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晴：我的母亲李敬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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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李敬仪

　　　　　　　　　　　　　　　　·吴晓晴·
　　
　　我的母亲李敬仪和父亲吴天石都是在“文革”之初南京高校学生——特别是南京师范学院学生——批斗干部教师的疯狂暴行中遇难的，这就是１９６６年８月３日晚发生在南京的南师八三事件。当时父亲是江苏省教育厅长，但在７月己在《新华日报》上被点名批判，罪名是封建的资本主义教育路线的代表人物，母亲当时是南京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因为受到父亲问题的牵连，也在南京师范学院受到了批判，大量的大字报在“声讨”所谓“吴李黑线”和“吴李黑帮”，并且捏造出所谓十大罪状。当时，高校学生疯狂的“革命热情”己经被煽动起来，一时间，给“黑帮分子”戴高帽子批斗游街成为各高校学生在“文革”初期采取的最为“革命”的斗争方式，南京师范学院许多疯狂的学生唯恐显示不出其革命的彻底性和斗争的坚决性，在游街批斗我的父亲和母亲时无所不用其极，致使母亲李敬仪当场身亡，父亲吴天石两天后也因抢救无效身亡。

　　“文革”以后五十多年来，一直都有关于父亲吴天石的各种纪念文章以及书刊发表、出版，从这些珍贵的历史记忆中，使我们对父亲的一生有了更多的了解。但是关于我母亲李敬仪的纪念文章则不多，只是《南京师大报》在１９８６年的一期专刊上登载了一组回忆文章，主要介绍了母亲在南京师院的马列主义教研室、教务处、院办和院党委等部门工作的情况和事迹。我们作为子女，对母亲的一生，特别是母亲早年的生活，参加革命工作的经历等，仍没有了解多少。２０００年前后，南通市文联开始实施一项很有意义的文化工程，编辑出版《江海文库》丛书，其中印行有母亲的义父，南通的著名教育家曹文麟的文集《觉未寮文汇》，曹文麟文集中记载了我的外公李苦李和我的母亲李敬仪的一些事情，又有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看到了母亲过去写的一些自传材料，因此对母亲的家庭身世、早年生活和参加革命的经历也就有了一些了解。１９３５年，母亲曾撰文纪念外婆逝世六周年，文末写道：“怡不文，何能传吾母，然惧两弟他日或忘母德，谨就所知者述之，顾亦未由显母之生平于万一也。”这一段文字也可转用来说明我们做子女的就我们所了解的史事撰述母亲简略生平的初衷。

一、母亲的家庭与学习经历

　　母亲李敬仪生于１９１２年７月２１日。母亲的家庭是一个客居南通的书香世家。母亲的父亲，即我的外公，名李桢，字筱湖，又字晓芙，号苦李，世籍绍兴，其祖、父游幕江西，外公李桢十三岁丧父，因家贫而发愤自学苦读，并精于金石书画，后为吴昌硕高足弟子。１９０４年，外公应友人之邀，来南通为张謇主持翰墨林书局事，两年后，与江宁张雪琴结婚，遂在南通安家落户。外公家庭人口多，我的母亲李怡（字敬仪），上有一姐李愉，字巽仪，下有两弟，李其通、李其达（李荆），还有两妹。此外，外婆张雪琴有一姑母夏太夫人因无子女，且双目已盲，外公把她接了回家赡养，“事若母”。外公还有一妹嫁贵州廖家，寡居无所依，也被外公招至南通，并将一女（李）恒（字淑仪）过继给了她，改姓廖。因外公做事的书局薪资微薄，养家糊口已属不易，加之外公交游广阔，因此入不敷出，家境贫寒，要靠外公卖字画补贴家用。

