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清算旧中宣部阎王殿伸向科学技术工作中的黑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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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清算旧中宣部阎王殿伸向科学技术工作中的黑线
　　
中宣部彻底摧毁阎王殿革命联合委员会《经风雨》战斗队

　　
　　最高指示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
　　
　　前言
　　
　　建国十七年以来，在科学技术领域中，同其它领域一样，始终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个司令部的尖锐复杂的斗争。
　　
　　旧中宣部阎王殿，在一九五六年以前直接管理中国科学院的工作，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支持下，在陆定一、胡乔木、周扬、胡绳、于光远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直接操纵下，从一开始就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抵制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推行一条修正主义的路线。一九五六年以后，他们又伙同科委的韩光、范长江，科学院的张劲夫、杜润生等，在中国的赫鲁晓夫直接或间接的支持下，继续变本加厉地推行这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干扰和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妄想把科学技术领坺变成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温床。
　　
　　要不要科学技术工作者的思想改造，以及如何对待他们的思想改造，一直是两条道路斗争的焦点之一。早在一九五一年十月毛主席在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开幕词中就说：“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织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在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下，全国文化教育科学技术战线的知识分子都广泛地开展了思想改造运动。旧中宣部胡乔木等人却千方百计在科学研究工作者思想改造运动中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强调科学家的特殊性，提出许多防止偏向的消极措施，公然抵制和对抗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改造问题的重要指示。以后，在对待知识分子红与专的关系中始终贯穿着一条与毛主席的“又红又专”。“政治是统帅，是灵魂”的指示相对抗的“只专不红”、“先专后红”的修正主义路线。旧中宣部的陆定一、周扬、于光远等歪曲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对科学技术工作者只讲团结不讲改造，大谈什么“初步红”，什么“把政治工作落实到业务上去”、“业务好也就是政治好”等等，妄图取消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保存并扩大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
　　
　　在科学技术工作中，是无产阶级领导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是共产党领导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领导，是两条道路斗争的又一个焦点。毛主席早就明确指出，党要领导一切，党不但应该而且完全能够领导科学技术工作。一九五六年前后，右派大肆叫嚣“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反对党对科学技术工作的领导。毛主席尖锐地驳斥了这些右派言论，指出“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规律”，“只有外行才能领导内行”。但是旧中宣部的陆定一、周扬、于光远等顽固地对抗毛主席这一指示，一再制造“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谬论，并且搞了许多把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措施，如不问世界观的改造，大量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提出什么“三、三制”，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量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让他们掌握科学研究机构的实际领导权等等。
　　
　　科学技术的发展是靠突出无产阶级政治、靠人的思想革命化，还是靠物质刺激，是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根本分歧之一。旧中宣部、科委、科学院内一小撮窃踞领导岗位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所热衷的正是这样一条鼓励追求个人名、位，大搞物质刺激的修正主义道路。一九五三年在旧中宣部直接参与下，科学院访苏代表团在国内大肆贩卖苏修黑货，他们把苏联继承帝俄和英美资本主义国家的一整套资产阶级的科学制度，科学传统全盘搬了来，这正适合了我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需要。于是，相当苏联院士制度的学部委员制，研究所的学术委员制，学位，学衔制，奖金制度，只要业务不要政治的研究生制度等在我国科学技术界大量推行。
　　
　　要不要批判自然科学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观点，敢不敢破除自然科学工作中资产阶级的旧传统，是区分科学技术工作中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一个重要标志。毛主席经常说：“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毛主席号召工农商学兵各界都要批判资产阶级。而旧中宣部阎王殿陆定一、国家科委韩光以及科学院张劲夫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面前顶礼膜拜，卑躬屈膝，每当革命群众向资产阶级思想展开进攻的时候，他们总是设障碍，立王法，破坏批判运动。
