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毛泽东是不是胡适的学生

reading · 发表于 2018-3-5 11:22:37

　　毛泽东比胡适小两岁，但青年毛泽东与胡适之间却有极大的距离。遥想当年北大，胡适是大学教授，而毛泽东只是北大图书馆的一个助理员。用唐德刚的话说，胡适这个人，天生是个教书匠。即为教书匠，难免好为人师，不过这实在算不得什么毛病。

　　毛泽东对胡适的态度，‘也有一个由崇拜到鄙视的过程，这个过程自然与自己的地位变化有关。毛泽东曾亲口对埃德加·斯诺说过，《新青年》时期，他是陈独秀、胡适之的忠实读者和祟拜者。但到了后来，这态度就变化了，他对胡适说他是他的学生，一直耿耿于怀。竺可桢在他的日记中曾记下了这样一件事。1959年4月15日，毛泽东召集竺可桢、李四光、钱学森等科学家谈话，竺可桢在日记中写到：“他（毛泽东）说昨晚不能睡，因为看了三个消息，一个是印度说共产党在失败，次则胡适硬说毛主席是他的学生，毛主席只在邵飘萍那里听过新闻学课。胡适说日本人占中国四五年，他打不入徽州，因是多山……”（日记第4册第303页）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是不承认他是胡适的学生的，而且对这种说法颇为反感。其实这个问题涉及很多史实，大体是能说清的。

　　胡适说没说过毛泽东是他的学生呢？说过。这要从头说起。1945年7月，傅斯年作为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访问延安，因为傅与毛是北大旧识，毛单独同傅谈了一个晚上。傅在离开延安时，毛曾前往机场送行，并请傅转达他对胡适的问候。此事在有关傅斯年的传记和回忆文章中经常提到。傅斯年和胡适的关系那就不用说了。傅斯年肯定把毛的问候转达给了胡适，这难免使书生气十足的胡适产生一些幻想。当年8月，日本投降后，国共在重庆和谈，胡适即给毛泽东写了那封著名的信，一开始就说：“傅孟真转述兄问候胡适之语，感念旧好，不胜驰念”（《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26页）。这封信是托时在重庆的王世杰转的，胡适对王世杰说；“顷忽起一念，拟发一电劝告毛泽东君。乞兄与孟真一商。如兄等赞同，乞代为发出。此是闲人偶尔好事，不必向外发表也”（同上）。几天之后，王世杰给胡适发来电报：“速转胡适之先生：尊电已面转毛先生矣”（同上27页）。以胡适一生对共产主义的态度推断，他是不会想到要发这样一封电报的，但由于有傅斯年的延安之行，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胡适，自然会想不管怎么说，毛泽东如念及当年北大的经历，自己总还是他的老师嘛，如果没有这个心理，以胡适一贯的态度，那就没有这封信了。但后来的结果使胡适很失望，他自作多情想到了这个学生，但学生已非当年的图书馆助理员，哪里还记得他这个先生呢？1945年，胡适给司徒雷登的回忆录《在中国五十年》做序的时候，又忆及此事；“我在对日胜利后不久，竟天真到打了一封长的电报到重庆，以便转交给我的从前的学生毛泽东，我在电文里用严肃而诚恳的态度央求他说……那时候重庆的朋友打电报告诉我，说我的电报已交给毛先生本人。当然我一直到今天还没有得到回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5册1895页）。从这一小事中，足见胡适之的书生气。

　　胡适确实说过毛是他从前的学生，因为说得不是时候，难免让被说的人反感。要是退回到20多年前，听这话的人就又是一种感觉了。

　　1920年7月9日，27岁的毛泽东曾给胡适写过一信：

　　适之先生：

　　在沪上一信，达到了吗？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

　　此颂

　　教安

　　此信见于《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94页。当时不回信的恐怕是胡适之了，我没有查胡适的日记，不知他是否收到此信。从毛的信中看，他已不是第一次给胡适写信了，青年毛泽东对胡适的崇拜也是有据可查的。1920年毛泽东在给周世钊的一封信中，曾表示过他暂不想出国，而在国内研究，他在信中说：“我曾以此间过胡适之和黎邵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74页）。在同一封信中还说；“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在《西行漫记》中，他也对斯诺说过：“那时候，我也遇见了胡适，我去拜访他，想争取他支持湖南学生的斗争”（该书130页）。

　　20年代初，毛泽东在长沙计划创办文化书社的两份文件中，都把《胡适尝试集》、《胡适短篇小说》、《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作为最重要的著作来介绍（同上第537、541、542页），可见胡适在毛泽东心中的位置，人世沧桑，今非昔比，40年代中期，毛泽东已非当年，而胡适之依然是一介书生。

