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跃然：写在《共产党宣言》问世170周年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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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读《共产党宣言》的时候，我18岁。那时候我完全没有接触过左翼思想，对于“阶级”、“资本”这些最基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概念也茫然无知。换句话说，当时的我根本就没有看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说什么，但依然感受到一种强大的震撼——《宣言》中所描绘的那幅革命图景，彻底点燃了我的荷尔蒙，我似乎在作者的笔下看到人类历史的汹涌起伏，也跟着心潮澎湃起来。那是一种神奇的体验：在你不知道“革命”是为了什么、“革命”是在干什么的时候，单纯地为“革命”这个意象感到激动。这种体验我后来还有过一次，是在第一回听到《国际歌》的时候。

　　激起人们对于“革命”的热血，恰恰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作《宣言》的最主要目的。要知道，《宣言》本质上并不是学术著作，而是政治宣传材料，它的首要目的是激荡和鼓动，是把对革命的理念和信仰广泛地传递到工人阶级当中。在这个意义上，我在初次读《宣言》时感受到的热血沸腾，和170年前的读者所感受到的应该别无二致。

　　后来我逐渐长大，开始真的接触左翼思想，一方面读些理论书籍，另一方面尝试参加身边的社会运动实践。但与此同时我也渐渐发现，自己离第一次读《宣言》时所感受到的那种对于“革命”的激动越来越远，越来越难以在现实生活中、在当下世界中、在身边的人和事中找到一种想象“革命即将来临”的可能性。

　　我在想象革命时遇到的巨大困难，和我如何评价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革命、是不是认为革命是当今世界的唯一出路、是不是觉得革命会在有生之年发生都没有关系。如今的我自诩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始终和“告别革命”论作斗争，相信革命是我们奋斗的最终目标，也认为革命终将重临，但凡此种种都掩盖不了一个现实：我无法想象革命如何能在我身处的环境、我眼前的世界中真实地、具体地生发出来。不管我多么努力地呼喊着革命，“革命”这个事件也无法在我脑海中真正地具象化。

　　换句话说，我无法在“革命”这个概念的存在和当下的现实之间建立切实的联系，这个概念显得那么茫远，那么难以和今天的世界对接。这几年观察中国工人的抗争运动，我有欣喜有沮丧，但终究无法想象中国工人如何有一天能够做出“占领工厂、成立工人委员会”这样的壮举;我也无法想象那些从“我要真普选”沦落到“我要曾俊华”的香港中产们有一天会肩并着肩手挽着手去冲击西环;我更无法想象那些连工会都不愿意加入的美国工人阶级有一天会愿意发动总罢工。占领工厂、冲击统治阶级机关、总罢工，这些事当然在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但你就是无法想象它们如何在你身处的环境、目睹的时代——或许这就是所谓的“后革命时代”——里落地生根。

　　而更本质的问题在于，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我们，如果不能建立一种切实具体的对于“革命”的想象，也就更不可能切实具体地将自己想象成“革命者”。革命者的自我想象的缺失，让我们这一代马克思主义青年笼罩在巨大的无所适从当中。

　　我们这一代人，尤其是中产阶级家庭背景的人，从出生到现在就没吃过什么苦，没经历过大时代的动荡，生活总体稳定。在这种稳定中成长起来的我们，在潜意识中其实很难摆脱一种感觉，即觉得稳定的日常生活是理所应当的、是不会破碎的、是可以持续的。或者说，稳定的日常生活构成了我们的基本盘，其他的一切东西——政治也好、社运也好、左翼思想也好——都只是这基本盘之上的点缀。

　　或者说，我们的理想、我们的追求、我们的社会参与和政治关怀，都建立在“稳定的日常生活”这一基本前提上。在潜意识中，我们依然认为，得先有了稳定的日常生活，才谈得上别的。我们不是不关心政治、不关心社会，但潜意识里我们还是把社会参与和政治关怀看作是一种在足以维持好稳定的日常生活、处理好谋生问题的基础上有余力再去做的事情。我们对于政治的投入，是以“不破坏稳定的日常生活”为底线的。

