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凯文：“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始末与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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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始末与辨析

丁凯文


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成立并被冠以“文化革命小组”名称的重要机构只有两个，一个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还有一个则是“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前者在文革中呼风唤雨，权势如日中天，成为取代中央政治局直接指挥文革的重要机构，在文革当中大量的中央文件里，它常常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平起平坐，发号施令。然而后者却极为逊色，它几乎没有单独下发过什么文件，没有像中央文革小组那样出尽了风头指点江山，它的出现通常跟随在中央军委或中央文革小组的后面，敬陪末座，在其成立一年多之后竟然销声匿迹，无疾而终。2011年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根本没有提及这个机构，同年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六卷仅用一句话提及这个小组 ，该小组的的成立、结构、运作和具体工作竟付之阙如。作为一个指导解放军文革运动的机构为何如此被轻忽，乃至文革结束后的三十多年里没有专文予以研究？这是一个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笔者不揣冒昧，抛砖引玉，愿对此略加叙述，还望方家不吝赐教。

一、“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的成立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五一六通知》的发布标志着文革运动正式发起。5月28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的通知，任命陈伯达为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为副组长，康生为顾问。这个小组取代了中共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成为指导全党全国进行文革运动的司令部，身为解放军总政副主任的刘志坚因参与了不久前毛泽东、江青炮制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此时跻身“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虽然是指导全党和全国文革运动的中央机构，但是解放军却是一个特殊的独立的运作系统，它有自己的一套指挥体系和严格的上下级关系。军队讲究的是一切行动听指挥，全国的野战军和地方部队统一归中央军委直接领导和指挥。“中央文革小组”要想在军内搞类似地方的文革大批判或夺权运动，就必须在军内也成立一个相应的机构，由这个机构按照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旨意从事军内文革运动。
《五一六通知》发布后，军队马上面临了下一步怎么走的局面。以林彪、叶剑英为主的军委领导人的一个基本思路，就是军队不能乱，一定要坚持党的领导，军队不介入地方的文革运动。总政副主任刘志坚在请示了军委秘书长叶剑英之后，主持起草了《关于执行中央五月十六日通知的通知》，5月25日以总政治部（66）32号文件下发部队。该《通知》明确指出，文革运动要在全军各级党委“加强领导” 下进行，规定军队的文化革命限于“五界”（《五一六通知》提出要“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通知》提出要“着重抓好宣传、文化、报刊、院校、出版、科研部门的文化革命”，“在连队和一般机关干部中，着重进行正面教育。”并且规定：对于要点名批判的，包括报刊上公开批判和在内部批判，都应经党委批准，“凡属全军范围内有影响的人物要经总政党委批准” 。《通知》还规定，总政设立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和文化革命办公室，各大军区、各军种也要在党委领导下设立文化革命小组及其办公室等，各人民武装部门要在地方党委统一领导下，发动民兵积极参加和保卫文化大革命。 刘志坚此时出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全军文革小组”成为军队内部指导文革运动的机构。
从总政这一纸《通知》来看，“全军文化革命小组”仅仅是隶属于解放军总政治部下面的一个机构，总政副主任刘志坚在出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之时，兼任了“全军文革小组”的组长。“全军文革小组”虽然在名义上成立了，但是并未有具体的组成人选和办事机构，也未见中央军委就此机构发出过专门的指示或通知，明确其职权范围等，可见当时的中央军委上至林彪、叶剑英，下至杨成武、萧华等对此都不甚重视，并未将其特别看重。刘志坚虽然贵为该小组组长，但他的上面不仅有总政主任萧华，还有其他军中元老，尤其是那些军委委员、军委秘书长、副秘书长、军委副主席等，如杨成武、王新亭、苏振华、叶剑英和林彪。如此看来，“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在军内的实际地位并不高，无论是资力、地位，还是威望，军内都轮不上刘志坚，更谈不上以该机构向全军发号施令，军内元帅等高级将领们也不会听命于刘志坚。所以，“全军文革小组”在成立之时就有先天不足的问题，这在日后的运动中日益显露出来。

二、刘志坚时期的“全军文革小组”

（1）军队院校关于派驻工作组问题

“全军文革小组”在历史上存在了大约一年多的时间，从刘志坚出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到其1967年1月初倒台，大约7个月左右，这段时期大致可称为刘志坚时期。
《五一六通知》发表后，全国政治形势徒变，北京地区的大、中学学生被发动起来。6月1日，毛泽东指示新华社全文播发北大聂元梓等人批评北大党委陆平的大字报，该大字报被毛泽东冠以“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短短几天里全国几乎所有的大、中学校都发生了学生造反的“革命行动”。在如此混乱的局面下，周恩来经请示毛泽东后，中央决定向北京大学派驻工作组。此时其他院校也纷纷要求派驻工作组。据刘志坚回忆，当时总政掌握了3000名准备去农村搞四清的干部，尚未分派下去。叶剑英问刘，地方上要求派工作组，部队有没有人派。刘答：人是有，问题是派不派？刘回忆说：“当时许多单位在中央常委召开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汇报会上提出要求派工作组，中央常委照例也同意并提出要军队派，军委领导此时也同意派，因此，以后凡是地方院校要军队派工作组的，经过有关领导批准同意，就都派出去了。这样，派工作组的问题就把许多军队同志也牵连进去了。”
文化部副部长萧望东曾任南京军区政委，此时要求军队派工作组到文化部系统各单位，经叶剑英批送林彪同意，总政派出300人，后来因为文化部文艺单位多，总政又从南京军区要来了500人，到文化部所属单位。军事科学院也派出200多人的工作组，进入文化部下属的芭蕾舞队、戏剧学院、电影学院、音乐学院等。
地方院校情况大致也是如此。比如进驻北京大学工作组的副组长就是海军航空兵部队政委彭林、北京军区政治部负责人郑希文，工作组成员中也有一批部队干部。 再如重庆大学派驻工作组一事，据时任重庆市人委办公厅农财科科长的张光明回忆：“重庆大学校园，这时已经是一团烈火。工作组成了救火队。为了领导这样一个大学的运动，工作组提高了级别，增加了人数。除了副市长余跃泽任工作组长外，增加了驻渝部队某集团军副政委钟池为工作组政委，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崔成礼为副组长。各个系也派了工作组，由地方的处级干部和军队的团职干部挂帅。整个工作组 成员达三百多人。其中，地方干部二百来人，军队干部一百来人。” 再如，江苏省在南京军区的大力支持下，组织了以部队干部为主的840多人的工作队，进驻省属高校和省级重点文化单位。 进驻南京大学工作队的就有三位军队干部梁辑卿、杜方平和吴大胜，为工作队的副队长，他们后来成为率先揭发省委及工作队的造反派军人，并得到中央的肯定。
解放军参与的向各大专院校和机关派驻工作组，实际上是军队首次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运动。但是，这次介入显然是不成功的。工作组后来很快就被毛泽东所否定。在毛泽东的压力下，北京市委在7月28日正式发出《关于撤销各大专院校工作组的决定》，此后北京和全国各地相继撤销了工作组。
既然北京和全国各大专院校都撤销了工作组，军队院校当然也不能例外。据刘志坚回忆：“8月3日周恩来写信给叶剑英，请军队考虑军事院校是否也可以撤销工作组的问题。我考虑，在当时的形势下，军事院校工作组不能不撤，但同时还要想出一个有效的办法来保证军事院校的运动有领导地进行。于是总政党委专门进行了讨论，并经过向军委秘书长叶剑英和各位老帅请示，最后议出了这么三条：一条是军队院校工作组也要撤销；第二条是军事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还是要在党委领导下进行；第三条在必要的时候，上级还可以派人到学校去。于是起草了一个电报，在8月7日当毛主席主持中央常委开会的时候，通过林彪把电报转给了毛主席。毛主席当即批示：‘此件已阅，很好，同意发出。’”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军队各大单位和军事科学院派出的工作组相继被撤销，军事院校可以自行其是“踢开工作组闹革命”，军队不少部门又出现了无政府主义的混乱现象。
8月19日，刘志坚在接见北京工业学院部分群众时说：“派工作组是中央在北京的常委决定的，是错误的。在7月26日毛主席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时说，要撤走工作组。工作组走了可以回去检查，需要什麽时候回去就什麽时候回去。”“ 党的方针是放手发动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

