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象：沈容的红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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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象：沈容的红色记忆

　　 沈容属于“一二九”一辈的知识分子革命者，江南官宦世家出身，1938年中学16岁时在抗日救亡的感召下接受共产主义影响，加入中共地下组织，走上共产革命道路。其后，入读中央大学外文系，1945年抗战胜利，未及毕业便进入重庆《新华日报》。从此，与新闻宣传事业结下终身不解之缘。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沈容因工作之便，与中共党政军高层领导多有近距离接触和观察，也因出身之累，在文革运动中深受其害，留下难以忘怀与不可泯灭的红色记忆。与一般革命家所撰回忆录着重于国家民族的宏大叙事有所不同，沈容回忆录——《红色记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2005年），以女性独特的观察视角和温柔笔触，展现给人们的除了宏大广阔的革命历史背景，多有革命年代革命人物的生活场景与细节呈现，以及严酷年代人性与人道的革命反思。这些真实而生动的历史细节记忆，与哀而不伤的人生反思，构成其回忆录独特的历史价值。

　　
　　 1948年中共中央移驻西柏坡，新华社也随迁相距六七里的东柏坡。战争年代，戎事倥偬，生活单调，每逢周六，西柏坡举行舞会，沈容所在新华社外文部女同志都欣然与会。舞会在条方形的麦场举行，乐队为二胡伴奏。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首长坐在放有藤椅、茶几的一方，另外三方摆放着条凳，供其他人随便坐。沈容在这里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但没有跳过舞。沈和其他女同志跳舞时，总会跳到首长席那边转一圈，“顺手牵羊”，从茶几上拿上一根烟，装着要抽的样子，然后一转身便将烟揣进口袋。这是沈容们的一项“任务”。香烟带回办公室大家一道分享品尝，人多烟少，你一口，我一口，三下五除二，一根烟很快就给抽完了。

　　 舞会上最有趣的是刘少奇请王光美跳舞。沈容与王光美两年前曾共事于北平军调处执行部。王光美如在北平一样，讲究衣装，常着一蓝色工装裤，配以雪白的衬衣，在一众女性中显得格外引人注目。而刘少奇总是从斜对面的首长席走到王光美面前，鞠上一躬，请她跳舞。刘少奇与众不同的礼仪，给沈容留下深刻印象。后来，刘少奇和王光美结婚，沈容随夫君李普的妹妹李蓬茵和廖盖龙一起前往道喜，每人得到刘少奇送的一包骆驼牌香烟。不久廖盖龙和李蓬茵结婚，王光美参加婚礼并送了礼物，王光美送的礼物最为特别，乃是几个避孕套。廖承志送的礼物也很有味。廖承志爱开玩笑，喜欢画画，每逢人结婚，都画一幅漫画。他送给廖、李的漫画，上面像是廖、李两人的脑袋，下半身则像麻花一样纠缠在一起，让见者无不哑然失笑，捧腹不已。

　　 沈容和李普以战地记者身份在刘伯承、邓小平部队总部呆过一阵，与刘、邓有过直接接触，对刘、邓有独到的观察。刘伯承好读书，行军作战时也手不释卷，一次刚到宿营地，行李在炕上还没打开，他就在一盏昏暗的油灯下站着看书了。另一次论及蒋介石，刘伯承脱口就说：“对蒋介石这种人，鲁迅的《推背图》说得好，他说什么话，你要从反面去想。”刘伯承对鲁迅作品的熟悉程度，让沈容大吃一惊，感佩不已，其为儒将，名不虚传。邓小平也读书，沈容携带的一本《约翰·克里斯朵夫》，邓借去没几天就给看完了。邓小平还喜欢玩扑克，得知沈容和李普会桥牌时，便邀请一起打牌，只是沈容和李普技术太差，不是对手，便不再受到邀请。不过，邓的警卫员告诉沈、李，邓小平从不给人递烟，唯沈、李是例外，每次去了总给烟抽。

