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鹰：对杨继绳的“文革史观”提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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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杨继绳的“文革史观”提几个问题

小鹰


文革的史料丰富，浩如烟海，任何“文革史”因篇幅有限，都只能挂一漏万，但基本的资料和文献都是公开的。因此，写作“文革史”的主要问题，在于用什么样的观点来统帅历史材料？而正确的史观应该是建立在全面客观地梳理史料的基础之上。

如果有意略去或曲解那些最重要和最基本的资料与文献，如果带着主观的偏见或“派性”，“先入为主”，选取“史料”只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意见，那么，这种“文革史”还是在“打派仗”，观点上就站不住脚，而结论也一点意义都没有。

我还没有通读杨先生的《天翻地复》一书，但从该书的前言，以及他的《道路·理论·制度──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一文中，可以看出他治“文革史”的观点。以下对此先简单谈些看法。

杨继绳说：“文革以后，主流舆论把文革中的一切罪恶都加在造反派头上，这完全违背历史事实。就文革中大量死人这个突出问题上，绝大多数受害者，不是死在造反派得势的时候，而是死在镇压造反派的过程中和军政官僚控制的‘新秩序’下，死于专政机器对普通群众有组织的大规模虐杀。‘造反派’得势时确实也很野蛮，但镇压他们的人更野蛮，在文革十年中，造反派得势只有两年，而造反派被整却长达八年，文革以后还遭到更加残酷的整肃。造反派的受难人数和程度百倍于‘当权派’和‘保皇派’。造反派是文革最大的受害群体，他们是文革的牺牲品。”(《天翻地复》)

对杨继绳的这个文革史观，我有几个问题。

一、文革开始的头两年，造反派反的是什么？是不是如钱理群所说：“基本上属于‘奉旨造反’”？造反派是不是要“誓死捍卫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道路’”？跟着毛泽东去打倒“走资派”刘少奇及其“司令部”？造反派“得势”的这两年，是不是如鲁迅所说的，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二、文革的后八年，造反派之间又在争什么？争生存？争宠幸？或是争做“新官僚”？毛认为他们是在搞“无政府主义”，破坏了“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不听话(“造反派真的反了？”)，所以要镇压。这后八年以及后来，多数“造反派”不但没有受到提拔、重用，没有让“出国镀金”，许多属于“泛红二代”的“造反派”也没能如“正红二代”那样“升官发财”，反遭到整肃，这又是不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钱理群以“奉旨造反”一语，正确地道出了“文革群众政治的依附性”。正是由于这种“依附性”，文革显然不是“一场三角游戏”(杨继绳)，更不是“一场现代版的三国杀”(孙怒涛)。

那到底什么是“造反派”呢？“造反派”与“红卫兵”当年都戴着个红袖箍，神气得很，其实在本质上更是一样，他们在紧跟“心中的红太阳”去搞“文化大革命”的这一点上，“大同小异”。

而这里的悲剧在于，除了自相残杀和当局打压之外，各类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在文革中实际上都是在做“为虎作伥”、“助纣为虐”的事，他们所有的努力都是在帮助毛泽东推迟我国的“民主化和工业化”(刘少奇语)，尽管他们的初衷可能刚好相反。可以说，如果没有“红卫兵”和“造反派”，毛泽东是搞不了“文化大革命”的，而否定“文革”就必须否定“红卫兵”和“造反派”，无论是“彻底否定”，还是“基本否定”。对一些人来说，要否定自己，这是一个很难正视和吞咽的苦果：为什么竟会是这样？因此，他们至今“红卫兵”情结未了，“造反派”块垒难消。

三、文革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是反“官僚”，还是反“走资派”？

杨继绳认为，文革是一场“独裁”对“官僚”的斗争。文革发生的原因是他所谓的“第一重紧张关系”(官民矛盾)与“第二重紧张关系”(官官矛盾)的“互相交织、互相纠结”。而“毛最终找到的办法是，他自己直接成为底层群众的代表，甩开官僚集团，直接发动群众、指挥群众‘砸烂旧的国家机器’，‘火烧’官僚，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杨继绳，《道路·理论·制度──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

但是，这种说法有什么历史文献和重大史料作为根据吗？这是毛泽东本人的意思，还是杨继绳自己的揣测？究竟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这么大规模的“文革”呢？

我以为，我们研究文革还是要看最基本的历史文献，如毛泽东主持批发的“社教23条”、“五·一六通知”以及“文革16条”等。那里面讲得很清楚，这场运动就是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除此之外，他并没有什么其它的“隐秘动机”；而毛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里，更直接写明了他对刘少奇的问罪。当年毛泽东亲自修改过的戚本禹“讨刘檄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句句道出了毛倒刘的意图，毛和戚数算刘的“八大罪状”里，讲的明明都是“两条路线斗争”和“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哪里有什么“官僚”二字？哪里有什么“官民矛盾”和“官官矛盾”的说法？文革中它“脍炙人口”，“妇孺皆知”，怎么现在这些刘少奇一贯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事情都没有了？

在逻辑学上，把文革的“宗旨”从“反走资派”变为“反官僚”或“反官僚政治”，这属于“偷换概念”，转移话题。结果是，把文革研究引上了歧途。这种“民粹主义”性质的“偷换”很容易迷惑人，危害也极大，其目的无非是要拼命给毛泽东和自己戴上“反官僚”的桂冠。

我的看法是，文革是建国后17年来，国家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积怨的总爆发，毛泽东发动“文革”就是要彻底解决“两条道路和两个司令部”的问题。我接受毛本人的说法，但问题在于，到底是毛泽东的那条“社会主义”路线对，还是刘少奇的“走资派”路线对？搞清楚哪一条“路线”违反了社会发展规律，代表黑暗与反动？哪一条“路线”合乎中国的实际状况，代表光明和进步？或者，如果说毛泽东发动“文革”是要“反修防修”，那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上来看，究竟谁才是“修正主义”？是“刘修”，还是“毛修”？

我认为这些才是现在“研究文革”要认真回答的关键问题。

如果只是凭着自己的感受走，以为文革是一场“独裁”对“官僚”的斗争，这种治史观点不仅肤浅，更是错误的，它模糊了文革的实质，因而得出的结论是有害的。

[附注]：本人更详细的论述，点击参见：《刘少奇是“官僚”，还是“走资派”？》(2017年2月)一文，那里最后的一句结语是：

“麻木且冷漠的民众是专制的土壤”(黑格尔)，愚昧又狂热的群氓乃独裁之台柱。

愚忠的“红卫兵”和“造反派”是后者的实例。其它的例子，远的有“义和团”，近年来有反日、反韩等“公众爱国示威”活动，砸车、砸店、砸手机、还砸人。而最新的例证，就是网上对讲美国空气好的杨舒立同学的围攻。时代不同，人群不同，但思维方式还是同一个。

想到这里，忍不住离题再说两句。

那黑格尔说的前边那句话，又有什么例证吗？

有。前些年在广东佛山的小悦悦，和最近在河南驻马店的女子，都是被汽车碾压两次而死。在他们第一次被撞之后，不仅肇事车辆逃逸，途经的路人和车辆亦均“视若无睹”，无人驻足救援。除了“社会道德”沦丧之外，我们从中还可以看出些什么别的东西？

如黑格尔所说，这种“麻木且冷漠的民众”正是滋生我国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的“土壤”；而历届封建专制的统治者们最喜欢的就是，民众这种少有“团结意识”，又缺乏“牺牲精神”的“一盘散沙”的状态。

结语的两句话，道出了现实中人群的两个极端，那出路又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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