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鹰：刘少奇是“官僚”，还是“走资派”？

reading

刘少奇是“官僚”，还是“走资派”？

小鹰


我不赞成杨继绳先生的“文革反‘官僚’”说，或钱理群教授的“文革反‘官僚政治’”说，因为它们不符合事实，也歪曲了毛泽东自己发动文革是要反“走资派”的本意。

文革的最大“成果”，就是毛泽东打倒了刘少奇。今天无论是谁，要否定文革，亦或肯定文革？都不可避免地要回答：为什么要“打倒刘少奇”？该不该“打倒刘少奇”？

我们现在应当如何给刘少奇定性呢？他是个“官僚”？还是个“走资派”？或者，如官方叫你找不着“北”的说法：“毛泽东和他都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论如何，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的“扑朔迷离”，使得一些人，对刘少奇采取抽象地肯定与同情、具体地否定与贬损的矛盾态度。

因此，刘少奇是今天“研究文革”和“反思文革”时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

那么，文革中的毛、刘之争，他们到底争的是什么呢？

事实上，这个在道路和方向上的“基本分歧”，从建国一开始起步时就存在，即走“社”，还是走“资”？此后十多年来，正是这两种不同的政治路线和治国理念，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外交、军事各个领域里明争暗斗，此起彼伏，最终导致了“文革”的爆发。

“走资派”刘少奇是个争议很大的人物，我是少数替他说几句话的人。在《为什么毛式“社会主义”是反动的？》一文里，我详细讲述了我的理由。

近来，有人质疑道：“对所谓刘少奇资本主义路线的指控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胡平，《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2016)这里，我只以建国初期的两件事来具体谈谈。

由“空想的社会主义”与“封建的社会主义”混成的毛式“社会主义”是一种更加凶恶、更加反动的“社会主义”，它在中国近卅年的实践使百姓深受其苦，使国家深受其害。

然而，历史上“空想的社会主义者”为什么必然会失败？他们的“理论”为什么是反动的？马、恩在《共产党宣言》里“一针见血”地指出：

“无产阶级在普遍激动的时代，在推翻封建社会的时期直接实现自己阶级利益的最初尝试，都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失败，这是由于当时无产阶级本身还不够发展，由于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还没有具备，这些条件只是资产阶级时代的产物。随着这些早期的无产阶级运动而出现的革命文献，就其内容来说必然是反动的。这种文献倡导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

马、恩这里所说的“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就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马、恩反复强调“这些条件只是资产阶级时代的产物”，而在封建社会里，并不具备搞“社会主义革命”的这三个前提条件，它们还“正是尚待争取的”。

不理解这一点，就是所有后来企图从“封建社会”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步法”都遭到惨败的根本原因。

应当指出，刘少奇在这一点上曾是十分清醒的。

1951年7月3日，刘少奇在山西省委的报告上做出重要批示：

“在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中，在经济发展中，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开始表现出来了。党内已经有一些同志对这种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图去加以阻止或避免。他们幻想用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的办法去达到阻止或避免此种趋势的目的。已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应该逐步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的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山西省委的这个文件，就是表现这种思想的一个例子。特印发给各负责同志一阅。”

这末一句评语，深刻地点到了毛式“社会主义”的要害，彰显出刘少奇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功力。显然，刘少奇并不害怕农村中这种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也不否定生产资料的“私有基础”。

在同年同月刘少奇又为马列学院一期学员讲课，内容提纲就是《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历史任务》，其中他更勾画了一幅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步骤和图画。

他认为首先要长期保持“五种经济并存”的“新民主主义阶段”，即，除了国营经济“会发展得很快”之外，“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也会要发展”，“个体经济也会发展”，“合作社经济也会迅速地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成份会要增加”。刘少奇估计，这个过程大约是十到二十年的时间。此后才是，“第一步实行工业国有化。但小工业和个体手工业不能国有化。这是一种严重步骤，不能轻率采取。性质是开始破坏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要影响小资本家和小有产者富农、以至中农。”“再经过一个时期的巩固与发展以后，就可以进一步地采取农业集体化的步骤，在农村中普遍地组织集体农场。”但同时“应有时间给中农去动摇和考虑(完全自由加入)，因此，集体化的时间在一片地区可能延长几年，才能达到绝大部分农民的集体化，剩下少数个体农民也让他单干。”

