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宝明：开封市文化大革命运动亲历记

reading · 发表于 2018-2-19 22:12:35

文化大革命运动亲历记

2017.11.17开封市汤宝明
七律《自嘲》

不堪回首话当年，也曾戎马度关山。
春藕斋里学舞步，“八大会”上任盘桓。
穆棱河畔我牧马，古城街头谁汗颜？
岁月如诗须伴酒，一杯一吟一陶然。

这是文革中，我因参加造反派，被抓扑游街，回来时写的一首七律。诗中“戎马度关山”指的是解放初我参军后，参加中南区土改工作团，在粤桂边十万大山中剿匪土改的事；“春藕斋”是中南海内周末举办舞会处，我当年在中办机要局，我爱人在中办秘书室工作，都有机会参加，毛主席、周总理有空也去，我原来不会跳舞，为了多见见主席、总理，也跟着爱人“学舞步”，“八大会”上是指1956年秋中央召开“八大”，我在大会秘书处工作；“牧马”是1959年我在北大荒农场劳动锻练的事。“汗颜”指我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参加文化大革命，又没干什么坏事，竟被五花大绑游街示众，是我该当汗颜羞愧，还是那些对抗党中央毛主席惨酷镇压革命群众的人应该汗颜？

这首七律，概括了我一生中几件难忘的经历，命运像过山车一样，大起大落，跌宕起伏，不经意间，从天堂跌落地狱，生命的青睐使我尝遍了人间百味。

一、艰难的转变

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在开封市委参加了“反修理论写作小组”，曾奉命写一篇批判开封市委统战部长贾XX和作家苏X合写的自传体长篇小说《隐蔽的战斗》。我的文章标题是《活命哲学的标本》。全文刊登在河南日报首页全版。

当年我们的部长张继光同志对我说：“省委建勋书记对你的文章很赞许，说：谁说你们开封没有秀才。经我们研究决定，提你为科长，现在运动开始了，组织手续暂时放一放，你要珍惜这个局面。”我理解他的一番好意，既是鼓励我，又要我稳当点，在运动中不要轻举妄动，影响大好前程。
文革初期，河南开封师院学生，响应文革号召，向院党委贴出大字报，并成立了“八二四革命造反司令部”开封市委按统一布置派出了以市委常委市长谭枝生和市委常委秘书长张长江为首的市委工作组，进驻师院指导运动。工作组整理印出了“内部简报”，在学生中划分左中右。学生得知后，以为要秋后算账，派出以汪俊峰为首的“824金猴支队”进驻市委，在大礼堂安营扎寨，贴出大字报索要“黑材料”，扬言要揪斗工作组领导。谭市长和张秘书长平素里口碑不错，市委机关干部针对学生成立了市委机关“文革小组”，一面组织对市委领导的所谓“揭发批判”，一面与824学生相对抗，比如张贴“公告”称“市委机关已被824学生占领，无法办公，对于外调人员恕不接待，”找学生辩论，食堂不供应学生就餐等等，向学生施压，这些活动我大都参与了。

824学生掌握斗争大方向，他们对市委领导敢批敢闯，对市委一般干部却束手无策，毫无办法。不得已只好向省委求援，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是坚决支持造反派的，他立即派省委书记纪登奎来汴，纪登奎同志来后，召集市委机关抵制学生最力的二、三十人召开坐谈会，前后开了三次，前两次会上他一言不发，只听不说，我是发言最积极的一个，我说：“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学生中就没有左、中、右吗？内部出简报有什么错。”第三次坐谈会，纪登奎说话，他说：“当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生了什么大事”？他指着我说：“那位戴眼镜的年轻人说说看”，我说：“苏联出了修正主义，以赫鲁晓夫为首背叛马列主义，使党变修国变色”纪登奎正色道：“说得对，苏联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建党建国七十多年了，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原来伟大的苏维埃，眼看要亡党亡国了，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他慢声细语，娓娓道来：“希特勒的闪击战，打到了莫斯科城下，没有摧垮她们，国内敌对势力没能推翻她。苏联的教训证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党内走资派，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复辟资本主义最危险的敌人。他们干成了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想干而干不成的事，毛主席用四清和社教的办法进行正面教育，没能解决问题，只有开展文化大革命，发动群众砲打司令部，才是对付走资派的唯一办法。”我说：“市委和各级领导干部，大都是久经考验的好同志，怎么能统统揪斗打倒呢？”纪说：“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只是极少数，我们对绝大多数领导干部着重在甄别审查，批评教育，批评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当他们认识并改正了错误以后，就解放他们，把他们结合进新的革命委员会。应该相信他们中绝大多数同志，是会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只有通过文化大革命才能锻炼群众，教育干部。”他的一番循循善诱，入情入理，彻底征服了所有在坐的人。

