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革命，绿色革命：社会主义中国的科学种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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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ridSchmalzer. Red Revolution, GreenRevolution: Scientific Farming in Socialist China.Chicago: UniversityOf Chicago Press (January 20, 2016)



红色革命，绿色革命：社会主义中国的科学种田-激流网作者舒喜乐(Sigrid Schmalzer)

作者简介

Sigrid Schmalzer（美国），1972年生，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博士，现任美国马萨诸塞大学安默斯特校区（Universityof Massachusetts，Amherst）历史学教授。主要研究1949年以后的中国科学史，尤其关注科学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

近年出版的专著有：The People's Peking Manopular Science and HumanIdentity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Chicago:Universityof Chicago Press，2008;

Red Revolution Green Revolution：Scientific Farming in Socialist China,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6.



红色革命，绿色革命：社会主义中国的科学种田-激流网本书封面

引子

1968年，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署长创造了“绿色革命”一词，以庆祝在世界各地缓解饥饿的新技术解决方案，并防止更多的“红色”或社会主义革命的蔓延。然而，在现代化和科学进步离不开意识形态的中国，绿色革命和红色革命并行不悖。

本书主要以中国独特的农业科学与社会主义政治的关系作为分析对象，围绕科学究竟由什么构成、科学如何影响政治、谁在科学权威中起作用、应该如何组织或变革现代农业等展开讨论，以批判性和理性的视角看待当代农业和科学的发展。

本书简介

本书讨论的前提之一是科学种田对于不同的事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含义，因此中国科学家们、农民群众、地方干部和科学技术人员以及“知青”对科学种田的关注点也是不同的。以广东省东南部的大沙公社为例，国内和国外、知识分子和农民、动物和人类等有趣的研究对象交织在一起，全书对这一地区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其他地区，如中国的内地河南南召县等，作者也有所分析。

第一章介绍了国家政策和意识形态等因素对农业科学更直接的 “干扰”作用。对提倡引进科学的政治“温和派”和反科学、反现代化的“激进派”两个派别的观点进行重新审视，作者认为革命性的自上而下的实验过程造成了中央政府和地方公社之间的张力，“土”和“洋”在对立中找到了结合的方法，并使得科学实验小组中地方干部、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民做到“三合一”的组合。正如作者引用李大钊的话说：“一个像中国一样经济落后的国家是可以通过革命将中国视为世界无产阶级的一部分，从而再产生一场社会主义革命”。本章主要关注点在于对农业科学的政治意义和政府的农业科技的重要性的认识，在基层推广农业科技方面，“由点到面”的方法论和“三合一”的认识论，使得社会主义中国的红色革命和绿色革命是紧紧交织在一起的结论。

第二、三章是所谓的“将知识分子变成农民，将农民变成知识分子”的两个人物案例的分析，即蒲蛰龙和袁隆平。这两个章节主要对中国农业科学家的经历和他们的生活与工作进行历史性的叙述。蒲蛰龙是有信仰的农业科学家，他的经历是“土洋并举”的经典体现，他将所学知识用于社会主义土科学之中；袁隆平是文革时期从事杂交水稻的科学技术的研究工作者，70年代后期成名，最终获得“杂交水稻之父”的称号，他的故事强调的是历史事件中政治的重要性问题。

第四、五章主要探讨乡村公社人们的经历，试图检测绿色革命与红色革命相互转换的基础、基层力量因素。第四章讨论农民参与科学种田实验主要集中体现在“有经验的”农民与“落后的”农民这两类农民身上；第五章进一步从地方干部和农业科技员的角度来分析相同的问题。然而，他们的地位十分被动，夹在上级部门派给的任务和他们所服务的农村公社的现实状况之间。两章对农村实验运动的历史路线、共产党选择“试验点”的范式和推广该试验点的中国样式进行了分析。

第六、七章讨论的是参加社会主义农业大科学的“知识青年”的故事。青年毫无疑问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历史特征的典型代表，第六章以雷锋为例，讲述了青年在“革命英雄”与“螺丝钉”之间的矛盾斗争，该章以“悖论”来说明这一内容。第七章则探索参与科学实验运动对知识青年来讲所意味着的“机遇”与“失败”。

结语部分对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下互动的红色与绿色革命的遗产问题进行总结，指出由科学种田所带来的科技变化是中国现代经济增长的基础，同时也是环境恶化的罪魁祸首。尽管人们对毛时代的极端主义进行谴责，但当今中国人民仍旧可以从过去的实践中找到解决现代问题的方法。



红色革命，绿色革命：社会主义中国的科学种田-激流网   本书目录

“土专家”与“洋专家”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即对自力更生的政策推崇之至，在农业方面更以划分土地为发动群众的“砝码”，走群众路线。在1939年，战时中国的经济受阻，中国共产党便发动工厂自力更生，生产战时所需的火柴、肥皂、蜡烛和炸药。科学与政治得以“和谐”发展。

但1942年中旬，由于党内的整风运动，毛通过批判“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和与苏联合作的政府官员来巩固其权力，科学的领导遭受了打击。这次事件集中体现在徐特立（毛的老师）和乐天宇事件，徐为延安自然科学院的院长，乐作为农业生物学家，利用其政治权力推广他的科学研究方法，导致了同事李锡均的出走。

大跃进时期（1958-1960），“土专家”与“洋专家”分界更加明显了。“洋专家”此时指的是留苏后回国的知识分子，此时，大肆宣扬“土科学”，反对“洋专家”。文革期间，由于国家需要专门的科学家，他们在接受“迫害”的同时也接受着特殊的“待遇”，科学家被贴上“政治危险分子”的标签，这是政治挂帅年代的普遍现象。

