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庆人：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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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庆人：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使命

发布时间：2014-01-14 来源：乌有之乡

越来越多的人反对把文化大革命说成“十年浩劫”，正在形成的洪流，因为改革开放以来所积累的问题越来越多、越发严重、却看不到出路，已经从反面证明了“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王庆人：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使命
　　（按：本文摘自王庆人30万字雄文《王庆人：中国当代问题乃主义之争！》第八章：《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使命》中的前三小节。

　　该文于12月24日于本站首发，全文刊出。为方便读者阅读，本站拟分章节刊出。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持续关注乌有网刊。）

　　王庆人•2013年12月26日(31日修订年终版)

　　“在中国一定不出修正主义?这也难说。儿子不出，孙子出。不过也不要紧，孙子出了修正主义。孙子的孙子就要出马列主义了，按照辩证法，事物总要走向反面的。”

　　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中心组的插话

　　1962年8月13日



　　就在撰写本开篇这最后一章时，进入了纪念毛主席诞辰120周年的月份。笔者去查一下《中华网网上纪念馆》，才知道毛主席纪念馆的祭奠献花总数于上月28日超过一个亿!(#FormatStrongID_4#)这证明了什么?证明越来越多的人反对把文化大革命说成“十年浩劫”，正在形成的洪流，因为改革开放以来所积累的问题越来越多、越发严重、却看不到出路，已经从反面证明了“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当然，现在仍然有大批人无法认同文化大革命，甚至还在坚持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其实毛主席所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其最原始的根据是《共产党宣》所指出的两个彻底决裂中的第二个决裂。其次恐怕是列宁在晚年提出的“文化革命”概念：

　　“我们的敌人曾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我们在一个文化不够发达的国家里推行社会主义是冒失行为。但是他们错了，我们没有从理论（一切书呆子的理论）所规定的那一端开始，我们的政治和社会变革成了我们目前正面临的文化变革，文化革命的先导。

　　“现在，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但是这个文化革命，无论在纯粹文化方面(因为我们是文盲)或物质方面(因为要成为有文化的人，就要有相当发达的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要有相当的物质基础)，对于我们说来，都是异常困难的。”

　　1923年1月，《论合作社》，《列宁选集》第四卷第774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列宁在这里十分明确地指出：只有实现了“文化革命”才能成为“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1922年刚刚建成的苏联还处在其准备阶段，即“文化变 革”阶段。至于“文化革命”的条件，苏联在各方面都还远不具备。在讲了这段话之后的一年整，列宁就去世了，当然来不及领导一场文化革命、或者一场“文化大 革命”了。

　　但毛主席要比列宁的条件好得多，有了原子弹的新中国在1966年，各方面的条件都要比刚刚建成两年的苏联好得多，包括马列毛主义的理论准备也要充分得多——1966年文化大革命作为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大出击，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目前大多数难以理解文革的人们，恐怕主要还是不能理解无产阶级的群众运动，文革后甚至还说“再也不要搞群众运动了”。请原谅笔者的直言：这是小资产阶惧怕工农群众运动的表现，实在要不得。本章附录选择了革命导师马恩列斯毛，从1851年到1955年的一百零五年间，论证群众运动、群众首创精神以及群众将在革命运动中教育自己的十七段语录(下划线为笔者添加)。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们在这些语录中对群众运动的态度，比任何语言都更能说服大家，本章就不在正文中分别引用了。

　　作为本开篇的结尾，本章来不及分别论证各项文革举措的功过是非，来不及讨论哪些举措是有前途、或者哪些还可以如何改进，而只能回顾文化大革命的几个关节事件，以最少的篇幅尽快地导向有关文化大革命历史使命的讨论。本章共分以下5节：

　　1.文化大革命导火索·评《海瑞罢官》

　　2.八届十一中全会和十月二十五日讲话

　　3.九届二中全会批英雄史观和批林批孔

　　4.社会主义四届人大和一九七五年宪法

　　5.一九六六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

（注：本次只贴出前三节）



　　1. 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评《海瑞罢官》
　　文化大革命最初事件，一是姚文元发文批评吴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965.11.10，简称“姚评”)，二是彭真[1]怠 慢姚评、在五人小组会议后形成《二月提纲》、以中央名义转发(1966.2.12)，三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批判和撤回《二月提纲》的《五一六通 知》(1966.5.16)。在全盘否定文革之后，各种传言混淆了史实。但还能找到较详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66年)”[2]，尽管也持全盘否定文革的立场，但足可与《二月提纲》及《五一六通知的》对照、玩味：