（2）中央军委稳定政策的出台

文革初期在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大力支持下，造反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军队也面临了同样的问题。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造反运动，作为中央军委的主要领导人，林彪的态度是清晰、明确的，即军队只搞正面教育，将这场运动严格限制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目前我们看到林彪有关这一问题最早的谈话是在1966年8月13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林彪说：“前天晚上我同主席谈军队的文化革命问题，主席叫我向大家讲一讲，供地方工作参考。现在军队里师级以下的单位，只搞正面教育，宣传文化革命的意义，学习文件，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批判和肃清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军级以上机关，则发动群众搞大民主，大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大搞文化革命，大体上准备搞三个月。”
针对军队如何稳妥地开展文革运动， 林彪和中央军委一线工作的领导人采取了以下主要措施：
（一）1966年5月25日，中央军委向全军发出《关于执行中央五月十六日通知的通知》，这个通知规定：各级党委要认真学习研究“五一六通知”，组织干部战士学习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和文章；在连队和一般机关干部中着重进行正面教育；各大单位着重抓好宣传、文化、报刊、院校、出版、科研部门的文化革命，进行思想和组织整顿，彻底批判混进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及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作品和言论；各大单位要组织精干的写作班子，撰写重点文章。
（二）6月14日，中央军委向全国县团级以上单位发出《关于部队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几项措施的请示报告》，《请示报告》的主要内容除5月25日通知提出的要求外，还强调：在连队和师以下的战斗部队中，着重进行正面教育；凡是确定要夺权的军以上机关的个别单位，须经上级党委批准，可以采用贴大字报、开批判会等形式；军队一律不准上街游行，一般不参加地方的批判大会、声讨大会。
（三）6月21日，中央军委批准下发关于军队文化革命的“六条指示”，要求对各院校的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并决定“彻底整风”的院校不开展“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四）6月24日，总政转发了关于《当前社会上无政府主义思潮对部队的影响和克服办法的报告》，要求“各级干部深入群众，做好政治思想工作”，以保持部队的团结与巩固。
（五）7月下旬，“全军文革小组”作出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由各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同时提出军队指挥院校学员在文化大革命中与连队相同，只准在军兵种院校范围内，不准在军兵种院校范围外进行串连等规定。
（六）8月16日和23日叶剑英主持了中央军委常委会，继续强调军队与地方不同，军队运动一定要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不能乱，不能随便揪斗、处分干部。“罢官”问题要等到运动后期处理。不能不经过批准查阅军委和总部机关档案，要严格控制。
（七）8月21日，中共中央批转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其中对军队不干涉不介入地方文革运动作了7条规定。主要内容是：部队绝对不能动用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地方党政机关邀请部队参加集会，须经大军区党委批准；地方党政机关要求调动部队时，必须报经军委批准；学生群众发生冲突时，军队不要介入；不得派军队到地方去搞宣传劝说活动；军队不得到地方贴大字报；军队不得隐藏地方的人。
（八）9月3日，中央军委以总政治部的名义下发“不准军队院校师生来京串联的三条指示”。9月23日，中央军委常委会讨论通过《关于干部战士亲属被斗被抄情况及处理意见》，会上提出，各大军区目前工作重点应即转向抓好部队工作，保证部队正常秩序。
有了林彪和中央军委的明确态度，文革初期的军队相对而言还是比较稳定的，军队开展“四大”处于各级党委的领导之下，且“四大”只能在宣传、文化、科研机构等少数部门开展，不能波及野战军部队。时任总后勤部部长的邱会作回忆说：“直到1966年的9月下旬，林彪还是坚持以上意见。他不遗余力地设法稳定军队，使其不受社会上的影响，把军队的运动严格地限制在中央军委领导、控制、管理的范围之内，部队要作好战备工作。”“有了林彪的支持，我们在一线的军队领导干部的态度很硬，当时有些军事院校的学生违反规定到了北京，军委各大机关都是派人劝回去的。总后所属院校的来京学生，好言相劝不肯回去的，我就下令‘各学校来人把自己的学生带回去’。”
正是由于林彪和中央军委一线领导人面对声势浩大的文革运动在军内坚持了慎重的态度，制定了稳妥的政策，并采取了切实可行的措施，至1966年8、9月之时，解放军基本上保持了稳定，各项工作还可正常进行，解放军的战备、训练、武器生产及援外任务均按计划实施和完成。这些都应归功于林彪和中央军委的领导。然而，这一稳定并未持续太长时间，随着毛泽东对军队的不满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介入，军队很快就陷入动荡之中。

