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方：亲历中国外交政策的历史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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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方：亲历中国外交政策的历史转折

来源：《人物》2011年第7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1950年，我跟随张闻天调到外交部。从此，与外交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我前30年的工作单位是外交部，后30年在社科院和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因此可以说，我经历了中国外交政策转变的全过程。

毛泽东为何让张闻天搞外交

本来，我跟张闻天奉调到外交部是要组建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准备去联合国工作的。当时，苏联为了支持新中国取代国民党在联合国的席位，向当时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提出，建议中方立即成立一个代表团，同时苏联也在联合国采取抵制行动，表示不开除国民党代表，苏联就不出席安理会会议。

得到这个消息后，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商定，派章汉夫为团长出席联合国会议。结果这个意见被毛泽东否决了，毛泽东提出改派张闻天为团长。于是，在没有通知张闻天，更没有征求他意见的情况下，就先对外公布了。

张闻天是从广播和报纸上才知道有这么回事，赶快向刘少奇建议改派别人。当然，这只能是白提，于是他就“挈妇将雏”、带着我来北京上任了。张闻天不愿去联合国是因为他喜欢做地方工作，我还记得他在回北京的列车上对我说的一句话：“准备从头来，钻研国际问题和外交。”

由于成立联合国代表团是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决定，所以调人和经费都很容易解决。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就组成了一个中国外交史上空前绝后的高规格代表团。但是没过多久，朝鲜战争爆发了。美国利用苏联缺席不能行使否决权的机会，操纵安理会通过了决议，组成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反对北朝鲜对南朝鲜的“侵略”。为了避免再上当，苏联又重新回到仍然由国民党政府代表占着中国席位的安理会。

对于我们代表团来说，朝鲜战争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联合国去不成了。从战争一开始，张闻天就看到了这一点，因此很快放松了原来立足于迅速出国的准备工作，转为大抓练兵，组织大家学习外交业务和研究国际问题，为外交部培训干部。

既然短期内去联合国已经不可能，代表团窝着这么一堆干部，也确实挺浪费的。不知是周恩来还是张闻天的意见，1951年3月经中央批准，解散代表团，所有干部另行分配。当时，周恩来找到张闻天，提出中央有两个工作由他挑选：一个是去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工作，另一个是接替因病辞职的王稼祥去苏联当大使。

这表明，毛主席已决定张闻天只能从事授权有限的外交工作，而不能做他向往的国内经济建设和地方工作了。张闻天认为，既然要做外交工作，最好还是到外交第一线去，所以就选择了去苏联。我想，他大概知道毛泽东和刘少奇对他有些厌烦，特别是不喜欢他经常提不同意见。选择去苏联，也许是为了离他们远点儿。

张闻天出使苏联批判个人崇拜

1951年4月，我同他们夫妇二人同乘一架飞机去了莫斯科。张闻天当大使以后，把研究工作摆到了使馆工作的首要位置。他安排我做了中国驻外使馆的第一个研究室主任，一干就是4年多。

在我看来，张闻天是个具有世界眼光的人，对国际问题不但熟悉，而且有许多独到见解和高明看法。我们当时写的关于朝鲜停战和谈问题的调研报告，为驻苏使馆研究室来了个开门红。因为张闻天本来就不同意金日成的南下统一，也不同意我们后来的抗美援朝。在他和中央多数人的意见遭否决后，他就一直密切注视着朝鲜问题的发展，希望战争早日停下来，使我们能够集中力量搞建设。

当时，我们的调研报告在国内引起最大轰动的，是对苏联反对个人崇拜的研究。按照俄文的原意，“КУЛТЛИЧНОСТЪ”译成“个人迷信”更合适些，可我们一开始就译成了个人崇拜，后来在国内引起了一些混乱。如毛泽东说，个人崇拜有正确、错误之分。胡乔木说，个人崇拜是马克思的原话，含义与个人迷信不同。这都与当年的翻译不够准确有关系。如果一开始就翻译成个人迷信，也就不会出现这些争论了。苏联自从斯大林死后，报刊就开始批判个人崇拜，并且逐步升级，后来还点到了斯大林的名。