散会以后，这二、三十位原来抵触情绪最大的人，都成了文革的积极分子，纷纷在各自的部委带头造反，市委机关也成立了“炮打司令部革命造反团”，勤务组的成员，大多出自这批人中。

在此情况下，我的思想斗争十分激烈，我走在了命运的十字路口，一方面，张部长的话，言犹在耳，在我面前展现的是充满阳光的仕途，我内心不愿意改变和打破这种现有的秩序，另一方面我是个共产党员，我们的党如果不进行一次批判修正主义，清除走资派的斗争，就不可避免的重蹈苏联的复辙。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终于战胜了自己，我决定加入造反派的队伍。人的思想一旦被一种理论所征服——只要这种理论是彻底的，就再也回不了头，除非有更彻底的理由说服我。

二、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吧！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开封市斗争出现了白热化，先后发生了“广播站事件”“7.15事件”和随后的7.31事件，这都是保守派在驻军的支持下，残酷镇压手无寸铁的造反派造成的惨剧、腥风血雨，触目惊心！正如毛主席指出的“军队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他们支持的是保守派”，炮打团的领导要我写一篇文章，揭露事实真相，我写了“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吧！”此文被许多群众组织传抄、印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被当局定为缉拿的对象，处境十分险恶。

此后十年就是因为“暴风雨”这几百字的短文，使我两次坐牢，两番游街，最后被调离市委机关，十年间所有的政治运动，我都在劫难逃，如清查“516”分子，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三种人……真的体会到永世不得翻身的滋味。

与此同时，市委大院出现了一张大字报，标题是“张继光部长用人不问政治，把平反右派调入市委机关，署名是组织部干部，这分明是对我而来，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1959年，我在北大荒农场劳动锻炼时，担任生产队的党小组长，一天团中央机关下放干部何桂香找我哭诉，说队长李XX猥亵她（摸她下身，意图不轨），我找李XX谈话，他拒不承认，当时正值农场开展“整风反右”（全国反右早已结束，这是牡丹江农垦局背着中央自行搞的“运动”）我在支部整风会上批评了李XX，李和分场赵场长是酒友，分场悍然决定将我们对李XX提出批评的五人定为“反党集团”“右派分子”。何桂香不服，将李XX告到上级机关，经查实，李XX因违法乱纪和打击报复，被定为“坏分子”双开法办。我的所谓右派问题自然得以平反，850总场纪委崔书记找我谈话。宣布甄别平反，恢复党籍，当时销毁了相关材料。并代表组织向我赔礼道歉。崔书记还特意解说了“甄别平反”和“摘帽”的区别。他说“摘帽”是右派本人改正了错误，摘去右派帽子，但不能恢复党籍，“甄别平反”是根本整错了，给以平反昭雪，恢复党籍。最后征求我对工作安排的意见。因父母年迈无人照顾，我要求回老家——调回开封。组织上满足了我的要求，这就是大字报中“平反右派”的由来。

我不禁要问：市委组织部的干部，掌握着党员干部人事档案，被称为党员的“娘家人”，应该懂得这些基本常识，也应该具有组织工作者的职业道德，请问：“平反右派”是顶什么帽子？党对这类人有什么政策？有没有摘帽子的一天？我什么时候能摘去“平反右派”的帽子？

由于我当时处境险恶，师院824派了同学刘火照护送我进京，上访避难，我到北京后住在文化部招待所，我曾去过府右街一号（中南海西门），找过戚本禹（我爱人在中办秘书室工作时的同事）和谢静宜（我在中办机要局工作时的同事）递送开封市的上访材料，均未见到本人，得到的信息是各地两派代表正在北京谈判。