　　公平地说，胡适说毛泽东是他的学生，此话并不过份，因为他们确实在过同一学校，毛还对斯诺说：“我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为的是能够在北大旁听”（127页），而毛也确实向胡适请教过。唐德刚也说过，胡适告诉过他：“共产党里的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毛泽东！”不过唐德刚调侃道：“毛泽东写得最好的原因是‘我的学生毛泽东’没有完全遵从他‘老师’指导的缘故”（《胡适口述自传》202页）。周策纵还说过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也是受胡适的《沁园春·新俄万岁》而做的（《胡适杂忆》第281页）。毛泽东一生与胡适有过诸多关系，无论是崇拜还是厌恶，胡适在他心中是抹不掉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127页）。胡适肯定也在这些人中，这种印象几乎影响了毛泽东一生。

　　

　　谢泳：毛泽东与北大

　　

　　毛泽东在北大的经历是不愉快的，这种不愉快在他一生中都有痕迹，他对知识分子的态度特别是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评价，与他早年的北大经历是有关系的。《西行漫记》里他对斯诺说过：“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西行漫记》第127页）毛泽东可以算是北大的校友，但严格说他与北大的关系并不深，他只在北大图书馆做过三四个月的小职员。40年代他在延安和傅斯年会面时，亿及五四时的北大，傅斯年说：“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毛泽东给傅斯年题字写的是：“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第115页）从这些细节中不难看出毛泽东对他当年在北大的经历是有些怨气的，1949年以后，他也没有表现出多少对北大的热情。1949年4月30日，毛泽东给北京大学纪念“五四”筹备委员会写过一封回信：

　　四月二十八日的信收到。感谢你们的邀请。因为工作的原故，我不能到你们的会，请予原谅。庆祝北大的进步。（陈平原《北大校庆：为何改期》，《读书》1998年第3期第122页）

　　从这封信的语气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北大并不热情，可惜当年新北大的师生并不了解毛泽东的内心，还一再请他写校徽和题词，虽然毛泽东都做了，但都很平淡。毛泽东自己好像不愿多提起他当年在北大的经历，陈平原先生说毛泽东对五四时期的北大有好感，而对她的校庆相当冷淡，此说也较为勉强，毛泽东对哪一个时期的北大都不热情。他在“文革”时的名言：大学还是要办的，不过我这里说的是理工科大学。细想起来，也是他当年北大经历的一种心理折射。蒋梦麟晚年在《新潮》一书的《谈中国新文艺运动》中回忆说：

　　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当书记，是在我代理校长的时期。有一天，李守常跑到校长室来说，毛泽东没有饭吃，怎么办？我说，为什么不让他仍旧办合作社？他说不行，都破了产。我说那么图书馆有没有事？给他一个职位好啦。他说图书馆倒可以给他一个书记的职位。于是我拿起笔来写了一张条子：“派毛泽东为图书馆书记，月薪十七元。”这个数目，现在有几种不同的说法：根据我的记忆，明明是十七元，罗志希却说是十八元，据他后来告诉我，李守常介绍毛泽东，是他建议的。这些我当时并不知情，只知道是校长室秘书主任兼图书馆主任来和我说的。后来我在昆明，毛泽东有一个很简单的自传从延安寄来，里面说是十九元。或许毛泽东所写的十九元是以后增薪时加上去的。罗志希所记的十八元，可能是因为中国的薪给，习惯上都是双数，不会是十七元的单数。总而言之，这些都是没有关系的事。

　　蒋梦麟还说，有一次他把这事告诉一个英国的议员，那个议员说，你如果那时多给他一点钱，也许毛泽东就不会变成共产党了。蒋梦麟说那也难说。这个说法与毛泽东在《西行漫记》中的回忆略有出入，毛泽东说：“李大钊给了我图书助理员的工作，工资不低，每月有八块钱。”（同上）曾经有一段时期，毛泽东住在杨昌济先生家里，当时梁漱溟常在杨先生家里，他每次来时，都有一个大个子湖南人来给他开门（戴晴《王实味梁漱溟储安平》），这个人就是毛泽东。毛泽东后来对梁漱溟的态度发生过变化，这其中是否也有当年在北大那些不愉快的心理折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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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ing · 发表于 2018-3-5 11:23:12

关于“毛泽东是不是胡适的学生”


