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克明：延安文艺社团的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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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文艺社团的兴衰

王克明

在延安整风和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前，延安的文化艺术曾经繁荣一时。其表现之一，就是各色文艺社团组织活跃在相对宽松的文化环境之中，为延安抗战文艺的繁荣、自由创作的开展、艺术水准的提高，发挥了重要作用。整风和《讲话》之后，原有的文艺社团组织，大部分消失了。

《讲话》前延安文艺社团的状况

从1937年到1948年，整个延安时期，延安共存在过至少75个文艺社团单位，分为综合、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电影、艺术教育7大类。整风之前几年间，有一些已停办或改办其他。到整风和《讲话》前，至少还有47个文艺社团在开展活动。

那时，延安有6个综合类文艺社团，包括：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边区文协）、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延安文抗）、陕甘宁边区音乐界救亡协会（边区音协）、陕甘宁边区美术工作者协会（延安美协、边区美协）、中华戏剧界抗敌协会边区分会（边区剧协）、延安文化俱乐部。

这几个综合社团组织，曾在延安文艺领域发挥重要作用。边区剧协从1939年初开始，陆续成立了工余剧人协会、旧剧研究会、剧作小组等一些戏剧团体，设立“剧作奖金”，组织了1940年和1941年戏剧节的大规模演出。1940年元旦，延安上演的第一部大戏《日出》，就是剧协在毛泽东的倡议和支持下，组织鲁艺师生排演的。当年10月10日戏剧节，边区剧协组织鲁艺等几个单位演出俄国果戈里的《钦差大臣》。1941年10月10日戏剧节期间，边区剧协除邀请延安戏剧界人士作各种报告，召开座谈会，出版壁报和特刊外，还组织延安的各剧团，轮流公演近两个月。那次大规模演出，上演了话剧《悭吝人》《新木马计》《上海屋檐下》《带枪的人》《米》《转型期》《它的城》《公主旅行记》，上演了古装京剧《宋江》《武家坡》《杀驿》《打棍出箱》《宝莲灯》《古城会》等，还有魔术、杂技、国术等表演。那两年是延安文艺最繁荣的时期。

综合社团之一文化俱乐部，在延安曾令人耳目一新。1940年4月26日《新中华报》刊“延安文化俱乐部成立”报道，其中说：“打的窑洞虽然还是土质的，可是窑洞内部却又是一番新花样了。这三间大厅是经过相当考究的设计，一切布置非其他一般窑洞可比。屋子里有沙发，有地毯，有挂灯，有漂亮的木器什具，有古色古香的瓶、壶、碗，有绷着薄纱的门窗，还有调剂着室内光线涂了颜色的墙壁。这一切，延安过去找不到。今天，却创造出这样漂亮的窑洞来，这的确说明了延安一切都在进步中。”俱乐部“设备着扑克、象棋、军棋、骨牌、留声机、杂志刊物等”，“组织小型晚会、开始跳舞研究和集体游戏”，并“做为延安文化界一个经常召集会议的场所”。文化俱乐部筹建起了延安合唱团、延安业余剧团、延安星期音乐学校、延安儿童之友社、跳舞班、延安乐队、戏剧导演研究班、延安诗会、延安业余国乐社、口琴队等文艺社团。在两年的活动时间里，文化俱乐部为延安的文化生活做了一系列的组织工作，搞了一系列活动，做出了重大贡献。直到《讲话》后的7月30日，《解放日报》刊登的“文化俱乐部启事”，还有文化生活内容：“本部决定从八一起每星期六举行跳舞夜会（凭卷入场）并从八月十五日起，每星期出借舞场三天（灯光、茶水、唱机、唱片在内，但需自备唱针）。”1942年11月15日，边区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和文化俱乐部召开了近千人的盛大晚会，以钢琴、小提琴、歌唱和话剧招待延安文化界。

音协、美协和剧协，会址都设在鲁艺。他们组织研讨、出版刊物、策划展览、安排演出，紧张活跃，也为延安的文艺繁荣做了大量工作。1942年毛泽东刚发表《讲话》之后，6月6日，尚有延安音乐晚会在中央大礼堂举行，节目有广东音乐、蒙古歌曲、西欧民歌、民间小调等。俱乐部还组织延安跳舞晚会，帮助各界开展跳舞活动。