　　
　　依靠工农群众和广大科学技术工作者自力更生地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迅速赶上并且超过世界科学技术的先进水平，是毛主席发展我国科学技术的伟大战略思想。一九五八年以来，在毛主席制订的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在毛主席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卑贱者最聪明”等一系列光辉思想指导下，我国广大工农群众和科学技术工作者，特别是青年科学技术工作者，冲破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在思想上、制度上的重重束缚，开展了伟大的科学实验的群众运动，实现了科学技术的大跃进，形成了一条结合我国具体情况的发展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道路。陆定一、周扬、于光远等一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依靠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迷外崇洋，企图把我国的科学技术拉上资本主义老路上去。在三年暂时困难时期，他们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一道，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的支持下，对革命群众进行疯狂的反攻倒算，妄图全面恢复和巩固在科学技术工作中的资产阶级旧秩序。
　　
　　归根结底，是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在科学技术工作中，是承认还是抵制、是拥护还是反对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根本的分水岭和试金石。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一切工作的指针。林彪同志一贯号召坚持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大学大立毛泽东思想。旧中宣部阎王殿一贯诋毁和反对毛泽东思想，根本否认毛泽东思想对科学技术工作的伟大指导作用，一贯挥舞反对“简单化”，“庸俗化”、“实用主义”的大棒，疯狂地扼杀科学技术界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犯下滔天罪行。
　　
　　在毛主席亲自发动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把混进党里、政府里、科学研究机构里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陆定一、周扬、胡乔木、于光远、韩光、范长江、张劲夫、杜润生等等揪出来了，把支持他们的总后台，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揪出来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为了彻底清算在科学技术工作中这条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肃清它的影响，我们愿和科学技术界广大革命同志一起，誓把这条黑线揭深、批臭，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现在我们根据手头的材料和记忆，初步揭发十七年来阎王殿在科学技术工作中的罪行，供革命同志批判参考。这个材料还很不完全，我们将继续补充和修改。
　　
　　一九四九年
　　
　　△十一月，成立了中国科学院，接管了伪中央研究院，当即由当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胡乔木指定大叛徒、后又冒充党员身份的丁玷为党组主要负责人。胡乔木明知丁玷历史上有严重问题，还一定要用丁。一九五二年丁玷罪行查清后，才清除他出党，罢了他党组负责人的官，但是胡乔木又把他派到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任副所长，继续委以重任。
　　
　　一九五二年
　　
　　△早在一九五一年十月，毛主席就号召在全国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直到一九五二年七月，阎王殿才让科学院在科学研究人员中开展思想改造运动。胡乔木等人从一开始就强调科学院的特殊性，强调防止各种“偏向”。在中宣部一九五二年六月代中央起草的“中央关于在中国科学院进行思想改造运动的方针问题给华东局宣传部的复示”中说“科学院各研究所进行思想改造学习的方针和高等学校相同，但方法上应有区别”，“不采取群众斗争的过关方式”，“用检讨会的形式，由检讨者在副研以上人员组成小组会议上作检查报告，由别人对他提意见，做到认真严肃，本人接受批评即可”。这些规定，处处强调科学研究人员的特殊性，根本忽视了科学院内工人和青年科学工作人员在运动中的作用。文件还特别借口“防止把思想问题简单化的倾向”等，对思想改造运动作了种种之限制。
　　
　　一九五三年
　　
　　△在旧中宣部胡乔木直接“指挥”下，科学院组织了“访苏代表团”。他们把苏联科学院的一套，不加分析批判，全盘介绍到中国，大力宣传苏联的科学院制度，院士制度、学位制度，研究生制度、奖金制度等等。访苏代表团的报告，曾向全国学术界广泛传达，并编成小册子散发。这次访问对我国科学事业起了很坏的影响。
　　
　　△四月，胡乔木代中央拟的《中央关于纠正“技术一边倒”等口号提法错误的指示》中大肆指责单纯技术观点的提法，说什么“技术决定一切”对我们今天正是适用的，大规模的建设时期，我们正是要提倡重视技术，指责这种提法容易使人不重视技术，等等。在这个文件中，胡乔木还指责“单纯生产观点”、“单纯任务观点”等提法，说什么“这些口号的害处是很容易使人从一个偏向转到另一个偏向”。总之，这个文件就是反对毛主席的政治是统帅是灵魂，在一切工作中都要突出政治的指示。
　　
　　一九五四年
　　
　　△三月，旧中宣部科学处正副处长胡绳和于光远炮制了《中央对中国科学院党组报告的批示》，这是对科学工作很有影响的一个文件，是一个修正主义的文件。文件一开始就离开社会主义革命，只讲社会主义建设。根本不谈在科学研究工作中有两条道路的斗争，只是一味地强调“科学工作对国家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文件篡改了毛主席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说什么“团结科学家是党在科学工作中的重要政策”“必须争取和团结一切科学家为人民服务”，“首要的任务便在于发挥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上的积极性，关心与帮助他们的研究工作，为他们研究工作安排顺利的条件”等等，根本不强调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文件公然提出科学家“只要不是做反革命活动，就不要求全责备”，强调“思想教育必须是长期地、耐心地来进行的，必须是在尊重他们的科学工作，发扬他们的科学研究积极性的前提下，而不是损伤他们的自尊心的方式来进行的”。文件还主张搞物质刺激，说什么“在科学上确有贡献的科学家应当得到较高的薪金和适当的荣誉”。文件要科学院和高等教育部提出学位制和科学研究奖励制度的办法。这个文件批准了科学院党组《关于目前科学院工作的基本情况和今后工作任务给中央的报告》。这个报告在旧中宣部讨论和修改过多次，其中用学部委员制代替苏联的院士制就是陆定一出的主意，建立把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制度则是于光远的主张。科学院党组为了贯彻这个“批示”中“团结科学家”的政策，在阎王殿的支持下，在九月特别开了全院性的党的干部会议，打通党员干部的思想。
