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瑛：我所亲历的河口县整风反右运动纪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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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往事微痕
作者: 苏瑛

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称：几年以来，在我们党内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有了新的成长，因此中央认为有必要按照“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

一九五八年初春、春寒料峭，以炎热著称的云南边城小镇河口，天气乍暖还寒。春节刚过，河口的“整风运动”便轰轰烈烈地开始了。遵照上级的指示，这次“整风运动”以毛泽东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和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为指导思想，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整风运动的重要学习文件。

在学习文件、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动员号召人们帮助党整顿作风、克服“三个主义”、纠正缺点、改进工作；同时号召广大干部、群众大鸣大放，以大字报的方式向党的组织，向党员领导干部提意见、建议。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要起模范带头作用，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一切方法、步骤都是按照上级的指示和既定的部署而进行的。

大鸣、大放之后，接着而来的是大辩论，大批判，也就是对所谓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进行反击的重要阶段。于是乎，一场既认真严肃，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变成了疾风暴雨式的反右派斗争。一些响应党的号召，提出过意见和建议的党员、团员和干部、群众遭到了残酷的政治迫害，使得一些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成为历史上罕见的人间悲剧。

在那个特殊的日子里，“右派”的所谓材料，往往是经过特殊加工、精心整理的。移花接木，偷梁换柱，无限上纲，无所不用其极。有的被掐头去尾，断章取义；有的牵强附会、肆意歪曲；有的被编造罗织、“罪名”被提升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高度。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一些坚持正义，敢于揭露丑恶现象的人士则成了人民的“罪人”。“言者有罪，闻者不戒”所造成的恶果是全社会万马齐喑，吹牛拍马之风盛行；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作风在“整风”运动中丝毫未触及，反而变得比原来更加厉害了。“整风”徒有其名，而变成为事实上的“抓右派”的运动群众。

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在运动中一些人总是宁左勿右，认为左比右好；一些人怕被打入右的行列，往往表现得很“左”；一些人卖友求荣，落井下石；一些人好大喜功，以为抓的右派越多成绩就越大。为了完成任务，本来就没有右派，也要生拼硬凑，捕风捉影。更有甚者，少数思想品德恶劣的人则趁机栽赃诬陷，施行报复。以致一个边疆丁等小县竟抓出“中右”分子、“右派”分子、“极右”分子78 名之众，成绩可谓斐然。此外，还有什么“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地方民族主义分子”、“阶级异已分子”等等二十余人，被统统抛进了整风反右这台大型绞肉机。

右派落网，凯歌高奏。经过短短十多天时间的速战速决，“反右”斗争胜利结束了，全县共抓出“中右”分子40 名，“右派”分子28 名、“极右”分子7 名。在这28 名“右派”和7 名“极右”分子中，共青团员9 名，群众26 名。除此之外的另3 名党员“右派”，则是在整风运动结束半年之后的1958 年10 月“深挖、补课”时挖掘出来的“漏网”者，在新抓出的这些“右派分子”中，一名上吊自缢身亡，一名被逮捕法办，十名被流放到建水王家庄农场劳动教养，十三名被发配到开远卧龙谷农场监督生产，五名被开除回家交由群众管制，二名被贬到南溪水果场监督劳动，六名被撤职降薪，由单位管制使用。四十名“中右”分子都由单位控制使用，多数下放基层劳动。

自1958 年3 月抓“右派”开始，到1979 年2 月平反“改正”，整整二十一个春秋。人的一生究竟能有多少个21 年？人生的黄金岁月就是在这二十一年的“右派”阴影中度过，巨大的创伤是永远难以愈合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全县所划的40 名“中右”分子、38 名“右派”分子和“极右”分子全部平反“改正”了，这足以表明，在1958 年的那场政治风暴中，被打击的78 名“右派”分子百分之百是打错了的，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的标准》衡量，均无一人符合条件，达到标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但愿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

记不清是哪位名人说过：“可以蒙蔽多数人于一时，也可蒙蔽少数人于永久，但不能蒙蔽多数人于永久”。为了让人们明白，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那个刻骨铭心的年代里，那些所谓的牛鬼蛇神们究竟是如何趁党整风之机，向党发起“猖狂进攻”的，以澄清是非，还历史的本来面目，特将部分“右派”的所谓反党事实，奉献给关心这一历史事件的人们。管中观豹，可见一斑。