　　à 《五一六通知》指责《二月提纲》“实际上只是彭真一个人的汇报提纲”，“彭真根本没有在‘五人小组’内讨论过、商量过，没有向任何地方党委征求过意见，没有说明要作为中央正式文件提请中央审查，更没有得到中央主席毛泽东同志的同意，……盗窃中央的名义，匆匆忙忙发到全党”。《大事记》记载“彭真在北京召集文化革命小组会议”，“会后拟定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尽管持全盘否定文革的立场，但《大事记》这种措辞无异于默认了《五一六通知》的指责。

　　à 《五一六通知》指责《二月提纲》“对毛泽东同志在1965年9月至10月间中央工作会议(即…常委扩大会)上关于批判吴晗的指示，阳奉阴违，竭力抗拒”。《大事记》在介绍二文件时完全回避了毛主席是否事先有此指示。

　　à 《五一六通知》指责《二月提纲》“就是要把文化领域的政治斗争，纳入资产阶级经常宣扬的所谓‘纯学术’讨论”。《大事记》恰好引用《二月提纲》这两句：“要边打边建，由少到多，逐步形成一支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学术上超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的、战斗的、又红又专的队伍”，以及“要形成大批的左派学术工作者的‘互助组’、‘合作社’”，实为承认指责。

　　全盘否定文革后，直接或间接叫骂姚评的文章如汗牛充栋，但却没有一篇正面回应姚评所提出的最基本问题。批评者们都说姚文元是“左派棍子”，但却都忘记了站在姚评身后的朱永嘉[3]，可是一位明史专家。据朱永嘉回忆，吴晗是元明史权威，朱永嘉则攻读明清史，二人曾在1963年冬长谈过;吴晗称赞朱永嘉对晚明的诸多见解，曾有意收他为弟子。姚文元写评《海瑞罢官》，其实都是靠朱永嘉搜集和选择的史料。朱永嘉自姚评的第七、八稿到最后的第十一稿，都参加了审稿工作。朱永嘉有关姚评出台前后的口述回忆接近8000字，但丝毫也未承认姚评所用史料、史实有任何问题。

　　1) 姚评对真假海瑞的分析对不对?
　　首先，海瑞去世离明朝灭亡不足60年、正是朱永嘉熟悉的晚明。中国自宋代起不立田制、不抑兼并，致使宋明清三朝土地兼愈益严重。但清代自康熙朝摊丁入亩[4]，对土地兼并有所抑制。因此自960年至辛亥革命，海瑞应处于土地兼并最为严重的时期。

　　A. 姚文证明吴晗篡改史实捏造假海瑞

　　姚评引用大量史料证明：明后期的土地兼并已不再以宋代以来的土地买卖为主，而主要是皇族地主和官僚地主(豪族)靠“受献”半强迫、半“自愿”地 敛聚中小地主、甚至官家的土地了，数量惊人。中小地主靠“投献”而甘做豪族地主的“佃户”，也可免去徭役和税赋;而豪族地主又依明律享有免缴赋役的特权， 可以上欺朝廷、下榨中小地主，必然造成国库空虚、朝廷衰败。站在朝廷和中小地主立场搞“退田”的海瑞，理所当然地被朝廷和中小地主视作“海青天”。但与任何没落期王朝一样，海瑞式的“清官”永远斗不过豪族，既无法成功“退田”，也难保自己的乌纱帽。

　　最后，姚评以大量史料证明，忠君的海瑞向来认为“江南民风刁伪”。例如：

　　海瑞也不是像戏里写得那样“民主”。相反，他认为“江南民风刁伪”，“百端架诬，盖不啻十状而九”。他自言对付“刁讼”的办法是“衙门前尝不绝七八人枷号，又先痛打夹苦之”，认为这是好经验。海瑞在《兴革条例》中谈到“疑狱”时还说过：“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

　　下有小注曰：“乡宦小民有贵贱之别，故曰存体。”为保护“贵贱之别”可以“宁屈小民”，这是地主阶级专政反动本质的表现。现在硬说海瑞如何民主，甚至会向农民请求“指教”，这岂不是把海瑞的政治立场给颠倒过来了!