作者: 法正居士  文章来源：敏思博客 2004年12月23日

在网上看到谢泳的文章《毛泽东是不是胡适的学生》，觉得有些问题可以讨论一下。
胡适说毛泽东是他的学生，广义上说，没有错，但有调侃和"戏说"味道（似乎心里还也有些得意。知识分子的尾巴就这样翘起来了。如果毛泽东是个窝囊废，估计胡适不会这么说），这是谁都可以听出来的，更何况毛泽东乎。可以批评毛泽东这，可以批评毛泽东那，但千万不要以为毛泽东是傻子。
平心而论，胡适这招有点损，不像一个正人君子干的，他把毛泽东置于十分尴尬的境地。毛泽东承认不是，不承认也不是。试想，如果毛泽东接过话茬，宣称自己是胡适的学生，一定引来无数的嘲笑。那时一定会有不少人跳起来说："你一个小小图书馆助理员，也配称胡适之的学生？！"如果事实相反，是毛泽东先主动套近乎，说自己是胡适的学生，岂非更滑稽天下。其实，事情很清楚，从公认的、严格的师承标准来说，胡适不是毛泽东的老师，毛泽东不是胡适的学生。青年毛泽东对胡适有尊重乃至"崇拜"之心不假，并尊称胡适为"先生"（黎锦熙是湖南第一师范的教师，并长毛泽东三岁，但毛泽东称其为"兄"），但未见毛泽东自称是胡适的学生。称胡适为先生，和自称为胡适的学生，不是一回事。从现有资料看，毛泽东求教于或"借重"于胡适的，主要是在非学术的、不属于胡适"专业"的政治方面。在这方面，毛泽东从陈独秀、李大钊那里获益更多，但也未见毛泽东说他是陈独秀、李大钊的学生（狭义的）。毛泽东承认的老师，都是其上学的私塾、小学、中学、师范中的老师，如杨昌济、徐特立等。
毛泽东对胡适的这个说法确实不以为然。谢泳的文章是用竺可桢的日记为据，其实有更直接的材料。我手头有文革初期内部出版（虽然内部，但比较正式。系当时内部发的学习材料）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毛泽东内部言论集），里面有毛泽东1957年2月16日《在颐年堂的讲话》。在其中，毛泽东说："不能全抹煞胡适，他对中国的启蒙运动起了作用。康有为、梁启超也不能抹煞。胡适说，我是他的学生。他当教授，我当小职员，工资不一样，但我不是他的学生。现在不必恢复胡适的名誉，到二十一世纪再来研究这个问题吧。"
后来，1957年3月10日，毛泽东在《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中，说到当时的蒋介石时，又提到胡适："必要时，蒋介石也会作出些姿态来的，他也放和谈空气。因为美国压迫他，要用更加亲美的人如胡适等来代替他，他放出和谈空气，使美国不敢压他压得太厉害。现在美国学了我们过去那一套，过去我们联合民主党派孤立蒋介石，现在美国联合胡适等去孤立蒋介石，拆蒋介石的台，倒过来，却由我们去‘保护'蒋介石了。蒋介石不垮比垮了好，胡适等更加亲美的分子上台，那更不好。蒋介石放和谈空气，是为了抵住美国的压力，我们不要揭露他和批评他。"
有人认为，毛泽东之所以对知识分子采取一种不信任或者某种敌意的态度，主要是因为在年轻时曾经受到胡适以及傅斯年、罗家伦等人的藐视，是出于自卑心理和报复心理。我不这样看。我认为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主要来自于他对中共历史经验教训的一种片面的总结。他认为知识分子是不太可靠的。在历史上，每当中共倒霉时，知识分子大多都躲的远远的，甚至落井下石。而且他知道舆论的重要，认为知识分子们可能会反对他和共产党。如果说，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与其个人经历有关，我认为也是与其曾在党内受到王明、博古等自诩为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教条主义者的打压有关。总起来看，在1957年以前，毛泽东与党外知识分子的关系是和睦的。
凡大政治家，虽然都有其个人好恶，但压制自己个人的好恶，拥有大局观，恰恰是他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感情用事者搞不了政治，即使搞了，也成功不了。连林彪都知道"克己复礼"、"小不忍则乱大谋"。即使对历史上的反动人物，也不能把其在政治上的所作所为完全归因于个人经历和个人品质。大可不必因为希特勒杀戮犹太人，就去考证他小时候是否受到过犹太人的欺负，并在考证出一些蛛丝马迹之后，就断定他杀戮犹太人只是因为他小时候曾受到过犹太人的欺负。
虽然傅斯年、罗家伦等对毛泽东有所怠慢（这两个新文化运动风云人物，肯定非常忙，没工夫理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是正常的），但是当时在北京有不少大学老师、学生和毛泽东关系不错，例如邵飘萍、谭平山、陈公博、康白情、张国涛、邓中夏、朱谦之等，他们并没有因为毛泽东的师范学校学历而排斥他，毛泽东还参加了本应是正经大学生才可参加的"北京大学哲学研究会"、"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和"少年中国学会"。显然那些人并没有小看毛泽东，没有把毛泽东仅仅当作一个图书馆助理员对待。现在的北京的大学生会与一个口音难懂的图书馆小职员为伍吗？
顺便说，我认为胡适在中国近现代的文化地位是勿庸置疑的。但是，和其他一些知识分子一样，他在政治上也是不甘于旁观的，一有机会就蠢蠢欲动，有时候还天真地把蒋介石以及美国利用他的说辞当真，并非地道的"一介书生"。这导致蒋介石最终嫌弃他。晚年胡适在台湾受到国民党的围剿，抑郁而逝。反胡之风在胡适去世后仍然延续。即使是唐德刚，苏雪林认为他也对胡适不敬。唐德刚所撰《胡适杂忆》出版后，苏雪林怒不可遏，认为唐德刚造谣讪谤，"把胡老师暗中糟蹋得不成模样"，如博士学位不实、冒认祖宗、胡韦（莲司）之恋等，实在有损老师的一世清名。为正视听，她游说胡适的老友出面代为"辩冤雪谤"，又在《台湾新闻报》连篇累牍撰文辩驳，后结集为《犹大之吻》一书（参阅张晓唯《苏雪林与胡适的来来往往》，人民政协报2003年7月10日）。
谢泳还有一篇文章讲毛泽东与北大的关系，也是那个意思，说毛泽东当年在北京时心情不愉快。还是以毛泽东回忆傅斯年、罗家伦那段话为根据。但我看西行漫记没有那种感觉。我的感觉是，总体上北京的那段生活还是在毛泽东心里留下比较美好的记忆的。正是在那段日子，毛泽东才开始被当时精英所认识，并且开始和杨开慧恋爱。毛泽东对北京颇有好感。这也是他后来主张定都北京的一个原因吧。毛泽东回忆："在公园里，在故宫的庭院里，我却看到了北京的早春。北海上还结着坚冰的时候，我看到了洁白的梅花盛开。我看到杨柳倒垂在北海上，枝头悬挂着晶莹的冰柱......北京数不尽的树木激起了我的惊叹和赞美。"这不是一个郁郁不得志、整天生闷气的人的心境。