一、“极右”分子郑宝光

郑宝光，建水县人，共青团员，于建国前参加“民青”，1953 年调河口，时为手工业联合社负责人。在“整风鸣放”时期，郑于吉安客栈门前的墙上张贴一题名写《这是河口公安局招待所》的大字报。其内容大意是：来往于该客栈投宿的人员复杂，公安局侦破不力，使得一些坏人有隐匿藏身之处……等语。因此，横祸飞来，郑于贴大字报的当日就被公安局以“现行反革命”罪拘捕，又于1958 年4 月18 日在宣布处置“右派”分子的大会上作为“极右”分子而正式逮捕。

二、政治运动的牺牲品刘泽荣

刘泽荣，湖南长沙人，共青团员，随西南服务团进军云南，留昆明“革大”任教。1953 年调河口，先是任县财委统计科负责人。刘为人正直，有正义感。因对人事科负责人马××（中共党员）利用职务之便擅改其妻肖××级别（25 级改23 级）之事不平，而在团的组织会上陈述，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而成为“级别风波”。一些敢于揭露邪恶的正义之士以及参与传播的人都被视为“落后集团”成员，在1955 年的“肃反”运动中受到审查，为首的刘泽荣被打成“老虎”，精神上受尽折磨，肉体上遭受围攻、批斗的痛苦。“肃反”运动之后，刘被调到新组建的县供销联社。刘接受了“级别风波”的教训，在“整风”鸣放中保持缄默。然而，在劫者难逃，刘还是被定为“右派”，原因是他在“肃反”中受到审查对“肃反”不满，而且他又出身于地主阶级家庭。就在3 月上旬的一天上午，县“整风”领导小组召集各大组负责人会议，部署下午转入“反击右派”的战斗，刘被定为该大组的批斗对象。散会之后走露了消息，下午批斗会开始时不见刘到会，派人四处寻找，才发现刘已自缢身亡。因为早在“肃反”时，刘已饱尝过暴风雨来临苦中苦的苦头，于是在暴风雨再次到来之时，毅然决然地走上了“畏罪自杀”的道路，成为“自绝于人民的右派”。刘泽荣正气凛然，他连死都不怕，何来“畏罪”呢？！刘死之后，留下不足两岁的一女孩及怀有身孕的妻子和遗腹子。

刘泽荣之妻罗越英，共青团员，缅甸归侨，亦被定为“中右”分子，贬出县委机关，带着一双儿女艰难度日。一位怀着满腔热血、冲破重重阻力回归祖国的赤诚青年，就这么背上沉重的政治包袱和“海外关系”的历史包袱，在史无前例的“文革”中又被打成“间谍”、“特务”，身心备受摧残，最终忧郁成疾而过早地离开人世。

三、在劫难逃的王济昌

王济昌，石屏县人，中共党员，早年在石屏加入党的地下组织，1954 年调河口，先为财委秘书（财办主任），后调县供销联社任副主任、民贸公司经理。王性格内向，不与人争，在“整风”运动中无任何有损共产党员身份的言论。只因对马××擅改其妻级别之事在党的组织生活会上有过微词，且把此事泄露于党外群众之中，形成轰动一时的“改级别风波”；“整风”运动中又对《拔苗助长》的大字抱有同感，对《高空操作》的漫画表示赞赏（但未在上面签字），被定为“右派”上报未批，也算平安无事。过后不久，又被定为“中右”，下放到槟榔寨乡任副社长。在1958 年秋的“大跃进”中因不能紧跟形势而被“插白旗”，最后又作为反右斗争“深挖、补课”的对象，而由“中右”升为正牌的的“右派”，被流放到红河州劳教所劳动教养。王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并高血压症，由于不堪承受超负荷的重体力劳动而含恨死于开远卧龙谷农场。