《讲话》前，延安有10个文学社团。其中，怀安诗社是一个很有特点的旧体诗社团。1941年9月7日《解放日报》曾报道怀安诗社成立：“九月五日，林伯渠、谢觉哉、高自立等同志，于交际处宴请延安民间诗人墨客，到会者多为寿高六十或七十以上之老人……其中计有秀才五人，拔贡一人，畅谈当年入场及清末遗事甚欢。因当场多诗词之士，乃由林老发起组织一诗社，本‘老者安之，少者怀之’之旨，定名怀安诗社，由法院李木庵同志主持诗坛，荟集佳作。闻者多称之延水雅集。”只要会作诗、能唱和、以诗笺相投送，就算是诗社成员。这是以传统文学抒发雅怀的事情。当年曾有《怀安诗刊》准备出版，其序言中说：“相率艰苦奋斗之中，不无慷慨悲歌之士。披襟述怀，吮毫抒愤，情无间于儿女，而敷陈时艰，痛心国难，志不失为英雄。意切共鸣，言出自由……”

最值得注意的是基层业余文艺爱好者的自发组织——文艺小组。萧三在1940年4月15日《谈延安——边区的“文艺小组”》文中，曾谈到在基层建立文艺小组的目的：“使工农分子知识化，培养由工农出身的文人、作家、知识者，提高工农的文化文艺水平。”负责文艺小组教育工作的延安文抗分会，要求文艺小组深入群众，组织演出，探讨问题，研究名家名著等，并在当时提出了诸如“学习马列主义之后，为什么反倒写不出文艺作品”、“为什么没有伟大作品产生”等启发性的现实问题。1940年间，为使文学爱好者系统了解文艺理论，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文艺顾问委员会特约延安作家，每两周在文化俱乐部给文艺小组作一次报告，报告人和题目是：陈荒煤讲“主题与典型”、雪苇讲“文学的发源及其发展”、周扬讲“现实主义”、艾思奇讲“文学与生活”、何其芳讲“欣赏与批评”、茅盾讲“中国文学运动史”、萧三讲“苏联文学”、周立波讲“欧洲文学”、丁玲讲的题目是“漫谈《子夜》”，等等。延安文化界本着“工农分子知识化”的良好目的，着力为基层培养文化人才。



《讲话》后延安文艺社团的走向



二战期间，苏德战事残酷时期，莫斯科的生活曾非常艰苦。但那时候，莫斯科的戏剧演出非常活跃。林伯渠的女儿林利那时与孙维世同在莫斯科，她在其《往事琐记》书中记：“当时上演的戏剧有现代的，也有古典的，有契诃夫、托尔斯泰、奥斯特洛夫斯基、高尔基等人的作品，而这些都是上演过许多场的保留节目。”“一般职工群众在工作单位的政治学习相当少，他们基本上是通过文化生活而受到政治教育和文化熏陶的。”苏联那时没有因为前方的牺牲而指责和禁止后方的演出，而是以文化繁荣缓解战争压力、保持胜利信心，因为战争需要稳定和坚强的后方。整风和《讲话》之前的延安，同样呈现着这样的文化活力，各种文艺社团组织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讲话》后延安文艺发生了巨大变化。整风初期，1942年3月5日，延安成立了边区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开始了中共对文化社团单位进行统一管理的历史。延安首先受到影响的是戏剧界。5月2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当日作“引言”报告后，5月17日，成立不久的边区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即召集延安各剧团负责人，座谈“剧运方向”和“如何配合政治”等。6月27日边区剧协召开剧作者座谈会，明确戏剧以工农兵为主要对象，决定赶写小剧本。到10月，剧协只能决定以整风学习来迎接这年的10月10日戏剧节了。这年戏剧节期间，各剧团在参加整风运动的同时，只编演过一些“为现实服务”的戏。那之后，边区剧协的活动逐渐终止，延安的戏剧繁荣也同时消失了。