　　
　　一九五五年
　　
　　△二月，中宣部阎王殿部长办公会议认为：“提倡科学家学习马列主义，主要帮助他们是取得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唯物论观点。只要他们要求学习马列主义，不论是为了解决某些教学问题，研究工作问题或是别的什么动机，都应抱欢迎态度。”会议根本不提科学家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首先是改变阶级立场，改造思想，建立无产阶级世界观。阎王殿认为“不论什么动机，都应抱欢迎态度”，这是公开鼓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学些马列主义词句，去打着红旗反红旗。
　　
　　△六月，在旧中宣部的直接参与下，在科学院成立学部委员会，并同时成立数理化学、生物地学、技术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四个学部，学部委员中许多是资产阶级右派和反动学术“权威”。凡当选为学部委员的，每月另加一百元津贴。
　　
　　△七月，阎王殿召集科学院负责干部，科学院和高等学校少数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座谈自然科学家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会上科学院提出一个学习方案，主张科学家“以联共党史四章二节为学习纲要，独立钻研经典著作，此外，可参看亚力山大洛夫编的《辩证唯物论》教科书”，只字不提学习毛主席著作，特别是《实践论》和《矛盾论》。
　　
　　中宣部副部长凯丰总结发言，强调“科学家学马列主义必须结合科学实际，结合中国科学上的问题”，根本不提学习毛主席著作改造世界观，改造思想。
　　
　　△八月，在中宣部阎王殿的支持下，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暂行条例颁发。条例规定中国科学院奖金分三等：一等奖，奖金一万元，荣誉证书和金质奖章，二等奖，奖金五千元，荣誉证书及银质金边奖章，三等奖，奖金二千元，荣誉证书和银质奖章。
　　
　　条例认为，中国科学院设立中国科学奖金是“为了鼓励科学研究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以服务于国家建设”。
　　
　　一九五七年初，颁发了一次科学奖金，大大助长了科学界资产阶级个人名利思想的发展。
　　
　　△八月，在旧中宣部的支持下，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暂行条例颁发。条例明确规定，研究生毕业由中国科学院授予副博士学位。对研究生政治学习的要求，根本不提学习毛泽东思想改造世界观，只提学习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培养研究生的方法，采用导师制，这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科学界的重要形式，采用这种办法，实际上是为资产阶级培养接班人。
　　
　　△秋，傅鹰在《化学通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一一一个三部曲》的文章，疯狂攻击党的领导，大叫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说什么党的领导是“没有拿过化学试管，也没有涉猎过世界化学文献”的人的意见，是“外行人的愚而好自用的批评”，认为都不要听。胡乔木知道此事后，竟不让人批判傅鹰的文章，说傅的文章也“没有什么”，“这样的批评意见，可以听一听”。
　　
　　△一九五五年，批判建筑学中以梁思成为代表的复古主义，形式主义思想，当时这种思想已经严重地影响了实际的建筑工作。彭真亲自出马干涉这件事。当三十几篇批判文章写出后，彭真一概扣压，不许发表。相反，却把这批文章送给梁思成看。彭真说，梁思成看了批判文章后，表示要作检讨，命令全部写好的批判文章一篇也不要发表了。建筑学的这场学术批判，就让彭真给扼杀了。
　　
　　一九五六年一月，在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子问题会议上，陆定一发言，特别推崇彭真的这种做法，说什么：在彭真的直接领导之下“把这些批判文章给梁思成自己看，请他参加讨论这些文章的学术会议”，“这个办法使梁思成很感激，病也好了，并说要决心检讨”。
　　
　　一九五六年
　　
　　△一月，陆定一在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发言中，歪曲夸大知识分子在建设中的作用，说什么“知识分子问题，将要决定我们国家是否能够成为一个先进出国家，和在多长时间内才能使我国成为先进的国家”。
　　
　　△四月，科学处于光远主持，召开地方科学工作会议，各省、市党委宣传部或文教部都派了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会上，周扬、于光远大反教条主义，大反学术批判。周扬说，“今后不要再搞学术批判了，不要批判资产阶级了。”
　　
　　会上，于光远还片面强调科学工作的重要性，要各地党委宣传部建立科学处领导科学工作，但是，只要业务领导，不要政治领导。对各地党委为科学处配备干部的条件中突出强调要懂得业务的大学毕业生，却不强调政治条件。会后并写成文件发至各地党委宣传部。
　　
　　旧中宣部、中组部在中央号召加强科学工作中党员领导力量的幌子下，给科学院配备了一套修正主义的领导班子，科学院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张劲夫、杜润生、裴丽生等都是这个时候调到科学院的。
　　
　　△五月，陆定一发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章。
　　
　　这篇文章大肆美化吹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说；“知识界的政治思想状况已经有了根本的变化。并且正在发生更进一步的根本变化。……非党员缺少马列主义的基本知识，但对于许多热心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非党员的朋友来说，那是过去的事或者将要过去的事了。他们之中很多人已经把这个缺陷补足了。这个问题已经提出了，也已经在解决之中。”
　　