四、“攻击肃反运动的急先锋”苏瑛

苏瑛，石屏县人，共青团员，1949 年参加“边纵”，1950 年4 月随滇南工作团到河口，原在计划统计科供职。1956 年至1957 年这一期间，原政府办公室秘书，办公室主任被抽调参加“肃反”专案组而由苏代行其职，因在“政府工作总结报告”中直言不讳而罹祸。在《总结》的报告中有关“肃反”部分，总结存在的问题时写道：河口县的问题主要是不能端正执行党的政策，在地委关于纠偏的指示传达贯彻之后，还出现刑讯逼供、非刑拷打的现象，以致县税务局局长龚庆华被打死，公安局局长张宗彩、宣传部部长吴仍蕃被打伤。对于被打死、打伤的人，经过审查如果确实不是反革命，应恢复名誉、做好善后工作；对在运动中严重破坏党的政策的打人凶手钱×友、普家顺等，应给予必要的处理，等等。在“整风”鸣放中尽管苏对“肃反”问题只字未提，且在县委召开的帮助党整风的中层干部会上，对在《总结报告》中所写的“严查破坏党的政策的打人凶手”这一偏激的语句作了检讨，但对打死，打伤人的事实仍保留意见。然而，白纸黑字，在1956 年的总结报告中所写的，竟被移植、嫁接到1958 年的整风鸣放材料之中，而且又被掐头去尾，断章取义，篡改为：“积极分子是打人的凶手”，被牵强附会地加上“说肃反搞糟了”，“为反革命分子喊冤叫屈”等罪名。最后被上纲上线为：夸大肃反缺点，诋毁肃反成绩，攻击肃反运动。大凡在“肃反”之后，“整风”之中对肃反问题有过这样，那样看法的人，都被纳入以苏瑛为首的“右派集团”，有的被打成“右派”，有的被定为“中右”，为首的苏瑛，则被流放到红河州劳教所劳动改造。

五、“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典型邓玮

邓玮，建水县人，共青团员，1953 年由蒙自专属区文工团调河口税务局工作，1956 年借调到河口报社当记者、采编，因而得以参加1957 年蒙自地委召开的地区宣传工作会议。在会议上邓口无遮栏地对河口县的“肃反”，“粮食三空”等方面的问题发表过一些看法，于是被记录在案。邓于河口“整风”之前就请假到昆明治病，由于“榜上有名”，在河口县开展“整风”时被连续几十封加急电报召回。邓于被召回河口的次日就遭到批斗。邓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则被冠以“恶毒攻击”之名，被扣上“右派”帽子。邓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响应“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号召，在会议上的发言成了“言者有罪、闻者不戒”？批斗会结束后到宿舍，在气急之下即操刀自残。邓的自残行为被视为对抗运动，罪加一等；又因传播宣传工作会议上畅所欲言时的活跃气氛，被说成是“煽风点火”。由于“情节严重”，且又“态度恶劣”，被定为“极右”分子，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鉴于邓已伤残，送去劳教不能进行劳动反成为包袱，劳教所不予接收，遂又改为：开除公职，押回建水交群众管制。

六、陈定远的《陈生求学记》

陈定远，浙江人，共青团员，随西南服务团到云南，1954 年调河口新华书店任经理。陈于1956 年、1957 年先后二次向县文教科、宣传部呈送报考大学申请没有结果。在“整风”鸣放时，以《陈生求学记》的大字报张贴于书店院内的墙壁之上，内中流露出一些因多次申请犹如石沉大海的不满情绪，抒发了渴望求学的良善心愿，一贯谨小慎微的陈定远何罪之有？就因为这么一张《求学记》大字报，而被打成“右派”，被贬到南溪水果场劳动达二十一年之久。

七、“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骆筠英

骆筠英，女，南京人，共青团员，1957 年南京气象学校毕业分配到河口气象站。骆生长在大城市，且又出身于有产阶级家庭，带有娇、骄二气。分到河口之后，由于工作条件差，生活艰苦，在闲谈之中难免流露过一些情绪，讲过在上海的外婆家如何吃的好，穿得好之类的话，也议论过该气象站站长无文化更不懂技术等语。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在关键时刻就有此等卖友求荣之徒。于是，在“整风”反右时，骆筠英成了典型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骆在平时闲谈之中所议论的话也被上纲上线，以“对现实不满、留恋资产阶级生活”、“鼓吹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看不起工农干部”等罪名，横遭大组会、联组会的批斗而被打成“资产阶级右派”，被发配到开远卧龙谷农场监督劳动。骆筠英时年一十八岁，是河口县所划“右派”中年龄最小的一个。

