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辉、杜高：关于《杜高档案》的问答

reading

关于《杜高档案》的问答

李辉、杜高  《书屋》2001年4月号


一、 概况部分
　 李辉： 我想知道，当你第一次看到你的完整档案时，有什么样的感受？恐怕不仅仅是吃惊，也不限于个人的痛感，是吗？

　　杜高： 的确如你说的这样。当我面对着这厚厚的一堆带着沉重的历史陈迹的档案材料时，既惊讶又沉痛，感情是复杂的。这本档案是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我个人在中国社会的政治命运的真实记录。它像一个可怖的暗影紧紧地跟随了我二十四年，目睹了我从一个活泼的青年变成一个衰颓的老人，目睹了我作为一个人的最美好的人生岁月的毁灭。在一个世纪的四分之一的漫长年月里，它的威力在于迫使我不再是真实的“我”，而变成一个被政治运动塑造成的“敌人”、“罪人”。档案里的第一部分材料，是一九五五年五月发动的清算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和肃反运动，收集和制造的各种材料，证明我从建国前的十多岁就是一个“反共分子”，建国后和胡风集团一起成为一个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档案里的第二部分材料，是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这里的全部材料证明我是一个思想反动、道德败坏、生活腐朽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档案里的第三部分材料则是从一九五八年四月到一九六九年十一月，整整十一年六个月我被囚禁在劳改单位实行强制改造的记录。

　　对我个人来说，这本档案是神秘又令人恐惧的。在二十多年中，它对我的心灵的压迫是沉重的，它使我的生命窒息。

　　当一九七九年春天宣布我的错案终于得到平反，宣布归还给我一个真实的“我”的那一天，同时也宣布了所有运动中的材料为“不实之词”而得到“付之一炬，化为灰烬”的历史终结。随着它的死亡，我才开始了新的生命。

　　李辉： 假如撇开个人因素，你作为一个旁观者，该如何看待它们呢？

　　杜高： 我确实没有想到，这些早在十八年前就应该化为灰烬的历史档案，不但还完整地留在人间，而且在十八年后被当作文物出现在北京潘家园的旧货市场上，终于被你这位具有敏锐文化眼光的青年研究家发现和购得，这真是一个奇迹。我甚至觉得有一个神秘的历史意志在有意地安排着这个奇迹似的。李辉先生，当你得到了这批档案后写的第一篇文章《楼适夷的信》在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七日《新民晚报》发表以后，不止使我感到震惊，而且使文艺界不少熟识我的朋友们当作奇闻传布开来。后来我又读到你写的有关“二流堂”的专著《依稀碧庐》，这批档案中的一些材料为你描叙吴祖光和“小家族”的历史悲剧提供了确切可靠的依据。我每读到你的文章和你的著作时都不免引起万端感慨，心灵受到深刻的震撼。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和遭受苦难的朋友们，大都已先后离世。不论是当年整过我、斗过我的人，还是在威逼恐吓下写过不实材料的人，我对他们都早已不存在个人怨恨了。重看这些材料，也不必再分是非了。每个人都是历史的人，都受着历史的局限。当年的政治运动留下的这份历史遗产，也早已违反了当时的意愿而反过来证明运动本身的荒谬和违反人性。历史是公正的，也是无情的。李辉先生，你这一代人理应成为这份历史遗产的真正主人。它将使你们从一个巨大的历史背景下看到一个小人物的真实命运，也将使你们从一个人的遭遇里认识一个大的历史时代。正因为如此，它具有了一种历史的政治文化价值。我愿淡忘个人的痛苦记忆，同你们一样做一个冷静的旁观者来阅读这份档案。

　　李辉： 这批档案截止到一九六九年你被释放回家。在深入讨论这些档案之前，我想先请你谈谈你释放之后的经历，这样可能会帮助我加深对档案的认识。

　　杜高： 一九六九年国庆节，我被宣布摘掉右派帽子，解除教养，原地就业。一个月后，林彪发布了“第一号紧急战备命令”，十一月四日北京市公安局清河农场把我们紧急遣送回原籍。这以后的十年，我流落在城市社会底层，成了一个靠做临时工维持生活的闲散劳动力。我的档案估计也随着我转到了我家乡的派出所。

　　记得我和北大学生谭天荣等十来个湖南籍的右派劳教分子由北京市公检法的一名干部押送到长沙时，站台上已站着十多个戴着红袖章的荷枪女民兵，气氛相当紧张。这使我立刻领悟到，摘掉了帽子，解除了劳教，我们仍然是专政对象。我们穿着一身劳改的黑棉袄，背着一个小被包在站台上排队点名后，便被转交给湖南的公安部门。湖南公安厅很快就对我们分别作了处理，没有家的人被再送往劳改农场，而我的家就在长沙城里，于是让我回家，到街道办事处去办理户口转移手续。我就这样结束了整整十一年六个月的囚禁生活，总算恢复了自由，回到社会上来了。

　　我到家的时刻，一家人正在吃午饭，我敲了敲门，喊了一声 “妈”，我听见妈妈在屋里说：“惠伢子（我的小名）回来了。”门开了，妈什么也没有问，说：“快吃饭吧。”她没有流露出惊讶，显得很平静，尽管站在她面前的已不是十一年前的那个英俊青年，而是一个又黑又瘦，门牙脱落面容憔悴的中年人。她似乎天天盼着这一刻，认为我早就应该回家了！

　　我家久居长沙，街坊邻里都知道我的父亲是一个老革命，我的母亲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小学校长，我回家后，居委会和派出所对我的监督并不严厉。当时我正患着肺病，时常咯血，但又不敢让人们知道，既怕人们嫌弃我，又怕找不到活干，不能维持生活。由于长期被监禁，我的思想和行动变得很迟钝，总觉得有人在监视我和跟随着我，终日处在一种惊恐的状态中。居委会主任派我去挖 防空洞，派我到郊外挑沙子，派我到街道翻砂厂去抬铁水，我都一声不吭地去干。但他们很快发现我的身体的确很糟，干不了，就不再派工了。

　　不久后我遇到的一件惊心动魄的事，使我不能不从心底里对“无产阶级专政”恐惧万分。

　　一九七○年新年前后，我的父亲从五七干校回到了南京，得知我已摘帽并回到家乡后，要我到他那里小住恢复身体，我就到了南京。一天早晨，我妹妹买菜回来，不安地悄悄对我说：“今天要枪毙一批罪犯，布告贴出来了，有像你这样的右派分子。”我心中一震，忙到街上去看布告。万万没有想到，在被枪毙的罪犯名单中我看到姚祖彝、王桐竹、陆鲁山、孙本乔这几个十分熟悉的名字，他们的罪行是企图偷越国境，煽动知青回城。

　　他们是曾同我在一起劳教的右派。一九六二年五月，当北京市公安局把经过两年多大饥饿年月存活下来的几百名右派劳教分子从各个劳改单位集中到北京南郊团河农场时，我因咯血编入病号组，不参加劳动，同时编在病号组的另一人负责打扫院内厕所，也不用下地出工，这人就是外贸部的英文翻译姚祖彝。在当时的右派队里，他算得上是一个衣着最整洁的人。他穿一套工作服，套着一双长统雨靴，每天把粪挑到菜田去。姚祖彝沉默寡言，同组里任何人都不交谈，厕所打扫完了就独自靠在地铺上看书。他的枕头底下藏着一小罐香港寄来的猪油，每到吃饭时，他就悄悄把猪油涂在窝头上，令我们羡慕不已。因为有猪油，他的腿没有浮肿，还能挑得动粪桶。有一天上午，风和日丽，大队出工了，院子里很安静。我到院子里晒太阳，看见他把粪桶冲洗干净了，靠在墙边上休息，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本很小的书看起来，我走过去问他看什么书，他把书递给我看，是英文袖珍本《傲慢与偏见》。我们愉快地谈起这本小说，我这才知道他是一九四八年燕京大学英语系的毕业生，他的姐妹都在香港。我们同在一个组约半年，交谈仅仅这一次。他因为遵守纪律改造表现好，不久便解除劳教，离开右派队，调到职工队去了。我同他也就再没有见过面。

　王桐竹是我在教养队里的一个好朋友。他很年轻，很有才气，是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的俄文翻译。他长得很英俊，娶了一位新疆姑娘，但打成右派后，家庭破裂了。他的父亲很早入党，后来被打成“托派”，开除出党，这对他的政治处境可能有影响。我们彼此很信任，经常交谈对形势的看法，深信谁也不会出卖谁。我们也谈文学。我们在麦田里锄草时，两人并排往前走，他抑扬顿挫地用俄文朗诵普希金的《致凯恩》：“我回忆起那美妙的一刻，在我的面前出现了你……”如果我们不是囚徒，如果那里不是劳改农场，那情景可以说是相当浪漫的。

　王桐竹一九六三年解除教养，留场就业。他离队的那天同我约定，下个星期天的晚上九点，他将一包食物从厕所旁边的铁丝网下面偷偷递进来，藏在草丛里。那天晚上我假装上厕所，在草丛中果然发现了一包烙饼，我躲在被窝里把它们吃掉了。这是相当冒险的行动，只有王桐竹才对我这样好，我真从心里感激他。

　陆鲁山和孙本乔同我没有个人交往，他们都是二十岁出头的大学生，一个是北京农机学院的，一个是北京工业大学的，都是一九六○年以后“升级”送来教养的。他们都是很可爱的青年人。即使在那样饥饿难忍的年月里，他们仍拼着命卖力地干活。在很冷的冬天，他们干活的时候都脱光了膀子，显示出他们青春生命的顽强。

　一九六一年冬天，我们在清河农场的一个叫“584”的分场劳动，每到接待亲人的日子，总可以看见一个戴红围巾的姑娘从远处走来。那年冬天雪下得很大，姑娘的红围巾在雪地里显得格外耀眼。这是陆鲁山的恋人，北京一个工厂的女工。陆鲁山戴上右派帽子后下放到工厂劳动，这位姑娘爱上了他，劳动教养后，陆鲁山多次提出同她断绝来往，姑娘坚决不同意，以身相许，等待他早日自由。每到探视日，她从北京一早坐车赶到茶淀农场，带着自己省下的粮食，辛辛苦苦走几十里路来看他。因为没有人来看我，我只能站在监舍门口远远望着那些从北京来的家属们的身影，也就没有机会看清这位姑娘的面容，但我想她一定是非常美丽的。姑娘的故事强烈地感动着我们这些被社会鄙弃的右派分子们的心。

　　孙本乔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青年，遵守纪律，积极劳动。他宁愿忍受饥饿，从不偷吃地里的农作物，干活时也从不偷懒，从不说一句牢骚怪话，在队长面前保持着一个知识分子的尊严。他很聪明，在一起劳动的大学生们都很佩服他。大学生们干活时常讨论一些数学题，他总能很快地用心算找出答案。他是一个很优秀的青年。

　　这一天，我站在南京街头，挤在看热闹的人群中，看着开赴刑场的卡车从我身旁驶过。即将被处决的犯人都被捆绑着，身后插着一块牌子，垂着头，在短短的几秒钟里，我一下认出了站在车前头的姚祖彝，我想找王桐竹，再看他一眼，但还没有看清楚，车便驶过去了。

　　我站在街头，浑身颤栗，不敢想象他们被枪决的那个可怖的场面。连着几天，政府组织了几个知青到各区居民当中巡回控诉他们毒害青年的罪行，我没有勇气去听。我不想知道他们到底犯了什么罪，但我猜想，他们实在是对这片土地绝望了。

　　李辉： 你说的这四个右派的遭遇，我感到震撼。他们的案子后来平反了吗？文革后有没有新的说法？

　　杜高： 在文革中有那么多人蒙冤而死，并不一定每个冤案都会得到平反。时间过去很久了，这四个小人物大概早已被人们遗忘。我也无从打听到这个案子是否有新的说法，但是他们最后的那可怖的一瞬，永远保留在我的记忆中。

　　李辉： 你在南京呆了多少时间？后来又到了哪里？

　　杜高： 我在南京逗留的时间不长，急忙回长沙找工作。一个早晨，我在长沙菜市场偶尔遇见了鲁迅研究专家朱正，他是我的老朋友，也是解除教养的右派，在街道上劳动。他告诉我《湖南日报》的傅白芦、省委宣传部的傅紫荻、白原、文联的汤炜等一批湖南文化界的右派都在街道工厂干活。我急切地想通过他们找活干。一星期后，我找到了少年时代的老朋友傅紫荻，他见到我劈头告诉我一个消息：朱正和作家钟叔河等几个解除教养的右派又被抓走了。这一次不再是劳教，而是要判刑了。

　　这的确使我又一次感到政治处境的严峻，我战战兢兢，小心翼翼地活着，言论和行动都格外谨慎。所以我的档案里也就没有再增添新的材料了。

　　李辉： 湖南文化界的右派们的处境如何？你是怎么生活过来的？

　　杜高： 在长沙的一批文化界右派都在困苦中艰难地挣扎着。作家刘样拖着沉重的板车走过了十多年。原湖南音协副主席曾水帆是一位很有才华的作曲家，他创作的《澧水船夫曲》在湖南广为传唱。打成右派后，妻离子散，孤独一人，精神痛苦不堪。我到过他住的小阁楼，只见他的全部家当就是一床破棉絮！他在一个街道小厂为乐器调音，每日借酒消愁，终于在一天清晨倒毙街头。情状之惨，令路人垂泪。老戏剧家董每戡教授穷愁潦倒，无以为生。钟叔河的妻子朱纯曾和我同在一个厂干活，她原是《湖南日报》的著名女记者，打成右派开除公职后，凭着坚强的意志学会了木工活，已是一个熟练的模型工了。她独自抚养两个女儿，她的生存能力使我敬佩不已。

　　十年间，我拖过板车，描过图，干过零杂工，锻炼出了一点生存的本领，后来在街道办起了一个教具工厂，当时最大的人生愿望是能进一个区办的“大集体”，年老后享受劳保。
二、 肃反部分
　　李辉： 八十年代我在撰写《胡风集团冤案始末》的时候，了解到你与路翎关系接近。那么，你和汪明等人作为小集团揪出来，是在一九五五年五月批判胡风集团的同时，还是在全面开始肃反之后？

