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凯文：从“余丁徐反党集团”看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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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余丁徐反党集团”看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

丁凯文


反右运动已经过去整整60年，有关在这方面的相关资料和研究也数不胜数，尤其是那些重要的历史人物，常常被研究者们屡屡提及。但是还有很多地方上受到迫害的知识分子，他们曲折和坎坷的命运却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渐渐被人们遗忘。本文着重于反右当中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前身）蓄意制造的“余丁徐反党集团”的深入探讨，揭示知识分子在中共治下的悲惨命运。

三位杰出的知识分子

本文涉及到的“余丁徐”是中共建国初期以来东北人民大学三位杰出的知识分子: 余瑞璜、丁则良、徐利治。现在的吉林大学前身就是东北人民大学。中共建政后的1950年3月，东北行政学院改名为东北人民大学。1952年10月，中共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了院系调整，东北人民大学由财经政法性质的大学，改为东北地区第一所综合性大学。中央高教部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师大、辅仁大学、大连工学院、东北工学院等院校的部分教师，以及大连工学院、东北工学院的数理两系的部分学生调整到东北人民大学。此时，原在清华大学任教的余瑞璜、丁则良、徐利治三人被调入该校，迅速成为该校的学术带头人。

余瑞璜，1925年考入国立东南大学（后更名国立中央大学），1929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物理学系。1937年获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理学博士学位。1938年回国后，在西南联大清华金属研究所、清华大学物理系任教；1948年赴美国讲学；1949年回国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1952年领导创建东北人大物理系（吉林大学物理系），任教授。余瑞璜先生致力于Ｘ射线晶体学、金属物理和固体理论等方面的研究，上世纪30年代研制出中国第一台盖革计数器；1942年提出Ｘ射线晶体结构分析的新综合法，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公认；提出创立了固体分子经验电子理论，在国内Ｘ射线晶体结构分析研究领域取得突出成就，是国际公认的第一流的晶体学家。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丁则良，1933年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1938年入西南联大历史系，毕业后任联大师院史地系助教，不久任西南联大、云南大学历史系讲师。1947年以中英庚款留学生身份进入伦敦大学斯拉夫学院专攻苏联史。1950年放弃赴美深造机会回国，任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时响应号召到东北人民大学任历史系教授，还出任历史系副主任、主任，并筹建了该校图书馆，任图书馆馆长。丁则良致力于宋史研究，同时开创了中国近代史、印度史、苏联史等方面的研究，在史学界享有广泛的声誉。

徐利治，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数学系，1949年、1950年先后在英国亚贝丁大学、剑桥大学学习。1951年回国，任清华大学副教授，同时兼任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副教授。1952年，为了支援东北的文化建设，徐利治自愿来到长春，在东北人民大学组建了数学系，徐利治任数学系教授、副主任。1956年在东北人民大学数学系创办计算数学专业，与苏联专家合作开设了全国计算数学的第一个培训班，培养出从事计算数学研究的首批专业人员。早在40年代中期，徐利治就开始了渐进分析学的研究，在《美国数学杂志》、英国《数学季刊》、《中国科学》、《数学学报》等专业杂志上发表十几篇有关论文。徐利治将他多年的研究成果汇成专著《渐近积分与积分逼近》，1958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国内第一部有关多维渐近积分研究的专题著作，出版后受到欢迎。

厄运降身

余瑞璜、丁则良和徐利治所从事的学术领域互不相干，惟他们三位都是自己学术领域里的佼佼者和领军人物。但是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这三位学者居然被东北人民大学的领导者打成了“反党集团”。

1957年春，全国各级党组织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开展了大规模的帮助党整风的运动。4月间，中共长春市委组织召开了全市宣传工作会议，长春市各大学民主党派人士、教授、学者，各大学从事统战工作的党员干部都参加了会议。主持会议的领导反复动员与会人士讲话，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余瑞璜在会议上提出了“四类干部论”：第一类是真正的革命者，或称大公无私者；第二类是唯唯诺诺者，即唯命是从；第三类是假公济私这，即公私不分的官员；第四类是妓女型的政客，惯于吹牛拍马者。