　　母亲李敬仪十三岁时入南通女师附小高级部读书。不知道母亲此前有没有读过初小，亦或就是在家里启蒙、识字、读书的。母亲知道自己读书上学的机会来之不易，不仅是因家境贫寒，还因当时重男轻女的社会习俗对家庭有很大的影响，外婆更喜欢母亲的两个弟弟，母亲说：自己能上学读书，是因为家里想要她带领弟弟读书，因此母亲读书尤为刻苦用功，用优秀的成绩来争取继续求学的机会，后来母亲在自传中写道，她“每次升学的允许都经人向我父亲劝说”。因为家庭经济窘迫，外公在书局的收入根本不敷开支，外婆经常取出一些自己的首饰要母亲拿去银楼变卖了补贴家用，母亲年幼，往往在银楼附近犹豫良久才鼓起勇气走进去，有时母亲哭着对外婆说不想去银楼，但最后为了生活还是不得不去。这段经历在母亲的记忆中特别深刻，后来在她写的一篇纪念外婆的文章中特别提及了此事。

　　母亲在南通女师附小毕业后，于１９２７年考入南通女子师范学校。张謇于１９０５年创办的南通女子师范学校，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是最早的女子学校之一，在江北首开女子教育风气之先。民国建立后，学校于１９１２年１１月改称“南通县立女子师范学校”，１９１３年８月，张謇在校内附设女红传习所，聘请刺绣大师沈寿主持。南通女师在第一任校长姚蕴素（姚鼐侄曾孙女，范当世夫人）的十多年悉心办理之下，发展为以女子师范为主干，附设附属小学、女红传习所、幼稚园和职工传习所的综合学校，形成了师范本科、预科、实习教授批语会以及高小、初小等完备的教学体系。张謇还为南通女师作《女子师范学校歌》：“……通州女师范，乃在城之东。名园袭珠媚，讲席开春风。”母亲进入女师，得到了这个不易的学习机会，继续认真苦读，她后来在自传中写道，当时“总是想在家庭内做一个好女儿，在校内做一个好学生。”南通女师为母亲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

　　母亲在女师学习期间，家庭遭遇了重大变故，我的外公、外婆在数月之间相继病逝。外公李苦李自四十岁后就一直为疾病所困，时常吐血。１９２９年，外公因病发到上海去医治，６、７月间竟病逝于上海，年仅五十三岁。报知噩耗的电报传到南通，母亲一家人的惊惶之状不可想像，那时全家有８口人要靠外公薪资生活，外公去世，全家立刻陷于无法生存的局面。后来，靠了外公的朋友设法帮助，在翰墨林书局领取了三年的抚恤金，才暂时维持着全家的生活。

　　外公去世时，母亲己在南通女师读初二，母亲的大弟也读到了南通中学初中一年级，母亲感到只有用苦读来告慰外婆，于是和姐姐、弟弟互相勉励，共同担负维持家庭的责任。母亲的姐姐李巽仪没有继续读师范，但受外公影响，善绘画，而且在女红传习所跟随沈寿学习刺绣，得其真传，因此就到西亭小学去教图画。哪知李巽仪不幸染上了猩红热，这在当时是烈性传染病，没有什么好办法治疗，只得回到家里，靠着外婆不分白天黑夜的照料、看顾，李巽仪的病竟然好了，但外婆自己却病倒了。母亲见外婆病情严重，身体滚烫，于是把外婆抱倚在自己怀里，想用自己的身体去吸收外婆身上的高热，但外婆最终还是病逝了，此时距外公病逝仅１１３天。外婆的丧事刚办完，母亲也传染上了猩红热，为了不再传染家人，就睡到了医院里，她幸而挺过了这一难关。经过这场大变故，母亲家里只能靠姐弟四人来维系支撑，日常生活费用要精打细算地节省着用，在学习上，母亲姐弟互相督促，更加用功，母亲在女师的学习成绩也一直名列前茅。

　　１９３１年母亲十九岁，这一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华激起了全国范围的抗日救亡运动，救亡浪潮也席卷南通各校。南通女师当时的校长罗玉衡是国民党员，实行的是封建保守的教育，不许学生过问和参与校外的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但是女师也卷入了抗日救亡浪潮。母亲在南通女师己是师二（高中师范科）学生，还是年级级长，并照例担任南通女师的学生自治会主席。女师的学生冲破了校方的限制，走出校门，上街游行，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检查和抵制日货，母亲还作为女师代表参加了南通学生反日会。面对深重的民族危机，母亲说，她“这时才开始产生了爱国思想。”后来，南通学生反日会因内部少数代表有矛盾，南通女师和南通师范的代表先后退出，学校当局也趁此时劝说学生代表退出，回校学习，于是南通学生反日会就此解散了。母亲作为南通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第一次参加了以抗日救亡为宗旨的社会政治活动，这也成为她后来走上抗日、革命道路的起点。

