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凯文：浅谈林彪事件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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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林彪事件的几个问题

丁凯文


从1971年“913事件”的发生到现在，历史 已经走过了整整45年。在这45年里中国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文革的极左路线到如今的改革开放，历史迈进了新的篇章。史学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人们思想解放，以往存在的不少禁区相继被打破，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得到了新的评价。然而，林彪事件的研究相对而言却不尽人意，虽然与十几年前相比已有不少的进展，但是这项研究的进一步推向深入还有待于史学界同仁的继续努力。下面就几个问题谈谈个人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林彪事件研究的难点何在？

关于林彪事件的研究，前些日子有人撰文提出，“研究林彪事件要与传奇演义剥离开来”，“研究林彪事件不能搞道听途说”。这一看法显然针对了民间某些非史学性研究的一些传闻，表面上看当然是没有错的，但是却没有探寻这类问题存在的根源与实质。为何有关林彪事件，社会上会流传某些“传奇演义”与“道听途说”，且在很大程度上在国内民间发酵，根本的原因何在？

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其实并不难判断，那就是执政党没有实践自己多年来所宣扬的实事求是，控制宣传、舆论的部门把持了所有的报刊、出版、广播、影视，乃至互联网，根本不容有违背他们意志的研究成果有自由发表的空间，个别较为开明的杂志不仅受到压制，甚至被迫停刊。那些不得不在海外发表文章或出版书籍的国内作者还会被有关部门找去谈话警告，如此之环境岂能使史学研究得以长足发展？目前国内对林彪事件的阐释、解读只有官方的一家之言和符合官方观点的极为有限的书籍或文章，几十年来学术界从未就林彪事件的研究公开举办过任何形式的讨论会。国内史学同仁面对的现状是，有关机构不仅档案从不公开，还有许多拿不到台面上的清规戒律，学者们自然无从开展深入细致的研究，甚至也没有哪家杂志敢于刊登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整个学术界都被“宜粗不宜细”紧箍咒所束缚，不同于官方观点的研究成果只能出现在海外或民间网络刊物。正是因为学术研究的不昌明，言论不自由， “传奇演义”与“道听途说”才会在民间广泛流传，出现了诸如林彪飞机的黑匣子已被解读，林彪死于毛泽东、周恩来的谋杀等等阴谋论。

杜绝此类传奇演义或道听途说其实并不困难，也无需史学家们劳神费力一条一条去予以批驳，只要有关部门破除禁律，思想解放，开放档案，广开言路，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允许学者们根据史料作出自己的研究，自由发表自己的文章，使真相在严谨缜密的研究中呈现出来，传奇演义和道听途说自然就站不住脚，就会消失于无形。当然，这也许仍然难以彻底杜绝阴谋论的出现，但是相信广大民众会有自己的判断，阴谋论也就没有其市场和生存空间了。

二、摒弃陈旧、僵化的党化思维

国内党史界一直受到《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束缚，在林彪事件问题上表现尤甚。林彪事件的定性从中共十大到1980年代初期的“两案审判”，都是一脉相承。1980年8月，邓小平接见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谈话更是对林彪事件一锤定音，邓小平说：“毛主席犯的是政治错误，这个错误不算小。另一方面，错误被林彪、‘四人帮’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了。他们的目的就是阴谋夺权。”随后不久出台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定义为“毛泽东同志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由此，“利用论”统治了国内学术界。

但是对于毛泽东和文革问题，党内并非没有深刻的反思。1980年10月到11月，中共党内举行过一次四千高级干部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大讨论，中央机关约1000人参与，地方、省军级干部3000人参与。在这次大讨论中，老干部们对毛泽东发动的文革运动愤怒控诉、群起声讨。据参加会议的郭道晖先生回忆，铁道部副部长李颉伯在会上说，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不是为了反修防修，而是以整人开始，以整人告终，排斥他所不放心的人。中科院副院长胡克实说，毛泽东出尔反尔的事情很多，文革派工作组是毛批准的，后来却说是刘少奇的资产阶级路线。1972年刚批林，又批“右倾回潮”。他批别人（对他）搞突然袭击，他自己就搞。刚批了几天“四人帮”，转过来马上批邓。……他这一张一弛，把全党搞得不知所措了。人大副委员长许德珩说，梁启超早年是维新派，后来成了保皇派，晚年又反袁世凯称帝，写了篇《异哉帝制》，声称“不惜以今日之我，向昨日之我宣战”，即否定其当保皇派的过去。毛泽东晚年也是“以今日之我同昨日之我宣战！”可是他却是以今日之错误否定昨日之正确。铁道部纪委副书记慕纯农说，毛主席发动文革不是为了反修防修，而是有预谋有意识整人，以整人开始，以整人告终。周恩来是累死的，气死的，整死的。过去有的封建帝王整人总还留下几个忠良。而跟随毛干革命的一批忠良都给整掉了，晚年他真正成了孤家寡人。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到临终的时候没有一个战友在面前，孤零零地死在深宫里，这是莫大的悲剧。他不需要任何人，任何人最后也认识到不需要他了。