余瑞璜这份发言不啻为向党开火，属于地地道道的右派言论，被打成右派分子理所当然。一份在吉林省政协全体会议上的揭发材料称：“从学校（指东北人大）方面来说，余瑞璜一开始就采取内外夹击的办法向学校党政进攻。从外面，主要是向北京告状，说学校如何混乱、问题甚多；从内面，主要打击党政负责同志，破坏党群团结。由于余瑞璜反党集团的进攻，在（东北）人大所引起的紧张情况，1954年冬达到了顶点，学校党政当局几乎不能维持教学工作的正常进行。在物理系搞‘ 独立王国’，实行家长式的统治，排挤老教师，打击不同已意的青年教师，对学校的许多重大问题采取反对的态度，严重地妨碍教学工作的进行。尤其恶劣的，他把党员徐利治（又是盟员）拉过去，并通过徐刺探党的秘密，寻找党的缺点，以便诬蔑党的政策，攻击党的领导。余同另一个右派分子丁则良关系最密，构成反党集团的核心，经常策划于密室之中。两个月前，丁、徐还在北京策划，想以几个人的名义，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造谣余瑞璜的调离东北人大，系为吉林党、盟的宗派主义所排挤。” 这份揭发材料被刊登于1957年8月7日的《吉林日报》，成为余、丁、徐结成反党联盟向党进攻的证据。

徐利治在这次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也做了发言，他的发言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关于工作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东北人大党组织确实存在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情绪和倾向，并列举了一些实例，提到了“排内性”和“排外性”，排内性是指有些人对内部的不同意见进行打击，排外性是指有些人对外来人员一概排斥。另一方面则是涉及到个别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问题，提出有些领导干部常常喜欢自称为“领导群”，似乎表现出高于群众的优越感”云云。这些发言都成为徐利治被划为右派的主要根据。7月18日的《吉林日报》第一版直接刊文对徐利治作了严厉批判，该文说“徐利治的发言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立场，他不是站在党员、更不是党委委员的立场上推动党的运动，而是和右派分子一呼一应的向党进攻，徐说过，‘共产党500年后总要消灭的，但数学将与地球长存’” 。

如果说，余瑞璜与徐利治被划为右派还是因为他们在整风中发表了言论，被官僚机构抓住了把柄，那么丁则良被打成右派则属于地地道道的冤屈和迫害。1957年5月，丁则良应邀去苏联参加“东方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在大会上作了学术发言，苏联党刊《真理报》对此还作了报导。从苏联回到北京后，丁则良留在北京大学，与北大历史系周一良教授开始着手世界史教材的编著工作。可以说，在中共整风期间，丁则良不仅没有对时政或当权者作过批评，甚至也没有发表过任何公开言论。这倒不是说他没有思想或看法，而是当时没有机会和场合。但是，没有发表言论并不意味着身世清白，整人的专政机器一旦发动，就不愁找不到整人的口实。丁则良终于没能躲过这场血雨腥风的反右运动，与余瑞璜和徐利治一同被打成“反党集团”。

丁则良一介文人，有古之士人的节操，抱有“士可杀不可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信念，在残酷的命运降临之际，丁则良在8月8日毅然投北大未名湖自尽，一死了之。《新东北人大》1968年4月20日第六期上面的一段文字为丁则良罗织了如下罪名：“丁则良，是个叛徒（凡在运动中的自杀者，均视为叛徒——笔者注），先后在国民党宪兵团、扫荡报、美国新闻处、B.B.C电台等处工作，进行许多罪恶的反革命活动。1952年到我校（东北人民大学）后，一直与党闹对立，并同余瑞璜、徐利治合谋组成反党集团，企图夺取学校的领导权。反右后，被划为极右，1957年8月畏罪自杀。像这样一个十恶不赦的大叛徒、大右派，理应受到党和人民的严厉惩罚，但是在匡贼（指匡亚明，曾任东北人大校长兼党委书记——笔者注）这个大叛徒、大党阀的黑伞掩护下，竟留了下来，且纵使他、提拔他。匡来校后，就支持他反历史系党总支，支持丁办《史学集刊》，树立丁的反革命权威，用心何其毒也！更有甚者，丁畏罪自杀后，匡贼同类相伤，慷国家之慨，给丁大办丧事。并对其女儿说：你爸爸如果不死，也不一定成右派。匡贼同叛徒、右派是一丘之貉不是昭然若揭了吗？”纵观当年官方罗织的这些罪名，与所谓右派言论无关，而是从历史上找罪证，而最为关键的罪名却是“与党闹对立”和“企图夺取学校的领导权”。