在刘少奇看来，“进入社会主义，主要的是这两个步骤”，这两个步骤还要一先一后，即先实现工业国有化，而后再实现农业集体化。农业的集体化依赖于工业国有化。这是因为“离开城市工人阶级、强大国有工业，不能有农业集体化。单纯倚靠农民来实行农业集体化的思想是错误的，是幻想。”

刘少奇的这些思想，显然是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道路”尖锐对立。刘这里提出了他自己的一个明确而又具体可行的建国纲领。读者不难想象，如果当年真的能按这一纲领实施，我国的“经济起飞”恐怕会比“亚洲四小龙”要来得更早。

然而，在毛泽东看来，二十年都不要“开始破坏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这不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又是什么？可见，毛日后给刘戴上“党内最大的‘走资派’”的帽子，并非“空穴来风”。

因此，毛泽东当即就严厉地批评了刘少奇，令他立即收回讲话。毛以党内“家长”的身分否定了刘少奇的这个合乎马克思主义的正确主张，同时立刻下令全国，不仅在农村，而且在城市，开始大规模地推行“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运动，全面展开了他的“空想‘社会主义’”的“一步法”跃进。

以上的“批示”和“讲课”这两件事，便是被许多人忽视，而我很看重的毛、刘间的“基本分歧”所在。它们对于认识以后的毛、刘路线斗争具有“提纲挈领”的指导意义。

今天值得回味的是，几乎与刘少奇同时，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铁托1951年公开宣布放弃农业集体化的道路，开始解散农民劳动合作社。1953年又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在农村实行土地自由买卖和自由租赁，实行自由雇工，并且废除农产品的计划收购制度，实行农产品的自由贸易。到了1960年代初期，南斯拉夫的经济成长相当突出。虽其生活水准終究無法真正趋近於西欧的水平，但是显然超過其他共产党所領导的国家。后来铁托也被毛泽东戴上了“修正主义”的帽子，大加批判。然而，除了六十年代初及七十年代末我国农村实行“三自一包”及“四大自由”[注]政策后有眼可见的成效之外，铁托的成功实践可以说是刘少奇“走资派”路线有效的一个“旁证”。铁托做了刘少奇想做而没能做到的事。

[注]：“三自”即指：“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一包”即“包产到户”；“四大自由”指：“土地租佃和买卖自由，借贷自由，贸易自由”。这也就是土改以后刘少奇主张在中国农村实施的经济纲领。

当然，你可以说，刘少奇最后还是要搞“集体化”，“本质都一样”。但，第一，这起码不是“官僚”与“反官僚”之争，第二，路总得一步步走，如果他五十年代不搞“合作化”，二十年都不要“开始破坏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生产力发展了，事情就可以起变化，而百姓至少可以过些安生的日子吧？

在今天看来，“共产主义”自然是“无稽之谈”，就连恩格斯自己后来也承认，历史表明他们错了，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看法的人，都是不对的。”但是，如果封建专制的中国能够按照马、恩所说的，把“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先搞起来，又有什么不好呢？

那时中国要有个公众拥戴的“华盛顿”，带领大家走彻底的资本主义道路，那当然好，可是找得着吗？就是找着了，又有多少人能理解？现在说这些话的一些“明白人”，那会儿不是没有出生，就是幼于弱冠之年，还不足以堪当此大任。不过，当时中国倒是有个刘少奇，1951年2月28日在北京市人大会上讲：“我们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化和工业化！在我们这里，民主化与工业化是不能分离的。”1951年3月在党的组织工作会议上，他又明确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口号。刘少奇信守共产党与众多民主党派共同缔结的建国纲领。

可是，如果后来的“精英”，哪怕是在70年代末讲了刘少奇在50年代初的见解，到今天恐怕就会力争自己的“英明远见”吧？现在一些“史家”对慈禧和袁世凯尚且都“体贴入微”，要对他们“有所肯定”。我不明白，为什么人们今天就舍不得给刘少奇一点credit？反而对他那么苛求，说他“没有坚持斗争到底”，“心里想的，不算数！”，说“他搞‘包產到戶’，不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只有‘分田到戶’才是！”，“他主张‘二十年都不要开始破坏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这不够好！私有制要永远不能触动才行！”，“即使当年按刘少奇的蓝图搞，我国经济二十年也起飞不了，那是要国外投资才行啊！”