（3）《紧急指示》的发出和军队的动荡

10月1日，北京举行建国17周年庆祝大会，毛泽东第四次接见来京串联的各地学生、红卫兵150万人。在天安门城楼上，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陶斯亮等人向毛泽东、林彪告状，称军队院校镇压群众，与地方做法不同，搞了许多条条框框，限制太多。对此，林彪不得不有所表示，因为这不仅仅涉及到军队院校的造反派问题，更涉及到对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林彪要争取主动。10月2日，林彪把几位军委副主席和“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找来，要求制定一个“紧急指示”。10月5日，中央军委通过《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其主要精神如下：“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要充分发扬民主，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当天，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其批示说：“中央完全同意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中央认为，这个文件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同样应当立即向全体学生和教职员工原原本本的宣读，坚决贯彻执行。”
10月5日，叶剑英、杨成武、萧华在全军院校文化大革命动员会上发表了讲话，叶剑英说：“现在又有文革小组，党的领导是不是要保证呢？我们考虑，干脆重新组织文革小组，党的干部也参加选，好的就选上，群众认为不好的干部就让他选不上。运动有多长时间，文革就领导多长，小组随运动多长就多长。（军委研究）运动结束时再选党的领导，再重新产生革命的领导，就好比我们党的代表大会期间的代表大会主席团，到开代表大会时，上届中央委员会就把权交给大会主席团了。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通过运动产生更加坚强更加有力的领导。”
《紧急指示》的发布后，军队院校的形势急转直下，院校师生纷纷参加串联，参与军队和地方的造反夺权活动。到11月时，进入北京的军队院校师生多达10万人，一些人还冲击国防部、甚至中南海。据刘志坚回忆：“有些来京学员到各军种、兵种机关和总部，不分日夜地轮番地要求领导接见，要求解答问题。如不接见，有的‘造反派’就静坐、写血书、绝食。还有的‘造反派’把一些领导同志，如许光达、崔田民等揪到旃坛寺国防部大门外来，把装有文件的铁柜也抬来，诡称文件柜里藏有镇压学生的‘黑材料’，非要‘全军文革’接见不可。” 11月初还发生了两次军事学院的造反派冲进国防部大楼，打伤警卫战士。后来还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出面才将学员们劝退。
据空军司令吴法宪回忆：“当时从各地来北京串联的空军院校和空军工厂的造反派，到处冲击北京的空军机关，把我们空军闹得乌烟瘴气。当时进驻空军大院的军队院校学员，就大约有三千多人，住在空军其他机构的学员还没有计算在内。这些造反派一冲进空军大院，就将所有的办公室、礼堂、饭厅统统占领，是空军领导机关陷入瘫痪状态。”
面对这种局面，总政主任萧华提议，经军委秘书长叶剑英同意及报林彪批准后，11月13日和29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两次大会，由周恩来及几位军队元帅接见来京的军事院校学生。13日的大会由陈毅、贺龙、徐向前、叶剑英讲话，29日大会由陈毅、叶剑英讲话。陈毅和叶剑英的讲话在当时是对文革开展以来极左政策最明确、最尖锐的批评，代表了军内众多老干部的思想，公开表达他们的心声。这些讲话虽然也不得不表示对文革运动的支持和拥护，但是更多的是要求保持军队的稳定，军队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统一行动，不能打击面过宽，更不可冲击军事机关等。

（4）“全军文革小组”的作用

在军队院校造反派问题上，“全军文革小组”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据邱会作回忆，“全军文革小组”派记者到军事医学科学院山东高“四大”，通过后勤学院造反派组织“星火燎原”把该院政治部副主任拉过去，并通过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造反派组织“红纵”去该院串联。10月间“全军文革小组”从解放军政治学院调了50多人进驻该院，夺了该院的权。
10月4日，中央军委召开常委扩大会，刘志坚作为“全军文革小组”组长主张立即在军内开展“四大”，“全军文革”的李曼村作了长篇发言。10月5日中央军委的紧急通知发出后，“全军文革”犹如有了“尚方宝剑”。刘志坚更在10月4日深夜打电话给邱会作称：“学校搞四大的命令，明天就要见报了。我特意同你打一个电话，尽量争取一点主动，又要有精神准备。”10月8日，江青在“全军文革”陪同下在军事博物馆接见了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的造反派，“全军文革”的院校组还当场向江青递交了一份报告，历数总后打击造反派的罪状，江青则对造反派给与了高度的评价。江青的这次接见活动对“全军文革”来说犹如打了一剂强心针，不仅要求军委传达江青的谈话精神，甚至以军队院校造反派的名义向江青发致敬信。
这段时间内，“全军文革小组”的刘志坚、谢镗忠、李曼村曾多次会见各地的造反派组织，发表支持造反的讲话。10月15日，刘志坚在东北赴京造反者“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大会”上说：“我们支持你们这种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和英雄行为，我们坚决和你们站在一起。……希望大家在大风大浪中学会斗争策略，更好地掌握政策，更主要的是在斗争中考验，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团结大多数愿意革命的人，打击和孤立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1月1日，谢镗忠与东北工学院红卫兵谈话说：“你们认为省，市委有问题，认准了，就造反嘛！”“毛泽东思想就是革命的，造反的。省市委的问题你们看准了，确实有把握就大张旗鼓地干。”
有了江青和“全军文革”的支持，上海二医大造反派队邱会作连续批斗40多天。邱会作回忆说：“经常都是晚上八时开始，到次日六时结束，名为要我解答问题，事实上是对我进行精神和肉体的折磨。”“ 从十一月十六日晚八时开始，先在机关食堂进行批斗‘预演’，到十七日上午转到总后礼堂批斗，下午三时我自己就感到头晕，支持不下去，只有硬顶，六时左右就一下昏倒在批斗场上了。总后门诊部立即把我送三○一医院抢救。”
总的来看，刘志坚为首的“全军文革小组”在这段时期主要是与中央文革小组和江青的造反活动密切配合，宣扬毛泽东造反有理的精神，同时也大力支持了军队院校里的造反派从事的造反活动。“全军文革小组”的指导思想虽然与中央文革小组一脉相承，但是却与林彪、叶剑英等中央军委的老帅们格格不入，他们在军委高层没有强有力的支持。此外，军队讲究论资排辈，刘志坚虽然是“全军文革小组”的组长，但是他的上面还有诸多老帅，刘志坚本人也要听从中央军委的指示和命令，在林彪、叶剑英等人稳定军队的指导思想下，刘志坚和“全军文革小组”起不了决定性的作用，也就更不可能起到指导军队文革运动的作用。