使馆研究室在张闻天的指导下，一直跟踪形势发展，不断写调研报告报回国内，有些还由张闻天直送中央办公厅和中宣部。1954年，先后送回了14份反映批判个人崇拜的材料。这些报告在国内引起巨大反响，毛泽东还将其中3份批给中央委员和许多高干阅读。

要不要当头——毛周之间的分歧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在外交上采取“一边倒”的政策，对资本主义世界闭关自守，因此，在国际上是比较孤立的。

朝鲜战争不但大大提高了我们在世界革命中的威望，而且也成为国际上公认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1954年日内瓦会议，被后人描述为新中国第一次走上国际舞台。当时，我们组织了一个180多人的大代表团，人数远超美、英、法，被外国记者称作“人海战术”。其实，按工作量来说，一半人都用不了。除了国内的大队人马外，还从就近的使馆抽调了一批人。我和李汇川、施谷、周砚等就是从驻苏使馆调去的。按周总理当时的说法，多去些人是为了练兵。

在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我写了《评英国的所谓亚洲洛迦诺计划》，认为亚洲洛迦诺计划是想在亚洲维持现状。具体说来，就是在越南划界而治，让柬埔寨和老挝保持中立，共产主义国家不得越过现有疆界向外扩张，美国等西方国家也放弃过去那种把共产主义“推回去”的战略。这表明西方国家要求两大阵营互不越界、和平共处，只搞经济竞赛。我的这一分析，正合乎多数中央领导特别是周恩来会前的设想和希望。所以当张闻天把这个调研报告拿给周恩来时，他非常高兴，给予了高度评价。

周恩来的想法是，要利用这次会议的一切机会，为中国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以有利于经济建设。后来国际形势的发展，证明周恩来的判断是正确的，合乎国家的最高利益。但这却不完全合乎毛泽东要“顶住美帝国主义的大肚子”、搞世界革命、要当头的愿望。因此，毛泽东批评外交上在解决印度支那问题后，没有及时突出台湾问题，是一大失误。后来，台湾问题也确实突出了，给美国来了个“绞索政策”，就是我们即使有可能，也不收回金门、马祖，为的是把台湾拴在那里，可以让我们随时敲打。

“波匈事件”后外交政策更加向“左”

1955年1月8日，刘晓接替张闻天任驻苏大使。1月19日，张闻天回国，到外交部任副部长。我也于3月初回到北京，做张闻天的联络员，在外交部一干就是5年。

1956年夏，我参加了一些中共“八大”的准备工作。本来，我只是跟张闻天去北戴河，为他起草《论和平共处》的发言稿。但由于近水楼台，“八大”的整个准备工作我也了解一些，不光可以看到发给张闻天的文件，还有机会参加讨论。看了头几稿的政治报告，我的一个感觉是，内容偏重于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胜利的经验，显得有点儿骄傲，似乎是在把各兄弟党的代表请来办训练班，听我们上课。心想，这种做法对外对内影响是不会好的。我每看一遍，就向张闻天叨咕一次。有时也向李克农等熟悉的领导同志和个别参与起草文件的秀才谈这个话题。

后来，听张闻天说，在8月10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讲了这个意见。有些人也有同感，所以最后决定推倒重来。回到北京后，张闻天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负责组织修改报告的国际部分。他传达了同陈伯达、章汉夫、乔冠华去周总理那里商谈的情况，然后就布置乔冠华、浦山和我着手修改。实际上，是完全另起炉灶了。

1956年“波匈事件”后，毛主席趁势逼赫鲁晓夫作检讨，迫使他在10月30日发表了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政府宣言。对此，毛主席决定要立即表态，发表一个政府声明，让张闻天、王稼祥、刘宁一等组织起草。于是，他们到外交部会议室坐镇，找来乔冠华、熊复、王力、姚溱和我拟稿。乔冠华领着大家到另一房间，先商量内容后分工，由王、姚和我各写一段。写好后交给等在那里的张闻天他们。他们没有多大改动，随即打印报送主席和总理，第二天就正式发表了。