边区音协在1943年2月22日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决定“克服过去大规模的音乐晚会的偏向，离开礼堂，走向街头，深入农村、工厂，真正与群众日常生活结合起来”。以后便不见了这个社团的活动记载。边区美协和文化俱乐部，也都在整风激烈和报纸发表《讲话》的1943年停办了。6个综合社团里，只有边区文协和延安文抗存活到了1947年。按百分比，综合文艺社团的消失率是67%。

整风开始时，延安有10个专业戏剧社团。其中西北战地服务团、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边区保安处剧团、西北文工团和延安平剧研究院（鲁艺平剧团并入）5个单位度过了整风，得以存活。另5个是鲁艺实验剧团、抗战剧团、延安杂技团、延安业余剧团、青年艺术剧院。1942年春，抗战剧团先改为边区艺术干部学校，后并入了西北文工团。1943年起，鲁艺主要改为搞小秧歌剧，从事话剧的实验剧团不再有存在意义，就撤销了。延安业余剧团本就是业余的，刚一整风就散了。杂技团也并入了西北文工团，青年艺术剧院则并入了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政治部（联政）宣传队。50%的戏剧社团消失了。除了搞传统戏曲的鲁艺平剧团在并入延安平剧研究院后能够继续从事艺术工作——排演古装传统戏曲，其他合并后的团体，人数增加，建制扩大，但很大程度上偏离了艺术的道路。鲁艺、西北文工团、联政宣传队，投身宣传工作，成为整风和《讲话》过后，演出秧歌剧最多的单位。

那时延安有9个音乐社团。其中8个的结局是：延安乐队和延安星期音乐学校这两个业余组织，1942年4月并入星期音乐社；文化俱乐部跳舞班停办于1942年秋；延安合唱团、延安作曲者协会和延安星期音乐社终止于1942年底。1942年6月在《讲话》后，为突出民族的、大众的文化，新成立了延安业余国乐社，凡会演奏民族乐器一种，或会唱地方戏曲或民歌小调一种，并能读简谱或工尺谱的人，都可参加。业余国乐社在其举办的民族音乐演奏会上，演奏过《小桃红》、《一代艺人》等十多首广东音乐著名曲目。但这可能不属于“工农兵”的方向，这个音乐社团也在大约1943年初消失了。文化俱乐部口琴队也不见活动了。那之后，延安只剩了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一个音乐社团组织。89%的音乐社团消失了。

延安本只有鲁艺美术工场（实为美术研究室和创作室）和延安D·H·孚·宗版画研究社这两家美术社团。它们都在整风开始不久后停办了。那以后，延安没有过美术方面的社团组织。电影方面，当时只有一个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即“延安电影团”），没有解散。

整风开始和《讲话》时，延安有4个艺术教育社团机构。其中边区艺术干部学校在1943年5月停办，并入了西北文艺工作团；部队艺术学校同年停办，改为部队艺术工作团，又并入了联政宣传队；艾青为校长的星期文艺学园则早在1942年6月就宣布结束了。整风过后，《讲话》在报纸上发表后，全延安只剩了鲁迅艺术文学院一所艺术教育机构了。

此外，延安儿童之友社、戏剧导演研究班、口琴队，以及“九·一八”文艺社、鹰社等文艺社团，知其名而不知其所终。

消失最彻底的是文学类社团。整风开始时，延安有10个文学社团：文艺月会、延安新诗歌会、鲁迅研究会、中央军委直属队政治部文艺室、怀安诗社、延安作家俱乐部、延安诗会、小说研究会、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和由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领导的文艺小组。整风和《讲话》后，这些文学社团组织100%地消失了。曾经出现过的“工农分子知识化”的进步方向，从那以后，就改变为“知识分子工农化”了。