　　杜高： 对我和汪明的思想批判是和对路翎的批判同时开始的，而“小家族”被作为反革命小集团揪出来则是在肃反运动全面开始之后。

　　我想先从剧本创作室的情况讲起。

　　一九五一年我和汪明合写的第一部反映抗美援朝的话剧《向三八线前进》，获得了东北军区文艺创作一等奖。一九五二年初夏，我和汪明从朝鲜前线回国以后，便调到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创作组，和路翎在一起工作。路翎是一位有成就的青年作家，我很尊敬他，我们同住一个小楼，朝夕相处，建立了很好的友谊。一九五三年秋全国第二次文代会以后，从青艺、戏剧学院、中央歌剧院等艺术团体抽调了二十余名创作人员组成了剧本创作室，由文化部艺术局领导，以后又划归中国戏剧家协会。老剧作家陈白尘任主任，成员有安娥、贺敬之、赵寻、蓝光、贾克、乔羽、刘沧浪、鲁煤等，我和汪明、路翎都调到了这个创作室。

　　我那时才二十三四岁，是创作室年纪最轻的一个。创作室应当说是人才济济，老中青结合，体现了那个时代艺术创作的蓬勃景象。田汉的夫人安娥是我们的前辈作家，她创作的《卖报歌》《渔光曲》等是中国新音乐的经典歌曲，我小时候就喜欢唱；贺敬之是从延安来的才华横溢的青年诗人，他参与创作的歌剧《白毛女》刚刚获得斯大林文学奖；赵寻、蓝光夫妇抗战时期就在演剧二队从事戏剧工作，一九三九年曾在延安参加《黄河大合唱》的首次演唱，进城后，创作了《思想问题》等话剧作品；贾克、赵寻等集体创作的话剧《民主青年进行曲》，在刚刚解放的广大青年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刘沧浪、鲁煤创作的《红旗歌》是解放后第一部表现工人阶级精神风貌的话剧作品，在全国各地上演，受到文艺界的重视和广大观众的好评。歌曲《我的祖国》的词作者乔羽，当时作为一个年轻的歌剧作家，也在这个创作室。

　　李辉： 你和路翎接近，贺敬之也受到过“七月派”影响，与胡风有过交往。我曾访问贺敬之，请他谈过与胡风、周扬的关系。他谈到一九五五年曾因受到牵连，被隔离审查将近一年。那么，在发生变故之前，胡风与你们创作室这批年轻人有过什么交往？

　　杜高： 胡风曾热情地称赞过这个创作室成员的许多作品，他从上海来北京出席第一次文代会时，和这一批当时还很年轻的诗人和剧作家们有过充满友情的接触，胡风身上洋溢着的批评家的魅力深深吸引着大家。有一次，贺敬之、鲁煤、乔羽等创作室的年轻人在东安市场“东来顺”招待胡风先生吃涮羊肉，大家举杯祝他健康，他却举起酒杯热情地说：“让我们为现实主义的胜利干杯！”胡风针对当时文艺创作上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鼓励作家忠实于现实生活，坚持现实主义的原则，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反映生活。他喜欢举例说，托尔斯泰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巴尔扎克是个保皇党，但由于他们深刻地揭示了社会生活的真实内容，可以克服自己思想的局限，创作出不朽的杰作，这就是现实主义的胜利。他的这些观点对于渴望在创作上有所成就的青年作家们当然是很富吸引力和启发力的。

　　胡风的文艺理论和当时代表党的权威的文艺思想和理论，有着深刻的分歧。胡风的理论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几乎被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看成一种“邪教”，胡风派也被当作左翼文艺阵营中的一个危险的派别。

　　一九五四年周扬代表中央在文艺界内部召开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对胡风进行“批评帮助”。胡风坚持自己的文艺观点，于是对他的批评发展为对一种“主观唯心主义”文艺理论的公开批判。这时，毛泽东发表了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批示，文艺界闻风而动，很快就从质问《文艺报》编者为何压制“两个小人物”，发展为对胡适思想的一次总清算。这两个大批判运动震动了整个中国知识界，每一个欢欣鼓舞地走进新中国的知识分子到这时都不得不心惊胆战地想着自己如何脱胎换骨了。

　　李辉： 路翎当时的情况如何？

　　杜高： 一九五四年这一年是路翎写作最勤奋、最富有成果的一年，是他发表作品最多，而遭受的批评也最凶猛暴烈的一年。他被当作胡风理论的体现者，“要批透胡风的理论就要解剖路翎的作品”。我看到，这一年中路翎的神情经常是紧张而痛苦的，他的一双大眼睛常常流露出不安和惊恐，他不停地吸烟，平日极少说话，整天关在自己的小屋子里。深夜他常来敲我的门，邀我一同到东单的馄饨摊上吃夜宵，切一碟腊肠，要一盘豆腐干，喝一大瓶“二锅头”酒。这时候他就用无奈的语气痛苦地笑出声来：“你看到×××的批评文章了吗？还有××的那篇……”他垂下头吞下一杯酒，说：“这样的批评只能扼杀文学的生命……真没有办法，……喝吧，我们不去管它……”每当这时候，我充满了对他的同情，我觉得我是理解他的，我当时真不懂，为什么有人这么憎恶这样一个难得的优秀作家呢？后来我才知道，这年冬天，他埋头写了一篇答辩文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八日的早晨，创作室副主任李之华叫我和他一起到青艺剧场三楼小舞厅去出席文联和作协主席团的扩大会议，这是会议的最后一天，在前几次的会议上，胡风做了长篇发言，路翎也针对批评作了答辩。

　　李辉： 能否把十二月八日那次会议的现场情况回忆得详细一些?本来前几天还是由胡风、路翎慷慨陈词，但这一天突然间从批判《文艺报》转为批判胡风，颇让人惊讶。局势急转直下，我很想知道当事人的反应。

　　杜高： 我没有想到，在剧场楼顶的小舞厅里，这一天竟聚集了中国文艺界的名人巨头，我参加的是一个后来载入中国文艺史册的会议。我走进会场时，冯雪峰先生已经孤零零地坐在长条桌边了，他旁边的座位空着，我有礼貌地走近他，叫了一声：“雪峰同志，您好。”他睁开眼向我点了点头，我便坐在了他的身旁。雪峰先生是我最尊敬的前辈，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一九四九年上海的一个酷热的夏夜。上海解放初期我在华东团委《新少年报》工作，经常给唐弢先生主编的《文汇报》 “磁力”副刊写稿。七八月间的一个下午，我给唐弢先生送稿子，他看完后说这篇稿子最好在雪峰主编的《文学界》副刊上发表，他留我吃完晚饭后一起去见雪峰先生。我们坐了一辆三轮车到虹口的一个弄堂里，在一幢小楼的凉台上，雪峰先生和魏金枝先生正在喝茶谈天。雪峰先生和我谈了一些文艺现状，指点我针对现实情况写文章。我那年十九岁，雪峰先生对待青年亲切谦和，没有一点大作家的架子，使我觉得在他身上闪现着鲁迅先生的影子。

　　这一天雪峰的情绪显得很沉重，袁水拍在《人民日报》发表的《质问文艺报编者》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压力，谁都看得出，这是秉承了中央的意图，绝非袁水拍个人之作，是针对他这位主编的。他一直闭着眼坐在那里，我注意到，除了丁玲走进会场时他俩打了个招呼外，他同谁都没有点头。即使当郭沫若、茅盾、周扬等一群人从他身旁走过时，他都没有睁开眼。后来阿英先生进来，坐在条桌的对面，正对着他。我便顺手端起桌上的茶壶，给这两位前辈倒茶，没想到雪峰先生竟客气地站起来向我致谢，使我大受感动。

　　这一天我没有看见胡风。会议先是继续发言批评《文艺报》，李之华发言，对《文艺报》“内部通讯”未经组织核实就发表了一封批评我的来信提出意见。会议的中心是郭沫若讲话，他按照中央的部署提出了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和我们与胡风的分歧。最后周扬作了长篇讲话，他扬起手，用湖南话庄严地高声呼喊：“我们必须战斗！”他以一个斗士的姿态宣布与胡适学术思想、与胡风文艺理论的分歧已经变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场阶级斗争。

　　散会以后，路翎的脸色苍白，几个小时以前他还很有信心地告诉我，他的答辩文章《文艺报》已经同意发表。没有料到，形势变得更加严峻，他那篇自认为逻辑严谨论证有力的答辩不过是向即将开展的更大规模的批判运动送上了又一份“反面教材”。从这天以后路翎就不见了。大约一个月以后，我到文化部送交代材料，恰遇路翎被几个人监送着走出文化部，匆匆相遇，我清楚地看见他的前额垂下了一缕白发。那年他三十二岁。

　　李辉： 周扬发表了《我们必须战斗》那个报告之后，你们创作室的情况发生了哪些变化？

　　杜高： 从一九五五年春季开始，批判胡风的主观唯心主义成为文艺界政治学习的中心。形势越来越紧张，创作室每周召开两次学习会，人人都联系自己批判胡风。那些曾经和胡风碰过杯的年轻作家们无不痛心疾首，痛悔自己受了胡风蒙蔽。我和汪明的处境很尴尬，谁都知道我们和路翎的关系密切，我们的几次发言，大家都认为认识肤浅，不能通过。

　　我记得当时对胡风理论的分析批判主要有这样几个内容，如胡风说“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诗”，实质上就是阻挠作家参加革命，阻挠作家到工农兵的火热斗争中去；胡风提出可以表现“精神奴役的创伤”，是否定中国劳动人民的革命性，是对革命人民的极大诬蔑；胡风提倡的 “主观战斗精神”是未经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自我扩张，是和革命的集体主义精神相对抗的极端的个人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而胡风大肆鼓吹的现实主义，就是为着反对马列主义世界观，似乎作家只要忠实于生活，没有马列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也能写出好作品，等等。

　　现在大家都会看清这完全是强词夺理上纲上线，但我为着表现自己已和胡风文艺思想划清了界线，按照这个思路写了一篇批评路翎的剧本《英雄母亲》的文章，《剧本》月刊安排在六月号发表。

　　不料，在文章排印过程中形势发生突变。五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公布了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一批材料，同时公布了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报纸的大字通栏标题是：“提高警惕，揭露胡风”。文艺思想的争论已上升为政治斗争，而我的批评文章还停留在文艺思想的讨论上，这又成了活靶子。《剧本》月刊接着就发表了对我的批判文章，指责我有意模糊人们对胡风集团的认识，掩护胡风集团退却。

　　李辉： 人们谈到当年的反胡风运动，时常会谈到吕荧在批判大会上挺身而出为胡风辩护的举动。你当时在现场吗？

　　杜高： 我在现场。那是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五日，是一个很难忘记的日子。这是胡风集团的第二批材料公布的第二天。我又接到通知，出席文联和作协主席团的扩大会议，地点在东总布胡同贡院西街出版总署的大礼堂。这次会议规模很大，整个礼堂坐得满满的。首先由文联主席郭沫若讲话，他的语气极为严厉，把胡风说成是隐藏在内部进行破坏活动的敌人，宣布对这些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必须镇压，而且比解放初期镇压反革命要更严厉。他宣读了开除胡风作家协会会籍和撤销他一切职务的决议，全场近千人鼓掌通过了这个决议。

　　郭沫若的讲话实际已经传达出毛泽东决心在全国开展“肃反”运动。

　　接着，一个个发言者上台慷慨激昂地声讨胡风。当李希凡上台时，周扬特别高兴地向大家介绍，他就是毛泽东表扬的“小人物”，是“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

　　忽然，一个身体瘦弱的书生主动上台要求发言，谁也没想到，他居然不识时务地为胡风辩护，结结巴巴地说：“胡风不是反革命……他是学术思想问题……”这就是《欧根·奥涅金》的译者、美学家吕荧先生，也是那位“小人物”在山东大学的老师。吕荧的话还没说完，全场就爆发出一片愤怒的吼声，那真是一个惊心动魄的场面。我看到吕荧不屈地站在讲台上，满脸淌着汗，直到被一位大理论家揪下台。

　　最后，周扬讲话，他讲了很多，我至今没有看到过这次讲话的记录材料。但给我印象最深的有这样一些话：“不久前苏联作家协会开除了两个作家的会籍，一个是苏尔洛夫（剧本《曙光照耀着莫斯科》的作者），还有一个是酗酒成性，道德败坏的诗人维尔塔，现在我们也开除了两个作家的会籍，一个是胡风，一个是道德败坏的孔厥（《新儿女英雄传》的作者之一）。”“苏联揭露了一个暗藏在克里姆林宫里的医生反革命集团，现在我们也揭露出了一个暗藏在文艺队伍里的胡风反革命集团。”他还特意极为自豪地告诉大家：“毛主席对我讲，我们编的这个胡风集团的材料和写的按语，应当送到苏联去得斯大林文学奖。”这些话给我的印象是：苏联是中国的榜样，苏联怎么做，中国也怎么做。 　　

　　李辉： 在这之后你的处境怎样？你的档案是从这时开始的。

　　杜高： 从这次会议以后，“肃反”运动开始了。几天后通知我搬家，由青艺宿舍搬到北新桥大二条四十九号院里一间约八平米的小屋。后来我知道，这就是路翎的隔离室，几天前他从这里被公安部逮捕。我搬来后就失去自由，隔离反省，由一位共青团员小李监视我。我的朋友汪明、田庄、蔡亮、陶冶等相继被隔离审查， “小家族”成为文艺界肃反运动的一个重要案件。

　　我还想讲一件小事。这个小院是创作室的宿舍，正房住的是创作室的支部书记贾克。入冬以后，我看见贾克的爱人穿着一件蓝色的皮大衣推着自行车去上班，我一眼认出她穿的是路翎的大衣。在朝鲜前线的时候，我们每人都发了一件老羊皮大衣，回到北京后，黄绿色的军大衣不适宜穿了，我和汪明不知道把大衣丢到哪里去了。而路翎是个非常节俭的人，他的夫人余明英把羊皮里子刷得雪白，把黄面子染成蓝色，穿上又暖和又好看，让我和汪明羡慕不已。当我又看见这件大衣时，着实吃了一惊。

　　在我们的生活里，确实也还有另一种政治品德和道德风貌完全不同的领导人。我不能不怀着深深的感激和敬佩的心情向你提到当时创作室的另一位副主任田兵同志。在那样一个人人争相以无情的斗争来保护自己或求得信任的年代，田兵这位真正的老战士却表现出了政治信仰的纯洁和精神人格的崇高。

　　我是在整整四十年以后才知道田兵同志为了我而遭受打击的详细情况的。

　　当我作为暗藏的特务分子被隔离起来以后，田兵在一次剧协领导成员的会议上说，杜高是我党一位老同志的孩子，建国前才十几岁，从小就参加进步的演剧活动，怎么可能是特务呢？不要把他当作敌人，采取残酷斗争的手段。他的话还没说完，就遭到其他与会者的严厉驳斥，人们纷纷指责他思想右倾，和中央对抗；用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主义来模糊敌我界限；在复杂的阶级斗争中丧失革命立场等等。