（2003年8月20日首发于思想帝国）

附录
谢泳：毛泽东是不是胡适的学生
毛泽东比胡适小两岁，但青年毛泽东与胡适之间却有极大的距离。遥想当年北大，胡适是大学教授，而毛泽东只是北大图书馆的一个助理员。用唐德刚的话说，胡适这个人，天生是个教书匠。即为教书匠，难免好为人师，不过这实在算不得什么毛病。
毛泽东对胡适的态度，也有一个由崇拜到鄙视的过程，这个过程自然与自己的地位变化有关。毛泽东曾亲口对埃德加·斯诺说过，《新青年》时期，他是陈独秀、胡适之的忠实读者和祟拜者。但到了后来，这态度就变化了，他对胡适说他是他的学生，一直耿耿于怀。竺可桢在他的日记中曾记下了这样一件事。
1959年4月15日，毛泽东召集竺可桢、李四光、钱学森等科学家谈话，竺可桢在日记中写到："他（毛泽东）说昨晚不能睡，因为看了三个消息，一个是印度说共产党在失败，次则胡适硬说毛主席是他的学生，毛主席只在邵飘萍那里听过新闻学课。胡适说日本人占中国四五年，他打不入徽州，因是多山......"（日记第4册第303页）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是不承认他是胡适的学生的，而且对这种说法颇为反感。其实这个问题涉及很多史实，大体是能说清的。
胡适说没说过毛泽东是他的学生呢？说过。这要从头说起。 1945年7月，傅斯年作为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访问延安，因为傅与毛是北大旧识，毛单独同傅谈了一个晚上。傅在离开延安时，毛曾前往机场送行，并请傅转达他对胡适的问候。此事在有关傅斯年的传记和回忆文章中经常提到。傅斯年和胡适的关系那就不用说了。傅斯年肯定把毛的问候转达给了胡适，这难免使书生气十足的胡适产生一些幻想。当年8月，日本投降后，国共在重庆和谈，胡适即给毛泽东写了那封著名的信，一开始就说："傅孟真转述兄问候胡适之语，感念旧好，不胜驰念"（《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26页）。这封信是托时在重庆的王世杰转的，胡适对王世杰说；"顷忽起一念，拟发一电劝告毛泽东君。乞兄与孟真一商。如兄等赞同，乞代为发出。此是闲人偶尔好事，不必向外发表也"（同上）。几天之后，王世杰给胡适发来电报："速转胡适之先生：尊电已面转毛先生矣"（同上27页）。以胡适一生对共产主义的态度推断，他是不会想到要发这样一封电报的，但由于有傅斯年的延安之行，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胡适，自然会想不管怎么说，毛泽东如念及当年北大的经历，自己总还是他的老师嘛，如果没有这个心理，以胡适一贯的态度，那就没有这封信了。但后来的结果使胡适很失望，他自作多情想到了这个学生，但学生已非当年的图书馆助理员，哪里还记得他这个先生呢？1945年，胡适给司徒雷登的回忆录《在中国五十年》做序的时候，又忆及此事；"我在对日胜利后不久，竟天真到打了一封长的电报到重庆，以便转交给我的从前的学生毛泽东，我在电文里用严肃而诚恳的态度央求他说......那时候重庆的朋友打电报告诉我，说我的电报已交给毛先生本人。当然我一直到今天还没有得到回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5册1895页）。从这一小事中，足见胡适之的书生气。
胡适确实说过毛是他从前的学生，因为说得不是时候，难免让被说的人反感。要是退回到20多年前，听这话的人就又是一种感觉了。 1920年7月9日，27岁的毛泽东曾给胡适写过一信：