文艺社团消失之后



为延安的文艺繁荣和抗战动员，比较自由地创作和贡献力量的至少47个文艺社团，在整风和《讲话》之后，还剩12个，消失了至少35个，总的消失率为74%。

现在的史料，对这些社团的结束原因，多语焉不详。1987年出版的《延安文艺丛书·文艺史料卷》中，提到了几个社团结束的原因。边区美协结束的原因是：“一九四三年初，延安美术家纷纷下乡，到实际斗争中去工作、绘画，沿着一条新的道路前进。边区美协的工作，便暂告结束。”文艺月会是：“可能是由于投入了紧张的整风运动或是其他工作，而就此停止了月会的活动的吧。”延安新诗歌会是：“由于整风运动的深入开展和会员的大量流动，新诗歌会便逐渐结束了其活动。”中央军委直属队政治部文艺室是：“到了一九四二年秋季，延安整风运动全面展开……历时一年多的军直文艺室，便告结束。”鲁艺实验剧团是：“一九四三年间，延安及陕甘宁边区掀起了群众性的秧歌运动……从此，一切对外演出，亦不再以实验剧团的名义而以鲁艺的名义了。”延安业余剧团是：“整风运动在各机关、学校普遍开展。文艺整风日益紧张，业余剧团团员们没有更多时间进行排练和演出，剧团的活动便渐告结束。”延安作曲者协会是：“一九四二年十月……此后，作曲者协会活动逐渐减少，便无形中结束。”星期文艺学园是：“由于形势紧张，人手渐感缺乏……不得不在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三日经由园务会议作出了学园结束的决定。”这是《讲话》刚讲完20天作出的决定。

除整风期间1943年底组建的联政宣传队外，整风之后，延安只在1946年才增加了延安中央管弦乐团和中央党校文艺工作室这两个文艺社团，和两个电影机构。那些消失的团体，由知识分子文化人组成，曾带去了黄土高原之外的文化影响，开展了动员抗战这个当时的文化的首要工作，通过发展文化事业，为民族解放贡献了力量。这些文艺社团消失的原因，不是民族解放大业的需要，而是思想改造、思想统一的需要。所以，那之后，虽然抗日战争仍然十分艰苦，但延安的抗战动员的文化工作，退到了次要位置。

有幸在整风和《讲话》之后生存下来的文艺社团，情况怎样呢？毛泽东发表《讲话》前，“整顿三风”运动已经开展，有丁玲、欧阳山、艾青、萧三、柯仲平、周扬、周立波、何其芳、艾思奇、萧军、刘白羽、陈荒煤、张庚等人参加的延安文抗，建立起学习文件制度。1942年5月1日《解放日报》刊“文抗作家进行文件研究”的报道，说延安文抗“规定每日下午为阅读文件时间。如因事外出，必须向小组长请假。每人必须写笔记，小组长可随时检阅每人笔记。”经过这样的思想整顿，延安的作家发生了变化。《讲话》之后，1942年11月28日《解放日报》报道延安文抗整风学习，说：“他们运用了中心反省的方式，全面的、有系统的、用科学方法，给小资产阶级思想以无情的解剖。中心反省是收集材料给反省人，在小组会及大会上座谈，最后反省人和大家的意见取得一致”，“整个作家的纪律则需要从我们作家的创作方向，是为大众抑是为个人上面来决定。他们对小资产阶级的‘人性’，和无产阶级的党性也做了明显的划分，粉碎了所谓‘气质优美’的观点”，“文抗同志在生活创作上已从个人中心逐渐转变到集体中心……对于政治生活要抱更大的热情”。这个延安文抗，在建制上没有因整风和《讲话》而消失，但她的文化灵魂已经被吞并了。

鲁艺的情况也是这样，虽然她在整风和《讲话》之后留下了，没停办，但她已从学术自由的教育精神、培养文学艺术之专门人才的教育方针，改变为培养实际工作干部，培养学员的革命立场。鲁艺戏剧系主任张庚曾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讨论中，直言不讳地说“提高”是非常必要的，“不赞成主席的有些意见”。他主张文工团、演出队去做普及工作，鲁艺这样的学府，主要来搞提高。这种以培养艺术人才为目的的教育观被《讲话》否定之后，鲁艺的主要工作是让学生改造思想、转变立场，学会把文化艺术变为政治的驯服工具。由此，鲁艺疏远了艺术事业，转而从事大众化宣传工作，成为全延安演出小秧歌剧最多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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