三、徐向前时期的“全军文革小组”

（1）刘志坚的倒台

刘志坚在1967年1月初突然倒台。刘志坚的倒台既是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刘的倒台源于上年11月13日和29日叶剑英、陈毅接见军队院校学生的讲话。在这两次讲话中，叶剑英和陈毅对当时文革运动中的一些做法提了不同意见，尤其是针对军事院校学生否定党的领导，打击一大片，冲击国防部等行为作了批评。叶、陈的这番讲话是文革开始以来对文革极左思潮和行为最有分量和最尖锐的批评。尽管叶、陈不可能否定文革运动本身，但他们要求军队保持稳定，坚持运动要由党领导以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都是对造反派们极左言行的严肃批评。自然也就引起江青、中央文革小组的不满。老帅们军内地位高，造反派们一时拿他们没有办法，而身为“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刘志坚就成为军事院校造反派们吐槽的对象。
据刘志坚回忆，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会上反应激烈，江青指责说：“军队这些接见，是镇压群众。中央文革小组的关锋也说军队“执行了一条自上而下的又粗又长又黑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陈毅、叶剑英讲话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必须批判”。40多所军事院校的来京学生成立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筹备处”，准备在1967年1月5日开会批判陈毅和叶剑英。 1月3日和4日，周恩来与中央文革、全军文革以及学生代表在人大会堂开会，周恩来采取了丢卒保车的策略，要求刘志坚出面作自我批评，为叶、陈承担责任。当刘志坚作自我批评时，康生突然发言称“刘志坚就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的代表”。
周恩来当场表态说：“你们提出的陈毅、叶剑英副主席的两次讲话确实有原则错误。不但你们这样认为，我们研究也是这样认为的。叶剑英同志去年12月31日作了检查，我认为基本上是好的，因为他指出了在军队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承认了压制了各院校的革命左派，同时也坚决主张在军队院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认为大方向也是好的。” 周还说：“我军存在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地方团体、机关一样，也存在阶级斗争的。……刘志坚他今天的检查是很初步的，你们不这样揭发，还有地雷没挖呢，有些问题是看不出来的，现在才看出来这些问题，派工作组和刘、邓一样，他也派工作组，主席回来叫撤工作组，但他还迟迟不撤”。 1月19日，由关锋指挥造反派学生在工人体育馆召开批斗刘志坚的万人大会，刘志坚从此被关押审查。
刘志坚认为：“事后了解，康生、江青、陈伯达等曾利用会议休息时间，悄悄乘车去林彪处商量……这是林彪、江青等人事先策划好了的。”刘志坚称他的倒台是林彪和江青共同策划的结果。然而这个说法并不客观、准确。没有毛泽东的认可和批准，身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和“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刘志坚是不可能被打倒的。拿下刘志坚应该是康生、江青等人的共识，只有换下刘志坚再任命军内某个大人物出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才能有望在军内打开局面。事实上，江青、康生主导策划了打倒刘志坚，林彪只是被动地接受了这一事实。此外，我们也不能忽视周恩来的作用，周恩来要求刘志坚承担本来不属于他的责任，也是为了丢卒保车，保护一下那些老帅，刘志坚遂成了军内高层文革运动的牺牲品。

（2） “全军文革小组”的改组

刘志坚的倒台意味着“全军文革小组”的改组。那么由谁执掌这个军内的权力机构呢？毛泽东此时出人意料地选择了军内老帅徐向前。据徐向前回忆，1967年1月6日，杨成武亲自登门拜访，向徐向前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由徐向前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并说这是江青提议，毛泽东批准。
据邱会作回忆，“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初，有关军队文化大革命，江青连续上林彪的门。最后一次, 江青直接了当地说：‘要搞好军队的文化革命非有元帅升帐不可。我提议徐帅任总政治部主任，并任全军文革组长。’”林彪对此有所保留，认为，徐向前身体不好，不适宜作这样的工作。江青对此则极为积极。林彪见江青如此坚持，遂向毛泽东报告说：“在当前的情况下，徐向前同志任全军文革组长是可以的，军委的日常工作仍由叶剑英同志负责。”毛对此予以认可。
1月10日，江青派人送来了“全军文革小组”的改组名单和改组通知。11日，又送来了正式通知：“全军文革小组”名单已经“军委通过，中央批准”。12日，新的“全军文革小组”正式成立。组长徐向前，顾问江青，副组长萧华、杨成武、王新亭、徐立清、关锋、谢镗忠、李曼村，下设秘书组、简报组、机关组、院校组合联络站，办公地点在军委的所在地三座门。
由此可见，徐向前的走马上任与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没有什么关系，应为江青提议， 毛泽东主导。日后徐向前曾向毛表达了不能胜任的想法，毛却说：天塌不下来，你就干吧。为何毛泽东此时选择徐向前出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邱会作对此有一个深刻的分析：“徐向前有历史功勋，但也有两个沉重的历史包袱。他和张国焘有密切关系，张是毛主席痛恨的人，这是其一。徐向前1936年率红军西征，二万余精锐全军覆没，徐单身回延安，这是其二。这两个包袱若是放到别人身上，早垮了。毛主席拔掉张国焘这个红四方面军的旗帜，要再立一位‘代表人物’以召其众。他选择了徐向前，而对红四方面军第二号人物陈昌浩，终生不予重用。”“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元帅们常常议论嘲讽造反派，影射中央文革，徐很少参加。徐没有实权，没有人想冲击他，他好像置身于运动之外一样。要是一定要表态时，他顶多是几句官话，要相信群众、执行中央精神等。江青拉徐向前出来，肯定是不安好心，想借他的历史包袱好控制他利用他嘛。徐向前刚出任全军文革组长，江青就当了全军文革顾问，排名于全军文革副组长、总政治部主任萧华、代总参谋长杨成武之上。江青一生中第一次在解放军中有了高级军职。”

