笨笨将军：我的毛泽东时代回忆（国家计委）

yangharrylg

言不尽的困惑 (2008-06-17 15:25:31)


“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似乎只是政客手中玩弄的十六颗佛珠，而如今，我们的网络也应该咏诵一下。
我写的文章，也就是上一段，竟然反复发将不出，总是显示“由于某种原因”，无奈我咨询了新浪的博客服务中心，答复很礼貌，也温柔：对不起，您的文章中大概有的文字被技术性地识别而无法发表------
呜呼！原来如此。我们老家出了两女一男的伟大人物，女的是武则天和刘胡兰，男的是华国锋。对华的评论，我慎之又慎，完全符合中央宣传口径。但是就是不能发表。博客对于我，刚刚新鲜，又个无奈，我只好把他老人家删除了。就象我要进京为宦，可极不情愿被阉割一样的感受！
但愿我能把这些话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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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路的道理 (2008-06-17 15:32:57)
一岁学步,至今走了四十多年。今天才似乎真正领悟到一点走路的道理.

事情还得从一件小事说起。去年七月,因公访问法国,在巴黎。一日上午，我们一行十几人乘车去参观凯旋门。香榭丽舍大街两旁参天的栗子树密密成行,从飞快的车内扭头看去,一片又一片浓密的双色屏障,上层墨绿,下层灰白,形迥各异的建筑和徜徉的行人映映绰绰,晃得人心痒痒的,爽爽的。凯旋门下了车，给定的滞留时间仅有半小时,好一通快节奏的流连和盘桓。在邻近凯旋门的一家体育用品专卖店,我发见了一件运动衫：款式,成色,还有价位,都满意。眼看集合的时间已到，便匆匆买了一件。上车后，大家兴奋地相互展示交流“战利品”，我的运动衫评价最高，满车都是钦羡的目光。此时，坐在车上的我，感觉活像徐志摩所赞美的巴黎一样：躺在一床野鸭绒的垫褥上，衬得通体舒泰，硬骨头都给薰酥了。我思忖：这唯一的遗憾是应该多买几件，好赠与亲朋共享。下午，参观完卢浮宫，领队慷慨地给了一个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看看手表，时针已迫向五点，再望望凯旋门，焦虑的心砰砰地跳，一阵阵难以抑制的冲动折磨着我。我毅然决定再去买几件运动衫，绝不愿从巴黎拖走这唯一的缺憾。紧随我的是二、三十岁的L和S。犹豫了片刻，五十出头的H，还是跟了上来。

俗话说，见山跑死马。遥望凯旋门，似乎还不很远。我们兴致十足，大步奔去。走了一会儿，根据时间和目测的距离，我们感觉到了任务的艰难。共同的信念，落在我们愈迈愈大的脚步上。时间秒秒分分的在走，我不时前顾后看，四人逐渐拉开了距离，排成了一字队型：L年轻体健，雄赳赳，冲当队首；我虽中年体臃，但不甘落后，勉随其后；那S，肥硕笨拙，连跑带窜，追得满头大汗，可怜他到国外来受这般洋罪；难为了H，毕竟上了岁数，越拉越远，最终无奈，住了步，又叫喊又摆手，不情愿的退了回去。身边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个又一个的被我们越了过去，唯独前面走着的一个外国小姐，总是与我保持着一定距离，怎麽也追不上，好象有根绳牵着我。她一缕秀发直落双肩，一米七左右的苗条身段，特别是她那修长娇健的双腿，摆动的均匀，轻盈，有力，全身显得那麽协调，那麽洒脱。我想，这恐怕是我平生所见到的走得最美的女人了。我横下心，非追上她不可。尽管两腿的大筋抻得阵阵作痛，但凭借步行万万是追不上了。无奈，权当竞走犯规吧，终以小跑赶上了她。扭头一看：白皙的脸，长长的睫毛，一对水汪的大眼，高高的鼻子，性感的嘴唇，好个漂亮的巴黎女郎！我竭力维持与她的平行，一是把她当个参照物，以保证速度；二则不忍她去，惟恐撕扯断这短暂的愉悦。那女郎，侧眸嫣然一笑，我呢，绅士般的含颌示意，心中却涌动着一股难以言状的快感。不知何时，L在我身边，笑眯眯地看看她，看看我；S气喘吁吁，脸憋得通红，半敞衬衫，浑身是汗，大喊道：“我真受不了了------”，话没说完，呆张着嘴，眼睛浑圆，惊异地瞪着她。之后，一切不必多说，小姐自然离去，我们又回到那个专卖店，每人按需所购，六点准时而归。粗略计算了一下，我们在六十分钟的时间里，连购物在内，往返竟走了近六、七公里的路程！

自然，在巴黎，在回到北京，记不得还在哪些场所，我曾向多少人谈及这件事。但我不能忘却的是：每一次谈论，似乎都得到了完全一致的结论：外国人工作生活紧张------，所以走得快；我们中国人休闲------，所以不如人家快。这羞涩的记忆和结论，很快就淡忘了。根本原因，就是对走路，这一再普通不过的事物漫不经心的缘故。

北京的秋季，象在夹缝中生存，短的可怜，还没顾得观赏西山红叶，初冬就被北风吹来了。

我家住西城区平安里以北，工作单位在西单以西，满打满算，距离大约四公里左右。平时骑车上下班。最近，总感浑身筋骨酸痛，想必是缺乏锻炼。一日晚，睡前考虑后决定：第二天弃单车而步行。早晨，醒来一看，北京降下了二十一世纪的第一场瑞雪，气温骤降，满窗的素裹银装。临出门，换上运动鞋，爱人劝我：路滑危险，等天好了，再走着去吧。我嘴上应诺，心里想：夕定朝改，算什麽男子汉！出了胡同口，一上大路，只见平日喧嚣的街面，着实冷清了许多：公共汽车里满是黑压压的人，和其它汽车一样，少了往日的骄横，慢慢爬行；骑车人的双臂似栓在了车把上，蹬蹬停停，晃晃悠悠，嘴里还忙活着吆喝，警示旁人；行人的脚下像粘上了浸油的棉花，提臀，收气，一副走独木桥的摸样。是坐车，还是走路？我立即打碎了这闪念，甩开大步南去。人行道的雪，基本被清扫了，方块的水泥或瓷砖地很滑。我收腹提气，尽力加速，逐渐进入了匀速状态。我也不知这速度有多快，反正走得很吃力。前面的人影愈变愈大，最后都闪到了身后，而后面却没有一个超过我的。忽然，我发现：前方二十米开外有一着黑装，系一条红围巾的小姐，身影总是不变。瞬间，巴黎香榭丽舍大街的巴黎女郎的倩影，仿佛在雾里重现。我终于又追了上去。她，一米六开外，齐耳的黑发，薄薄的唇，玲珑的鼻子，小眼睛，穿一件黑色长款大衣，黑色紧身毛裤，蹬黑色半高跟皮鞋，提一黑色坤皮包，从装束上看，可能是个“白领”。说实话，她的身材，相貌，走相，与那巴黎女子是无可比拟和媲美的；可跟随她，确使我又一次体验了那和巴黎女子同行的愉悦和快感。就在此刻，我突然地对走路，对这一每个人须臾不离的问题产生了思考。

《说文，行部》云：“行，人之步趋也。”古人段玉裁注：“步，行也；趋，走也。二者一徐一疾，皆谓之行，统言之也。”一个健全人行走步趋的速度，完全取决于单位距离和时间内步伐的距离的长短与步幅频率的快慢。这是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一般来讲，除老人儿童，每个成年人的步距，与身高，特别是腿长而成正比的。但身矮腿短的人与正常人，正常人与身高腿长的人，其步距的差距是不大的。我测算了一下：一般人的步距都在80—90公分左右。如果像步测丈量那样，一步跨出一米，恐不是平常人走路的步距。也就是说：一个正常人平常的步距要达到一米，一般是少有的事，中国人与外国人盖不例外。所以，工作生活紧张，乃至有目的的锻炼，自然步距长，频率疾而走得快；反之，工作生活休闲，自然步距短，频率徐而走得慢。这浅而易见，童叟皆知的最简单的道理，我还在这里大惭不愧地见诸笔端。

这些日子，我刻意对西单至平安里的大街上的中国人的走路进行了认真仔细地观察和体验。无论是身穿校服的学子，青春的少男少女，还是工薪族，打工族，白领族，普通职员，人们行走的速度绝非休闲！街面上熙攘的人群，流出了一幅幅生动的不规则的画面。它不正从一个侧面展示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宏伟壮丽画卷吗？我的朋友，如果你愿意，空港，车站，大道，小巷，处处、时时你都可去留意体验。

把巴黎购物和雪后初练的思绪推开想去，我对走路的认识有了全新的感受：我们每个人在工作和生活的面前，如同行走一样，它的能力和境遇几乎是基本均等的。人的一生：可步，亦可趋；可徐，亦可疾。我想，每个人都会在人生的画板上，以自己的步距和频率，刻画着朝着成功与幸福的目标而行进的轨迹和连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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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序的话 (2008-06-17 15:32:57)转载▼

我爱我的母亲。总想写一写她，又感自己没有写作的天赋，如拙拙蹩蹩地写出来，愧对弟妹，更愧对母亲。


近几年，母亲身体愈来愈差：心脏早搏，血压高，青光眼，一有点儿芝麻大小的事儿，就失眠；最明显的是走不了路，稍稍挪上一、二十米，心脏就受不了，停下来喘粗气儿，嘴唇发紫。终于做了心脏支架手术：三条通道，堵塞两支，勉强支起一根血管，只是维持生命罢了。有时静下来，我端详着母亲：灰白的短发，布满沧桑皱纹的脸，呆滞的眼神------。妈，一天天地在衰老，与我在一起的日子，一分一秒地在减少，我的心很难受。所以，再难，也要把母亲对我的爱一点一滴地挤出来。否则，将来有朝一日回想起来，难慰我愧疚的心。要珍惜这时光。终于，我拿起了笔------。

我的前半生，已过去五十有五了，。俗话说：五十而知天命。而今，我天不知，命亦不晓。逝去的春是从父母亲的只言片语中所了解；而亲身经历的生活，则在我朦胧的想象追忆中，逐渐勾勒出一幅幅零乱无章的画面。现在，我用键盘把这无序的画面和潺潺的思绪串接起来，拼凑堆积起这篇拙作。

仅以此文，献给我最挚爱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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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张篇 (2008-06-17 15:32:57

笨，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有三：一是理解和记忆能力差；二为不灵巧；三乃费力气的。据科学分析，人的左右脑，分别负责思维与动作。我之所以此称谓，盖由思维迟钝，不合适宜与肢体拙笨，有碍观瞻所引发。至于被修饰的将军二字，缘于对官本位和军人的崇尚，唯不恭的是前缀笨笨二字。

眼下时兴博客，一草民，不足道，言可微。既然来到这个世界里，总要挣扎一下，流个名声。今天，俨然成为一博客，似乎要开始新的运命了。我可以在跨越时空的网络上自由驰骋，怎么样的想，就怎么样的敲，怎么样的贴，怎么样的点着发出去------ 哼，老子不过了！

与网友不谋面，无功利的交流，袒露心声，相互欣赏，难道不是快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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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2 (2008-06-18 11:11:21)

村东头，郭家是大户。家的辉煌从老爷爷开始。老爷爷郭儒元（取如愿的谐音），年轻走西口，就像《走西口》歌中唱的，年轻的老奶奶郭吕氏没少流泪，牵挂叮嘱着走大路的郎君啊。从一个庄稼人，祖辈的受苦人，终于奋斗出息了：老爷爷混成了葵花城（今呼和浩特市南的集宁）里响当当的买卖名人，主营银号和布匹，雅号“九千九”。何谓？老爷子忌讳一万（音已完），所以，一万的买卖，只收九千九。至今方圆数十里上了年纪的老年人无人不知晓。当年，我在村里插队时，一提我是“九千九”的后代，我还挺不愿意的呢：他是“黑五类”中的地主兼资本家呀。现在呢？蛮荣耀的。真个势利而虚荣的小人。老爷爷有四个妻妾，生有三子：长子有三个儿子；次子五、六岁上让狼吃了；老三就是爷爷，名守成，字子美（取成人之美），有三子六女，父亲行五。





从东头进村，抬眼可见祖上的富贵与威严：宅院，完全是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里的视觉。高高青砖围墙，大门北开，两个虎扣铜环磕开了黑漆的红松木门。迎面矗立着慈禧拓刻福字屏掩，把你从左边引入前院。院里是一排北屋，车马间和一些生活设施居东。跨过二道门，就是正院：正房分门厅和东西间，老爷爷老奶奶居用；东房是大爷爷；西房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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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3 (2008-06-18 13:45:58)



“九千九”在一九一八年死后，家中顷刻少了撑台柱，毕竟“饿死的骆驼比马大”，倒也摇晃了些年。大爷爷赌钱，还不起债，要抵房产。爷爷怎肯让这完整的院落一分为二，做后人耻笑的不肖子孙？只好出钱把房子买下。还好，大爷爷死后，他的三个儿子最终成了本分的农民，虽无大富大贵，倒也没什么大灾大祸，香火延续至今不断，我的四堂兄竟闯进了北京开了饭店。值得一提的是我的叔伯大爷郭之瀚。他虽一生务农，但恒有志向。为了让儿子读书，把房上的花拦砖都拆下卖了。村里有人耻笑；他漠然处之，我行我素。儿子益吾，小名占牛，从私塾读到县中学；考入太原的大学，成为郭家第一个大学生。占牛先后在铁道兵和铁道部的工厂局工作，官至县团级退了休。他的儿女也争气：两个儿子大学毕业，一个读博士，从事国防尖端技术；女儿也是医学博士，可惜未报国和家就嫁到了新加坡，辗转去了美利坚。


爷爷子承父业，在山西的祁县、榆次、太原和天津开起了钱庄和布店。其间经历了北伐之后的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张（作霖）混战和日本人占领山西，战争烽火不断，民不聊生，百业凋敝，生意自然难做。呜呼！爷爷生存了，发展了，虽抵不上前辈的红火，但也算得家乡买卖人中的佼佼者了。


我们郭家，败就败在爷爷的长子，我的大爷身上。他一九一七年生人，名之藩，乳名“亥林”。他聪慧乖巧，写得一手好字，打得一手好算盘，天生象个买卖人。自然，爷爷把家业交给了作为长子的大爷，自己到天津的分号，连料理带休养去了，那时是一九四一年。爷爷一走，在这节骨眼上，大爷偏染上了“五毒”，吃喝嫖赌抽，尤以抽大烟为烈，还明着找了个小老婆。真是“情场得意，商场失意”，买卖上却叫狐朋狗友狠很地坑了一把。爷爷是生意上的场面人，宁可倾家荡产，也要保名分。只得忍痛用大量商品抵账。郭家出尽了血。从老爷爷到爷爷留下的家产，终于败落在大爷手上。爷爷一气之下，“金盆洗手”，“解甲归田”，把大爷用铁链索回了宜亭村西院的车马棚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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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4 (2008-06-20 11:27:42)