但是，遗憾的是，这次讨论中多数人意见并没有被后来正式通过的《决议》所采纳。起草小组具体负责人之一的邓力群在1981年7月7、8日在驻京部队师以上干部大会上作学习辅导讲话时说，《历史决议》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最重要的一条”是邓小平“亲自主持了这项工作”，“明确提出了起草《决议》的三项基本原则”：“（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二）对解放32年来，历史上的大事情，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中央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都要作出公正的评价；（三）总结过去，宜粗不宜细，争取《决议》通过以后，使全体党员、全国人民思想明确，认识一致，然后一心一意搞四化，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这篇貌似公允的说辞就是为毛泽东遮丑，以权力压制党内对毛重评的呼声，扼杀了党内这场思想解放运动。

从已经披露出来的大量历史文献和回忆来看，毛泽东是文革运动的总策划、总导演、总监制，文革运动中的每一项战略部署和实施都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所进行，无论是林彪还是江青亦或是其他中共老干部，都是毛泽东利用的工具。具体到林彪事件，没有史料证实林彪想通过当国家主席以达到篡党夺权的目的，林彪也没有实施阴谋政变要杀害毛泽东，至于林彪想在广州“另立中央”更是没影的事。

众所周知，如果这个世界上只允许一家声音存在，不许其他的不同意见的表达，甚至将这类不同声音打成所谓“敌对势力”或者“帮派势力”，那么史学研究就不可能有所突破和推进。显然，林彪事件的研究首先就要摒弃陈旧与僵化的党化思维，不以毛泽东的是非为是非，不以毛泽东的标准为标准，破除邓小平的所谓“利用论”，坚持实事求是。用党内老革命家陈云的话来说，就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如果政治环境开放，思想解放，史学家们都以坚持“只唯实”这一原则为己任，林彪事件的研究必能大大向前推进，而非现在的万马齐喑的状态。

三、如何看待林彪对毛的私下评论？

国内一些人在批判林彪时常以林彪的私德为着眼点，认为林彪内心阴暗，尤其以林彪私下对毛泽东的评论为靶子。不仅如此，还引申出林彪有一套“登龙术”，为夺取最高权力不择手段等等。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分析林彪这些私下里对毛泽东的评价？

由于缺少林彪写下这些对毛评论的时间和时代背景，以及针对何人何事，中央工作组和后来的“梁效”将其整理成《林彪与孔孟之道》，成为日后批林批孔的材料。我们看到一些最具代表性的评毛言论如下：

--“他自我崇拜，自己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
--“毛应，照顾他，使他没有小帮帮的必要，他就不小帮帮了。政治上对其每一创举与功绩公道主动的指出来，则他自无锋芒的必要。”
--“他先为你捏造一个‘你的’意见，然后他来驳你的意见。并无，而捏造—老东的惯用手法，今后当注意他这一着。”
--“最迅速地响应他人每一新的倡议，因为他正迫切等待着别人的态度。”
--“不为一号事先，动而辄随。”

从江西苏区井冈山时代开始，林彪作为毛泽东信任的嫡系部属跟随毛几十年，对毛泽东的性格、心理和行为有着长期的、近距离的深入观察和了解，林彪常常能洞悉毛泽东的内心，对毛泽东在党内从事政治斗争的模式和手段有较为深刻的认识。林彪的这些对毛的看法一针见血，点到了毛泽东从事党内斗争的特点和实质。毛泽东党内的对手们无不下场凄惨，死的死，逃的逃，最后毛自己还落得政治上一贯正确的“美名”。林彪正是洞悉了毛泽东的为人特点，才会在私下里写下这些对毛的看法，主要还在于点醒自己，特别是如何处理好与毛的关系，其自保的成分较为明显。但是，林彪文革前对毛过分的谄媚和吹捧，使毛的个人崇拜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以致毛拥有了发动文革的底蕴、筹码和依据，林彪自不能辞其咎。

不少人斥责林彪当面喊万岁，背地里却私议毛泽东。其实即使在那种扭曲的政治环境下，中共元老们也并非没有对毛的看法，但是他们常常敢怒不敢言，敢言也仅仅是对自己的亲信或家属发发牢骚，更不敢落实在文字上。据罗瑞卿的儿子罗宇回忆，罗宇陪同复出的父亲罗瑞卿去看望朱德时，朱德发牢骚说：“你看现在，成什么样子，这么大的国家就你一家子管了？”这话明显是冲着毛泽东的，但是罗瑞卿一句话都不敢回应。罗宇评论说：“朱德、罗瑞卿私下议论毛泽东，传出去还了得？！”[1]