（3）徐向前的新官上任三把火

徐向前新官上任后的第一次军委会议上，提出了军队文化大革命的三条方针：一是不要怕乱；二是要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三是老干部不要害怕群众，要自觉革命。徐向前这三条的提出对“全军文革小组”是一大鼓励，“全军文革小组”甚至提出：“在徐帅指挥下，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徐向前的首次公开露面是在1967年1月12日，陪同江青接见南京军队院校进京汇报团，徐向前发表讲话说：
“你们为什么造反呢？还有个道理，我们中国的这个反动资产阶级这样的专我们的政，不造行不行？不造，那我们中国就要出修正主义，可是我们中国就不让他出现修正主义，所以毛主席就发动号召，他发动群众，领导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么革命成功依靠什么呢？就是依靠你们的造反精神，你们能不能完成这个任务，就是看你们的造反精神，首先是有没有革命的干劲，要狠，革命要有狠劲！要狠，对付以刘邓为代表的那些支持这个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要狠，要狠狠地个革他们的命，要革得准，就是目标不要打错了，因为革命过程里边问题是很复杂的。所以自己要有识别能力，哪些是敌人，哪些是我们的朋友；哪些是保卫我们的社会主义果实的，哪些是反对的；哪些是革命的，哪些是复辟的。” 　
1月13日，徐向前、江青等人接见空军机关及空军院校代表时，徐讲话说：
“军队中有一批牛鬼蛇神，他们从革命的立场上转到反革命的立场上去了，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刘震这个人去年七月间，他自己承认他夺权。成钧，去年七月是要停职的，我们是保了他的。何廷一是坏蛋杨尚昆的死党，事情是明摆着的。昨天我讲了吴法宪同志的情况，说我是保吴法宪同志，你们说，我不保吴法宪同志，难道还保成钧、刘震吗？……牛鬼蛇神，不仅空军有，海军、总参、通讯兵等部门都有，我们心里都有个数靠你们去揪。你们的目标要找准，要打正。要进行调查研究。”
1月15日，徐向前接见了部队科研单位革命造反派，针对军队在文革中落后于形势的问题，徐向前说：
“毛泽东号召全国学解放军，但是这次文化大革命里我们成了落后的。过去，我们的工作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现象，我们认为这个批评是非常对的。我们听了这个批评，心里很难过。这样嘛，中央、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小组决定要改组，不改组不行的，不改组解放军就会更落后的。为什么要改组呢？就是适应文化革命的全国高潮。要适应这个形势，我们要迎头赶上去，所以全军文革要改组。”“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粉碎，打到他，使他永世不得翻身。否则，我们就不能取得彻底胜利。”
徐向前的这番高调讲话，预示着军内也要同地方一样掀起文革运动的新高潮。
1月17日，徐向前对海军发表讲话，徐说：
　　“苏振华是坚决贯彻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是邓小平安在海军的钉子，这种人不能保。海军党委扩大会议期间，不是肃清罗瑞卿的影响，而是把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置于死地。……苏振华是贺龙政变的主要人物，班子都配好了。贺龙给苏振华许的愿，当军委秘书长，许光达当总参谋长。”
徐向前自从1月12日出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后，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多次出面接见各军队院校造反派组织，代表“全军文革小组”对军中一部分将领点名批判。据不完全统计，被徐向前点名批判的军中将领有军委副主席贺龙、海军政委苏振华、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空军副司令员刘震、成均、何廷一、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总政副主任刘志坚、梁必业、铁道部部长吕正操、总后勤部长邱会作、装甲兵司令许光达、成都军区司令员王新亭、海军航空兵政治部副主任罗斌、工程兵副司令谭友林、三机部部长孙志远等。虽然不少军中的将领在徐向前任职“全军文革小组”组长之前就已经被打倒，但是，徐向前以元帅、军队元老和“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身份发表的讲话，仍然具有重要的指标作用。
根据军委和全军文革的决定，1月18日的海军党委会议上，苏振华被定性为“海军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军事路线的代表”，苏振华由此而被军内造反派揪斗打倒。 对于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徐向前则干脆下达了命令。邱会作原本奉林彪、叶剑英命令在军委西山修养，1月19日下午，徐向前直接打电话到军委西山驻地，命令邱说：“你还住在西山是很不合适的，总后系统的革命群众对你的意见很大，你应立即回去参加文化大革命。关于你的问题，江青同志都认为你的问题不简单，你是顽固执行了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现在你立即下山，回总后去参加文化大革命。我现在不是以全军文革组长的名义和你谈话，而是以军委副主席的名义向你下命令，你必须坚决执行命令，立即回总后去!” 邱会作一回到总后，立即被总后造反派揪斗毒打，几乎丧命。如非林彪知悉后断然下达手令救出邱，邱会作也许就会命丧于造反派之手。
在新的“全军文革小组”支持下，军内院校造反派势力犹如注入了一支强心剂，新的一股揪斗军队老干部浪潮席卷军营。据邱会作回忆，“在新的全军文革领导下，军队的文化大革命确实出现了‘新的局面’。全军院校，从乱到彻底垮掉了；省军区以上的机关，除总参机关没有乱之外，其余的都乱了，有的乱透了；作战部队也有部分乱了；高等军事学院两派对垒，战火不息；三座门持久静座；总后机关成了全军大乱的典型；测绘学院造反派杀进叶剑英元帅的住处。”