事后得知，毛主席主持政治局会议时作了重大修改：一是公开提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要严格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二是狠批大国沙文主义。这些内容是我们既没想到、也不敢那么尖锐地提出来的。所以，大家都感到，跟不上主席的思想。例如，对“波匈事件”的处理，我和大家一样，对毛主席的决定完全拥护。但有一点却不怎么理解，就是为什么先是坚决反对苏联干涉波兰，而没过多久又坚决支持苏联出兵镇压匈牙利。

不过，无论如何，“波匈事件”的处理，使中国在苏联以至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地位得到极大提高。但同时也有点儿好事变坏事的意味，导致我国内外政策更加向“左”，后来的反右派、大跃进、反修防修、中苏关系破裂等都与此有很大关系。

埋首业务应付各种“运动”

从我回到外交部，各种运动几乎就没断过，而且环环相扣，一场运动没完又开始了另一场运动。有时，还出现大运动套小运动，弄得人眼花缭乱。对于这些运动，张闻天一直抱着消极应付的态度，因此也从来没有要求我积极参加过，更没有给我布置过什么任务。这为我创造了很有利的条件，可以做个逍遥派，能不参加就不参加，非参加不可的时候也是随大流，做做样子。因为自从参加了延安整风抢救运动以后，我对各种政治思想运动就没多大兴趣了。

这倒不是事后诸葛亮，实际上，就整个思想来说，我还是围着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打转转。对一些运动，理智上还是拥护的，以为是革命的需要;但感情上，对于总是整人有点儿反感。在这种情绪下，我就埋头业务，一天到晚忙于看材料和写东西，对运动想得不多，既不反对，也很少参加。无论是肃反还是反右派，我都做了旁观者，从来也没有当过积极分子。

陈毅的粗犷与张闻天的严谨

1958年2月，陈毅代替周恩来兼任外交部长。在外交部召开的务虚会上，陈毅号召大家给部领导提意见，特别强调，周总理委托他要大家对其过去的工作进行批评。十多天后，在陈毅的一再要求下，张闻天有准备地对总理的领导在充分肯定后提了3点意见，即：对具体事务和技术性工作抓得多，对形势政策研究不够;党组会开得少;同部内各级干部联系接触少。章汉夫和姬鹏飞等人也提了类似的意见。后来，不知什么原因，陈毅把话题一转，批起了张闻天。并且从延安整风讲起，第一次公开讲出了毛泽东对张闻天“狭、高、空、怯、私”的指责。由于从来没听说过，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都感到很吃惊。接着，大家对张闻天提了一些意见。直到张闻天被迫做出4点检讨后，事情才告结束。

据我个人的观察，陈毅和张闻天的作风大不相同。张闻天始终保持着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气质，他的工作态度非常严谨。陈毅则是将军(元帅)加诗人，作风显得粗犷豪放。陈毅不拘细节，容易得到干部和群众的欢迎，但有时在外交场合就显得不完全适应了。

这里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在1965年9月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陈毅提到：让美国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日本军国主义、印度扩张主义一齐都来吧，趁我们这些老家伙还在，干脆打完了再建设。当时，这番话可是吓了外国记者一跳。

另一个是1962年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一天，印度代表团团长、国防部长梅农来访。梅农这位老兄有点儿瘸，拄了个拐棍。陈老总起身接待时，开玩笑说，大家在讨论解除武装，你怎么还带着“武器”(指拐棍)。梅农听了翻译，扭头就走，怎么解释也消不了气，弄得很尴尬。

陈毅当部长，基本不管部里的日常工作，更不用说深入部里各单位检查和指导工作了。在我的印象里，除两次使节会议和一次务虚会议外，我几乎没有参加过陈毅专门召开的有关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以及内部业务的研讨会。一些重大问题，如炮打金门和中美会谈，反而是周总理在直接抓。

我为张闻天输送“反党炮弹”

