委的意见,都表示赞成。
  可是收信人马力却不赞成。王民三1977年9月2日日记:
  在向省委常委汇报粮食会议情况时,马力对我的这封建议信严厉批评,理由是要减轻中央调粮的负担,其他常委都不便讲话,马还讲:“我已给陈国栋(时任粮食部长)谈了,生产我们有雄心壮志,明年少调点,后年不调,八○年大见成效,做出贡献。”

  10月31日日记:
  在地委书记会议上,马力再次点名批评王民三关于少购粮食的信。他说,在粮食问题上两条路线斗争是相当激烈的,你写信也是好意,我批评了多次,思想也不一定通。

  11月10日日记:
  据各方面传来的信息,近来马力在各种大小会议上都点了王民三的名,上了纲,戴上了无组织无纪律的帽子。为什么比当着我的面批评要严重得多,使我难解其中的原由。

  1978年4月25日日记:
  省委常委会讨论夏粮征购工作,马力的批评更为严厉,说你们在征粮数量问题、购过头粮问题、农村缺粮等一系列问题上都说明了对形势的看法。否定粮食大丰收,否定大好形势。
  7月6日的日记中还记下了“马力说,王民三要撤职,开除党籍”。大约是没有得到常委的支持,马力才没有处分王民三。
  王民三认为高征购伤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他9月2日的日记上,记下了省委常委王朝文在全省财贸会议上说的几句话,王朝文说:“惠水县摆金区歌唱家罗秀英反映当地农民呼声,粮食减了产不够吃,增了产不够吃,增不增一个样。”
  征购粮食,是粮食厅(局)业务范围内的事。王民三日记中这方面的记载不少。他当然明白,压低一点征购数字,可以减轻一点农民的负担,但是并不能根本改善农民的处境。真正的出路在哪里呢?他在1978年9月21日的日记说:
  省委开地委书记、部办委主要负责人务虚会,我在财贸小组会上呼吁:“解决粮食问题的出路在推行农村生产责任制,根据到惠水的调查,包干到组是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关键,包到组,不是单干,有了超产奖,农民才有热情”。

  9月23日日记:
  在务虚会上,同地委书记们,孟子明、陈健吾等议论,都认为包产到组是势在必行,那是一种劳动定额管理形式,过去挨批,就是在这方面,在是非不明情况下,干部心有余悸。

  9月25日日记:
  《红旗》杂志第六期发表了一篇包产到组超产奖励的文章,我复印了几份发给省委常委,有的仍表示心有余悸的心情,因为这正是当前批判的东西。
  可以看得出来,王民三在提出这个主张的时候,还不敢说“包产到户”,而只要求“包产到组”,而且要强调说明“这不是单干”,表明他还不敢冲决意识形态的网罗,他也是心有余悸的一人。可是,就在这时候,划时代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了。他12月24日的日记说:
  刚结束的(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将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全党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阶级斗争天天讲和空头政治时代将要结束了。
  在全会闭幕才两天的时候,就能对它的历史作用作出如此准确的评价,这充分表现了王民三的历史眼光、政治水平和理论水平。
  在这本日记中,有多处兴奋地记下了实行包产到组的成效。1978年11月2日日记:
  去惠水县姚哨公社,看到这里搞了包产到组之后,像火山爆发一样,人心沸腾起来了,群众说:不愁没粮吃没肉吃了。和县委邱耀国、梁登峰看了,一致认为,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不可阻挡的潮流。

  1979年6月15日日记:
  应安顺地委陈远武之邀,和农委副主任孟子明去参加地委常委会,听了一天半,他们镇宁、关岭包产到组到户相当普遍,农业生产形势很好,群情高涨,关岭一位公社书记发言:“生产队不如作业组,作业组不如单干。”普定县反映:“大集体不如小集体,越小越好,越大越不好管”。类似的呼声很强烈,有些人心有余悸不敢讲。我和孟听了都受到很大启发,认为农业有了希望。