　　我的父母亲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人，在１９３０年代开始走上革命道路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受到了九一八事变后国家民族危亡的激励，他们积极参加到抗日救亡运动之中，激发了爱国思想，由爱国而走向革命，成为他们人生的一条必由之路。

二、影响母亲人生的义父曹文麟

　　母亲上学读书的时候，特别是在女师学习期间，深受外公的挚友、南通著名教育家曹文麟（勋阁）的教诲和影响。曹文麟是南通最早的留日学生之一，具有新思想。他１９０４年入清华学校，１９０６年留学日本大学高等师范部，１９０８年曹文麟回南通省亲，被张謇挽留于家乡，创办通海五属公立中学，当时他三十岁。进入民国后，曹文麟与我的外公李苦李成为挚友，在诗文、金石、书画方面互为知音。曹文麟膝下无子女，外公将最小的女儿过继给了他，母亲的小妹到曹家后改名为曹中章，曹文麟非常珍爱。１９２９年，外公李苦李和外婆张雪琴相继过世，母亲姐弟四人面对家庭变故束手无策之时，家中一切后事的办理，甚至购置敛服等事，也全靠曹文麟四处奔波，家庭生计也依靠他的安排照料，母亲因此对曹文麟非常感激。母亲进入南通女师后，经常到曹文麟家中走动，向他请教中国古典文学方面的问题和文章诗词的作法。曹文麟学识渊博，当时是南通师范的名师，他和顾怡生、顾贶予、徐益修并称南通四才子。曹文麟很喜欢我母亲，辅导我母亲写作文章、诗词，母亲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很受教益，旧体诗文都作得很漂亮。同时，因我的外公、外婆过早去世，母亲感觉到在曹文麟那里又重新获得了父爱。

　　１９３３年初，母亲的小妹，过继给曹文麟作女儿的曹中章因患肺结核病去世，年仅十七岁，曹文麟非常悲痛，母亲平日就与曹中章关系亲密，对中章的病逝十分悲伤，但母亲却更加感受到曹文麟内心伤女的悲痛，她反而多次去曹家安慰曹文麟。曹文麟一向喜爱母亲李敬仪的孝悌、文雅和聪慧，“自昔爱之甚，目秀眉亦长。摩顶或携手，赏其为智囊”，因此郑重地提出，要母亲也给他做义女，但不改姓名，仍叫李怡（敬仪），母亲立即就答应了，此时是１９３３年的农历正月初九。曹文麟对我母亲李敬仪欣然答应也作他的义女，“亦竟居膝下，欢笑直若狂”，对我母亲更加关爱。不久，曹文麟还在所作《祭李苦李暨张夫人墓文》中特告知我的外公、外婆以我母亲为义女事：“……公子巽仪从孙君议属怡来侍，而怡亦极念君与我昆弟之好，且复敦古昔君子之谊，决然事我夫妇而一无所疑。我安肯负君夺君爱子，乃显旧氏命之曰李怡，而仍其字为敬仪。……”

　　１９３３年７月，母亲在南通女师以全校毕业生第二名的优秀成绩毕业，母亲毕业时心情激动，毕业成绩优异，可以告慰自己早逝的父母，也没有辜负义父曹文麟的培育和期许；毕业以后就有了职业，有了收入，终于达到了改变家庭经济窘迫境况的愿望，母亲说，她“对家庭的前途又有了希望”。

　　在南通女师毕业时，母亲和她的同学们一起办了谢师宴，感谢几年来诸位师长的殷切教诲，曹文麟为此赋诗一首：“自昔桐城有大师，递传罗范式闺仪。门容桃李矜儿辈，珠媚芙蕖忆曩时。世念卜商盈掬泪，我怀伏胜百年思。黄君差似尤公健，见此当增酒一卮。”他还为义女从女师毕业作诗庆贺：《怡儿毕校业诗以庆之》“半分可让如求阙（儿成绩列第二），甲等非奇已胜常。一纸文书三载绩，赍函记取闰端阳。我借儿才门有耀，儿如我意益舒才。生成尽许天能助，厚福还从识道来。阿中有愿编吾集，杂稿于今付托儿。门外断无晁错简，中郎黄绢不题辞。”曹文麟把自己的文稿托付给了我的母亲，希望由她来完成女儿中章编辑父亲文集的遗愿。