　　文章笼统地提出“自然科学包括医学在内是没有阶级性的”，这就从根本上取消了科学技术研究中，特别是自然科学理论战线上，对资产阶级思想批判的严重任务。
　　
　　△九月，于光远在八大一次会上发言。这个发言完全是站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立场上，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言人。这个发言取消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任务，攻击党不懂得科学的重要，没有远见，提出所谓“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谬论，直接反对党领导科学工作，攻击党“不应该强不知以为知，不应该过多地干涉”。这个发言还把科学机关党员负责干部的作用降低到只是做行政事务工作，以便“正确地使用我国的科学力量”等。
　　
　　在这次会上，于光远根据他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提法，曾几次提出反对意见。
　　
　　△八月，于光远等人在青岛召开遗传学会议，忠实地贯彻陆定一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根本取消批判自然科反动学理论观点的任务，甚至在会上让某些人放肆地向党进攻。
　　
　　△刘少奇反对毛主席关于继承祖国医学遗产的指示，根本否认中医是伟大的医学宝藏，胡说什么“在不久的将来，西医药必然要代替中医药”。当毛主席提出西医学习中医，中西医合作整理祖国医学遗产的伟大指示后，刘少奇又从另一个极端来歪曲毛主席的指示，提出西医学习中医要“系统学习，全面接受”，根本不谈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整理祖国医学遗产。阎王殿和卫生部党组根据刘少奇的黑指示，规定“先系统学习，全面接受，然后整理提高”的违背毛主席指示的方针。于光远还叫嚣，中医没有理论，不要把中医抬高等等，顽固地反对学习中医。
　　
　　一九五七年
　　
　　△五月六日，陆定一在中宣部机关整风动员报告中说：“我们有很多事还不会办，不会办事就请诸葛亮嘛！以前有个刘备，只有刘、关，张三个，没有办法了，就去请诸葛亮办事情。诸葛亮也没有桃园三结义，非亲非故，没有参加刘、关，张的三人党，但请他来办事。我们要学这个。哪个人办事情办得好，就请他来办事。”这完全是把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内行”的反动论调。
　　
　　△五月，右派进攻时期，于光远到全国科联去煽风点火，他在全国科联常委(包括钱伟长、曾昭伦、李宗思、袁翰青等右派分子)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是一株大毒草。他否认党对群众团体的领导，说什么“科学院党组对科联这样一个群众团体的领导”，只是“提出意见而已”，科联“对于党组所提的意见，可以修改，可以推翻”。他极力推崇资产阶级“民主”，说什么“科学规划委员会是政府，学部是上议院，科联和学会是下议院”。于光远在一些座谈会上还公开提出不用任命的办法，而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用民主选举的办法产生所长。
　　
　　△六月，陆定一主持起草了《在一两个月后吸收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的通知》，于是，出现了乱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入党的现象。例如，在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就有三分之一已被吸收入党。
　　
　　△春，国务院二办在范长江、王顺桐主持下，搞学位学衔条例，后因反右派运动，就停下来了。中宣部于光远曾积极参与。
　　
　　△五月，右派进攻时，中宣部科学处于光远、龚育之根据当时科学界的反映，整理了《当前科学工作的几个问题》一份材料，列举了“党能不能领导科学工作的问题”，“科学‘自由’与科学‘民主’问题”，“关于学术思想批判问题”，“关于思想改造和文教工作改革的问题”等等。其中把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都当作一般对工作提的意见集中起来。例如：攻击党不能领导科学，明目张胆地提出“教授治校，科学家治院”，还说什么“党现在还不能领导，等将来党内有了大专家再来领导”。对积极分子恶毒攻击，说“不少科学家认为党只听恭维，把一批逢迎拍马、阿谀谄媚、不学无术的人当做积极分子”。认为“党疏远了一批刚正不阿，说老实话，爱提意见的，有真才实学的科学家，把他们当做落后分子”。材料还大肆宣扬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在科学民主、自由问题中，提出研究自由、教学自由、选择与调换工作的自由、选择助手的自由、国外国内学术交流的自由、建立学术团体和办学术刊物的自由、自己支配时间的自由等七大自由和议事权、选举权两大民主权利。
　　
　　当时中宣部科学处正在主持召开地方科学工作会议，于光远决定把这个材料发给到会同志，对全国科学工作产生了很坏的影响，妄想把科学工作引向资本主义道路。
　　
　　△五月，阎王殿向中央反映情况的内部刊物上，登载了一则题为《××主张科学研究采用美国方法》的材料，明火执仗地提出要我国的科学研究工作完全走美国的道路。例如主张“科学研究工作的助手应该由教授自己挑选”，“青年的提升应根据学术成就而不是别的”，攻击我国的提升制度太强调了“德”。说什么“这不能刺激青年的上进心，也是不公平的”。
　　
　　△十一月，于光远参加中国科学工作代表团访苏，回国后，于光远等大肆宣扬并推行了许多苏联的修正主义黑货。如苏联培养科学干部的修正主义路线，以及高稿酬制等一套物质刺激的办法。
　　
　　一九五八
　　
　　△春，在由朱德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讨论科学研究人员的思想改造问题，张劲夫、于光远都参加了这个会。会上有人反对科学研究必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强调要给科学家很大的“自由”去选定他们的研究题目。朱德还说我们国家那么大，有些科学家放在那里，不干什么事也没关系，像耍猴子戏一样也可以。
　　
　　△九月，卫生部召开全国医药技术革命经验交流会议。会上，周总理提出：“破资产阶级医药权威，立无产阶级卫生志气。”在总理的号召下，在医药卫生界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批判资产阶级的运动。这次会议以后，陆定一恶毒地咒骂和污蔑“破除资产阶级医药权威”是“发疯了”，“起妖风”，在许多场合，公开反对周总理提出的“破资产阶级医药权威”。
　　
　　一九五九年
　　