我1970年在老家插队，听二姑说：爸爸生下来时，头顶上的两个旋儿能滚过个鸡子儿，是个有福之人呀！还说爸是午时出生，家乡有讲头：男午时，女子时，生人乃大福。如今，爸已82岁，证明有讲头的话没错。爸名之荃，小名卯林（1927年是卯兔年）。

    父亲的幼年讲的不多，只是什么不爱念书，贪玩儿等的零星片段。想来，毕竟家境富足，料也没干过几次农活，许是个游手好闲的“公子哥”。爸老了，总重复地唠叨：什么二姑家穷，成天给送菜；什么水圪洞里凫水打鱼；什么四月十八村会的兴奋、“饕餮小吃”等等，没什么文化韵味。爷爷回来后，为警示后人，防止老大的腐败重演，狠心一下，把十二岁的爸打发出村：先在天津读书两年，后到河南商邱，跟爸的表兄学徒去了。商邱的一家钱庄，爸又度过了近两个年头。所谓学徒，其实就是给掌柜的端茶，点烟袋，倒倒洗脚水罢了，别的本事没提起过。但我从老爷子的毛笔字功底和打算盘的技术来分析判定：业务或许学的不错。爸曾提起：在商邱时，某某伙计是个地下共产党。我问证据，爸说：他经常夜里偷听延安的广播；还有，晚上老和别人偷偷地出去，鬼鬼祟祟的！母亲在旁揶揄道：你那时要是也参加了，不就是“三八式”了吗？起码待遇可上个新台阶了。爸的脸侠红晕，酒大了？还是羞愧？继而的老爸：用手呼啦一下脸，捎带抹去嘴角的油渍，哈哈地笑了。人老，嘴有些歪，越看越歪啊。

一九四四年春，离家近五年的爸从商邱回来，一进大门，三个出嫁了的姑姑全在娘家住着，脸绷住惊和喜，松弛开满是苦涩和悲哀。爸叫着娘，大步径自来到正房，身后跟着众人，他毫无察觉。爷爷搂住久别的儿，哭眼潺潺地告诉：奶奶早已过世三年了！爸怎个受得了呢？大哭大叫，跺脚跳着要娘。满屋的人哭成一片。晚上，爷爷迂回良久，终于告诉爸：天明他要迎娶新娘。刚没了亲娘，又来个新娘！呜呼！可怜可悲的老爸啊，也不知当时是怎么过来的。新娘按礼数进了门，儿女拜见。狡诘的大爷，一声“妈”：叫的爷爷绽出笑容；七岁的叔叔，只是吭了一响，再没动静：爷爷皱起眉头；村里称为“虎小子”的爸，声响全无，只是哭着喊娘：爷爷也没怪罪，草草收场。历史从那天起，爷爷两年后死去，后奶奶不到百天离走，爸也没从嘴里滑出个娘字来，更何况岳母了。当地更没那个规矩。爸每天不痛快，没事儿找茬儿。爷爷想出个办法：给爸成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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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5

妈的家是文水城东门外的堡子村。汾河支流文峪河流过村东西，洪涝淤积出两岸泥沙，平光光的，阳光下闪着亮星。由于村势低，雨大一点就涝。村周围满目白花花的盐碱，别的庄稼不长，唯有细挑的高粱。母亲的爷爷赵英厚，也是个有名的商人，在东北的辽宁营口开百货公司，受用了个“铁虎财主”的号。我的姥爷赵征润，随父在东北经营绸缎和瓷器。听妈不止一次地唠叨：“你老姥爷当年坐马车回山西，不许你姥爷坐，硬是让他两条腿走着回来”。真是教子有方呀。不过，残忍了点儿。姥爷娶两妻，生有十子女，姥姥四十八岁上，生下行十的妈。临盆时，姥姥大出血，昏死过去。醒来一瞅：妈仅四斤来重，像只小狸猫。姥姥意弃之。这时，老姥爷在窗外低呐：好命命，好命命。不要弄死她！妈是子时生人，老家迷信是富贵之人。老姥爷一家之长，一言九鼎，留下妈的小命命。妈的二姨看望坐月子的姥姥，姥姥生着病躺在炕上。二老姨发见地上铺着个喔瓜叶，盖着个东西，打开一看：是妈；摸摸鼻子：还有气儿。二老姨妈揽到怀里，用奶水养活了妈。妈会爬了，有一天，屋里没人，妈从炕上一下滚到锅台上，头靠在饼秤上睡着了，脸上至今留有一道疤痕。“多亏是柴火灶，要是现在的煤火，早完了”，妈说。姥爷给妈起名：秀峻；峻：山之挺秀，寓意寓意美丽康健；字紫红，小名：四亲。

妈七、八岁时，进了文水县城，读完了初小。现在还记得日语的假名：阿、依、乌、哎、奥，撒、西、思、塞、臊。由于妈害怕日本人，日语学不好，所以辍学回家了。家里的像册里，有一张妈的解放前唯一的一张照片：一身黑色旗袍，披肩长发，大眼睛，戴一副黑框圆眼镜——整个儿一位阔小姐。“那是借来的旗袍，眼镜只是个空框”，妈解释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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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6

女大当嫁，媒人上门后，我的老奶奶做主，派二大爷去堡子村相面。进村，打探，来到妈的家。妈回忆：当时她正在碾子边劳作，进来一男人，佯称看看拉碾子的骡子。妈以为要做牲口生意，吆喝住役骡，生涩地望着。他近前，搂过骡子头，掰开嘴唇，口里念叨着数字，眼睛却盯着妈的脸。上下打量后，稳沉地走了。信息很快传递过来，四舅代表娘家人做主拍板：爸与妈订了亲。这段文字，大不敬也。

   妈第一次踏上东宜亭村，是在老奶奶的丧期。

  老奶奶，“九千九”的第四个妻子，家庭背景，相貌，品行，一直被后人啧啧称颂。老爷爷死后，她没有电视剧《大宅门》里二奶奶的继家业，挽狂澜的气魄和能力，也没有《红楼梦》中贾母的雍容华贵与尊严。她的善良，好施和勤勉，在百十号的家族人丁中，竖起了威严。人们说：她见乞丐，总是让进门来，送上热汤饭；给衣物，从不给半身；断家务，明事理，叫人心服口服。奶奶死后，爷爷孤身，提亲不断。而她就是不许爷爷再娶。爷爷是个孝子，难违母命，一直单身。老人家死于一九四三年。

老奶奶的丧事，惊动了周边数十里，亲朋好友纷至沓来，比村里农历四月十八的庙会都红火，其中不乏凑热闹的村民。

妈由姥姥陪伴，身后六个人抬着三份礼盒。每盒三层：一是白面食品，形式多样，上面插着三国的诸葛、玄德、云长、翼德和子龙；二层是肉食，上插何仙姑、张国佬、吕洞宾等八仙；三层菜肴，燕、雁、雀、鹊等各种飞禽落在上边。快进村时，有人高呐：客到了！鼓乐齐鸣，众目眺望。挤过熙熙攘攘的人群巷道，终于来到家的大门前。晃晃悠悠的芦笙，颠颠颤颤的唢呐，上下打的鼓，左右敲的锣，真是鼓足了腮帮子，抡圆了胳膊，奏起了震耳欲聋的“治丧大乐章”。

按家乡规矩，没过门的媳妇和亲家上门，礼仪很讲究的。妈回忆说：“你姥姥一步三叩头，走的剪子步。边磕头，边撒铜钱。人围了里三层外三层，都来看新媳妇。铜钱撒没了，人也不散-----。”

送走老奶奶，不多日子，爷爷娶了后奶奶；又不久个吉日良辰，披红的花轿，把母亲抬进了郭家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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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7
妈进门不久，爸就走了。先去了北京，继而又到了天津，还是在钱庄做事。没几年，爷爷过世。大爷的铁链打开了，“父不在，长子大”。根据遗嘱，东院以中轴线计，东半部归我的大爷，西半部属父亲，西院照顾给了年幼的叔叔。大爷恶习不改，家当几乎被卖光，连妈的娘家陪送的嫁妆也变现成烟土了。家终于一分为三了。爸远在千里，什么也就不上，妈和年幼的叔、未嫁的姑生活在一起，经历了感情和生活的痛苦阶段。说起来，我们还得感谢四大爷：他的烟土使我家在土地改革定成分时被划为中农，否则的话，起码是个富农。这样，在土改、反右和文化大革命中少了多许灾难。

   我的二姨长妈十二岁，自幼天资聪颖，可命不好，年纪青青就成了寡妇，常年寄宿娘家。她虽没念过书，但一个女人家家的，讲起三国、水浒和隋唐演义、续小武义等古书，口若悬河，精彩纷呈。二姨的数学几何也不错：到地里用脚丈量后，回家算盘一拨拉，亩数就出来了。妈说过，二姨救过姥姥的命：妈八岁那年，姥姥病得厉害，家里连寿衣都准备了。一天，姥姥终于没了气儿，二舅妈端来盆水要擦洗身上后穿寿衣。二姨一脚踢翻了脸盆，二话不说，拿出大烟土点着后就薰姥姥的鼻孔，不多时间，老人家竟活了过来。看妈如此艰辛，二姨不忍妹妹受苦，力促妈去天津找爸，理由很简单：再不去，之荃就休了你，娶个城市大姑娘了。妈狠狠心，撇下小叔子和小姑子，把地托付别人耕种，一头奔了天津，从此与爸生活在一起。直到今天，我一家人感激二姨，就象“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一样。



    妈提起这段历史，又提出个离乡的论据：第一个孩子，白胖白胖的儿子，只活了三个月就腹泻而亡。她不能承受眼前蠕动的骨肉的依稀幻影，也无法听任耳边吹进的冷嘲热讽，乡下人的女人就这样。

    父母住在天津和平区的外国租界里，日子比老家好不到那里去。日升而起，日落而寝，一日三餐，衣遮身，食填肚，仅此而已。又有三个儿子小产，红红的酮体，连来到这世界上的第一声啼哭都没有挣扎地呐出。母亲流了许多泪！爸每天去上班，妈每日做家务，尽中国的妇道.无聊以自慰的妈，几次都提出参加工作，爸不许。现在，妈一提这事，就后悔也没享受到离休的待遇。爸的笑，满脸的歉疚。

    隆隆炮声，天津被揽入共产党的怀抱。爸当时在中国蛋品公司工作。天安门城楼的一声呼唤，爸应召到了北京。当时中央决定，所有带中国字头的单位，一律进驻北京办公。所以，建立在天津口岸的中国蛋品公司归属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的中国土畜产总公司。从此，我的父亲在北京中央单位辗转，一干就是近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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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8

我一九五二年八月三十一日申时十五时三十分出生于位于白塔寺、现迁址厂桥的北京人民医院。八斤多重的大白胖小子给在牛街胡同里的一间陋室里坐月子的暑热中的妈，拂来了阵阵秋风。端详着第五个儿子哇哇囫囵出世，可以想象父母是何样的幸福啊！那年壬辰龙年，我的乳名“大龙”。

    我给了家笑声。生我前，妈正在学文化，为保我命，全然不顾，毅然辞职，居然成了家庭妇女。否则，以后妈的工作虽难料，但肯定工龄会长一些的。妈讲：许多当时文化学习班的同学，这个成了医生，那位是中央单位的干部，有的当了什么参赞，常年派驻国外等等。我愧对母亲！爸一天到晚乐呵呵的，建国初期的人们，干起工作好象没命似的，不管回家多晚，爸总给我带回来一点好吃的东西。只要爸在家，不论何时，我呐个“骑”字，他总是心甘情愿地做我的“座骑”，在床上认真地转着圈儿。公务繁忙，经常出差外地的父亲，成月成季的走。有年夏天，我竟突然向妈要来棉帽，戴在头上，喃喃着：爸爸回。因为爸临走时说过：你戴棉帽了，我就回来了。

   妈说，我天生老实，善良听话得没出息。三岁前，我胖呼呼，肉忸忸的，很招惹人爱。中国人就喜欢老实、善良、听话的，不管是孩子，儿女，老人，还是同事，下属，对外国也是。邻居天天过来抱我，我也天天去人家。往往是高高兴兴地去，抹着泪珠儿地回：她的两岁儿子又欺负我了。

    建国初期，干部队伍实行供给制，薪水按职务级别、高低决定。爸挣得不多，但物价整体水平低，全家的生活还可以。我，独子，总是享着爱。一九五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妈临盆，二姨在家接生。用火烧剪刀，酒精擦系绳，准备就绪，妈只是肚子疼而无动静。折腾了一天，二姨和妈也不知道什么时辰都睡着了。等妈醒来，弟弟已降临。二姨还在睡。四月一日，现在才知道是什么愚人节，据传，此日生人绝顶聪明。弟确实比我聪明，不在学习，而在为人处事的圆滑，近于狡黠，但本质忠厚。弟属羊，跟了我叫，乳名“二龙”，为人丁兴旺，取名大增。

家里多了一口，经济拮据起来。弟只能穿我穿过的，好在妈的奶水充足，我还可继续受用些好吃的东西。弟自从断奶后就进了商业部幼儿园，直到上小学。弟从小得肺病，体质较弱。我还能记得他：戴着条花头巾，小企鹅似的，十足的个小妞儿，真可爱。

我的记忆力一般不差，可小学前的往事却记得不多，印象较深的只有几件零散的事，而且大都与故乡和雪有关联。那是两次回老家：一九五七年，我和弟随妈回乡省亲；次年，姥爷去世，妈带弟和我奔丧。

其一，捕麻雀。白皑皑的村庄，地表腾着一层雾气。旷野茫茫，一株老树，飞来飞走的乌鸦，声声不绝。我跟着五舅的儿子扣儿哥，深一脚，浅一脚，雪地留下串串脚印。我们先把雪地扫开直径一米大小，撒些小米。地上一个大笸箩由一根高粱杆儿撑起，杆儿上栓根儿细细的麻绳，延伸到土坡后，我的冻得通红小手牵着。不多时，一只麻雀飞来，警惕四望，决断地跳进去，又紧张地蹦出来；冲远在枯枝翘望的同族鸣鸣作唱，进而头也不回的扎入笸箩里，大吃起来。树上的雀儿呼啦一下，全然飞了进去。哥一声令下，我手一拽，真应了“鸟为食亡”。

其二，追羔羊。一只降世不久的羔羊，乳毛未干，身上蒸腾着气。我追它，它蹒蹒跚跚，似走似跳，逃进茅厕，掉进了茅坑。我吓得撒腿就跑。进了屋门，一口黑黑的大棺材。往右，拐进一房，满是披麻戴孝着白的人。我一头扎入妈的怀抱，哇哇大哭。