　　 这些战争年代的生活场景与细节回忆，让人们对战争年代与革命人物有更为全面、立体的认识和了解。

　　 建国之后沈容调离新华社，在不同文化新闻单位担任中层骨干。1960年代初沈容调入文化部电影局，与江青打过一段交道。大约63年左右，江青不时来电影局调看电影片。那时她还没有后来那种威风，来看片时，部里、局里没有领导出面陪同，多由沈容作陪，因沈为制片处负责人。按江青要求，锅炉房事先烧好热水，把放映室温度调在24度。江青来时，总是披着一件长到脚跟的斗篷，带上中宣部文艺处袁水拍，及一位随员。看片时，袁坐在江的一边，沈则坐在江的后面，以便听其意见。每次影片放到一半，随员就会给江青送上一粒药、一杯水。看完电影，江青并不发表看法，沈容问她，她说要回去请示。江青当时挂名中宣部文艺处，她回去请示的不是中宣部而是毛泽东。在这之后，毛泽东发出关于文艺界的两个重要批示，文艺界开始新一轮大规模整风。

　　 文艺（电影）界整风整的是夏衍、陈荒煤这些有影响的头面人物，沈容被动员站出来揭批夏衍。但沈容委实不知夏衍究竟错在哪里，无奈只好根据指点，按照《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对夏衍写于30年代的一个剧本上纲上线，进行批判。沈容为此一直感到愧疚，认为欠下夏衍一笔债。

　　 到了文革，沈容自己和夫君李普一起也成了运动对象。李、沈38年入党，算得上抗战时期的老布尔什维克，但由于李普1955年肃反时受两起冤假错案的牵连，被视为“不适合在党委机关工作”，调出中宣部，档案袋里放进一顶“特嫌”帽子，成为“被控制使用干部”，而沈容有复杂的家庭出身背景，加上两人曾与叶剑英、陶铸的工作关系，所有这些政治与社会的，历史与现实的，各种错综复杂因素汇集一起，使李、沈夫妇在劫难逃，被立案审查，且立为“要案”，经受磨难。沈容被怀疑是乃父派入共产党内部的奸细。在受询交代问题过程中，沈容突然想起自己曾从父亲那里偷过绝密情报，可证明自己不但不是受父亲指使，反是为党做过工作，便将当年偷取情报一事从头说出。专案组经过广泛深入调查取证，证实沈容所言不虚，延安确曾收到来自沈容的有价值的情报，并为此给予过表扬。沈容遂于1972年获得解放，李普随后也得到自由，如影随形十多年的“特嫌”帽子也一并被拿掉。

　　 沈容认为自己和夫君文革中所以能较早获得解放，是因为“运气好”，遇上了好人。一方面专案组能实事求是，尊重历史，另一方面李普单位的两位有良知的好同志不相信李普是坏人，主动提出外调查清“特嫌”一事，并获得有关方面负责人批准，这才有他们夫妇的解放与还以清白。

　　 但沈容父亲就没有这样的幸运了。沈父沈泽苍，早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为钱大均好友，抗战时期任国民党后方勤务部特别党部书记，战后钱大均出任上海市长，沈泽苍随其担任上海市政府人事处长。不久钱大均下台，沈父亦随之去职，返回老家苏州，弃政从商。49年沈父相信共产党宣传，凡国民党军政人员只要坦白交待历史，既往不咎，而留在了大陆。作为地方开明绅士，沈父串联苏州各界，维护地方秩序，积极迎接解放。解放后沈父当上苏州工商联主任，加入民建，成为爱国民主人士，并将所分家藏古董全部献给国家。建国之初，沈容曾返苏州接回寄养在家的女儿，事先通过组织了解到父亲已交待历史，“表现很好”，“是个很好的人”，在苏州市委书记的陪同下才见的父亲。57年沈父被打为右派和历史反革命，判刑入狱，狱中中风瘫痪，保外就医。改革开放后，获得平反，却人已离开人世。