（4）林彪针对军队院校造反形势的对策

面对军事院校造反派的活动和军内混乱的局面，林彪一则及时出手保护军内干部，二则静观其变，择机出手应对。林彪、叶剑英此时采取了几项有效措施对军内的干部予以保护。
第一，躲避造反派。面对气势汹汹的军内造反派组织，林彪采取“惹不起、躲得起”的方针，命令一些军队干部躲进军委西山战时指挥所。邱会作回忆说：“我被抢救醒过来之后，叶剑英通知我搬到西山军委战时指挥所去住，那是元帅们才能住的地方。叶剑英对我说：‘无论造反派怎么要人，你就是不出去，先好好把身体治疗一下。实在放不下的工作，就在西山办公。没有我的命令，你不许迈出西山大门一步！’他强调，‘这也是林总、总理的意见。他们说，对中央文革揪人又不能公开反对，那咱们就躲吧！’林总、周总理、叶帅想出的这个办法叫‘躲反’。”邱还说：“那个时期，军队的高级干部凡是挨斗受不了向叶帅求救的，叶帅即发出‘林副主席请某某开会’、‘军委急召某某有军务’，萧劲光等人就是从批判大会上被叫到‘林副主席那开会’而逃脱的。林彪、叶剑英发明的‘躲反’很有效。” 那时躲进西山的军队高级干部有赵尔陆、吴法宪、王秉璋、杜义德等人。
第二，利用开军委扩大会议之机保护军队的干部。1967年1月上旬，中央军委在北京的京西宾馆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林彪的本意是借开会的名义把军队的主要领导人接来北京予以保护。林彪还规定，不经过林彪、叶剑英和徐向前三人的批准，任何人不得返回原单位，另外林彪也想让与会者集思广益商讨对策，以稳定军队，尽量减少运动给军队带来的损失。林彪委托叶剑英主持会议，叶剑英每天都向林彪作汇报，周恩来也常来与会。
1月14日，会议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通知说“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主要的工具。它担负着备战和保卫国防的伟大任务，担负着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任务。今后，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
1月18日，军委又制定了《关于各军区开展文化大革命步骤问题的决定》，文件强调军队担负着加强战备，保卫国防的任务，一定要保持军队的稳定。因此，军以下部队要继续按原规定坚持正面教育；各大军区、省军区机关运动必须分期分批进行，不要与地方同时展开；规定济南、南京、福州、武汉、广州、新疆、昆明等军区的文化大革命推迟或暂停。上述七个军区机关何时开展文革由军委决定。
此外，针对一些地区红卫兵组织动手打人、抓人问题， 1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下发了《关于湖南红旗军、红导弹等红卫兵组织到湖南省军区动手打人、抓人问题的指示》，该指示说“军队负有战备任务和保卫文化大革命任务。不能允许外人冲入指挥、保密等系统，不许接管。红旗军是反动组织，必要时将其少数头头逮捕，可起分化瓦解作用。军区负责人，应挺身而出，对群众进行说服教育工作。”
军委会议还制定了其他文件，如《关于军以上机关进行文化革命的补充规定》、《关于军队夺权范围的规定》、《关于外出人员串联限期返回本单位的通知》、《关于重申切实执行军委二月八日决定的通知》等。这些文件都是叶剑英向林彪汇报，并由林彪与周恩来共同领导制定，很好地体现了林彪力求稳定军队、尽量减少“文革”对军队的冲击的指导思想。
林彪、叶剑英还直接保护了一批军内将领，如赵尔陆、王秉璋、吴法宪、萧华、李作鹏、邱会作。据叶剑英传的记载，一些走投无路的军内老干部曾直接找到叶剑英驻地求助，如刘志坚、刘震、成均、苏振华、赵永夫、王恩茂、赵尔陆、许世友、李达、杜义德、王诤等。叶剑英的政策是：凡来者不拒，既来之则保之。叶剑英在军事科学院的二号楼和西山驻地，一时成了老干部们的“庇护所”。床上、地板都住满了，轮番睡觉，分批开饭。这里住不下就送京西宾馆。不仅如此，叶剑英还特意关照要做好这些人的医疗保健工作。 邱会作被从造反派处抢救出来后，叶剑英马上请医生为邱做全面检查，还亲自参加讨论治疗方案，并拿出自己珍藏的上等人参、三七等药材为邱制药，每天早晚还要到邱病床前看看伤情的变化。 　林彪下手令从造反派手中救出邱会作，实际上也给了徐向前变相的难堪和批评，徐向前再也无法下令将军队的干部送交造反派批斗了。