1959年的庐山会议本来跟我毫无关系，我也并不关心会议情况。只是作为办公厅副主任和张闻天的助手，从发给外交部和张闻天本人的文件电报中挑出应当给他看的材料，送到庐山，每天一包。有时，也同他带上山的政治秘书萧扬通通电话，问问他们还需要什么。

有一次，我在电话中问萧扬他们近来的情况，都干些什么?萧扬说，张部长想在小组会上做个发言，不过还在犹豫。我随口就说，一个小组会发言还有什么犹豫的，也真是的，谨慎得过分了。还有一次，是萧扬给我来信，里面用了一句“高处不胜寒”。我想，庐山是避暑胜地，当然要凉快些，根本没有想到其中有什么含义。直到现在，我也没问过他是否有通风报信的意思。

然而，过后不久，这就成了我为张闻天送反党炮弹，鼓励张闻天做反党发言的罪状了。最终，把我定为外交部张闻天反党集团的头名成员。犹如晴天霹雳，一下子中断了我的紧张工作和平静生活，开始接受连续20年的煎熬。

“先把自己的事办好”

现在回想起来，我跟张闻天做了10年外交工作，对他的外交思想，还是多少有些了解的。张闻天平反昭雪后，中央批准成立了张闻天文集编辑领导小组，组长是邓力群，我也是成员之一。在一次会上，我曾提过一个看法，认为建国后，从思想上来说，有两条外交路线，一条以毛主席为代表，另一条就是张闻天的思想。周总理在思想上接近张闻天，但实际执行的是毛泽东路线。

总的说来，张闻天的外交思想和主张可以概括为一句话：集中力量搞建设，“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外交工作完全为这个目的服务。因此，他提出“和平共处”作为外交政策的总方针，要努力促进国际形势缓和，不要急着解放台湾，反对输出革命，在外援上打肿脸充胖子。他主张遵守外交传统和国际惯例，同更多的资本主义国家建交，开展对外贸易。他认为，毛的《新民主主义论》对战后形势，特别是民族民主革命的估计有错误，应当支持亚非拉国家发展资本主义，反对干涉人家的内政。当然，张闻天的外交思想在某些问题上也起过一定作用。但整个说来，在重大问题上，他的想法都落空了。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外交政策的几次调整

1978年以后，我国的外交政策有所调整。当时碰到的实际问题是经济发展停滞不前，闭塞得实在不行了，必须得开放一点儿。抓经济和对外开放是从华国锋开始的，并不是邓小平先提出来的。

1978年3月，外交部党组给我做出了平反决定，我的问题终于得到解决。1979年8月张闻天追悼会后，我正式办理手续，从外交部转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

1979年11月，中方派出社科院代表团赴美，团长是宦乡，团员除我以外，还有刘克明、李慎之、程明群、徐葵、薛谋洪等共10人。参会的都是著名学者如斯卡拉皮诺、奥克森伯格、鲍大可等，以及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和国务院官员共39人，讨论的主题是苏联问题。我们从美国开完会回来，觉得联美反苏的“一条线”外交战略不太对头，于是就写了一篇报告，交了上去。胡耀邦、邓小平看没看不知道。

我们的观点是，和美国要拉开一定距离，调整和苏联的关系，并试图影响邓小平的看法。因为“文革”结束以后，邓小平一直讲战争不可避免，只能推迟。一开始说推迟5年总可以吧，争取推迟10年。后来，慢慢延长到20年。等到说推迟20年以后，他自己也犯嘀咕，20年以后就会打仗吗?但他对“一条线”战略很坚持，一下子转过来不大容易。

邓小平当时要干两件事。一件是让胡乔木组织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1977年11月1日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这个文章讲苏修怎么坏，战争危险来自苏联，对全世界和平威胁最大的就是苏修。这篇文章证明从邓小平到胡乔木再到邓力群，都要坚决反修。第二件事是成立中央国际问题写作小组，组长是胡乔木，副组长是宦乡，我算是一个组员。当时的任务是要写一本书，意思是讲苏联怎么变修的，但是这篇文章一直写不出来，因为如果批判苏联，就等于批判我们自己，况且我们在某些方面比苏联还严重一点。从这两件事可以看出邓小平的态度，一个是大战不可避免，一个是坚持反苏修。