　　姚评既符合史实，又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吴晗作为明史权威，必定了解明代的这些基本史实。但吴晗却以其“历史学名家”影响力，以“艺术加工”的借口，而编造了大量“历史情节”来篡改基本史实。在吴晗的《海瑞罢官》中，本来是为中小地主撑腰、为朝廷收税效力的海瑞，却成了贫苦农民(即贫雇农)的“海青天”;“众乡民”甚至向海瑞叩头：“大老爷为民作主，江南贫民今后有好日子过了!”

　　B. 吴晗顾左右而言其他笑掉百姓大牙

　　这毫无疑问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而且因明史权威吴晗有篡改明史之嫌，已经不能再按照一般知识分子的世界观问题看待了。姚评根据明确引用的史实和史料，对吴晗编造历史、误导读者和观众的行为提出大量质疑(不再引用、请读原文)，但无论是吴晗本人、还是吴晗的支持者们在当时，还是咒骂姚文元“左派棍子”的人们在今日，都无法、也不敢正面应答姚评的这些质疑。一篇于2003年指责姚文元的综述文章(苏双碧文[5])，举例来证明吴晗当时“在史实上对姚文元的批驳有理有据”：

　　“吴晗在自我批评中，在史实上对姚文元的批驳有理有据。例如，姚文元说：‘徐阶究竟退了没有，退了多少，是真退还是假退，都找不到可靠的材料。’并以‘徐阶曾退出四万亩田，但那十分明确是退给官府，’即‘入四万亩于官’，根本不是退给农民。他以这条材料来否定徐阶退田。吴晗却指出，入四万亩于官确有其事，但‘这是发生在隆庆五年七月，海瑞早在隆庆四年三月就离开应天府巡抚任’。这件事发生于海瑞离任以后一年四个月，是蔡国熙办的，和海瑞一点也不相干，和海瑞的退田是两码事。……”

　　如果读过姚评，再来读这段“吴晗批驳姚文元”的举例，那可真令人笑掉大牙：吴晗承认“入四万亩于官确有其事，但……发生于海瑞离任以后一年四个月……和海瑞一点也不相干”难道这就是所谓“吴晗批驳了姚文元”吗?吴晗不敢反驳前面所述姚评的那些关键立论，却专挑选姚评中“徐阶是否真的退田”的附加质疑做文章。姚评说只能查到“徐阶退田四万亩”的记录，而且还是退还官家、与贫苦农民毫不相干!吴晗则以“徐阶确曾退田四万亩、但与海瑞无关”来应答：不但回避了徐阶是否真的退给贫苦农民田亩，反而承认了“即使徐阶退田四万亩也不是海瑞的功劳”!

　　吴晗这是在批驳姚文元、还是在支持姚文元呢?可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们的伎俩，就是在老百姓面前耍弄“你的笔墨哪有我的多”，却连自己说什么胡话都不知觉!这可让人们想起与刘三姐对歌的那些秀才们“你歌哪有我歌多、牛走后来我走先”J

　　2) 《海瑞罢官》有什么社会影响?
　　姚评在一开始，就根据择引报章评论文章的语句，证明《海瑞罢官》的影响：

　　剧本发表和演出后，报刊上一片赞扬，有的文章说它“深寓着丰富的意味”、“留给观众以想象的余地”，鼓吹“羞为甘草剂，敢做南包公”;有的评论文章极口称赞吴晗同志，“是一位善于将历史研究和参加现实斗争结合起来的史学家”、“用借古讽今的手法，做到了历史研究的古今作用”，这个戏更是“开辟了一条将自己的历史研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实、为人民服务的新途径”;有的文章还说：“人们在戏里表扬‘清官’……是在教育当时的做官的，起着‘大字报’的作用。”

　　认真阅读了姚评的基本立论，就不难猜想这些“报章好评”都是些什么含义了：

　　à 吴晗这样明知故犯地篡改了明代基本史实，以“假海瑞”入戏来哄骗大众，还谈得上什么“善于历史研究”吗?他又以何立场“参加现实斗争”呢?

　　à 如果学者们也都像吴晗这样明知故犯，然后再“用借古讽今的手法”随意地发挥这种“历史研究的古今作用”，那还有可能辨明真理、坚持真理吗?