　　从曹文麟的诗文中还可以看到，母亲作为曹文麟义女，特别是从女师毕业之后，生活中充满了温馨的亲情和乐趣。《怡儿游宁苏沪杭以诗为别》记叙了母亲游历南京、苏州、上海和杭州之事，这应当是在母亲毕业之际，否则不会有此闲暇，母亲去江南游历，义父曹文麟专门赋诗作别，为我母亲的这次游历描绘出绮丽的画面，诗中曰：“大江本属幼时路，今日方亲江与湖。湖有文章山有画，为弘神智辟天郛。钟山久护上京安，沪渎仍夸域外观。休问齐云楼畔迹，绮罗灰尽暮烟寒。……”

　　曹文麟的《游山杂诗》记叙了母亲陪同义父曹文麟登临狼山游览的情形，诗中曰：“……娇儿细意具春蔬，我款嘉宾心更愉。顿为阿中神一失，山亭华雨未模糊。（怡儿以时已晏为具午饭。阿中之初读于家，曾与摄影山半茅亭大石前，时有山雨，阿中执桃花而立。）登山有杖或言痛，儿数殷殷为我虞。自喜而今腰脚健，还当放鹤问西湖。（登山时，怡儿屡问能行否。自去年春与儿有游湖之约。）……商量像石置云窝，陂仄庭虚古意多。我欲岁携儿拜谒，南山涧畔北山阿。（苇一谓个簃将置苦李像石于茅亭后。）儿随兄弟抠衣去，掠鬓风多塔数层。云脚四瞻天意绿，江流黄影不掀腾。（儿与巽仪、其达登塔。）……”

　　《元宵携怡儿狼山观烧》则记叙了１９３５年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时，曹文麟携我母亲，以及母亲的姐姐李巽仪，母亲的同学陆志专、尤其娟等至狼山观赏灯火民俗的事，诗中对元宵夜景色作了生动的描绘，“……野烧一时举，乡俗传先农。上自佛之塔，下至僧之宫。俯纳陇间火，照入千百瞳。……儿方邀诸姊，远视落日红。谓是画境界，水波？碎红。又见万顷田，方卦烟迷蒙。及远若成雾，为农驱蟊虫。于时冥色至，奇观振我慵。揽衣并登塔，薄寒迎天风。火点倏渐起，旋已为深丛。圆月在天半，色澹浮于空。万星竞摇动，似与波相泛。儿辈惊所见，诗画难形容。……”

　　母亲在传统文化方面因受义父曹文麟的教诲与指点，在女师就有才女之称，但母亲留下的旧体诗词不多，有几首看来可能是她那次游历江南时的作品：

　　《晓起》“西园古名胜，晓色扑双眉。露重蝉鸣涩，云消月落迟。荷香霏静气，燕影掠轻漪。曲径幽如许，徘徊清我思。”

　　《忆江南》（三首）“归梦断，凉月欲沉西。古柏窗前如鬼立，老枭屋角学儿啼。此景最凄迷。（初至无锡宿古文昌阁下，中夜梦醒，闻枭声有作）风景地，难忘北山湾。雨外春江流一线，烟中远岫斗双鬟。渔唱画图间。（春雨如丝，旧游似梦，孤馆兀坐，不觉神往烟霭间也）挥手去，客路短长亭。残月一钩星数点，马头宿酒未曾醒。回首旧山青。（别李雨萍）

　　后来，母亲在１９６２年夏游览宜兴善卷洞，又写了《游善卷洞四绝句》：

　　群山拱护径幽深，砥柱当门笑迎人。白象青狮呼欲出，洞天寥廓四时春。
　　悬峦滴乳讶神工，石磴盘旋峭壁通。怪道寒梅千古在，只缘根在雾云中。
　　飞瀑双悬溅断崖，奔流壑底震风雷。还如月黑闻金鼓，万马腾骧列阵来。
　　船行壑底声全寂，灯映巉崖影亦寒。历尽三湾方叹绝，豁然喜见碧天宽。