　　△胡乔木在一九五九年初，到中宣部找教育处和科学处的干部参加，召开了一个心理学问题的座谈会，攻击一九五八年《光明日报》上开展的心理学批判，说这个批判是所有学术批判中最不讲道理的一个。说强调心理学有阶级性、心理学是社会科学，在理论观点上错了，应该“纠正”。他不是引导批判心理学界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和反动思想，而是把这场批判扭转到所谓心理学对象方法等问题的“纯学术”讨论上去。以后，人民日报即组织发表了被批判的党内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曹日昌的学术讨论文章。中宣部科学处即根据胡乔木的这个黑指示，要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开了“学术讨论会”，把心理学批判完全拉向右转。
　　
　　△年初，于光远、龚育之去武汉，对武汉地区一九五八年以来展开的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大吹冷风，专门整理材料登到《宣教动态》上，指责、挑剔批判中的所谓“缺点”。胡乔木看到这些反映后，还要科学处专门在《人民日报》上写文章进行批评，对这个灭资兴无的批判运动大泼冷水。
　　
　　△刘少奇在第二届人大常委第七次会议上，鼓吹物质刺激，说什么“对国家有功的人员应有奖励制度，这是必要的。如科学发明创造，现在还没有奖励制度。听说科学院正在拟定，其他各文化部门、教育部门都应拟定”。之后，阎王殿就大搞高稿酬制度等。
　　
　　一九六〇年
　　
　　△上半年高等学校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学术思想批判运动。上海有一教员批判朱洗《生物的进化》一书中的反动政治观点，科学院张劲夫、杜润生等对此十分抵触，不同意发表批判文章，只同意要朱洗再版该书时作些修改。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科学院大搞反攻倒算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赔礼道歉时，还把这件事当作处理的好典型加以总结推广。这是对自然科学中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抵制。直到一九六五年，于光远还同意张劲夫、杜润生提出的不加修改的再版该书的意见。
　　
　　△八月，在哈尔滨开自然辩证法座谈会，这个会是哲学社会科学部哲学研究所主持召开，实际控制、领导这个会的是旧中宣部的于光远和龚育之。这个会名为推动自然科学家学习运用主席思想的会议，但是，会上于光远、龚育之等挥舞了陆定一的反对简单化、庸俗化的大棒，指责会上散发的有些文章中运用毛泽东思想是“简单化”“庸俗化”，指责报上已发表的“慢病快治是毛泽东思想在医学中的伟大胜利”的提法不对。会上还有人以“盖浇饭”，“蛋炒饭”等恶毒语言来攻击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会后，龚育之还整理了一个“关于自然科学工作中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一些提法的问题”的材料，急忙刊登《宣教动态》。这个所谓的“材料”中，公然反对“毛泽东思想在自然科学各领域内伟大胜利”的正确提法。
　　
　　△年底，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召集科学家开“神仙会”，有些人借口提意见攻击大跃进。
　　
　　科学院党组于一九六一年初在北京召开党组扩大会。会上，上海分院“神仙会”的材料全部印发讨论，并起草了“十四条”的初稿。阎王殿科学处积极支持了这个会。
　　
　　一九六一年初，周扬听到上海“神仙会”的情况，十分感兴趣，立即要科学处工作人员写材料向有关方面反映，一并登在阎王殿的《宣教动态》上。
　　
　　一九六一年
　　
　　△一月卅日，陆定一以中央名义发出《中央关于“文汇报的学术版很受上海学术界欢迎”一文的指示》，这个“指示”篡改主席对文化遗产的“取其精华，去共糟粕”的思想，提出对文化遗产必须实行“学习、批判、再学习，再批判”的原则，强调什么“在学习时要不忘批判，批评时要注意学习”。“指示”指责一九五九年底一九六〇年初在学术界展开的批判资产阶级的群众运动，说什么“现在的倾向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谈得少了，对文化遗产的学习谈得少了，在学术和文艺领域中，简单粗暴，片面性的现象有所增长，必须坚决克服，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这个文件灭无产阶级的志气，长资产阶级的威风。这个文件发下以并为此后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批判基本停止，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东西纷纷出笼。
　　
　　△三月，在陆定一授意下，阎王许立群、林默涵等炮制了《关于毛泽东思想和领袖革命事迹宣传中一些问题的检查报告》。《报告》中检查的第一条就是反对把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在科学技术研究中取得的成果说成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攻击这样做是“简单化”、“庸俗化”。
　　
　　△三月，由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胡绳执笔写的《在学术研究中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文，在《红旗》杂志上以社论形式发表。这篇文章根本否定在学术研究中存在有艰巨的批判资产阶级的任务，提倡资产阶级“自由化”，大讲什么“自由讨论”，绝口不谈“批判”。这篇文章在学术界起了公开抵制批判资产阶级，促进牛鬼蛇神出笼的作用。
　　
　　△四月，科协范长江要周扬到全国科协的全国工作会议上讲话，周扬十分“积极”。四月十三日作了四小时左右的报告。这个报告是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期间向科学技术界抛出的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讲后，经范长江提出，周扬同意把这个报告稿印发全国，在许多科学研究单位和高等学校中广为流传，流毒极广。
　　
　　这个讲话，背离毛主席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方针，迎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需要。例如，讲话中，强调对知识分子政治要求“只要不反党反社会主义”就可以了，否认知识分子的根本改造是世界观的改造，否认自然科学领域中批判资产阶级的任务。讲话攻击政治挂帅，攻击我们的政治学习是空搞理论，是“宋明理学”甚至攻击学习运用毛泽东思想是“成了教条主义”，攻击报纸上登的政治宣传文章是“文都不要了，只要有道就行了”，是“浮书”是“空话”，还恶毒地说“浮言之害”，甚于“焚坑”。讲话还攻击大跃进和群众运动。
　　
　　这个讲话，歪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说什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无非是要大家拿出货色来，不是要人放出毒来好去整他，这根本不是我们的目的。他还攻击一九六〇年以来学术界对资产阶级的批判，说什么工农、学生、青年“现在都鸣起来了”，“但是一部分老专家鸣得少了”，“被气势压下去了”，“虽有革命精神，但科学精神并不那么够”，等等。