　　 父亲的不幸遭遇，让晚年的沈容陷入困惑、迷茫与不安。沈容乃父亲最宠爱的女儿。当年沈父携全家由渝赴沪，出任上海市政府人事处长，沈容以完成学业为由独留重庆，从此与家人天各一方。在周恩来策划下，沈容与李普在重庆登报结婚，沈父始知女儿为共产党，因而受到“沉重打击”。尽管如此，沈父仍送给女儿一件时髦大衣作为礼物。而在女儿心中，父亲是“共产党的敌人”，她把父亲“那时常和朋友们晚上打麻将”，视为典型的“国民党的腐败生活”。几十年过后，目睹当下，比对今昔，沈容不由感叹：“现在看来，他们那时打牌，比现在一些官员到澳门用公款豪赌，他那种‘腐败’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沈容对父亲有了一种同情的理解。这是经历沧桑与世变之后的感悟所得，这种感悟使得晚年沈容具备了一种自我反思的能力。沈容回顾自己几十年，“什么都听组织的。当徐步告诉我父亲是如何进步时，我深信不疑，因为他是苏州市委书记，苏州党组织的最高负责人。当熊复告诉我父亲1957年的情况，叫我不要和家里联系时，我又深信不疑，不敢给家里写信。熊复也是代表组织和我谈话的。”沈容不无迷茫又不无自责地反躬自问：“父亲受的不白之冤，究竟是他太相信共产党呢，还是多少受了我一些影响，是我连累了他？”“是我害了他，还是他害了我”？这在沈容是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个问，也是一个结。

　　 1974年沈容和李普从广东上调北京，李普任职新华社北京分社社长，沈容调任北京市广播电台，入住月坛北街5号楼宿舍。这是一幢专供相当级别干部居住而新盖的五层楼楼房，以当时条件，可谓“豪宅”。在这里，沈容与颇有名气的毛泽东五大秘书之一的叶子龙作了对门邻居。叶子龙因所谓“窃听器事件”在1962年离开中南海，文革受牵连，沈容搬来时，尚未“解放”，人称叶师傅。叶师傅懂生活，又健谈，常教给沈家一些生活上的门道。一次沈容受叶之请帮其写了一份关于窃听器事件的检讨，让叶相当满意，而获得信任。从此，叶师傅打开话匣子，津津乐道，不断谈起中南海逸闻轶事。

　　 作为毛泽东生活秘书，叶负责管理毛生活上的一切事务。毛泽东做衣服，不用到裁缝店去，也不用叫裁缝师傅来量尺寸。叶知道毛的身高、肩宽、袖长、腰围等尺码，他只要到红都服装店，选好布料，告诉店里尺码，做出来的衣服，保管合身。叶很怀念贺子珍，经常谈到当年在延安他妻子怎样和贺子珍晚上躺在炕上一起聊天。说到老人家身边的一些人时，讲的最多的是一个姓陈的女孩子。小陈长得漂亮，能歌善舞，聪明伶俐。一天她看老人家闷闷不乐，就要老人家猜个谜语。谜面是：“毛泽东打喷嚏”，老人家猜不出。她说：“很简单么，‘毛病’。”引得老人家哈哈大笑。小陈曾要求老人家批准她入党，给她一个职务。这两个要求都没达到，小陈为此离毛而去。

　　 不久，张玉凤的父母也住进了5号楼。张父原为铁路搬运工，退休在家闲不住，又到外面副食店做帮工，张母则在家持家务。张家搬来以后，5号楼显得更热闹了。最忙乎的是叶师傅，楼上楼下，左邻右舍，问寒嘘暖，很是热络。叶很善于和人交往，也很能赢得对方的好感，在与新邻居的交往中常给沈家带来各种信息。一天他告诉沈家：“毛主席现在湖南。”因为他看到张玉凤给家里捎来了一条羊腿，包羊腿的报纸是湖南日报。

　　 有一阵，张玉凤不时来沈家打电话。张很有礼貌，每次打电话，都会说：“对不起，借打一个电话。”打完电话，也都会说上一句“谢谢”的话。电话总是二个内容，一是问老人家看电影看完没有，二是要车来接她。而另一位也来沈家打电话的女士，情形却大不一样了。这位女士目中无人，昂首阔步，打完电话就走人，一句客气的话都没有，真正的傲慢无礼。刚开始时，碍于情面，沈家也就让着她打。后来，打给她的电话特多，沈家还要大着嗓子喊她接电话，如此，再加上其傲慢无礼的态度，李普受不了了。一次，又是她的电话，李普抓起电话，厉声说道：“我这不是公共电话！”啪的一声给电话挂了。