　　à 尤其是“深寓着丰富的意味”、“留给观众以想象的余地”、“羞为甘草剂，敢做南包公”等等评论，就更令人怀疑评论者的、乃至吴晗的用心了。

　　这些报章评论足以证明，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方面利用篡改了的基本史实和捏造出来的“假海瑞”，挑起了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另一方面却美其名曰“为社会主义现实、为人民服务的新途径”，这难道不该令人警惕吗?

　　3) 围绕姚评有没有两个阵营斗争?
　　笔墨官司虽然热闹，却见不到谁拿出了像样的史实史料，来否定姚评对吴晗《海瑞罢官》中“假海瑞”的批判。现在的问题是，这一批判是否牵扯到了政治斗争?我们讲的“政治斗争”，当然是指阶级对阶级的斗争，即使表现在人与人之间，也是因为双方分别代表了对立的阶级，而绝不是抽取了“阶级斗争”本质的“权力斗争”。现在从批判吴晗《海瑞罢官》与彭真《二月提纲》的关系开始分析。笔者在所引用文字之后以【…】给出分析或评论，供读者与您的看法比较，看我们之间有无差别。

　　A. 毛主席事先打招呼要批判吴晗

　　à 毛主席既熟知熟读中国历史、又最自觉于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在知道《海瑞罢官》历史剧和那些报章评论之后，能够对其不闻不问吗?

　　à 彭真是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毛主席是他最直接的、最主要的上级，早在1965年9、10月间就向他打招呼要批判吴晗，他还说过“当然可以”。

　　à 叶永烈著《陈伯达传》[6]第264页记录了彭真和吴晗对姚评的反应：

　　“彭真的反映是：‘批判一个付市长，竟然不和市委打个招呼，他们想干什么?这不是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么?姚文元的文章简直是胡说八道!纯粹是学阀腔调!’”【分析：其实毛主席打过招呼，彭真不知在与谁赌气?】

　　“……吴唅对友人王麦初说：‘我写的《海瑞罢官》，经上面(指党中央和北京市委负责同志)看过，有的还修改过，不会有问题的，你放心吧，我怎么会反党?我相信这件事早晚会弄清楚的。’”【分析：原来如此——吴唅事先就找彭真和另一位中央领导读了《海瑞罢官》，还曾找他们提修改意见。】

　　B. 删除毛主席要害评论是个要害

　　à 《陈伯达传》记载，毛主席12月21日召集陈伯达、田家英等，说道：

　　“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分析：毛主席的这段话成了“要害评论”】

　　“第二天上午艾思奇和关锋把纪要交给田家英。田家英看后删去了毛泽东关于戚本禹、姚文元文章的评价的那段话。

　　“艾思奇知道了，曾好意提醒田家英：‘主席的谈话，恐怕不便于删。’

　　“田家英回答说：‘那几句话是谈文艺问题的，与整个谈话关系不大，所以我把它删去了。’”【分析：田家英本是毛主席的秘书，怎敢擅自从记录中删除毛主席的“要害评论”?行为可疑，很难让人将事情孤立!】

　　à 但毛主席的要害评论还是从其它渠道传达下去。脚注95的苏双碧文披露：

　　他(吴晗)曾经对秘书郭星华说：“我实在想不通，彭德怀也是好人啊!即使为彭德怀说几句话，也不能算是敌人啊!”【分析：问题关键还不在于彭德怀是不是好人，甚至也不在于吴晗认为彭德怀好坏，而在于吴晗承认他写《海瑞罢官》确因他认为彭德怀是好人，实际上承认了他在搞“影射文学”。】

　　C. 北京市委保护吴晗小动作不停

　　à 苏双碧文披露了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邓拓，以笔名向阳生发表《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将批判《海瑞罢官》扭向“道德讨论”的活动：

　　“12月12日，邓拓化名向阳生的文章在《前线》和《北京日报》上发表，邓拓很希望这篇文章能引起学术界的争论，他的论点能得到一些呼应，这可以开拓一种学术讨论的风气，也可以减轻吴晗的一点压力。

　　“他让《前线》编辑部的同志去找吴晗，让他把在1964年写成的《是革命，还是继承?——关于道德讨论的自我批评》拿出来发表。全文按原稿只改了一句话，即‘金世伟的文章发表后’改为‘向阳生的文章发表后’”。