　　
　　这个讲话还大反用毛泽东思想作指导自然科学研究工作。
　　
　　周扬还要学会的工作按照他指出的“名”、“利”方向，“特殊化”的方向发展，提出要搞“全国性学会会员”，强调科学上的“水平”，要“抬高身价”等等。
　　
　　△一九六一年春，陆定一在文教小组会议上攻击用毛泽东思想指导自然科学的研究工作，反对“贴标签”。他说：“贴标签是最坏的办法。毛泽东没有说过物理学、化学的问题，怎么能用毛泽东思想去研究物理、化学？”“不要贴标签，要实事求是一点”等等。
　　
　　就在这个时候，陆定一指定原中宣部卫生处大判官沙洪和卫生部的徐运北等搞了一个调查组，专程到湖南医学院调查，把湖南医学院刚刚兴起的在医学领域内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如批判维尔哨细胞病理学)的群众运动压制下去。
　　
　　陆定一还指定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于光远(原科学处处长)组织调查米丘林、摩尔根两个遗传学派之间的争论问题。于光远就派人到北京、上海、武汉等地调查。这个调查是在陆定一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反对“简单化”“庸俗化”的大棒指挥下搞的，不但否定了对遗传学中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理论观点的批判，而且扼杀了在遗传学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学习运动。在科学处的调查报告的草稿中(没有正式写出调查报告)说“在一些文章中经常出现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建立遗传学的新体系等字句，所有这些无非是希望借此抬高自己，打击别人，堵塞别人提意见，妨碍百家争鸣”，“必须防止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不要随便搬用毛泽东思想去解释各种自然现象”，“这样不但对自然科学无益，反而有害”。
　　
　　△七月，于光远、龚育之参加关于自然科学十四条给中央的报告的起草。他们在这个报告中把当时陆定一、周扬在文科教材会议上的讲话，周扬在全国科协的讲话中的许多黑货都塞进去了。
　　
　　他们在报告中不提毛泽东思想对自然科学的指导作用，不强调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不提科学科学研究工作中两条道路的斗争，不提在自然科学中批判资产阶级，而矛头主要是针对一九五八年以来的所谓“左”的错误。
　　
　　十四条和报告中，对科学家红专的要求，就是周扬在科协讲话和文科教材会议上讲话的提法。
　　
　　十四条和报告中对双百方针的解释完全按照陆定一、周扬那套“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解释。
　　
　　报告中反对简单化、庸俗化、反对贴标签、扼杀自然科学工作者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等等，都是阎王殿的黑货。
　　
　　刘少奇在七月会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十四条。会上，刘少奇称赞十四条是“好文件”，说“现在的问题是有偏向，有偏就纠”，攻击党的领导是“乱指挥”，“再搞下去，要下台”等等。邓小平在会上也大为称赞十四条，说“十四条是好文件，很必要，是科学宪法”。
　　
　　在十四条发出前后，科学院对科学家大搞赔礼道歉，是对一九五八年以来的批判资产阶级的反攻倒算。
　　
　　△刘少奇在七月的政治局会议上公然反对毛主席在一九五八年提出的我国不要搞学位、学衔制度的意见，说“要研究建立学位、学衔制度的问题”。陆定一急忙布置童大林、林涧青、龚育之等研究建立学位制度的问题。陆定一提出“建立博士学位是为了不依赖外国，中国自力更生地培养比研究生更高的科学人材的办法”。
　　
　　△在高教六十条中，对自然科学研究工作中的百家争鸣政策，大讲“自由讨论”“自由竞赛”根本不提批判资产阶级。在一次讨论高教六十条条例草稿的会上，邓小平竭力主张“自由化”的方针，陆定一也大反政治问题、世界观问题和学术问题有联系的提法，说什么“讲区别还来不及呢？还谈什么联系！”对一九六〇年开展的学术批判大肆攻击，说什么“以为骂就能够大发展，实际上是教学质量大降低。”
　　
　　△年底，由陆定一提出高等学校建立“三三制”领导班子的意见，所谓“三三制”，就是“由资产阶级左派和资产阶级中间派同共产党实行联合，共同领导”。这里所指的资产阶级左派中间派多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所指的共产党领导也多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经邓小平同意陆定一还指定任命傅鹰、翦伯赞等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为北京大学副校长。这一决定，对科学研究机构有很大影响，不少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任命为科学研究所的所长，掌握了领导权。十二月，陆定一在同即将被任命为北大副校长的傅鹰、翦伯赞等人谈话时，又大反在自然科学理论中批判资产阶级，说“自然科学无论如何不要贴标签，否则就像中世纪教皇烧死布鲁诺一样。我们也可能出教皇，不是烧死，而是贴标签”。
　　
　　△哈尔滨、昆明、武汉、北京等地，开展了对牛顿力学体系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和机械唯物论的批判。批判文章中指出“历来资产阶级科学家把牛顿定律奉为金科玉律，到处搬用，不加怀疑。为了有批判地接受和发展前人的科学遗产，把毛泽东思想插到自然科学领域中去，有必要对牛顿的定律进行批判。”陆定一对群众这个革命的创举恨得要命，大骂什么“说牛顿力学是资产阶级的，胡说八道，要拿出证据来”。从此，这个批判运动即被扼杀。
　　
　　△龚育之的《关于自然科学发展规律的几个问题》一书出笼。这本小册子以阐述党的科学技术政策的理论基础的“权威”面貌出现，贩卖了大量阎王殿“反简单化”、“反庸俗化”的黑货，抹杀科学技术工作中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尖锐斗争。这本小册子以后又几次再版，流毒很广。
　　
　　△龚育之搞了《苏联自然科学领域思想斗争的历史情况》，诬蔑苏联三十年代的学术批判是庸俗化、简单化，用来反对科学技术人员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这个材料散发很多，流毒极广。
　　
　　△林涧青起草，林默涵签发的《中宣部批发文化部党组关于召开科学教育电影工作会议的报告》，批语明目张胆地反对政治挂帅，说什么“对科教片，不必强调政治宣传鼓动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作用”。
　　
　　一九六二年
　　