　　 这位女士在北京外语学院学习，人称“红旗学生”。所谓“红旗学生”，指的是坐着红旗小轿车来上课的学生。当时，只有高级干部才有资格乘坐红旗轿车，居然有学生乘坐红旗轿车来上课，全校一时为之轰动。不仅如此，“红旗学生”还不和同学们一起上大课，她要老师单独给她开小灶；学校要她填表，她竟然说：“填什么表，你们叫汪东兴去填。”

　　 如此学生，是何方神仙，有何背景？还是叶师傅消息灵通，了解底细。他告诉沈家，这位“红旗学生”原是江青看中给自己当护士的，后来江青又推荐给了老人家。虽说其人模样长得漂亮，但其做派老人家难以忍受。终于老人家大发脾气，拍桌子叫她滚蛋。可真叫她滚蛋，江青的面子如何摆放？周恩来想出一个办法，把她送到北外去读书。这样，她就住到月坛北街5号楼来了。在老人家病重之时，这位“红旗学生”匆匆忙忙嫁了人，嫁的是一位老将军的儿子。

　　 在月坛北街5号楼数年，沈容与非同一般的各色人物接邻为伴，耳闻目睹许多鲜为人知的有趣的或无趣的故事。这些故事，看起来不登大雅，不入法眼，属历史的花边碎料，为正人君子所不屑，但多多少少，直接或间接，与中南海发生某种关联，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从一个侧面折射了1970年代中国的政治形态。不惟如此，这是来自知情人提供的一手资料，作为为历史作证的呈堂证据，可以证明民间所传元稹“白头宫女”的真实存在。

　　 同在月坛北街5号楼，沈容经历了1976年中国社会的风激云荡、惊心动魄与翻天变化，李普作为中央抓捕“四人帮”之时，被派接管新华社的“5人小组”人员之一，更是直接见证了这一伟大时刻。中国因此翻开新的一页，而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不过，这已是另一篇章的故事了，需要另文来记述。

　　
　　 2017/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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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容大姐和她的《红色记忆》
苏仲湘