1979年2月的对越战争，发生在邓小平去美国访问以后。因为打越南必须跟美国合作，要得到美国的认可，所以邓小平去见他们。那个时候，美国人搞外交比我们老练，他并没有答应支持你，但实际上是默许的。这样，邓小平回来就“教训”越南，实际上是打给苏联看的。当时，他主张对苏联态度要强硬一点儿。

7月17号，在第五次驻外使节会议上，胡耀邦发言，认为“苏修是世界战争重要策源地，苏修亡我之心不死”这种观点值得研究，苏联究竟是不是修正主义的问题值得考虑。7月18号，邓小平又发表讲话，来了个大翻盘，看样子是针对胡耀邦的。他说：“战争危机确确实实越来越逼近了，战争要来只能来自苏联，所以我们还是要坚持一条线的战略思想，美国起码是间接同盟军，所以还是要立足于早打、大打。”那个时候，三中全会已经开过了，邓小平还是这种观点。

越南战争打完后，邓小平到处看，看来看去，提出两大问题，一个是无论如何要发展经济，我们太落后了，老百姓太穷了。邓小平讲得很悲壮，说现在我们的农民一个人一年平均一两百块钱，全国能吃饱饭的人不多；另一个，外国发展速度快得惊人。

我觉得，1980年前后，我参与宦乡和李一氓的上书这件事，有特别的意义，很值得进一步说说。先谈宦乡的建议。通过学术交流和研究，宦乡对我们现行的外交政策产生疑问，认为已经到了必须进行较大调整的时候了。经过多次酝酿，宦乡提出，以他个人的名义写一个关于调整外交政策的建议，上书中央。这是1980年春夏的事。商定后，就请原总参二部的张静怡执笔，他也很快写出来了。宦乡和我们几个人一看，觉得不太成熟，于是命我加以改写，最后写成一篇《关于建议同美国拉开距离和调整对苏关系的报告》。我们的意见是，国际形势正在趋向缓和，苏联也不一定有“亡我之心不死”的意思，且苏美对峙仍旧。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适当拉开一点同美国的距离，改变一下对苏联的僵硬态度，使双方竞相有求于我，我国力量虽小，但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使大三角关系向更加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这篇报告经宦乡修改后直接上报中央，据说得到了中央的重视。

与此同时，也是1980年前后，李一氓在中联部组织专门班子，研究有关当时国际形势和对外关系中六个重大问题，写成一组《讨论稿》报送中央。在这些《讨论稿》中，有几个是影响到我们国家战略决策的重大问题。一个是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工作的重点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但对国际形势的估量还是老看法。李一氓主持写的报告则提出，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战争不但有可能避免，而且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打不起来。为此，政治局专门讨论了中联部上报的《讨论稿》，并请李一氓列席。在谈到和战问题时，大家一时转不过弯来。邓小平就说：“你这个李一氓，帝国主义分明还存在，战争怎么能避免?”但是这个问题的提出终究引起了领导的重视和思考。

李一氓提出的另一个《讨论稿》，是不同意所谓“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认为这种立论没有根据，不成其为“理论”。不但导致在国际共运中完全孤立，而且脱离了多数发展中国家，因此建议不要再提这个“理论”。后来，他向我转达，中央当时就接受了这个意见，决定此后的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正式讲话，不再提“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但先不正式向下传达，学术界仍可争鸣。这一建议非常重要，为后来改变联美反苏的“一条线”战略和“以苏划线”的做法，做了思想准备。

后来，邓小平和“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脱钩了，胡乔木也和这一理论脱钩了。1982年，在准备“十二大”报告的时候，李慎之参加了国际形势部分的起草。李慎之问胡乔木：“讨论国际问题要不要谈三个世界理论?”胡乔木的原话是：“那些都是胡说八道。”所以“十二大”以后，中央文件、中央讲话基本上就不再提三个世界理论了。

