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年的隐私

白海鸥

十四年的隐私

——《折腾岁月小记》之二十七

        1980.1.11车间党支部安排了隆重的公议表决大会，与会三十多名党员，一致通过我与房师傅为预备党员。在这个会上还出现一段插曲。
        当我俩在读“登记表”中社会关系一栏的姓名时，引起大家的兴趣，因为我岳父和爱人姓名都在双方表中出现，同时在这一栏中也明示了我是他妹夫，他是我舅哥。这个对外保密了十四年的亲属关系，终于公诸于世，大家在惊愕之余是唏嘘不已，我的心情只能用卸载后的傻笑，来表达那无奈年月的苦涩隐私。                              
         “文革”开始的那年春节刚过，房师傅将刚从师范学校毕业的堂妹，晓玉介绍给我，当我俩正相处的如胶似漆时，晓玉告诉我：“不知为啥，我哥想拆散咱俩，他非要再给我介绍一位铁中的老师。”听后我也十分纳闷不解，对我有看法当面说吗，何必背后这样。
        一天我找到房师傅当面提出质疑，他说：“我这都是为你好，最近我听到厂部议论，说你们这批毕业生数你最有发展，群众口碑又好，根红苗壮，我怕将来你会因我妹妹的家庭出身受到影响，那时你会恨我的，长痛不如短痛，就此拉倒吧。” “要是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你还会做下去吗？”他略作忖度：“你家里什么意见？”“还没到向家里说的时候。”“你要就是认准了晓玉，那我只有祝福你们了，但有两点你要记住：1、对任何人不能说我是你们的介绍人。2、任何时候不要说咱俩是亲戚关系。”我点头离开。
        房师傅和晓玉的爷爷，出身于杏林世家以医为业，在他晚年双目失明后，就回到老家将一生积蓄买了土地，由四个儿子耕作，自己仍为四里八乡的乡亲们诊脉治病，悬壶济世，晓玉的妈妈由于念过私塾则成为老人的助手，老人在土改前两年过世，此后四个儿子分家单过，土改时按各家所占土地多少，将晓玉父亲划为富农，其余为地主。
        房师傅的父亲排行老三，在他三岁时父母先后亡故，他被四叔接到晓玉的家里抚养，1950年他又随晓玉一家搬进城，1958年“大跃进” 铁路招工，就放弃了高二学业进厂学徒。以后随着各种政治运动的开展，他越来越明白自己的劣等“政治贱民”身份的现实含义，所以处世为人格外谨慎小心。
        他是钳工工段的工长，平日除了劳苦在前，享受在后，更做了许多份外的事，比如冬天室外公厕粪坑里的粪便，冻的堆积像小山似的，快触到屁股了，是他下到粪坑里用镐一块块刨除；夏季他又早早到厂，支起一个大油桶，将平日收集的油抹布放在里面用碱水煮，捞出晒干再用；至于其它任劳任怨，不计个人得失的事更是数不胜数，即使这样任何好事也摊不到他头上，但他的人缘、口碑很好，他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平安是福”故而很知足。
        不久“文革”全面展开，厂部技术处被解散，将技术人员都分到各车间，我被分到房师傅车间，为了遵守对他的承诺，我尽力回避与他的直接接触，有时走路迎面碰上，他会突然一拐走向他处，有时实在有事找我，他则会拿一张图纸与我比比划划中谈私事。不久就听说与他相处一年多的女友——我厂化验室的小杜与之分手，原因是俩人出身都不好，怕影响下一代。
        一个星期天，在晓玉家我俩碰到一起，他说；“我要向晓玉那样，非找个‘红五类’出身的对象，来改变咱老房家的血脉纯度。”晓玉妈妈挖苦道：“你还想入党提干呀，那么看重成分？小杜哪点不配你，你与人家吹了，看你不打一辈子光棍才怪呢。”他说：“婶，你不知道现在是‘出身决定命运’的时代，咱自己的改不了，怎么也得设法改变下一代一半的血统呀。”
        不久，他就真的找到了改变老房家‘血脉纯度’的人，又很快举行了革命化的婚礼。被称为嫂子的这个女孩，比我还小两岁，人长得很清秀，父亲在抗美援朝的一场战斗中牺牲，妈妈改嫁走了，她与花甲的奶奶就靠政府每月那点抚恤金生活，在农村家中又没有男劳力，其困难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为了改变贫穷的命运，她选择了嫁给城里人，由“农转非”进入城市分享比农村多一点的待遇。她的要求很简单，就是要对方接纳奶奶。婚后嫂子就在厂里的“五·七”家属厂上了班，这都是后话了。
        当年夏季全国针对“黑五类”刮起了“红八月”的恐怖飓风行动，1966年9月16日房师傅偷偷地告诉我：“已接到通知，我四叔家今天要被赶回农村，我去不方便，请你去帮他们搬家，好吗？”说着掏出十元钱：“你把这钱转交给我四叔。”这种结局我早有预料，所以也没说啥就匆匆去了……晓玉父亲很不满意，埋怨这个侄子在最需要他的关口不露面，那十元钱坚决拒收。
