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慕陶：文革中“成都右派翻案集团”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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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成都右派翻案集团”真相

彭慕陶

　　１９７０年，在全国“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打三反”中，四川成都市有关人员，为了紧跟领袖赶上形势，迎合上级的需要，他们出尔反尔、背信弃义，将原先认定我们不是右派，而是“受害的革命群众”抛出来，变成了“成都右派翻案集团”的反革命分子。把我们作为替罪羊，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从严惩处，在全市游街示众，布告贴满全城，广播、电视、报纸全程报道，闹得沸沸扬扬。成都当局有人将这样一场背信弃义、是非颠倒、血迹斑斑的恶作闹剧，变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上报中央，请功领赏。

◇　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右派集团”

　　我们几个在划定成右派之前，都是年纪较轻，出身很好的青年学生，刚解放我们就参加革命，成为公安政治系统的基层干部，半数是党、团员。

　　彭慕陶１９５１年参加革大，入团后调公安大队政治处工作，１９５４年转至四川省合营前进铁工厂，５５年调到成都市轻工局秘书室工作，团总支委员。１９５７年整风运动中，彭响应党组织帮助党整风的号召，根据局里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向党组织提出改进工作的“建议意见”，当时就得到主持整风工作的赵局长和全局团员的赞同、支持。后来在反右派中，所在单位组织领导，歪曲事实，断章取义，上纲上线，将彭打成右派分子。

　　李全荣是成都市公安局政治处的一般工作干部党员，整风中就本单位工作提了批评意见，结果也被划为右派分子。

　　李秉杰原是成都市斌升街派出所内勤干事，患有风湿关节炎，整风前有天晚上同另一人值班，没事就在办公室一张地图前感叹说：“我这个病如果到东北治疗太冷，到南边去治又太热，台湾气候倒是冷热都合适，但又没有解放。”反右中那位就揭发他：“在值班时都在察看地图妄想逃奔台湾投敌叛国。”他父亲只在旧社会当过机械技工，就把他的出身改为地主，划为右派，开除回家。

　　王雪琪原是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书记员，在整风会上，从未正式发过言，只是在一次整风会议上，有人说：“我们法院从院长到厨房炊事员都是共产党员领导。”她在会上就“哦”了一声，后来发言的人就说她支持储安平的党天下。她被以“赞同右派”的观点，划为右派，开除回家。

　　还有成都市郊区政府的江仕森，他也是一般工作人员，平常说话有些尖酸刻薄，整风前就爱开玩笑，戏谑人，他说×区长的通讯员，在区长面前就像川戏“迎贤店”中的丑角一样，弯背哈腰、唯唯诺诺一副奴才像。反右中说他诬蔑党的积极分子就是反党，被打成右派。

　　就是这样几个被冤枉打成右派的人，依理说，组织已作了处理，本人又无有新的过错，根本没有理由无数次批斗殴打迫害，这是起码的法律准则。但是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拿我们这些人开刀，红卫兵抄家，天天打骂，吐口水，抓头发，家中父母、子女、弟妹均遭辱骂，任意欺侮，家无宁日，受苦不迭，生不如死。

◇　我是如何回家受迫害的

　　１９６２年，我在四川省“大跃进”后大饥荒的重灾区雅安专区荥经县农场劳动，后来县上借大灾害之机，以精简压缩之名取消最低工资，将我压缩回家（这又是一次无法无理的处罚）。

　　成都是我祖宗三代土生土长的地方，却因“右派”之名上不了户口，堂堂正正的一个执有“选举权”的公民，两年多却变成了黑人黑户。

　　黑人黑户也不要紧，反正我是被侮辱与被损害者，问题的关键是上不了户口就领不到维持生命的粮食，临时工的工作也无法找，二三十岁的当家汉子却要靠年近６０的老母亲和几岁的孩子省下口粮来养活我自己，真是忍不下心，但又别无他法，既不敢去偷，也不敢去抢，听到孩子叫肚子饿就更是心如刀绞。仰望苍天，我何罪之有！