（5）林彪对军事院校造反派的遏制

林彪对军内造反势力的遏制，首先就是《军委八条命令》的颁布。鉴于军队院校造反势力的猖獗，林彪于1月24日晚紧急约见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和杨成武，口授了九条命令。林彪口述九条的主要内容是：为了搞好战备和保证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必须保证军队的绝对稳定，具体要求是：不准随便揪斗军队领导人，不准冲击军事机关，不准泄露军事机密，不准影响战备和正常工作，不准到基层部队串联，不准成立跨单位、跨地区的所谓战斗组织，不准搞打、砸、抢等，最后一条是部队搞“四大”必须加强党委的领导。
然而，林彪提出的九条在中央文革处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叶剑英参与了中央文革的讨论，叶剑英在1月25日上午打电话向林办汇报了会议讨论的情况。叶剑英说：“我们在钓鱼台讨论军委命令的稿子，争论非常激烈。几乎是一字一句地争，一条一条地吵。有的人想全盘否定九条，说它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当然针锋相对，把这些胡说顶了回去。最后还不错，我们拿去九条，通过了七条。还有两条，就是军内的运动必须由党委加强领导，不准成立跨单位、跨系统的战斗组织，这两条暂时很难通过。我们军队参加会议的几个同志都认为，通过这七条就很不容易了，应当尽快发下去，因为下边部队都在盼着军委有个明确指示，剩下两条，可以等以后再争取机会。”
1月25日，林彪将中央文革讨论通过的《七条》呈送毛泽东审阅。1月26日，毛泽东在《七条》之后又加了一条：关于管教干部子女的问题，并批示：“所定七条，很好。照发。” 1月27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修改后的军委八条送交京西宾馆开会的各大军区领导人讨论。据徐向前回忆：“一月二十八日下午五时，林彪和我一起去中南海将‘八条’送毛主席审批，毛主席完全同意，当场批示：‘所定八条，很好。照发。’林彪拿到批示后，对毛主席说：‘主席，你批了这个文件，真是万岁万岁万万岁啊！’” 　 林彪的喜悦溢于言表。这相当于有了一柄“尚方宝剑”，以后保持军队的稳定有了过硬、可靠的依据。
《军委八条命令》的核心思想就是保持军队的稳定，不许随意冲击、武斗军队干部，军队实行正面教育，而非造反夺权。这个命令的颁发保障了军队的稳定，赢得了全军指战员的热烈拥护。借着《军委八条命令》的发出，2月11日，中央军委发出了《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其中第五条规定：军以上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必须由党委领导。2月16日，中央军委又发布了《关于军队夺权的范围的规定》，规定军队夺权的范围“只限于学院学校（机要学校、尖端技术学校、飞行学校和有外训任务的班、系除外）、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只限于解放军总医院、军区、军种总医院、教学医院）、军事工厂（有尖端技术试验任务的工厂、海军基地所属工厂和绝密工厂除外）。”2月27日，中央军委又对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作出补充规定：凡继续开展四大的单位的文化革命战斗组织，应以基层行政单位进行改组，所有超越基层行政单位的文化革命联合战斗组织，如各总部、各军种、各兵种、各大单位的造反总部、联络站等，应一律撤销。所有文化革命战斗组织所使用的宣传工具，如有线广播、宣传车、印刷用具等，应一律移交各单位党委文革办公室。 这些规定与《军委八条命令》一脉相承，是林彪为代表的中央军委稳定军队的重要措施。
北京地区的军事院校造反势力最终被遏制则要归功于“五一三事件”。1967年5月，解放军在京的几个文工团体－－北京军区文工团、海政文工团、空政文工团和二炮文工团共同发起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文艺汇演。当时的文艺团体内部已分为两派，一派被称为“老三军”，他们是支持军队的现任领导的，另一派则是“新三军”，实际上是由中央文革小组和北京“三司”造反派所支持的军队造反派。这次演出则是“老三军”联合起来支持所属文工团举办的活动，因此他们又被称为“演出派”，而“新三军”则要冲击这次演出，故称为“冲派”。
5月13日“演出派”在北京展览馆举行的演出遭到“冲派”的强烈冲击，两派发生严重的武斗，各种乐器被毁坏，设施被砸烂，演员被打伤，以致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和政委李作鹏赶去支援，吴法宪在空军也严阵以待，随时准备前往支援。武斗持续好几个小时，直到陈伯达和萧华赶到现场，才制止了武斗的进行。
林彪此时已支持“老三军”的姿态出现，吴法宪回忆说：“从不轻易出面干涉具体事情的林彪亲自出面了。他冒着对抗中央文革的危险，公开支持‘老三军’对抗‘新三军’、‘三司’等造反派。五月十五日上午，林彪要叶群带领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的领导人，到医院去慰问‘老三军’被打伤的人员，并发给他们《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像章’。对另一派的人员则置之不理。林彪以这样的方式，明确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林彪明确表态后，中央文革也不得不跟着转了过来。”
5月23日，“演出派”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纪念演出，林彪不仅派叶群前来观看，还派了北京卫戍区的部队进行保护。造反派未敢再来滋事。6月9日，“演出派”再次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演出，林彪亲自出席，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康生等一大群中央领导干部前来观看，林彪以实际行动给“演出派”撑了腰。可是萧华和“全军文革小组”的头面人物却没有出席，这无疑向外界释放出一个信号：萧华和“全军文革小组”出了问题。吴法宪回忆说：“这一下子，军内的造反派垮了，‘老三军’一下子翻过身来，成为林彪和军委直接控制的一支政治力量。凭借着这支力量，林彪和军委可以直接与北京‘三司’等学生造反派对抗，从而开始稳定北京的局势。中央文革依靠北京‘五大领袖’一手遮天的时代成为了过去，我们的日子也好过多了。”
事实证明，林彪成功地利用了一场纪念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演出击垮了“首都三军”机关内的造反势力，稳定了军队和北京的局面，而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却束手无策，他们支持的学生造反派虽然没有土崩瓦解，但是却已成为强弩之末，很难在北京的军队机关内部再制造什么事端了。一位直接参与“五一三事件”的军内造反派多年后感叹地说：“三军党委领导从此被标榜为‘无产阶级司令部’；北京的‘文革’形势从此被牢牢地掌握在军队手中；……从此，‘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人民解放军成了‘文革’的后方保障，连‘中央文革’也不得不‘屈尊’听从军队的意见，……一直只能暗中抵制‘文革’的林彪，成了‘五一三’事件的最大赢家！林彪集团，从此成为一支唯一能与‘中央文革’抗衡，令毛也不得不倚重的政治力量。用叶群后来得意洋洋的表白来说，就是‘首长没讲一句话，就看了一场戏，就把那个冲派压垮了’。” 　