　　【分析：原来是北京市委在多方保护吴晗弄虚作假、蒙混过关!】

　　在文章的最后，邓拓写了“…人人都要服从真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是他的一个善良的愿望。一个信念就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是彭真的信念，也是邓拓的信念，应该说这也是一切正常人们的信念。

　　【分析：邓拓所发明的“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在整整两个月后被彭真借用在《二月提纲》之中，又恰恰成为《五一六通知》重点批判的口号。但是“真理”是有阶级性的——譬如当下，无产阶级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真理，就必然要反对资产阶级所宣扬的“市场万能”“真理”!】

　　à 苏双碧文继续披露，邓拓和彭真共同策划了第三篇文章：

　　“向阳生文章发表24天后，彭真和邓拓部署的另一篇文章《评吴晗的历史观》，由李琪化名李东石发表了。……文章对吴晗的批评很严厉，措词也很激烈，但……仍旧谈学术，文章的基调和邓拓文章的基调一致。”

　　人们指责李琪和邓拓的文章是异曲同工，说是“邓拓道德定出调子，吴晗按照邓拓的调子假装‘糊涂’，李琪跑出来要他们‘从这里吸取经验教训’”。

　　【分析：事后看，那时的“人们”对这三篇文章的指责，准确得惊人!】

　　D. 周扬对“要害评论”心有灵犀

　　à 曾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的龚育之，在《几番风雨忆周扬》中回忆他那个写作组撰写文章、响应姚评时，写道：

　　“组织写这篇文章，总的说来，目的是支持姚文元对《海瑞罢官》的批评，并不是反对姚文元文章……学术界和一般读者中对姚文指责《海瑞罢官》有政治影射，……我们设想，影射不能写得那么实，那么死，可以从一种社会思潮的反映的角度来写，写得活泛些，至于这种思潮的性质，那还是上到‘反社会主义’的纲上。

　　“在周扬那里讨论的时候，他赞成这些设想。他还讲了一个意见：要讲政治影射的话，最大的影射是罢官，那个时候罢了谁的官呢？这个影射，政治上就更严重了。不过，他说，姚文元文章没有提这个问题，我们的文章也不去提这个问题。后来，约略听到了毛泽东主席讲到‘罢官’的问题，周扬赶紧打电话告诉我们，要我们补上一两句，……‘是假冒海瑞而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精神面貌的写照和颂歌’。”

　　【分析：周扬并不了解姚评的背景，但却能在听到毛主席“要害评论”之前，就感到“政治上就更严重了”，证明《海瑞罢官》确有政治问题之嫌!】

　　以上的分析有些啰嗦，但希望能说明《海瑞罢官》确有政治背景嫌疑，所以姚评才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而且还希望说明，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不可小觑。



　　2. 八届十一中全会和十月二十五日讲话
　　《五一六通知》将文化革命、打倒走资派和反对修正主义相联系：

　　“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等文化领域的领导权都不在无产阶级手里，从中央到各省市自治区，有一大批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是赫鲁晓夫那样的修正主义分子，正睡在我们身边，被培养成为我们的接班人。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文革就是要批判一切剥削阶级思想，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揪出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以北大聂元梓等七名教员的5.25大字报为代表，很多单位的群众都行动起来了。

　　1) 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
　　八届十一中全会于1966年8月1日在北京召开，毛主席于8月5日在会上贴出了他自己写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批判“一线”中央领导：

　　“在50多天里，……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毛主席大字报所批判的，就是刘少奇等一线中央领导人向北京大中院校派出工作组，而且还向院校以外单位以及北京以外地区推广。一线中央领导人和所 派出的工作组仍然沿袭以往将运动矛头指向群众的恶习(实质为旧官僚意识形态)，在踊跃参加文革的师生中大抓“右派学生”和“反革命”，将文革变成了“更大 规模的反右”。仅仅在北京的30余万在校师生中，就抓出了12000多“右派学生”和“反革命”。

　　《十六条》第六条、第七条

　　八届十一中全会于8月12日结束，通过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其所贯穿的基本精神，正如《人民日报》1966年8月13日社论所指出：

　　“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就是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

　　没有工作组，如何“放手发动群众”?《十六条》第六条是这样说的：

　　“人民群众中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现象。几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是必要的，是有益的。群众会在正常的充分的辩论中，肯定正确，改正错误，逐步取得一致。在辩论中，必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对于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也不准采取任何压服的办法。要保护少数，因为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即使少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也允许他们申辩，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十六条》的第七条最受群众欢迎，也是这一条将群众真正地发动起来了：