然而，如果这些人回到50年代初的中国，不妨扪心自问，有几个人会有刘少奇那类想法和说法的水准？有几个人敢于讲出“不要‘合作化’”，要“民主化和工业化”等主张来？又有几个人能读懂他，为什么要说资本家“剥削有功”？相反，直到今天，甚至还有人根据他这句话，在大骂刘少奇“自作蘖，不可活！”(胡鹏池)俨然一副比毛泽东更恨“走资派”的样子。

现在一些“学者”又喜欢用党内的“务实派”替“激进派”“收拾残局”，或者，以“好人”替“坏人背书”，最后与“坏人同流合污”(胡平)等含糊不清的话语，来唯象地淡化尖锐的两条路线斗争。这实在是看不清事情的本质，也不懂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反显得书生气十足。

我认为，自1949年以来，毛泽东顽固地推行专制独裁的“封建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毛式混成物。这完全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之举，也是为马克思所极力反对的事，其结果让中国倒退，走入黑暗。而党内以刘少奇为首的“走资派”，以及所有为其“摇旗呐喊”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们，长期以来以不同方式顽强地抵制毛的那条“社会主义”路线，他们主张“新民主主义”，反封建、倡民主、开展经济建设、传播西方文化。“新民主主义”，这就是符合当时中国──不是美国，也不是俄国──条件下的“资本主义道路”。刘派的路线是合乎中国的现实，合乎历史发展的规律，反倒是能给中国带来光明和希望。

在《“文革”问答三》一文里，我也谈到最令主张文革“反官僚”说者 “义愤填膺”的“官民矛盾”。

和杨继绳先生一样，我这里也不谈什么“毛泽东个人道德操守”，我只想问一句，那时百姓的怨言怒气或“官民矛盾”，是针对刘派官员的“劣迹”或“修正主义”为多？还是针对毛的方针政策和他发动的各项政治运动为多？

从解放初期批判各种“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开始，从“反胡风”、“反右派”，到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三面红旗”、“反右倾”、全国饿死几千万人，大抓“阶级斗争”，这些不得人心的事不都是老毛干的吗？但为什么到头来，文革中反倒是刘少奇因所谓“官民矛盾”而被打倒？是因为他反对过“合作化”、搞了“包产到户”、搞了“物质刺激”，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替“右派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者”平反翻案，又包庇了“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反而引起了极大的民愤吗？这说不通啊！这还是老毛的说法耶。

1960年7月26日，湖南女工、贫农女儿刘桂阳在北京中南海北门外，双手高举纸牌抗议，上面写道：“消灭人民公社！人民公社饿死我叔叔一家六口！”和“打倒毛主席！彭德怀万岁！”刘桂阳因此被判入狱五年。刘少奇知道后批示：刘桂阳无罪，应回原单位工作，撤消判决。文革中，刘少奇被打倒之后，1969年3月16日刘桂阳又被地方军管重新收监，维持原判，并加判有期徒刑五年，直到文革后的1979年才被平反。

记得大约是1964年，我也听说农村中有过这样一副春联：上、下联分别是“二三四五”及“六七八九”，横批是“社会主义好”。当时校方党领导告诫我们，这是恶毒讽刺“社会主义”缺衣(一)少食(十)，这是“阶级斗争”！但难道那不是事实吗？谁好谁坏，农民心里明白得很，毕竟横批不是“三自一包好”吧？

当时这些公开的抗议和讥讽，以及更多人私下的议论及腹诽，都是指向了“谁”和“什么”？难道我们现在还分辨不清楚吗？

因此，我们不要抽象地、笼统地谈论“官民矛盾”，而是要具体看是什么“路线”引起什么“矛盾”？而且，我们是讨论文革的是非问题，也不要把现在的“官民矛盾”掺和进来，说什么文革那时就反了贪腐和特权。

自62年到65年，毛认为是以刘少奇为首的“修正主义分子”大搞“资本主义”复辟的时期，但那时就那点宽松的政策，似乎已足以让人心情舒畅，工作积极性陡长，国内经济和文化，一派“欣欣向荣”。许多家庭出身不好但成绩优秀的学生也可以入读清华，甚至保密专业。你仔细想一想，是此时的“官民矛盾”更突出呢？还是68年以后刘派彻底倒台，毛派一统天下之时？那时的“上山下乡”、“五七干校”、“革命委员会”，可都是纯“毛”制品，再也没有刘少奇掣肘，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连“白卷英雄”也可以受到全国吹捧。总之，一切都非常之“革命化”，不亦乐乎？但百姓都没有怒气和怨言吗？青春荒废的一代人也都“无怨无悔”吗？恐怕正相反。这你总不能把这“矛盾”也归到刘派“官僚”的头上去吧？