　　直到１９６４年，邻居中有一个右派从劳改队受伤丧失劳动力，送回家里，在公安厅批准下，上了户口，我才又去找厅里申诉才获得批准。上了户口才能去找工作，我找到原教我美术的李老师，他了解我的技能和水平，给我介绍到电影院去画海报，到了影院试用后可以，叫我填表，我考虑到如果不说明我的右派问题，怕对不起老师，又欺骗了组织，我只有如实填写，结果政审就过不了关，不予录取。最后只有去卖苦力，做临时工，维持生活。

◇　文革中我们第二次上当受骗

　　文革开始，亲友和关心我的人都一再关照我说：“这又是一个大的政治运动开始了，千万要注意，记住历史经验教训，不要介入。”我听亲人的规劝，做完工，中午吃茶休息，我都单独把茶端到角落里，不同任何人摆谈，回来路上，都不去看大字报，直来直去，免找麻烦。

　　可是不久，事与愿违，制造矛盾者“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爱人单位的造反派、红卫兵来了，说我是右派，强行把我的户口下了，不准住单位宿舍，不准去打工，赶出家门。亲友们不敢接纳，住旅馆又无证明，通宵达旦，流落街头，实在是生不如死。

　　面对这个残酷的事实，我们同管区的几个右派，共同商量去北京了解一下党中央的政策，究竟要把我们这些人如何处置，有没有出路。我们几人就于１９６６年１２月去了北京，找到中央文革西南组群众接待处，我们几人将各自划右的情况，如实向接待领导汇报了。他听了我们汇报后说：“毛主席党中央当时反右派，主要指向那些心怀不满，与共产党较量的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像你们这些人都是党的基本群众，根本不应该划为右派分子，这也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听毛主席的话，不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造成的，现在你们就应该依靠当地的革命造反派起来揭发他们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

　　随即给我们开了给省革筹和当地革命组织的介绍信，并发了车票回到了成都，我们把中央文革接待站开的介绍信转给省革筹和成都工人造反兵团、八二六、红成等革命组织，在他们支持下，我们被看作是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革命群众，兵团还给我们提供了办公房（文化宫）、笔墨纸张等。

　　我们在当地革命组织的支持下，写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违背毛主席指示，在１９５７年反右派运动中，转移斗争的大方向，歪曲事实，颠倒是非，无限上纲，打击迫害群众的事实材料，上报省革委请求审查。除此以外，我们没有参于过其他任何活动。

　　在写材料时有人提出：既然中央、省革委、革命造反派，都不把我们视为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而是受迫害的革命群众，我们是不是成立一个“五七战团”革命组织，专门搞大批判。当时只要是革命群众，两三个人都可随意成立革命组织，无需任何人批准。但我还是说：“这事要慎重一点不要乱来，先给省革委写个报告问一下，可否成立一个革命组织来搞大批判。如果上面批准了，再搞，没有批准就算了。”

　　我们交了报告，但没有人回复，我们也没有成立任何组织。可是在１９６８年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时，他们服从政治的需要，把他们原来认定的“基本群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受害者”，一下就当成了乘机翻案的“右倾翻案集团”，“混进党里、政府里……革命组织里的反革命分子”来惩处。

　　在拘留审讯中，对我提出三个问题：

　　一、我为何要成立组织，翻反右派运动的案？

　　我当时回答是：我们根本没有任何组织，也没有翻反右派运动的案，我们是根据中央文革西南组对我们说的，你们回去依靠当地革命造反组织，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违反毛主席正确路线的罪行揭露出来，让革命群众进行批判。我们在省革委、革命造反派支持下写了各自受迫害的材料。我们并没有否定反右派运动。我们认为毛主席当时发动的反右斗争是正确的，报上登的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是猖狂的，应该打击。但我们是真心响应党的召唤帮助党整风的，是维护党的利益的，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只是被我们当时单位一些领导歪曲事实，断章取义，错误处理。现在我们只是实事求是地向党把真相说清楚，求得清白，恢复名誉，好继续为党为人民更好地工作。