　　“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他们这样做，必然要打击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积极分子。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

　　“有些有严重错误思想的人们，甚至有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利用群众运动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散布流言蜚语，进行煽动，故意把一些群众打成‘反革命’。要谨防扒手，及时揭穿他们耍弄的这套把戏。

　　“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

　　《十六条》结束了刘少奇的“工作组文革”，发动了亿万人民群众的文革。

　　2) 10月25日中央工作会议讲话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新选出的中央常委会中，刘少奇的位置被大大后排。撤销工作组后，红卫兵运动兴起，小将们起而追究工作组和领导干部们的路线问 题。但大多数领导干部因为不理解文革、不能正确对待群众运动，形成了冲击。毛主席在10月25日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谈到与当前运动有关的几个问题，帮助 大家理解文革。

　　A. 引起警觉，还是“二十三条”

　　“十七年来，有些事情，我看是做得不好，比如文化意识方面的事情。

　　“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第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许多事情让别人去做，想让他们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但处在第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么好。……

　　“引起警觉，还是‘二十三条’那个时候。”

　　毛主席在8月5日大字报中联系到的“1964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就是指在1963年5月开始的 社教(四清)运动中，刘少奇向县社生产队大规模地派遣工作组，重犯1957-58年反右扩大化、1959年到下级单位大抓右倾分子那种，将矛头指向群众和 基层干部的错误。这个问题一直到1965年1月制定二十三条时才解决，但到了下发《五一六通知》和广播北大聂元梓大字 报、广大群众爆发出革命热情之后，刘少奇再犯同样的错误——这已经是第四次了——又派出大批工作组到处救火、压制群众，甚至将先知先觉的大中院校师生也大 批地打成反动学生和反革命。因此，毛主席在回顾以往时提到了最近期的一次，“引起警觉，还是‘二十三条’那个时候”。

　　B. 强调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

　　“自从去年十一月批判吴晗开始，许多同志也没有看文章，也不大去管。京戏改革，批判《武训传》，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等等，更不用讲了。

　　“过去，没有全盘抓起来。我说这个责任在我。谁让你没有系统地抓起来呀?个别的抓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行，问题不能解决。

　　“这一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以前几个月，去年十一月、十二月，今年一月、二月、……，虽然有那么多文章，中间，五月十六，又发了一个‘通知’，可是，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我看，还是大字报、红卫兵一冲，你们不注意也不行。拿同志们的话来讲，叫‘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那末，赶快总结经验吧。”

　　毛主席这里从批判吴晗，倒着回顾“京戏改革，批判《武训传》，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等等”，“许多同志也没有看文章，也不大去管”，就是批评党内忽视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个别的抓了，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行”，现在要“全盘抓起来”，就是来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但文革从1965年11月启动，到了“五月十六，又发了一个‘通知’”，在党内还是“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这回“大字报”、“红卫兵”一冲，不注意也不行了，因为“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这样一分析，就看出来红卫兵运动方向的正确性。

　　C. 老前辈不该这么害怕红卫兵

　　“……我看，还是大字报、红卫兵一冲，你们不注意也不行。拿同志们的话来讲，叫‘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

　　“……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有两个红卫兵说，他们到全国跑了一趟，他们没有料到有些老前辈这么害怕红卫兵。他们说，红卫兵有什么可怕的?

　　“……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短，可以原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有的人讲，是糊里糊涂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

　　毛主席接着讲红卫兵冲击有理，一是“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二是“没有料到有些老前辈这么害 怕红卫兵”，可谓苦口婆心。总之是要求党内领导干部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红卫兵运动，或者说在群众运动中磨练自己。尤其还说即使刘少奇、邓小平，毛主席 也无打倒之意。毛主席后来的确又曾启用邓小平，但刘少奇出了意外事件，本开篇不拟评论。

　　3) 革命者必须正确对待群众运动
　　从《五一六通知》到《十六条》，领导干部们大多不理解文革，这也很容易理解。因为“时间很短，来势很猛”，作为发动者和领导者，毛主席“也没有料到”。

