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振新：贵州“文革”触及“贵州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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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文革”触及“贵州事件”

邓振新



张再兴编撰的《“贵州事件”资料集》封面



张再兴


“贵州事件”的发生和发现

由于“大跃进”造成了大饥荒，贵州省农村发生饿死大量农民的严重事件，被称为“贵州事件”。

1960年2月6日，贵州省副省长、老红军吴实到当时在建的川黔铁路沿线慰问修路民工，到息烽县就发现饿死人现象。次日，在遵义地区副专员何林陪同下，吴实到遵义县的板桥、泗渡后，发现一个大队死了六七十人，有的全家躺在床上不能动。到桐梓县后，又发现类似现象，意识到事件是全省性的、带普遍性的。他在桐梓县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吴实同志骂开了：“先不要说党的原则，你们多少有点良心没有？人都饿死了，你们还不安排生活，还在反瞒产。”各县根据吴实同志的指示，先后开仓发粮，停止了事态的发展。吴实打电话向省委第一书记周林汇报，何林也挂电话给地委书记李苏波。因周林在息烽温泉疗养院养病，遵义派人去那里向正在打牌的周林汇报，汇报的人都等得不耐烦了，周林还说要打完这一圈后再说。听过吴实电话汇报以后，周说：“血淋淋的事，还提它干什么。”

贵工师生针对“贵州事件”兴师问罪

贵州工学院机械系65级学生张再兴，贵州省湄潭县人。“湄潭事件”发生时，他还是个中学生，父母亲和侄儿都被活活饿死。他们村民组（当时叫生产队）总人口75人，死亡近半，其中死绝两家。他家所在的村（当时的大队），穆和清家老小五六个，饿死后埋在一个堆肥坑里，杨银清家四口饿死后，抛在猪圈粪水池内。那时，沟死沟埋、路死路掩随处可见，因为活着的人也没有力气挖坑埋死人了。

在“文革”初期，1966年12月15日前后，张再兴率先在贵阳市大十字中山西路路口南侧一堵山墙上，针对“贵州事件”贴出街头大字报，列举他家所在的村民组饿死人的数据和名单，认为省委第一书记周林等是贵州饿死人的罪魁祸首，必须把这些走资派揪出来，为贵州数以百万计的饥魂亡灵申冤。看这张大字报的人很多。

这张大字报也张贴在贵州工学院校园内一份。工学院半数以上学生来自农村，这张大字报贴出后在广大师生中很快引起共鸣，冶金系教师童志权、学生袁昌新、李永复和其他许多师生积极拥护。于是诞生了“遵义事件调查团”，由张再兴任团长，童志权、李永复、袁昌新任副团长。调查团的活动宗旨是“弄清事件真相，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揪出‘事件’责任人以谢贵州1700万人民，挽回党和毛主席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调查团铅印了《告全省人民书》，历数了周林、苗春亭不执行毛主席1959年4月29日《党内通信》六条，搞高估产、高指标、高征购、反“瞒产”、“捉鬼拿粮”、征购农民的过头粮和兴办农村公共食堂，造成全省饿死大量农民的罪行。

“遵义事件调查团”所到之处，民众欢迎，各级文革领导小组及相关单位也大力支持。“遵义事件”的调查工作进展顺利。当时觉得“调查团”这个名称还不够“火药味”，又改名称为“贵州事件造反团”。

省地县当事人积极“说清楚”

在饿死人的“五九事件”中，李苏波是遵义地委书记、行署专员。调查团一开始就拿他是问。当时遵义地区共360余万人，死亡60万人左右，是贵州省的重灾区之一，因此认为他的罪恶最大。故要他先来谈“遵义事件”的情况。“文革”时李苏波任贵州省水电厅厅长，听说要他谈“遵义事件”，他二话没说，就坐吉普车跟调查团到了工学院。1966年12月19日晚上7点，贵州工学院一两百人的阶梯教室座无虚席。念了毛主席语录之后，李苏波就“遵义事件”的情况作了一个小时的详尽介绍。为调查团留下了《“遵义事件”访谈录》第一份资料。后来，李苏波又亲笔写过一次稿，与记录稿相互补充印证。

何林在“五九事件”中是遵义行署副专员，1966年12月24日，何林第二位被调查团请到贵州工学院阶梯教室“说清楚”。同李苏波一样，他说的更多、更为详尽、更具条理性。这份访谈录是所有的《“遵义事件”访谈录》中最具价值的文章。以后，何林还先后三次给调查团提供了亲笔资料。

第三位是苗春亭。苗春亭在1959年时任副省长，实质上的二把手。“文化大革命”时，他还在这个位置上。对于调查“贵州事件”，省财办主任李庭桂特别支持。由他牵线，1967年1月1日，张再兴到花溪碧云窝宾馆找到了苗春亭。次日早餐后，有一辆伏尔加小轿车进城，顺便把苗、张二人带到太慈桥。下车后，从太慈桥到工学院还有4公里泥石混筑的乡村马路，又不通公共汽车，但苗愿意步行，他人矮、腿短，走起来很吃力。走到一半处，就有探矿机械厂的“红卫军”正打着造反旗帜迎面走来，高呼着“打倒贾启允、活捉苗春亭”的口号。好在他们并不认识苗春亭，也就擦肩而过，就这样到了工学院“说清楚”。这就有了苗春亭为调查团留下的一篇《“遵义事件”访谈录》。这以后，1967年6月27日，苗又一次来到工学院，再次谈起了“遵义事件”的情况。他说，发生这样的事，责任不完全在省里，还有更高层次的原因。这在当时，可以说是够胆大的了。