丁则良含冤去世时年仅42岁，正是一个史学研究者的黄金时期，以他的聪明才智、勤奋努力，如果不出意外，必将成为一代史学大家。不幸的是，丁则良被卷入无情的政治斗争，英年早逝，这不仅是东北人大历史系的损失，更是中国史学界的一大损失。

吉林省整风办公室在1957年8月24日向吉林省委汇报反右情况时是这么说的：“右派分子余瑞璜在人代大会之前，对各种会议揭发其反动言行态度极为蛮横，狡猾抵赖，甚至拍桌子骂人；这次被驳得理屈词穷，当场出丑，现了原形，不得不在铁的事实面前低头认罪。”该报告在谈到批斗右派的体会时说：1、斗争重点人物明确，火力集中，使斗争得以深入展开。2、不断地组织教育积极分子，是搞好运动的保证。3、大小会紧密配合，在大会上系统批判，在小会上面对面说理。4、注意了对右派分子的分化瓦解工作，分别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对待方法。5、加强党的领导，做好会议的组织工作。实际上，邓小平领导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早在7月7日就批转了《吉林省委关于高等学校反右斗争的情况》，用以指导全国范围内的反右运动。吉林省从一开始就积极响应和贯彻了毛泽东的反右精神，余丁徐三人是在劫难逃。

“余丁徐反党集团”之缘由

余丁徐三人虽然分属不同的学科，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背景，即他们都是中国民主党派：中国民主同盟的成员。余瑞璜是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兼吉林省民盟副主委，丁则良是民盟东北人大分部副主任，徐利治则身兼中共党员和民盟盟员双重身份。他们三人在1954年曾向国务院的教育部上了一份“万言书”，这份“万言书”埋下了他们三人日后被打成反党集团的祸根。

所谓“万言书”，是徐利治写给教育部党组的一份内部文字材料，这份材料是在1954年写成并寄出。当时中国民主同盟东北人民大学分部的几个负责人对东北人大校长吕振羽有意见，综合了几万字的材料向上级反映当时校领导存在的问题，认为主要领导“对知识分子是比较左，譬如对教师尊重不够，把行政部门的地位放在学系、教研室之上；总务人员对教师态度不好，工作效率差，作风极不民主；有些干部的使用与提升不是以科研成就和教学经验为主，而是强调所谓的政治态度和资历；有的党员对群众不是采取善意帮助的态度，而是采取‘监视’和‘整’的态度”，“对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法都没有具体领导；没有把教学改革当做中心任务，更谈不上配合其他工作进行具体领导”等等。

“万言书”中大部分材料来自民盟东北人大分部主任委员余瑞璜、民盟东北人大分部副主任委员丁则良以及唐敖庆，由徐利治执笔写成。所以，“万言书”的整体思路来自于民盟地区分部主要负责人的共识，大部分材料来自丁则良和唐敖庆。但由于丁则良是这些人中唯一的文科教授，其见解往往比其他人更深刻和独到，因此在“万言书”的起草方面，丁则良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他们向教育部反映学校存在的某些问题亦是出于公心，目的在于进一步提高学校的教学、科研水平。

1954年夏季，徐利治将“万言书”先拿给时任清华党委副书记的何东昌看，何认为问题严重，建议直接送到教育部党组。教育部收到“万言书”后颇为重视，随即派遣检查组来到东北人大，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检查团写出了一份详尽的报告上呈教育部，并在东北人大的有关会议上宣布了检查团调查工作的主要结论：“万言书”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检查组离校后，原校长吕振羽被免职，去北京疗养，1955年7月正式调离东北人大，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匡亚明被任命为东北人大校长兼党委书记。匡亚明就任后，徐利治被任命为校党委委员、教务处长，余瑞璜被任命为副校长、科研部长兼物理系主任，丁则良被任命为历史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

这一“万言书”事件实际上对东北人大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导致中央和教育部对学校工作的重视，从而进一步导致原校长吕振羽离职和匡亚明校长的上任，东北人大步上了迅速发展的新台阶。然而，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仅仅3年后“万言书”却成为余丁徐三位教授人生道路上的一枚重磅定时炸弹。原来那些看似解决的问题和矛盾只是暂时被掩盖起来，一些党工干部对余丁徐三人不满甚至仇视的心态暂时收敛或潜藏下来，双方对立的情绪更加尖锐，只不过这些矛盾变得更为隐蔽而已，一旦时机成熟就会爆发出来。