　　但是，很多干部因为受到冲击后，就“怕起红卫兵”来了，这说明干部们还是不够理解群众运动，不能正确对待群众运动，不懂得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创 新能力，群众将接受教训、自己教育自己。总之，任何领导干部、知识分子和骨干分子，任何革命者都应该学习有关革命群众运动的基本原理：这也是无产阶级意识 形态与资产阶级以及任何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最根本区别(请参阅本章附录中的马恩列斯毛语录)。



　　3. 九届二中全会批英雄史观和批林批孔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于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在庐山举行。全会出了乱子，那就是副主席林彪在原定三项程序之外，发表了称赞毛主席天才、反对“有人”否认毛主席是天才的讲话，引起轩然大波。分组会上，各组还宣讲了陈伯达所选编的恩、列、毛论天才的材料，把矛头指向了张春桥。林彪手下的黄吴叶李邱五员大将更是火上添油，还拉拢了汪东兴以制造毛主席支持他们的假象，结果形成了多数中央委员支持林彪、要揪张春桥的局面。毛主席知道后立即召集常委会，再将统一的意见告诉政治局委员：小组讨论不符原定三项议程，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是违背九大方针的;决定立即休会并收回煽动性的六号简报;不要揪人，要按九大精神团结起来。

　　1) 毛主席发表《我的一点意见》
　　毛主席于8月31日书面发表《我的一点意见》，严厉地批评了陈伯达。这份意见书极其重要，指出党的领导干部必须学习马列、改造世界观，现录全文如下：

　　A. 《我的一点意见》的全文

　　毛主席的书面意见不分段落，但为了阅读方便，笔者按照自己的理解将毛主席的书面意见分为几个段落、并加了标题。只有一处删节了点字句，仍按原文字顺序排列。

　　分析陈伯达因马恩列语录

　　这个材料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

　　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

　　揭露陈伯达历史上不合作

　　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仅举三次庐山会议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第二次，讨论工业七十条，据他自己说，……。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

　　分析陈伯达引毛主席语录

　　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

　　批判陈伯达诡辩英雄史观

　　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

　　团结起来坚持马克思主义

　　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B. 主要批判天才论英雄史观

　　陈伯达是中央五常委之一，还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毛主席的这篇书面发言，首先分析陈伯达搜集的那些恩、列、毛论天才语录，指出恩格斯的那条并不重要;列宁的第五条，恰好联系到陈伯达在历史与毛主席不配合;“我的那条”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肯定帮不了你!

　　在严厉地批评了陈伯达之后，毛主席借机会向全体中央委员提出，要坚持马列主义立场和唯物主义认识论，要反对唯心主义的天才论、英雄史观，不要上那些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的人的当。这里提出的“反对唯心主义的天才论、英雄史观”，就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向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做斗争的极其重要方面。

　　C. 要求高级干部读几本马列

　　毛主席在9月6日闭幕会上又讲到了，高级干部应该读十几本马、列的书：

　　“现在不读马、列的书了，不读好了，人家就搬出什么第三版呀，就照着吹呀，那末，你读过没有?没有读过，就上这些黑秀才的当。有些是红秀才哟。我劝同志们，有阅读能力的，读十几本。基本开始嘛，不妨碍工作。”

　　“要读几本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欧洲哲学史。一讲读哲学史，那可不得了呀，我今天工作怎么办?其实是有时间的。你不读点，你就不晓得。这次就是因为上当，得到教训嘛，人家是哪一个版本，第几版都说了，一问呢?自己没有看过。”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一九七一年八月、九月毛泽东同志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纪要〕李必胜《红旗网》2013.7.5

　　2) 一九七一年巡视大江南北谈话
　　毛主席在1971年8、9月份巡视大江南北时，又重点讲了林彪、陈伯达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以“天才论”突然袭击的事，今天读来仍令人感到常学常新。

　　A. 陈林黄吴叶李邱突然袭击

　　“1970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还有李雪峰、郑维山。他们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他们发难，……共两天半。他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彭德怀搞军事俱乐部，还下一道战书，他们连彭德怀还不如，可见这些人风格之低。

　　B. 批驳设国家主席和天才论

　　“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的先验论。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到一九一八年才读马列主义，怎么是天才?那几个副词(既“四个伟大”)，是我圈过几次的嘛。“九大”党章已经定了，为什么不翻开看看?《我的一点意见》是找了一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才写的，是专批天才论的。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

　　…………

　　“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陈伯达的话对他们才是一句顶一万句。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

　　“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

　　C. 奴隶创造历史从无救世主

　　“要学列宁纪念欧仁·鲍狄埃逝世二十五周年那篇文章，学唱《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仅要唱，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去做。国际歌词和列宁的文章，全部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那里边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在庐山会议时，我写了一个七百字的文件(即‘我的一点意见’)，就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个问题。国际歌就是要团结起来到明天，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学马克思主义就讲团结，没有讲分裂嘛!”