　　△二月，科委主持，在广州召开科学规划工作会议。科委韩光、武衡、范长江，科学院张劲夫、杜润生，中宣部于光远，教育部蒋南翔都参加“领导”这个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五百左右，除一小部分党政领导部门的负责人外，几乎都是高级知识分子。这次会是在刘少奇、邓小平在刚刚开完七千人大会上吹的反对三面红旗的黑风下召开的，会上一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一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肆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攻击共产党的领导。韩光、张劲夫、于光远等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不但不作任何反击，反而要一些党政部门的负责人向科学家作检查；他们还千方百计鼓动给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投降。
　　
　　△科委韩光、于光远、赵石英等，在制定科学规划的过程中，反对毛主席的自力更生发展科学技术的道路，大肆鼓吹资本主义国家科学技术的“先进”，企图把科学技术规划立足于购买“专利”的基础上。他们搞了很多专业组，成员大部分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规划的项目取舍大权都交给专业组决定。
　　
　　△夏、秋，于光远插手农业科学技术工作，只强调发挥农业科学家的积极作用，根本不提农业科学工作者的思想改造，不提他们中间有些人对农业科学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抵触思想，根本无视农业科学工作中两条道路斗争。
　　
　　△六月，由于光远主持起草的《积极开展技术政策的科学研究和讨论》的《红旗》第十一期社论，贩卖阎王殿的黑货，根本抹煞科学技术方面，特别是自然科学理论方面，资产阶级思想和无产阶级思想的尖锐斗争，提出什么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不同学术见解的争论“不是阶级利益冲突的表现”，不应对它们“贴上各种阶级的政治标签”。文章还提出对“执行中的具体技术措施和技术管理的问题，应根据职权的规定，由有关的技术人员负责和决定，其他人员不要加以干涉”，反对党的领导和群众的监督，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夺取领导权合法化。
　　
　　△八月周扬亲自批准了于光远、龚育之《关于加强自然辩证法工作的报告》，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的纲领。
　　
　　这个所谓的报告，明目张胆的诋毁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公然说什么“对于自然辩证法工作者来说，现在除了给他们介绍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一书外，几乎没有什么参考资料可介绍了”。甚至叫嚣说，“对于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人来说，不学哲学似乎也可以作好工作”。这个报告，恶毒地攻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诬蔑在工作中运用毛泽东思想是随便贴标签。
　　
　　这个报告，根本不提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去研究解决现实问题，而十分突出地强调了搞什么“大”“洋”“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所谓学术建设。
　　
　　一九六三年
　　
　　△科委韩光大肆吹捧，卖力宣传美国一个杂志上发表的“一个理想的研究室主任”一文。于光远也很推崇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宣扬资产阶级科学制度的优越性，美化资产阶级科学家。这是韩光等人妄图在科学技术方面复辟资本主义的一个阴谋。
　　
　　△科委韩光等秉承邓小平的意旨，曾拟了一个关于调整科技人员工资问题的文件，积极主张在科学技术界推行高薪制，搞物质刺激。文件主张青年科学技术人员大学毕业后工作一两年就给八、九十元工资，高级科学技术人员的工资可以每月四、五、六百元，可以超过国家主席。这个文件的主张遭到有关部门的抵制，一直没有实现。
　　
　　周扬对提高科技人员工资十分赞同，他曾到处歪曲现实，说什么青年科学技术人员是“三十几岁，三十几元工资，三十几斤粮票”，鼓吹要大大提高青年科学技术人员的工资。周扬还曾把他到东北鞍钢等地召集技术人员开座谈会的资料给科学处，要科学处整理材料，向邓小平反映，为他们“叫苦”。
　　
　　△科委韩光、张有萱等按刘少奇、邓小平黑司令部的指示，起草学位学衔等条例，于光远积极参与。条例搞成后，又由于光远主持给中央写报告，大肆宣扬用“名、位”，“物质刺激”等办法促使科学技术发展的修正主义道路。周扬一贯主张建立学位、学衔制，当他看到学位、学衔条例及给中央的报告后，立即表示赞成，并说“这件事已经拖了很久了，建议赶快促成这件事”。这个条例和报告很快就经刘、邓黑司令部批准了。由于毛主席发现和制止了，才没有发出。
　　
　　△聂荣臻同志提出“十四条”在政治上问题较多，要修改，这个意见遭到韩光、张劲夫、于光远等人的抵制。
　　
　　△于光远、吴寄寒联名写信给中央文教小组和科学小组，提出在职干部可以自由报考研究生，为大批资产阶级思想严重，政治情况复杂的人爬到各科学技术部门的重要岗位大开方便之门。
　　
　　一九六四年
　　
　　△下半年陈伯达同志、李富春同志提出科学研究机构应该接近实际，设立到工厂里去。伯达同志还提出研究所同时也是工厂，研究人员同时也应该是工人，研究所是否要办得那么大，是否可以办些规模小的研究所等重要方向性的意见。陈伯达同志、李富春同志的意见，遭到科委韩光等人，科学院张劲夫、杜润生等人和于光远的反对，拒不研究贯彻执行。
　　
　　△旧中宣部、旧组织部同国家科委共同炮制了“关于科学技术干部管理工作条例”。陆定一、赵进、于光远、郝一民等参加了讨论修改条例的工作。这个条例对自然科学技术干部的政治要求仍然采用一九六一年制定的科学研究十四条中的提法，把自然科学家捧上天，说什么“自然科学家是国家的宝贵财富”等等。这个条例还继续提出要我国建立学位制度。
　　
　　△三月，于光远、李昌、赵石英等，召开“在生产科学技术工作中学用哲学”的会议。会上，于光远、赵石英等大肆挥舞反“简单化”“庸俗化”的大棒，恶毒地攻击在工作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先进人物“根本不懂得马列主义，反而自以为了不起”，叫嚷什么要大反“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
　　
　　一九六五年
　　