其三，牛车和三轮车。白的世界，风把雪打到脸上。叔裹着老羊皮袄，两手叉在袖筒里，中间斜立个鞭，坐在前面，不作声响。一头黑牛，顶风低头，默默地拉着。妈揽住弟，我倦缩依偎在妈身旁。……雪，大片大片，静静地下。三轮车上，骑车人穿件旧棉袄，戴顶老毡帽，只露眼睛。我们迷了路，妈好象生气了，和骑车人发火。我和弟冻得又是大哭。……雪停了。房顶上全是白，胡同，大门，纸窗里面闪闪的灯光。爸在，他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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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9
一九五七年，我家搬到西城区三里河一区国家计划委员会宿舍79门2号。这是一座没有围墙的机关宿舍大院，青砖，灰瓦，绿门窗框，三层尖屋顶，白色花纹凉台，它的建设和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奢侈浪费的三里河机关大屋顶建筑群（计委、经委、财政部、二机部、一机部等）同步进行的，一色的风格，在北京，当时是最豪华的机关宿舍了，主要居住着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国家统计局的干部职工。朱熔基也在此。大院里有小学、商场、浴池、邮电局，一条铁路从东面南北而过。东南是工人俱乐部；南边是三里河二区商业部宿舍；西南是计委、经委、财政部、二机部等机关办公大楼；西边一条柏油路隔离着贫陋的平房，再西边就是钓鱼台国宾馆；北是满路倒映桃树枝叶的果园。

不知何故，妈终于参加了工作，在商业部实验工厂做了一名机织毛衣工。爸的工作单位随着中央政府机构变化而经常更动：中国土畜产公司、贸易部、城市服务部、农产品采购部，直到商业部。我第一次进了商业部幼儿园大班，弟在小班，资格比我老。妈经常骄傲地对人说：大龙自打六、七岁就帮我干活，烧开水，灌暖壶，熬稀饭等，我丝毫记不得了。

一九五九年九月，我上小学，爸妈正式命名：刚。学校是大院内西部的三里河二小，离家不到500米。我从一年级到毕业都在一班，同学们基本都是院内居住的干部子弟。记得比较清楚，一口叫上名字的是：陈洪，周时英，邓超，罗小林，王新民，吕亚平，李小红，李珩，李新新，张红旗，张会庆，张云川，李小宾，李勤，王力，赵虎元，余新里，莫玉如，白英杰，等等。

我的小学历史，总的表现是居中上。学习谈不上什么用功，学得不费力，成绩不算拔尖，也不落后；生性老实，偶尔调皮捣蛋，但从不出格。从三年级当上了小队长，一直到毕业，没升也没降。俗话说：人，从小看大。没错！我从小到大，就做不了大官儿啊。性，在朦胧中萌发。和女生在一起，总觉得不得劲儿，可能是性的矜持与羞涩。座位旁的女同学是老师强制安排的，小学不知换了几位女生，都不好看。只知道班里的女生属李小红漂亮，她爸是华北大区的计委主任，和她在一起，有一种愉悦。丑的女生是大多数，不便点名了，近四十年未面，说了，遭报应。班里有些特殊的家庭背景：李珩的爸是李灏，当时是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谷牧的秘书。谷牧发迹升为副总理后，当了深圳市委书记。当时国家刚在深圳试行股票交易，他带头买了些原始股票。若干年后，股票飙升，书记成了百万元户。李鹏巡视深圳，听说此事，半开玩笑地让他赞助希望工程。而这位同姓的书记，当真诉说了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委屈，婉言谢绝了总理的倡议。李总理不快活，回到北京后不久，就把李书记撤了，安排到全国人大当了个常委，名升暗降，无职无权。我九七年才听说李珩的情况，真后悔没早知道，否则，该到深圳去发财了。李珩现在国内一家上市公司担任董事长，据说和谷牧的儿子离婚了。赵虎元，虎头虎脑，满嘴茸须，像只虎猫。他的妈是傅作义的姨太太。我去过他水利部的家：家里乱哄哄的，尽是红漆老式家具。国民党四星上将，北平起义功臣的姨太太，风韵尤存，只是抽烟抽的满面烟土色。李新新，他爸是音乐界的名流，在延安就很有名气，和新新的生母离异，娶了评剧大腕儿小白玉霜。新新的生母是复兴医院门诊部的大夫。有一次，我看病走后门，找的她，人非常丽质。

一二年级的班主任是个女老师，姓季，大大的眼，瘦瘦的长脸，尖下巴，颧骨高高的，肯定是南方人。印象最深的是，上课如下面有人说话，她伸出右手食指，放在噘起的嘴边，发出“嘘------”的警示声，金鱼泡似的眼瞪得你无地自容。三年级班主任杜老师，根本忘记了。记得有一次，下午的最后一节课是大字课。我不知怎么搞的，拉了一裤子。下课时排队，有人嚷嚷：“谁的墨水怎么这么臭呀！”我和其他同学随声附和着，心里却砰砰跳。队伍出校门，队列人越走越少，我满裤子是屎，根本不能跑，只有夹住腿，一步步地挪回家。进了门，脱下来，乱刷一通，把棉裤搭在暖器上。

四年级班主任是郭立宾老师。他，个头不算高，大概一米六五左右。长得挺精神，四方大脸，黑亮大的眼睛。头的发型是一边倒，常用手梳理。他有时很厉害。对上课不听讲，低头看书或做小动作的，有一绝招：用粉笔头打，又快又准。我可能没有挨过他的打。表扬有，记得最清楚的是，他讲解“蝇头小字”成语时，走到我桌前，拿起我的练字本，随意打开，高高展示，说：“什么叫蝇头小字？这就是蝇头小字！”我当时肯定特荣耀。也有挨批的日子：有一次，我和几个同学装扮希特勒的党卫军，用纸作成帽徽和肩章，上边画纳粹符号。两手做驾驶摩托车状，神纠纠气昂昂地在教里乱“开”，嘴里还发出警笛声。第二天，爸就知道了，在马列学院开全国会议时被老师一个电话召回家。不用说，挨了一顿批，还是骂？记不得了。一九六三年12月16日，郭老师一进课堂，我们楞了！胳膊上怎么戴黑纱了？他眼圈发红，心情很沉重，悲哀地向全班发布了罗荣桓元帅逝世的消息。郭老师的纪律要求严格，上课一律不准解大小便。有两次教训。一次是个陈姓女生，憋得直哭。下课后，女生们立即汇报。他急得直搓手，打转转。听说家长向学校反映了。另一次我所见：一男生举了几次手，要小便。老师就是不理会。下课，在厕所里，那男生尿不出来，急得直哭。郭老师站在尿池边，焦急，愧疚，恨不能帮他撒出来。

我家的邻居姓孙，是国家计委的局长。孙局长高高的个子，冬天着黑呢子大衣，夏天穿白短袖衬衣。他有一女两子，女儿小兴，长得很漂亮；长子京壮，次子娃娃。我记得孙局长带我们几个孩子去野外玩耍，地点就是现在国家计委机关对面的麦地。我们用铁丝挝个圆，围窗纱，绑在竹竿上，在野草地里蹦蹦跳跳，捕扣蜻蜓和蚂蚱。有的厥着屁股，爬着捉螳螂。晚霞铺满天际时分，我们在大人的催促下，很不情愿地回家了。

山西老家时不常的来亲戚。三姑，大眼睛，脸上有些斑点。她穿一身黑色衣裤，戴顶黑呢圆帽，裹着小脚。三姑不论粮食定量那一套，猛给我们做好吃的。闲暇时，就动手自制高粱杆盖廉，这些盖廉一直用到今天。六舅的长女占英姐，短发齐肩，方方的脸，家里睡不下，住在厨房里。她每天做饭，住了不少日子。六叔带着他女儿蕊珍冬天来的。来后不久，我浑身痒的睡不好觉，妈这才发现我染上了虱子，我的毛背心几乎是每个毛线空里就有个虱子！现在    想起来都令人毛骨悚然。

爸妈工作都很忙。记得有年夏天下大雨，惊雷滚滚。我和弟倦缩在床边，不敢去关窗户。待妈下中班半夜回家，我俩睡着了，满床都是雨水。

四口之家，好象缺点什么。夏天，北京比较热。院子竹篱笆爬满自家种的大扁豆，白日遮阳，晚上很凉爽。爸对着漫天星辰，喃喃：要是有个小辫儿该多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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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10

一九六二年，我家搬到三里河二区八门的商业部宿舍，住在最高层的四楼，与康叔叔和周阿姨一家合住一个四室的单元房。康、周都是南方人，一对漂亮男女。我们两家关系自始至终和睦融洽。天遂人愿，这年的六月九日，妹出生了。妈在位于北礼士路十字路口的北京妇产医院分娩，三天后出的院。及早出院的原委：邻产房有一孕妇，分娩日近，而肚子不见长。经什么仪器探测，怀的竟是蛇胎。妈吓得死也不住了。这信息是最近才获取的。我不相信人能怀蛇胎。妈认真地解释道：葡萄架能产生带有蛇的卵子的物质。夏秋季节，女人在葡萄架下，或纳凉或休息；或晾晒洗净的内裤，就有受孕的可能。这真是天方夜潭。妈出院的那天，爸带着我，乘了一辆华沙牌的出租轿车，灰色，没后背箱，北京街上就此一种出租车。这是我记忆里第一次坐小汽车。妈回家后，在家“坐月子”，二姨伺候。那年，天气出奇的热，妈长了一身痱子，脸上满满的红色小疙瘩。二姨给妹起名：小巧玲珑，就叫小玲吧。妈坐月子十八天，二姨要回老家，想带几瓶北京的酱油。妈认为路上不好携带，没有在意地否决了。不料，惹得二姨生了气，扭身就走，我和弟呼喊，竟头也不回。

一九六二年九月，弟上学，起名郭壮武（我们这一辈分范吾字，因为弟身体弱，故称壮吾。可能文革期间又改了：因为吾字是自己的意思，斗私批修吗），在三里河一小。

国家从六零年到六二年，天灾人祸，面临极其严重的三年困难时期。农村饿死了大概四、五千万人。城市的树叶都被吃光了，绝大部分人都患有水肿。妈和爸都得了水肿，手指在腿上一摁，就是一个小坑，这是公认公用的识别水肿方法。而我记忆中好似没有挨饿：我吃商业部机关食堂，机关组织打猎队，到大西北打黄羊，食堂常吃黄羊油的饼子；老家来人带来许多干菜，如茄子、扁豆等，晒干后用线串起来，它可解了危难。我三大爷带占和来北京看眼疾，住了些日子。当然，少不了带来干菜。那是春天，柳枝萌芽，鼓起个个小小的黄疙瘩。占和长我一岁，教会我做咩儿（柳笛）：挑选柳枝原料，一要选粗细适中的，太粗和太细，都不便制作，且难吹；二要选柳枝上黄疙瘩的间隔距离越长越佳。择好一段柳枝，用手轻轻转动树皮，使之皮干脱离松动，最终，把枝干抽出即可。用小刀把靠近截面处一、二毫米的地方刮薄，就可吹出咩咩的声音。我把咩儿带到学校，好一通显佩。上课铃响，老师还没来，我吹响了咩儿。老师进门，全堂哄笑。难免挨批，我的女同学出卖了我。她姓苏，长得很丑，像小人书和电影《林海雪原》里的蝴蝶迷。她三年级从内蒙古转来，座位在我身后，凑巧，她家就住我家隔壁。她的父亲当时是商业部的个处长，机关分了麻袋土豆，扛着上四楼，到家门口，放下土豆，尿了一裤子，摔倒在地，一翻眼，死了。真是“人为食亡”啊。苏小姐戴黑纱，眼哭的红红的，真可怜，眼中的密探，成了惜人的林黛玉。

困难年代，我的记忆里没有什么特别饥饿的画面。普天下之大同也，城市人是绝无撑着的，大多数也饿不死，不象农村。平常人的平庸事，年幼的我，一介草木之人是无所谓什么饿的记忆的。而可怜天下父母心，特别是妈，对饥饿、浮肿、粮油、蔬菜、工资等等思绪，抹之不去，拂之即来，冥冥中蕴涵着伟大的母爱。妈时不时的叨唠：大龙就是懂事，见我拉毛衣干活累，带去的一饭盒米饭，从不多吃，总是从中间齐齐地分开。我听了，从不言语：我自责自己，太不懂事了！为什么不让妈多吃一些呢？三十五岁的妈，每天在织机上工作八个钟点，吃的那么少，她太苦了！我太不懂事了！每每念及，心里总在淌泪！

大概是六四年吧，家又搬到三里河二区三号门筒子楼的二楼朝南的房子。我和弟睡在一间不见阳光的黑屋子里，每晚是一天中最快乐的时辰：可以肆无忌惮地在床上玩闹。

隔壁邻居是张胜利一家。胜利比我大一岁，矮个，肉墩，小咪咪眼。他爸矬个，大眼，有精神，听说是部里糖烟酒局的个科长，怪不得老穿黑呢子大衣，威威武武的。他妈是家庭妇女，身躯瘦弱，小眼睛，胜利随了她的眼。阿姨特喜欢妹，整天抱她，哄她，有好吃的总忘不了妹的。东边是刘家，主人刘顺恒，五短身材，相貌丑陋，像《沙家浜》的胡传魁，是个高干，部设计院的院长。夫人王阿姨得有一米七几高，虽皮肤黑了点，但人长得很美。长子刘建国，两弟小名叫小二和小三，建国还有一姐一妹。牛局长恐怕是最大的官儿了，在廖承志的国家华侨事务委员会，小时的印象不知怎么搞的，总是穿呢子大衣，当然，牛局长肯定得穿了。他那时是个单身。还有个姓崔的，比我大五、六岁，大大的眼珠儿，走路两脚往外撇。也真忖，八六年在哈尔滨上学，拖人买火车票，竟然拖到他的头上。见面难免感慨一番了。记得楼上还有个叫小六的孩子，命真大：从三楼摔下来，掉在煤堆上，竟然皮毛未损！

古巴“导弹危机”后，中古关系升温，卡斯特罗成了中国家喻户晓的英雄。一九六四年，我们的学校被命名为“中古友谊小学”。命名仪式在计委礼堂隆重举行。白校长（女）穿一身漂亮旗袍主持大会，彭真和市里的很多领导参加，孙敬修讲了故事。会上，学生们自编自演了文艺节目。我们班演的是“十送红军”，忘了从那里借来的服装饰品。我饰农民赤卫队员，头裹毛巾，佩红袖章，手持梭镖，站立后面，除了唱，假麽假是的做几个动作，纯粹是个跑龙套的配角儿。

小学六年级毕业，因为我的学习成绩不算强，那敢报北大、清华，只选了个中上等的北京七中。一九六五年九月，我上中学。七中在德胜门外的安德路，离安定湖和石油部、煤炭部很近。我买月票，每天在三里河东口坐13路，在儿童医院或月坛换乘19路，西直门终点乘27路到安德路下车。学校是座红砖楼，坐北朝南，南邻东西向的马路，北面是操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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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11

班里的同学，记的不多了：马铁军，石玉媛，王俊英，张秋菊------，因为从一九六五年九月至一九六八年十月，由于文化大革命和我的准人命案，在七中上课的时间不足一年。

