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延植：评剧《大红马的风波》诞生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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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剧《大红马的风波》诞生始末

日期：2014/7/8 16:42:00   作者：李延植  

上世纪60年代初，也就是1964年，遵化县创作出一部评剧《大红马的风波》。这出戏问世后，经过反复地加工，不断地磨炼，使该剧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受到观众的普遍欢迎和好评，都认为这是一出好戏。有的观众追着剧团连看七八场，他们说这出戏百看不厌。1965年6月14日，当时文化部副部长徐光霄看了这出戏，他在座谈会上一连用了六个“好”对该戏进行了概括，他说：“这个戏题材、内容、主题都很好，基本上是个好戏；演员演得也好，舞台效果也不错；有几场戏更好；(指‘双教子’、‘饲养棚’等场)从头至尾，有高潮，有起伏，步步深入，吸引观众；总的看是一出好戏，很动人，很好!”《大红马的风波》的问世，给当时遵化县正在创建的四好县(政治好、工业好、农业好、文化好)增添了光彩，也给遵化县的文化史留下了一笔小财富。

为什么要写《大红马的风波》

写这出戏，并不是作者生活积累丰富，被生活冲动得按捺不住，欣然命笔，挥笔成文。不是的。两位作者，我和文化馆的徐沛林，都是年轻作者，初出茅庐，不是“油缩子发白——短炼”，根本就是一块白油，没炼过。谁也没写过剧本。之所以要写戏，纯纯粹粹是任务压的，形势逼的。

1964年初，正值“文化大革命”前夕，极“左”风不时阵阵刮来，有时弄得人晕头转向。那时候，全国剧团上演的传统戏，被认为都是“封、资、修”，一夜之间，被一刀砍了去，一出也不准演，要演就演现代戏，演革命现代戏。一刀切着容易，演现代戏说着容易，剧本从哪里来?一时间，全国戏剧界成了一片空白，数千个专业戏剧团体，都捧着一只空空的碗，借找无门。河北省又下达了通知：3年后，也就是1966年，举办现代戏汇演，各专业戏剧团体务必参加。遵化县执行上级指示历来是不折不扣的，当时就定下指导思想：遵化县评剧团要拿出现代戏，争取参加省汇演。剧本从哪里来，最后只剩一条路：自己动手，创作现代戏。发扬“穷棒子”精神，自力更生，自主创业；发扬活愚公精神，艰苦奋斗，苦干实干。于是乎，创作现代剧的任务，就历史地落在了两位年轻作者的肩上，时间两个月，一个月体验生活，一个月写作，拿出剧本来，供嗷嗷待哺的遵化评剧团排练，任务就这样下达了。

救命还得靠“生活”

写什么，怎么写?作者头脑中一片空白。两位作者懵懵懂懂地下了乡，去体验生活。

我们来到了周桥子，周桥子村的老少爷们，刚刚度过三年困难时期，他们深知搞好生产，夺取丰收的份量，他们发挥着聪明才智，日夜拼搏，用“科学种田加大粪堆”创高产，夺丰收。他们提出“跨黄河”(亩产400斤)“过长江”(亩产800斤)的奋斗口号，生产搞得热火朝天，有声有色。那时候《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培养和造就千千万万革命事业接班人》，号召各行各业将培养接班人的工作提上重要议事日程。周桥子人及时实践了这一号召。他们将生产队各个部门，包括大、小队干部、会计、保管，都配备了年轻人，就连饲养处(生产队集体饲养牲口的地方)也安排了思想好、品质高的知识青年。全村上下、老老少少，齐心协力，人人争做贡献，个个力争上游，他们将周桥子创建成了全国闻名的先进典型。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村的大队长张玉斌。这个人是位实干家，生产上是位出色的行家里手。他和支书张玉灿，珠联璧合，人称“哼哈二将”，形成周桥子坚强的领导核心，带领周桥子各项工作都走在前面。这个人性格爽朗，言谈明快，举止大方，与人交往都是袖口吞棒槌——直出直入。他在村里，是“老大辈子”(辈份高)，好多比他岁数大的，甚至嘴巴上长着胡子的，也都对他称叔叫爷。张玉斌有个突出的特点，热心肠，好帮人。谁有困难都找他，不找他见人有困难他也伸手。比如，他要盖房，他曾预备过四套房木料，新房也没盖起来，东家盖房缺根檩子， “上我家去扛!”西家盖棚子少几根椽子，“上我家去取!”一来二去，前后几年，别人家的新房都盖起来了，就他家仍就住着原来的旧房。农家盖房是大事，大事他都无私地帮别人，小事小情更不用说了，这个人热心肠，心肠热得发烫。

张玉斌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农业生产上的行家里手，庄稼地里如何收拾庄稼，饲养棚里如何饲养牲口，宗宗件件他都懂，张嘴就是一套一套的，出口成章。我们在《大红马的风波》剧本中用的好多农谚，大都是从他那里学来的：什么“谷苗薅一寸，顶上一茬粪，”(苗薅小节省地力)什么铡牲口草要“寸草铡三刀，不喂料也上膘”等等。这个人，人人喜欢，人人爱。这个人，就是我们在创作《大红马的风波》剧本中生产大队长高大雷的生活原形。