四首绝句纯为写景，白象、青狮、风雷、金鼓等都是善卷洞中的景点，全部诗句完全没有那种假大空的政治口号词语，可见母亲在中国古典诗词上的颇深造诣。但“文革”时这四首绝句被荒谬地批判为是向党进攻的号角，是杀气腾腾地列阵向党进攻。

　　母亲从女师毕业后被南通教育局派做女子职业学校代理校长。南通女师这一届毕业生中只有成绩最为优秀的两人被派去做校长，安排了较好的职位，母亲因此非常珍惜这份工作。这所女子职业学校是一个为年长失学的女子补习文化和学习技能的学校，也是南通女师附设的女子职业教育机构，在校学生有七八十人，有教师四人，母亲的姐姐李巽仪这时也已到这所学校教绘画、刺绣。姨妈李巽仪后来在南通就职于南通工艺美术研究所，她在刺绣和绘画上都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母亲在书画篆刻方面也很有天赋，我们还保存着一个母亲画的扇面，画的是荷花，扇面右上方题有一首小诗：“平池碧玉秋波莹，绿云拥护青摇柄；水宫仙子斗红妆，轻步凌波踏明镜。李怡”南通女子职校学生除了读书学算外，主要是学习刺绣和缝纫。后来，我在老家看到一些刺绣作品，有花鸟画绣品，也有吴昌硕书法的绣品等，绣工精美，问了姨妈，才知道这是当年女子职校学生的习作。

　　女子职校在南通教育界虽然并不受重视，但对南通地区女子职业教育的推动和发展仍起了一定的作用。母亲到女子职校工作，充满了热情，一心要把职校办理好，又因为职校的工作实际并不太繁忙，刚刚走出校门的母亲求知欲特别旺盛，她订阅了《生活周刊》，对邹韬奋等人在杂志上发表的进步言论相当崇拜，感到他们抨击国民党政府专制腐败政治和压制抗日救亡运动的言论切中时弊，是正义、正当的。在不知不觉中，母亲不断地接受着新的思想。

　　母亲在女子职校工作期间，义父曹文麟几乎每天都来职校，看望我母亲，和她谈论诗词文章。母亲主持女子职校中遇到大事，也都要向义父请教，从曹文麟《怡儿书来谓方计虑所主职业校之展览会甚惧其过劳也》一诗可见，母亲为展示女子职校的办学成绩，曾举办了女子职校展览会，母亲对筹备展览会的事非常重视，惟恐会有考虑不周的地方，因此写了信给曹文麟。曹文麟当时不在南通，故作诗回复：“有智频当繁剧任，正须静气自安神。分工递进寻常事，百辈凭依总揽人。舟车千里失归期，熟晤云山又忆儿。母倘招儿相审顾，为防烦郁更防疲。”对我母亲的工作和身体都非常关心。

　　为了使我母亲不忘自己的家世，１９３３年４月的一天，曹文麟专门询问我母亲是否知道我外婆的家世，母亲告诉义父，家里藏有生母张雪琴的父亲张廷英（虎臣）的一些资料，主要是手抄的各种档案文书，母亲自己也曾看过，知道自己的外公张廷英幼时遭战乱，家人都遇难了，于是张廷英投身淮军，征战有年，积功而为军官。第二天，母亲把这些资料带来，曹文麟“披览有顷，亦为悚神，戚戚者久之”，感慨之余，即利用这些史料动笔写了一篇《清游击衔尽先补用都司兼袭云骑尉世职张公虎臣传》。据此小传，我对母亲的家世也有了了解。

　　１９３５年冬，因十一月初七日是外婆张雪琴五十生忌，也是逝世六周年之时，母亲和姐姐李巽仪挈两个弟弟设置了祭筵怀念外婆，母亲的义父曹文麟也来了，他还写了一篇长诗，以我母亲姊弟数人皆已自立成才告慰其老友李苦李的夫人，长诗开头几句是：“暖日燠庭户，和气盈高堂。云何见和气，诸儿蕴以扬。阿愉善绘乡，阿怡富文章。阿通督工肆，阿达居州庠。复有阿恒勤，朝朝临机坊。以次俱成立，倏令家门昌。漫漫夜已往，大地无繁霜。灿灿光上腾，东方升朝阳。……”事后，母亲也为外婆逝世六周年写了一篇纪念文章，登载在《通通日报》：

