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瑞熙、王灿：范文澜没有“史谏”大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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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澜没有“史谏”大跃进

朱瑞熙　王灿


　　中央党史研究室前副主任李新先生在《百年潮》1997年第5期发表《范文澜的“史谏”》一文，认为范文澜在1958年夏天写作的《中国通史简编》（共四卷，1976年以后列为《中国通史》前四册）隋唐部分时，利用描写隋炀帝的骄奢“史谏”大跃进。李新文中写到：

　　当我们正在“大跃进”中吹嘘“吃饭不要钱”的时候，范文澜在他的书中，详实地写出了隋炀帝的骄奢……他在书中明白地通过东市商人的口，向西域人说，“隋朝富饶，酒食照例不要钱。”这对当时的“大跃进”岂不是当头棒喝！我看到这里，觉得很刺眼，因对范老说：“范老，你的书毛主席是一定要看的，你在这里写吃饭不要钱，而且是写隋炀帝，这样写好吗？”范老毫不迟疑地回答道：“就是要让他看嘛！我写的都是事实，有凭有据，怕什么？”随后还补充一句：“要让所有的领导人都看看，中国的历史经验丰富得很，应该以史为鉴嘛！”……毛主席后来是否看到范老的这一段书，不得而知。但陈毅是看到了的。秋天，我到北京医院看病，见陈毅在那里写大字，范老在一旁赞赏……随后说起范老写的书，陈毅说：“你那四卷书是不朽之作，可以传世的。你把隋炀帝的骄奢，写得活灵活现，写得太好了！隋文帝俭，隋炀帝奢，老子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家当，儿子不几年就给糟蹋光了。那样的皇帝，怎么能不亡国呢？”陈毅越说声音越大，越激昂，而且很愤慨，四周的病人都围过来听，极表同情。这一幕情景，我至今未忘。

　　据我们所知，李新先生叙述的这件事似乎影响深广，不少人信以为真。如《同舟共进》2009年第5期刊登冯锡钢先生《李新笔下的陈毅》一文，说1958年秋季，“陈毅赞赏范老，当着诸多病员的面，直斥隋炀帝的骄奢，其藉古喻今的用意是心照不宣的”。似乎范老《中国通史简编》确实“影射”大跃进。又如新近问世的朱维铮先生所著《重读近代史》（上海文艺出版集团中西书局2010年8月版）一书，在其中《岂可说先人闭目塞听？》一文中说：“范文澜魂归道山快四十年了，按照他在大跃进时代的‘反潮流’言论”，等等，也把子虚乌有的所谓范文澜同志1958年“影射”或“史谏”大跃进的说法当做真有其事。

　　我们认为，李新先生的上述说法有以下几点值得怀疑其准确性：

　　第一，我们不妨把范老《中国通史简编》四卷本中有关隋炀帝的描述，与1941年5月的延安本对照一下。延安本第三编《封建经济的发展到西洋资本主义的侵入——隋统一至清鸦片战争》第一章《南北统一时代——隋》第二节《隋朝溃败》，叙述隋炀帝杨广即位后召集诸蕃酋长到洛阳城，“诸蕃入丰都市（洛阳东市）交易，（杨）广先命整饰店肆，?宇如一，盛设帷帐，珍宝充积，人物华盛，连菜摊也用龙须席铺地，蕃客走过酒食店，店主邀入就座，醉饱散去，不取报酬。骗蕃客说，中国富饶，酒食照例不取值，蕃客惊叹。有些蕃客知道虚伪，见缯帛缠树，说中国穷人很多，衣不蔽体，为什么不给他们，却来缠树，市人惭愧不能回答。”（《中国通史简编》，新知出版社1949年4月长春第三版，第244～246页）

　　延安本称西域诸国使者和商人为“蕃客”，称隋朝为“中国”，除此以外，与解放后的四卷本的内容基本相同。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延安本已经有“骗蕃客说，中国富饶，酒食照例不取值，蕃客惊叹”，与四卷本说“告诉客人们，隋朝富饶，酒食照例不要钱”几乎一样。难道说，早在1941年5月范老在延安就有先见之明，预先知道17年后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农村会出现“吃饭不要钱”这类荒唐的事？

　　第二，1958年夏秋，全国工农业领域的大跃进正处于如火如荼的高潮中，人们出于对党和毛泽东的完全信任，对此深信不疑，积极参加其中。范老身处北京，正忙于编写通史，不可能对“大跃进”有丝毫怀疑。大跃进的“恶果”，实际上要到1959年春才显现出来，可是这时有几个人能知道呢？到我们知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曾造成国内大批百姓饿死，那要迟至“文革”后的九十年代了。

　　第三，范老在1958年“大跃进”的大环境中，他是努力紧跟的。在4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题为《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又载同年《历史教学》第6期）一文中，他说：“面临着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形势，科学工作也必须大跃进，历史研究也不例外。历史科学工作者谁都想跃进，谁都想大大的跃进，干劲是足够的，问题在于如何跃进。”于是范老联系实际到要在史学界提倡“厚今薄古”和“兴无灭资”，开展百家争鸣，史学界领导干部“要种试验田”，他说：“可能有些学术工作者懒惰不想跃进，或者跃进不得其法，领导者起示范作用，可以使懒者变勤，不得法者得法。”最后，他特别联系大跃进，说：“还有一点，也是更重要一点，经过全民整风运动，六万万人都跃进了。农民向四、五、八大跃进，工人更是了不起，十五年在钢铁和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要超过和赶上英国，每天看报，使人每天兴奋。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科学部门有不跃进的人甚至有些还是领导工作者，那就很不好了。”