马铁军，一米八几的瘦高条儿，经常着一身军装。他父亲是山东人，在总政治部工作，肩配两杠四星，是大校。他家在小西天的总政宿舍。石玉媛，班里最漂亮的女生，白皙，丰满，眼如林黛玉。马铁军和石玉媛好，真好假好，没看见什么场面，反正同学们背着他俩都这么说。王俊英，男生，五短身，肉鼻头和咪咪眼几乎拥挤起来，典型的城市贫民像，很像水浒电视剧中的矮脚虎王英。张秋菊，坐我同位，一个工人的女儿，似祥林嫂的妹妹，一脸苦命相。她学习不好，取得情报的手段随着我们的友谊而变换：小窃的瞟睨，羞涩的索取，理直气壮的抄袭。我觉得她挺好的，热情，朴实，善良，主要是她总给我点好东西，尽管她家不富裕，身上的花衣服打着补丁。别的班有个范建国，他家就在南礼士路的二炮宿舍。我俩每天早上在儿童医院的十九路车站碰面。哪怕冬天他戴口罩，我也能看见他浓眉大眼下的黑而密的胡须。

刚进中学，学习比较紧张。我的志向：一当大官的秘书，二做外交官。英语成绩突出，被委任课代表。师同父母，我不敬不孝，也真弱智，仅记得班主任张国祥和连姓名都忘却了的地理老师，其他师长的尊姓大名都还给人家了。语文张老师，男性，修长身材，一米八左右，眼睛不大，皮肤白嫩，走起路来有点外八字，注重修饰，小分头油光锃亮，是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的，讲起课来南方口音，满好听的。我和马铁军很要好，周围围着几个干部子女，难免做出有违师愿的事儿来。国祥老师批评起来，似乎眼睛大了些，他从不辱骂、讥讽，总是温文儒雅的教诲和鼓励。有一次，班里要开忆苦思甜会，老师让我准备发言。我可毛了，回家问爸和妈：家里有没有深仇大恨？他们的回答另我失望。穷苦人与我们家的差距太大了：人家是贫下中农，我家是中农；要不是大爷抽大烟，卖地卖家产，起码是个富农；人家要饭吃，我家给要饭的吃；人家------，我家------。这可把我急坏了。终于挨到了班会那一天。

星期六的下午，教室的黑板上板书着：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后墙的宣传栏，贴着雷锋日记摘抄《唱支山歌给党听》的歌词：------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开会了。张老师开场白。马铁军第一个登场。他说他老家在山东，父亲从小放牛，地主打骂之类的，尽是小人书的情节。说着说着，嚎啕大哭。我在底下坐不住了：他这么哭，轮到我可怎么办呀！我满脑糨糊，坐着发呆。旁位捅了我一下：“怎么了？该你了。”我走上了讲台。我大概说的是：家里穷，吃糠咽菜；妈的脸面伤痕；家里交不起租子，妈被抓起来拷打云云。说道到关键处，我也装着抽泣，使劲儿往外挤眼泪，好歹流了几滴。这兴许是我平生最难堪的事。我发言结束，耳边竟响起了掌声。从那时起，我对自己的口才深信不疑。20年后的1986年，在大学的讲演真正得到了验证。

七中的宿舍楼里，住着一些外交部的子女。因为外交官常驻国外，不能携子女，所以只有住宿学校。我和其中的三人比较熟悉：何京印，其父何英，历任中国驻印尼、坦桑尼亚大使，后任外交部西亚非洲司长，最后升任主管西亚非洲事务的副部长；柴燕琛，驻美国大使，外交部副部长柴泽民之子；聂红星，其父是驻印尼信使。

在七中，经历两次下乡劳动。

第一次是在一九六五年的十月，我们到平谷县镇罗营的一个山村劳动了一个星期。秋的北京，正是香山赏红叶的时节。而我们所在的山村，遍山红叶尽染，比香山更蔚然壮观。气爽天自高的蓝天，青青的高山，墨绿的松柏，压弯枝头的黄橙橙的柿子，毛茸茸的板栗，红点紫斑缀满沟坎儿的酸枣和野葡萄，真是一幅赤橙黄绿青蓝紫的油彩画卷。

我和马铁军吃住在一家农户。主人是个五、六十岁的老实本分农民，老婆已过世，有一子一女。儿子当兵在外，娶有媳妇；女儿六、七岁。我们彼此的关系很融洽。媳妇总是端上可口的饭菜；上工回来，我们的被单和衣物已经洗净晒干；天黑了，老人嘬着烟嘴，给我们讲过去这里抗日的故事。我们两人呢，为回报人家的情谊，就像电影里的八路军一样，挑水，扫院。我们住的是老人儿子的成亲新房。炕上铺着绿油毡，青砖地，一张方桌，两把椅子，一个衣橱，墙上挂了个镜框。

有一天，马铁军拉开人家的衣橱，看见里面挂着一把军刀。拿出一看，大概是把日本军刀。刀的鞘和把儿是黄颜色，上面嵌着花纹；刀刃锃亮，主人是经常擦拭的。我瞅见一顶解放军的军帽，戴在头上，正合适，嘴里夸了几句。我摘下帽子，放回原处。铁军则对刀爱不释手，啧啧地连声称赞，不愿松手。不经主人同意，私自翻弄东西，是失礼的行为，爸妈从小教育。我一把抓过刀，挂了回去。

临回北京的头一晚上，铁军辗转反侧，对我说：“我想了，我拿刀，你拿军帽，怎么样？”“可不行！人家对咱们多好呀，你好意思吗？”他再没说什么，扭头睡了。

我们离开了那座小山村。在回北京的火车上，同学们说说笑笑，兴奋不已。马诡秘的附耳告我：刀和军帽都拂了。我大惊，忙问在哪儿。他用手比划：左手握，右手抽，右手再指指自己的鼻子；右手举起碰前额，指指我。我问哪里。他指了下我的行李。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一路没理他。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行李，取出了军帽，到邮局寄还平谷的小山村。填写寄邮件人的姓名，我琢磨了好一会儿，最终写上：倪元亮！有时我回忆起这件事来，总不敢往下想：老爷子怎样？小媳妇如何？女孩儿呢？我是无辜清白的。但在人家眼里：我是罪恶龌龊的北京城里人！

第二次是在一九六八年的八月。学校组织我们军训，步行到顺义割麦子。一大早，我们列队出发。经安定门一路南进在公路上。炎炎烈日，柏油马路都晒得沁出了油，踩上去，软绵绵的。肩背行李，走的又累又渴，杨树上的蝉，讨厌的知知乱叫。中午，我们进了村。

我们十几个人安排在一间教室里住。中午稍事休息后，拉到了麦收现场。一眼望不到头的麦田，一片金黄，成熟的麦穗沉颠颠的，风拂来，摇呀摇。我们俯下身子，弯腰挥镰。一下午，我割了大约一百来米，累的腰酸溜溜的。晚上，何京印递给我一根大前门香烟。我犹豫了一下，接了过来。点上火，第一口，确实象电影里表演的那样，又咳嗽又流眼泪。我没有放弃，继续吸下去，第二口，第三口------。我感觉头晕，倒下什么也不知道了。人们说：烟也可醉人。我是醉了。以后，完全不是尼古丁的效用，而我纯粹为了炫耀，为了虚荣，不知不觉地自那一天起，吸上了烟，一吸就是四十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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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12

一九六五年，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悄然发生了变化。党的八大确立了正确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路线：阶级斗争不再是国内的主要矛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现代化国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六零年至六二年的三年自然灾害，全党全国同舟共济，度过难关。六二年的中央七千人大会，解决了一系列政治、经济等方面的问题。从六三年起，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经济建设路线，国民经济得以逐步恢复发展，思想文化战线也比较活跃。在此情况下，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人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毛泽东从六十年代初期，提出中央分一、二线，他退居二线，名曰搞调查研究，考虑大的问题；中央日常工作由刘少奇主持。自然，中央常委中的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和邓小平等人所推行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路线与毛泽东的路线格格不入，有着本质的区别：以阶级斗争为次要矛盾取代阶级斗争为纲；以国家资本主义取代国家社会主义；以百花百家鸣放的《双百方针》取代无产阶级占领思想文化舞台。上层建筑的两条路线，两种方针政策发生了尖锐冲突，毛泽东再也不能坐视了。一九六五年，姚文元的一篇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把吴晗宣判了死刑，预示着一场风暴来临。吴晗一九二三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学家，曾任北京市副市长。文革中的一九六九年被折磨致死。现在的木秀清华园中，（朱）自清亭，闻（一多）亭，还有邓小平书写亭匾的（吴）晗亭，给人以不断的追思和遐想。姚文元的“檄文”在彭真把持的针扎不入，水泼不进的北京竟然不能发表，只能在柯庆施控制的上海见报。鉴于苏联所谓变修的教训，毛泽东感到大权旁落，他终于老帐新帐一起算，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号召左派革命造反，策划和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场革命的前奏从意识形态领域发难。批杨献珍的“合二为一论”，批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中央成立的五人小组（彭真、陆定一、吴冷西、周扬和康生）也被撤消。一九六五年的五月十六日，中央下达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浩劫——文化大革命正式宣告开始了。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的同学们写了一封信，号召造反有理；八月五日毛泽东书写《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中央到地方的层层夺权开始，文化大革命真正拉开了序幕。

学校停课了，一派革命景象：操场上，高音喇叭反复播放着革命歌曲；教学楼内楼外贴满了大字报和标语口号；臂系红袖章的红卫兵，出出进进，俨然成了学校的主人。校长和一些老师被剃成阴阳头，挂着牌子游街。我那记不得名字的地理老师，原来的满头银发，变成了头顶只有一撮咎。高高的个子，经不住脖子挂的大木牌，弯着腰，颤颤巍巍。牌上用黑墨水写着大大的：国民党特务XXX,名字打着大红X。据说，没几天，他就死了。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我们一大早就集中到天安门广场。我在城楼下西侧的华表附近。广场，红旗、红袖章、红语录，缀点出红色的海洋。九点左右，《东方红》高奏，天安门下，从北向南，逐起欢呼声：毛主席来了。毛主席万岁，万万岁！人群沸腾了，连蹦带跳，泪花撒了一地。当时，我和所有的人都感觉自己是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中的最幸福的人。毛主席，高大魁梧的躯体，着一身绿军装，林彪和周恩来等其他领导人也都是一身绿装鱼贯而随。林彪讲了话，最后，声嘶力竭地喊了许多万岁。我们西纠的宋彬彬给毛主席和林彪戴上了“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的袖章。宋彬彬是当时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的女儿。主席问她姓名，她告：宋彬彬，文质彬彬的彬。毛主席笑着说：要武，不要文质彬彬。从此，宋彬彬改名要武，火了一气。毛主席八、一八接见红卫兵，无疑是对红卫兵和造反运动的巨大支持和肯定，给了我们无与比拟的力量。我们百倍地，几近疯狂地进行抄家和所谓的“破旧立新”。不论男女，见人穿花衣服，蹬高跟鞋，留卷发：就铰，就砍，就剪。见古董、字画、书籍、家具、衣物和饰品，只要认为是封、资、修：就抄，就砸，就烧。我那时还不满十四岁，生性老实，只是跟着瞎起哄，凑热闹。对天发誓，说句良心话：我从未动手打过一个人。对于抄家的物品，我总是认真地清理上缴，不敢入私囊。年长我的一些高中生，毕竟世故，有的把金条、金砖和名人字画等好拿的东西窃为私有。现在和同伙们回忆起来，大家全都后悔不已：当时要是揣点，掖点，可就大了去了------。也就是开开玩笑，过过嘴瘾就是了。不过，也难说，现在如果有时间隧道的话，钻回去，再经历一番，天晓得谁是啥样？

文革初期，社会阶级划分有个新的定义：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和革命烈军属是“红五类”，属于革命的基本力量；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是“黑五类”，属于革命的对象；其他人属于属于革命团结的对象。红卫兵流行着“血统论”和“唯成分论”，什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等等。不管什么情况，如入团，入党，参军，参加工作，转正，转干，提拔等，甚至外出住宿登记都要填写家庭出身这一栏目。当时的社会，“红五类”趾高气昂，“黑五类”头也抬不起来。一个人的家庭出身是无法选择的，这极其反动的“血统论”竟然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戕害了数以千万甚至株连数以亿计的中国人！

“八一八”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开始，一共接见了七次？（记不清了）在老人家的号召下，全国学生大串联，坐火车、汽车和住宿吃饭全部免费。这下可热闹了。北京到处是操不同口音，相貌明显南北东西差异的男女学生。他们的“红语录”开了光，修炼成果，似乎一夜之间成个疯癫的狂人。当然，北京的名胜古迹，人满为患，许多外地的学生，能到北京是梦寐以求，自然不会错过领略几大景点的机会。一九六七年冬，我在设于民族文化宫对面的马连良家中的纠察队司令部值班，负责给学生“发售”火车票。借此便利，我和宝宝、文卫回了一趟山西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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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13

宝宝的学名叫张炜，比我大一岁，是我大姨的孙子。大姨比母亲大二、三十岁，有两儿两女，大儿子张开明就是宝宝的父亲，比我妈还大一岁。宝宝刚生下，亲妈即死，大姨很是疼爱，在老家把他从小一直带到大。文卫姓武，他比我长两岁，是我大姨的大女儿张佩娥的儿子。佩娥姐比我妈小一岁。文卫生下来时一只眼瞎了，从小顽皮，还去工读学校溜了一遭。论辈分，宝宝叫我叔，文卫叫我舅，可他俩都比我大，城市里又不太讲究，直呼我的乳名：大龙。

我们三人乘火车到太原，在大姨的二儿子张开耀家小住，一个大雪天，赶赴文水。也不知怎么搞的，在太原汽车站没坐上长途公共汽车，我们就冒着大雪往前走。大概在晋祠附近，我们终于拦截了一辆大卡车，龟缩在马槽里，冻了七十多公里，到了文水县城东门。我们住在大姨家。大姨的二女儿张佩娟，小名婉婉。婉姐有两个孩子，一儿一女，丈夫她一起在化工厂工作。婉姐夫长得秀气，就是身体孱弱，没几年就得了肝癌死了。婉姐生性倔强，至今未嫁。记得我回了宜亭村和堡子村，还到了沟口村去看望了二姨。我在山西共住了四十天。回北京在农历的正月初三。到家时，书包冒出酸气；一瓶山西醋碎了。现在看来，我回老家是件好事，否则可能就参加了“联动”。

历史地分析，红卫兵特别是初、高中学生，个个是出生牛犊不怕虎，头脑简单，被利用来进行表面、浅层次的“破”，而更深一层的“破”和“立”则由大学生来出场运动了。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宣告了向资产阶级司令部开火的命令。北京的所有大学成为文化革命的主力军，他们四处串联，点火又煽风，把个全国搅得地覆天翻。北京涌现了五位学生运动领袖：北京大学聂元梓，清华大学蒯大富，北京航空学院韩爱晶，北京师范大学谭厚兰，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这五人到底是一簇绚丽的夜昙花，也就风流了个把年，就销声匿迹了。中国的近代革命运动，如“公车上书”后的光绪维新变法；抗议出卖山东主权二十一条的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都是知识分子首开先河，而真正取得政权的却不是他们。知识分子不仅不能取得政权，往往被这政权残酷地阉割。文化大革命和以后的所谓“六四运动”也不例外。俗话讲的好：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仔细一想，我这评价确实冤枉了知识界面。扪心自问，在那非常的年代，每个人都几乎变的不可思议。运动着别人；被别人运动着。很多人给别人予伤害，自己同时又是受害者。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和解放军军代表先后进驻了学校、工厂和机关单位，实行“三结合”，逐步取得了各级、各单位的领导权。我们学校不例外地进行了军训。我那时几乎没有参加什么军训，而是在社会上着实玩闹了一把。