  7月7日日记:
  包产到组形势发展很快,凡是搞了的生产就好,我想,由此可以引申出一个理论,既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那么生产力就应该是检验生产关系的标准,包到组(户)既然能发展生产力,就证明大集体大锅饭体制是违背生产力原则的。
  9月18日日记:
  省委开地委书记会,池必卿充分肯定了农村大好形势,充分肯定包产到组联产计酬的形式。还讲“要打破左倾机会主义的紧箍咒”。
  省委第一书记的这种态度当然是贵州全省改革开放强劲的推动力。
  在这本日记里,王民三不仅记下了池必卿在这一类会议上的正式发言,还记下了他一些三言两语的插话。例如,1979年1月3日的日记,记下了他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财贸农村组发言的情形,他写道:“我的发言不冷静,引起池必卿极大关注,在插话时,池必卿只说了一句‘我们多年来都是对农民的剥夺’。”池必卿这话真是说得太真实,太中肯,太深刻,也太尖锐了。几年前从土地改革运动中分得的土地,以及耕畜、农具等等生产资料,以及其他财产,都一年一年,一步一步,剥夺殆尽。与粮食统购统销相结合的举世无双的严格的户籍制度,使农民成了比城里人要低一等的二等公民,不但在物资供应、升学就业等等方面比城里人要多许多限制,就是在婚姻方面也是如此,因为这种户口制度规定,农村妇女所生子女也只能是农村户口,请问,有哪一个城里的男人愿意或者胆敢娶农家女为妻呢?农村户口要转变为非农村户口,有一个专门术语,叫做“农转非”,这可是比登天还难的事情。在我的记忆里只有过一例,大约是山东省某县吧,一个农家女在种地的时候发现了一块很大的天然钻石,把它上交给了政府,于是她就得到了“农转非”的奖励。天呀,世界上哪有那么多的天然钻石好捡呢。这就不但剥夺了他的财产,还剥夺了他的人身自由,以及他子女的人身自由。在放弃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之后,户口管理制度相应地有了一点松动。但是,这方面的改革是还没有到位的,至少,还没有实行1954年颁布的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规定的公民享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权利。假如公民都有了居住和迁徙的自由权利,就不会有什么“外来务工人员”一说了。现在是,就在北京城里,还有相当数目的人被称为“外来务工人员”,地位就要比北京市民低那么一等,比如说,他们的子女入学,缴费就要多些。这大约可以看作剥夺农民的一点遗痕了。从池必卿上面的这一句话里,可以看出他对我们这种对农民的剥夺是持批评态度的。

  8月12日日记:
  城市居民食用油的供应标准,一直是四两,现在有了条件,拟提高到五两,经请示池必卿、苏钢(引者注:时任贵州省长)得到批准,中粮部知道后,表示了不同意见,又跟池必卿谈,他说,我们作为临时措施吧,群众生活太苦了。
  池必卿就是用“临时措施”这个借口,顶住了中央粮食部的“不同意见”,维持了增加居民食油供应量的原议。这时候,他想到的,不是个人将要承担什么责任,而是群众生活太苦了。有这样的态度,他才能成为改革开放的勇将吧。
  池必卿对改革开放的坚定态度,在王民三的日记中有不少反映。这里只介绍一下《阳关道与独木桥》这篇传诵一时的名文的来由。那是一次在北京开会的时候,东北杨易辰说包产到户是个独木桥,他们不走这个独木桥。池必卿针锋相对地回答:“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走我的独木桥。”这回答,真是掷地作金石声!吴象即据此写了《阳关道与独木桥》一文在《人民日报》发表。王民三1980年11月15日的日记中记下江西的一位省级干部对他说的:“贵州池必卿的名言‘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响遍了全国,我很佩服池必卿顶住压力的硬骨头精神,他为贵州人民立下了大功。”因而也就可以说,他为改革开放的大业立下了大功。
  王民三的日记,是一份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极有公开出版的价值,看到我这篇点滴介绍的读者,大约都在热切地期待着读到全书吧。


原载《炎黄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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