适之先生：
在沪上一信，达到了吗？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
此颂
            　　教安

此信见于《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94页。当时不回信的恐怕是胡适之了，我没有查胡适的日记，不知他是否收到此信。从毛的信中看，他已不是第一次给胡适写信了，青年毛泽东对胡适的崇拜也是有据可查的。1920年毛泽东在给周世钊的一封信中，曾表示过他暂不想出国，而在国内研究，他在信中说："我曾以此间过胡适之和黎邵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74页）。在同一封信中还说；"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在《西行漫记》中，他也对斯诺说过："那时候，我也遇见了胡适，我去拜访他，想争取他支持湖南学生的斗争"（该书130页）。
20年代初，毛泽东在长沙计划创办文化书社的两份文件中，都把《胡适尝试集》、《胡适短篇小说》、《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作为最重要的著作来介绍（同上第537、541、542页），可见胡适在毛泽东心中的位置，人世沧桑，今非昔比，40年代中期，毛泽东已非当年，而胡适之依然是一介书生。
公平地说，胡适说毛泽东是他的学生，此话并不过份，因为他们确实在过同一学校，毛还对斯诺说："我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为的是能够在北大旁听"（127页），而毛也确实向胡适请教过。唐德刚也说过，胡适告诉过他："共产党里的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毛泽东！"不过唐德刚调侃道："毛泽东写得最好的原因是‘我的学生毛泽东'没有完全遵从他‘老师'指导的缘故"（《胡适口述自传》202页）。周策纵还说过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也是受胡适的《沁园春·新俄万岁》而做的（《胡适杂忆》第281页）。毛泽东一生与胡适有过诸多关系，无论是崇拜还是厌恶，胡适在他心中是抹不掉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127页）。胡适肯定也在这些人中，这种印象几乎影响了毛泽东一生。

https://www.newconcept.com/jixi/mingren/hushi/hushi_69.html

reading · 发表于 2018-3-5 11:34:39

胡适眼中的毛泽东

作者:傅国涌 ,2003.09.28 来自：现代教育技术中心

１９４５年８月抗战刚胜利时，远在美国的胡适给毛泽东发了一份电报，差不多快十年后，１９５４年，他为司徒雷登《在中国五十年》所写的序中重提此事，说：

“司徒（雷登）博士的大使任务也宣告失败，因为正如他自己说的，他是‘外交的生手’。……事实上，在理想主义澎湃的那些日子里，我跟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生手们同样的天真。的确，我在对日胜利后不久，竟天真到打了一封长的电报到重庆，以便转交给我的从前的学生毛泽东。我在电文里用严肃而诚恳的态度央求他说，日本既已投降，中共就再没有正当的理由来继续保持一支庞大的私人军队，中共现在更应该学英国工党的好榜样。这个劳工党没有一兵一卒，但在最后一次的选举中，却得到了压倒优势的胜利，获取今后五年里没有人能够跟他抗争的政权。