     北京是中国的首都，中央党政军机关众多，自然头头脑脑就多。那时，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与人民是水乳交融的。虽然有一些特权，比如坐公务车，只有部长级配专车，司局级就得骑自行车或挤公共汽车；困难时期有一些特供，机关食堂开小灶，老百姓也无多少非议，因为，总的讲，我们的干部队伍是廉洁勤政的。况且当时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都不高，领导干部尽管有些特权，但生活的质量与老百姓差距不是很大。即使如此，毛泽东还不止一次的掀起反对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运动，文化大革命达到了极限。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工农商学兵扬眉吐气，领导干部威风扫地，“官气”荡然无存。我记得在一九六七年的春夏季，先后亲眼目睹三次游街斗争。一次在国家计委门前，揪斗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罗瑞卿是用一个大箩筐装着的，因为他的腿折了（造反派称畏罪自杀未遂，以后证实是被人迫害）；另一次是在商业部院内揪斗姚依林，姚的口才极佳，气得造反派直翻眼；还有一次是在清华大学的大操场斗争王光美，她的项上戴着一大串乒乓球（因她六二年随刘少奇出访印尼戴的是珍珠项链）。这三次批斗，给我印象深刻。几乎是一夜之间，党和国家领导人，部长，国家主席的夫人，权势地位所带来的显赫、威严、气质、风韵一扫无存，与清朝年间的菜市口刑场的死囚别无一样，远没有山中大王大啸一声：杀了老子，过十八年又是条好汉------那么爽！

在文革中，党政军的领导大都“靠边站”，进了“牛棚”，而他们的子女却莫名其妙地风光起来了。当时，北京的干部子女流行的服饰和物件是：男光头，女小咎；夏季的国防绿军裤，的确凉短袖衬衫，布懒汉鞋；春秋季的全套人字呢或布军装（肩上留有佩带肩章用的别扣，证明是干部服）），绿军帽，回力白篮球鞋或将校皮鞋；冬季捂个大白口罩，外穿军大衣，蹬将校靴，戴水獭毛的皮帽和皮手套；骑的自行车拆去后架，座位提的高高的，钢丝锁挂在车把上，品牌以英国凤头、飞利埔或锰钢永久为最。这些人以居住地为单位，称之为某某大院。在北京，经过势力的较量，我们计委大院名声显赫。其他的如公安部、铁道部、化工部和海司、总后、装甲兵等也晓有名气。为了行头，我和同学在枣林前街的总政宿舍顺了几身户外晾晒的军装，飞了几顶军帽。有件军上衣没有别肩章的别卡锁眼儿，我竟然用剪刀铰出了四个小窟窿，肩上一边俩。这始终是弟的笑料话柄。

     一九六七年夏，我参加了“计委礼堂战役”。下午二点半，我们大院和召集建工部、七机部、国务院的二百多哥们儿手腕系条黑布作为标记，埋伏在礼堂周围，“等鳖入翁”。三点左右，公安部、化工部和纠集的一些帮凶大约二百来人骑着自行车浩浩荡荡开进了进来。三声“二踢脚”空中爆响，我们呐喊着冲了出来。举着菜刀，握着三角刮刀，挥着钢丝锁，拎着铁棍，提着气枪，抓着砖头，把他们层层围住，一通砍、刺、抽、打、拍。从人数上，双方势均力敌，但我们占了地利人和的优势。激战的结果，我们大获全胜。现场血流、鞋帽、碎衣服、自行车和砖头一片狼籍。由于我们是三层包围圈，敌人一个没漏网，全被俘虏。经过谈判，对方表示服了，愿意加盟，击掌而欢。此役如同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奠定了我们计委大院的在北京的统治地位。

过了几天，我们把“小混蛋”送到了阴曹地府。“小混蛋”是个新街口地痞流氓的诨号。他打架不要命，浑身伤痕累累，在北京很有势力。有一天，他和一伙人围住了王毛点和王雨点兄弟（七机部部长王秉章的儿子），把二王的军帽抢了。二王联络我们，还有百万庄申区的刘力远（建委主任谷牧的儿子），公安部的任志刚、任志民兄弟等总计大约二百多人，在甘家口附近围堵上“小混蛋”一行。一通混战，敌我力量悬殊，我根本没凑上手。结果听说：“小混蛋”被捅兰了，大概有几十刀，当场毕命。过了几天，北京的流氓为“小混蛋”送葬，场面还挺隆重。这小子，竟穿了一身国防绿和大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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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14

文革中，流行了一阵“拍婆子”。指男孩儿随机随意“搞对象”的过程和结果。一般比较固定的程式是：男甲根据环境和对女乙的初步感性认识，经过大脑思考定夺后，上前对女乙做一表示：如说：“可以交朋友吗？”如女乙同意，则为成功；否则，失败。我在六七年的冬天，试了一把。

那时是冬季。风雪交加，路上行人稀少。我和两个朋友在三里河东口的十三路公共汽车站等车。远处走来两个女孩，一高一矮，都戴着白口罩。高的一米六五左右，穿一件军呢子大衣，围条红围脖，脚下是黑色马靴。矮的一米六左右，一身绿军大衣，绿围脖，也是黑马靴。我们突发奇想，决定“拍婆子”。我个高，“拍”高的；罗小林矮，“拍”矮的，周时英做裁判，商定：谁没“拍上”，谁请一包烟；都“拍上”，裁判请。罗小林自告奋勇，第一个上。只见他走过去，与那矮个女孩低语几句，缩脖儿撤了回来：不用说，砸了。轮我了。我鼓足勇气，对着高个子，靠了上去。“你好！交个朋友好吗？”她没回答，口罩上的两只大眼睛很妩媚，眉毛沾着霜花。“你是哪儿的？”我头望北一甩。她明白了。“能把口罩摘下来吗？”我说。她犹豫了片刻，摘了下来。妈呀！怎么这样啊？大蒜头鼻子，大嘴巴，厚嘴唇，简直不可和那一对眼相比。我匆匆道别，返回来。不用说，周时英赢了。过了一段时间，我们楼的小孩儿告诉我：三楼的“小德行”（一女孩）说你“拍”了她姐的同学了。你说天下竟有此巧事儿。

从一九六六年夏至一九六九年二月，我基本“失学”赋闲在家，父母忙于革命工作，无暇顾及。我经历了一段自由放任的生活，其中也险些做恶，亦不乏些童趣的故事，忆录如下。

尝试扒手。说起来脸红，我竟然想尝试一下小偷的味道。时间大约在六七年的冬季。有一天的早上，我由西直门换乘27路公共汽车，车上拥挤，快到德胜门的时候，说来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我突然萌发出一种愿望：面前一个人的中山装上衣口袋别着一杆钢笔，我竟想把它偷到手。在我就要下手的一刹那，又有一股意念涌动，我终于未能伸出那只罪恶之手。一个人的善与恶真真确确就在一念之中呀！

溜门撬锁。北京的小流氓在文革时期，时兴了一阵子溜门撬锁。我居然也实行了一回，不过天助我也。可能是六八年的初冬季节吧。地点在三里河浴池对面的宿舍，门牌号码记不起来了。我与罗小林在一下午进了楼，事先约定：他上三楼撬门，我在二楼望风，一有情况以我的咳嗽为信号。罗刚上三楼不久，我听见一楼大门就有人推开，我顺着楼梯间隙往下探望，只见一老太太在踏一楼台阶，我大声地咳嗽了几声后。我下了楼，冲了出去。罗小林随后也走了出来，嘴里还不住地埋怨我：老太太是二楼住户，你沉不住气。

  

斗鸡。小时候，北京的孩子们经常玩斗鸡的游戏。所谓斗鸡，就是每人把一条腿的小腿弯曲成四十五度，横架在另一腿的膝盖上，单腿蹦着进行碰、撞、顶、压和挑等各种动作，直到对方腿落下为胜。炎夏，空气凝固，知了也懒得叫唤了。我们准备了几块豆腐干，用小刀薄薄地片开，中间塞上脚丫泥儿，备作奖品。六、七个孩子经过抽签分组，开始了比赛。童心是世界上最纯洁神圣的物质。他们是那样的认真执行规则，那样地全力较量，一个个象只瘸腿的小公鸡，灵巧地单腿跳跃，头顶洒落下颗颗汗珠。单循环结束，又进入双循环，最后胜出了冠、亚、季军。前三名董家公子占了两项，小三和小四分别为冠季军。颁奖仪式开始了，三个获奖者得意地排队肃立，我们哼着运动员进行曲，按顺序授予“奖品”。三个孩子荣幸地双手捧过豆腐干，深深地鞠躬致谢，随后，把豆腐干塞进嘴里，大口嚼咽起来，边吃边冲着我们傻笑。。

搬玻璃。那阵子，北京兴了一阵养鱼热。我和七中的同学王俊英曾潜入煤炭部设计院的仓库里，偷了几块玻璃。由于没有切割的玻璃刀，只好用车床的车刀代替，结果成品率很低，到手的玻璃远不够用。有一天，我到三里河菜市场买酱油。一进商场大门，右边卖烟酒，左边卖茶叶，顺左边往里是调味品。这三节柜台上都铺着厚厚的玻璃板，做鱼缸丝毫不成问题。回家放下酱油瓶，带了小三和小四就直奔菜市场。我简要介绍了地形，交代了任务。小三哭丧着脸，一副难为样；小四内秀，不做声。这时，卖烟酒的柜台发生了顾客与售货员的争吵，我过去看热闹。过了一会儿，我找不到两个小子了。走到茶叶柜台前，只见一老太太指着柜台对售货员说：“同志，您这儿的玻璃不用了吗？”我顺着一看，柜台上只剩下布满污渍的价目表，玻璃不见了！只见售货员满脸焦急地喊：“谁说不用了？”“刚才，我看见一个小孩，还没柜台高，抱起玻璃就跑了。”“在哪里？”胖胖的女售货员边问边往外跑去，货也不卖了。我兴奋地回到了家。一进门，只见小四满脸憋得通红，望着我傻笑不止。我比划着玻璃，连声说：“够一个面儿了，不错！”就在此刻，砰砰的敲门声，我以为小三凯旋了，急去开门迎。门打开，我惊呆了：两个陌生人瞪着眼，揪着垂头丧气的小三，他哭丧着脸，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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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15

钓鱼台的趣事。钓鱼台位于北京城西，国宾馆是外国元首下榻之处，它的西南是一汪湖泊，挖湖的土筑起一座座小土丘，栽满松、柏、槐、杨、柳，绿树荫荫，坡草青青，湖波粼粼，好一休闲去处。它在我家西边，仅一站地，是我童年玩耍的主要地方。从家向西，经二机部、国家计委，就是南北的三里河路。国宾馆西边的柏油路往西二百米，有一条南北流向的河；国宾馆西墙和河的东岸之间又是一条柏油路，往北近二百米，有一拦河坝，坝上建一发电站，机房墙上红油漆书写着列宁的语录：苏维埃就是水利与电气化。钓鱼台西墙外不远就是湖泊，湖里片片芦苇，夏秋季芦花飞絮，水美草肥，野鸭成群，鱼虾潜底，是游泳、溜冰和捕鱼虾的好场所。

游泳是我夏季的主要活动。家离钓鱼台近，想什么时候游，抬起屁股就走。我的泳技不错，自学成才。擅长侧、大小蛙、仰泳；自由式掌握不好，手脚和呼吸不协调，总觉换不上气，索性不沾它；潜水一般，也就十几米远；高台跳水从未有过，主要是胆小害怕，只就近入水而已，以钻代跳了。游泳的场所有三处：一是湖；二是河；三是人工湖。湖水平静，无风不起浪，唯恐水草缠住脚。河水湍急，恐怖的是旋涡急流。只有人工湖水，平缓而清洁，但少了些自然的盎趣。戏水而亡的事，时有发生，主要是水草和旋涡致命。我幼儿园的一个家住二区的杨姓儿童即命丧黄泉，他的母亲现和我家住一个楼舍，见到我总是打招呼。

滑冰，我一直想学，终未成功。冬的钓鱼台湖面，结了一尺多厚的冰。冰面外围是穿跑刀的速滑手，弓腰伏身，两手后背，脚下刻画出一道道白色的轨迹，特别是嘎然而止的刹车，冰面上刮起一带冰雾，甚是好看。女孩子穿着红、绿、黄、白的花样刀，手牵手，作弄着各种各样的非专业动作。打冰球是运动中的顶级项目，高高的球刀，象是满清女子的木屐，划起来，速度快，又灵活，球手们手握球杆，激烈地竞争，剧烈的碰撞，发出“啪叭 咔”的声响。我的同学周时英和王新民，一个跑刀，一个球刀，滑得好，是我所钦羡的。尽管我与滑冰无缘，心仪神往，还是买了一双花样冰鞋。我家里有些上辈传下的物件，谈不上传家宝。一是个脖子挂的银锁，嵌有福、贵字样；另一是银娃娃，一丝不挂，招人可爱。我把它们卖了，终于换了冰鞋。冰，既然滑不成，就溜吧。找了些木板，钉了个冰车，用三角铁做滑刀，着实玩儿了些年。

人一寂寞无聊，什么花花都能想出来和做出来。我和邓越把液化石油气罐内的残液倒进玻璃瓶中，浇到钓鱼台树林的树干上，用火点燃，我们坐在土坡上，百无聊赖，眼睁睁地看着黄的焰，黑的烟，从树根燎上树干，心理平静满足。那年头，布恶施善都一样的从容和平淡，天理不容的大恶，却被尊为至情至义至礼的大善；戕人的凶犯，头上烁着“革命派”“革命家”的光环，手的血，似是教主洗礼的圣水；好人和坏蛋，善事和恶举，好似转法轮，不停地变换。我们这区区小恶，更理所无人问津了。