　　沈容大姐匆匆离去了，留下了遗作《红色记忆》。纸墨犹馨，音容如在，牵引大家深深地怀念和痛惜。
　　文如其人，《红色记忆》以她特有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恬静笔墨，记述了她丰富鲜活的平生见闻，包括许多动人的红色掌故。它一问世，就受到人们的惊喜瞩目。当我读后掩卷，龚定庵的诗句陡然撞上心头：“人难再得始为佳！”唉，像沈容大姐这样的人品，难再得了；像她这样的文品，难再得了。
　　沈容大姐是位老战士，去世时年已82岁。她有着十分丰富、乃至传奇式的阅历。她在抗战时期，在长沙参加地下党。当时是中学生，《毛选》一卷上载名的杜修经就是她的入党监誓人。后到重庆，先在中央大学外文系读书，继入《新华日报》，与长她5岁的老新闻工作者李普同志结婚时，是周恩来为她的婚事拿过主意的。国共和谈期间，在北平军调处叶剑英手下做事。和谈破裂后，她到晋冀鲁豫解放区，成为刘邓部队中“一位不会骑马的女兵”（后来学会了）。本职是新闻采访，曾和刘邓在一起“海阔天空什么都聊”。中共中央迁到河北平山西柏坡期间，她在附近的东柏坡工作。毛泽东、朱德、刘少奇都见过。建国后，她在天安门城楼上采访过国庆活动。从新闻界转到电影界后，和江青直接打过交道。粉碎“四人帮”以后，她又到中宣部恢复前的中宣口工作。进钓鱼台办公。她亲睹亲闻了多少次时代中的阴晴雷电，面遇过多少位叱咤风云的当代贤豪，安身穿越，结想联翩。丰富的第一手见闻奠定了《红色记忆》的基础，提供出一系列沧桑岁月的本色面目。
　　沈容大姐在写作《红色记忆》时，善于敏锐地捕捉细节，抓住侧面，勾勒出事态和人物的重要特征和本生面目。使人即小见大，妙悟真源。这是本书的一大特点。
　　《红色记忆》中记下了她在刘邓部队前线司令部时的一个细节：
　　1947年，“有一天，一次战役已开始了。我看到邓小平一个人在屋里走来走去。我不明白，作战的时候，作为指挥作战的政委在干什么。在我的想像中，他好像应该站在地图前看地图，或在电话机旁等电话。这些都是从小说中看来的。出于好奇，我就走到他房里去问他：‘邓政委，前方已打响了，作为政委，你干什么呢？’邓小平说：‘我现在做的是着急的工作。’后来我才明白，每打一仗，司令员和政委最忙的是考虑这一仗如何打，所谓‘运筹帷幄’，等作战方案决定了，命令发下去了，他们倒清闲了。这时着急的，是情况是否跟他们预想的相符合，这确实是他们‘着急’的工作。我向邓小平提那样的问题，正说明我是一个十足的新兵。”
　　书中还引述了当时任军区司令部军政处长，建国后任海军司令员的杨国宇写的一段日记：“在唐官屯，刘邓住在一座较大的房子里，院内有两棵石榴树。刘邓在石榴树旁的桌上，围着一张地图。时坐，时立，后信步走向村西，向南看，向东看，向西看。好似不知道地球向哪里转一样。”
　　沈容说：“正史里绝对看不到这种记载，然而，这不也是历史吗？”
　　《红色记忆》的笔调非常自然而安详，令人读来特别感到亲切。这是一种出于平常心的表述。沈容大姐不乏亲睹风云际会时刻的机缘，却总能以清醒而平等的角度来体会和观察。对于革命贤豪，特别是功高德重的贤豪前辈，人们常以敬仰乃至敬畏的心情来看待和应接，甚至于他们的伴侣也未能免。这本来是自然的，不过这种角度有时也会阻挡视线。古代文学史中有“刘祯平视”的典故，因为刘祯觉得平视方能谛视对象的全部美丽，而仰视则不能。沈容大姐以二八华年入党，英锐之气历久犹存，从而长期以平等心看人看事，观察到事态和人物的无遮饰的本初神态，保存在自己的红色记忆中。这是本书的又一鲜明特点。
　　她在北平军调处执行部工作的时候，李克农是中共代表团秘书长，是管家。“不很久，我发现大家都有点怕他……只要李克农一到，大家就不敢大声说笑了。有一天，吃罢午饭，各自回房。李克农也回到他的住房，我跟了进去。李克农问我：‘小鬼，有什么事？’我说：‘想给你提点意见可以吗……你是不是太凶了点？吃饭的时候本来大家有说有笑，一见你来就不敢出声了。’他哈哈大笑说：‘就是要这样。’接着他说：‘你做过地下工作，难道你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这里的服务员、勤杂人员里面有多少他们的人，而我们的同志以为这里都是自己人，可以随便了，不加警惕。’”