　　在2010年前后有一句流行的口号叫“围观改变中国”，其实表达的就是这么一层意思：你不需要投入很多精力、付出很多代价，只需要在日常的生活、工作、学习之外投入一点点额外的精力来“围观”就够了，我们相信这种不妨碍自己日常生活的“政治参与”足以让世界变得更好。这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在我们身上投射的现代版本，体现着我们究竟认为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或者更准确地说，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更重要的。

　　我们对于生涯的规划和对于未来的设想，对于职业、家庭的打算，无一不体现着一种“稳定的日常生活将无限延续”的预设。我们设想自己三十岁时会是什么样、四十岁时会是什么样、五十岁时会是什么样，但无论如何设想，在我们的脑海里，自己五十岁时所生活的那个世界也和今天所生活的世界差不了太多，而不会真切地意识到：也许波诡云谲的时代剧变会彻底打翻我们的人生轨迹。

　　也正因为我们在潜意识中认为“稳定的日常生活”是理所应当的、是长长久久的，我们才会在情感上把稳定的日常生活作为我们最后的避风港，作为温暖和安定的最后来源。我还记得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那天晚上，身边的所有人都有一种天塌地陷之感，而某个微信群里的某位朋友在夜深时说到：“我要去吃两块巧克力蛋糕，安抚一下我受伤的心灵。”

　　这真是一个绝佳的隐喻。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何尝不都是如此，把稳定的日常生活当做最后的慰藉和寄托——不管外面的世界风再狠、雨再大，我们还有温暖的日常生活，给我们呵护和抚慰，这就足够了。不管世界糟糕成什么样、政治如何倒退，我们的日常生活是安全的、不受波及的，就像日复一日在家里守着的母亲，随时准备迎接失意回家的孩子。

　　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所有对于“稳定的日常生活”的憧憬、珍视、留恋、依赖，都与一个革命者应该有的自我想象格格不入。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应该意识到，这种稳定的日常生活，既是不可持续的，也是不值得留恋的。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应该意识到，只要不放弃稳定的日常生活，自己的存在就不可能真的对这个世界起到积极的作用——因为那些生产着我们日常生活稳定感的力量，恰恰也是源源不断地再生产着这个世界中无数苦难和不公的力量。

　　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应该意识到，政治不是自己在维持好日常生活之外有余力才去做的事情，政治应该是生活本身；革命并非自己生活的一部分，自己的生活恰恰是革命的一部分。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应该意识到，不存在一个叫做“稳定的日常生活”的可以让人退居的大后方，自己身处的世界恰恰就是风雨飘摇、毫无安全感可言的，退无可退，必须破釜沉舟。

　　抛弃稳定的日常生活、拥抱革命，这需要一个革命者付出极其巨大的代价。

　　这需要我们不再将维持温饱而体面的生活视作一切的前提，而能够为了革命理想甘于物质上的困顿和清贫。

　　这需要我们不再幻想着稳定的日常生活可以延续到三十岁、四十岁、五十岁，而是做好这样一种心理准备：也许明天革命局势就将来临，而我们将义无反顾地抛下一切到前线去。

　　这需要我们在自己极其珍视的人际关系面前表现出一定程度的铁心冷血，在某些情况下拒绝承担对于他人的情感责任和道德责任，将自己活成一座孤岛。

　　这需要我们勇敢地走出自己个性的舒适区，去承担那些与自己的性格和心理特质极不相符的工作，并忍受其中的情感折磨。

　　这需要我们无惧于被删帖、被喝茶、被监视乃至更大的政治风险。

　　这需要我们清楚地知道也许有一天我们需要献出自己的生命。

　　有朋友曾对我说，“我不怕牺牲，就怕牺牲得不值得”。但这恰恰是问题所在：对于革命事业来说，很多情况下，你在牺牲之前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牺牲值不值得。因此，一个革命者需要无惧于自己牺牲得不值得。