垂钓。夏天，我们的主要活动除了游泳就是钓鱼了。任何事情讲风水，钓鱼亦不例外。根据旁人实践和自己的经验，必须选择一吉利的地点，赤足立在河中作业。鱼杆无所谓，是根棍儿就行；鱼漂用鸡翅上的羽毛杆，剪成一公分长，着红或黑，穿在鱼线上；鱼钩可买也可用大头针自制；铅垂用牙膏皮替代；蚯蚓做饵。夕阳溅出了一片斑斓的霞光，河面拂来阵阵凉爽的风，河水似乎淌乏了，懒懒静静地从脚下流过。我把鱼钩甩向一米外的河的上方，待铅垂下沉，鱼漂浮起，进入临战状态，鱼漂顺水而下到了极限，不得不收杆，大概也就五、六秒的时间。运气好的时候，几乎每下一杆，鱼儿都会咬食儿；两、三杆儿就会有收获。上钩的鱼儿当时我们叫不上名字，所以根据它的胖乎乎的身子，鳞上闪现着五彩的光，而起名为“火轮片”。记得爸从干校带回支赶马车的鞭子，我用它钓了一条大鱼。在钓鱼台湖的北岸，丛生芦苇和水草，不能戏水，只能垂钓。早晨醒来，头一件事，就是做鱼饵。白面和玉米面按4：6比例配好，用香油搅拌捏搓成团，为防止挥发，装入玻璃瓶内，密封妥当，扛着鱼杆，提着塑料桶，兴冲冲地出发了。湖中弥漫着晨雾，往日青翠片绿，密扎扎的芦苇荡，蒙上了一层薄薄的白纱，依稀淡出了层层的绿。俟选好地点，探得水位深浅，挂饵放杆，雨漂立住之时，雾似庐山游云，在道道阳光的切割下，正在隐隐散去。周围一片静寂，远处送来阵阵野鸭的啼鸣，面前的水草间，鱼儿呼吸吐呐，咕噜咕噜地冒出串串水泡，不时有小小的鱼儿翻出水面，我的心儿也随那腾跃的鱼儿，砰然而动，兴奋不已。我双眼盯住鱼漂，忘却了自己的存在。突然，鱼漂上下左右颤动，我的心紧张地似乎要从嘴里跃出来。只见那漂儿晃了几下后，猛地被拖走，我迅速双手往上一甩，一条大鱼挣扎着出了水面。由于用力过大，脚下一滑，我一屁股坐在水里，鱼也被甩到了身后。好大的一条鲫鱼，足有一斤多重。我兴冲冲地回了家，刮鳞、剪翅，开腹时发现有一条小白虫，也顾不了那么些了，晚餐上了一道红烧鲫鱼。

大黄鲁。一日，从上午到下午五、六点钟，玩儿了近一天。一行疲惫地来到发电站，驻足观看一老人垂钓。我抬眼望见对岸的草地上有一只黄色的鸡，正在悠闲地信步。我独自跑了过去。它是一只九斤黄，浑身毛发亮，肉滚滚的，足有三、四斤。我屏住气，弓腰移动，临近一、二米时，我从裤兜儿里抓出些面包渣儿，撒了过去。它警觉地一怔，两眼盯着，又左右顾盼了几下，目光焦距，亦步亦趋接近了我。我一动也不敢动，待它叨了几口，我一跃扑了上去，它被重重地压在我身下了。背着绚丽的晚霞，我抱着它回到了家。妈妈一见，询问从何而来，我说同学给的，搪塞了过去。我给它起名“大黄鲁”。从此，我精心养护它，挖蚯蚓，抓小虫，给它不断地上营养，看着它一天天地长大长胖。最终它的结果记不得了。

一捆韭菜。六六的夏天，楼里的几个孩子要徒步去颐和园，好象有吴玉章的孙子、安力、大民等，邓超和邓越也去了。二龙嚷着要跟着我，我不愿意带他去。当时身上有两角钱，就给了弟弟一角让他花，条件是不得告诉妈妈。交易自然会成交的，我带了几根油条，兴致勃勃地踏上了旅程。清晨的北京，空气格外清新，阳光穿过一行行窜天的白杨树，一缕缕地洒落在我们的笑脸上。我们往西到钓鱼台，向北经甘家口、二里沟、动物园折西到紫竹院，北行经魏公村、中关村到北大、清华，在河沟里还抓了一只青蛙，再一直西走就到了颐和园。当时公园门票是五分钱，我们进了大门时已近十点了，大约走了三个多小时。长廊和佛香阁那边我们没有去，只是在南岸的铜牛附近游了泳。肚子咕噜咕噜地叫，我把青蛙抓在左手，右手握着油条，吃了起来。不知怎么回事儿，吃着吃着，竟把活生生的青蛙填进了口中，我一口吐将出去，恶心了好一阵子。下午，我们往回返，又累又饿，两条腿就像坠了铅似的，怎么也迈不动了。走到中关村，我把口袋中唯一的五分钱买了一捆韭菜，提着它进了家门。弟弟见了我一言不发，脸上的表情不太正常，似乎发生了什么。妈妈在里屋大叫我，我进去一看，妈躺在床上。以后的事情妈经常说：气的我把你买的韭菜扔了出去，骂了一顿后把你赶出了家门；我是即生气又心疼：气的是你走那么远的路，疼的是你舍不得花钱，饿着肚子还给家里买韭菜------你这孩子太老实，太死心眼了------怎就不会说句软话------把你轰出家门，我心里边很伤心，又不好去叫你回来------后来我只好求邻居刘奶奶去叫你------她说你在楼门口都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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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16

董家四小子。我家邻居中，董家印象比较深。李竹英，陕西城固人，丈夫是四川人，家乡与陕西交界。红军长征经过家乡时参加了革命，是个真正的红小鬼，在延安曾任李先念的警卫。建国后在公安部队挂大尉衔，转业到商业部才是个科长，不久即辞世。他临死时有四子，长子董光庆（小宝），因其姥姥叫他名字有口音，外号骚包；次子董光和（小二），外号沾了弟弟的光，叫猪二；三子董光平（小三），外号嚎猪，故因遇危急则咧嘴嚎哭以避之；四子董光勇（小四），也顺理叫猪四，由于脸长，又称驴四了。小四生下仅二个多月，他爸爸就去世了。小二和小三是双胞胎，从小寄养在陕西姥姥家，上小学时随姥姥一同来京。李竹英，大约二十四、五岁上就守了寡，含辛茹苦地把四个孩子养大，正可谓生活个中的女强人。她相貌最大的缺憾是满脸的麻子，很吓人的，但五官并不丑陋。她在大概是崇文区的一所小学教书，每天骑一辆女式飞鸽自行车上下班，人未进大门，说笑声就已吹了进来；每每见她，总是风风火火，永是满面春风般。一段时间，但不长，董家成为我们玩耍的据点。他家窗户面西，窗下正是商业部上下班的必经之路，恶作剧就从窗户开始了。夏天，我们把纱窗下半部做成活动的，用窗帘盖住。铁丝挝的弹弓枪，分为手枪和机关枪，装的是牛皮纸叠的子弹。可别小瞧这玩意儿，打在肉上生疼生疼的。窗下有人过来，正好人的头与窗基本齐高，距离也就一米之内吧。啪，哎呦！我们偷偷从窗帘侧隙窥测，几乎每个人的表情都一样：用手捂住脸部，惊诧地看看我们这挂帘的窗户，再上下左右环顾一遭，嘴里嘟嘟囔囔地走了。我们见状高兴的真是手舞足蹈。有一天，我们击中了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他弯腰拾起眼睛戴上，对着窗户凝视片刻，突然用双手奋力将纱窗和窗帘一并拽了下来，而我们还没有反映过来呢。那人还比较温和，骂了几句，走了。从此，我们再没有干过这样的事儿了。

郭跳舞。文化革命时期，我一样的孩子们的精神文化生活非常枯燥单调，除了毛主席语录、指示和两报一刊社论，就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传单和标语口号，人们的语言和文字使用都是一套一套的，就好象互相在模仿和抄袭一样，千人一面堂而皇之的政治术语，听得似有被奸淫的感觉。那些所谓的共产党人和造反派如果离开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主义、思想和理论，绝对连话也不会说，字也不会写了。我们每天就是玩、闹，不读书，不学习，看电视成为最大的精神文化享受了。商业部机关基本上每个司局都有一台电视机，但一般晚上办公室没有人，开电视的都是些单身干部。所以，有些日子一到天黑，只要看见那一间屋子闪着暗光，我就异常地兴奋起来。但是，通过机关大门是一项很艰难的事情，我们办法有：一是猫腰溜，冬天可以，夏天就没门儿了；二是混，跟在大人身后，佯装亲属；三是蒙，传达问起家长姓名就胡编乱造，有一次，我竟说我父亲是邓习甫（我同学邓超的爸爸），居然蒙混过了关。这几着儿慢慢地被人家识破了，只好硬着头皮去翻墙。夏天的一晚，二龙翻墙时被逮个正着，擒拿者斥问姓名，弟报出：郭壮武。“什么，郭跳舞？你以后还跳不跳墙了？”弟变节了。

擀面条和炖茄子。山西人爱吃面食，国人皆知。自打记事儿起在北京的饮食，面食还不是怎么突出。当时国家粮食实行配给供应制度，人按年龄每月有定量，定额中按比例分粗细粮。细粮单指标准面粉，粗粮又分为籼、机米和玉米面。国家法定节日期间在粗细粮的指标内供应一点富强面粉和小站大米。我上学期间，分别在家和食堂吃饭。文革赋闲在家时，担当了一些做饭的责任。妈上班三班倒，总有不在家吃饭的时候，妹子上幼儿园，我和弟弟相依为食的机会比较多一些。我记得最深刻的是机米饭炒茄子和擀面条儿了。一只中号钢种锅，身体焦黑焦黑的，两扇耳朵晃晃荡荡，锅盖凹凸跌宕。盛上两勺粳米，洗净加水，煮沸至水将干，微火闷熟。茄子先切片，再切丝，铁锅里淋少许油，葱花炝下锅，倒入茄丝翻炒，加酱油和食盐后盖锅盖闷炖。就这样，米饭就茄子是我们兄弟两个每日的午餐，大概坚持了数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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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跃至：胡广事件

胡广事件。它改变了我的一生。我家住的是筒子楼的一楼，窗户面东，是两间西房，每间面积大约在二十平米左右。窗外是二机部的一家研究院，保密机要单位，有解放军站岗警卫。文化革命前，我们楼的居民与院内的职工和军人关系很好。文化革命开始后，与造反派虽不及以往亲密，但也没有什么纠葛和矛盾。六八年七、八月，好象是二十八日，毛主席发表了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市里的人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那一天是个下午，我的小学同学邓超正在我家。窗外的院子里很是热闹，人们正在准备上街游行：舒展开造反派的队旗，粘贴横幅标语，敲锣打鼓。我弟弟二龙和几个楼里的小孩又蹦又跳地在院子里嬉闹。只见猫头鹰（一造反派的绰号）和几个人满院子追赶孩子们，二龙被擒住，两只胳膊被扭，疼得他哇哇地哭。我见状左右找不着家伙，窜到厨房，把抽水用的抽子的木把子拽了下来，推开窗户，跳了下去。一个挺魁梧的男人，正在和弟弟撕扯，我从他背后抡起棍子朝他头上打去。他被狠狠地击中了，猛地转过身，似乎在微微地晃动着；我接着又是一棍子，他倒了下去。之后，自然是一场混战，安力、英杰不知什么时候也和研究院的人打了起来。寡不敌众，我又是个重点“凶犯”，我被俘虏了。我被连推带搡地上了二楼，关进了西头的一间屋子里。别的什么也记忆不起来了，只记得猫头鹰扇了我一个大耳光。之后，我被带到了公安局月坛派出所，看来性质发生了变化。

月坛派出所在社会路的路南，大门朝西，进去左拐是一排办公室。我先被审讯了一番，民警还气势汹汹地训斥我，声称我打死了人。我被关在大约第三或第四间小屋子里，窗户有 五十公分见方，上了铁栅栏，屋里没有床和椅凳，水泥地面只铺了张破凉席。我当时有些害怕，知道打死人是要偿命的，但怎么也没有事后的恐惧。董家的小二、三和四来“探监”，只是跳起来双手紧抓铁栅栏，露出个脑袋，用力支撑而憋红了脸，话也说不了几句，就扑通一声掉了下去。关了几天呢？大概也就是一、二天吧，我回了家。以后妈妈经常提及此事：妈据理力争，强调是造反派先动手，我是“见义勇为”；爸机关的当权派要我家赔偿，妈一分不给。柔弱善良的母亲在大事面前是刚烈坚强的。被我打的胡广同志是严重的脑震荡，后来上了班，见到我家人还挺害羞的。回想起来，一是后怕，把人打死怎么办？结局不可料想，估计枪毙不了吧，最多是个无期，牢狱里表现好的话，减刑有期最多二十年，现在也早出来了；二是有些丝丝忏悔，毕竟年少气盛，出手太狠，给人家造成了伤害。我右手掌的掌纹贯通，家乡人称“铁掌”，说明打人厉害，胡广得到了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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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家坬第一夜

第二天清晨五点，我们匆匆吃过早饭，我和陈洪、邓超、罗小林被点名到了一辆编了号的解放牌卡车下。车上已有七人，三男：刘瑞、傅茂辉、胡斌；四女：鲁琴、刘琳、王群力和王丽霞。除了傅茂辉是邓超的同学之外，其他的我全不认识。我跳下车，找到 刘老师，问那些陌生人是谁。刘老师狡黠地莞尔一笑，附耳告我：“原来和你们编在一个村的几个女生，都是工人家庭出身，我在火车上考虑不太合适。经请示领导同意，换的这四个女生，全是干部子女。”我问何故。他眯眯眼，说：“你们有共同语言呀。”我瞥了他一眼，什么没说，上了车。

车队在薄雾中行进。周围，遍是白白稀稀的雾气，影影绰绰的山和沟，还有嗡嗡的发动机声。看看光景也不成，我们索性蜷缩一团，浑浑作睡罢了。早春二月的晨，六点东方鱼肚白，大约七点，太阳才懒洋洋地跳出地平线，射出金黄的光。陕北黄土高原呈现在我们面前：所谓高原，指海拔而言。其实，山的相对高度并不高，看来也就数十米。一座座的黄土丘陵蜿蜒延伸，一道道沟壑纵横。丘与丘连接成一块块面积不大的小快平地，被沟壑分割成不规则的形状。雪后的陕北，坡阳面雪已消融，背阴处雪迹斑斑，错落出黑白相间的图案。我们的车队在逶迤、泥泞的山路上行进。我突发情感，面对广袤的黄土地，放声唱起了《长征组歌》：横断山，路难行，天如火，水似银------；雪皑皑，夜茫茫，高原寒，炊断粮------；唱到《到吴起镇》中的：锣鼓响，秧歌起------时，我大喊：我们到了！时隔三十年，我们插队的插友聚会，邓超还使劲儿地贬我：你一路都在唱情歌，唱给谁呀？累不累！

我们十人安排在南道德公社的谢家洼村。一到村子，又安排了刘瑞，我们成了十一人。村东头有座小破庙，没门没窗，早已断了香火。庙前有口辘轳井，轱辘的摇把子磨的精光。井深三十四丈，晴天伸头望下去，只见一点亮。。从井边的小道下去，往南一拐，就是村里的牲口院。院内两排房：朝南是牲口棚，横着石头的料槽，木桩栓着牛、马和驴；朝西是饲养员住的两间土坯房，四个女生住里间，外间是我们的厨房。我和刘瑞、罗小林、胡斌住在牲口院的西邻——会计韩发盈的家里，有五、六平方米。陈洪、邓超和傅茂辉住在村西头贫协主席院里。进村的当晚，在牲口院内我们的厨房里，村委会要举行欢迎晚餐。韩发盈，一米五几高，皮肤黝黑，小咪咪眼，忙里忙外，还顶来了自家的老红木八仙桌，怀里掏出一瓶老烧酒。复员军人王永禄坐在树墩上，左手拉风箱，右手添柴禾，嘴里叼根纸烟卷儿，吮几下，长吸进去，两鼻孔徐徐流出两缕白烟儿。满屋的烟，呛得人睁不开眼。发盈的妻子，一个典型的农村妇女，用袖子擦去烟熏火燎的泪水，从一个黑乎乎的酒瓶里，往大口锅滴了几滴浑浊的棉子油。油冒着黑烟，铁铲炒菜噼噼啪啪，瓢上水，菜“炒”得了。大铁锅的边，是口小铁锅，利用烟道的热力，炖着一只光着身子的草鸡，散着扑鼻的香。宴会开始前，丁支书来了，他脸上块块黑斑，也是小眯眼，从堆笑里似有几分狡诈。书记致欢迎词，王永禄举杯引酒，小屋飘逸着欢乐。酒过几遭，发盈的父亲兴致大发，站起来，吼起了秦腔。以前听说秦腔的工夫在嘴上，如何真正欣赏，我是一窍不通。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听秦腔，它的曲调委婉起伏，抑扬顿挫，句子长，发颤的高八度音调，使我现在念起来，就像花腔女高音—不，是帕瓦罗蒂。那晚，我们十一人在远离北京千里的黄土高原的一个十几户人家的小村落，睡在热腾腾的暖炕上，趁着酒意，度过一愉快的夜晚。