　　我们认为，范老说他“每天兴奋”，确是发自内心的真话。范老身处全国“大跃进”的大环境，他自然要跟上形势。别忘记，他还是中国科学院历史第三研究所的所长。作为一所之长，1958年2月13日至15日，范老参加了中国科学院研究所所长会议，会议中心议题是“争取科学工作的大跃进”。会议第一天，院长郭沫若作《科学界的精神总动员》，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勉励大家“鼓足干劲，多快好省，一心一德，又红又专，重视劳动，服从组织，加强合作，实现规划”。（《科学通报》1958年第6号，第164页）3月5日至12日，范老参加了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中心议题是“科学为生产，跃进再跃进”，会议向全国科技界提出了一个“光荣的战斗任务：科学必须为生产大跃进服务”。（同上第7号，第202页）8月，范老主持制订了《中国科学院历史三所1958—1962年工作纲要》，这是一个具体落实“大跃进”措施的计划。其中第四条为“遵循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力争提前完成或超额完成工作计划。第六条为集中所内力量，五年内写出一批分量较大的著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现代史、中国近代史、帝国主义侵华史、中国通史简编。同时写出其他专著和通俗读物52种、论文450篇。（同上第8号，第6～7页）显然，这是一个“大跃进”的科研计划。我们认为，每个人不免要受时代的局限，包括我们自己。俗语说，上什么山唱什么歌，这是不以自己意志为转移的。范老自然也受到他所处时代的局限，1958年的中国大陆都在为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而欢欣鼓舞的时候，范老不会对此发表异议，而且他在全所五年工作计划中带头制订了“高指标”。在这种情况下，范老不会用《中国通史简编》来影射大跃进，这是可以肯定的。

　　第四，1958年秋，陈毅不可能对范文澜说那样的话。因为，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第四卷要到1965年才出版。据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的《第三编（即第三、第四卷）说明》，他是在1957年6月至1959年9月，“写完了隋、唐、五代十国的政治经济部分和吐蕃、回纥、南诏共六章。”在《说明》最后，范文澜署了“一九六五年四月于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这证明《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第四卷是1965年4月前完稿而后交给人民出版社的。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记载，1965年4月《中国通史简编》出版了第三卷，11月出版了第四卷。所以，1958年秋，如果陈毅能读到的《中国通史简编》，仅是第一、第二卷，内容写到魏晋南北朝，根本没有隋、唐、五代乃至隋炀帝的内容。由此证明，李新同志所说陈毅和范文澜的那段对话是值得怀疑的，至少时间有误。

　　第五，范老作为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早在延安时期编写旧本《中国通史简编》时，由于时代的需要，他不免有些地方“借古说今”，也就是影射国民党反动派。比如借吴蜀联合拒魏来类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借孙权来类比国民党反动派破坏统一战线，把孙权描写成了几乎是全部黑暗的人物，等等。对此，范老1954年在《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一文中已经作了“自我检讨”，认为有关三国吴、蜀的描述“不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因而都是“非历史主义的观点”。所以，在以后编写《中国通史简编》时，凭着对党的真诚和对毛主席的崇敬，他不会仍旧使用影射的方法来表达他对当时现实如“大跃进”的意见或不满。

　　第六，李新的“回忆”也有不准确之处。如在《范文澜的“史谏”》中，他还说：“在延安……范老讲‘经学’，毛主席每讲都亲自去听。”其实，范老在延安新哲学会年会共讲了三次中国经学简史，毛泽东去听了前两次，后一次因生病没有去成。1940年9月5日，毛泽东写信给范老说：“第三次演讲因病没有听到”（载《毛泽东书信选集·致范文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3页）。这证明“每讲都亲自去听”的说法不准确。

　　总之，我们认为，说1958年范老反对大跃进，又说范老1965年出版的《中国通史简编》影射大跃进，都是值得商榷的。范老1941年已经在《中国通史简编》中叙述隋炀帝“骄奢”淫佚的主要内容了，1965年版只是改写得更通俗、更丰满，他根本没有借此进行“史谏”的主观用意。隋炀帝“骄奢”淫佚属于统治阶级的消费，1958年的“大跃进”则属于毛泽东的头脑发热、急于求成、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前者属于消费领域，后者属于工农业生产领域，两者性质不同，根本不可类比。1954年范老刚反思即“自我检讨”1941年版的缺点是用过“影射”国民党反动派的手法，存在“非历史主义的观点”，不可能四年刚刚过去，他又一次用“影射”手法来反对“大跃进”。我们认为，范老在1965年版《中国通史简编》中叙述隋炀帝“骄奢”淫佚，只是秉持他一贯的“平实”写史原则，尽可能讲清那段历史事实，并非比附1958年的“大跃进”。至于读者包括陈毅同志、李新同志等据此引申出何种想法，那是读者自己的事，但不可强加到范老头上。现在，虽然有人高度评价范老在中国史学上的成就以及他的高风亮节等等，这种主观愿望无可厚非，但千万不要把他写成一位超越时代的人，这就违反事实，其效果适得其反了。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　洪振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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