我的大姐一家在天津工作，听说我流落到北京，派她的大女儿纪华到京找我，她是个十分聪慧可爱的女孩，当时只有十几岁，既不知道我的住址，也不知道我的电话号码，居然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了我，她断定我要去上访，就终日蹲守在信访局门口，去找说一口河南话口音的人，竟然等到了一位开封师院去上访的学生，她主动上前搭讪，几经周折，竟在我的住处找到了我，把我领回了天津。
此时，据说开封两派代表在京的谈判已见分晓，我决定返回。回到家中不久，市委保守组织的一号头头王怀忠领着一帮人到我家抓我，我坦然地跟他去了看守所，第一次踏进了共产党的监狱，切切实切地尝到了“铁窗风味”。到了夏天中央正式表态我们才获得释放，这一段就是所谓“二月逆流中我的遭遇。”

三、莫须有的三年冤狱

1974年我被调到开封针织厂工作，以市委宣传部办公室主任的职务调任一个国营工厂的党委书记，看似平调，实际上是当时有一个政策：把造反派头头调离原单位，“东一个、西一个”，消除“不安定因素”。

1976年伟大领袖毛主席去世。不久，开始了全国性的“清查三种人”运动。我当然在劫难逃。在学习班上，我除了挨过多次清算而且早有平反结论的“暴风雨”那篇文章外（后附：平反决定）查遍十年经历，我没有参加过一次武斗，没有迫害过一个领导和群众，没有打砸抢行为，也没有任何实质性错误，看着“动力”们无可奈何的样子，心想真难为你们了。

一次，学习班的动力，组织部的冷XX责问我：“你参加过什么反动组织？要老实交代”！我说：“我14岁入团，16岁参军，18岁入党，一直在中央机关做机要工作，参加过什么反动组织？”他说：“你不老实！”我也来劲了，不停的追问他：“你恁什么说我参加了反动组织？什么反动组织？你必须拿出证据来！架不住我一再追问，他气急败坏地说：“你参加过童子军？”我真觉得好笑，解放前，小学生都是童子军，就像解放区的儿童团，我真想说：“你回去问问你爸爸，你爸爸小时是不是童子军”想一想算了吧！人家是整人的，我是挨整的，多说无益。

回厂不久，一天下午我正主持召开党委会，突然开进一辆吉普车，车上下来俩警察，要我到分局“说说清楚”。到了分局不由分说，又一次把我关进了看守所。提审时只说要我交代与“四人帮”的联系，我和四人帮跟本没见过面，没有任何联系，实在无从交代。反复多次提审，都是同一个问题，就这样一直僵持着。

一天放茅（即大小便）时，碰到了杨彩玲，她是本市新华楼的修脚工，从十四、五岁干起，服务态度好，技术过硬，是省、市劳模，我曾采访过她，写过关于她的报道，登在河南日报上，因此相识。这次因与我同案，也被关进了看守所。这次狱中相见她道出了原委，我才恍然大悟。

此前一个盛夏的中午，杨彩玲满头大汗来到我家，说是在鼓楼广场看大字报，人多挤不进去。就是这篇有82人签名的大字报，是市委宣传部申XX写的。打印稿给了我一份，内容是揭批市委镇压造反派抓捕“二祥”（张文祥、王兆祥是开封造反派主要头头）的事。我有个习惯，总是在我的书刊文件右下角写上我的名字和年月日，我随手将这份底稿给了她，说“给你看吧，不要去挤了”。

不久，杨彩玲随市里组织的劳模代表团，到上海参观访问，上海市委副书记王秀珍接见了她们，坐谈会上说到上海的造反派受到中央的关怀，没有挨整，所以闹派性打内战，杨彩玲顺着话题谈到开封的造反派正在挨整，二祥被抓，并拿出了我给她的那份底稿，王秀珍说：“给我吧，我用这个材料教育上海的造反派，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不料上海造反派被抓抄家时，发现了这份材料，并转回了开封。这一下，开封市以为是我派杨彩玲到上海送材料告开封市委的状，实际上这完全是杨彩玲自己的行为与我毫无关系，事情查清了，但还是押着我不放，一直到1979年底全国“揭批查”运动结束了，才放我出狱。

放了也不拉倒，俗话说“好抓不好放”，“抓不住头发抓眉毛”总要找个由头，给我个处分，才好下台。但这是必须由本单位履行手续，上面通知针织厂，必须给汤宝明一个党内处分。为此发动群众“揭盖子，谁料针织厂的群众不买账，我在厂里工作没整过人，有人说：“汤书记没有民愤只有官愤”，厂政工科科长杨泽忠对上边说：“要处分，拿材料来，没有材料处分啥？”结果，没有贴出一张大字报也没有揭出我任何问题，就此不了了之。