◇　先母事略

　　先母氏张，讳雪琴，江浦游击衔补用都司袭云骑尉虎臣公次女也。年二十一，以从母夫项公之介归先父，婚于江宁。父时就通州书局事，因随寓于通。舅氏早世，外王母夏太夫人独居，后且病盲，乃迎养。母生子凡九，今存者大姊愉、小妹恒、弟其通其达及怡耳。先父应友人之招，自赣至，所入微，母既归，必自奉至约用乃敷，以多子故，益劳瘁。父寄情金石书画，又好宾客，家事悉母任之。诸子渐长，适廖氏姑复以既寡无所依迎归，用益不给。父性清介，虽辅以书画所得酬，犹无济。母惧烦苦，常令怡鬻饰物以益，不以告父，并不令家人闻人。怡时尚幼，羞之，袖饰物至银楼左右，逡巡数四乃敢入，心怦怦然惧为人见。后乃辞不往，然母一温抚，辄不忍拂母命。今思之，乃知母心苦也。母得男子子迟，笃爱通弟，而训之则严，每日自校返，令从师习文，晚间令怡与弟温所习，偶怠，即峻责。故儿辈畏父严并畏母严也。后父咯血，有时哮喘，甚厌嚣，母旦夕维护，而愈不敢以家事告，乃更苦。己巳夏，父就医上海，六月二十二日得疾革讯，母携愉姊达弟往，则已不及晤语，此后母乃愈为家计虑、为儿辈悲矣。是年八月，姊任西亭小学教师，怡送姊登舟返，见母泣于堂，家人皆因之泣。十月初，姊罹猩红热归，母为理汤药，姊稍愈而母病，迄十六之夕，疾大殆。怡以母热极，苦烦甚，登床，倚母于怀而分其热。母旋呼曰，儿父来矣！有顷，不复能言，遂逝。距父丧方百十一日耳。呜呼，儿今者继为曹氏子，复得慈母之爱，而犹恨不获常与病母相依倚频呼母问母所苦也。痛哉，痛哉！母以清光绪十二年十一月初七日生，年四十有四。今年乙亥，母若在者年五十矣，追维往昔，凄怆无已。虽母逝后之三年，怡毕师范校业，后五年，通弟毕纺织校业，皆稍稍勉任职务；达弟方肄业初中，恒妹亦入纺织厂司事，姊与怡同从役女子职业学校；今年秋，姊已归于黄氏。凡此皆母逝时未及豫知，偶一念及，亦为之惊且喜。然于母之生忌，宁能不念母若尚在顾儿辈之献寿欣喜为何如耶？怡不文，何能传吾母，然惧两弟他日或忘母德，谨就所知者述之，顾亦未由显母之生平于万一也。（原载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１８日《通通日报》）