我们这里还没有谈文革的66年到68年，那是个变迁过程，不是稳态。就算它不能定性，但毛路线下的那两年，又搞得多少人“家破人亡”、“民不聊生”？有几个人对它满意？总之，毛、刘的路线有没有区别，各人自己应当心里有数。

冤有头，债有主，我国的“官民矛盾”到底是从何而来的？这要做具体分析，对共产党、对毛和刘，不可“一概而论”，更不能“颠倒是非”！

是的，杨继绳先生和钱理群教授都是名人，他们“反官僚”的“文革观”受到很多人的认同，我们是极少数。但我以为，在逻辑学上，把文革的“宗旨”从“反走资派”变为“反官僚”，这属于“偷换概念”。而毛泽东把“资产阶级”妖魔化了很多年，不断向人们灌输“‘资本主义’是万恶之源，是‘洪水猛兽’”的观念。在许多被毛“洗了脑”的人的心目中，即便是自古就有的种种“坏事”，从“偷鸡摸狗”到“贪腐奸淫”，都要归罪于“资产阶级思想严重”，而“腐败官僚”已无疑等同于“资产阶级”，因此，“反官僚”也就是要反“资产阶级”。这种“民粹主义”性质的“偷换”很容易迷惑人，危害也极大。

平心而论，要说“反官僚”，刘少奇搞的“四清”运动倒可以说是一场“反官僚”运动。刘“四清”只限于清查共产党内基层组织里“官员”的经济问题，这也就是毛泽东坚决反对的所谓“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但实际上，杨继绳先生说的那些“官民矛盾”和贪污腐败现象，那时在基层都存在，民众每时每刻可以直接地感受到，其中不乏类似迫害杨改兰一家自尽的肥己“村官”。而毛“文革”则是一场在全国上下、党内党外的反“走资派”及其“附庸”的运动。从国家主席到小学校长，从党的干部到民主人士，从学术权威到普通知识分子，从科学家到资本家，从虔诚教徒到五类分子，以至从书画音乐到庙宇古墓，从瘦腿裤到高跟鞋，只要不合毛式“社会主义”的标准，全都“包圆”，叫做“封资修”的那一套，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除此之外，就是不许反那最大的“吃人官僚”他自己及其“四人帮”一伙。

可以说，刘“四清”还有点“反官僚”的意思，而毛“文革”与“反官僚”基本不沾边，这就是毛“文革”和刘“四清”的差别。

可是，现在一提“四清”就是刘少奇的“罪恶”，说他极“左”，“打击了一大片”，还是拥戴毛泽东指斥他“形左实右”的说法，而“反官僚”的桂冠倒戴到毛泽东及其“文革”的头上去了。一些论客说毛“与百姓同在”，说什么“文革的发生”是由于“百姓怨左不怨毛，刘派反毛不反左”(秦晖)。──这种“偷换”很有“倾向性”啊！

总之，从总体上看，刘派不是“官僚”，而是“走资派”，文革也不是一场“反官僚”运动。我们坚持文革的宗旨还是“反走资派”，但毛文革“反走资派”完全反错了，“文革”是场伪革命。现在不管人们在情感上如何不喜欢刘派，但从理智上看，他们的“走资派”路线符合封建社会中国的实际情形，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代表着进步和光明；而毛“反走资派”是反动历史潮流，他成了“修正主义”和“反动派”。

因此，我们现在可以回答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文革“打倒了‘走资派’刘少奇”，好不好？对不对？答案是既不对，也不好。

看来，现在人们应当为“走资派”正名了。

是的，共产党内是有许多封建专制的“官僚”，包括毛泽东自己及其“四人帮”在内，他们“草菅人命”、腐败堕落，而现在还有更多。但“走资派”不等同于“官僚”，相反，他们是一批思想深刻、眼光远大的“志士仁人”，共产党里有，民主党派里更多，他们走在了时代的前列，因此，并不是很多官员能够配得上“走资派”这一光荣称谓的。当然，“走资派”们在工作中不是没有错误和缺点，有些甚至很严重，他们的一些想法和做法可能也不够彻底，但他们的主张毕竟够能带领封建落后的中国走上自由民主和繁荣昌盛的道路，起码比毛式“社会主义”要现实得多，也好很多。这包括党的领袖刘少奇和彭德怀，胡耀邦和赵紫阳，也包括党内一大批知识分子干部，如杨献珍、邵荃麟、孙冶方等。与他们为伍的，还有众多民主党派人士及许多爱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们。这一批人在文革中被毛整得很惨，现在又被人骂作“官僚”或贬为“也不怎么样”！