在1980年10月，中共四千高级干部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大讨论中，中直机关一位70岁的老干部陶白说：“我入党以来，真正解放思想，这还是第一次。会上我们敢于比较深刻地批评我们党的领袖，也就是说，敢于摸老虎屁股，这是前所未有的，至少像我这样的人是没有的。这次所以敢于比较深刻地批评已故的和还健在的党主席，不是过去没有觉悟，没有看法，而是不敢讲。”陶白最后一句话“不敢讲”道出了多少中共老干部们的心酸与无奈。事实上，这些中共老干部们对毛泽东内心的非议也许并不亚于林彪，只不过他们从不敢公开亮出来，更不敢落实在文字上，也就无从被披露出来。

林彪为何写下这些“私话”？一来林彪可能认为自己不会倒台，这些写在边边角角书页内的零星散语和“警句”不会成为日后政权对自己批判的“弹药”；二来林彪本人性格比较孤僻，喜欢独自捉摸钻研，不太会把自己的想法对家人或部属们倾囊相授，因此将自己对毛的一些心得随手写在手边的书页上，犹如古人读书时写的眉批一般，只是作为平时自我欣赏的警语而已，也是对自己的时时提醒。可以说，这是中国扭曲的政治环境下的特殊产物。林彪不倒台，就是中共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些评毛的“珍言”永无出头之日。但是，林彪不幸倒台了，党内抄家灭族式的批判绝不会放过任何蛛丝马迹，林彪的这些零星散语被中央工作组和“梁效”大批判组搜集整理出来，放大为林彪是“野心家、阴谋家”的证据。

四、中共党内是否存在一个“林彪反党集团”？

1968年3月的“杨余傅事件”后军队形勢基本平稳，没有再发生什么重大事件。彼时军委办事组走上了历史舞台。官方的史书总是把军委办事组说成为林彪拉帮结派搞反革命活动的结果。这当然是不动脑子、不负责任的政治归类。自古以来，一朝天子一朝臣，彭德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重用原红三军团、一野和志愿军的军队干部，林彪上台重用原四野的干部，邓小平上台则重用原二野的干部，这是权力运作的必然，其他国家的政治也无不如此，为什么偏偏林彪用了黄吴李邱就是别有用心，就是想要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就是要达到篡党夺权的目的？

军委办事组在这段历史时期的主要工作是“三支两军”、国防战备、国防建设。由于“三支两军”工作的展开，军队介入地方文革运动，军人主导了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的筹建，实行了“大联合”、“三结合”，各省的革委会主任、省委书记中现役军人占了百分之七十多。军人执政是那段历史时期最大的一个特色。又由于军中老帅们在“二月逆流”后靠边站了，军委办事组实际上接替了他们的工作，到了中共九大，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进入政治局全面参与中央日常工作也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了。军委办事组是中央领导层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已经不仅仅负责军队的日常工作，更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担负起中央的日常工作，他们实际上是“二月逆流”后离开中央工作的军队老帅们的延续。他们进入中央政治局是形势使然，是在毛泽东的主导下协助周恩来承担起繁重的中央工作，维系国家的正常运作。

军委办事组是文革某一特定时期负责军队日常工作的领导机构，是在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工作。黄吴李邱几人绝非参加了“林彪反党集团”或曰“林彪反革命集团”，从事了所谓的“篡党夺权”的活动。他们在军中的职务均由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批准、任命，而非林彪私相授受。在毛泽东的极左路线下，军队被迫介入地方文革运动，无论其出发点多么良好，在实际工作中都会陷入进退维谷，左右为难的境地，甚至卷入地方的派系斗争之中不能自拔。毛泽东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有时也非军队领导人所能理解，更不用提左右了。所以他们在执行的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以及产生的消极后果亦不能完全由他们来负。

其实，广义说来，文革初起时，军队里的高级干部们，如叶剑英、聂荣臻、杨成武、萧华等对林彪都是大力支持的，他们全都是所谓“林彪集团”的人，只不过他们后来都是正面人物，所以不必为他们文革时期的行为负起政治责任。一言以蔽之，军委办事组是“二月逆流”之后军队老帅们退出政治舞台的一种填补。军委办事组在军事上接受林彪的指挥，而政治上则接受毛泽东、周恩来、中央文革碰头会和后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的领导。林彪倒台后，毛泽东和后来的邓小平把他们划为所谓“林彪反党集团”或“林彪反革命集团”则是中共政治斗争的需要。就好比高岗倒台后，高的部属张秀山、张明远、郭峰、马洪、赵德尊被打为“五虎上将”受到株连是一个道理。

五 、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结成“反党结盟”?