三、母亲与父亲的相随相伴

　　１９３４年，由南通的著名教育家和学者顾怡生先生介绍，母亲和父亲吴天石相识。母亲后来说，她走上革命道路，深受父亲的影响。父亲在南通师范读书时就是顾怡生和曹文麟的得意门生，他和几位同学还有南通“小四才子”之称。父亲在南通师范毕业后，因对中国古典文学有浓厚兴趣，听从顾怡生先生建议，考入了无锡国学专修学校。１９３２年，父亲从无锡国专毕业，回南通任崇英女中的国文教员，但教书仅一个多月，即因发行和传阅左翼文艺刊物等被南通国民党县党部以共产党嫌疑罪名逮捕入狱。后因家里使了钱，又因共嫌证据不足，父亲被关押八十多天后获释，但江苏省教育厅不准许他再在江苏本省教书，于是他由刚刚结识的朋友李俊民介绍赴山东教书。李俊民是在大革命时期入党的，后来失去了和党的联系，他是顾怡生先生的表侄，顾怡生之子顾民元和我的父亲吴天石也是挚友，顾民元很早就己入党，后也因环境关系失去了和党的联系。父亲交游广阔，待人诚恳，以致南通还有“交友莫若吴天石”之说，他的朋友中大都是具有进步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因此他也从中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父亲在山东济南、文登、聊城等多地教过书，在每个学校教学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影响却很大，他的许多学生后来纷纷都走上了抗日革命的道路。父亲在外地求学、教书期间，经常有书信向顾怡生、曹文麟老师问安、请教，或希望老师有诗文相赠。如曹文麟１９３４年的一篇《若宁字说》即记述：“甲戌十月，吴子天石自聊城寄书，冀以文赠。余就其名，复为字曰：若宁。取《尔雅·释言》‘若，顺也’，将为之字说，先以告。……”凡是假期回到南通，父亲都要去拜见顾怡生、曹文麟等老师。母亲成为曹文麟义女，父亲也就认识了这位早已闻名的才女，并对她十分仰慕。

　　母亲和父亲相识后，她思想上的进步得到了更多的帮助。父亲介绍了很多新书刊给母亲看，有译文、时事类编、妇女生活等杂志，有《静静的顿河》《第四十一》《被开垦的处女地》等翻译的苏联文学作品，母亲对阅读苏联翻译书籍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她还通过对鲁迅作品的阅读，对现实社会的不平有了一定的认识，从而，母亲的思想更加解放，眼界也更为开阔，她开始注意国家大事，关心时事政治，虽然对如何改造社会并没有深刻的认识，但如她所说，也已“展开了对革命美丽的幻想”。

　　母亲在结识父亲的第二年（１９３５年）就订了婚。１９３６年农历三月，母亲李敬仪和父亲吴天石结婚，他们租赁掌印巷徐宅王氏屋安了家。这一年，父亲参与了顾民元、江上青、江树峰等编辑出版《写作与阅读》杂志的筹划。年底以后，因时局变化，父亲没有再去山东，后来他也做了《写作与阅读》的撰稿人和编委。母亲因为父亲的关系，结识了父亲的许多朋友，同时阅读了更多的进步书刊。这一年年底，西安事变发生，母亲一方面对蒋介石被扣西安感到高兴，这是不满于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华采取退让妥协政策的反映，另一方面母亲又觉得蒋介石如果被杀害，中国马上又要陷于战乱。这一认识其实也是当时许多知识青年的想法，可以说是基于国家和民族利益之上的考虑。母亲当时的思想认识我感到非常真实，这也使我进一步认为，日本侵华和中国的抗战是我母亲和父亲的人生道路发生转折的关键。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爆发，中国开始走向全民族抗战。母亲很兴奋，每天都去看发布的抗战战事号外，关注着战局的发展，沉浸在慷慨激昂的情绪之中，参加各种抗日宣传活动。当上海失守，南通也被日机轰炸之时，南通城内己惶惶不安，人们纷纷下乡躲避，母亲这时己经有了第一个孩子，于是和家人一起避难于西亭。两个月后，日寇尚未攻占南通，南通城区各学校复课，母亲因为代理女子职校校长，责任所在，又回城复课主持职校工作，那时职校的学生己寥寥无几，只是母亲一个人维持校务，天天都在担心战局变化。南通沦陷前数日，国民党政府专员葛覃召集南通城区各校校长开会，还在说时局无大变化，要求大家安心上课，承诺如有变化政府一定要通知的。谁知几天以后，１９３８年３月１７日，日寇占领了南通城，国民党政府的专署根本就没有通知各学校，自己就先逃了。南通沦陷之际，母亲和家人再度下乡逃难，避居于南通乡间四安区一带的陈酒店镇超妙乡（草庙乡）。

　　父亲则在抗战爆发后就在南通当地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一起，主动地接受党的领导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坚持做抗战教育工作。南通沦陷后，父亲和顾民元、马一行、李俊民、史白等人参加了南通特务总队抗敌学校的工作，借此学校作掩护，培养抗日青年做部队的宣传员、指导员。同时，顾民元到上海找到了党组织，党组织随即成立了中共江北特委，吴佐成、唐守愚、陈伟达、洪泽等先后来到南通开辟工作，吴佐成、陈伟达等也参加了特务总队的工作。