除上述三人外，被采访者还有：

第四位，张玉环，时任中共贵州省委常委，省农林办公室主任，“贵州事件”时任黔东南自治州党委第一书记，时间：1966年12月21日，地点：贵州省农林办公室。

第五位，李庭桂，时任贵州省财办主任。1959年被打成“常、夏、李反党集团”成员。时间：12月24日上午，地点：贵州工学院第二教学楼阶梯教室，参加者：“321111”尖刀兵团、红卫造反团、“九一五”红卫兵战斗团爆破筒战斗队等共20余人。

第六位，杨用信，时任贵州省监委副书记。时间：1967年元月3日21：30～23：30，地点：贵州省委一楼接待室，采访人：贵州工学院教师赵安国、陈昭琼、廖昌明。

第七位，叶谷霖，时任中共贵州省委委员、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贵州工学院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长，时间：1967年元月3日，地点：贵州工学院5902学生宿舍三楼5号，采访人：“遵义事件调查团”团员童志权、张再兴等十人。

第八位，谢兆生，时任贵州省粮食厅计统处长。时间：1967年元月7日，地点：省粮食厅统计处，采访人：赵安国、陈昭群、廖昌明、华国庆。

第九位，杨绍荣，时任贵州省供销社副主任，“遵义事件”时任遵义地委副书记。时间：1967年元月7日，地点：贵州省供销社二楼办公室。采访人：赵安国等四人。

第十位，鸣跃忠，时任贵州省人民银行行长，“遵义事件”时任遵义地委财贸部长。时间：1967年元月11日下午，地点：省人民银行办公室，采访人：赵安国等三人。

第十一位，欧阳元，时任贵州省人委秘书处工作人员。时间：1967年元月13日下午，地点：省人委值班室，采访人：赵安国、华国庆。

第十二位，张一樵，时任贵阳市市长。时间：1967年6月29日，地点：贵州工学院学生宿舍5902-325室，采访人：矿业学院东方红、人民大学三红等3人，贵州工学院“九一五”等数人。

1967年1月5日左右，调查团分为金沙分团、湄潭分团、遵义分团及遵义总部，各赴其地。这些地方都是“五九事件”的重灾区。到这些地方去的目的就是向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宣传，饿死人的事件主要由周林、苗春亭、徐健生等人负责，不要记在党和毛主席的身上。这对挽救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对共产党的信任危机，确实是有作用的。当时，不少干部、群众为调查团提供了第一手资料，遵义分团还在三合公社逐家统计了死人的情况。

“遵义事件”调查团总部，由遵义市文革领导小组安排在丁字口遵义饭店215号等四五个房间，又给了一套广播喇叭，安放在丁字口百货大楼三楼，天天广播《“事件”真相》和《告全省人民书》。

1967年1月22日，原湄潭县委书记王卿臣，一大早就来到遵义饭店215房间。与调查团总部人员见面后，第一句话还未说完，他就哭了。他说，我亲自砍死了当汉奸的堂叔干革命，而到头来在我手上死了那么多人，这就是我们革命的结果吗？当时，张再兴和何传训做记录，王卿臣的动情，也使他们眼泪汪汪。王卿臣说，来之前曾到过地委，地委不同意他同调查团见面。然而，他还是找上门来了，看来他是冒了点风险的，一定是心中有话要说而且是不吐不快，故而也就不顾风险了。

袁昌新率领的分团到金沙以后，去找1959年时在金沙任县委书记的赵广玉算账。赵这时候还在黔西农场。不想此举正合他的意。自“五九事件”发生以后，赵广玉受到开除党籍、判刑劳改的处分。他觉得处分他是应该的，但各账应各清。饿死人的事情是全省性的，省里一个人也没有处分，到底是谁的责任，在贵州省还是一笔糊涂账。旧省委以牺牲车马、保存将帅的手法，让下面的人全部把责任担了起来，而省委主要负责人一个也没有处理，逍遥法外，于理不公。因此一天也没有停止过申诉。周林见他不听话，又是打、又是诓，手法使尽了，赵广玉还是不听话，非要省委说个所以然、分清是非不可。1964年“四清”以后，周林到西南局任书记处书记，就没有人管他的事了。贾启允任省委第一书记后，又顾不上跟他扯这些，所以赵广玉是有话没处说，心情十分烦躁。“遵义事件调查团”的同学找到他以后，其实是为他安排了一次说话的机会，也就一吐为快。他先后两次写了10多万字的资料，又把1965年给党中央的《申诉信》也给了调查团。