2013年国内出版了一本关于林彪的书籍，该书作者认为，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相互勾结，结成了一个“反党联盟”。如今这个年代仍然使用如此陈腐的“反党联盟”之概念实在令人惊诧，让人有不知今夕是何年的感觉。那么这个“反党联盟”的标志是什么？作者说：“1966年2月炮制《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是江青集团与林彪集团开始互相勾结、狼狈为奸、结成反党联盟的一个标志。”[2]

这个问题，早在2007年余汝信先生和陈昭先生就分别写了《到底是林委托，还是毛委托？》、《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剖析—驳“林彪江青勾结”论》，发表在笔者主编的《百年林彪》一书上，两位先生就这一问题作了深入的辨析。

简言之，毛泽东让江青出面找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要求召开一个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这个座谈会在1966年2月2日召开到20日结束，解放军总政副主任刘志坚和总政文化部长谢镗忠、宣传部长李曼村等人奉命参与，所谓座谈会自始至终都是江青一人的独角戏。江青在谈话中声称文艺界有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与前不久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遥相呼应。座谈会纪要经毛泽东多次修改增删，增加了很多关键的话语。更加巧妙的是毛泽东将纪要的原标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加上“林彪同志委托”的字样，误导他人，造成林彪是整个事件主导者的印象。如此这般，毛江夫妻店自导自演，打着林彪和中央军委的旗号，炮制出掩人耳目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再由毛手把手地教导江青如何以军委的名义向下传达，将一份军内文件转化为推广至全国的指导性文件，成为反击彭真《二月提纲》的重磅炮弹。江青自言是请林彪“这尊神”，其实，江青背后的毛泽东又何尝不是要利用林彪这尊神？4月10日，中共中央批发了该《纪要》，5月5日中央另换批语后再次发出。这份“纪要”成为毛发动文革的理论基础，同时也借机把江青推向政治前台，为日后江青出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做好了铺垫和准备。林彪自始至终没有委托江青召开这个会议，对《纪要》也没修改一个字。林彪在给贺龙等军委领导人的信中不仅指出“主席三次亲自审阅和修改”，还特别强调“送去江青同志3月19日信和她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林彪在此根本不承认是自己委托江青召开的这个会议，变相地为自己做了说明。

毛泽东心里很清楚，江青如果要在此后的文革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最缺的就是政治资本。以林彪的名义让江青出头，可以很轻松顺利地达到这一目的。毛泽东利用手中的权力徇私，违反中共自己的章程，破坏自定的原则和纪律莫此为甚。这个《纪要》怎么可以说成是林彪与江青结成“反党联盟”的标志？如果要说彼时中央存在一个反党联盟的话，那么这个“反党联盟”的盟主就是毛泽东，江青根本就没有这个资格。再说，1966年初存在这么一个“林彪集团”吗？如果存在的话，这个集团里又是些什么人呢?总不能把黄吴李邱算进来吧？按照该书作者的逻辑，林彪集团难道是当时主持军委工作的贺龙、叶剑英、聂荣臻这些老帅们以及当时参与军委日常工作的萧华、杨成武、刘志坚这些人？

把林彪与江青的关系用所谓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联系在一起，生拉硬扯成结为“反党联盟”，无论在史实上还是逻辑上都是说不通的。

六、林彪对文革的态度

林彪在文革中的基本态度和表现是消极和不作为的。除了在文革初期时配合毛泽东多次走上天安门发表讲话和检阅红卫兵外，林彪基本上不愿出席公共场合的活动。长期在中央工作的王力对林彪有较为深入的观察和认识，王力曾这么回忆林彪：“毛主席不到会他不到，毛主席不叫他主持会他不主持。……林彪虽然是接班人，他的地位跟刘少奇不一样，刘少奇做第二把手时是主持常委日常工作的，那时毛主席退居二线。林彪不是这样，因为毛主席回到了第一线。……毛主席自己是一线，所以林彪什么事都往后退。”纪登奎也有类似的回忆：“中央无论讨论什么问题，都听不到这位副统帅的意见。毛主席的意见很多，各方面的问题都能听到他的指示。可是这位副统帅，中央讨论工业，没有他的意见，讨论农业，没有他的意见，讨论财贸，还是没有他的意见，讨论政治问题，比如整党，也没有他的意见……我想，也许林副统帅在考虑什么重大的军事战略问题吧。可是，后来我到军队工作以后，发现还是这样：中央和军委无论讨论战备、训练、科研、军工，还是讨论军队的政治工作，都没有这位副统帅的指示，听不到他的任何意见。”

文革中的几乎所有重大决策、战略部署都是毛泽东一人拍板决定，从来没有找过林彪商量，如炮打司令部和批判“资反路线”、全国全面夺权问题、三支两军问题、各地革委会的成立、“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运动等等。这些重大事件的决策和执行，我们几乎都看不到林彪的身影。林彪秉承的是“主席画圈我画圈”，且林彪几乎从不参加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也不参加九大后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基本上是当“甩手掌柜”。有关会议情况或者由叶群参加后回来汇报，或者听秘书转述文件精神。林彪的言行大都只涉及军队内部事务，如文革初起时的罗瑞卿事件、后来发生的贺龙事件、“五一三事件”、“七二零事件”以及“杨余傅事件”等。林彪这种消极态度，毛泽东在文革初时就曾当面斥责他“想当明世宗”，并说：“你不想介入运动是假的！”