山鸡演变

第二天，我一睁眼，太阳爬到窗户上。王永禄说带我们去沟里遛遛。沿着井边的崎岖陡峭小路，连滑带蹭，磨到沟底。这里遍是雪的世界，晶莹剔透的白色结晶，挂在灌木枝上，铺在荒草地上，把脸映得锃亮。永禄指着远处一个村落，告我们是后背沟村，有三户人家。他抬头望了一眼日头，说：“走，晚上有酒肴了。”我们莫名其妙，问他，他只是笑。离小路百十米的雪地上，一只山鸡被铁夹死死地夹住了脖颈，断了气，身上还热乎。我仔细地看了看铁夹：直径一尺多的两个铁环，用弹簧连接叠加。每个铁环有根弹力很强的皮条。掰开铁环九十度，皮条用一个物件连接拉紧，将铁环平放在雪地里埋好。物件是个关键，它伸出个小木棍，棍上一根细麻绳系着诱饵，凸露在无瑕的雪地上。一到雪天，大凡动物的给养都成了问题。山鸡在雪地上跳来跳去觅食，它会很快发见小棍上的诱饵，只要它嘴或身体的任何部位一触，铁夹就会砰的弹起，将山鸡牢牢地夹住。永禄叮嘱：在沟里不要乱跑，否则，夹住脚也受不了的。快近晌午，我们拎着三只山鸡回了村。永禄慷慨地要把三只山鸡全送我们，不好意思，只要了一只。晚上，它就进了我们的肚子。以后，我们常去永禄家，他也常来坐坐。我们之间聊得比较投机，有些共同语言。他是个复员军人，在部队提了干，家里挂着当兵的照片，是个尉官。由于“生活作风”问题，又回到了生养他的故乡。回来的头几年，党政“一肩挑”，干了支部书记和村委主任。因查出些经济问题被罢了官，沦为庶人。

又是新的一天。带队的 刘老师在公社民政协理员和公务员的陪同下，看望我们，并作告别。三人骑着自行车，给我们驮来了十个知青按指标分配的豆油、白面和小米。进了院子，满院的牲口粪被雪覆盖，门前的雪化了，土里掺着粪渣，加雪水的混合物，散着一股股恶气。好在新拾掇的厨房和女生的寝室还卫生，公社和村里干部的脸面还挂得住。寒暄一阵后，一行人起身告辞。刘老师问：“大家有什么话要捎给家里？”我们两天来心情不错，新鲜劲儿还没过呢。“没事儿，挺好的，让家里放心吧。”我们同声说。“我一定把大家的情况告诉你们家长，放心吧。”又是一个放心。刘老师几步一回头，离开了谢家洼。从此的三十二年，我再没有见到他。以后回北京，见到家里人问起刘老师介绍我们的情况了没有，答案是否定的。

由于地冻，基本没什么农活儿，我们就结伙去别的知青点串门。丁家园，新民村，枣林子，狼虎头，轮着走了一圈，结识了不少朋友。那时候，每个知青点都有政府定量供给的油和白面，大家从北京带来的食品、烟酒还有库存。所以，每到一处，女同学忙着包饺子，炒菜。煮面条。东聊西侃，酒足饭饱，日落而归；道儿远的村子，索性就住了下来，通宵达旦的玩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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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坊事件

离谢家洼二十里路的隆坊镇，属黄陵县，农历逢二、七赶集。具体是逢几，记不清了，反正那天我们第一次去赶集。从村里往西十里路，我们上了公路。陕北的所谓公路，其实是土路宽一些罢了。雪化了冻，冻了化，汽车、马车、自行车碾压的轨迹，形成了粗粗细细，直直歪歪，硬邦邦的沟坎儿，撩得人心意烦乱。上了路直奔南，行人愈来愈多了。老年和成年的男人，头上缠羊肚白毛巾，肩上搭杆烟袋，裹腰束脚腕的黑色棉袄裤，个个是统一的装束，给我一种出殡的感受。女人们生气一些，花色泽的棉袄，尽管陈旧，也给人一丝绿的渴望。我们来到了隆坊。

这里是农民的节日。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徜徉流连在集会上。交易的物品虽不丰富，足以满足人们的渴望。犁，耙，锨，镐的农具，凝结出原始的陈重；瓢，碗，锅，盆的炊具，诠释了生活的艰辛；服装鞋帽，针头线脑，黑白红绿，圆方丝片，搅得你眼晃晃的，心痒痒的。活口的猪牛羊鸡鸭鹅，盯着同类的通体，有的闭眼沉思，有的低声哀鸣，更多的是愤怒悲壮的呐吼。人类就是这样的残忍：面对生命行将走到尽头的“其鸣亦哀”的异类，居然还在贻笑的挑肥拣瘦，脸红脖粗的讨价还价！集上摆着许多小摊儿，黄泥巴垒的锅灶，喷出股股黑烟。木制的饭桌，黑漆的碗筷，都是油渍渍的。我们来到一家羊杂碎摊儿前，扑鼻的香，勾起了我们吃的欲望。碗里有羊的肚儿、肺、肝、肠和心，上面漂着一层红辣椒面儿。我们几个吃完了，付了钱，转身要走，只见刘瑞把空碗悄悄地放在一位蹲着喝小米粥的农民的背上，那人丝毫没有察觉，埋头吸吮。刘瑞挪出身，冲我们眨了眨眼，示意不要做声。我们屏住气，只见那人放下碗筷，用袖子抹了一下嘴，站起身来。碗顺势滑了下来，落在地上，一摔几瓣儿。我们哈哈大笑，扬长而去。我回头望那不知所措的农民，他尴尬地立着，没有动静。我们男女一行在闲逛。迎面来了丁家园的几个知青，原是一个知青的国防绿军帽让一伙儿北京的知青给“飞”了。我们村的哥儿几个在附近一带是老大，弟兄们有难，当然义不容辞。不大的地儿，很快就接上了火。我们十几个男生，六、七个女生，一齐上阵，敌我搅成一团，打得天昏地暗。我们的四个小姐，平时端出一副高干子女的架子，现在倒也不觉得丢人显眼，四条毛围脖（鲁琴的绿，王群力的黄，刘琳的蓝，王丽霞的红），在厮打中搅动，远处瞅，很好看。结局自然我们是胜利者，帽子也物归原主，但陈洪被民兵关了起来，打了一顿。因为他动了三角刮刀，刺伤了人。村里去人做保，天黑了才把人放回来。陈洪一进门就埋怨嗔怪我们见死不救，怒容掩不住英雄般的心喜。那晚，我们美美地吃了一顿“庆功宴”。这是我们插队不过二十天的第一场战斗，知青中“绰了分”，老乡中坏了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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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盟而溅
战斗的考验，似乎凝起了情感，按岁数大小，我们结拜了。男的刘瑞为大，陈洪二，胡斌三，邓超四，傅茂辉五，罗小林六，我最小排七。女的鲁琴大，王群力二，刘琳三，王丽霞四。血浓于水，自然水淡于血。我们男生似水的盟誓，不久就瓦解了。问题出在刘瑞身上。

刘瑞，到现在我真不知道他的家庭背景，在插队时只听说他家住的是四合院，好像有点家庭背景似的。因为他和其母亲争执，他母不慎将毛主席画像撕破，儿子顶替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看来是劳动改造的了。刘瑞一米六五左右，麻杆瘦，驼背，走路内八字，林彪似的脸相，又黄又白，像吸食鸦片的料客，眼睛还挺漂亮，经常穿一身军装或一身蓝。他岁数大概比我大三、四岁，有心计，很会拉拢人，有点黑社会老大的劲儿。他谄媚殷勤与四位小姐，颇得好感；处处以大哥身份“呵护”几个兄弟，显得格外仗义。就是陈洪不买他的帐，认定他绝对是个城里胡同小流氓，不是什么好人；邓超和傅茂辉老实忠厚，不愿招惹是非，敬而远之。只有罗小林与他混的滥熟，而我呢，没心没肺，和谁都一样。终于一天，陈洪和刘瑞发生了激烈冲突，两人动手了。事后，刘瑞被调到了后背沟。

终于，我们和女生分家了。以后我们在京聚会时，说是因为我。那一天，轮女生值日做饭。中午，没到开饭时间，我一人进了厨房，鲁琴在准备做一锅煮土豆。我饿急了，超起了勺子，一沉到底，舀出的汤少，土豆多。鲁琴急了，见我还在为男同胞不住地舀，便大声斥责，与我争执。陈洪平时看不上她，借此引火烧身，与鲁吵了起来。说着说着，陈抓起了菜刀，飞了过去，一下打在胡斌的前额，顿时血流了下来。多亏有人挡了一下，误伤了别人，要不，后果就难说了。第二天，陈洪被五花大绑，押走了。我们站在高坡上目送他的身影渐渐逝去。以后听说国家派知青调查组到延安，就北京的知识青年的一些问题向中央进行了反映，中央据此下达了文件，落实了政策。陈洪的问题很快就解决了。出了班房后，陈就离开谢家洼，独自下了后背沟，以后又去了新民科村，住在窑洞里，过着凄惨的生活。实行工农兵上大学后，他被推荐上了北京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了杭州的国家海洋局的一家研究所，一直到现在。他的身体不太好，患了脊椎癌，是杭州市癌症康复协会的会员。和他在2002年春节初五见面，又抽烟，又喝酒，谈笑风生，丝毫没有身羁绝症的神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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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窦初开似昙花‘
我们的信件和包裹单每星期一次，由公社的邮递员骑车送来，包裹要到四十里地远的张村驿邮政所取。三月的一天，邮递员送来一封信，寄信人是：内祥。打开一看署名：啊，原来是她！

我六八年十月转入社会路中学后，在六八级八班。第一次见她是在我上学的第一天。课间操，同学们都在操场上活动。我突然注意到一个打羽毛球的女同学：身高一米七几，穿一身人字呢军装，身材窈窕，留齐耳短发，大而漂亮的眼睛，皮肤白，很像西哈努克的夫人莫尼克公主。从此我就注意上了她。心有灵犀，她自然也注意了我。我们教室在二楼东边，她的教室在西边，但我从中间楼梯上到二楼往东走时，总要遇见她！她为了迎面我，故意从东楼梯上来而往西走。几乎是天天的走廊擦肩而过，谁对谁，一句话没有说，连个招呼也没打过。我骑车上下学，奇怪的是，在路上总会见到她，她先是面对我，老远站立着，见我后，转身往前走；我骑车越过她------，我当然不可回头。那怕是秋冬季的雨雪天，只要上学，每次都这样，我尽管外表摆出男子汉的臭架子，但心里总想见到他。从见面到我插队离开北京，我们彼此经历了默默的五个月。什么是初恋，我不知道。但那时，我人生第一次体会了心的骚动、不安和企盼的滋味，满心里好象长了草。这种情感毕竟被理智，不，更多的是羞涩所抑制了。

接到她的信，我很兴奋。我们开始通信了。她和她的姐姐、哥哥和妹妹一家四口都去了内蒙建设兵团，她先在机修厂，后到河北保定学习车床技术。记得她还给我寄来一张小头像：梳着两根儿小辫儿，大大的眼，很是漂亮。与她通信，给了我慰籍和期盼。我们在信中没有什么爱的字眼，只是淌着纯洁和真诚。她的信结尾总是：握你的手；我呢：祝好。

毕竟我们没有在一起相处的情感基础，旧日萌发的朦胧感情，随着时间的消磨，显得苍白、平淡，直至乏味。记不得什么时候，    我再没有给她回信。她来过几封后，就断了音信，直到一九七四年夏在北京邂逅而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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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虎头事件
和女生分了家，没人好好做饭，粮食也不够吃，一帮公子哥百无聊赖，又疯了似的串起了门儿，又通宵达旦的不回村了。

时近晌午，我们来到了枣林子村。李家一，高挑的个子，黑黑的胡须，精精神神。他是村里知青的头头，为人仗义。寒暄落座，刚点上烟，水还没沾嘴，邻村狼虎头的几个知青哭着进来了。原来，他们村的一个男知青叫王小明，在从公社卫生院看病回来的路上，由于饥饿，在路边的玉米地里掰了个生玉米。正要啃，被人发见，引起口角，那农厮上前揪住打了王一顿。看那挨打的样，脸肿，眼角青，一副可怜相。这还了得，敢欺负我们北京知青！无人组织，时不我待，我们抄起家伙，直奔狼虎头。

狼虎头村位于沟底，东边进口，三面背山。我们一行十几个，拎着铁棍镐把，握着菜刀，在王小明的指引下，浩浩荡荡进了村。村里静悄悄的，街上空无一人。这情景，就像鬼子进了村一模一样。我们疯狂地报复：路边的地排车，招谁惹谁了？几菜刀下去—瘪了。民兵队长—打人的元凶，家的门锁着，我们踹开闯了进去。圈里的肥猪正在鼾睡，田端志的菜刀从脊背劈下，裂开了白的油脂，粉红的鲜肉。可怜的畜生，疼的嗷嗷叫，在圈里狂跳。冲进屋内，把泥瓦瓮里的小米、白面和荞麦面一古脑儿倒进了水缸；不解气，又撒了几泡尿。家里的镜子、照相框、盆盆罐罐，囫囵的不多了------。

我们兴奋、激动、狂躁，歇斯底里。有人甚至打起了上工的钟声，------。

日头快落山，我们凯旋进了村里知青的窑洞。女生们就像丈夫当兵多年回了家，激动兴奋不已，脸上泛着通红的晚霞。她们又切菜，又剁肉，包起了饺子。

晚霞由红变粉，日头落下了山，天边浮现丝丝缕缕灰黑色的云霭。热腾腾的饺子端了上来，我们正准备吃，事情发生了。“你们看！”有人惊慌地喊。抬眼从窗往外望去：山梁上出现了一点点的火把，排成一条细细的火龙。出了窑洞，只见三面山，三条火龙。这情形好像电影《怒潮》中的片花，不同的是我们在陕北山沟，人家在江南水乡。我们很明白：临近的村庄纠集起来冲着我们来的。事不宜迟，三十六计，走为上！我们十几个人迅速从村东出了村。女生追来，送上煮熟的饺子。