　　△于光远假借宣传坂田昌一关于基本粒子是无限可分的文章，在许多场合大肆贩卖私货。他打着科学技术人员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幌子，却根本不提科学技术人员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首要任务是改造世界观，实现思想革命化，他口头标榜要运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来指导科学研究工作，实际上是要借此大量贩卖资产阶级方法论的黑会。
　　
　　△彭真提出用设计革命化代替设计机关的四清以后，韩光、张劲夫、于光远等紧紧跟上，七月写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今后社教运动的安排请示报告”。报告中提出要用设计革命的办法代替研究机构的四清。这个报告反对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二十三条”关于社教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精神，根本不提科学研究机构的上级领导部门的问题，认为由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负责的科研机构“比重很少”。文件提出“结合科研工作的实际，通过检查研究工作”作为社教运动的重点。
　　
　　彭真看到这个报告后，说同意这个文件的精神，可以先按此做。当时彭真正在阴谋搞一个在文教机构内全面对抗毛主席“二十三条”精神的文件，没有批这个文件。
　　
　　△夏，彭真为了全面对抗毛主席主持制定的“二十三条”，取消文教单位的社教运动，下令阎王殿收集资料。许立群、于光远曾把西北武功生物研究所社教运动中出现一些缺点的材料送给彭真，作为他们扼杀文教机关社教运动的子弹。于光远在这时曾多次召集科学院和工农业各部主管政治工作的干部开会，散布用设计革命的方法代替研究机构社教运动的黑货。
　　
　　△七、八月，刘邓为了扑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提出大反什么“形式主义”“社会强制”，要把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纳入刘邓的“正轨”。彭真马上要阎王殿根据刘邓的黑指示，起草“中央文件”。为起草这个黑“文件”收集材料，于光远先后两次召集科学院和产业部门许多研究单位来汇报科学技术人员学习毛主席著作情况。会上于光远大肆贩卖邓小平、彭真的大反“形式主义”、“社会强制”等黑货。阴谋扼杀科学技术界正在兴起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
　　
　　△陆定一亲自上阵大抓科技电影，说什么科技影片要与故事片放在同等地位上。陆定一、于光远等动员各方面的力量，要全国许多电影制片厂都来抓科敦电影工作，这是陆定一对抗毛主席关于批判坏电影的重要指示，反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大阴谋。
　　
　　一九六六年
　　
　　△我国科学研究工作者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在全世界首先人工合成蛋白质一一牛胰岛素。一些贾桂思想十足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根本怀疑这一项伟大成就可以由中国人民首先完成。陆定一看到这些反动“权威”的反映，就反对在报纸上公开报导、扩大宣传这一伟大胜利。聂荣臻同志是主张尽快公开报导的。张劲夫、于光远等人执行了陆定一的黑指示，使这一灭资产阶级威风、长无产阶级志气的成果迟迟没有公开宣传出来。
　　
　　△根据陆定一要编“科学大纲”的黑指示，于光远利用科委名义跑遍全国几大城市，组织大批科学技术人员(其中不少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编写《自然界的辩证发展》。这是一部脱离当前实际斗争需要的，模仿资产阶级百科全书的，用资产阶级观点来指导的“大部头”，是于光远蓄谋已久的一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建设。
　　
　　△二、三月，科学院召开历时四、五十天的院党委扩大会。阎王殿于光远等也插手了这次会。这次会以总结科学院十七年的工作为幌子，大肆鼓吹科学工作的所谓成绩。会上，张劲夫一伙，唯恐揭开科学院阶级斗争的盖子，于是千方百计压制给他们提意见的人。张劲夫还在会上推销二月黑提纲的黑货，并把邓小平、薄一波在工交会上的黑货搬运到这次会上来。这次会，还大肆宣扬了“政治落实到业务”的修正主义观点，并准备会后开展全院性大辩论。
　　
　　△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彻底粉碎了彭、陆、罗、杨反革命政变集团，薄一波这时已经像热锅里的蚂蚁，感到自己灭亡的命运就要到来，但仍然妄图负隅顽抗，作最后挣扎。薄一波赶在中央政治局会议期间，伙同韩光、于光远共同召开一个科学技术界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座谈会。到会的人数不多，但薄一波找了新华社和各报刊的记者都来参加，妄图会后大发消息，大造舆论，以便捞取政治资本。会议期间，薄一波等还将会上发言整理成专门材料急送毛主席，妄想欺骗毛主席。会上，薄一波还包庇于光远，说于反对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与陆定一的性质有根本不同。
　　
　　△早在一九六五年夏于光远、龚育之布置要一个右派分子编译《爱因斯坦选集》和写关于爱因斯坦的文章，吹捧美化爱因斯坦，宣扬资产阶级科学家成名成家的道路。一九六五年底，一篇《试论爱因斯坦的哲学观点》的文章在《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上发表。一九六六年初，陆定一看后十分称赞，并要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于光远等便积极按陆的意旨事办。
　　
　　△五月，科学院心理所的革命同志主动展开了对该所研究方向的讨论，批判研究工作中的资产阶级思想，曹日昌惊恐万状，通过汪志华向阎王殿告急。童大林、于光远在汪志华陪同下，赶到该所，说什么“人有一个脑袋，总有要研究的”“你们七搞八搞，搞出东西来就行。”妄想稳住他们资产阶级的阵脚，扑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火焰。
　　
　　××××××××××
　　
　　把科学技术界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倒、斗垮、斗臭！
　　
　　彻底揭露、批判科技工作中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
　　
　　打倒刘、邓、陶！
　　
　　彻底摧毁阎王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中宣部彻底摧毁阎王殿革命联合委员会《经风雨》战斗队
　　
　　一九六七年五月三十日初稿六月八日修改稿
　　
编辑出版单位：首都科技界革命造反派批判刘邓联络站，一九六七年七月，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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