1967年1月，原开阳县委办公室主任尹震环张贴“大字报”申述他在“贵州事件”中的遭遇。尹震环先后给中央写的两封信被转到省、市委以后，周林在省三干会上点他的名：“开阳有个办公室主任，来了没有？你胆子不小，写信到中央告市委！”贵阳市委夏页文书记说：“朱庚申、尹震环你们串通起来和市委作对，哼，我倒要看看你们是啥子了不起的人物。”真是如临大敌。尹震环等在省三干会期间被斗了一二十天。回开阳县后又被斗了一二十天，最后给戴上“阶级异己分子”的帽子，开除党籍，劳动锻炼。

尹震环给中央写信不仅为自己惹了麻烦，也给原开阳县委闯了大祸，也给区、社、队的干部都闯了祸。县委书记朱庚申因此调离开阳，开阳县委改组。全县被斗被处理的各级干部不下1000人。

尹震环给中央写信虽然挨了整，但还是起到了好的作用，促成了干部们随后少犯错误，其结果是开阳县饿死人的情况不算很严重。

中央文革、省委和省文革先后打招呼叫停

“贵州事件”是件“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但在“文革”中过问这件事颇有干扰大方向之嫌，因斗争矛头对准的是“死老虎”，而不是正在走的“走资派”。人们后来发现，“文革”中为大大小小走资派罗织的罪名中，都不见有饿死人这条罪名。

因此，遵义市（现在的红花岗区）夺权，就没有让当时驻遵义的“贵州事件”调查团总部的代表参加，说他们是中间派组织。因为中央文革认为他们造反过头了。

中央文革对“贵州事件”调查团的活动非常关注，除了由中央文革办公室办事员打电话“打招呼”外，1966年12月25日，中共贵州省委给“贵州事件”调查团写信，叫“不要去翻作了结论的老案”。1967年元月19日下午2时在省长李立住地，贵州省文革小组组长李立又接见了“贵州事件”调查团联络员刘福一、廖昌明，当面“打招呼”，说是做了结论的历史，不要翻了。再翻就要犯错误了。1959年李立在河南洛阳任专员，他以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为例，说吴也是在出了这事后调离工作的。李立还希望“贵州事件”调查团能改个名字叫“农村文化革命造反团”。

上面一再打招呼之后，“贵州事件”调查团的工作随后也就终止了。

贵州饥魂亡灵有《墓碑》

针对“贵州事件”，贵工师生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做了大量调研工作，采访了数十位当事人，积累了大量原始资料，记录了人祸、黑暗和罪恶，由张再兴编撰，昆明陈安民先生印刷，形成了一本包括《“遵义事件”访谈录》在内的《贵州事件调查资料集》，51万字。这是凝固的记忆，可称之为贵州饥魂亡灵的《墓碑》。

《墓碑》是杨继绳先生写的一本书，其副题是“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杨继绳2002年12月也到贵州省档案馆查过贵州“大跃进”大饥荒资料，并开列出一张30份资料的目录清单，拟带出但未获准许，他把这张单子也列入了《墓碑》书中。此书以“黑色的贵州”为题介绍了贵州。

花溪新建“601工程”的不解之谜

1964年贵阳市“四清”运动中，贵州大学组织学生就近参观了“四清”中停建的“601工程”，包括301宾馆（现花溪迎宾馆）、302别墅和万人大礼堂（现贵州省青少年活动中心）。这些项目的主体工程已完工，装饰工程已在进行中，302别墅小歌舞厅水磨石地坪伸缩缝中已嵌入铜条。没有谁告知学生们，这些坐落在风景秀丽的花溪的豪华建筑物是为谁而建的。当时花溪景区已经有了西舍宾馆和碧云窝宾馆，在饿饭之年为什么还要修这么豪华的楼堂馆所，同学们看后心中充满疑问。参观时有规定，不准照相，不准记录，不要议论，成为不解之谜。但放眼全国，看看下面这段文字，就知原来如此。

1962年，在北戴河为毛泽东专修了新的别墅，把原来的别墅让给江青专用了。几乎与此同时，在紧挨老人家故宅湖南省韶山的滴水洞，也修了一座客厅、卧室、办公室、运动室、防原子弹洞等应有尽有的别墅。此前此后，北京、上海、杭州、武汉、广州、南宁、成都、郑州、长沙、南昌、济南、大连、青岛、庐山等地，也都建有他的别墅；有的一地还不止一座别墅。在人烟稀少、经济落后的青海、新疆等地，也有人给他砌了别墅。昆明别墅的图样也设计好了，派专人送请他过目是否合适，他认为设计得很好，那又是个四季如春的美好所在，但海拔较高，不去，省下了一笔银两。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田家英奉命带了一些人去湖南农村调查人民公社的生产和“共产主义大食堂”等生活情况，首先看到了几乎与滴水洞别墅同时落成的省委宾馆大楼，十分惊讶，他避开省里的陪同者在调查组的同志们面前撇撇嘴悄声说：“也不看老百姓吃的是什么、住的是什么，共产党比国民党更爱享受了！”


（作者为贵州省科学技术协会退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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