那时候，中央正在抚宁县搞“四清”试点。中央送给抚宁一匹大红马。那里的人们，感谢党中央的关怀，生产搞得热火朝天。        

生活，轰轰烈烈的现实生活感动着作者，常使我们夜不能寐。在作者的头脑中，逐渐地形成了一条故事线和矛盾线：上级送来了一匹大红马，饲养处安排了一位女知识青年来当饲养员，于是乎，饲养处里，对接班人培养与不培养，思想上的新与旧，科学与保守的矛盾斗争就这样展开了……剧本的故事和矛盾线形成了，这个故事和矛盾成为剧中众多人物活动的平台。就这样，《大红马的风波》剧本在生活的启迪下诞生了。



《大红马的风波》剧照

毛主席说：生活是文学艺术创作的源泉，是唯一的源泉。这是真理。

《大红马的风波》为什么没拍电影?

剧本出来后，经过遵化县评剧团各部门艺术家的精心加工排练，经唐山地区评剧团各位艺术家真诚地帮助提高，经过各级领导和全县热心观众的培育，当时遵化县宣传部副部长席振坤、文化局副局长李浩然、董育然，他们都用心血浇灌过《大红马的风波》。在上述氛围里，《大红马的风波》经精雕细刻，一步步走向成熟，受到观众的喜爱和肯定。在1965年6月12日一次座谈会上，唐山地区宣传部陆彬部长作结论说：“这个戏基本上行了，现在已经站住脚了，可以算成品了，可以拿出去了。”当时，河北省级刊物《戏剧增刊》来信来人，索要剧本要在刊物上发表，但遵化拒绝了，长春电影制片厂要将《大红马的风波》搬上银幕，拍成电影。他们说：“唐山市京剧《节振国》拍成电影，第二个就拍评剧《大红马的风波》。”该厂专门派来了一位编辑，帮助指导电影脚本的编写。并请作者去长影“小白楼”(专门供作者写电影剧本的地方)，将《大红马的风波》改编成电影脚本供电影的拍摄，遵化又拒绝了。遵化县委宣传部拉了“死闸”，在河北省没搞汇演以前，剧本一律不得外传!一切其他活动，都等汇演完了再说。县委宣传部为什么下这样的指示呢?为什么杜绝剧本外传呢?这是有原因的。

当时，唐山地区秦皇岛市评剧团也创作了一出评剧《红色接班人》，他们将这出戏精心加工，准备参加河北省戏剧汇演，但由于不慎，剧本被河北省某省级剧团抢了去，并改编成轻歌剧《园林好》，这个团也声言用该剧参加省汇演。这样一来，秦皇岛市评剧团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弄得他们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遵化为了避免重蹈秦市的覆辙，宣传部才拉下了这道“死闸”。

1966年四五月份(准确时间记不清了)，河北省戏剧汇演开始了，名字叫“中小型戏剧汇演、大戏调演”。《大红马的风波》在汇演中，同样受到了天津观众的高度赞誉，他们报以热烈的掌声。

可是，这次汇演，正值“文化大革命”前夕，受“文化大革命”风潮冲击得十分厉害。就在会上，邻县评剧团的小评剧《一块语录牌》刚演完就受到围攻、批判，批它是什么“打着红旗反红旗”。参加汇演的人，无心看戏，更无心谈论艺术。弄得人人自危，人心惶惶，草草收场，汇演不结而终……当我这个作者回到遵化时，也已经是满院满街大字报了。《大红马的风波》受到无情地批判，批它是刘少奇唯生产力论的代表作，批作者是周扬(中宣部副部长)在遵化的代理人、刘少奇的孝子贤孙。连续的批斗会，撅屁股，写检查，遵化县评剧团批垮了，解散了，同时，《大红马的风波》也批“臭”了……

“文化大革命”过后，拨乱反正，可没人对《大红马的风波》予以评说，时过境迁，在遵化，红极一时的《大红马》也许被人们遗忘了。

时间推到2010年8月，在秋阳高照的一天，我在唐山凤凰山公园门前散步，不意间遇上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见到我，他劈头就叫我“你是大红马!”弄得路边人好不惊诧。他是遵化人，他不知道我的名字，我更不知道他叫什么。几十年过后，他仍然没忘我是《大红马的风波》作者。可见，《大红马的风波》还深深地印在那一代观众的心中。又闻，《大红马的风波》剧本又将被政协遵化市委员会选入《遵化民俗》一书中，不久要与广大读者见面，真让人欣慰。愿现代读者也喜欢《大红马》。

（《大红马的风波》问世已经46年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光阴，好多事情都淡忘了。文中避免不了有疏漏和错误的地方，请知情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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