１９４５年８月２８日，毛泽东到了重庆，陪他同来的有美国大使赫尔利将军，也是一个外交的生手。那时候重庆的朋友打电报告诉我，说我的电报已经交给毛先生本人。当然，我一直到今天还没有得到回音。”（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五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１９８４年版，１８９５页）

胡适自己也承认他那书生的天真。１９４５年的毛泽东早已不是“五四”前北大的旁听生、图书馆的助理管理员，而是手握重兵的一党之魁、两强对峙中的一强，当然不会把这位手无寸铁的胡适放在眼里，时移境异，随着毛泽东在共产党阵营中的崛起，他也不再承认自己是胡适的学生了，北大留给他更多的只是屈辱的记忆。在毛的心目中，当年给胡适写信、写明信片、乃至登门拜访时的那份尊敬和谦卑，都已荡然无存。

毫无疑问，“五四”时代，彻底皈依马克思主义之前的青年毛泽东曾是胡适的热烈崇拜者，虽然胡只比他大了两岁。直到１９３６年，毛还亲口告诉斯诺，他是陈独秀、胡适的忠实读者和崇拜者。毛在长沙创办“自修大学”就是受了胡适的影响，为此他曾当面向胡适求教，在给朋友的信中他也说过，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１９５１年５月１６、１７日，胡适连日读了萧三《毛泽东的初期革命活动》，他把其中有关毛泽东年轻时办“自修大学”的经历抄在了那两天的日记中。１７日，他读了胡华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把有关毛泽东办“自修大学”等内容抄在了当天的日记中。他回忆说：“毛泽东依据了我在１９２０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南去了。‘自修大学’见于记录，似只有这两处，故我记在这里。”（《胡适日记全编》第八册，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１２３页）

周策纵在《胡适杂忆》中说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也是受了胡适《沁园春·新俄万岁》的影响而作的。胡适总是忘不了这一切，忘不了１９４５年给毛泽东的电报，他晚年还几次提及那份用文言起草的电报。１９６１年１２月１９日，胡适在台湾，生命已进入倒计时。那天的《民族晚报》上有一篇玉垒生的文章《胡适文言信》，其中引用了他１９４５年８月４日给毛泽东的电文，勾起他对往事的回忆。他看了以后说，这个电报好象没有留稿，“电报，我差不多都用文言，可以节省电费，而且有些成语，或如韵目，的确可以省了许多字。”他指出几个排错的字，还在旁边注上了１３个字：“从纽约发给毛泽东的无线电文”。（《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十册，３８４３～３８４４页）

１９４９年以后，胡适虽身处海外，但几乎无时不在关注大陆的命运，文化的浩劫、知识分子的境遇、人民的苦难等，都让这位漂泊的游子牵肠挂肚，大陆对胡适思想的清算运动没有让他多么痛苦，反而感到自己几十年来传播文明常识、自由思想的努力没有白费。虽然他一度收集了很多大陆批判他的材料，准备写一篇长文来个总答复。比他年轻十几岁的朋友叶公超劝他说：“一个处女怎好和一群强盗打交道，况且文字在政治斗争中并不是最有力的武器。”（《叶公超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２４５—２４６页）最后，他也就没有写什么回应文章。相比之下，反胡风运动、１９６０年饿殍遍野的报道却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心。在他生命的黄昏，他对毛泽东的看法、判断，就是建立在这些历史事实之上的。

毛泽东为什么如此惧怕胡适的思想，根子就在于胡适所提倡的独立思考、独立判断，重怀疑，重实证，与毛的愚民政策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毛企图以无所不在的思想灌输、强行洗脑等，使普天之下莫不膜拜、盲从，最后将天下变成他一个人的囊中之物。在这个意义上，他才要对离开大陆的胡适进行缺席批判，当作一个靶子来打。

１９５６年９月，胡适已６６岁。他在去美国加州大学讲学的途中和记者谈到《新青年》和《独立评论》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的地位时说：“从那时候开始，自由思想和共产主义便不能相容。”（同上，第七册，２５４６页）他还说：“共产党以三百万言的著作，印了十几万册书籍来清算胡适思想，来搜寻‘胡适的影子’，消灭‘胡适的幽灵’。共产党越清算我的思想，越证明这种思想在广大中国人民心里，发生了作用。中国人民一日未丧失民主自由的信念和怀疑求证的精神，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便一日不能安枕。郭沫若等一帮文化奴才便要继续清算我的思想。”（同上，２５４７页）