林彪的接班人地位也是毛泽东硬加在林彪头上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毛泽东把文革强加给全党全国的一次至关重要的会议。可林彪从一开始就不想参加，一再推托，请了病假，躲在大连疗养，从心底里就没有什么热情。此后成为副统帅的林彪变得骑虎难下，身不由己，再难像建国之后那样事事置身事外了。以林彪的精明，林彪不可能认识不到文革的责任问题，甚至历史的评价。林彪曾说过，毛主席的话一句顶我们一万句。但是，林彪还说过，毛主席要负一万分的责任，我们只负一分责任。这说明林彪对毛泽东与文革有特殊的认识，这也是林彪在文革中消极、不作为的主要原因。然而，在邓小平“利用论”的解释下，真正被毛利用的江青和林彪为文革负了一万分的责任，而毛本人却只负一分“被利用”的责任。对历史的荒谬解释莫此为甚。

笔者十年前曾写过一篇文章对比周恩来与林彪文革中的作用。国内宣传机器在评论周恩来在文革的作用时常常引用周的一句话“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官史的解读是：周恩来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公开反对文化大革命，那只能意味着同毛泽东决裂，然后被打倒。周恩来另一种选择，得表示支持文化大革命，有时还得违心地说一些话和做一些事，这对他是一种十分痛苦的选择，但不付出这些代价，就不可能发挥这些没有任何人可以代替的作用。历史的真实恰恰是，周恩来真心拥护毛泽东，拥护毛的文革路线，是毛的坚定支持者和有力的执行者。按照官方对历史的解读，周恩来在文革中积极拥护和支持毛泽东的文革运动，做的大量的工作都是“违心的、痛苦的选择”，是可以得到理解的和原谅的，而林彪的消极和不作为却要被归结为个人野心要篡党夺权，这里面的诡谲相信人们是能看得出来的。对比周恩来和林彪身后的评价与地位，我们不难发现这其实就是在用两种不同的政治标准解释和评判历史人物与事件。

七、毛泽东为何要打到林彪？

林彪与毛泽东的密切关系早在江西苏区的战争年代即已形成，林彪在那时就是毛泽东的最早的坚定支持者。毛泽东在红四军与朱德、陈毅发生矛盾冲突时，林彪旗帜鲜明地站在毛泽东一边，是毛泽东嫡系和坚定的政治盟友，为毛泽东取得党权和军权的领导地位出了大力，而且林彪对毛的支持从未发生过动摇和变化。文革爆发后，随着刘邓的倒台，朱德、陈云的靠边站，林彪顺理成章地成为毛的接班人。以林对毛的一贯支持，毛为何在庐山会议之后非要置林于死地?

第一，林彪在庐山会议上对张春桥的发难使得毛异常警觉。林彪平时不表态，不显山不露水，从未提出过自己的一套政治路线或方针政策，而是唯毛是从，实行的是“主席画圈我画圈”。可是关键时刻林彪却显示出极大的政治能量。张春桥等文革极左派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中坚力量，是毛推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与实践的衣钵传人，在没有毛泽东授权允许之前，林彪就敢于出手收拾张春桥。一旦毛撒手归天，文革极左派们很可能会全军覆没，死无葬身之地。毛倾全力打造的文革大业也必将彻底消亡。

第二，毛泽东通过庐山会议发现，中共整个老干部群体对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情绪和不满，林彪对张春桥一个隐晦的批评讲话就能引发老干部群体对张春桥等文革极左派的声讨巨浪。个别小人物对文革不满不会引发整体时局的动荡与变化，但是中共的副统帅、毛的接班人林彪对文革不满对毛而言则是天大的事件。毛泽东不会反思自己文革路线的荒谬，从而改弦更张，而是惯性思维将斗争的目光转向党内，挖出所谓的“主要矛盾”。由此，毛认为老干部群体对文革不满的情绪的根子在林彪这里，林彪触动了毛泽东的文革底线，中共原来的一批元老已经被毛泽东打散，手中没有了权力，惟林彪却大权在握，又有副统帅和接班人的名分，所以毛在有生之年必须解决林彪问题。

第三，军队是毛泽东从事党内斗争的最后的终极手段。毛之所以屡屡在党内斗争中得手全都得益于军队的支持，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从整垮高饶到整垮彭德怀，再到毛发动文革整垮刘少奇和邓小平，无不是有军队作为他的坚强后盾。所以，毛在党争中一向有恃无恐。文革以来，军方与文革极左派们时常发生矛盾，有时斗争还相当激烈，如“二月逆流”、《军委八条命令》的颁布和军队对群众组织的镇压。尤其是军委办事组与江青、张春桥文革极左派之间矛盾的日益尖锐，毛对此也心知肚明。毛在世时不太担心军队的忠诚，但是一旦毛不在了，军心难免生变，如果此时仍是林彪掌握军权，毛怎能不担心他的文革大业？军权只有掌握在文革极左派手里毛才会放心。所以毛处心积虑换下林彪，再大力扶植文革极左派王洪文、张春桥们这些人掌控军权。这恰恰是林彪事件后毛所采取的措施和实施的行动。