　　几天以后，剧协召开党团员肃反动员大会，副秘书长孙福田做动员报告。报告结束时，他忽然对着坐在长条会议桌另一头的田兵说：“你的历史也要审查，你的叛党问题还没有查清楚。”会场空气顿时紧张起来，到会的人都转过脸望着田兵。只见田兵再也忍不住愤怒，他一拍桌子站了起来，冲着孙福田说：“你胡说八道，我没有一天离开过党的队伍！”

　　这是一个令所有人大吃一惊的场面。几十年后当时在场的友人陈刚告诉我，他至今还清晰地记得那天的情景，平时温和厚道的田兵忽然像变了一个人，两眼圆瞪，面孔铁青，愤怒地吼叫着。

　　一个星期后，田兵被调到遥远的贵州，担任文化局副局长。

　　一九七九年春我平反改正重回剧协工作，田兵来北京开会，我们见面了。田兵说了许多安慰我和鼓励我的话，我感觉很亲切。但有关他自己的遭遇他却一字未提。他为我而受到打击，我竟一直不知道。又过了十多年，我到贵阳开会，又和他见了面。他刚从医院回家，显得衰老多了，但见到我仍很愉快，说了许多使我感觉亲切和勉励我的话，仍然没有提及自己的遭遇。

　　一九九八年十月，我从《中国文化报》上读到女作家柯岩的一篇感人至深的散文《不能忘记》，在这篇充满激情的文章里，作者叙述了诗人田兵的坎坷经历和坚定的人生信念，披露了他在肃反运动中为了“保护一个青年作家”而遭受打击的经过。这使我对田兵同志的高洁的品格更为敬佩。

　　田兵是一九三八年参加八路军山东纵队的老战士，老党员。他参加过开辟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战斗，一九四二年在与日寇的拼搏中被俘，后与战友们一起组织暴动，夺枪越狱，受到军区司令部的通报表彰。一九四○年在鲁西区党委开展所谓“肃清托派”的政治斗争中，他被打成托派分子，险遭活埋。杨勇将军挺身相救才使他幸免于难。

　　出生入死的战斗生涯不仅磨炼出田兵坚毅的个性，无私的品德，还使他成为一个为真理而歌唱的热情诗人。

　　我想，只有一位老战士，才敢于仗义直言，无所惧怕；只有一位蒙冤者，才深知政治运动的残酷；只有一位诗人才能以宽厚仁爱的胸怀对一个青年的命运倾注真诚的同情。 　　

　　李辉： 这批档案中相互揭发的材料比较多。当时你们是否每个人都有专案组，他们如何找你们谈话，你们如何写材料？相互之间允许通气吗？

　　杜高： 对我的审查完全是按照“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模式进行的：首先是把我和几个交往亲密的朋友汪明、田庄、陶冶、蔡亮、罗坚等定为一个小集团，名称是 “小家族”；接着确定这是一个政治性的小集团，是受路翎指挥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外围组织；然后进一步查证这个小集团的成员都有严重的历史问题，是混入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

　　我们分别被隔离起来以后，和外界断了一切联系，更不可能互相通气了。我不能独自走出四十九号院，理发、洗澡都要经过领导批准，出门由小李跟着。我去理发，他坐在理发店门口，我去洗澡，他就站在澡堂门外，冬去春来，如影相随。这样过了一年多。经常审问我的人有赵寻、蓝光、李之华、范景宇等人，他们大约就是我的专案组了，还有一位李悦之，负责到各地进行外调。那一年，我处于极度的惊恐焦虑之中，也有过越墙逃跑和一死了之的念头。我虽然从幼年就崇拜共产党，把共产党人都看作我的亲人长辈，但那时是在解放前的“国统区”，我从来没有经历过革命队伍的内部斗争，更不能料到自由民主的新中国，政治运动竟是这样残酷。我每天不停地写交代材料，拼命回忆我所经历过的每一件事和与朋友们交往中的每一次谈话，我非但没想隐瞒什么，总怕自己写得不够详尽，我以为把大大小小的事情都交代清楚了，就会证明我们确实没有什么政治问题。但是专案组每次来拿材料时，总是留下同样的一句话：“老实点，你还有重大问题没交代。”我为此惊恐痛苦万分，但又确实想不出我还应该写什么。

　　李辉： 隔离时间有多长？最后有没有结论？

　　杜高： 我被隔离了一年四个月。运动后期，我实在没什么可交代了，专案组也不来管我了，我就在小屋里自学俄语，阅读俄文报刊。一直到一九五六年十月我才看到了肃反结论，恢复了人身自由。汪明、田庄、陶冶都先我恢复了工作。 　　

　　李辉： 今天再看各自的交代，你觉得是否符合事实？被逼迫的成份有多少？

　　杜高： 我只举自己的一个例子。一九五五年夏天，运动到达高潮期。专案组四五个人每天轮番同我谈话，逼问我在解放前与中统有什么关系，我说没什么关系。我只听说过中统是特务，但实在搞不清中统是什么体系，什么性质。但专案组说，你既然在《湖南日报》工作，《湖南日报》是国民党省党部出钱办的，那你不是特务是什么？我反复解释，当时在国统区，许多报社里既有反动文人，也有进步的新闻工作者，甚至有地下党员，还有许多人只不过是混碗饭吃，没什么政治背景，那时进人也不用严格审查，只要有熟人介绍，有一定文化，收入也不高。专案组的人很气愤，责骂我年纪轻轻却是一个反共老手。就这样连续几天的审讯，我疲困不堪，精神处于崩溃的边缘，实在想躺下休息，就说，我坦白，我参加了国民党。审讯者如获至宝，要我交代参加国民党的经过。我就信口编了一个故事，说一九四七年我到《湖南日报》去工作时，办公室有一个女人要我填了一张表，算我参加国民党了。档案材料里留下了这次审讯的记载。

　　对于我所说的参加国民党的经过，现在的人们一眼就可看出编得太荒诞，没有一点可信的细节。可我绝对没想到，这个交代后来成为“小家族”是一个反动组织的重要根据写进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给中央的正式报告，而更没有想到，这样一个严重的“历史问题”就此没有了下文。

　　平心而论，与后来的反右、文革相比，这时的审查还是比较文明的，没有动武。但是它给人们心理的压力却难以承受。从档案里可以看到这样的记录：没有问话，时间标明“夜十二点”。这种审讯方式在田庄专案组的一份报告里也得到验证。这份报告说，经过“连续作战”，田庄终于交代了什么什么。所谓“连续作战”，就是审讯者不让你休息，不让你辩白，不说出他们需要的材料就不罢休。审讯者当时也许没有意识到这就是“逼供信”，他们为了表示自己的顽强作战精神，为了说明审查对象的“顽固不化”，无意中把这种审讯方式也如实地记载了下来。所以，今天再看这些各自的交代，首先要了解这样一个背景。

　　李辉： 我注意到关于“小家族”的档案中，有一些涉及到你们生活方面的问题。它们起到的作用到底有多大？

　　杜高： 因为“小家族”确实没有什么阴谋活动、反动纲领，无论是别人揭发我，还是我揭发别人，一些政治性言论基本上还是属实的，只不过上纲上线地进行了批判。这些批判歪曲了正确的认识，把真理诬为谬误，把活泼的思想看成反动。而那些下流言论的交代，不实或夸张的居多。政治上搞不垮，就要在生活上把你搞臭，道德败坏是最能激起人们义愤的。档案材料里现在还可以看到审讯者一再追问我是否和女同志发生过性关系，真是对人的侮辱。而我的朋友们，实在交代不出政治问题了，只好挖空心思把平时的一两句玩笑话当作污言秽语交代出来，比如在吴祖光家里看世界名画集被说成看“春宫图”，把《十日谈》里一些表现男女关系的语言也当作了我们的“痞话”。

　　当时我们是一群自命清高的文艺青年，我们渴望真诚纯洁的爱情，在生活上是严肃的。后来的事实证明， “小家族”的成员都是作风正派的。蔡亮和张自疑、田庄和陈敏凡等夫妇始终甘苦与共，忠贞不渝。我直到平反后年已五十才结婚，而汪明一生未近女色，孤身一人惨死于安徽劳改农场。 　　

　　李辉： 在《杜高同志的历史》这份档案中，你提供了不少历史证明人，其中有些人当时担任要职。但我注意到，这批档案中并没有他们的证明材料，这是为什么？

　　杜高： 这也是我很奇怪的问题。解放前我才十几岁，搞清我的历史不是什么困难的事。自从十岁在桂林参加新安旅行团，在国统区那样复杂的环境中，在战火纷飞的旧中国，我辗转流徙，但与不少地下党员以及著名的革命文化人士都有直接联系。审查我时，这些人都还活着，不可能不向他们调查我的历史情况，他们也一定会如实证明我从少年时代就追求进步。但是存留下的档案里居然没有一份这样的材料。这至少说明，为了把一个人整成反革命，一切与这个目的相悖的材料都弃之不用。

　　李辉： 也就是说外调材料也是有选择的。

　　杜高： 我的父亲李仲融是在一九二五年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党员，抗战爆发后，他是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的领导人之一，和田汉、翦伯赞、吕振羽、谭丕模、张曙等一起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并输送一些进步青年去延安。一九三八年长沙大火后，他和吕振羽、曹伯韩、张天翼等革命文化人士创办了湖南塘田战时讲学院，这个学院后来被誉为“南方的抗大”，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批干部。我在七八岁时就随父母生活在这个学院里，受到革命文化的熏陶。一九三九年塘田讲学院被国民党强迫解散，我们一家到了桂林。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后父亲奉调去苏北新四军工作，把我留交新安旅行团学习。新旅被迫解散后，大一点的孩子转赴苏北根据地，我随母亲留在桂林上学，同时参加“新中国剧社”、“国防剧艺社”、广西艺术馆等团体的演出活动。我曾在熊佛西导演的《北京人》里演小柱儿，在田汉编剧、瞿白音导演的《秋声赋》里演擦皮鞋的流浪儿，在欧阳予倩导演的《旧家》里演一个孩子。我喜爱戏剧，在排戏的时候，我入迷地一边看熊佛西、欧阳予倩这些大戏剧家做示范动作，一边听他们讲戏剧的道理，这是我上的戏剧启蒙课。

　　我和我的哥哥都从小爱好写作，十岁那年我在福建的儿童刊物上发表了第一篇习作，后来又在邵荃麟主编的《新道理》等刊物上发表习作。我梦想做一个作家。

　　一九四四年冬湘桂大撤退，母亲带着我们步行到了贵阳，我亲历了中国人民逃亡的悲苦，目睹了人流三千里的惨状。

　　我从十五六岁到十八九岁，凭着一个少年人顽强的生存能力，在旧社会度过了艰苦而动荡的最后三四年。我曾几次计划投奔解放区，都未能成功。如一九四七年父亲的朋友曹伯韩先生介绍我到香港去找廖沫沙先生转赴解放区，一九四八年我又同李金声（解放后任上海广播合唱团指挥）等几个年轻朋友打算从上海转道苏北解放区，都因种种变故未能成功。

　　我的母亲听说我被审查之后，把我少年时代参加演出的戏剧说明书和在报上发表的习作的剪贴本都寄到北京，她认为从这些本本中可以了解我成长时期的思想倾向。母亲精心保存多年的这些本本交给专案组以后，就再没有归还给我了。

　　李辉： 原来你的习作剪贴本是你母亲主动上交组织的。在这批档案中我只发现了一本。

　　杜高： 李辉先生，在你寻找到的这批档案中，竟然还幸存了一本一九四六年我发表的习作的剪贴本，这使我惊喜万分。真感谢你把这样一个失而复得的纪念品送还给我。这本用粗糙的毛边纸装订的文集，封面是我用毛笔写的《爝火集·杜高》，扉页上粘贴着一幅朋友为我作的图画，月光下一个青年弹着东不拉在高歌，标明 “第四，1946.1.1”,右下方是我用钢笔抄写的两句格言：“我的笔就是我的武器——M·高尔基。”“带着希望的心，奔向前面闪动的爝火，因为那就是你的希望……——诃罗连科。”“爝火”就是“小火”，我那时大概是把自己看作一颗小小的火苗。粘贴在本子上的剪报多为散文和戏剧评论、戏剧介绍，一个十六岁的少年俨然以成人的口吻发表议论，虽然稚嫩，但充盈着真诚和激情。我今年已经七十岁，重读一个少年向往自由民主的热情文字，回首在新中国度过的半世纪风雨岁月，真有难以表述的感慨。 　　

　　李辉： 你怎样看一九四六年你所写的《沉默的祈祷》？专案组似乎对它很重视。

　　杜高： 不知是专案组的粗心大意还是有意为之，这个题目错了，我没有写过叫《沉默的祈祷》这样一篇文章。

　　一九四六年夏秋间，老作家蒋牧良先生在长沙《中央日报》编副刊。我和两位爱好写作的青年友人傅紫荻（解放后任湖南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汤炜（解放后为湖南文联专业作家）常去看望蒋先生。我们除了向他请教文艺问题外，也听他谈论时局。八年抗战刚刚结束，老百姓渴望和平，而国内形势日趋紧张，内战即将全面爆发，我们这些年轻人都十分关注时局的变化。那时国民党号召全国民众为蒋介石六十岁生日祝寿，而百姓反应冷淡。我们当作笑话谈论，蒋先生提议说，你们何必不就这个题目写一篇短文呢？讽刺一下也好嘛。

　　两天以后我便写了一篇短文，题目叫《沉默的纪念》，意思是尽管报纸上对蒋介石歌功颂德，老百姓沉默了。蒋牧良先生看了稿子后说：文字上要作些修改，不能太露骨，透出一点讽刺的意味大家就能懂得了。稿子发表出来后才知道蒋先生加上了许多称赞蒋介石的话，如“如椽的大笔”之类（这一类词句我当时还不会用），但最后还是点出了人民沉默着。

　　肃反审查我的时候，蒋牧良先生还在世，我相信他会如实地证明当时的情况，如果他否认这篇文章在发表前曾经过他修改处理，那么这样的材料不更可以证明我早就是一个反动分子了吗？但是很奇怪，档案里竟没有蒋先生的任何一份材料。

　　蒋牧良先生是三十年代左翼老作家，在湖南文学界享有很高的声望，文革期间去世。一九九五年湖南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抗战初期长沙抗日救亡文化运动实录》，我从这本书里才知道蒋先生早在一九三八年四月在湖南文抗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入党介绍人就是我的父亲李仲融和文学史家谭丕模先生。 　　