他感叹，大陆不仅没有说话的自由，特别可怕的是失去了不说话的自由。“中国知识分子就不能说许多非出自本身或虚伪的话，颂扬不值得颂扬的事，或不谴责他们内心不愿谴责的师友。总而言之，没有不说话的自由，就逼使许多中国知识分子讲政治性的谎言”。“当中共政权命令全国清算胡适思想毒素的时候，我的朋友或学生，都不得不说出他们对我的批判或痛骂。他们充分知道我会了解他们并没有不说话的自由。”（同上，２６００页）

１９６１年，胡适７１岁了，这年１０月２５日，他在给赵聪的复信中说：“‘人民文学’发表的《鲁迅传》戏本，我尚未看见，中共恶诋我和我的师友，我见惯了，看作当然应该有的‘戏文’，只觉得板眼太死，腔调太陈旧，未免有点好笑。前些时（１９５７）我还曾搜集这一类‘清算胡适的幽灵’的出版品，居然收集了一大堆。近年来，连这点兴趣也没有了，——原因只是嫌‘板眼太死，腔调太陈旧了’。”（《胡适书信集》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１７１２页）

也是在１９５６年９月那一次，胡适在谈及胡风事件时幽默地说：“胡风真是该死。张谷非的名字好好的，他不用，偏要叫‘胡风’。在共产党一条鞭的奴才文艺制度下，他偏要提倡什么文艺自由。从毛泽东的立场来看，胡风自然应该清算。但是胡风事件可以说明自由思想依然在共产铁幕的控制下滋生蔓延。胡风可被清算，新文化运动已在匪区中止。昔日的文化革命者正在接受审判。但自由的思想将继续在匪区展开。”（《胡适之年谱长编初稿》第七册，２５４７—２５４８页）

１９５７年６月７日，中国大陆“自由的假期”突然告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眨眼变成了“控诉和整肃‘右派’人士”的运动，毛泽东说，这是引蛇出洞的“阳谋”，当年和胡适一样怀抱自由理想的同伴纷纷落马。９月２６日，胡适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长篇演说，为大陆发生的“抗暴运动”而欢欣鼓舞。“有些人说中国共产政权已经抓住了青年人的思想和感情，那是绝对不确的。……最近中国学生的抗暴运动，给了我们最好的证明，就是经过八年的绝对管制和思想改造，中国青年学生还是几乎一致的反对中共政权。”（同上，２５９８页）同时，“对于这些受到共产党的新的残害的牺牲者，对于成千成万胆敢公开指责并且与共产党暴政斗争的同胞”表示诚恳的同情和钦敬。他沉痛地说：

“在今天中国大陆上，凡是想做一个独立的人，不分男女，都正被任意逮捕、拘禁、处决，或消灭。千百万农人都正在被放逐或遭受到最残酷的奴役。千百万无辜的人民，都正在驱作奴工，——共产党美其名为‘劳动改造’。儿女们被逼着控诉父母，家庭没有温暖与私人生活。个人的尊严与价值，已被剥夺净尽。没有任何基本人权，甚至没有不说话的自由。”（２６０４）

这是胡适对毛泽东治下的中国的基本认识，他的这一看法至死都没有改变。所以，他一直惦念着１９４９年后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朋友的安全。１９５８年１２月１７日是胡适６８岁的生日，恰逢北京大学６０周年校庆纪念日，他在北大校友会举行的聚餐会上发表演说，认为１９５７年春夏之交北大学生创办《接力棒》刊物，发起“新五四运动”，正是“北大精神”未曾中断的标志，时值毛泽东退居二线，所以他说：“昨天，曾经当过北大旁听生的毛泽东的下台，‘新五四运动’是其原因之一。”（同上，２７７５页）但他想不到的是，毛泽东并没有下台，而是继续牢牢地掌握着“和尚打伞”的权力，其无限的权力和异想天开的政策将继续给普通百姓带来无尽的灾难。１９６０年饿死数千万人的惨剧只仅仅是其中一个例子罢了。