“土”与“洋”的结合是否是“去殖民化”的一种有意义的和有效的方式呢？或者说它仅仅再造出“殖民认识论”这样的一个词语？这是作者抛出的一个疑问。其实，这一问题的解答，关键在于对“专家”的定义。20世纪的中国科学家大多是接受西方科学知识体系训练的科学家，而自古以来，中国的实用主义精神、“中体西用”的策略深入骨髓，在毛时代的体现就是“他们是实现毛泽东时代的巨大技术和社会经济政治变革的工具”。“工具”一词，很确切地把“土”与“洋”的界限抹杀了，无论是本土培养还是国外留学，只要其科学研究与当时政治环境相符、与国家实用相一致，都将成为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工具。

人物研究的一点思考

本书既有对科学家个人人生经历的具体解剖，如蒲蛰龙和袁隆平；又有对农民群体和知识青年群体的群体性特征的分析，是非常值得学习和研究的。作者的写作方式又是循序渐进、由表及里的逐步深入的，对比研究与案例分析相得益彰。

在此，笔者就本书第二章有关蒲蛰龙经历的研究为例，谈一下对人物研究的一点思考。蒲蛰龙与姜怀章为同一时代在海外求学后回国力图改变中国命运的中国农业科学家。蒲生于1912年的南方城市广州，姜生于1915年的北方城市北京。蒲曾有游历广州附近的农村，美丽的风景与贫穷的居民让其立志学习自然科学以改变中国落后的农村。

蒲和姜都曾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姜师从刘崇乐（1926年获得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蒲师从燕京大学胡经甫（1922年获得康奈尔大学博士），还师从基因学家李汝祺（1926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受Thomas Morgan指导）。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给了许多生活在国外的中国科学家一个艰难的抉择。姜像其他五千多名当时在美国的中国学生和科学家一样，选择留在美国；蒲和利翠英（蒲的妻子）则如成百的人一样，选择将他们的智力贡献给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他们在新中国成立一个月左右回国。正如王作跃教授所描述的这两类科学家对中国科学的贡献一样，在社会主义革命后选择留在美国的人致力于“美国科学社团的国际化”，而那些选择回国的人则致力于“国际科学的美国化”。

昆虫学家在毛时代也遭受着他们的困苦时代。然而，蒲却没有遭受政治迫害。蒲的前学生和同事顾德祥回忆只有一些“过激行动”，蒲的政治生涯没有断送，只是损失了一些银器、铜器和清朝的集邮、音乐合集和书。而且，在1967-1968年，蒲在湖南黔阳喂养蚕的研究在文化大革命早期被打断了。1969年，蒲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参加劳动，他很失望并且停止了英语教学和建议自己退休几年。然而，与其他科学家相比，这些政治上的周折是温和的，蒲也幸存了下来。

对于蒲的个人经历，作者采用与其同时代、同专业的科学家进行对比研究，突出蒲在对社会主义制度充满认同的同时，又用其昆虫学的科学知识服务于中国的劳苦大众；该章又对他的专业——昆虫学——这一科学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意义进行了论述，因昆虫学可以解决农民在实践中急需解决的难题，而农民阶级又无法解决，便向蒲和他的妻子利翠英求助。这表明了科学的政治性和社会性是该科学之所以能在艰苦的环境下有所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另外，他在文革期间乐观的心态是他可以幸存下来的一个因素，在他身上体现了政治与科学是可以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和谐共存的，这也是以他为代表的一类科学家的共同特征。

中国农业问题的政治性

在社会主义中国，当农业上的难题超越农民的解决范围时，无论再大的政治意识形态或者深深的农民阶级的优越感都要屈服于社会现实，农民和基础干部会向被“批斗”的科学家们请教科学的方法来解决现实困难。而两个阶级的联盟在这一时期本质上则是服从于农业革命的。

在科学技术领域，常常会提到领导人和技术人员的性别问题，认为女性即使是技术专家，也很难获得晋升的机会，她们各种权利都会受到限制。而除了性别之分，文章还认为地方干部培养人才也与农业栽培和选拔有关，二者在道理是是一致的。

如“培育豆芽，你必须先培育种子，培育的种子，你必须首先培养人”，农民和知青也成了供领导选拔的“豆芽”。这涉及到中国传统的农业治国的理念，此时，已在农业科学领域中采用了这样的方法来培养基层工作人员。

而对于文革时期的经历来讲，有人厌倦了吃南瓜，因为1970年代吃了太多的南瓜；有人怀念那段经历，认为在城里再也不会吃到美味的南瓜了。正如历史学家朱学勤谈及文革时所言，“这是一个由诗人和刽子手共同统治的一个时代。诗人于各处撒玫瑰花，而刽子手却制造了长时间的恐惧阴影”。这些在更大范围内出现的怀旧的语句，它们虽批评今天的唯物主义，也批评当今缺乏为公共服务的精神，但并不否定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些人际关系的重要意义。对于有这段经历的人来讲，它们的意义影响深远。

此时，国家以群众利益、集体主义来衡量一切的成果或者说业绩，个人主义则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盛行的价值观。而在特殊的政治年代，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属性。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在农业生产方面还需要群众动员的时期，任何农业科学技术的引进和推广都要小心翼翼，科学家们也总是试图避免滑向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自由散漫主义”的方向。有时“以土代洋”的方法，可以作为中和这两种张力的一种方式，如从袁隆平的故事中，引用的例子之一便是对当地资源的熟练运用：普通陶土做的碗代替专门的育苗盘被重复使用，这同时也是自力更生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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