毛泽东为拿下林彪所使用的手段：通过南巡给林彪戴上“篡党夺权”的谋反的帽子。林彪其他两项罪名“政变杀毛”和“另立中央”是林彪事件之后“挖掘”出来的，那实际上只是涉及到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与林彪本人无关。所以，毛泽东在南巡途中给林彪量身定做的最原始和最严重的罪名是“谋逆”，即林彪自己想当国家主席从而达到篡党夺权的目的。毛在南巡中如是说：“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毛泽东指控林彪的这一“谋反”罪名足以置林于死地。

笔者相信毛在南巡前一定为林彪设想了多种罪名，但是以往对付刘少奇、彭德怀等人的手段很难用在林彪的身上。历史上，林彪自参加革命后一向奋战在军事第一线，从未被俘被捕，没有“叛徒”“自首”的小辫子可抓；中共建国后林彪也未在中央一线工作过，没有领导过国家的经济建设，没有自己的路线、方针或政策，无法扣上走资派的帽子；林彪主抓的军事领域，如保卫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以及国防战备及国防建设等均卓有成效，亦难以作为毛发难的缘由。与此同时，林彪一贯高举毛的旗帜，对制造毛个人崇拜立下了汗马功劳，如果说林彪宣扬了天才论就是反党反毛实在过于荒谬。因此，罪名轻了，很难动员全党向林发难，亦难以向全国人民解释为何拿下林彪。那么惟有说林彪有“反骨”，想当国家主席从而达到“篡党夺权”的目的，如此这般才能在九届三中全会上设法拿下林彪。

事实上，所谓“设国家主席”问题不过是林彪事件之后才被突出彰显起来的，成为毛泽东一根打人的棍子。毛泽东南巡时有没有拿出林彪“想当国家主席”从而“篡党夺权”的证据？不要说毛当时就没有这样的证据，即使几十年后的今天，中共依然拿不出任何林彪想当国家主席从而“篡党夺权”的证据。新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在这个问题上完全回避了当年毛给林定罪的最原始指控，而将重点放在林立果从事的活动上，再将林立果与林彪挂钩，圆了林彪集团“政变杀毛”的完整剧情，也圆了几十年来中共定义的“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政治宣传。

八、一封未曾发出的信：林对毛寄予的最后希望

前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在其回忆里提及，林彪曾在1971年5月23日写了一封给毛泽东的信件，虽然这封信并未送到毛的手中，但却反映了林彪当时内心的真实想法，值得认真研究。

林彪在给毛的这封信里提出了以下四点：

第一，实行四不一要的做法，一是在暂定十年之内，对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大军区第一把手、第二把手，实行不逮捕、不关押、不杀、不撤职等四不，如果他们某个成员有错误，可经过党内思想批判来解决。一要就是遇特殊情况要执行主席面授机宜指示。

第二，将以上规定传达到北京以至其他必要城市担任卫戍部队的每一士兵，要他们根据这个规定，任何时候不执行除主席以外的任何首长有关对中央或相当于中央政治局以上人员的捉人、关人、杀人等乱令。

第三，为保证首都安全，首都附近的三个人造山建议由华东、东北、山东各派一个独立营来担任固守。

第四，建议三十八军调离华北，换一个原二野、三野或一野的军来接替他们的任务为宜。

在1971年4月29日结束的批陈整风汇报会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对军委办事组作了政治结论，即军委办事组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在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错误，但是性质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在这之前与黄吴李邱等人谈话中也表示到此为止，意味着庐山会议斗争告一段落。但是以林彪对毛为人和性格的了解，林彪并不想当然地认为毛会如此轻松地放过自己一马，林彪有必要再做些工作，进一步在组织上予以落实。

林彪提出的第一点实际涉及到军委办事组的政治前途，即对所谓“犯错误的人”要以党内思想批判的方式予以解决，而非撤职、逮捕、关押，甚至整死。中共党内以往的政治斗争大都是血腥和残酷的，被整之人无不身陷囹圄，乃至株连九族，被整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有鉴于此，林彪特别提出对于这些“犯错误的人”应实行思想斗争，而非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这个想法或提议在中共历史上也是极为罕有的。其实，扩大来看，这一提法也包括了林彪自己。毛泽东和中共如能贯彻实行这一政策，无疑是历史的一大进步，尽管林彪提到的所谓“犯错误的人”有其时代的局限性，而错误的判定者又何尝不是错误的根源和制造者？

林彪提出的第二点实质上是对自身的限制。它的要害是，只有毛泽东有权下令抓人、关人、杀人，其他人均无这种权力，包括林彪自己。江青、张春桥等文革极左派们并不掌握军权，他们根本无权下令抓人、关人或杀人。当时只有林彪和军委办事组掌握了军队的权力，是有可能利用军队实施强制措施的。但是没有毛的命令，无论是林彪还是军委办事组都不能动用军队达到自己的目的。林彪提出这一点等于明确向毛表白，林彪自己是没有野心的，绝不会利用军队造反作乱。