　　我不知道在我们这代人当中，最后有几个能变成真正的革命者。我只知道，这样的标准实在太过残忍，不可用来要求他人，只可用来要求自己。

　　这两年我在尽可能地不断提醒自己：“稳定的日常生活”只是一种幻觉，这一切终有一天要被抛弃;我尽可能地控制自己对身边一些重要的人的感情，在心理层面逃离一部分人际关系带来的羁绊;我不再计划组建自己的家庭生活，不再将职业生涯的成功看作是特别值得重视的事情，尝试将越来越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社运工作、投入到自己的个性特质明明不适合的任务当中去。

　　然而，我并不能真的做到抛弃稳定的日常生活，至少现在不能。当我在寒风中完成了一天的城中村调研后，无法不强烈期盼着家里的热水澡和温暖的被窝，无法不在“好在自己并不需要住在分分钟要拆掉的群租房”的意识中获得些许安慰。当我在社运中耗费了太多精力但依然感到极其笨拙无措的时候，无法不产生一种“停下这一切好好过日子吧”的渴望。当自己的未来出路、前途去向十分不确定的时候，无法不在心里念出“自身尚且难保，哪儿还有心思干别的”的独白。

　　日常生活的惯性实在太强了，它无处不在地包围着你。你睁眼是它，闭眼还是它，走在路上的时候有它，躺在床上的时候还有它。你想排斥它、超越它，想去寻找另外一种东西，是多么难啊。更何况，我并不知道，如果一个人真的把自己想象成一个革命者，那会是一种什么状态;我并不知道，如果一个人真的把自己想象成一个革命者，那又该如何生活——那是一种和我不在一个维度的、无法被我体会和言说的东西。

　　然而，不管再难，我们也只能一点一点向着理想中“革命者”的生活状态不断靠近——就算我们暂时看不到终点，至少也知道自己朝着什么样的方向。这是时代给我们这些马克思主义青年提出的挑战，我们别无选择。

　　“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卡尔·马克思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第一章《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

　　“这是为什么？根本不需要这样走极端呀。”

　　“正需要这样。我们为人们要求充分的生活享受，但我们应该用自己的生活来证明：我们要求这个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个人欲望，不是为自己个人，而是为所有的人。我们说话只凭原则，不凭爱好；凭信念，不凭个人的需要。”

　　——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第三章《婚后和第二次恋爱》

http://www.szhgh.com/Article/cdjc/jingdian/2018-02-23/1619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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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充满误解的年代，真诚是困难的——读张跃然《革命》一文及其争论

秦慕周 2018-02-24 12:15:13

张跃然的《革命的想象，革命者的自我想象：写在《共产党宣言》问世170周年之际》（下简称“《革命》”）一文可以说一石激起千层浪，很多不同的圈子、好友都就这篇文章展开了讨论。有人嘲讽、有人支持、有人感慨，但正如大多数网络传播的文章一样，解读万万千，真正的理解却少见。

我从来不惮于表达的自己的“阶级立场”，作为跃然好朋友，我当然支持他写作这样一篇“心路剖白”，哪怕我并不认同他的一些价值取向。《革命》一文，并不在于建立一个关于“革命是什么？革命为什么？革命怎么办？”的宏大理论，更遑论“革谁的命？革命之后的秩序是什么？革命要给人来带来什么”这种问题。如果你需要一个关于革命的系统理论，出门左转图书馆，那边有许多许多书籍讨论这一问题。

《革命》的争论，是因为它似乎从一篇“剖白”变成了一篇“宣言”。他回答的核心问题“我是如何变成这样的”，而不是“革命者要怎么办”，这篇文章有很多前提不能忽视：要不要革命、为什么革命这些问题在文章看来是“不言自明的”，因此问题的焦点是“当自己纠结时怎么办”。而很多人看到的、批判的则是“就这样还要闹革命”。