　　我们也代别人交了几份申诉材料，其中有市五中学周应仁右派老师、十八中白开茂右派老师、川幼师李少康右派老师、大竹县委宣传部李××、四川省百货公司徐国平、省计量监督局白竹均、达县地区红军干部朱乐秋等的申诉材料。

　　代交给省革筹的申诉材料也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真像我们一样受冤枉划错的右派，要求甄别平反；另一种是真正的右派想乘机翻案，通过我把这些真的牛鬼蛇神诱发出来，也应算是一个立功机会。

　　二、说我带头组织翻案活动。

　　我说：我没有带头为首组织活动，中央文革给四川省革筹写的返回信签是李全荣、彭慕陶、王雪琪等人，没有经过任何人选举。如果你举出任何一个人举手选了我，我就承认，他说：你是大家公认的头头。

　　三、要我交出子虚乌有的后台。

　　审判员又说：据我们看来，你们几个出身很好，又年轻，对党对人民应该没有什么仇恨，只是你们后面有些人，思想反动，想要趁机翻案，大力支持你们，你们上了他们的当，你把他们交代出来，就是主动表现，我们会宽大处理你的。我回答说：“没有，我们就是各自写了点申诉，打点笔墨官司，又不搞什么反革命活动，有人来找，敢交申诉的，我们照转，更没有什么后台。”

　　他说我顽固坚持，将会受到从严惩罚。

　　最后果然是，我为首犯判我２０年，李全荣判１８年，王雪琪、李秉杰各判１０年，其余为戴回右派帽子，交单位管制，全市公判游街示众。

　　后来，这事逼得我们几家都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王雪琪全家３个未成年的女儿，全部遭到社会流氓的奸污，丈夫因支持她翻案，被捕入狱病死。彭慕陶７０多岁的老母亲气死，爱人被迫离婚、儿子流落社会，被拘留，改名换姓。李全荣爱人被迫离婚改嫁，儿子抱给别人。李秉杰，父亲气死，大妹气疯，长期不能工作，生活不能自理，兄弟姊妹无往来。江仕森，母亲气死、未婚妻离异。

　　随即在全市开展“一打三反”运动，“清理阶级队伍”，各单位、各管区、各街道顺藤摸瓜，内查外调，狠批猛斗，全市的右派分子，被打死、打伤、打残、自杀逃亡，更是不知其数。

　　这真可谓他们大权在握，可以出尔反尔，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我们又一次上当受骗。

◇　草菅人命，百姓生死任由官定

　　直到１９７８年中央拨乱反正、清理冤假错案时，成都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才在１９７９年１月宣布：“现查明彭慕陶、李全荣、李秉杰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为１９５７年被划为右派问题，先后向各级党、政领导机关进行申诉是允许的，不应治罪，１９７０年以后，以右派翻案集团的罪名，分别对彭慕陶等人判处徒刑和戴回右派分子帽子的判决是错误的，据此宣告无罪。”

　　你看他们说得多么轻松、潇洒、自由、随便，６家人３０余口的身家性命、生死存亡，全在他们的掌握之中，时而可以说你“申诉”是坚持反动立场，乘机翻案、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应“从严惩处”；时而可以说申诉是“允许的”、“不应治罪”宣告无罪，可见申诉这个字眼，全凭他们随心所欲，变来变去，就可以将人们生死玩弄于股掌之间，真可算得上是吏笔如刀，这就是法律为政治服务，草菅人命，为害百姓的典型。

　　但是，死去的人是活不回来的，逝去的青春是永远追不回来的。这个损失是永远无法弥补的。唯一的企盼就是这样的事情永远不再重演。

□　来源：《五柳村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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