78天后晓玉全家又被她父亲单位接了回来，主要是《周总理在接见红卫兵代表时的讲话》的文件起了作用。
        不久我也与晓玉结婚，虽然我们俩家离的不太远，但为了遵守对舅哥的承诺，平日是不串门的。后来他有了三个孩子，在每个孩子诞生后，我和晓玉都是晚间才去他家看望，两家孩子从来也不来往。有次班上因有急事，我到一位同志家取东西，出来没走多远就听到一个童音在背后喊“姑父！”，我回头一看，在一棵大树的背后露出半张小圆脸，见到我在注视他，又羞怯的缩了回去。
        我赶忙走过去蹲下拉起他的小手问道：“你是谁家的孩子？”他抬手指向对面的院子，我通过低矮的土墙，看到那开着的窗扇里，有位老妪在向我招手，我抱起孩子进了去。
        进屋后方醒，这不是嫂子的老奶奶吗！她赶忙将另外两个孩子也圈拢过来指着我说：“这是你们的姑父，快叫。”孩子们马上齐声叫道：“姑父好。”接着老人抱怨起来：“你们可是实在的亲戚，怎么也不串门走动，是不是有啥隔阂？”我笑着作了解释，并告诉她这是大哥定的规矩，她听了无奈地说：“小心点也好。”接着又神秘兮兮地说，“毛主席发动的这场运动，时辰选的不好，他选了丙午年的丙午日，可能是他老人家翻错了皇历，自古以来年逢‘丙午’都被称为‘红羊劫’，当两个‘丙午’碰到一起，就是‘双羊劫’更遭殃了，所以你们就得格外小心为上呀。”，看着那三个衣不遮体的孩子，我赶紧掏出身上仅有的几元钱分给他们，在回厂的路上缕缕忧伤，不断向我袭击——这又一代孩子的出生难道还要沦为“低种姓”的贱民吗？
        1968年我承担了一个桥式吊车的设计任务，舅哥曾几次劝我，不要将桁架式结构改为板式箱型结构，这样一旦出了问题，在这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可是要承担政治风险的。我以百分之百的把握谢绝了他，他又跑到我岳父家乱七八糟说了很多不中听的话，从此我俩中间有了芥蒂，来往更少了。
        林彪叛逃事件以后，邓小平复出任国务院副总理，随后邓小平便采取了果断措施，对社会秩序和国民经济进行了一系列的“全面整顿”，这时我厂一切开始步入正规，舅哥就在那时被任命为车间副主任，这是我厂当时唯一一个出身“地主”的非党干部。为了表示祝贺我邀他一起小聚，被他婉言谢绝，理由很简单——“毛主席说了‘文革每隔七八年，再来一次。’小心为上，”当时将我搞的很尴尬，好像我在巴结他。
        1976.9.9零点十分，毛泽东驾鹤西去，他的夫人也坐上押解“四人帮”的囚车进入秦城监狱，人民得到第二次“解放”。
        1978年冬，我到铁道部开会，听到一则内部消息，中央马上就要发布“关于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 文件，回去后我告诉了舅哥，他听后极为兴奋：“你能不能再说得具体点。”“可以，等我有时间再说吧。”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以此作为上次的报复。
        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正式下达了《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文件，根据这一文件精神，舅哥是我厂第一批经群众评审通过的受惠者，当时他十分激动，主动邀请我晚间去他家小酌，席间我打趣地问：“毛主席对华主席可是有‘你办事我放心’的政治遗嘱，‘两报一刊’也说过：‘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按这一原则你就不怕那‘文革每隔七八年，再来一次’。”“我不管这些，我只相信党，既然今天把我这顶帽子摘了，我就坚信不会再给我戴上，哈哈，我终于看到我们房家血统改变的日子了”
        当晚我俩都喝的酩酊大醉。
        谨以此文献给那些在1949——1979三十年间，5000多万因出身而沦为“低种姓” 被唾弃为“狗崽子”的“政治贱民”，并请人们记住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群体，由此又辐射牵连了上亿的群体。

                                             2010-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