李克农是一个很有特点的人。沈容记下了一个小故事，她的同乡女同志胡小为，经地下党介绍去延安，路过北平，暂住执行部。她以为住在一起的都是同志，无拘无束。“有一天她遇到一个人，问她姓什么，叫什么，要到哪里去，什么人介绍她来的。她一一如实回答了。那人又问她：‘你知道我是什么人？’胡小为答：‘不知道。’那人说：‘我是国民党。’说完就走了。”这一下把胡小为吓坏了，知道自己闯了大祸，不知如何补救，饭也不吃，哭了一整天。隔壁女同志得知后，意识到此人就是李克农，向李克农报告了。李克农说：“这小姑娘真天真，不知道我是什么人，把什么都说了。太没警惕，我吓她一下。”沈容写道：“好家伙，这一吓差点要了胡小为的命。”
　　沈容大姐转到电影界后，1958年，曾率领摄制小组和苏联合作拍摄关于中国和苏联的纪录片。苏方的导演是瓦尔拉莫夫，五次斯大林奖金获得者。双方一起完成了在苏联的作业，进展顺利，关系不错。而双方一起来中国拍摄时，却发现瓦尔拉莫夫对中国的群众态度极坏。他要求他们这样做，那样做，群众不是职业演员，做不来，他就发火骂人。沈容对瓦尔拉莫夫提出了批评意见。他答应以后注意，但到现场依然如故。沈容向电影制片厂写了一封信，说明这种情况。以后，副厂长徐肖冰来，对她说：“不能给苏方提意见，和苏联的合作一定要搞好关系。刘少奇同志专门有指示，在合作关系中，关系搞不好，你无理五十大板，有理也是五十大板。”沈容在书中写道：“我听了之后难过极了。为什么对苏联要这样的低声下气呢？于是我把这种情况又写了封信给对外文委。”“这封信起了作用，在我们回厂编片子的时候，瓦尔拉莫夫被调回去了。”沈容平平常常、风浪无惊地做了这回事。
　　在和沈容大姐交往时，无不强烈感受到她温雅、开明、谦婉的风度，甚至似乎看来有点纤弱。人们一时想不到，她有坚毅果敢的另一面。在搞地下工作时，曾经凸现出急智退敌、叱咤生威的场景。
　　她在四川江津白沙时，有一次，和领导她的老秦在学校附近接头，拿到了很多准备散发的党的宣传品，放在无锁的书包里。他们正在谈话，忽然走来两个穿黑色中山服的人，截住他们，分别查问。沈容写道：“我顿时觉得，这次是死定了。因为我书包里有那么多东西。”沈容“觉得难逃一劫，准备被捕时，反而非常镇静”。她不等他们问，抢先问他们：“你们是啥子人？为什么不让我们在这里玩儿？你们有什么权利挡住我们？简直岂有此理！我从来没见过你们这样不讲道理的人。”把她拉开的人见她越骂越凶，只好说：“不瞒你说，我是搞特工的。最近，共产党在这里闹得厉害，我们不得不注意，不得不问问。”这边这个人没来得及问，那边查问老秦的人也问不出什么名堂，就让他们离开了。书中写道：“事后，我多次想到，那个特务怎么那么笨，翻一翻我的书包，我们就都完了。”
　　又有一次，她到乡间找一个同志接头，未联系上，情况有些可疑。她离村折回，忽然进来三个不明不白的壮汉，厉声叫喊，叫她停步。她当时走在江边，“曾想过，实在追急了，我就往江里跳。”但她旋即“计上心来”，以四川袍哥式的口吻，拿出地道的四川腔，厉声向他们说：“你们这些人是怎个搞起的？你们不打听打听我是谁，就敢来叫我？”她的神态把来人镇住了，错愕不定。恰好江上驶来一只船，她就跳上船，有惊无险地离开了。沈容这样的险境和智斗经历，大可以融入电影场面。她后来转入电影界，这些轶闻可惜没派上用场。
　　在地下活动时期，沈容大姐回忆道：“我没有认真读书，尽在忙党组织交给我的任务。交朋友啦，贴宣传品啦，真是忙得不亦乐乎。”
　　有一次，把党的一份宣传品，贴在大标语牌上，此外，教室门口、饭堂、邮局等地都贴了。第二天又挤进人群去看。
　　十年浩劫时，沈容和李普在南方，备受折磨，后来有幸“解放”。1974年，他们从广东调回北京，在月坛北街五号新盖的宿舍楼安家。1976年10月7日，即“四人帮”就缚的第二天，李普奉命参加五人小组，进驻新华社总社。后来，沈容也参加中宣口工作，进钓鱼台办公。关于“四人帮”的兴衰过程，沈容在《红色记忆》中根据亲自见闻，不乏生动有趣的侧写。她还用闲笔记述了有幸相识的几位邻居的散忆等等。为免引述冗繁，这里只略引闲笔述及一些情况。