因此，我们现在谈论“官僚”和“走资派”时，最好做一点区分，不要为了煽情或出气而“一锅煮”。

另外，现在搞“中国特色”的一帮人，也不配叫做“走资派”。他们所谓的“社会主义”只有“资本主义”的“躯壳”，没有“资本主义”的“灵魂”，而其中的贪腐官员更是一堆“行尸走肉”。我在《对秦晖教授“自由平等”观的异议》中讲了什么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只要没有她那“三要素”，与其说他们搞的是“资本主义”，怕倒是玷污了“资本主义”的名号。

话说回来，那现在为什么有人会造出“文革反‘官僚’”一说？为什么要拼命给毛泽东和自己戴上“反官僚”的桂冠呢？

从心理学的角度，作为一位局外人，德国学者魏格林女士看得很清楚。在对比二战后德国民众的反省经验之后，她写道：

“在经历过像文革那样不幸的历史事件之后，一个民族要重建自尊心，每一个人、每一个曾经参加过运动的阶层、每一个政治团体都要从历史经验中寻找出能够支撑重建其自尊的东西，同时又要设法忘却与此目的不相关的东西，所以各个记忆团体都无法对此历史事件作出一种全面的历史评价，而只能在进行讨论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地竭力保护自身的利益。

正是由於这个原因，我们今天所能够看到的有关文革的各种各样的见解，就好像是当年文革派性斗争的继续。在文革中还没有打完的仗，今天在人们的记忆中还在继续打。原来的造反派往往还在坚持他们在文革中所持的意见，并且千方百计为它争取正当性。”(魏格林：《如何面对文化革命的历史》，2006年)

在这种思想指导之下，那越反思，就越想得出种种“理由”来替自己“造牌坊”。你想，“文革”中自己跟着毛“造反”，齐声唤，红太阳打倒刘少奇！现在既要否定毛，但又不能肯定刘，否则自己当年也不光彩，该怎么办？只有说是毛以“独裁”反对刘的“官僚”，是个顶好的出路了。这样一来，毛不对，刘也不对，文革中就我自己“造了‘官僚’的反”对，现在看来又还是我最高明！这“正当性”就是“牌坊”的意思。

经历过文革的人来研究文革，好处是熟悉历史，有切身体会，但共生的坏处是，可能会带有偏见。这就是德国学者魏格林女士所说的情形。

在《为什么毛式“社会主义”是反动的？》一文里，我论述了为何不但应当否定文革中的毛泽东，连他前十七年所谓的“主导红线”，也是一条反历史规律而动的路线。因而，可以说，清华文革“群众政治”中所谓的“团四之争”，双方各执毛之一词，打得“天昏地暗”，毫无意义，他们无论是跟哪个毛泽东都是跟错了人。

而这里的悲剧在于，除了自相残杀之外，各类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在文革中实际上都是在做“助纣为虐”、“为虎作伥”的事，他们所有的努力都是在帮助毛泽东推迟我国的现代化，尽管他们的初衷刚好相反。可以说，如果没有“红卫兵”和“造反派”，毛泽东是搞不了“文化大革命”的，而否定“文革”就必须否定“红卫兵”和“造反派”，无论是“彻底否定”，还是“基本否定”。对一些人来说，否定自己，这是一个很难正视和吞咽的苦果：为什么竟会是这样？

这正是一个现在“反思文革”要认真回答的关键问题。

这些话讲得有点刻薄和扫兴，但“民众”有时难道不就是这样子吗？二战后的德国人也曾反省自问，“我们怎么会跟了个希特勒？”没准过几年，又该轮到一些老美挠头叹气，“咭(Gee)！我们当初怎么选出了这么个货？”……谁知道呢？唉！民众和群氓啊，“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麻木且冷漠的民众是专制的土壤”(黑格尔)，愚昧又狂热的群氓乃独裁之台柱。

http://www.azcolabs.com/xy_wg_fgl.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