　　李辉： 你的斗争大会是在哪里开的？多大规模？

　　杜高： 肃反运动中我的斗争会是在剧协机关开的，参加的有剧协全体工作人员，青年艺术剧院的代表，从东北军区后勤部政治部文工团回来的一些人，中央美院蔡亮的同班同学，电影局田庄专案组的岳野、颜一烟，中央歌剧院罗坚专案组和文化部陶冶专案组的代表等。二百多人的斗争会，紧张激烈，我由专案组范景宇带进会场，笔直地站着，回答愤怒的人们提出的一个个质问：“胡风是怎样指使你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你和国民党是什么关系？”这样的斗争会开过两次。斗争会的主持者是当时剧协的副秘书长李超，他表情格外严肃，声色俱厉，斗争会结束前他用粗豪的嗓音命令：“将反革命嫌疑分子杜高带出会场！”

　　李超可以说是同我相识最早，最了解我的历史情况的老朋友。我们最初认识是在一九四四年西南剧展期间，他那时二十多岁，我十四岁。他当时是演剧四队副队长，他们在广西艺术馆剧场演出曹禺的《蜕变》。我那时也在艺术馆演戏，一天下午，他们加演田汉的独幕剧《父归》招待戏剧界朋友，我是在这时认识他的。不久后湘桂大撤退，我们都逃难到了贵阳，又相遇了。我常到四队的住处去，和他们有很亲密的友谊。抗战胜利后我回到长沙，四队也到长沙来演出，这时我和傅紫荻、汤炜常和四队的舒模（作曲家，《你这个坏东西》抗战歌曲《军民进行曲》的作者）、宋扬（作曲家）、张客（著名导演）等艺术家交往，我们为四队的演出写了不少宣传文字。一九四八年初我到了衡阳《力报》，四队的队长魏曼青到衡阳来联系演出，就住在我的小阁楼上。我和他一起找剧场，为四队演出做准备工作。一九四八年秋我到南京，路过汉口时又到了四队的驻地，这时四队的朋友悄悄告诉我李超已去北平，转赴解放区。解放后我们又在剧协相遇。可以说，李超对我在解放前后的政治倾向是很清楚的。

　　二十多年后我平反改正重回剧协，李超也经过文革后出任文化部教育司司长。有一次我们谈起往事，他诚恳地向我道歉，他说：“肃反时斗争你我也是不得已。”我当然能够谅解他。他后来也遭了大难。一九六四年他组织了一次戏剧界化装舞会，毛泽东就此严厉指责文联和各协会已沦为裴多菲俱乐部，他便成为这次严重事件的“罪魁祸首”。

　　李辉： 我收集到一些围绕那次批示而开展的文艺整风的材料，其中有对田汉的批判会记录，李超的多次长篇检讨以及对他的批判会记录。看看你的档案，再看看他的材料，我想文艺界那种循环反复的批判的确令人感慨良多，甚至有些不寒而栗。我希望能有时间将它们整理出来。 　　

　　李辉： 徐光霄对你的批示比较严厉，他当时是什么身份，是否主持你们的案件？该人后来的情况你了解吗？

　　杜高： 你是指徐光霄在《杜高解放前后反革命罪行提要》这个材料上的批示吧？他的批示不只是“比较严厉”，而是要置我于死地。

　　徐光霄当时是文化部副部长，负责领导肃反运动。我的专案组所做的一切，都是贯彻他的指示，实现他的意图。从这个材料和他的批示中可以看到，他决心在肃反中把我打成反革命分子，送去劳动改造。幸亏他的批示不知道被哪一个上级给否定了。但这个批示证明了，在当时的政治运动中，不需要经过任何司法程序，一些掌握了政治权力的人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把一个无辜的人送进监狱。

　　徐光霄四十年代曾在重庆《新华日报》工作过，他对当时国统区的情况不应当不了解，他当时用“戈矛”的笔名写过诗，还到过重庆育才学校，罗坚、陶冶当时都是十几岁的孩子，认识他，但他在肃反运动中对我和“小家族”表现了一种特殊的严厉。

　　从肃反运动到反右运动，文化部有三位副部长主持过与我有关的案件。除徐光霄以外，还有陈克寒和刘芝明。陈克寒是最早在《人民日报》点名批判我的一位领导人，那个份量是很重的。刘芝明是最后发表数万字的长文《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粉碎“二流堂”“小家族”右派小集团》，来结束对我们的这一场政治斗争的领导人。

　　但是这三位副部长都没有想到，几年后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他们也都厄运难逃，首当其冲地成了革命对象，那时我还在劳改农场赎罪。徐光霄关进了秦城监狱，陈克寒被逼跳楼致残，刘芝明被造反派当作“二流堂”、“小家族”的包庇者而遭受毒打，惨死于狱中。中国的政治运动就是这样地不可思议。粉碎“四人帮”后，我恢复工作不久，徐光霄、陈克寒相继病逝。据罗坚告诉我，八十年代初，他见到过徐光霄一次，徐的表情有些尴尬，问到了我们的情况，表示了歉意。 　　

　　李辉： 肃反运动结束时，你们结案没有？

　　杜高： 前面说到的徐光霄批示的材料，后来没有成为肃反运动的结论。到一九五六年末，“小家族”一案才做结论，大意是它同胡风集团没有直接关系，是一群思想落后的青年的结合，受胡风思想影响，有言论上的错误等等。因此分别给予行政性的处分：我被降了二级，汪明、田庄、陶冶也降了级，罗坚调去贵州，蔡亮到了西安。

　　肃反总算结束，但更大的风暴反右运动又来了。
三、 反右部分
　　李辉： 到了反右，你和所谓“小集团”问题又成为靶子。在《其他》这份材料里，有一处写道：你在读了赫鲁晓夫的报告之后，认为中国的肃反搞得如此糟，是受了斯大林错误的影响。从个人体验的角度，你认为肃反和反右之间，到底有哪些关联？

　　杜高： 一九五六年的春节以后，肃反运动的高潮已经过去，我仍被隔离在四十九号院的小房子里，等待审查结论。这时国际上发生了一件大事，苏共召开了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会上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揭露了斯大林从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的大镇压和政治迫害的种种罪行，对斯大林进行了全面批判。这个报告震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更震动了刚刚进行了一场大规模肃反运动的中国。我这时正在自修俄语，订购了一份苏共中央的理论刊物《共产党人》。从这本刊物上，我不断读到对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的揭露和对他提出的“社会主义越前进阶级斗争越尖锐”的错误论点的批判。我从个人的经验和感受来读这一篇篇文章，苏联的批判不能不在我的思想和情感上引起强烈的共鸣。

　　这时，又发生了美国作家法斯特声明退出共产党和苏联作家法捷耶夫自杀的事件，都在我的心里引起震撼。我记得周扬在一次报告中说到苏联揭露了一个暗藏的医生反革命集团，我们也揭露了一个暗藏的胡风反革命集团，仿佛揭露胡风集团是受了苏联的启发，或者是仿照苏联的方式。在开除胡风作协会籍的大会上他还说过：解放五年来，随着我们取得的伟大成就，反革命分子的破坏也越来越猖獗，必须严厉镇压。这完全是斯大林理论的运用。

　　我还记得，一九五五年初，周扬在出席第二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回国后向文艺界作报告时说了这样一段话：在苏联访问期间，他接触了许多普通工人和干部，他们都要他转达对毛泽东的问候，他们说斯大林去世后，世界革命的领袖就是毛泽东了，苏联现在也遇到了许多问题，斯大林不在了，只有毛泽东才能像斯大林一样解决好这些问题。所以他们希望把毛泽东请到莫斯科来住。周扬说他向毛主席汇报时转达了苏联人民的愿望，毛主席笑了笑对周扬说：我不是神仙啊。

　　赫鲁晓夫的报告引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分歧。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是坚定的，对斯大林进行了保护。但从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开始，中国政治局势开始缓和，各单位也开始纠正肃反运动中的过火行为和偏差，我的朋友们先后恢复了工作，我的境况也逐步宽松，共青团员小李也不再跟随着我了。九月中旬，中共第八次党代表大会召开，大会宣告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成，疾风暴雨式的大规模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中国今后主要是发展生产力了。公安部长罗瑞卿报告了肃反情况，他在报告中披露了这个运动有一百三十多万人被立案审查，而真正是反革命分子的只有八万一千多人。他承认运动中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在机关内部，某些单位也有斗争面过宽的缺点，斗了少数不该斗的人。”

　　不久后，我看到了肃反结论。一些领导人又以亲切的语调和微笑的面孔同我谈话。副秘书长孙福田告诫我：“党是你的母亲，肃反运动斗争你就像母亲打了孩子，打完就完了。”李之华更善于开导：“在战场上，一颗子弹打中了你，那颗子弹不是敌人射过来的，是自己同志的枪走了火，你受伤了，是掉过头打自己同志呢，还是继续同敌人战斗呢？”剧协的老领导张光年这时已调到作家协会任《文艺报》主编，有一天在文联大楼门口见到我，亲热地拉着我的手，热情地说：“对不起罗，黑夜里打枪伤了自己人。给《文艺报》写文章吧！”这些谈话都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因为我当时的确受到了感动，感觉着温暖。

　　我觉得最关怀我的还有一个人，是同住在四十九号院里的当时担任创作室党支部书记的剧作家贾克。他是目睹我度过了这一年多险峻岁月的人，非常了解我的心境。他多次同我谈心，我向他一个个介绍了我的朋友们，我希望他也喜欢他们，不要把他们看成坏人。我不理解为什么几个青年人要好，谈得来，就是组织小集团，反党，是不是我们这个新社会不允许人们有几个好朋友？他点点头，表示理解我，沉思了一会儿，他说：“把你的这些想法和对肃反的意见都写下来，写一个报告，一个申诉材料交给我，我替你转送中宣部，这对你对组织都有好处。”

　　我又一次受到感动，我觉得他真是一位关心人理解人的老党员，他的支持给了我勇气。我便开始写一个详细的报告，有一万多字，把我心里的话通通都讲了，也引用了苏联批判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的材料。报告是写给中宣部长陆定一的。一切都按贾克说的，由他转送上去。我信任他。

　　这时，已是一九五七年春天，剧协领导要重新安排我的工作，恰好戏剧出版社成立，我童年时就熟识的老作家孟超担任总编辑，孟超是一位善良宽厚的长辈，他的女儿孟健、田汉的女儿玛俐（田野），我们三人同年生，一九四二年我们十二岁时在桂林结成演剧的小伙伴，那时我们常常到孟健家里去玩。

　　孟超知道我在反胡风运动中出了事，刚刚平息下来，便十分热诚地要我到出版社工作，特意安排我和另一位非党的老翻译家陈北鸥一起编书。陈北鸥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从事戏剧作品的翻译。我和他过去并不熟，他大概出于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善良天性，在反右运动的大风暴中，给予了我意想不到的同情和关怀。

　　吴祖光在戏剧界鸣放座谈会上，对戏剧工作提了一点批评意见，被打成戏剧界最大的右派。为了加重吴祖光的右派罪行，“小家族”于是被划为吴祖光“二流堂” 的第二代。肃反运动中不能定为反革命性质的小家族，现在顺理成章地定为右派小集团了。从这一点也可以说，反右运动是肃反运动的延续和最后完成。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中，专门规定了一项：“攻击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的，应划为右派分子。贾克拿出了我交给他的那份报告，作为我攻击肃反和为小家族翻案的罪证。只此一条，我也就非划为右派不可了。贾克这时荣任剧协反右斗争五人领导小组成员，我提供给他的材料，已足够他用来在报刊上连续发表批判我的文章了。

　　使我难忘的是，当反右运动达到高潮时，在团中央礼堂召开了有三千人参加的批判小家族的大会，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专门把这个批斗会从头至尾拍摄下来，准备在全国放映，以教育广大青年。斗争会的第二天上午，我在文联大楼过道里遇见北鸥先生，他异常激动地用眼神把我叫到厕所里，悄悄告诉我：“周总理救了你，昨晚新闻记录片厂把影片送给总理审查，总理看了以后说，对这些年轻人，还是要以挽救为主，新闻片不要放映了。”陈北鸥在运动高潮中向一个右派传递政治信息，需要多大的勇气啊!

　　一九五八年四月十八日上午，公安人员把我和剧协其他四个受到劳动教养惩处的右派分子从剧协机关带走，我们五个人走过文联大楼长长的过道时，两边办公室没有一个人同我们打招呼，更没有人对我们表示怜惜。唯独北鸥先生，当我走过他的门口时，他急步走出来，跟在我的身旁，轻声说：“早点回来，你会回来的。……”

　　二十一年后的一九七九年春天，我果真回来了，我见到了北鸥。这时他拄着拐杖，已经不会说话了。他在文革中受到冲击，中风了。他似乎还认识我，对我笑着用一只手在空中比划着，显得很高兴。我看到他已衰老成这个样子，禁不住眼眶里涌满了眼泪。不久后我便收到了他病逝的讣告。 　　

　　李辉： 关于“小家族”的这些材料是如何整理出来的？如果有专案小组，其人员有哪些，怎样构成的？

　　杜高： 反右运动编的这一本“小家族”的材料就是根据肃反中的交代材料整理出来供大批判用的。发给各戏剧团体和一些著名的文艺家，以备他们在批判会上发言和写批判稿。当时全国各报刊发表了大量的批判文章，如果收集起来可以出一本专集，但主要的几篇还是专案小组成员写的。赵寻在《人民日报》《戏剧报》上发表的从政治上揭露“小家族”的反动性的文章，贾克在上海《文艺月报》发表的揭露“小家族”攻击肃反和妄图翻案的罪行的文章，蓝光在《中国青年报》揭露“小家族”作风腐朽、道德败坏、吃喝玩乐，玩弄女性的丑恶行径的文章，这几位专案小组的主要成员是经过讨论分别重点从各个方面来彻底揭露批判右派集团“小家族”的。但更多的人并不了解“小家族”是怎么回事，也根据这本材料写了批判文章。如张光年在首都剧场批判大会上对全国青年文艺工作者发出呼喊：《青年们，你们要警惕啊！》巴金在上海《收获》上发表反击右派进攻的文章中指名对我的批判；陈沂批判“小家族”妄图篡夺党对文艺领导权的发言，魏巍、胡可联名撰文声讨“小家族”，连京剧演员杜近芳也发表了控诉“小家族”腐蚀青年的文章，等等。

　　这些批判文章的作者许多我并不认识，但其中也有我非常尊敬和熟悉的前辈，例如阳翰笙，他也发表了批判文章。一九九三年翰老逝世后，我从《四川文学》上读到他的文集的编者和评传作者潘光武写的悼念文章《阳翰笙同志二三事》，有如下一段：