林彪提出的第三点和第四点更是明确向毛表示自己大公无私、襟怀坦白，尤其是提议将有原四野背景的38军调离京畿地区，换为其他野战军的部队，彻底表明林彪绝不可能利用军队与毛作对，直接向毛输诚表忠，以换取毛对林彪的放心和安心。

林彪这封信的出发点显然是希望毛能够放过自己一马。可惜的是这仅仅是林的一厢情愿，毛泽东岂是这么好相与的？在毛泽东看来，开弓没有回头箭，林彪不愿公开作检讨，毛泽东手里没有林彪低头认错（罪）的把柄，即将召开的九届三中全会如何解决林彪问题？纵观中共历史，所有下台的领导人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都要作出“深刻”检讨，认罪悔过，这是毛泽东的政治规矩，岂能因为林彪一人而废？周恩来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从延安整风起到文革后期这三十多年里，周恩来人前人后不知做过多少次沉痛检讨，连中央文革的大将王力都听烦了，可是周依然检讨不断，周恩来如此不厌其烦的检讨不就是时时刻刻向毛输诚表忠？所以，周恩来对问题的实质看得更加透彻，对林彪的这封信不以为然，认为没有必要。说穿了就是林彪这番表白不会起什么作用，还不如老老实实向毛作检讨求得过关，也许还能得到文革中邓小平式的待遇，不至于走到刘少奇那般下场。

九、林彪的出走：与毛和平分手，不跟你玩了

林彪在北戴河最后的日子里呈现出极为消极的状态。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毛泽东南巡谈话的内容至少通过两个渠道传到了北戴河林彪处，林彪不可能不知道。叶群的反应是惊慌失措，但是林彪却是消极以待，甚至对身边的警卫参谋李文普说“北戴河的房子不要盖了，反正我也活不了几天啦”云云。这与毛泽东精神抖擞的状态形成鲜明的对照。

如果林彪要从事一场针对毛泽东的政变，最主要的准备和行动就是要招兵买马，运筹帷幄，不仅在自己的人马里精挑细选，还要上串下连，从各方面做好必要的准备，如兵源、枪支、弹药、后勤、善后、舆论宣传等等。毛泽东死后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就是如此多方面做好了宫廷政变的准备，从而做到了以快打慢，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但是我们却看不到林彪在北戴河有任何这方面的举措，林彪如此之行为又谈何发动政变实施杀毛大计呢？

我们再看毛泽东的南巡。毛一路精神亢奋，走一路说一路，密集召集各地党政大员，反复向他们宣讲党内出现的多次路线斗争，强调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暗示或明示党内依然有两个司令部，有人想当国家主席，急于夺权等等，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林彪。毛甚至动员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在九届三中全会上向林彪发难。毛南巡的目的就是要警示军政大员们认清形势，站稳立场，在关键时刻向林彪发起进攻。所以，与其说林彪要搞政变杀毛，还不如说毛泽东为林彪量身定做了“谋反”的罪名，实施了一系列针对林彪的政变手段，这才是历史的真实。这与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夕布置周恩来、叶剑英成立首都工作组，秘密在北京调兵遣将，扩充北京卫戍区部队，实施所谓的“防修正主义政变”，有异曲同工之妙。

林彪所乘的三叉戟飞机在9月13日凌晨0时30分左右飞离山海关机场，先向广州方向，后转向北京方向，最终往北向蒙古国飞去。林彪专机在凌晨1点50分左右飞越中蒙边境，2点30分左右坠毁于蒙古温都尔汗地区。

林彪为何在仓皇之中踏上了这条不归之路？这一直是世人和史学界关注的焦点。根据几位当事人的说法，林彪、叶群都曾说过要去大连，亦曾商量过去广州，而且去大连也是林彪一行临动身时的目的地。笔者认为，林立果和叶群在知悉毛泽东的南巡谈话内容后，深知毛下一步的整肃步骤一定会接踵而至，与其坐以待毙还不如一走了之。但是逃到哪里才安全恐怕也还没有完全想好。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要逃亡就必须有林彪的首肯。对林彪而言，不管逃到中国哪个地方都是不安全的，大连、广州与北戴河没有任何区别，唯有逃到国外方保无虞。然而这恐怕也是最难说服林彪之处。笔者推测，在说服林彪离开北戴河问题上，叶群和林立果的立场是一致的，只要林彪上了飞机，飞机掌握在林立果的手上，到时候林彪也不得不承认飞到国外的既成事实。

林彪一行人早已作古，我们无法确知林彪在最后出走时的真实想法。但是，我相信，当那架三叉戟飞机腾空而起时，林彪是以自己的行动与毛泽东和平分手了，林彪完全放弃了自己的政治生命。林彪心里应该清楚，如果自己还留在北戴河，毛泽东的下一步必是召开九届三中全会，标配的流程一定是揭发、批斗、检讨、撤职、关押、审查，林彪即使不趟刘少奇的覆辙，可能也会步贺龙的后尘，那么与其被毛泽东关在黑屋子里整死，还不如一走了之。用一句市井俚语：拜拜了您呐，不跟你毛泽东玩了。