八、工人右派罗珍辉

罗珍辉，女，建水县人，1952 年随同丈夫被招收到河口卫生院工作。罗系家庭妇女，不善与人交往，曾与该院某领导人之妻不和，常有口角之争，进而发展到两个家庭之间不能友善相处。在相互争吵之中，罗曾谩骂过该领导人（党员）是压在头上的石板，其妻狗仗人势等，于是种下了祸根。在“整风”运动时，罗珍辉被诬“谩骂共产党是压在人民头上的大石板”。按照当时所惯用的批判“右派”的逻辑，对党员领导干部有意见，就是反对党的领导；反对党的领导就是反对共产党……。用这种形式逻辑的方法进行推理，罗珍辉当然就是反对共产党的“右派”了。罗莫名其妙地当了“右派”，被扫地出门，开除回家交群众管制。直到1979 年2 月为其“改正”右派问题时，竟然不知中央还有“在工人中不划右派”的文件规定。罗珍辉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当了廿一年的“右派”。

九、段跃文

段跃文，抗日战争时期曾在滇军某部当过上尉军医佐，抗战胜利后该部被调往东北参加内战，段即脱离回建水行医。1952 年被招聘到河口卫生院工作，是一位医德高尚、医术精湛的医生，在河口县的干部、群众中有口皆碑。然而，段亦难逃厄运，在1955 年的“肃反”运动中被作为“历史反革命”受到审查。在“整风”反右时因搜集不到有关段的“右派”方面的材料而暂时幸免。反右斗争过后不久，又以段跃文“对肃反不满”、“反动本质不变”、“有意制造医疗事故”等等的莫须有罪名，将他打成“反革命分子”，押送到红河州劳教所管制改造。段跃文就是含冤而死于劳动教养所的。所定段的“罪名”纯属子虚乌有，蓄意罗织诬陷，已于1981 年7 月后平反落实。

十、漫画风波

一幅《高空操作》的漫画，竟有5 人被打成“右派”，6 人被定为“中右”。1956 年，当时县委书记、县长、组织部长的夫人们都被提拔为县属三个部门的副科职领导干部，其中一人尚可，群众少有非议。其它二人则难以胜任其职，群众中议论颇多。对于这一较为敏感的问题，在“整风”鸣放期间，一些单位相继贴出了《拔苗助长》之类的大字报。与此相呼应，政府大院内一些不识时务的人，请来了县文化馆善于书画的罗寿英，绘了一幅漫画：三个男人站于高楼的阳台上，各用绳索系着自家的老婆直往上提，其中二人提的绳子几乎被拉断，险些掉到地面。当时在场者对此漫画无不拍手叫绝，有沈朝柱者为漫画命名《高空操作》，有十余人在漫画上签了名。于是为漫画命名的沈朝柱被打成“右派”，受人之托绘制漫画的罗寿英亦未能幸免。凡是在漫画上签了名的以及写《拔苗助长》之类大字报的均无一人幸免。有的被打成“右派”，有的被定为“中右”。沈朝柱之妻田永清无辜受到株连，以“地主婆”之名而被河口小学清洗回家；罗寿英之妻邓秀英在河口小学亦被打成“右派”，成为河口县唯一的一对“右派”夫妻，均被扫地出门，交由群众监督管制。

结束语：几句并非多余的话

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明确指出：由于党内滋长了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必须按照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的方针，在全党进行一次反对“三个主义”的整风运动。然而，事实却不是如此，“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变成了“言者有罪、闻者不戒”；“三个主义”更加变本加厉；“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变成了残酷的政治迫害；“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被演变为疾风暴雨式的抓右派的运动群众。

对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那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竟然连个“总结”都没有，只有一纸简单的、而且是在运动尚未结束的1958 年3 月初，整风办公室某负责人在会议上所作的“运动概况”小结。至于所划的那些“右派”，他们到底是谁、名谁、何方人氏、作何处置等，都无完整的记载。本文所记，也只能对五十年前的那段历史起一点拾遗补缺的作用。

对于那段早被尘封的历史，最知情者莫过于两种人：一是整人的人；二是被人整过的人。另有一种是既没有整过人，也没有被人整过的人，无论是前者抑或是后者，都应该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从各自的不同角度实事求是地秉笔直书，记下那段历史的真实。

记述历史的真实，留下真实的历史，其目的在于以史为鉴，希望悲剧不再发生。

2008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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