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立群 理解毛泽东：为何要发动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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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毛泽东：为何要发动文化大革命?

(博讯2005年6月20日)
    范立群

    西方的政论家普遍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中共高层的一场空前残酷的权力斗争。而中国当局则认为，这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躺在北京天安门，毛主席纪念堂水晶棺里的毛泽东如果有知，恐怕会气冲云霄，消受不起这份香火。作为当时中国的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人，被他的爱将林彪吹捧为几千年难得出现的一个天才，在鼓吹个人崇拜的年代里被人民敬如天神的毛泽东，居然号召全国各地人民起来造反，向中央进攻，炮打司令部，要砸烂他和他的战友共同缔造的官僚体制，实现他的均富贵，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保持无产阶级红色政权永不变色的理念。毛泽东的那份勇气，豪气和胆略，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古今中外，可称为千古唯此一人。

     毛泽东的去世和文化大革命才过去了三十年不到，虽然中国的执政当局不愿意再深入讨论文革，连中，小学的教科书里也难得见到有关曾经震惊中外，史无前例的文革十年的详细描述。然而，历史是不能被轻易抹去和淡忘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参与的主角，配角和过来人的日渐凋零，既然轰轰烈烈地发生过，总会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历史的真相终将会袒露于世人面前。是毛泽东疯了？是他当年所思考的重大问题全盘错了吗？其中难道就没有包含着一部分有深远意义的，确实有待后人来继续认真解决的问题？如果用两分法来思考问题，任何事物总有正，反两个方面。难道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就只有糟粕，不存在经验和教训？闭口不提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错误根源和历史责任，只说是被反党集团利用了，这到底是在袒护伟大领袖，还是在折损毛泽东？是在回避问题，还是因为自身有难言之隐？看来，事情还得回过头来问，毛泽东当年为什么要毅然，决然地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博讯 boxun.com)

    从发动文化大革命前几年的中国政坛格局看，毛泽东虽然在1959年庐山会议后没有继续担任国家主席，但是仍然是真正大权在握的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从60年代初，开展“四清运动”，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全国批判资产阶级思想，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抵制和粉碎帝国主义“和平演变”阴谋；到大张旗鼓地组织批判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再到提出要抵制和反对资产阶级法权，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等，种种迹象都证明，当时在中国只有毛主席才是真正的掌舵人。他可以为所欲为，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动摇他的神圣地位。那么，为什么毛主席不采取正常的政治和组织手段来解决中央内部的思想和路线分歧，而不惜搞得天下大乱，一定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这个问题就一直困绕着我们这批关心时事政治，通读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自以为很有思想和抱负的当时高中生。

    在1966年二月初，《人民日报》发表了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剧作家田汉的“海瑞罢官”等剧本和文章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的大块文章，田汉等“三家村”和凡参与“燕山夜话”的各位，连答辩的机会都没有就全完了蛋。紧接着，中央又否定了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为首的，原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扩大会议所提出的，“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要以理服人，不要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的《二月提纲》。彭真等这些凡参与其中的中央党，政，军干部立刻就吃了瘪，一声也哼不成了，任凭毛主席的处置。

    既然，只要毛主席放一句话，作一个批示，这些人都不敢抗拒，任凭处置了，接下去要改组北京市委和中宣部也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事。为什么1966年的三月底，毛主席在杭州还要公开发表谈话，提出“要解散北京市委”，“中宣部是阎王殿”，号召“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并且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这些耸人听闻，唯恐天下不乱的讲话呢？如果说，这些都是为了要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达到教育群众的目的，当时排山倒海，上纲上线的大批判文章充满了所有的报刊，杂志，也是全民每周政治学习的内容，应该说已经足够了。

    到了5月份，毛主席为什么还要进一步把斗争扩大化，把火烧到教育领域？提出了各行各业都要亦工亦农，亦文亦武，学制要缩短，教育要改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的《五七指示》？中共政治局在五月十六日，以全票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后来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的文件”。五月十八日，林彪更在会上敲山震虎，发表了他那个著名的，后来被称为“政变经”的五•一八讲话。虽然毛主席在外地，没有到会，会议的决议还是如了毛主席的愿，作出了撤销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三军总参谋长罗瑞卿，中宣部长陆定一和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的职务，并且重新设立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看来问题都已经得到了解决。毛泽东的斗争矛头突然又从文化，艺术领域，北京市委和中宣部，转向到了教育领域。他所说的“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并且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其中的“阎王”是谁？“小鬼”又是谁？