　　我陆续用了七八年的时间，搜集编选了《阳翰笙研究资料》（此书已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我发现，在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翰老只写过一篇参加政治运动的文章，那就是一九五七年在“反右”高潮时，他在中国剧协召开的批判所谓“小家族”的会上的一次发言，后以《斥“小家族”中人“今不如昔”的谬论》为题刊登在当年的《戏剧报》上，（关于“小家族”的冤案，杜高在今年《炎黄春秋》第五期上发表了一篇《“小家族”冤案二十年》的长文，作了详细披露。）

　　我几次阅读了翰老的这篇文章，觉得它的出发点是与人为善的，而且重点放在“今不如昔”的“昔”字上，并没有具体涉及“小家族”的“现行”问题，是大谈国民党当年对进步文艺人士进行迫害的情况，也谈了解放后文艺事业的发展情况，通篇是摆事实，讲道理，并没有当时那种上纲上线、乱打棍子的恶劣文风。与其说这是在批判“小家族”，不如说是在教育全体文艺工作者。更可贵的是，文中还有自我批评之意，说“小家族”中多数是青年，要总结对青年教育的经验，要像高尔基、鲁迅那样既关心爱护又严格要求青年。

　　就是这样一篇惟一的“批判”性质文章，翰老每次提起时，也深深感到遗憾，甚至内疚，因为那是违背他当时的意愿的。他说：我当时实在顶不住文化部党组书记某某某的压力，他多次批评我，说我对“右派”（“小家族”）是“温情主义”，“态度暧昧”， “蜻蜓点水”，我不得不在安排我发言的那个会上发了言。

　　这段文字可以使我们了解奉命批判者的苦衷和这种批判的虚伪。 　　

　　李辉： 你的“小集团”一个重要“罪责”是和吴祖光的关系。“小家族”是怎么和吴祖光挂在一起的？你对吴祖光怎样看？我很想知道你对吴祖光的评价。你认为，对吴祖光的批判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你们这几个青年人的命运？

　　杜高： 我认为吴祖光是当代中国文化人当中一个最具独特价值，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奇迹般的人物。

　　我这里指的不是大家公认的他在戏剧创作上的杰出成就，也不是指的他过人的聪慧、深厚的学养和飞扬的文采。我指的是他作为一个人，一个文化人，一个在中国这样特殊的历史环境里生活过来，在连续不断地遭受着打击和忍受着屈辱的政治境遇中，居然能以生命的顽强保持着属于他自身的一个文化人的性格、尊严、价值和自由的心灵，这确实是个奇迹。只要想一想在我们经历过的漫长的五十年岁月中，几乎所有的中国知识分子，不管是年长的或是年幼的，无不在极左政治的沉重压力下经受着空前的精神煎熬，无一人不被改造，被扭曲，被异化，不由自主地消失着自我，变成另一个非我的存在。而唯独吴祖光，始终保持着自己鲜明的个性和纯良的天性，他始终是他自己。你能说这不是一个奇迹吗？

　　我和吴祖光的交往已经五十年。他是一个极富魅力的人，在他的身上你可以看到中国文化人的许多优美的品德。他既是我尊敬的前辈作家，又是我喜爱的一位亲切的老大哥。关于他，我当然可以说很多话，但如果要我用最简略的语言来描述他的性格的最突出的特征，那么我将用这样两个字：“率真”。他的确是一个真诚而率直的人。当严酷的现实生活逼迫着我们一个个都变得胆颤心惊谨小慎微，变得世故虚伪人云亦云，一个个都变得明哲保身看风行事的时候，吴祖光依旧按照他的本性生活着，始终保持着一个知识分子独立的精神人格，他的毫不遮掩的率真闪耀着多么美丽的人性的光彩，又是多么地令人惊异啊。

　　吴祖光是一个充满人道精神富于正义感的中国文人，他同情弱小者，勇于直言。反胡风运动本来同他一点关系也没有，肃反也没有触及他。他那时正受周恩来的委派，在拍梅兰芳和程砚秋的戏曲电影。但是他和我们几个年轻人有着真纯的友谊，他很喜欢我们，尤其和田庄亲密无间，无话不谈。他听说肃反把我们整得很惨，把我们搞成了一个小集团，把我们当成反革命关起来审查批斗，他认为这样做太不可思议，太过分，太不近人情了。

　　出于一种善意的同情，他在一些公开场合为我们说过几句公道话。他不知道这样做可是犯了大忌，凡是懂一点政治世故的人，凡是有一点党内斗争经验的人，遇到这种情况躲避都来不及，哪有像吴祖光这样天真的人，自动送上门去呢？正好，这个小集团正缺一个头头，原来是想抓住胡风这个大头目的，实在找不到足够的证据，现在吴祖光自己跳进网里，渔人怎不乐开了怀呢？吴祖光的率真就这样给自己招来一场大祸。

　　我认为最值得敬佩的是，他这种勇为弱小者仗义执言的本性并没有因为吃了整整二十年的大苦头而改变。人们应当还记得，到了九十年代，年近八旬的老人吴祖光，还挺身而出为一个被国贸某超市无理搜身的女孩子打了一场艰苦的官司哩。这就是我所说的吴祖光不改的文人禀性。

　　吴祖光是一个自由的文人。他热诚平等地待人，没有丝毫世俗的等级观念。我认为这在等级鲜明的中国社会环境里是最为难得的。

　　五十年代初，我们和他交往时还都是一群初出茅庐的青年人，而他那时已是大名鼎鼎的剧作家，他家的座上客大都是文化名人。夏衍那时在上海当部长，他每次到北京办公事，下车后先到祖光家“报到”，吃完饭再去招待所。我多次在祖光家里遇见夏公，喝茶聊天，饮酒吃饭，他招待夏部长和招待我们这些年轻朋友同样热诚和随意，丝毫没有等级上的差别，因而我们在他家作客从不感到拘束和不自在。

　　有一次我到他家，他大概刚送走一批客人，桌上的茶杯还没有收拾。我随意问了一句刚才来的客人是谁，他也随意地回答我：“陈毅。”我大吃一惊，问：“是陈毅副总理吗？”他点点头：“大将军。是王昆仑陪他来的，看了看画，谈了谈戏，聊得很轻松。有警卫陪着，在院子里到处看了看哩。”他的语气很自然，没有半点受宠若惊的意思，就像接待了一位我这样的客人。

　　还有一次我到他家，他正忙着拍摄梅兰芳的舞台艺术片，讲起拍摄中一些领导乱干预的事，还讲了苏联专家对中国戏曲一窍不通的小笑话，接着说：“昨天周总理把我叫去吃饭，还叫了老舍和曹禺，问我们在写什么，我们三个都不是党员，他要我们讲讲文艺界的情况。”跟上次讲到陈毅来他家作客一样，他仍然是以那样平常的语气讲起周总理的接待。

　　一九五七年，吴祖光由于他的率真和对共产党的信任而被打成戏剧界头号右派。他的确是被强拉着鼻子上“钩” 的“鱼”。田汉主持的《戏剧报》多次派记者登门动员他写文章对戏剧工作提意见，文联召开的“鸣放”会，是两位文联领导人亲笔写信派人来请他去的。他出门前，夫人新凤霞劝他不要去，凤霞是从社会底层走过来的穷苦艺人，她有一个朴素的人生经验：再了不起的人也爱听奉承话，哪有听了丑话不翻脸的人呢！吴祖光不信她的这个经验，他说：“毛泽东的《沁园春·雪》还是我在重庆编《新民报》副刊时头一个发表的，还有什么信不过我的呢！”

　　他去出席座谈会，对戏剧工作提了一点批评意见，他有些激动地说，那种办事粗暴又不懂文艺的人趁早别领导文艺工作。这当然是指个别领导人。但是这篇发言在《戏剧报》发表时，田汉却提笔写了这样一个标题：《党“趁早别领导文艺工作”》，吴祖光的反党罪行也就这样定下来了。

　　田汉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奉命还是为了保护自己？或者两种因素都有？我这里不作考证。但不管怎样，田汉这一举既坑害了吴祖光，也表明了在极左政治风暴中他这样一个大艺术家自我心灵的扭曲。因为在吴祖光发言之前，田汉自己写的《为演员的青春请命》等文章，对戏剧工作的批评比吴祖光尖锐得多。

　　田汉后来在“文革”中遭受了惨无人道的迫害。我想，如果命运给他机会，他会向吴祖光道歉的。

　　吴祖光被戴上右派帽子后，为了加重他的右派罪行，“小家族”便以他为首了。肃反时积累下来的那些有关“小家族”的材料，一古脑儿都堆到他头上了。每当我回忆起那数千人参加的“小家族”批斗会，吴祖光被无可奈何地揪上台去，听任人们用最恶毒的语言谩骂他侮辱他时，我心里极其痛苦。你问我“对吴祖光的批判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你们的命运”，我想说，倒是我们这几个政治上幼稚无知的青年在肃反运动中写的那些材料连累了他。 　　

　　李辉： 从档案中看，在一九五五年路翎被捕之后你还有勇气去看望他的夫人，这令我感到钦佩。你还记得他夫人和家庭的大致情况吗？

　　杜高： 胡风和他的朋友们经过整整一年全国大声讨和大批判以后，早已成为毛泽东所说的“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了。我的情况比他们稍好一点，经过一年多的隔离审查后没有划为“胡风分子”，但我的心灵受到了很大的伤害。

　　我的一位朋友漫画家肖里住在朝阳门外芳草地文联的宿舍里。大概是一九五七年春天的一个傍晚，他邀我到他家去喝酒。那里是一片低矮的平房，一排挨着一排。当他领着我穿过房屋当中的小路时，四五个孩子正在那里跳皮筋。虽然天已经黑下来，我还是一眼认出了路翎的女儿徐朗，她那时只有五六岁。我很奇怪她怎么会在这里，急忙走过去问她。她把我带进一间小屋里，我见到了路翎的夫人余明英，才知道路翎被捕以后，勒令她搬出细管胡同六号（现为“田汉故居”）。她便带着三个女儿挤在这里的一间小屋里。她没有想到会见到我，她和所有过去的朋友都已断绝了联系。

　　我问她有没有路翎的消息，她说，半年多以前，路翎关在东总布胡同的一个红门的宅院里，学习，写材料，糊火柴盒。她去看过他一次，送了衣服和烟，以后就不知音讯了。现在路翎在哪里她也不知道。我们匆匆交谈了几句，我便告辞了。虽然天黑了，但周围住的都是文联的干部，我怕被人看见。这只是一次偶然的见面，当时也说不上是什么“勇敢的行动”，现在更值不得什么“钦佩”。这件小事之所以今天还为一些人提及，就在于它后来成了我的一条右派罪行。

　　对于路翎一家来说，那只是她们苦难生活的开始，更艰难的岁月还在前面等着她们，她们就在这间小屋里度过了凄惨的二十五年，直到八十年代胡风冤案平反。 　　

　　李辉： 你前面提到的友人肖里，他后来的情况如何？

　　杜高： 我很怀念已故的友人肖里。他是一位年轻有为的漫画家，一九五六年从中央美院毕业后开始发表漫画。他的不幸是，刚刚崭露头角，便被当时《光明日报》的总编辑储安平赏识。有一次储安平说：“有两位年轻的漫画家我很欣赏，一位是《北京日报》的李滨声，一位是《漫画》月刊的肖里。”储安平欣赏的漫画家能有好人吗？结果，李滨声和肖里都逃不脱戴上右派帽子的厄运。

　　这一年，我写了一篇小品文《契诃夫悲剧的幕后》，肖里画了两张插图，一起发表在《新观察》七月号上。后来的一篇批判文章说，我的这篇恶毒攻击新社会的小品文已经教人不能容忍了，更不能容忍的是它还配有两幅更恶毒的漫画。肖里的命运很悲惨，打成右派以后他的家庭破裂，他下放到了黑龙江。文革中他遭到了更狂暴的批斗，他绝望了，用极端的手段自毁了年轻的生命。每当我想到这些英年早逝的友人们，想起这一代才华横溢的艺术家的毁灭时，我都不能不久久地仰天长叹。 　　

　　李辉： 你和唐湜在鸣放时写了赵寻的大字报《小苍蝇怎样变成大象的》，他是剧协领导之一，这张大字报是否对你被打成右派产生影响？

　　杜高： 我和赵寻、蓝光夫妇关系的恶化是在反胡风运动和肃反运动中。他俩既是运动的积极分子，又负责我的专案。我很惧怕他们，他们的身上充满着那个时代最富有代表性的极端的革命狂热，他们把自己当成革命的化身，憎恨一切带有自由色彩的思想和行为，把所有同他们不协调的人都看成是革命的对立者和敌人。他们热衷于对胡风文艺理论的清算。路翎被捕后，他们就认定了我是剧本创作室的头号斗争对象，只要他们一旦掌握了足够的材料，就可以把我送进监狱。因此，他们对 “小家族”穷追猛打，同时希望从我身上发现更重大的政治问题，诸如我是国民党员或中统特务之类。在审查我的过程中，赵寻的夫人蓝光是最激烈的一个，她的斗争性最强，态度最严厉。档案中保存的那一次次谈话记录实际上是审讯记录，有的标明了谈话时间“夜十二点”，这些谈话几乎都是由她主持的。她是主要的提问者。正因为这样，我对肃反运动的不满首先是对运动中的这些积极分子的不满，而赵寻、蓝光夫妇又是最主要的两个人物。

　　一九五七年，赵寻根据苏联的一篇叫《小苍蝇变成大象》的童话改编成了一个儿童剧，发表在他主持的刊物《剧本》上，而后又获得了这个刊物主办的“剧本奖”。这时正开始大鸣大放，赵寻作为戏剧家出访尼泊尔。一天，唐湜来找我，他对赵寻改编的这个剧本获奖很有意见，提议以我们两人的名义写一张大字报，我正想发泄对赵寻的不满情绪，于是立即提笔对赵寻大加讽刺。

　　可以想象蓝光看到这张大字报时是如何恼怒。她克制住自己的愤懑，一直等到鸣放终于转向反击右派的进攻，她才得以猛烈反击这两个胆敢报复肃反积极分子的凶恶敌人。唐湜和我都受到了“开除公职，劳动教养”的处分。赵寻是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他当然起了主要作用。但是，历史的玩笑是残酷的。我和唐湜虽然都关进了劳改农场，但肃反和反右的功绩并没有使赵寻得到政治上的辉煌。反右运动结束以后，他下放武汉，一九五九年反右倾他写的剧本《还乡记》受到批判。到了文化大革命，他的命运就更加悲惨，他被作为叛徒、变节分子，列入江青直接控制的中央专案组的审查对象之一。他从牛棚到干校，饱尝极左政治的苦头。粉碎“四人帮”以后，文艺界的老朋友们纷纷走出文革的深渊，回到工作岗位。当时，我青年时代的两位好朋友作家柯岩和评论家陈刚关怀我的命运，最早给予我热诚的援助。那时，我还在长沙街道工厂做工，他们打听到我的住地给我写信，帮助我了解中国政局的变化，点燃我心中的希望之火。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决定为右派平反改正，回到剧协担任领导工作的赵寻积极贯彻落实了中央的决定，原剧协被开除公职的右派，除汪明已经去世、唐湜留在浙江以外，其余三人都调回北京恢复工作。