这意味着，对自己“动员策略”被当作了“革命正当性证明”。作者说服自己和“中产阶级出身的共产主义者”们不要对革命动摇、退缩的理由，变成了动员广大群众闹革命的理由，这当然显得是不可接受的。前者是要说服自己，而后者则需要一套广阔而负责的革命建构。

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这种错位是为什么？我觉得有如下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文章动辄以“我们”作为主语，这似乎给人一种错觉——“这个我们是全体青年，是全体革命者”，但事实上，“我们”仅仅是指“他的同路人”；

其次，张跃然本人的“印象”亦影响我们对这个文章的观感，我们会认为，本文是张跃然一贯“革命主张”的延续，和以往的文章是并列关系，事实上，这文章是对他既往主张的“解释”，是“我从何处来”式的分析，而不是“我往何处去的宣言”；

最后，关于知识分子出身的一些偏见主导了讨论——“资产阶级出身”的张跃然，谈什么工农和左派呢。

最后一种误解和错位最是要命——它直接把一个学术问题、理想问题转化为“出身问题”、“口味问题”。从个人心路历程来看，《革命》一文常常有资产阶级的“文化趣味”，这点连张本人都不能否认，可以说它生动地验证了布尔迪厄阶级理论。

但问题是，“批判和自我批判”不就应该是在“认识自己”这一基础上展开吗？换言之，如果连自己从小生长阶级“文化趣味”都羞于展现，这种自我批判和“心路剖白”真的是值得信任的吗？甚至可以说，希望批判得越急，当然对自己的问题（或者说本性、亦或者从家庭里带来的趣味）就暴露的越深。从这个意义上讲，沐君老师所称“他越想摆脱自己的阶级身份，越让人一眼看穿他就是有钱有闲人家出身的小孩”，这一观点确实没有错误。

但我一直觉得，这并不是我们可以批判一个人理由。哪怕不能脱离阶级、哪怕不能脱离“屁股”，哪怕始终不能摆脱一些“趣味”，但是能把致力于从板凳上站起来，这种尝试为什么不是一种可贵的东西？选择成为对革命一往无前的左派充分“英雄主义”的快感，或者是选择成为中国发展红利的“食利者”享受闷声发大财，这两者都是省力得多的选择，干嘛冒着被骂的风险搞这搞那？在这个人人都在“卖人设”的时代，敢于承认自己作为左派的“犹豫和彷徨”，敢于承认自己需要依靠“革命想象”坚定理想、维系信念，这种真诚劲儿难道不需要我们学习？（起码是需要我学习）

哪怕我不欣赏革命、不欣赏激进价值、也没有那么纯粹的理想主义，但我觉得理想主义者是可敬的。主张对不对是一回事，公共政策主张需要更多讨论，但对于个人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温情之敬意”、“了解之同情”是一种更加合适的态度。相对于对革命纲领和政治建设方案的充分讨论和批评，我们对于个人身份地位的重视是不是太过了？我们对于吃相、口味、趣味、审美的强调的是不是超过了事件本身？《革命》一文所带来的讨论应该让我们有一些反省。

回到文章的主题，我们乐于表达看法与意见，这并无错误；但如果能多些理解和深入阅读则更加可敬。“敢同恶鬼争高下，不向霸王让寸分”对于公共讨论来说确实是一种必要的精神，我倾向于用它去怀疑公权力，但对于社会里的普通人，我们或许应该更加包容一些。另外，批判的态度其实应该更多聚焦于主张和观点，而不是对着私人的价值和态度。当你带着自己的看法去寻找别人的错误，而不是尝试理解的话，你见到的会全部都是错误和问题……用俗话说，这个道理就是“当你拿着锤子出门，满世界都是钉子”。

遗憾的是，这种包容的精神愈发稀缺。我长期以来的观察是，跨立场（政治、阶级、文化等）的对话基本是不可能的，良性的对话变得高度稀缺，但希望这种东西能存在，则是我的一点小小的理想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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