    北大聂元梓等七人“先知先觉”，领悟了毛主席的真实意图，贴出了一张责问校领导的大字报。毛主席立刻批字，称这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并批示在6月1日向全国广播，6月2日《人民日报》登出。1966年5月30日陈伯达率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声称要把所谓的资产阶级“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6月2日《人民日报》再发表社论，强调这是一场从思想上粉碎资产阶级复辟阴谋的斗争。就这样，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开始点着了。出现了一边，首都的中央在刘少奇和邓小平的主持下，向各大学，中学派出工作组试图灭火；另一边，毛泽东却在外地到处点火，号召学生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向中央进攻，这种千奇百怪的现象。不出两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又十分配合地发出了“改革高校招生办法，坚持政治第一，招生延迟半年进行”的决定，解除了学生读书，高考的压力，让全国学生可以全力以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起来造反，参加文化大革命。

    照理说，如果毛主席认为当时以蒋南翔为首的教育部已经“变质”，也只需整顿教育部，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就肯定会得到贯彻落实。这些所谓的资产阶级“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该撤职就撤职，该辞退就辞退，换换人就行了。这些人当不成专家和权威了，不就威风扫地了？也不必非“打得落花流水”来解决。再说，反修，防修，粉碎资产阶级复辟和对抗帝国主义“和平演变”阴谋，主要应该是针对整顿干部队伍而言的，为什么毛主席老是在文艺界，宣传口做文章，又会突然对准了教育界的知识分子，非得抓来全国的教师作垫被？这些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 怎么会成了“阎王”，而学生都成了“小鬼”？而且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还生怕全国会闹不起来，乱得不够劲，要把全国的学生“小鬼”从教室里全部解放了出来，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起来造反，向中央进攻？

    1966年6月16日和6月18日，南京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学生，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的罪名，揪斗了校长和书记，并大打出手。毛主席不但不制止，还认为是革命事件，并且批评了刘少奇代表中央发出的“制止乱打乱斗”的简报。到了七月下旬，中央文革的负责人陈伯达和江青在北大表态，要撤掉工作组，反对压制革命。随后，毛泽东就决定撤销了中央派往大专院校的工作组。七月底，毛主席又热情支持了清华附中“红卫兵”给他信中提出的“造反有理”，还在党报上印发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回信。从此，以高干子弟为首，以工，农，兵，干部和烈士子弟为骨干（红五类）的红卫兵运动在全国各地迅速兴起，刮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红色浪潮。同时，北京航空学院附中的红卫兵，干部子弟提出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口号，并得到了全国“红五类”红卫兵的热烈响应，血统论开始在全国横行。

    也许是还嫌乱得不够，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8月5日，毛主席更亲自在中南海贴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把党内与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思想分歧和路线斗争，上升到了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睡在身旁的中国赫鲁晓夫，作了敌我关系的定性。毛泽东的“我的一张大字报”为时刻在观察政治风向的红卫兵运动组织者们壮了胆，使红卫兵运动如排山倒海，迅速席卷了全国。从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主席还七次在北京召集万人大会，亲自接见全国各地赶往北京朝圣的红卫兵小将。星星之火在毛泽东的亲自点拨和加上助燃剂的催化下，终于烧成了一场无法回头的燎原大火。

    红卫兵运动在基层学校党组织的支持和鼓励下，在血统论的助威下，制造着红海洋，由任意批斗，私设公堂和“牛棚”，关押教师，教学干部和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所谓的“牛，鬼，蛇，神”，还高举着“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杀向了社会“扫四旧”（即：扫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一直发展到任意毁坏名胜古迹和历史文物，在社会上任意拦截路人，闯入民宅，搞批判斗争，打，砸，抢的活动，制造了一场骇人听闻的红色恐怖。文化大革命搞成了社会大动乱，这难道真的是毛泽东所期待的吗？然而勿容置疑，确实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点燃和鼓动了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这种风风火火，横扫一切的大革命气候正是他所期待的。