后来，邓小平的看法逐渐变化了。1984年，他在接见外宾的时候就讲，我们对战争的看法有一点儿变化。后来在军委座谈会上又讲了一下，说过去毛主席老讲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打倒“四人帮”以后，我们又讲了好几年。现在看来，应该有新的判断。他强调：“现在我们应该真正冷静地做出新的判断。首先就是我们自己能够安心地搞建设，把我们的重点转到建设上来。没有这个判断，一天诚惶诚恐的，怎么还能够安心搞建设?更不可能搞全面改革，也不能确定我们建军的原则和方向。我们既然看准了这一点，就犯不着花更多的钱用于国防开支。要腾出更多的钱来搞建设，可以下这个决心。”

1985年3月，在同日本客人的谈话中，邓小平讲到，世界上最大的问题是两个，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而核心问题是发展问题。发展问题主要是南方的发展。南方发展起来北方才有余地，才有市场。实际上，和平问题就是苏联和美国问题，发展问题就是指第三世界的发展。这样，思想就得到了解放。“帝国主义论”过时了吗?

1989年后，情况又发生了逆转，舆论界不但批评和平与发展时代的提法，而且从上到下相当普遍地批评说，以前对和平与发展问题讲得太多了。就在这时，陈云发表了《帝国主义本性没有改变》的谈话，认为列宁论帝国主义的五大特点没有过时。“那种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已经过时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非常有害的。这个问题，到了大呼特呼的时候了。”他找胡启立问：“帝国主义的五大特征你知道吗?”胡启立说不上来。他说：“帝国主义五大特点没改变，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没有过时，现在有些人说过时了。”邓力群于是奉命组织批判会，组织北京理论界、思想界的人搞座谈会批我。

1990年2月，我收到一个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名义发来的开会通知，要我3月5日去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出席一个由邓力群主持的座谈会，讨论关于帝国主义论和时代问题。我一看，来者不善，肯定是要挨批了。然而，经过“文化大革命”，我已经不再逆来顺受、只知按上面的要求作检讨，而是要尽量实话实说了。于是，就以给主持人写信的形式写了一篇答辩，坚决捍卫自己的观点。

会上，会议主席邓力群要我首先发言。我一看与会者多是北京思想理论界的领导人和知名学者，如何东昌、吴冷西、熊复以及徐达深、浦山、王怀宁等，就说我是来听取批评的，还是让别的同志先讲吧。邓力群说：“那就先读一下你的答辩吧。”我只能同意，算是做了个书面发言。随后，大家开始讨论。发言者主要是拥护陈云对帝国主义看得准、提得及时，对时代问题倒讲得不多，更没人点我的名，同以前的那种批判会大不相同。会议开了半天宣布休会。

第二次会于3月16日举行，我因出席全国政协会议，没能参加。不久，又接到3月28日开会的通知，同时附来一份《论我们所处的时代》的约15000字的长文，是浦山、王怀宁根据头两次讨论和领导意见，将原来的提纲扩展而成的。因第二次会我没有参加，邓力群特意通知我，对这篇文章写出书面意见。我遵照他的指示写了一个文字材料，进行了不客气的反批评。

第三次会仍然是各说各的，内容主要是谈当时的国际形势，很少涉及时代问题，既无指名批评，也无激烈争论。会议开得没什么生气，但还是决定继续进行。第四次会大约是4月上旬，我因有外事活动又没能参加，只好向与会的徐达深了解情况。据他说，会开到后来，吴冷西作了一个发言，认为和平与发展问题是邓小平提出的，他虽然没和时代连起来，但一公开批判就很难分清了，就会造成误会，所以还是以不批判为好。这个意见，大家都表示同意。最后，邓力群就宣布，这个会不再开了。关于时代问题的这次高规格讨论，就这样不了了之。

争论这个问题以后，有人就问邓小平，提出现在是和平发展时代对不对?邓小平的态度含含糊糊，一度有些动摇，说：“现在讲和平发展太多了一点，以后少讲一点。”后来经过几年的讨论，支持和平发展时代提法的人更多了。1997年，在北京召开了国际关系理论研讨会，会议总结指出，“多数学者认为，应该承认现在的时代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因此，到了1990年代下半期以后，再没有大争论，从中央领导到理论界基本上没有太大分歧了。