屈指算来，我莫明其妙的坐了三年大狱，最后连个结论也没有，这就是他们口口声声说的：“以法治国”，他们声嘶力竭地批判文化大革命“践踏法律”但在全国“揭批查”中大搞突击审判，大抓大捕大开杀戒，仅开封市就判刑100名，被抓捕，双开的不计其数。

比起全国在文革中的冤假错案，我的问题不值一提，兰考县张钦礼是个焦裕录式的好干部，仅仅因为他支持造反派，被判刑18年，他死后兰考县人民万人空巷为他送葬，在他的墓地群众自发的为他树立七十多块石碑。《旗帜文萃》今年七月份刊登金家柱的文章，披露云南省在揭批查运动中制造骇人听闻的冤假错案，全省被隔离审查，批斗的达150万人，被双开15万人，判刑上万人，两位早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被判死刑遭枪杀……至今没有一人被平反。

当局冷冰冰的一句“三不”（不受理、不复审、不平反），使全国在文革中受到残酷迫害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冤沉海底，这就是他们常常挂在嘴上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四、狱中趣事

共产党的监狱，虽然没有刑具，但管理的十分严酷，通宵亮着电灯，没有放风，只有放茅，所谓“放茅”每天两次到院中厕所解完大小便就回监舍，为了给我们这些大批抓来的政治犯腾地方，许多贪污犯、诈骗犯、强盗小偷都放掉。我们这些人，在社会上是志同道合的战友，在监舍是同命运共患难的难友。志趣相投，有着说不完的共同语言，出狱后不少人成为莫逆之交，如师院的卫东队头头（教师队）刘彦杰，是位品格高尚的青年教师，和我建立了长期的友谊和联系。为了熬过狱中无聊的漫长昼夜，我们不得不苦中作乐。下面举几个小例子。

“拾蚂蚱”不少犯人都有烟瘾，但烟、火是禁绝的，我们就趁着放茅的机会，沿途拾烟头，拾到长一点的，说是拾到了“肥蚂蚱”，回到监舍，用废纸搓成烟卷，没有火，我们自有办法，每月一次家属来送东西（衣物、手纸），带进来几块火石。在筷子的一端钻个眼，嵌入火石，用破碗片刮拭，就能冒出火花，揍上一点棉花就能点燃，一人一口轮着吸，倒也能解瘾。

“节日宴会”，每逢佳节倍思亲，犯人也是同理，到了中秋，春节也要庆祝一番，他们通过熟悉的看守狱警带进来一些好吃的，放在约定的地方，有人到医务室领到一些药用酒精，掺点凉白开，就能勾兑成不同度数的白酒，某次狱友吴生明在放茅时，从一堆水泥管中，变魔术似的摸出了一只烧鸡，一块猪头肉，还有月饼苹果等，回到监舍摆了半床，过了一个丰盛的中秋之夜。

“狱中故事会”。时间难熬，大家轮流讲故事，我常说聊斋故事。一次我说张杨双十二事变，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扣留蒋介石的故事，出狱后我到了西安，旅游浏览了骊山脚下的捉蒋亭（今改为兵谏亭）。归途赋诗一首：“曾作楚囚说张杨，今来骊山献一觞，少帅请缨作兵谏，将军舍身为救亡，忧国忧民竟获罪，一死一囚祸未央，我骂天公愦聩瞶，刀俎声中尽忠良，”诗中“我骂天公”一句，翻成白话即：老天爷，你这个又聋又瞎的老混蛋，为什么净叫好人挨整遭罪！“曾作楚囚说张杨”就是怀念狱中的故事会。

“夜半听歌”。看守所位于开封龙亭湖西南岸，晚上常常听到远处悠扬的歌声，有人猜想是外面“八二四”的学生在呼唤狱中的战友，经常听到的是“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如泣如诉，直听的大家泪眼婆娑，八二四头头陈红兵就关在附近监舍，据说他能凭着记忆用铅笔画出毛主席肖像，惟妙惟肖。人们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革命方知北亲近，造反始信主席亲”我们日夜思念着毛主席，希望他老人家来拯救我们。

铁窗生活，使我们建立了深厚的战友之情。狱中的点点滴滴也使我们历久难忘，今年8月24日战友们在餐厅聚会，忽听有人隔桌对我们高喊：“老汤，拾到蚂蚱了吗？”定睛一看，原来是昔日狱友孙继先。我回了一句：“拾到个肥蚂蚱”引起哄堂大笑，许多人都知道这个典故。