十、林彪事件体现了毛泽东接班人体制的失败

林彪事件实际上折射出毛泽东选择接班人的失败。有台湾学者认为，毛泽东选择林彪当接班人并非真心实意，林彪仅仅是个有名无实的接班人，只是一个用来过渡的幌子。但是我们只要分析一下文革初起时的中共高层权力运作，即可知道毛泽东在那时选择林彪作为中共第二号人物是有其必然性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除毛外，就是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和邓小平。刘邓是毛在文革时首先要拿下的对象，朱德和陈云也靠边站，不管事，置身事外。有条件成为中共第二号人物的只有周恩来和林彪。但是周恩来从未被毛考虑过接班人的可能性。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林彪是毛的唯一人选。更何况林彪在历史上一贯支持毛泽东，被誉为“亲密战友”。可以说，毛选择了林彪是一种必然，无论从能力、地位、还是功劳上看林彪都是毛的一时之选。至于毛泽东后来对林彪不满要拿下林彪，也是毛自己的选择。我们不能因为毛后来废黜林彪而认为毛一开始就是玩欺骗。毛要利用林时可以提拔其到副统帅和接班人的地位，嫌弃不用时也可将其一手打倒摧毁，正所谓“赵孟能贵之，赵孟亦能贱之”，这不过就是中国历代皇权专制社会的现代翻版而已。

毛泽东一生雄才大略，曾以诗言志，中国历史上的著名统治者：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均不在毛的话下，毛自诩“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毛泽东不仅要打到刘少奇拿回手中的权力，毛更要追求“敢教日月换新天”，要重新锻造人们的灵魂，创造就一个崭新的人类世界，实现一个乌托邦式的“太平天国”。为了这个目标，毛不惜天下震荡、生灵涂炭。为了这一目标，毛千辛万苦、千方百计要将自己的宏伟蓝图一代一代继承下去，这就要选择一位合适的接班人。一个不行，再换一个，一直换到自己去见马克思的那一天。然而，历史却开了毛一个大玩笑，毛生前选定的接班人不是被他自己整垮整死，就是在毛死后被抓，最后一个接班人华国锋干脆彻底背叛了毛，把毛的妻子和亲信们通通送进了秦城监狱。

毛泽东生前选定的接班人一个比一个“短寿”，刘少奇从1943年延安整风崛起到文革被打倒凡23年；林彪从文革初被誉为“亲密战友”、副统帅、接班人，甚至还将名分写入中共九大的党章，到1971年却被逼逃亡死于蒙古荒漠，才仅仅5年；王洪文在文革中被毛“慧眼识珠”，从上海一个造反派领袖火箭式升至中共中央副主席到被毛冷落只有2年的光景；邓小平在1975年初被毛赋予极大的权力，接替重病在身的周恩来负责中央日常工作，但是好景不长，邓很快就被毛怀疑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1976年初被毛赶下了台，从邓第三次上台到下台也就一年光景；毛泽东在临死前几个月匆忙确立了华国锋的接班人地位，但不旋踵在毛死后却叛毛而去。

可以说，毛生前选定的接班人没有一个是成功的，刘少奇与林彪的倒台主要源于与毛治国理念的矛盾和冲突；王洪文则是自己浅薄、无能，毛过高估计了王的能力，属于朽木不可雕，毛硬赶鸭子上架，结果自然好不到哪里去；邓小平的下台纯属“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毛原本寄望华国锋能够在中央平衡左右两派的矛盾，维持毛继续革命的文革路线，但是却竹篮打水一场空。华国锋自己也好景不长，根本不是邓小平的对手，三下两下就被邓小平赶下了台。真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毛泽东聪明一世，永远是他算计别人，惟毛的最大恶行之一是将与自己有不同意见的党内领导人动辄冠以“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或打成反党集团、反革命集团，或整倒整死，而毛的这些聪明反被聪明误。毛万万没有想到是，他一生搞运动，以运动治国，他最后十年的文革运动登峰造极，纯属祸国殃民，罪恶滔天，他的死亡就意味着他所发动的文革走到了尽头。中共党内除了“四人帮”等极少数人外，无人愿意继续毛的极左路线。这恰恰就是毛的愚蠢。毛也许预见到要在“血雨腥风中交班”，但是终归不愿正视现实，一厢情愿地以为只要找好了接班人即可以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沿着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奋勇前进”。毛生前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句话套在毛自己身上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所以，林彪的失败也是毛泽东接班人体制的失败。


[1] 罗宇《告别总参谋部》，开放出版社，2015年9月版，第19页。
[2] 周敬青《解读林彪》，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4月版，第151页。

原载 《记忆》 第167期 2016年9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