　　毛主席这些话既充满了哲理，又指出了改造世界观的方向，因此在文革中，不但干部、而且群众，不但党内、而且党外，只要有点文化的几乎都学过。但在当时，广大干部和群众未必真的搞懂“天才论”的唯心主义“英雄史观”实质，也未必真的体会国际歌词和列宁文章中“奴隶们、救世主、神仙皇帝、劳动群众”的深刻含义。

　　时至今日，在看到改开以来的私有制复辟和社会乱象，在见历了“救世主”们大肆散布“英雄史观”并据以抛弃“劳动群众”之后，理解文革理论的人可就多得多了。不但理解了毛主席的这些谈话，也懂得了什么叫做“改造世界观”。

　　3) 九·一三引发了批林批孔运动
　　林彪在1971.9.13出了事，是文化大革命的大不幸，但历史就是历史。

　　当整理林彪在毛家湾的官邸时，发现了他所书写过的“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条幅，才暴露了他崇拜孔夫子的立场。林彪并不是像毛主席那样推崇孔夫子开启中国的平民教育，而是专门崇拜孔夫子“克己复礼”的政治主张。

　　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就是要在思想政治领域批判封、资、修。因此，毛主席和党中央在1974年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这在本开篇第七章第1节已经讨论过，不再重复。



　　[1] 本开篇仅因讨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而述及有关彭真的事件，非但无意指责彭真同志，而且还想指出这样的事实：《邓力群国史讲谈录》(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中 《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讲话》的第六部分，“他看只有搞‘文化大革命’才是办法(2000年3月30日)”，其中邓力群有这样的一段话， 足以说明事件的原因比我们所知道的要复杂：“有一件事，是有林对我讲的。彭真说过，毛主席曾经想用整风的办法，解决上面讲到的党内在意识形态、思想领域、 政治领域中存在的分歧，但是后来采取了‘文化大革命’的办法。彭真说，这件事他还不能讲。刚才我还问有林，有林说，一直到彭真去世，他也没有搞清楚。究竟 是怎样一回事?不清楚。彭真到去世也没有能够把这件事说清楚，但是现在我们看毛泽东与外宾的谈话记录，从中多少可以看出问题的一点脉络。”

　　[2] 《中国频道》网(China.Eastday.com)2009年7月27日 11:25上载，注明“来源《新华网》赵菊玲选稿”(http://news.eastday.com/eastday/06news/china/c/20090727/u1a4536361.html)。

　　[3] 本节有关吴晗、朱永嘉、姚文元的接触，以及下第1)小节较多地引用朱永嘉口述、金光耀整理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前后”，载《炎黄春秋》 2011年第6期，有一点来自顾训中发表于《领导者》总第37、38期的《访谈朱永嘉》(笔者不完全同意二采访所述朱永嘉的观点)。

　　[4] 《百度名片·摊丁入亩》给出的解释很好，择几行引用如后：“摊丁入亩”的推行主要是由于土地兼并的危害性威胁到清政府的统治。“摊丁入田”以后，地主的利 益不象明代以前那样优厚，土地的负担大幅度加重。“摊丁入亩”的原则是“其派丁多者，必其田多者也，其派丁少者，亦必有田者也”，而地主田多丁少，农民田 少丁多，于是“富户也困于役，而置产困也。”当然，地主政权的这种作法，并非超脱于他们的阶级利益之上，恰恰是为了挽救其临近灭亡的命运，才如此破釜沉舟 的。

　　[5] 苏双碧著：“关于评《海瑞罢官》的四种异见”，《百年潮》杂志(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主办、杂志编辑部出版)2003年第4期，第12-20页。(现仍能从 《360DOC个人图书馆》下载其全文)。该文综述了有关《海瑞罢官》的各种评价以及吴晗的应答，全文将近12000字。

　　[6] 叶永烈著《陈伯达传》，作家出版社，1993年12月第一版;其修订版又于1999年作为《叶永烈文集》第一卷，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