    1966年8月11日在毛主席主持下，中共中央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议》，即16条，并确立了国防部长林彪元帅为唯一的党中央副主席，会议过程也没有受到任何的阻力和反对意见。事实上，经过1930年代的延安整风运动，打从确立了伟大领袖毛泽东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党内的家长制，一言堂运作历来就是如此。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过程中，毛泽东还能够自己走下去主动去听取党内外的不同意见。1949年解放执政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毛泽东一出门就受到保卫人员和下属官员的前呼后拥，官员们投其所好的汇报也听不过来，很难再接触到社会实际。再经过1957年的反右斗争和1959的反右倾机会主义，这两场压制，打击不同意见的残酷斗争，谁反对毛主席，或提出了不同意见，谁就是反党分子，反党集团；谁反对，甚至怀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谁就是反革命，就是坚持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已经成了一种固定的模式。

    无论在文革前，还是文革开始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机关和党员干部，作为党的“驯服工具”和“永不生锈的螺丝钉”，都是以毛泽东的指示为最高指示，以无条件地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贯彻落实毛泽东的指示，作为个人和各级党，政机关的最高行为准则。因此，丝毫不奇怪，毛主席发动文革的每一个战略步骤，都得到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组织和政府机关干部的积极配合和坚决贯彻。只要斗争的矛头不是明确地针对自己，不管是中央的高级干部，还是地方上的一般干部，对被毛泽东认定的斗争对象总是毫不留情撇清关系，残酷斗争，一起把阶级敌人，甚至昔日的战友打翻在地，再踩上一只脚。即使文革的熊熊烈火直接烧到了有些人的头上，绝大多数的党，政，军干部也不敢表示不满，更不敢反抗，往往只是满怀委屈，竭力表白，誓死效忠，以示清白。

    这样，问题又回到了原点，既然毛主席凭借着全党和全民对他的领袖崇拜，可以为所欲为，还有什么问题是他解决不了的？非得采取文革这样的全民革命运动，借助于愈演愈烈的个人崇拜，鼓动全国千万青少年学生走出校门起来造反，向中央进攻，才能达成目的呢？到了1966年的10月，波澜壮阔的红卫兵运动，私设公堂和“牛棚”，大规模的批斗和关押“牛鬼蛇神”活动，打，砸，抢的红色恐怖，已经搅动了整个社会各界人士的全面参与，工人造反运动已经开始崛起。等到整个社会革命的大气候已经形成了，10月初，中央文革开始抛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管束，直接以一个直属毛主席指挥的权力机构名义，发出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号召，顿时就造成了除野战军以外的各级党委，党，政机关全部瘫痪，基层党组织也全部停止了活动。

    直到这个时候，毛泽东的真正战略意图才显露了出来。原来文化，艺术，宣传界的文化大革命只是一个开场白，教育界的文化大革命，红卫兵运动，扫四旧和批判“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只是前场戏，文化大革命的真正目标是要颠覆整个国家已经蜕化，变质了的官僚体制，即官本位体制。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人们才能体会到，为什么从一开始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就在反复一再地强调，有时候真理往往是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文革运动中的思想者才能领悟到，为什么毛主席要以文艺界为突破口，以宣传口为争夺的制高点，以在教育界“解放小鬼”，鼓励千万在校学生参加的红卫兵运动，造成一场不可阻挡的社会大革命气候，采取迂回的战略，战术，来达到冲击和颠覆整个官僚体制的总体目标。

    中央文革发出的“踢开党委闹革命”起码是得到毛泽东首肯的，有以下事实可以证明。1966年10月中旬，由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开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会议上作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点名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反革命路线。中央文革一再放话说，要肃清刘，邓反动路线的流毒，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班子都烂透了。紧接着，在全国范围展开了批判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使全国各地，各级的党，政干部都脱离不了瓜葛。

    11月9日，在张春桥一手策动下，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宣告成了，要求上海市委认可。上海市委拒不承认，司令王洪文就纠集几千工人上京告状，拦截了火车，切断津沪铁路，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安亭事件”。张春桥公然藐视中央和国务院维护铁路运输的通知，代表中央文革同意了上海工总司的5项要求，并责令上海市委检讨错误。然而，张春桥的越轨行为却得到毛泽东的公然支持，这样也就迎来了全国范围的工人造反运动的空前高涨。12月15日，中央发布了《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继而把文革的熊熊烈火烧向了广大农村地区。