　　有一位邻居，新搬到他们上一层的五楼居住。原来这里是毛泽东的秘书张玉凤的家。这是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吴德派秘书来看房选定的。住的是张玉凤的父母和其他家人。张玉凤也常到沈容家借打电话，彬彬有理。她的电话大体有两个内容：一是老人家看电影看完没有，二是要车来接她。看来她时常见缝插针式的回家省亲。1976年7月唐山大地震，市民纷纷找邻近空地搭防震棚。当时就由部队为张家在邻近球场上搭了一个很大的帐篷，“真够气派”。不但床褥桌凳都搬了下来，煤气罐、炉子、橱柜全备不缺。另有一位女士，也常到沈容家借打电话。她和张玉凤神态不同，“目中无人，昂首阔步，打完电话就走，那真叫傲气”。她在北京外语学院学习，有乘红旗车上学并叫老师单独给她讲课的身价。在毛泽东病重的时候，她匆匆出嫁，据悉嫁给一位老将军的儿子。沈容曾躬逢其盛，亲眼看到一位老态龙钟的军人吃力地爬上五楼，取了铺盖卷扛下楼去。沈容不禁嗟叹道：“让司机和警卫员在楼下等着，老将军自己来干这种重活。对自己的儿媳这么着，是不是太那个了一点？”这位女士，沈容没在书中指名明言。
　　周恩来总理逝世，万民悲痛。《红色记忆》中记载说：“种种限制，使悲痛的群众很不满。张玉凤的小叔子经常来我家串门。这时，他来我家给张玉凤打电话。他说，他们工厂的工人要求在工厂设置灵堂悼念周总理，要求延长遗体告别时间，增加遗体告别的人数。张玉凤说，让她请示一下。
我们都紧张地等着她请示的结果。不一会儿，张玉凤的回话使大家都很失望。她说：‘请示过了，只能照报纸上规定的办法办。’”与此同时，《毛泽东传》中所录的张玉凤的回忆说，她曾冒昧地请示毛泽东：“去参加总理的追悼会吗？”这一问，毛泽东非常伤感，痛苦而又吃力地说：“我也是走不动了！”张玉凤两次请示的回应，都是事情的一个侧面。两个侧面合起来，就构成较完整的当时实态，构成了历史。《红色记忆》在这里提供了一个历史注脚。
　　《红色记忆》中不乏相似的历史注脚。她记录的1946年11月，刘伯承将军向沈容和李普介绍在滑县战役中运用“猛虎掏心”打法，就是另一个佳例。
　　沈容写道：“后来我知道，他是常常用这种打法的。大凡作战，国民党军队进入战场，总有两支或几支部队摆在前面，指挥部总是摆在后面一些，或多或少呈一个倒‘品’字形。所谓猛虎掏心，就是监视它的先头部队，出其不意打掉他的指挥部……他微笑着说：‘我们的打法也（下转58页）（上接61页）怪，我们不理会那些伸出来的手，从他们的手边擦过去，穿过他们的小据点，一下子抱住他的腰，猛虎掏心，打他的根。’他接见我们的时候，这次猛虎掏心已经得手，一下子消灭了蒋军的旅部和总队部，活捉了他们的旅长、副旅长和总队长。”她在这里记述的刘帅的兵法论释，提要钩玄，深入浅出，精彩夺人，可入人物史传，可入兵法军史，当然还要加以铺述。
　　沈容大姐的《红色记忆》具有一种特殊动人的明谧气息。它娓娓言来，毫无造作，朴素澄净，朗润自然。看来似不吃力，实际蕴藏着很强大的力量。因为它是以丰富、真切的亲身遭际和见闻组织起来的，是以敏锐的观察、细致的注意、平等清醒的心态和深沉的感受交相融注而熔铸出来的。行文中，有时还藏着一点幽默，使人更感亲切。
　　近年来，我们有幸读到几位文苑女高手提供的文学精品，杨绛是一位，章诒和是一位，现在又见到沈容大姐的佳作。她们都在记叙性散文的途径上，鼎足而立，开拓出一股新鲜的文风，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千古文章未尽才，谦挹虚怀的沈容大姐，尽管大半生都出入于文字因缘，却没有出过集子。《红色记忆》中的文章，原也没有打算出版，只是写给家人共赏，亦以自娱。恰好给友人看到了，惊知她原来还有这些个精金吉玉，大加怂恿促成。沈容大姐是个随和人，就同意出版了。她辞世前，幸好还看到了书的清样。她以前还表示过，曾经想到二十来个题目，以后还可以慢慢挤些时间着笔，谁知糊涂天却夺下了这支笔！她的老友高汾亲自送来挂在灵堂的挽联：“生花妙笔似君当年风采，欲雪寒天是我此刻心情。”
　　唉，永远的沈容大姐！永远的《红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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