五、无与伦比的伟大贡献

毛主席的晚年，说过这样一番话：“我这一生干了两件事，一件是打败了日本人，推翻了蒋介石的统治，把他赶到几个海岛上去了，对这件事争论不大；第二件事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件事反对的人不少，赞成的人不多。”听到这一番话，我十分震撼。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是二战东方战场的伟大胜利。推翻蒋介石王朝，我们用了28年时间，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代价，毛主席竟然把文化大革命与此放在一个天平上，相提并论，等量齐观，把文化大革命的意义提到这样的高度，实在是难以理解。

真正的理解，是在若干年之后，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巨变，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现实，使我一步步的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深刻理解了毛主席这一番话的真谛。

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根据是：社会主义时期存在着阶级，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性，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实践生动地证明了这个真理。世界范围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们，没有一个人能清醒地认识这一点，也没有一个人解决这个理论和实践问题，列宁过早的去世，斯大林的悲剧正是他否定了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错误地认为阶级消灭了，阶级斗争也随之熄灭了，他认为社会主义苏联最大的矛盾是落后的生产力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放松了对身边的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资产阶段特权阶层的警惕，使他们日益坐大，最终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导致亡党亡国的悲剧。

唯有毛主席振聋发聩地警示全党：“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走资派还在走”，“社会主义时期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道路的斗争，存在着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性，这种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是十分激烈的。”他在“四清”和“社教”中响亮地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共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四清和社教的失败，使他认识到：只有自下而上的深入广泛发动群众。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才是对抗走资派唯一有效的办法。从而痛下决心，毅然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无产阶段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填补了马列主义理论宝库中的一大空缺，是对马列主义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无与伦比的伟大贡献！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始终没有一种“与时俱进”的“创新理论”能彻底的说服我，眼看着：

——新生资本家的产生，和资产阶级的崛起，他们中三分之一的成员堂而皇之地加入共产党，美其名曰，为了“扩大党的执政基础”把共产党“消灭剥削”和“消灭私有制”的“初心”忘了个干干净净；

——陈永贵和大寨道路遭到批判，大树特树以“私”字为灵魂的小岗道路，并被誉为“农村改革的旗帜”农村集体经济被瓦解。

——城市全民所有制企业纷纷改制破产，大搞私有化企业。

——毛泽东时代的十无，变成了现今的十有，黄、赌、毒、偷、抢、骗、贪、腐、造假、污染、黑社会、流毒全国。神州大地还有一块净土吗？

——文革结束以后，许多人向毛主席和文革身上泼污水，说什么“十年浩劫、天怒人怨”“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现在的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等等。且看他们是如何关心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开以来两千多万产业工人下岗，自谋生路沦为雇佣劳动力，新的三座大山——看病、上学、住房，压的人们喘不过来气，贫富悬殊两极分的程度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所有这些事实，充分地说明了文化大革命十分必要，非常及时。

文化大革命是失败了，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失败等于错误吗？就能否定吗？自古不以成败论是非。实践只是检验真理的一个标准，更重要的是历史的检验，只有历史才是检验真理最终的标准。巴黎公社只存在了几十天，当时实践证明巴黎公社的“失败”，但马克思说：“巴黎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中国历史上无数次的农民起义失败了，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失败了，李自成的大顺王朝失败了……但毛主席说：“农民起义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同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失败了，能因其失败而全盘否定吗？一时的失败有多种复杂的原因，有的是因为阻力太大，有的是革命者本身犯了错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不会永远是低潮，我们应该相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科学的真理。她终有大放异彩的一天。

英特尔耐雄耐尔一定会实现！

汤宝明
2017年10月1日

中共开封市直机关委员会文件
市直发（73）1号

关于给汤宝明同志的平反决定：

汤宝明同志是一个敢于革命的同志，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坚决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勇敢地造了走资派的反，路线觉悟高，识别能力强，为抵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写了“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吧”的大字报，大方向是正确的。

但由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干扰，把问题看翻，在斗批改和深挖516运动中，给汤宝明同志戴上了“反军乱军、派性极左516罪行”等帽子，对其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更错误的是：运动中又纠缠历史上已平反的旧账，诬他为“右派翻天”等，致使该同志政治上长期受迫害，身体上受到摧残，这都是非常错误的，现宣布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并赔礼道歉。
中共开封市直属机关委员会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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