四、“全军文革小组”的寿终正寝

“全军文革小组”改组时曾大张旗鼓地作了宣传，但是它的完结却是无声无息。外人深为不解为何这个军队里负责文革运动的重要机构竟然不明不白地消失了，它最终是什么命运？
“全军文革小组”从1966年5月成立到1967年3月份这段时间颇为活跃，毕竟这是中央军委正式批准成立的一级组织机构，配合中央文革小组专门负责军队的文革运动事宜，虽然在表面上“全军文革小组”风风光光，其主要的负责人到处发表谈话，作指示，但是它却从未得到中央军委实质上的支持，林彪、叶剑英等负责军委日常工作的老帅们对于这个机构消极以待，从未公开予以支持。因此这个机构不仅先天不足，后天更是失调，其主要成员就是原总政负责文化宣传的几个干部，都曾亲自参与江青主导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他们能力有限，地位不高，无论如何也掀不起大的风浪。
1967年的“二月逆流”后，“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请假检讨，不再参与全军文革事宜。面对文革这种复杂局面，徐向前明智地选择了抽身而退，远离矛盾和斗争的漩涡。徐向前回忆说：“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四日，萧华‘过关’后，确定由他主持全军文革的工作。听到这一决定，我真是谢天谢地。担任全军文革组长不到三个月，弄得我焦头烂额，昼夜不得安宁，每天抽两盒烟都不够，比过去打仗还疲劳。不干这份差事，正合我意。”徐向前虽然不再管“全军文革小组”的事，但仍然还是挂名组长，直到9月16日才郑重其事地向毛泽东递了辞呈。徐向前在辞呈中承认“在萧华问题揭露后，军委文革小组的工作陷于瘫痪。”毛泽东的批示是：“我意不宜免除，请考虑酌定。”林彪批示：“我完全同意主席意见，不要免除为妥。”
其实，徐向前离职后，“全军文革小组”并非立即消失或停止工作，还是存在了一段时间。这时的总政主任萧华开始负责“全军文革小组”的工作，但是中央军委并未发布任何通令申明萧华接替徐向前出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此时的萧华也仅仅是以总政主任的面貌出现。比如在3月1日的总政直属单位的讲话中，萧华主要谈的是文革中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全军文革小组”的徐立清在4月7日接见高等军事学院造反派组织时还特别强调“全军文革小组”是在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工作。在提及武斗问题时，徐说：“昨天军委开会，我们把这个问题汇报了，研究过的，在军委决定批准以后，将来要告诉同志们，将来一定按照军委决定作事那就解决了，全军文革一定根据军委决定去办理。” 　此后军队处理的问题大都涉及到“三支两军”的问题，真正意义上的军内造反夺权已不多见了。因此，“全军文革小组”也就没有多少事可干了，其陷入“瘫痪”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为何“全军文革小组”此时“陷于瘫痪”？这要归功于林彪，林彪采取了“拖”字诀。“全军文革小组”以前有江青等人的支持，在批斗、打倒军队老干部一事上出了大力，结果引发众怒，成为众矢之的。邱会作回忆说：我记得在全军干部会议后，我们军委机关几位领导和大军区的司令员黄永胜、陈锡联、韩先楚等人去林彪那里看他。我们议论说，全军文革比当年中央苏区时的肃反委员会还坏，想要整哪个就整那个，置人于死地。林彪在旁边没听清楚，问我们在说什么。我们向他解释，林彪明白了，说：‘对老干部要保护嘛！有人对李天焕保了，为什么不保邱会作呀？我很同意保李天焕，他是个好同志，但是不能不保邱会作呀？还不是那个原因！’”这里林彪所说的原因是指李天焕是原四方面军的干部，而邱会作是一方面军的干部。林彪实际上在批评徐向前。
此时的徐向前离开“全军文革小组”，而萧华因“五一三事件”靠边站了，“全军文革小组”群龙无首，莫知所以。中央文革有事时总要找“全军文革小组”，而林彪却吩咐手下：“他们叫你们去开会说事，你们别理睬，想办法推掉。”林彪认为，全军文革小组有没有是小事，但有了江青在它背后就是大事了。江青是全军文革小组的顾问，有全军文革小组，她在军队里就有职务，没全军文革，她就没职位。林彪不让江青插手军队，不能明着说，就只好不要全军文革，不给江青可乘之机，哪怕是牺牲军队里什么人，也在所不惜。 林彪认为，收回军队文革领导权不难，但是一旦江青插手，反而使得问题复杂化，不如“拖”在那里，让“全军文革小组”不明不白地挂在那里，不支持、不理睬，直到变相地让其寿终正寝了。正是由于林彪的态度，“全军文革小组”在“五一三事件”之后逐渐销声匿迹，最终不了了之，无疾而终。
1968年3月黄永胜出任军委办事组组长时，林彪说了一番内心的话：“去年，全军文革垮了，江青几次提议要恢复全军文革，我都没有表态。要恢复全军文革，就会有人插手军队的文化革命，并在军队内部找他们的代理人。中央军委常委的工作一时也难以恢复起来，现在主要的问题是谁来管事。叶帅管事，军队喜欢，他们（指中央文革）不喜欢；徐帅管事，他们喜欢，军队不喜欢。只好用办事组来管大事，这是最靠得住的办法。” 吴法宪也回忆说：“林彪事后对我说：‘谁当全军文革的小组长，过不了多久，就会被打倒。如果一定要撤换徐帅，全军文革那就让他名存实亡吧。’” 由此可以看出林彪对“全军文革小组”的厌恶。没有中央军委主要领导人的支持，“全军文革小组”无法发挥指导军队文革运动的作用，其步入消亡也就是必然的了。

五、几点总结

第一，“全军文革小组”的产生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必然。在《五一六通知》里，毛泽东亲笔写下这段话：“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云云。既然军队里也有这样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么中央在成立中央文革小组指导全党全国文革运动的同时，也必需在军队里成立相应的组织，用以指导全军的文革运动。“全军文革小组”不是中央军委或林彪等人主导凭空成立的，而是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发起文革运动时应运而生的产物，也仅仅是隶属于解放军总政治部下面的一个机构，远不如中央文革小组那般与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平起平坐，因而其先天不足是显而易见的。
第二，在“全军文革小组”存在的一年多一点时间内，“全军文革小组”有刘志坚和徐向前两位领导人，刘志坚任期仅仅7个月就倒台了，徐向前的实际任期居然只有两个多月就因为“二月逆流”靠边站了。徐向前之后，萧华虽然也负责了一段“全军文革小组”，但“五一三事件”后也靠边站了。从此“全军文小组”群龙无首，也就几乎起不到什么作用了。刘志坚的倒台并非是林彪要打倒他，而是毛泽东、江青需要有军内的大人物推动军内文革运动的开展，是政治上的需要。徐向前虽在初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时想干一番事情，但是经过一轮较量，徐向前发现形势比人强，因而审时度势及时抽身，远离这块是非之地，这实在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第三，“全军文革小组”这个组织从未得到中央军委主要领导人的支持，林彪、叶剑英都要维持军队的稳定，反对军内效仿地方的夺权斗争。“全军文革小组”虽曾竭力支持军队院校造反派势力，但是它的整体大方向与中央军委主要领导人林彪、叶剑英等人秉持的理念相悖，因此不可能得到他们的肯定和支持。这种先天不足和后天的缺陷使得“全军文革小组”无法像中央文革小组那样在中国政坛上呼风唤雨，它最终的结局只能是无声无息地趋于消亡。
第四，文革初起的这段时间里，军队一直在稳定和动荡的拉锯式斗争中徘徊。军队一方面不得不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支持文革运动，跟上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如1966年10月发出《紧急命令》；而另一方面军队又要强调稳定，不使军队卷入地方的夺权斗争，更不许军队内部夺权的发生，因而有了《军委八条命令》的产生。但是，毛泽东竭力推行的文革运动迫使军队一步步陷入这场文革的泥淖，谁不跟随、听从、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谁就会被毛所抛弃，“全军文革小组”刘志坚的倒台和徐向前的靠边站就是典型的事例。
第五，军队是毛泽东文革当中利用的有效工具，在全国夺权的一片混乱当中，毛泽东必须利用军队维持正常的秩序，特别是利用军队实施“三支两军”。“二月逆流”之后毛虽然撇开了军内老帅这些绊脚石，但毛也要对军队做出必要的“让步”，“五一三事件”的结果实际上就是毛泽东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的体现。当毛需要北京地区的稳定时就默许了林彪对“老三军”的支持，由此而稳定了北京的局势，进而再通过“三支两军”控制全国局势。当军队的局势趋于稳定后，“全军文革小组”的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毛泽东也并不在意这个军内组织的存与废，它的无疾而终是历史的必然。　
（注释从略）

原载《新史记》第20期，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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