    1966年12月28日，在张春桥的指使下，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聚众“炮轰上海市委”，制造了“上海康平路事件”，开创了全国通过武斗夺取各级政权的先例。并于1967年1月5日在张春桥的亲自指挥下，上海工总司在上海开始全面夺权，刮起了所谓的“上海一月革命风暴”。张春桥发动的“一月革命风暴”，立刻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赞赏。他指出，“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 毛泽东把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向当时的上海市委和市政府夺权，掀起的所谓“一月革命风暴”，定性为是一场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

    1月11日《人民日报》还发表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联名向上海的“一月革命风暴”发出的贺电。1月22日《人民日报》社论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在全国范围全面开展夺权。1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奉命执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调）。由上述这些事实应该可以清楚地判断，当时中央文革的所有举动都是严格按照毛泽东的战略步骤进行的，而当时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也作了最密切的配合。

    回头一路看来，可以清楚看到，正是毛泽东在他的晚年，注意到了官僚集体所有制（或称为官本位制）导致社会走向腐败和走向资本主义的必然性，才下了不惜重上井岗山，再次闹革命的决心，发动了文革。如果毛泽东认为党内产生了修正主义，干部队伍的蜕化变质，还只是局部的问题，就根本不需要通过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非常手段来处理。如果当时毛主席早就作出了要肃清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班子都烂透了的判断，目的既然是要否定整个干部队伍，冲击和打垮整个官僚体制，正如毛主席在1967年2月3日会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时所说的，文革是唯一能解决揭发黑暗面的方法。

    要面对的是整个干部体制的抵制和反抗，即使被吹捧为再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也对通过正常的党内民主和组织手段解决问题失去了信心，只能采取发动文革这样的非常手段。相对于激起整个干部体制的抵制和反抗，甚至引起这些一起南征北战，打天下的战友和老帅们的反叛，进而发生政变和内战而言，运筹帷幄，一切都在掌握中比什么都重要。文革初期所发生的红卫兵运动的暴风骤雨，血统论的封建愚昧，任意批斗，关押，和私设公堂的无法无天，毁坏文物，古迹，摧残传统文化的荒唐，打，砸，抢，红色恐怖的疯狂，只是为了要达到造成一场不可阻挡的社会大革命所使出的手段，可以说根本就“无足轻重”。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正如林彪在1967年3月20日军以上干部会议上所说的，“文化大革命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

    在1967年2月中旬，周恩来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中央老干部和老帅与中央文革负责人碰头会时，双方发生了面对面的激烈冲突，即所谓的“二月逆流”。不过，等到这些中央老干部和老帅醒悟到文革的真正目的和意图，打算奋起反抗时，大势已去，为时已晚，发发牢骚成了他们面临被封口前的最后挣扎。“二月逆流”的姗姗来迟，早在毛泽东的预料之中，而且这些中央老干部和老帅只敢针对充当马前足和打手的中央文革和挡箭牌的林彪发威，不敢对伟大领袖有所不敬，使毛泽东觉得胜卷在握。文革到了最后收口，集中力量完成全面夺权的收获期了。有中央文革在前台“冲锋陷阵”，有林彪团队的军事将领作后盾，有眼开眼闭，放任周恩来保护和收拢的一批一再宣誓效忠毛泽东的中央老干部和老帅作后备的制衡力量，毛泽东可以左右逢源，进退自如。

    1967年2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不准冲击军事领导机关”的通知。3月7日，党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大专院校当前文革的规定草案，要求串联学生3月底以前回校，参加军训，除去走资派，反动权威外，对各级干部，教师采取团结教育政策，让他们参加文革。同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号召“中，小学生复课闹革命”。3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全国各地开展全面夺权的通知。按照毛泽东的战略安排，文革初期被鼓动起来造反的红卫兵闯将，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该收心回校，参加军训，或复课，管起来了。对广大教育干部和教师，文革的冲击波已经过去，该干啥，干啥去，集中火力对准走资派。看来一切都如毛泽东所预期的那样，待各省，市完成夺权，按照上海的模式，成立了由老，中，青，可以改造好的老干部，造反领袖和劳动模范，三结合的新领导班子，文革就将会取得全面的胜利。

    如果要追索发动文革的思想根源，毛泽东在解放前夕，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清楚地告诫过全党：“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他要求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毛泽东1951年底在《关于“三反”、“五反”的斗争》一文中指出，要在全党内来一次大清理，以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克服七届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实现七届二中全会防止腐化的方针。