全球化：改变不了就加入它

我当时的结论很明确，邓小平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十二大”提出独立自主，不结盟。以前，“一边倒”是结盟的，“一条线”也是结盟的，“十二大”就基本上转过来了，讲独立自主，讲不结盟，不和任何大国结伴走。到了“十三大”，提到和平发展是时代主题，到十四大、十五大时叫时代特征，这就明确了。与此同时，我们逐步放弃了国际主义的提法。“十二大”的提法是，我们外交政策是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结合。“十三大”不提国际主义了，“十四大”、“十五大”也不提了。全世界的共产党，包括朝鲜，都放弃国际主义了。

后来，我连续发表了若干篇文章，就是讲对国际形势的根本判断不能轻易变动，认清以后要坚持，不能一有风吹草动就动摇。我坚信，和平发展时代还会持续下去，半个世纪以后还可以继续。我讲了和平发展具备的三大条件：一是人变得更聪明了，包括大国领袖普遍没有打仗的思想了;二是资本主义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市场化已经不是某一个国家的问题，需要全世界共同调节;三是全球一体化。在这种情况下，主流当然是和平，和平背景下发展才会越来越快。我在文章里说，邓小平的贡献是打破了2000年的停滞状态，使中国20多年的进步超过了中国过去的2000年。

外交的变化，对国内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起了非常大的作用。1985年出现了全球化这个名词。我们从1980年代后半期开始积极参加到全球化里面。我们正好在这个时候参加进去，占了大便宜。特别是参加世贸组织以后，是我们大发展的时候。在我看来，1980年代并不是生产有多大的发展，而是生产关系的解放。真正大发展是从1990年代开始的，就是这二十多年。

1990年代初，邓小平说，在联合国要提出改变旧的政治经济秩序的建议，要准备一个提案，推动改革。他说，旧的体制对我们不利，对发达国家有利。后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就召开了怀柔会议，我在怀柔会议上提了一个反对意见。我说，我们现在的任务是继续参加联合国的活动。因为“二战”以后的格局变得相当有利于穷国，一是宣布解放殖民地，一些国家独立了;二是在经济上照顾穷国，照顾发展中国家，照顾第三世界国家。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稳定第三世界的金融机构，关贸总协定好多都是照顾第三世界国家的，既然三大经济组织都是有利于第三世界的，我们就要赶快参加进去，先享受起来，别总想着去改变，而且我们还没有这个实力去改变。

和平发展之路必须坚持下去

我曾经在《张闻天文集》的会议上说，解放以后在外交政策、对外关系上，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张闻天，一条是毛泽东。周恩来思想上倾向张闻天路线，但是执行的是毛泽东的路线。在好多问题上，张闻天与毛泽东都有区别，比如张闻天不主张“一边倒”，主张外交部不是搞世界革命的。他说：“革命不能输出，外交部是代表政府和人家政府打交道，不能去搞革命，挖人家墙角。”张闻天是按照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办事的。当时，东南亚这些国家为什么和我们断绝了外交关系?因为你干涉人家内政了。你自己不让别人干涉你的内政，你却干涉人家内政，凭什么?毛主席是翻云覆雨的，他一会儿搞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会儿自己就推翻了，导致后来我们根本不敢提和平共处，不能出现“和平”两字，就只能说打仗了。毛主席把外交搞坏了，他那条路线总想搞世界革命，即使饿死人，他也不在乎。

现在反思，由于对时代特征判断错误，从上世纪50年代起，我们就和那些抓住机遇的国家背道而驰。人家着眼经济建设，大力发展生产力;我们重视继续革命，不断发动各种政治运动。人家千方百计开展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我们搞反对“西化”和防止和平演变，坚持闭关自守。人家要搞缓和;我们强调备战。其结果是：人家迅速发展，进入新的文明阶段;我们落后倒退，丧失了一次最有利的发展机遇。时间虽然只有30年，但要弥补起来，恐怕就得百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