1957年6月，毛泽东翻云覆雨，毛的《这是为什么》一经发表，整风形势立刻转变，中共自己的整风变成了整人。民盟中央受命揪出了所谓的“章罗”联盟，东北人大某些人好像打了鸡血，顿时振奋起来，毫不含糊地发明、制造出来一个莫须有的“余瑞璜、丁则良、徐利治反党集团”。8月12日的《吉林日报》不但批判徐利治是“余瑞璜、丁则良等在党内的代理人，而且还称我们是‘一只手伸进党内，一只手伸进盟里’”，“企图篡夺东北人民大学的领导权蓄谋已久，企图把东北人民大学拉向倒退，把它变成一个资产阶级的学校。” 东北人大当时的流行说法是，余瑞璜是这个反党集团的“黑统帅”，丁则良是这个集团的“黑参谋”，徐利治则是该集团的“急先锋”。东北人大最优秀的三位学者瞬间从云端跌落谷底，从学者变成人人批判的“敌人”。余徐二人此后在校内长期受到打压、迫害，丁则良则永远离开了人世。余丁徐三人终于为他们当年的“万言书”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知识分子的风骨

1927年6月2日，清华四大导师之一的王国维自沉于北京颐和园的昆明湖。王留下一封遗书云：“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王国维学冠中西，是中国近代以来最伟大的学者之一。王国维自沉于昆明湖也许是出身于清华大学的学者的第一人，表达了对现实政治的愤世嫉俗，不愿同流合污，表现出一代文人和知识分子的风骨。

1943年7月18日，丁则良在昆明出版的《生活导报》第34期上曾发表了《缄默的尊严》一文。文章写到：“说话原是人类的本能，而且也是社会生活中所必不可少的工具。过分的缄默是违反人性的。但到了一个特殊环境之中，站立在冷酷的事实的面前，眼看着暴力横行、巧取豪夺的现象不断发生，正义消沉，自由饮泣，这时，又没有力量去纠正这些事实，我们除了保持缄默，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在一个一切都违反人性的世界中，违反人性的缄默反而是一件可取的行为了。”在文章的结尾，丁则良如是说：“在一切不合理的秩序的面前，缄默也都有理由存在。我们不能想象梁启超去和李莲英交谈。一个文明之所以可贵，就在于李莲英之外还有梁启超，暴力之外还有人格，逢迎卖国之外还有冰样的不可破的缄默。就在这个缄默之中，人类的庄严才得到了永生。”

1957年的反右巨变以及对社会的无情冲击，无论是程度还是广度都远远超过了王国维时代社会的变化，被划为右派的文人所遭受的苦难更远甚于王国维本人。当一个正常的人一夕之间变成了时代的叛逆和人人言诛的“阶级敌人”时，缄默甚至都不可得。为了“缄默的尊严”和“庄严中永生”，丁则良选择了清华前辈王国维的路。这是一代知识分子的悲剧，更是对这个黑暗时代发出的无声抗议。

知识分子命运的反思

第一，余丁徐三位学者都有民国以来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爱国热忱，但是完全不谙于中国的政治和政治斗争。余瑞璜早年留学英国，在英国的学习和工作中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原本要到英国皇家研究所工作，但是在恩师吴友训的召唤下，在抗战期间的1939年回到中国，在极其简陋的环境下从事教学与科研的工作。丁则良在1947年考取公费留学英国，在伦敦的斯拉夫学院学习俄语及专修苏联史。1949年中共建政后，丁则良在1950年放弃赴美学习的机会，怀着高度的爱国热忱回到中国，出任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徐利治在1946年在清华大学教书时就已加入中共，经许宝騄、陈省身推荐于1949年赴英国阿伯丁大学和剑桥大学访问进修各一年。 1951年，徐利治回到清华大学任教，次年秋天，由于高校院系调整，转入北京大学数学系。由于经历过国民党时代的统治，余丁徐三人都期盼中共执政后国家从此走上繁荣富强的康庄大道，他们的内心充满了积极的无私奉献的正能量，以为只要尽心尽力，知无不言就能发挥他们的作用，推动校务的健康成长，而这也恰恰是他们的天真之所在。