    从1958年毛泽东对张春桥所写的文章《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大加赞赏，对等级森严的干部评级制度的十分不满，可见其对干部脱离人民群众，高高在上，当官做老爷，享有特权的不满。1960年代初期，针对农村干部的贪污，腐化，欺压农民开展的“四清运动”，毛泽东直接了当地指出这是阶级斗争，是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在克服1960年代初期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刘少奇等人推行了“三自一包”，部分恢复了小农经济，自由市场和个体经济等政策，毛泽东认为这些正是配合了苏共的“三和一少”，“卫星上天，红旗落地”修正主义路线，带动党员干部走向资本主义的行为，立刻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的口号，并提高到了反修，防修，警惕帝国主义“和平演变”阴谋，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高度。

    毛泽东认为，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只要依靠人民民主就可以消除腐败，打破历史上“其兴也悖焉”，“其亡也忽焉”这一历史周期率的支配，不会因为腐化而重蹈历史复辙（见姚家祥的“论毛泽东的廉政思想”，1993年12月 发表于《社会主义研究》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专辑）。中国的国家政治体制是按照苏联苏维埃政权的模式建立起来的。既然苏联从上到下都出现了修正主义，中国就也不能幸免。中国必须发展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反修，防修措施和理论，来杜绝“和平演变”在中国发生的任何可能性。他认为，如果当官当久了就会贪图享乐，被资产阶级所腐蚀，还不如在革命运动中不断补充新鲜血液，让劳动人民来当家作主，轮流来当当。只有发动让全民参与的文化大革命，实现人民民主，让人民来说话，才能实现巩固无产阶级政权，永保红色政权不会变色。

    守业的重要性，不亚于创业的重要性，甚至更为艰难。按本人理解，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提出了文化大革命，每七，八年要再搞一次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且把发动文化大革命和建立新中国并列，作为他毕生的两大成就的原因。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何会失败？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理由是否充分，其中是否有其合理的成分？对整个干部体制已经蜕化，变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班子都烂透了的判断是否失当？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否能够成立？有否比发动文革更好的解决干部体制防止贪污，腐败，蜕化变质等问题的办法和途径？对毛泽东后期思想的迷失和走极端，以及他试图通过发动群众，搞革命运动，靠阶级斗争来解决一切问题的偏执，犯下了一系列的严重错误，都是需要我们今天认真探讨的问题。

    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十年动乱，凡是当时担任着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参与了文革中的各项决策和毛泽东指示的贯彻和落实，尽管也是文革不同程度的受害者，他们又该承担起什么样的罪责？炒豆大家吃，炸锅一个人，文革如果不是他们的“一致同意”，“坚决贯彻”，推波助澜下，能这么顺利火烧联营，席卷一切吗？当时争着想吃炒豆的各级领导干部不该深刻自责和检讨吗？在彻底否定文革，整个官僚体制对在文革中被全面否定和踢开，展开强烈反弹时，这些领导干部又纷纷变脸，以文革受害者的姿态，百无禁忌，泄私愤，图报复，千方百计牟取个人仕途和经济上的最大利益，对败坏社会风气，摧毁文化传统所起的不良示范作用，又该作何种评估和解释？所有积极参加了文革的普通人民群众，又该如何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走出思想的迷失？如何正视官本位体制客观存在的问题？如何吸取文革的教训，通过稳步的政治体制改革，脚踏实地处理好这些问题？

    数学大师丘成桐最近接受访问的时候，谈到中国学术界种种不良的风气。他认为，归根究底，所有问题都是源于“文化大革命”，摧毁中国多年良好的文化传统。他解释：“自那时开始，中国人的价值观完全改变，是非观念和道德操守遭到扭曲，以致现在的学生和学校变得唯利是图，这种文化气候，是中国难以孕育一流学问的最主要原因。”需要深入探讨的是，他这里所说的摧毁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国人的价值观完全改变，是非观念和道德操守遭到扭曲，以致现在的学生和学校变得唯利是图，这种文化气候是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中提倡和形成的？还是在彻底否定了文革，打破了一切禁忌后才真式登堂入室的？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我们整个民族认真反思的。

http://www.boxun.com/news/gb/pubvp/2005/06/20050620001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