我们一路疾行。我穿一条灰色的涤棉长裤，裤子摩擦溃烂的疮口，隐隐作痛。别人递来一根棍子，拄着它，跟紧溃逃的队伍。回头看，一片漆黑，大家放了心，速度缓了下来。

一勾残月爬了上来，借着朦朦的光，看清路边是块瓜地，依稀辩见一个个西瓜散卧在地里。我们又累又饿，坐在田埂上，一人抱个西瓜，就着颠烂的饺子，又啃又吃。肚子填饱了，大家分析：现在决不可回去，暂时避些日子。经协商确定，扒车回北京。突然，有人指着远处的光点，虚惊一场，原来是汽车的灯光；一队汽车大概有五、六辆开了过来。“截住它！”我们一字排开，站在公路上。前面的汽车的两束大灯晃的两眼模糊，气喇叭叫个不断，我们就是不动。嘎的一声，车刹住，司机手拎摇把跳了下来。“你们想干什么？”我们上前，递烟，他不抽；想搭车，他不干。态度十分蛮横：“老实告诉你们，我们车队有规定，谁也不能捎！”我们还想说些什么，只听声声刹车，有七、八个司机都拎着摇把子，先后跑了过来。一看这阵势，无奈，只好放弃了。

凌晨一点来钟，我们下到了一道沟底。大家实在走不动了，决定休息。摸黑找到一间破土坯房，不管三七二十一，倒地就睡。有人推醒了我。“快起来！走了”。我爬起来，追上了队伍。一看表：才五点钟。路上罗小林告我：我的呼噜打得惊天动地，够水平。

上了一座山，走了一段路；又下了山，前面就是黄陵县城。为了避人耳目，棍棒等不宜藏身的一律扔掉，菜刀揣在腰间。我们进了黄陵县。清晨的县城，雾气重重，街上见不到几个人。我们先把立家一送上汽车，到西安去找他在省公安局工作的哥哥，然后，我们一行在县城内游巡。见一中年男子，上前问路。那人询问我们身份。王小明嘴没把门，“我们是富县的知青，要回北京去。”“哪个村的？”又问。“我们几个是狼虎头的，他们是-----，” 王一气儿吐露出来。“好，好。走，走，院里歇歇，”说着，那人大喊：“来客了！”透过雾气，我定睛一看：大门的木牌上赫然写着：黄陵县公安局！没等我反映过来，从院里冲出一伙儿人，不容分说，把我们带到了一间会议室。让我们坐下，那些人都出去了。我预感要出事了，悄声说：“坏了，赶紧把家伙藏起来。”这时进来几个人，表情冷峻，门关上了。“怎么样？走累了吧。听说你们还想坐汽车来？”“你怎么知道的？”田端志问。那人冷笑：“哼，别废话！你们都给我老实听着：根据省公安局和延安地区公安处的紧急通令，现在我宣布：对你们十二人进行刑事拘留。你们还想回北京？告诉你们：从延安到西安的公路、铁路都在通缉你们，没想到你们倒送上门来了！现在，把你们身上的物品掏空，全部放在桌子上。要是不掏，让我搜出来，别怪我不客气。”我们那时还能再怎么样呢，只能老老实实地听话办事。桌子上放有菜刀、匕首、钢丝锁，还有香烟、火柴、钥匙等杂物。我们被一个一个地搜身后，菜刀、匕首等被收了去进行登记。“拿着自己的东西都站到屋外去！”我们在院子里排好了队。这时过来位公安，把那些登记的东西物归原主，挂在了主人的脖子上。剩下一把系着绳的菜刀，没人承认。我们身上没凶器的几个人，其实都知道那是王小明的，但全都坚决否认是自己的。这下可惹恼了那位长官，“把他们几个先捆起来！”我只记得我被两个人用麻绳五花大绑，还闲勒得不紧，一脚踹得趴在地上。有人用力踹我的背，束紧麻绳，疼得我直叫唤。我侧过头，看见了旁边的田端志：头被只脚踩在黄土地上，脸上全是黄土，额头上沁出了豆大的汗珠，呻吟着：“同志，求求你了，轻点儿，我不行了。”他的苦楚样，我永远忘不了。田的父亲是财政部预算司的司长，叫田一农，八十年代升任副部长。田以后回了北京，娶丁家园的知青为妻。

菜刀最终挂在了田端志的颈上。我们十二个五花大绑的“罪犯”被根粗麻绳串联着，带出了公安局的大门。每当我看到影视中的赴刑场的片段，我就忆起了它：凑巧，那是一个赶集的日子。已近晌午，天大开，四周的黄土山，把个不大的县城拥得让人透不过气来。驻足观望的人越来越多。见我一拐一跛，耳边有人说：“把这娃的腿都打断了------，犯了啥罪吗？”到了集上，总算来到一辆卡车的拖斗前。我们一人挂了个包装箱板纸做的牌子，写的什么也看不着。我们连推带拽，踩着踏板上了挂斗。人多，一字排不开，背靠背站两列。想起来，我们真是够丢人的了：捆绑时，脸被蹭的黄土加上汗水，个个大花脸；身上全是黄土；脖子上挂着菜刀、匕首、钢丝锁；我呢，把走路拄的棍子插在后背上，象孙悟空的尾巴变的五短旗杆。批斗开始，主持人宣布了上级的紧急通令，公布了我们在狼虎头犯下的罪行，接着让我们逐个交代。轮到我时，通报了姓名、年龄和插队地点。“听说你拐着个腿，拄着根儿棍儿，打人还挺凶？”“没有！”我争了下脖子，反驳说。“别混球！说，你还干了什么？”我想，不交代点事儿也通不过去啊。就说：“我偷过老乡的鸡。”总算过了关，该下一个了。我们全部交代完后，下面喊了一阵子口号，散会了。下拖斗的时候，搭板撤了。我在最边上，正犹豫怎么下去，就被那公安局的混蛋用脚踹了下去。我一动，绳子牵连着十一个人，我被绳子拽得挂在拖斗边，又重重地落在地上。后面的稀里糊涂地下了来，疼得嗷嗷叫。

我们被关进了黄陵县看守所。看守所在县城东的山坳里，高高的围墙，四周布了一圈电网。岗楼有人持枪警卫，矗着个探照灯。我们被分别关押，我和田端志在一起。房间约有五、六平米，没有窗户，铁门上开了个手帕大小的口，指头粗的铁棍焊着，从此透来些光亮。墙上白底黑字：无产阶级专政万岁！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些口号太熟悉了，怎么也想不到“挂”在了“我的房间”。地上铺草帘，潮得发了霉。室内已关着三人，蓬头垢面，胡子老长，身上散着恶臭。其中的一人，二、三十岁，戴着手铐和脚镣，是个重犯。他见我们，眯眼冷视，上下打量了半天，讥讽地说：“小兄弟，也进来了？犯的啥？”“别费话！”我没好气儿，堵了回去。尽管同在一室，我当时认为我们不是一路人。一个知青，一个堂堂的北京知青，怎能和他相提并论！

我们每人吃的是一个拳头大小的窝窝头，铁桶盛着浮着几根老菠菜杆儿的汤。几人共用一只裂纹掉瓷的破碗，好在汤不限量，喝完为止，不再供应。上厕所解急的程序和规矩是：先大声喊：“班长，出号”；经站岗卫兵同意后，打开门，屋内的人必须全部出来，排队站立在院子当中；卫兵审视，再次命令，有急的进去，无急的原地不准动；一直等到大小急的都回来，“报告班长，归号。”经批准后列队回屋，门又锁上。那一夜，我没睡好。打死造反派，在北京的月坛派出所蹲的是单间；窗户虽然朝北，也见得光亮；还能吃上热腾腾的肉包子。这儿呢？咳，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吧。人的思绪，你越控制它，反而控制不住。干脆，由它驰骋吧。

早晨醒来，天亮了。我们十二人被绳子捆好，串起来，被遣送回县。押解我们的是公社的武装部干事和几个民兵，背的枪，不象有子弹，吓唬人的。出了黄陵城，爬上了坡，我们不走了。因为坡陡路窄，身上捆着，绳子拽着，根本没法子走山路。带队的干事挺和善，出乎意料，竟然给我们松了大绑。担心我们跑，只把每人的一只手腕栓住，十二人连成一串。七、八十里的路，大雁一字南去。我体会不到归巢的欣喜，只有“归巢”的惆怅。

大约晚上七、八点，我们到了公社。一进院，即进行单独审讯。一间十平米左右的，桌子上有盏煤油灯，坐个陌生人。我一进去，验明证身，几个人二话不说，三下两除二，把我倒吊在了房梁上。身上的血一下涌在头上，胀得眼睛往外凸，满脸发热。看我那痛苦不堪的神色，他们松开了绳索，我落在地上。审问进行地很顺利。我叙述了所知道的事情经过，不值得瞎说八道，因为我觉得道理在我们一边，自卫还击，天经地义。笔录完了，我被警示：如供词有假，或你们的供词吻合不上—再上房梁。

大概已经凌晨了，我和罗小林被释放了。踏着月光，我俩又饿又累，回到了谢家洼。敲开门，屋里的人又惊又喜，有问有答，一直到天亮。

以后的几天，听说李家一被他那革命的哥哥送回来了，后带到了县上，被判了两年徒刑。为什么处理了他？真正的原因我不得而知。我分析：公社夜审，大家决不会供出他。可能是因为李平素仗义，俨然以龙头老大自居，他周围的知青也挺佩服，所以，自然公社觉得李就是村里知青的头头，怎么也得找一个交差啊。若干年回北京才知道：李家一是我妈老同事李靖华妹妹的儿子。妈说，李实际在监狱里关了一年，赶上落实知青政策就被放出来了，腿也落下了残疾。以后知青大返城时就回了北京，做了个工人。现在混得也不好，估计不是下岗，也是退休了。我自那事一别，屈指算来已三十二年没见着他了。头几天妈告我：李家一患尿毒症不治而亡了。呜呼，我的难友。

既然出了丑，总该挽回些面子吧。我下地劳动了几天；乡亲们好似说话在躲着我。在村里偶尔听到了些议论：什么他拐着腿，打人可凶了------；看娃的面相蛮老实忠厚，没想到还真恶呢------。那样的环境怎么呆呀，与      合计了一下：回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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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送站的歌声

我们一行 人，清晨出发。徒步临近黄陵，靠了小姐们的面子，搭乘一辆运麻袋的货车，一路通行无阻，到了铜川。混上了铜川开往西安的普通客车，到西安火车站时，天色已大黑了。为了减少进出站的风险，我们决定不出站台，就近就快东进。夜幕下的古城，秦唐古都，充满神秘与不安。从此一别，我再未来过。我们顺铁轨向东，正巧，一列东去火车在停靠编组，我们钻进了车厢。车轮启动，我的心放了下来。一天的奔波，一天的饥饿，我一头倒在车厢木板上。

我的腿重重地挨了几脚，眼睛被手电筒晃得睁不开。“起来！下去！”有人大吼命令着。我懵懵撞撞起身，跳下车，站到了队列里。举头是繁星点点，一个车站，孤零零的电线杆，顶着一团昏黄的灯光。我的周围除了罗小林，其他的同学不见了，只是一些陌生人。经询，才晓得这里是三门峡。我们被关进了“三门峡收容站”。

收容站的景况比黄陵看守所好多了：站岗的不是端枪的战士；大小便没有繁冗的程序；出力气可以多吃粮食：如果上山扛石头，每天可吃一斤粮食，否则三两。这段经历，印象比较深刻。因为，我在石料场干活时，扩音喇叭里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我赞成这样的口号，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时间大概在一九六九年的七月二十六或二十八日。我聆听了老人家的教诲，心中羞愧不已：革命和建设“两不怕”，而我“两不怕”是为了多吃几口玉米面窝窝头！

事后我才明白：在铁路沿线的大站，公安部门设有遣送站，主要是遣送一些社会上的盲流，有的刑事犯和政治犯，也可通过各个遣送站的管道进行接力押解。遣送的时间和批次，一般采取合理运输的原则：同方向的同行；以一个列车车厢为单位，凑够一车，发一车。我在三门峡大概关了三、四天，之后随着一车人被遣送到西安。刚从西安来，又回西安去；来是自由人，回是盲流犯。常言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这才三、四天呀，运命就显了灵验。

西安的遣送站是个大站，戒备森严，设施有监狱的味道。我被关进了一间铁栅栏门窗的房子，里边有十几个人。有一个青年，我永远不会忘却：他带着手铐和脚镣，看来是个重犯；高一米七左右，瘦弱的身躯，穿一身人字呢的校官冬装；皮肤白皙，通天的鼻梁，水波的细眼，面部永现着迷人的微笑；他说起话来，嗓音有着磁性，抑扬顿挫，娓娓而谈；言谈举止，绝无镣铐的羁绊，一派绅士风度。作为一个男人，尤其是他那微笑和言谈举止，我被他震撼了，征服了。从那一天到如今，什么影视歌舞的明星大腕，与他相比似乎瞬间成了下九流的艺伎和做了变性手术的两面人人，浑身散着腋臭的骚气------再没有一个男人使我心仪。很快，我们交流了。他听完我的简要诉说后， “会好起来的。你看，是不是比我现在好多了呀？”他双手和双脚抖动着镣铐，还是那迷人的微笑。尽管我好奇地问，他却绝口不谈自己的情况，只告我是北京的，要到宁夏去。我明白了：北京的犯人，轻的，关在京郊；重的一般都送到宁夏和新疆的荒漠去劳改。至今我还在思忖：他是因刑事呢，还是政治原因所致？在我们相处的短暂时间里，他反复地吟唱一首歌曲，唱得如行云流水，令我陶醉。以后，我才知晓那歌叫《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歌词是：“天安门上升起了红太阳，哎升起了红太阳，千山万水在歌唱，在歌唱。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实现了最美好的愿望。哎，毛主席呀毛主席，您是我们心中不落的红太阳。天天想，年年盼哪，今天就来到了您的身旁，今天就来到了您的身旁-------我要告诉天下的人们，毛主席身体很健康，毛主席身体很健康。”歌曲是新疆曲调，节奏欢快、委婉、动听。我的心儿随那节拍跃动，弹出心房，载着魂儿在长安廖寂的夜空飘逸游荡，完全忘记了自己身陷囹圄之中。我学会了这首歌，至今不忘。

鸟儿终于出笼了。清晨，我被带上了一辆大卡车，自西安到了洛川，步行一百来里地，回到了谢家洼。

自此后，我再无心思呆下去了。我与家里协商，决定回山西老家。经过爸的联系，我接到了四大爷的一封信，笔迹俊秀洒脱；内有一接受证明。也忘却了如何办的手续，反正没什么挫折，很快就准备启程了。

村里决定邓超和“满疙瘩”送我。与老乡和同学们道别之后，我们三人上路了。一头小毛驴，拉个地排车，车上装着我的木箱，邓超和那黑黑的大个儿陕北老乡轮流架辕，翻山越岭，上上下下，弯弯绕绕，足足走了七、八十里路。三十年后，在一次同学聚会时，邓超还提起了送我的事，他说：回村后才发现肩膀都磨破了皮。我感谢他，这个情永远还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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