　　一九七九年春，我终于回到北京。当天晚上陈刚就陪我到和平里赵寻家和他见面，蓝光热情地留我吃饭。相隔二十二年后重见，我们对那些沉重的往事避而不谈，尽管他们很客气，但多年创痛的阴影使我们彼此都不大自然。只记得蓝光说了这样一句话： “那时你年轻，我们也很年轻啊！”

　　这以后，我和赵寻在新的基础上开始共事。 　　

　　李辉： 从七月二日你和汪明的大字报《我们要发言》来看，你们也在声讨右派分子，这是不是想通过表态来过关？当时有什么反响？

　　杜高： 这张大字报是两个小人物在一场大政治风暴来临前用以挽救自己的一个可笑而又可悲的表态。后来它被当作我们的右派丑行编入了批判材料里，成为批判者们用来嘲笑讥讽我们的一个事例。

　　五月，我们还以为整风会诚心诚意地听取我们的申诉，纠正肃反中斗争面过大的偏差和错误，为“小家族”恢复名誉。

　　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之后，形势突变，几乎每天发表一篇社论，对民主党派和知识界在鸣放期间提的意见逐条批驳，进行反击，批判的一个重点是罗隆基提出要成立“平反委员会”来纠正肃反错案。中央规定：凡是攻击肃反的，一律划为右派。

　　汪明和我都已预感到前途不妙。文联大楼里帮党整风提意见的大字报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愤怒声讨右派的一篇篇檄文。人人争先贴大字报表白自己无限热爱共产党，和资产阶级右派划清界限。剧协的气氛顿时翻了一个个儿：凡是写过大字报和在鸣放会上提过意见的人现在都紧张起来，而前一向忍气吞声听群众批评的领导人则恢复了往日的神采，磨拳擦掌准备反击了。这时候，汪明急于表态，他理直气壮地对我说：“我们不是罗隆基，我们拥护党的领导，我们只是对剧协的肃反提了一点意见，如果我们不及时表态，人们会把我们同罗隆基搅到一起的。”于是就有了这张大字报。

　　李辉： 这批档案中有不少汪明写的交代材料。今天你怎么看待他？

　　杜高： 汪明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另一种悲剧典型。他虔诚地信仰共产党，党要他干什么他就毫不犹豫地去干什么，肃反时也整了他，但他天真地以为什么都说了就会得到宽大处理，不仅把平时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纲上线交代出来，甚至写了不少不实的材料。后来整理的所谓“小家族”的罪行材料绝大多数就出自他的交代。反右开始后，他在批斗会上跳上台批判“小家族”和吴祖光，痛哭流涕地交代自己为“小家族”翻案，为此，吴祖光夫妇和一些小家族的朋友们始终不肯原谅他。

　　尽管汪明的揭发交代给我带来不少麻烦，但我仍然认为汪明是一个单纯热情的人，他的悲剧正在于他过于单纯和天真。他在运动中的积极表现并没有挽救他，他还是被戴上了极右分子的帽子，开除了公职，送去劳动教养。大约在一九六六年我们在团河农场偶然相遇，那时他已经摘掉帽子，我还在教养中。他对我说：“要相信党，积极改造，争取回到革命队伍。”这是他给我留下的最后一句话。他没有料到，无论他怎样努力也没能“回到革命队伍”，一九七六年他死于安徽的一个劳改农场。 　　

　　李辉： 请谈谈一九五八年四月七日这份《呈请劳动教养批示表》当时填写的过程，你是如何由剧协移交到公安局的？

　　杜高： 一九五八年二月，文化部把划进“二流堂”、“小家族”的全部人员都召集到一起，开了最后一次会，由副部长刘芝明宣读了他的长文《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粉碎“二流堂”“小家族”右派小集团》，算是对我们做了结论。不久，吴祖光、黄苗子、丁聪、田庄、陶冶等随文化部系统的一批右派送往北大荒劳动。我预想到对我会处理得比他们重，北京是呆不下去了，也会让我去劳动，但我没想到自此会成为公安机关的专政对象。

　　一九五八年四月十八日是我一生难忘的日子。这天早晨，剧协五个罪行最严重的右派戴再民、唐湜、汪明、阮文涛和我先后走进王府井大街六十四号文联大楼第三层的中国剧协党组办公室，负责人孙福田、伊兵让我们在右派罪行结论书上签上自己的名字，这才亮出原先遮住的处分结论：开除公职，劳动教养。这时，从隔壁房间走出早已等候着我们的公安人员，把我们带到大门外的一辆卡车上。车先开到东城公安分局，公安人员命令我们在各人的登记表上用黑色油墨印上了两只手的掌纹，然后就把我们关进了位于自新路的北京监狱看守所。自那天以后，我就与世隔绝，开始了长达十一年半的劳教生涯。

　　五个人当中，戴再民是年长者，他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从事进步戏剧活动，已有二十年党龄。他曾蹲过国民党监狱，出狱后又为营救狱中同志到处奔波，饱经政治风霜。他的右派罪行主要是以《戏剧报》记者的名义“煽动”艺人鸣放，“进行反党活动”。从一个老党员，老干部顷刻间变成阶下囚，劳教分子，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他实在难以接受。他蹲在卡车里一言不发，垂着头，心情沉重。

　　唐湜也算是一个年长者。他在四十年代就已是小有名气的新派诗人和翻译家了。他受西方文学影响很深，追求民主自由和个性解放，发表了很多诗歌和文章，是一位勤奋的作家。这时他也在《戏剧报》工作，他的主要右派罪行是“攻击肃反运动”。唐湜是一个不善言谈忠厚老实的书生，他的生活很清苦，家庭负担很重，妻子没有工作，带着三四个孩子。他被突然送进监狱时，一家人还在等着他回家吃午饭哩。唐湜非常焦急。他脸上流露出的无奈与无告的痛苦，惊慌失措的举止，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以至四十多年后仍历历在目。

　　五个右派中个人命运最悲惨的是汪明。汪明和我是同案犯。我们都被划为以吴祖光为首的“小家族”右派集团的首要分子。汪明是一个热情洋溢感情奔放的青年剧作家，他对共产党新社会充满了信任和热爱。汪明是个孤儿，童年是在难童收容所度过的，后来进了四川戏剧专科学校，参加了当时的进步演剧活动。他曾自告奋勇泅水偷渡边界，把地下党的情报送给香港的党组织，后来他在香港《华商报》工作，他写剧本，写散文，歌颂人民革命，同时也拍电影，如著名影片《八千里路云和月》里就有他的镜头。新中国成立前夕，他随香港进步文化人士到北京，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编剧。一九五○年冬，他报名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他同我又成为朝鲜战场上的亲密战友。我们曾一同在零下四十度的冰天雪地中度过战争的最艰苦的日子，我们曾一同在敌机的照明弹下爬山越岭夜行军，一同在山洞里的烛光下创作剧本，又一同在敌机的轰炸中为战士们演戏。汪明从朝鲜回国后，创作了话剧《第一次功勋》，塑造了一个可爱的青年战士形象。这是当年表现朝鲜战争的一部最富有生活气息和诗情的剧作，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已经排演成熟，即将在北京公演。不料此时突然爆发胡风反革命事件，由于汪明和路翎的友谊，他被怀疑为与胡风集团有关联的人物。《第一次功勋》停止上演，汪明被隔离审查交代问题。汪明一直到受了劳动教养的处置，仍然对共产党和毛泽东满腔热爱，他没有颓丧的表情，对前途似乎仍很有信心。他在公安局里还悄悄对我说：“田汉同志前两天还同我谈话，要我相信党和毛主席，毛主席是最关怀知识分子的，我们只要努力改造，很快就会回到革命队伍的。”汪明就是这样一个天真的人。他一生孤苦伶仃，没有结过婚，没有子女，没有亲人。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帮”前几个月，他悲惨地死在安徽一个劳改农场里，没有一个人为他哭泣。他没有熬过最后的艰难日子，无声无息地化作了一堆泥土。一九七九年我平反后，诗人公刘从安徽写信告诉我汪明已离世的消息，他说，汪明死后只留下了一个日记本。

　　阮文涛是我们五人中年纪最轻的一个。他是解放后戏剧学院毕业的学生，兴高采烈地分配到全国剧协的机关刊《戏剧报》当记者，能和田汉这样的大戏剧家一道工作，他感到无比的幸福，认为自己前程似锦。一九五七年春，他刚刚和戏剧学院的一位女学生结婚，正陶醉在爱情里。他满腔热情地响应党的号召，积极采访和组稿，反映戏剧工作者的呼声。他做梦也想不到这会闯下大祸，招致身败名裂家破人亡的后果。阮文涛年轻力壮，他被收容教养后，情绪没有消沉，他相信只要积极劳动就能摘掉右派帽子。

　　在北京的文化单位中，剧协划右派的人数、在右派中定为极右分子开除公职的比例，恐怕都位居前列。

　　在看守所学习一个月以后，我们五个人被送到北大荒兴凯湖农场，这以后就分开了。一九五八年底我从兴凯湖送回北京，在北苑农场、新都暖气机械厂改造，还被关在雍和宫收容所、功德林监狱收容所，一九六一年到茶淀清河农场，一九六二年到北京三余庄团河农场，文革后再到清河农场，直到一九六九年遣送回原籍，我几乎走遍了北京市公安局管辖的所有劳改单位。

　　党的三中全会以后，一九七九年春天我们陆续回到了剧协，只是汪明再也回不来了，活着的四个人，年轻人变成了老年人，年长者更加老迈了。

　　一九七九年一月我在“右派改正决定”上签了字，尽管那个“改正决定”措辞上有许多保留，不像半年后文化部党组关于“二流堂”“小家族”的平反决定那样彻底，我还是真诚地写上了“感谢党”。因为二十多年的苦难使我深感它的来之不易。
四、 劳教部分
　　李辉： 我注意到，一九六○年关于你的材料中，你的思想抵触情绪很大。即使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仍然习惯有什么说什么。譬如，别人揭发你在大跃进中不让别人多干活等。这是与你的性格有关，还是当时对大跃进有所看法？

　　杜 高：一九五八年四月把我送交公安局劳动教养时，我并没有感到恐惧。这是因为进行了整整一年的反右运动已经把我整得精疲力竭，我急于摆脱那个政治环境，哪怕流放到一个远远的、极其艰苦的地方去也会比在这里轻松些。我那时还是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我还没有能力预想到未来被剥夺了人身自由的长期监禁的日子将会怎样折磨一个人和改变一个人，强制性的思想改造又将怎样摧毁一个人的精神生命。

　　像大多数青年人一样，我曾有着热情的性格，活泼的思维，自由的意志和一颗充满美好憧憬的心。像大多数青年人一样，我敏锐地感受着新事物，接受新鲜的思想，并且喜欢毫无顾忌地对现实发表议论，不但自信，还有那种只有青年人才有的自负和自傲。因此我的性格也就不可避免地与那个压抑个性、要求绝对统一的极左政治环境产生深刻的矛盾和剧烈的冲突。从逐年积累的档案材料可以看到，这个矛盾和冲突也就贯穿了我的整个劳动教养的过程，直到岁月无情地给我添上白发，直到我的个性彻底泯灭。

　　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还不能适应那个劳改环境，还顽强地保持着我的性格的某些特征，我仍然克制不住地要表达我对现实生活的感受和真实看法，比如材料里记载着我对大跃进的不满言论，就完全不是由于我当时就对大跃进的荒唐有什么认识，只不过是我忍不住要把自身感受到的“不许睡觉”的苦恼宣泄出来，和对人们打着盹儿强撑着以表示自己干劲冲天的奇怪现象说两句怀疑的真话而已。当时由于我们与世隔绝，只知道报纸上说的形势大好，至于大炼钢铁、高产卫星田、公共食堂等对农村生产力的破坏以及造成的严重恶果，我是在很多年以后才从各种回忆录中陆续得知的。 　　

　　李辉： 关于两个窝窝头专门开批判会，你也很认真地写检查，这也算那个时代的一个喜剧。对这件事你有什么可以补充说明的？

　　杜高： 今天重看两个窝窝头事件我写的那篇检查和人们对我的批判，不禁要发出苦涩的笑来。一九六○年底在北京郊外的一个劳改工厂，那一天轮到我去伙房打饭，同组有一个姓沈的劳教人员，他是工厂的技术员，记不得那天他是有病还是下车间去了，午饭时没有回来吃他那两个窝头。那时饥饿已经开始向我们袭来，没人吃的两个窝头对我是个极大的诱惑，我没有立即送回伙房。第二天管教干事查问这两个窝头的下落，我就赶紧送回伙房了。这本是一件不值一提的小事，然而在那个年代，尽管我没吃那两个窝窝头，但是有过想吃的念头，这就是罪过。为此我批判自己“可耻”、“恶劣”、“贪婪”，一直到“反人民”，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再到剥削阶级的剥削意识，就这样还过不了关，还要接受小组批判，没完没了。今天的人们会觉得，这些批判是那样荒唐可笑，但对于当时的我，除了绞尽脑汁上纲上线狠批自己，别无出路。一九六○年的除夕之夜，监舍铁门外站着荷枪的警卫，挤睡在炕上的人们不知是不是在思念家人，大都翻来覆去没有入睡，在监舍的昏灯下我趴在炕头上一字一字地鞭挞自己的灵魂。明天就是新年了，我不会想到，那将是更大饥饿的一个年头。

　　在那个环境里，人的生理要求也被上升到政治的高度。前一年工厂里热火朝天地大跃进，“放卫星”，三天三夜不睡觉，连轴转地干活，那时，谁要是说想睡觉，干活时打了个瞌睡，人们就要批判你对大跃进的态度，你就是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到了一九六○年，粮食紧张了，定量减少了，谁要是说饿，吃不饱，想多吃一个窝窝头，那就是对待“三面红旗”和 “暂时困难”的态度问题，这就是那个历史时代的政治。两个窝窝头的那篇检查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写的。

　　李辉： 一九六一年四月，监管负责人的评语很严厉，一句话“再劳教三年”，便决定了你的命运。你当时知道这个决定后的反应现在还记得吗？在一九六二年一月你写的《思想总结》中谈到了对决定的认识，那么，这些话中的真实性有多大？