第二，余丁徐三人当年的“万言书”涉及的是东北人大学校内部的一些具体事务，但它的实质却触及了一个核心问题：学校的发展方向。学校的学科到底应该是由外行领导还是由内行领导？是专家学者治校还是党的政工干部治校? 余丁徐三人都是校内各自领域里的杰出代表人物，都有真才实学，对于党务部门对学术的无知和过多干涉有意见，对外行领导内行而导致的种种弊端表达了不满。所以他们向上级部门反映这些情况也是出于公心，目的是想使学校的教育和科研有更良好的发展。这与他们早年接受西方教育，习惯于西方社会民主自由的学风有密切的关联。中共建政初期尚存有一丝的自制和民主风气，对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的意见也还比较重视。因此余丁徐三人的“公车上书”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余丁徐三人显然忘记了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共产党的宗旨是：东南西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而党恰恰是通过他们在各自机构的代理人实现这样的领导，哪怕是外行或非专家学者，他们都握有不容抵制的决定权。余丁徐三人居然想“专家治校”，超越党的领导，虽然能够一时“得逞”，但是时候一到，党终究要向他们新账老账一起算。

第三，毛泽东的词典中只有朋友和敌人的二分法，是敌非友，是友非敌。一旦党将某人定义为阶级敌人时，这个世上就没有了任何公理、公正和公平可言，人人都要与敌人划清界限，都要痛打落水狗，甚至没有缄默的权利。知识分子整起知识分子更不落后，下手更狠，因为他们知道如何可以罗织罪名、上纲上线。所有的人都成为这架绞肉机上的一个螺栓，今天绞了别人，明天又被别人所绞。这种政治迫害不仅可以从被迫害者的各种言论中找出所谓的“根据”，甚至还可以从他们的缄默中找出腹诽的“证据”，即使没有任何右派言论如丁则良者还可以从历史上找出其反党反人民的“罪证”。余丁徐三人的遭遇见证了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共政权下可怜、可悲的命运。

第四，毛泽东曾形容中国的知识分子与中共的关系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换句话说，知识分子仅仅是依附于共产党身上的毛，没有了中共，也就没有了知识分子的一切。所以，知识分子必须要听党的话，走党指引的道路，做党的螺丝钉，永远与党保持一致。惟有的时候，一些有地位和名望的知识分子不识好歹，居然妄自尊大擅作主张，与党闹对立，甚至蹬鼻子上脸对党有所不满和批评，这样的人是无法见容于党和政府的，是要坚决予以打击的。无论这些知识分子地位多高，名望多大，贡献多多，都逃不脱党的惩罚。

第五，知识分子原本就应该是思想界的先驱，是引导社会前进的进步动力，是不屈从于当权者的独立力量。中国过去就有东晋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典故，唐朝诗人李白更有脍炙人口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表现出文人对权贵的蔑视。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在北洋政府和蒋介石的前后统治下尚有一丝缝隙，尚可发行报刊，发表有限的自由言论。但是在中共治下，在中共无懈可击、无处不在独裁体制下，知识分子已经没有了丝毫的空间，不仅不能成为思想界的先驱和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反而成了助纣为虐的帮凶，个别有思想的文人只有被打压的份，保持缄默才能明哲保身。这也是中国学术不彰，社会长期停滞的根本原因。

第六，反右运动是中共对中国知识界一次严酷的摧残。当初这些知识精英不惜牺牲个人利益拥抱这个政党和国家，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中共建设的行列。但是毛泽东却出于一党之私残忍地欺骗他们，绞杀他们，还以所谓搞“阳谋”而心中得意、沾沾自喜，把这一大笔精神财富整治的七零八落。如此还嫌不够，毛泽东竟然在几年后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以一个人的大脑取代了所有中国人的大脑，终于彻底葬送了中国的知识精英，中国沦为历朝历代以来最黑暗的时期。历史证明，没有独立的知识分子就没有社会的真正进步。只有结束中共的一党专制，中国才有可能步上正常国家发展的道路。


原载《“反右”与当代中国的命运》，吴称谋主编，世界华语出版社出版 2017年5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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