１９６１年１月２１日，胡适看到吴立行的宣言后说：“大陆上人民饿死的约有六千万人。在梅县一个村庄里本有四千人口，已经饿死了一半，只有两千多人了。在北京，每人每月还可配到八两油，在乡村，每月每人只有一两油。前天邵幼轩把她的祖母（邵飘萍的夫人）的信带来给我看，说副食都不够，‘我们快要干死了’。一个人一个月只有一两油，她说的‘干死’，大概是指没有油吃而说的。中国古代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所有哉’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让人民自食其力，不要干涉他，他们会得到食物的。像油，农村都是自己做的，他们种的东西自己来榨油，本来不成问题，所以我主张的‘无为而治’还是有道理的。到了政府去管制，已经不行了，再到了实行人民公社之后，什么都没有了。这是管制的结果，还不如无为而治，让人民自食其力，决不至于这个地步。”他用红色的原子笔在吴立行的宣言上划了好几处。他指着说：“大陆上人民真的是饿死了，这些都是真的，真气死人！”（同上，第十册，３４６０页）在胡适身边工作了三年的秘书胡颂平，第一次听他如此沉痛地说出“真气死人”这句话。但胡适毕竟是胡适，他还是知道这些挣扎在饥饿线上的人并没有反抗的力量。

作为一个学者，胡适晚年耿耿于怀的是毛泽东对文化的垄断与宰制，由此造成文化风气的败坏，乃至文化命脉的中断。１９５９年３月１１日，胡适读到大陆出版的毛泽东诗词，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看见大陆上所谓‘文物出版社’刻印的毛泽东《诗词十九首》，共九叶。真有点肉麻！其中最末一首即是‘全国文人’大捧的‘蝶恋花’词，没有一句通的！抄在这里；

游仙，赠李淑一。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飚，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我请赵元任看此词押的舞、虎、雨，如何能与‘有’韵字相押。他也说，湖南韵也无如此通韵法。”（《胡适日记全编》第八册，５６８—５６９页）

也是这一年，程靖宇寄给胡适一些书，其中有钱钟书的《宋诗选注》。他在５月２１日的复信中说：

“关于《宋诗选注》，我实在看不出何以这书会引起那么大的攻击。倘有关此事的资料，乞寄我一点，我很想看看。我觉得这部书实在选的不好。例如黄山谷，他为什么不选《题莲华寺院》和《跋子瞻和陶诗》？他选的几首都算不得好诗。大概此君颇得毛酋宠任，故招致妒忌，忌者借此书下攻击，意别有在，并非如你说的‘钱真是高明而有胆’也。”（《胡适书信集》下册，１３９６页）

不过，胡适也曾对唐德刚说过：“共产党里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毛泽东！”（《胡适口述自传》）

对那些伪造历史、篡改历史的作法，一辈子重视“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胡适深恶痛绝，他感叹历史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１９６０年５月３日，“五四”纪念日前夕，记者采访这位年已古稀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巨人，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五四运动是共产党策动吗？”他指出共产党的成立是在“五四”运动之后两年的事，“现在他们说是共产党的策动，完全是瞎说，不值得一驳。”（《胡适之年谱长编初稿》第九册，３２５４页）５月４日，北大校友会举行“五四纪念会”，他发表了４０分种的演说，他再次驳斥了这种编造历史的做法，“但我们算算历史，民国十年（１９２１）７月中国共产党才成立，民国八年那里有中国共产党？这是讲历史的人最简单的考据。”即使共产党创始人、被誉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在民国八年二月就辞去北大职务离开了。学生的爱国运动爆发后，陈独秀才知道，在座的毛子水、罗家伦，当时都在场，可以证明。”否定了英国作家罗勃特《毛泽东传》中所谓“陈独秀在北大召集学生演说，学生们才出去有所行动”的说法。他也不讳言“五四”那天，自己“在上海蒋梦麟先生家里，晚上还喝了酒。根本不知道第二天从记者那里才知道北京的情形。”（同上，３２５６页）

不久前去世的李慎之先生曾说：“２０世纪是鲁迅的世纪，２１世纪是胡适的世纪。”我同意这一说法，胡适对世事政局、历史人生的评判未必见得多么深刻、多么高明，然而真知往往并不那么深奥，即使在是非颠倒、指鹿为马的年代里，也能保持独立的思考，坚持独立的批判，争取说话的自由，对不同意见的宽容，这些确实都卑之无甚高论。自由主义的理想看起来不是那么过瘾，不像狂热的乌托邦足以激荡人心，颠倒乾坤，取而代之，但却是离现代文明更接近的思路，那些试图一夜之间在地上建天堂的梦想，那些一心渴望大同的不着边际的追求注定了将碰得头破血流。既然读了几十年深刻的鲁迅，我们依旧找不到方向感，那么２１世纪，就让我们走近浅白、清楚的胡适吧，他是人类普世价值在中国最有力的传播者之一，并身体力行了一辈子，他所走过的路，乃是通向现代文明的路，也是一条绕不过去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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