　　杜高： 劳动教养原先是不规定具体年限的，一般最长三年，根据各人的具体表现确定时间长短，有很大的灵活性。到了一九六一年四月，我已被收容教养满了三年时，政府又颁布了新规定，像劳改犯判刑期一样，给劳教人员定劳教年限。考核每个人的表现分别六类（从定期半年到最长三年）进行处理。我记得这一天，刮着大风，我们蹲在劳改厂的一个空坪里，紧张地听管教干部宣读名单。我被划入“表现很坏”的一类，继续教养三年。这样，我要到一九六四年四月才能解除教养了。

　　听到这个宣判，我的心情很沉重。留在这个工厂里劳教的右派分子，大都是技术人员，他们一般都是继续教养一年或二年，只有我一个右派定期三年。散会后，负责管教我的李干事同我谈话，他抽着烟，眨巴着眼，用天津味的普通话问我：“你知道为什么定你三年吗？”我回答不知道。他发怒了，一条腿踩在椅子上，一口烟喷到了我的眼睛里，我用手揉了揉眼睛，他冷笑了一声：“这时候想哭了不是？迟了！当初骂我们的时候怎么不想想？你以为政府不知道是吗？你骂我们是沙皇的狱吏，你太反动了，告诉你，我们是革命的干部！”我低下头，不再申辩。因为申辩已经没有用了。我明白过来，就凭着一个小青年的一个汇报，既不用调查核实，更不用经过法律程序，就决定了我三年的政治命运。

　　李辉： 你在什么场合用了“沙皇的狱吏”这样的字眼？

　　杜高： 那是在冬日大休的日子。关在监舍里的教养分子们坐在院子里晒太阳，一个小伙子靠在墙角捧着一本厚厚的书在看。我认识他，他在技术股绘图，原来是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偷东西被送了进来，大约二十来岁。我走过去，翻了翻这本破破烂烂扯掉了封面的书，原来他看的是托尔斯泰的《复活》，正看到玛斯洛娃关进监狱的那一章。我们聊起天来，大概从沙皇的狱吏说到我们在劳教工厂的处境，或许还发了几句牢骚。显然，这位小伙子向李干事汇报了我们的谈话，他是怎么说的我不得而知，他为着靠拢政府，争取自己早日解除，不惜坑害了我。

　　这件事给了我一个沉痛的教训，在这个用告密来换取自由的环境里，我必须学会警惕，时刻检点自己的言行。这一年我已经三十岁了。

　　几天以后的一个深夜，李干事忽然来把我叫醒，要我收拾好衣物，我便随一批新收容的劳教分子被送到了茶淀农场继续改造。

　　我再听到有关李干事的消息是在五、六年后。我因胸膜破裂被送进团河农场二大队的职工病房休养，正值文革高潮，公安系统内部的运动也如火如荼地激烈展开，我不时从病房的窗口看到农场干部们被揪斗的场面，真令我惊心动魄。从病友的闲谈里，我听到李干事被群众用皮带打死了的消息，据说查出解放前他在天津卫当过警察。他死得很惨。也许，他也是一个冤案。

　　李辉： 一个人的印象就决定了你在劳改农场再呆三年。这新增加的三年是怎样度过的？

　　杜高： 李干事给我追加的这三年，是我在生死线上挣扎的最严酷的三年。

　　从一九六一年夏天开始，整个劳改农场笼罩在一片愈来愈可怕的大饥馑的恐慌、凄惨和混乱之中。没有任何力量能比得上饥饿的威力，饥饿能摧垮人的理性把人逼疯，饥饿能剥掉人的自尊让人赤裸裸地展露最原始的动物本能。这时，我才认识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卑微的生物。这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一段人生体验，至今回想起来都禁不住心灵颤栗。

　　我们的口粮减到每天只有两个窝窝头，副食只剩下一勺漂着几片菜叶的清汤和一块咸菜。最初我们还能用精神和意志来忍受饥饿，靠拼命喝水来胀饱肚子。后来，人人的脸都肿得圆圆的，两条腿浮肿得提不起来，寻找食物便成为我们生存的唯一追求了。

　　我的一个同乡谢自渝是北京一所工业大学的高材生，他的伯父是湖南备受尊敬的老干部谢华。谢自渝对研读马克思主义有浓厚兴趣，他在苏联批判铁托的时候，认为铁托的理论有道理，在学校发表意见引起了校方注意。这个天真的学子写了一封支持铁托观点的信，准备亲自送到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馆。他跑到大使馆门口，刚掏出信，就被人抓住送回学校。打成右派送劳动教养时，他的手提包里除了几件衣物，就是三大本《资本论》。他才二十几岁，还做着罗曼蒂克的梦，准备一边用强体力劳动来磨炼意志，一边深入研读马克思的著作。即使在吃不饱饭的情况下，这个矮矮敦敦的青年在劳动中还拼命创高效，挖土方的时候他还硬挺着，涨红着腮帮抬起三百多斤重的大抬筐。在饥饿的这一年，他以极大的意志力克制着自己，绝不像我这样露出一副饥饿难忍的狼狈相。但是，一次在水稻田里拔草，一条蛇向他游来，他顿时像发现了宝物一样，瞪圆两只眼睛扑了上去，一把扭住那条蛇，疯了似的一口咬下蛇头，三嚼两嚼吞进肚里。就这样，他生生地吃掉了一条蛇。那情景真叫人惊骇。

　　我虽没有他那么大的勇气和本领，但也是从早到晚一门心思寻觅食物。除了吃，什么都不顾了。在档案里还保留了我的一些思想检查，检讨自己的“堕落”。可是检讨归检讨，求生还是人的第一本能。我曾用仅有的一双新布鞋和一件毛背心和附近的农民换了两个糠窝窝头充饥。我在地里寻觅野菜，有时能拔到一些马齿苋和胡萝卜缨子，晚上躲在厕所后面监管队长看不见的墙旮旯里，用两块砖架起脸盆烧些柴草煮熟了吃。没过多久，野菜挖不到了，天气渐渐凉了，饥饿愈来愈严重。有一次，我从拖拉机翻过的大田里挖到了十多头大白菜根，真是高兴极了。收工后我照旧端着脸盆躲到厕所后面去架我的灶，但是这一天点火的人太多，天又黑得早，一堆堆小火串成了一长条火龙，引起了警卫的注意。我正蹲在地上烧火，忽然听到有人喊：“队长来啦！快跑！”人们急忙把火踏灭端起脸盆就跑，我也跟着跑，慌乱中一脚踏进了一个被稻草和枯叶盖住的尿坑里，我紧紧地抱住脸盆，不让煮熟的菜根泼掉。浸湿的棉裤很重，我费力地把腿从尿坑里拔出来，艰难地回到监舍，先把那一盆菜根吃下肚子，再脱下棉裤到火炕口去烤干。

　　又有一天，我被派到场院去干水稻脱谷的活儿。干这个活虽然很累，但大伙儿都乐意干，因为有机会偷吃大米。队长在场院走来走去监视我们，收工时要大家把衣兜翻出来检查，但人们仍趁他不备抓起一把稻谷塞进棉衣兜里，然后假装大小便，躲到稻草堆后面，用鞋底搓掉谷壳，把生米塞进嘴里。吃了几次生米，我们都觉得肚子胀痛，拉不出大便。队长发现生稻谷也有人吃，把我们狠狠地训斥了一通，不再派我们去场院了。

　　这年立冬的那天早晨，白茫茫的一片冬雾，天气阴冷，我们怀里揣着一个中午吃的窝窝头到很远的大田里去拾稻穗，每人一行，从这头到那头足有一里多路，我们慢慢地朝前走着，遗落在地里的稻穗早被附近的农民捡光了，我捡不到几穗。但这一天我却有了意外的收获，因为霜降，蝗虫飞不动了，一只又一只落到了我的脚前，我顺手抓住它们藏进了棉衣里。收工回来后掏出来一数，竟有二十多只，我把它们穿在一根铁丝上，点燃一张报纸，烤焦的蚂蚱香味扑鼻，真是那个年代里难忘的美食。

　　入冬以后，电网包围着的劳教分场被一种恐怖的气氛压迫着。可怕的肝炎病毒在这里迅速蔓延，病号一天天增多，饥饿的人们蜷缩在炕上呻吟。我半夜醒来，常常听到抬走死人的声音。我已经麻木了，周围的死亡不再使我震动，我的腿浮肿着，走路十分吃力，我开始咯血，身体越来越虚弱，似乎只剩下一丝微弱的呼吸了。

　　年末，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忽然来了命令，把各分场的右派劳教分子集中到农场西荒地的一个没有电网的小分场里，伙食也有了一点改善，晚餐的两个白薯窝头改为一大舀煮得很稠的大米稀饭。这一舀子大米粥竟成了我们生存的动力，它太好吃了，以至我们从早晨睁开眼睛就盼望着天快些黑。粥是用大木桶盛着的，队长站在粥桶旁监督着，我们端着饭盆排着队每人领一舀子。这时冒出来一个人物，名叫高健，大高个子，东北人，部队文工团的二胡演奏员，他真聪明，在出工的路上捡了一只破鞋，他把胶底修剪成一个刮片，洗得干干净净藏在怀里，他很快把自己那份粥喝完，蹲在粥桶边，等最后一个人领完粥，他突然扑向粥桶，把桶推倒，一头钻进桶里，用他的刮片把粘在桶壁上的粥汁刮下来，竟刮满一饭盆！这情景使监管队长也目瞪口呆，他披着军大衣叼着一支烟鄙夷地吐出一句：“真是条狗！”

　　可怜这个高健，独占粥桶的日子没有几天，别人也发明了各种工具抢刮粥桶。高健到底没能救活自己，还是死在了那个饥饿的年月里。

　　一天早晨，排队出工的钟声敲响以后，我从被子里坐起来，忽然胸背剧烈疼痛，胳膊抬不起来了，穿不上衣服，只得坐在炕上喘息，队长已经开始点名，班长跑回来拽我下炕，我挣扎着跟着队伍到了工地，靠在冰冻的土坡上，这时队长走过来厉声训斥我：“不要装病，快起来干活去！”无论我怎样哀求，他都不相信我已是一个奄奄一息的病人。我只好咬牙站起来。现在我都很难想象，在没有任何药物的情况下，我是怎么熬过那个冬天的。

　　一九六二年五月，各农场的右派分子都调回北京南郊团河农场三余庄集中改造。刚到的第二天早上，一位监管我们的高队长来查房。我躺在炕上，他看见我枕边放着的一个罐头盒里吐满了血，他沉吟了一下，说：“你到病号组去，不要出工了。”我很感激他，他是这些年来第一个用这么和蔼的语调对我说话的队长。 　　

　　李辉： 一九六四年五月你被解除劳动教养了吗？在这之后的处境和教养期间有多大区别？

　　杜高： 到一九六四年五月，我虽然“继续教养三年”也期满了，但并没有被解除劳教。这以后若干年，解除右派劳教的程序无声无息地中止了。

　　一九六四年五月是当时集中在团河农场改造的二百多个右派劳教分子们热切盼望的日子，这是所有定期三年的人劳教期满的月份。人们几年来忍受各种困苦，就是为了争取按期解除。尽管解除劳教、摘掉右派帽子，对于我们的意义并不在于它将使我们恢复过去的社会职务和政治身份，那是不可能的。在这之前，定期在三年以下的右派，都陆续按期解除了劳教，但摘掉帽子后被叫做“摘帽右派”，是公民中的“另类”；他们仍被留在劳改农场“就业”，接受监督，也不是一般的职工。但他们可以到食堂去买饭，可以吃上白面馒头，还可以回家看看自己的亲人；他们的宿舍外面没有铁丝网，劳动的时候不再有荷枪的警卫监视。

　　然而，就是对这一点点自由的向往和吃一顿饱饭的渴求，也都成了我们难以实现的奢望。

　　五月的日子在期待中一天天过去，但始终没有解除劳教的消息。焦虑不安的情绪渐渐在劳教队中蔓延，人们忍不住询问队长，为什么到期不宣布解除？队长也露出为难的表情，甚至透露说，农场把你们的表现材料已如期上报了，批准的权力不在队里。那么，是不是上面的政策又变了？三年前的规定又不作数了？对右派又要有新的处置了？……各种猜测和小道消息在右派队里传播开来。为了稳定这二百多人的情绪，农场的场长特地到教养队来讲了一次话，他说：“谁说党的政策变了？谁说政府说话不作数了？你们不要听信谣言，党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政府说话是作数的。谁改造好了就摘掉谁的帽子，什么时候改造好了，就什么时候摘掉帽子。现在一个都没有解除也是对你们的考验，考验你们是不是信任政府，安心改造。……主动权在你们自己手里，你们要自己去争取光明前途。……”

　　就这么一番话，又一次决定了我继续教养的命运。如果说一九六一年宣布延期三年是由于我“表现很坏”，那么这次无期限延期，就连理由也不说了。从一九五八年的不定期劳教到一九六一年的延期三年，再到一九六四年的无限期延期，就是我劳动教养进行的三部曲，我的青春和生命也就在这每一个节拍里消逝着。

　　场长讲话以后，我们无可奈何地沉静下来。悲观消沉的情绪笼罩着右派队，人们失望了，意识到右派的命运完全不取决于个人表现，而是牢牢掌握在最高领导手里，任何个人努力都是徒劳的，自己能做的只是保住生命，活一天是一天。

　　但确实也有一些青年学生，虽然被视为党的敌人仍然对共产党一片赤诚，真心信任。我常常想起一个青年肖其中，很为他的不幸难过。肖其中是北大西语系法文专业二年级学生，是一个农家子弟。他的父兄对他寄以厚望，他不敢把自己当了右派告诉家里。他思家心切，深信场长说的只要积极劳动表现好就可以早日解除教养回家乡去。他努力争取，从不懈怠。我那时在队里做宣传员，每天写黑板报，肖其中是最热情的投稿人，他喜欢写诗，用美丽的辞句歌颂劳动，歌颂党。他也是最忠实的读者，每天收工后他总端着饭盆站在黑板报前一边啃窝窝头一边看劳动简报，发现受表扬的人中有他的名字时，他总会流露出欣喜。他非常重视这种表扬，希望政府了解他的改造成绩，早一天让他成为自由的公民。一九六五年麦收时节，他从早下地割麦一直干到天黑收工，中午都不休息。他在一九六一年大饥饿的日子里患过肝炎，全不在意，自信年轻力壮，不吃药不请假。这时他又常感到胃部疼痛，在麦田里，他捂着肚子向我跑来，气喘吁吁地报喜：“我今天割麦又创了高效！”我看他强忍着疼痛，额头上渗出一颗颗汗珠，劝他要求队长带他去场部医院检查，他笑笑说：“我没什么，我还就怕像你这样得了肺病，不能干活就糟了！”

　　就是这样一个拿自己青春的生命作为代价来争取政府宽大的青年学生，却唤不起政府一丝一毫的怜惜，硬是不解除他的劳教。更大的悲哀是，他的创高效又常常是对其他难友的威胁，他越积极就越孤立，常常遭到讥笑：“上了黑板报又能捞到什么？”没有人同情他的病痛。

　　第二年秋天，我在一次劳动中胸膜破裂，被抬到农场职工病房休养。

　　一天，从教养队又来了一辆板车，车上躺着肖其中，他闭着眼睛好像已经昏迷了。医生说他的腹部胀满了水，已经是肝硬化晚期了。两三天后的一个深夜，病房里传来骚动的声音，有人急促地说：“快给教养队打电话，天亮前把人送去烧了！”肖其中死了。他终于没能等到自由的那一天，这个农家子弟的青春生命就在这个静夜里熄灭了。

　　我却活着继续等待政府的宽大。一年过去了，又是一年。现在从档案里可以看到，每年教养队的确为我填写了一份解除劳教申请表，但“处、分局意见”一栏里都是空白的。表格中有关我的基本情况如罪行等项，一年年照抄下来，一字未变，惟一变动的是我的年龄。每填一张，便增加一岁。一直到一九六九年四月，军管会批准我解除劳教，但拖到国庆节才宣布，十一月我被遣送回原籍。

　　在我国实行劳动教养制度以来，像我这样劳动教养居然长达十二个年头，恐怕也是罕见的一个案例吧！ 　　

　　李辉： 从《关于杜高回队后和我的一些谈话内容》看，尽管经历了多年劳教，你对政治还是非常关心。文革初期对文艺界的情况也还是很关注，并且发表一些议论。你这是不是本性难移？

　　杜高： 这一份汇报材料，比较实在地记录了我当时的一些言论，至少没有恶意地断章取义，妄加罪名，这在当时就算难得了。文革爆发以后，我又一次大量咯血，被送到场部医院。在那里，我听到了一些文革的信息。文革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首当其冲的又是文艺界，这不能不引起我的震惊、关注、思考和猜测，我虽然被禁闭在劳改农场，仍然密切地注视着国家的政治变动，因为这首先关联着我个人的命运。坦白地说，每当我听到文艺界一批批的人被打倒，被揪斗，而许多人就是在反胡风运动和反右运动中猛烈斗争我的人时，我的感情是复杂的，禁不住要发出几声慨叹。 　　

　　李辉： 一九六六年初你们怎么收听“美国之音”？当时不怕被揭发吗？

　　杜高： 这是很富戏剧性的一个现象。劳教队是不允许带收音机的，谁也没有收音机。但早晨出工的路上或在田野里干活时，却常常传播一些外面世界的惊人的新消息。如彭真市长被揪斗了，公安部长罗瑞卿是反党分子，国家主席和党的总书记组织了一个反党司令部等等。据说消息是“美国之音”播出的。是谁收听到的，是谁第一个传出来的，谁也不知道，也没人打听，反正各种消息就这样传开了。右派队里有能人，有的人找来几个小零件自己就可以攒一个很简陋的收音机，也许就是用它在半夜或清晨偶尔收听到了“美国之音”。

　　这个现象表明，被囚禁被隔离的人们多么渴望知道外面世界的变化，而人们又总是用自己所具有的能力和智慧来冲破禁锢，绝对的封锁是困难的。 　　

　　李辉： 从一九六九年的“汇报”看，你在这时还经常发表对现状不满的言论。为什么？

　　杜高： 这些“汇报”是不准确的，写这些材料的人有各种不同动机，多数是为着表现自己靠拢政府，改造有进步。经常是抓住听到的只言片语，加以夸大或上纲上线，所以这些材料不能反映一个人的真实的思想状态。

　　一九六九年是我劳动教养的第十二个年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不但因为长期患病得不到治疗身体已经极度衰弱，而且因为政治前途的无望和人生前景的迷茫整个精神世界也已濒于崩溃，我早已不是十多年前那个爱发议论的青年了。一九六九年初秋又因为一次在水渠劳动，浸泡在深水里患了急性肺炎，我又开始咯血。长期的缺乏营养和半饥饿的状态使我感到自己已无力再熬过这个冬天了。在当时的处境中对死亡并不怎么感到恐怖，但求生的本能还是使我迫切渴望尽早解除教养，恢复自由。到了这时候，我只有不断地向毛主席悔罪，发誓永远按照他的言论来说话，绝不允许自己有任何一点其他想法，只求给我一条生路。文革把整个中国文艺界彻底捣毁了，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人民日报》重又批判“二流堂”“小家族”，指出后台老板是刘少奇。我更感到处境危难，所以这时我已不可能有什么敏锐的政治反应，更没有勇气发表什么对现实的不满言论了。 　　

　　李辉： 最后一份档案是关于你被摘帽并送回原籍的材料，时间已是一九六九年，距你打成右派开始劳教十二年。你自己坦率地讲，这么长的劳教，你认为对自己的思想改造到底是否起到作用?如果有，是哪些？

　　杜高： 我在前面已经谈到由劳改农场遣送回原籍以后的一般情况。我在长沙街道上做临时工的八、九年虽然是艰难的和贫穷的，但总算安全和自在。这就是因为我经过了十二年的劳教磨难已经是一个饱经风霜，相当懂得政治世故的中年人了。生活逼迫我学会适应那个特殊的政治环境，并且早已懂得在这块土地上生存的第一要义是在政治上保护自己。我时刻意识到周围的革命群众在监视着我，我十分谨慎地活着，夹着尾巴做人，不忘自己是一个罪孽深重的“摘帽右派”，从不敢得意忘形。我兢兢业业地干活，不论居委会派我去挑沙子，挖防空洞，还是到翻砂厂抬铁水，拖板车送铁块，我都卖力地干，不论一个月给我二十元工钱还是四十元工钱，我都一样感激地收下，从不讨价还价。只要想想过去的十二年在劳改农场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我就再不会有任何物质上的奢求。我悄悄地向有公费医疗待遇的母亲要来一点药品医治我的肺病，我不能让人们知道我患有结核病，我怕失去工作。为了生存，我必须努力学会技术，工业描图或制作教具等等；我后来住在街道盖居民楼的一间堆石灰的小工棚里，在那里建起了一个教具车间。街道干部找我谈话时，我像过去站在监管队长面前那样，唯唯诺诺，把他们当成“无产阶级专政”。问到我的思想时，我会流畅地背诵一段语录再接着汇报。

　　有一次，户籍警对我说：“革委会的头头说像你这样老老实实的右派，算是改造好了。”

　　在我的身上再也找不到青年时期的影子了，我变了一个人。

　　十二年的监禁虽然越来越成为远去的岁月，加上我有意地忘却它，绝不再回想，但它却仍要不时地重现在我的噩梦中，一次次把我惊醒。这使我痛苦不堪，似乎它已埋藏到了我的意识的深处，提醒我不要忘记是一个有罪的人。

　　一九八○年春天，我五十岁那年，终于有了一个自己的小家。我的妻子温柔地爱着我，我感受到了幸福，但噩梦还是跟随着我。我常常在梦中又回到了劳教队，又看见了监管队长严厉的脸，又宣布延长我的劳教期……我惊恐地大叫，浑身冷汗。妻子叹息着，可怜我。在我结婚半年以后，不知说起一件什么事，我大笑起来。妻子忽然说：“你笑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你真正的笑。”这一次，她哭了起来。

　　和“小家族”的朋友们相比，我是幸运的。汪明、田庄、罗坚、蔡亮，一个个比我有价值的生命先后化为烟尘，无声地飘逝了。而我还活着。

　　二十多年来，我，一个渺小的生命，也随着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艰难地挣脱长期的精神禁锢，一步步地重新找回被迫失去了的自我。

http://www.yufamily.org/src/LiHu ... ry_201803091206MBBT

reading

面对真实的历史——读《关于杜高档案的问答》
　　
　　    一口气读完了李辉、杜高的《关于杜高档案的问答》（以下简称《问答》，见《书屋》2001年4月号），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精神震撼，同时又有一种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的感觉。
　　    这是一份被尘封在时间深处的个人档案，是李辉先生在一个偶然的机缘得之于北京潘家园的旧书摊中。档案真实地记录了杜高先生的个人历史，时间起始于一九五五年的反胡风与肃反运动，结束于文革开始后的一九六九年，杜先生作为摘帽右派被释放回家。时间跨度为十四年，囊括了肃反，反右，以及文革开始后的历史，其中包括杜先生个人在历次运动中的“交代，揭发，外调，批判，总结，评语，结论”等等几十万字的原始材料，甚至“批判会上的领导人随意写下的小纸条，劳改期间每年必填的表格，都原封不动地按时间顺序装订”。这篇《问答》，即是李辉就这份“档案”，对当事人杜高先生的采访实录。
　　    “档案”只是一种机械的记录，不带有任何虚构成分和个人主观色彩，正因为这样，它客观地记录了一个荒唐年代的个人命运，并把那个时代的社会现实冷酷无情地展现在我们面前。用杜先生自己的话说：“它像一个可怖的暗影紧紧地跟随了我二十四年，目睹了我从一个活泼的青年变成了一个衰颓的老人，目睹了我作为一个人的最美好的人生岁月的毁灭”。从某种意义上说，“档案”既可以被视作杜先生的个人历史，同时也是“知识分子群体生命的某种展示”，是一个时代的历史缩影。
　　    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在经受着不断打击与屈辱的政治环境中，中国所有的知识分子无不面临着被改造，被扭曲，被异化的个人命运，他们只有主动放弃个人尊严与自由心灵，甚至不惜出卖良知与人格，以求得自保，并纷纷陷入循环往复的揭发，被揭发，批判，被批判，朝不保夕的宿命怪圈。这份档案则以一个个案的形式，记录了个人被异化成为符号，以至最终沦落为一个档案的附庸的全部过程。面对这份个人档案，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那样一个历史氛围，感受到个人私生活如何被窥视，被粗暴干涉，甚至“人的生理要求也被上升到政治高度”，感受到那一代知识分子精神上的凄惶与绝望，那种如临其境的真实感，不能不让我们产生触目惊心的震撼！
　　《问答》即是在“档案”的基础上，通过与当事人的直接对话，以大量的事实揭露了极左路线给整个民族所带来的危害，表现了知识分子“精神被蹂躏、灵魂被鞭挞的痛楚”，表现了“小人物”在庞大的政治机器面前的软弱与无奈。通过《问答》，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那些“小人物”是如何充当了政治的牺牲品，又是如何逐渐被人遗忘。即以杜先生的个人命运而言，直到八十年代初期，他五十岁时，才终于拥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庭，而许多有价值的生命，却并没有等到这一天，甚至连平反的机会也不复有，这其中既包括杜先生的师友，也包括更多已经被人遗忘的“小人物”， 正是通过与杜先生的对话，这些“小人物”的身影才重新走进了我们的视野。通过这篇《问答》，我们不无痛惜地看到，即使在杜先生出狱之后，他仍然“觉得有人在监视我和跟随着我，终日处在一种惊恐状中”，他也仍然“常常在梦中又回到了劳改队，又看见了监管队长严厉的脸，又宣布被延长了劳改期”，以至“在我结婚半年之后，不知说起一件什么事，我大笑起来，妻子忽然说‘你笑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你真正的笑。’这一次，她哭了起来。”那种政治运动对于个人身心的摧残如在眼前，读到这里，我的眼睛湿润了。
　　在肃反运动结束后，杜先生的领导曾经这样告诫过他：“党是你的母亲，肃反运动斗争你就像母亲打了孩子，打完就完了”，仅仅一个肃反就打了一百三十多万个“孩子”，这机械的数字后面有着一百三十多万个鲜活的生命，更有着千千万万个家庭啊！难道真的就可以这样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吗？难道个体的生命真的就这么不值一提吗？难道这还不足以引起人们的思考吗？有了肃反这样一个“打完就完了”的结果，其后的“反右”与文革当然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胡适先生就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一切对异端的迫害，一切对‘异己’的摧残，一切宗教自由的禁止，一切思想言论被压迫，都由于这一点深信自己是不会错的心理”，“乌托邦”社会正是以一个“远大的理想”为理由，以集体主义的名义去剥夺个人权利的社会。事实上，集体只存在于个人之中，离开了个体，集体也就无从谈起，只剩下一个虚无的外壳，而个人的权利与集体的权利也决不可一概而论，它们在现实生活中完全就是两回事。所以这种以集体的名义对个人权利的侵犯和剥夺，与旧制度的专制暴政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其最终的结果，就是使集体主义名义下的所有个体都成为专制主义的俎中肉，从这个角度上说，“自由的真义是对每个具体的人的自由的尊重与认可……。社会中每一个人都自由了，一切人才能自由。相反，如果这个社会只要还有一个人处于不自由的状态，下一个不自由的人也许就是你我”（卢周来《关于革命极其他》），正如英国玄学派诗人约翰堂恩曾经说过的那样：“任何人的死亡都会使我受到损失，因为我包孕在人类之中。所以绝对不必去打听丧钟为谁而鸣；丧钟为你而鸣。”
　　    《问答》以平实的笔法，对“档案”进行了多角度的诠释，使我们对当时的历史背景有了更为深刻的体味与把握，最为难能可贵的是杜高先生面对历史的非凡勇气与求实态度，他能够不为尊者讳，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客观地道出那个特殊时代各色人等的真实表现，使当时诸多模糊不清的人事大白于天下。因为种种现实原因，中国当代史存在着许多人为的痕迹，所涉及的人事也有很多地方语焉不详，当事人的回忆或出于有心，或出于无意地遗漏掉许多当时细节，即使年代并不久远，我们对那一段历史也仍然有一种雾里看花的感受，正是因为这样，杜高先生对历史认真负责的态度才尤为让人感到敬佩。
　　    作为六十年代后期出生的那一代人，我无缘亲历那个特殊的时代，但我有权利知道事实真相，知道那个年代曾经发生过的一切，相信很多的人都会有着同样的愿望，因为历史并不仅仅是属于哪一部分人的，而应当是属于整个民族的一份精神财富。对于一个民族来说，重要的并不是我们曾经做过什么，而是如何对待自己的过去，如何面对未来的选择，只有勇敢地面对自己的历史，反思自己的历史，才有可能在未来的民主现代化进程中立于不败之地。
　　    这，或者就是《问答》带给我们的最大的收获吧。
　　   
http://bbs.tianya.cn/post-books-3551-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