　　母亲的小弟弟李其达（李荆）在１９３８年江北特委刚到南通开辟工作时就参加了特委的工作，是南通抗战初期的党员，这时他也加入了特务总队，不久就参加新四军，并到了皖南军部新四军教导总队，后来在皖南事变中突围又回到苏北。特务总队和抗敌学校在１９３８年１０月被国民党顽固派缴了械。父亲和同学吴沫初等人就到金沙镇去为李俊民主编的抗战报纸《新通报》编辑撰稿，宣传抗日，父亲还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去时任马塘区区长的叶胥朝处做助手，并做了三个月的超妙乡乡长，开展群众工作。叶胥朝是大革命失败后与党失去联系的党员，抗战爆发后又与党接上了关系，他也是我的母亲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１９４０年初，已迁到上海的南通女师又迁到如东的丰利镇复课，并聘请父亲去任高中语文老师，于是父亲就应聘去了丰利教书。这时，母亲在陈酒店镇的家已成了党的秘密工作同志往来经过的歇足之处，母亲也接触了唐守愚等一些党的地下工作同志，知道他们都是共产党人，是从事抗战工作的，对他们都抱有好感，关心和照料他们的饮食起居，不怕麻烦。

　　避居陈酒店镇期间，由于我的祖母和我的大姑妈（我父亲的姐姐，为了照顾我的祖母，一生未出嫁。）早已返回了南通城家中，母亲为了离在外奔波于抗战工作的父亲近些，一直居住在陈酒店镇，共有近三年时间。刚到乡间时母亲没有工作，于是就应当地群众的要求，负责教了原农村小学的二十几个小学生，使乡间的小学生不至于因战争环境而辍学。其实，这也是抗战教育必须的工作，而且，母亲在乡间教书也能有些收入维持家庭生活。几个月后，l９３８年春夏之际，母亲又有了第二个孩子，即我的姐姐，于是，除了教学生，母亲整天还要被家务事忙得手脚不停，缝衣、烧饭、带孩子都要自己来做。但是母亲在陈酒店镇乡间仍然看到了很多新书刊，如《西行漫记》《中国的新生》《华北前线》等，这些书刊都是父亲带回来的，母亲由此对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袖和一些著名的共产党人都有了新的认识，她对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和共产党人的英雄事迹非常崇拜，觉得他们非常伟大。

　　１９４０年IO月苏北黄桥战役结束，新四军抗日铁流东进（南）通、如（皋）、海（门）、启（东），苏北抗战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新四军要来了的消息传到了陈酒店镇乡间，母亲听到这消息感到很振奋，惊异于那些书刊上所说的中共传奇人物真的将来到眼前了。但是，母亲居住的陈酒店镇毕竟消息闭塞，这时候与父亲的联系也隔绝了。年底，国民党江苏省第六游击纵队司令徐承德背弃和新四军团结抗日的诺言而叛变，被新四军打垮，母亲家中却遭到了溃退下来的败兵的抢劫，许多衣物都被抢走了，因此觉得陈酒店镇已不能安住。虽然母亲听说父亲已在如皋县政府任秘书，但不能证实，还是不大相信，直到有一天父亲回到陈酒店镇家中，母亲才知道了黄桥战役后南通一带出现的抗战新局面和抗日民主新政权建立的情形，知道了父亲参加接收了在北兴桥的旧南通县政府并任南通县抗日民主政府秘书，以及又到了马塘任如皋县抗日民主政府秘书的情形。

　　这时，母亲的两个大点的孩子已送回南通城家里交由祖母带，身边只有一个不满周岁的孩子，于是就离开陈酒店镇，随父亲去了马塘。母亲第一次在马塘的街上看到了传说中的新四军，他们背的枪上挂着红布条，精神面貌和过去的军队完全不同，看到了党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如皋县政府的工作人员完全不同于旧衙门官吏的作风，母亲感到耳目一新，心里非常兴奋。

　　母亲的家是安置在马塘乡间的。１９４１年的２月，因带在身边的第三个孩子患惊风症夭折，母亲很悲哀，为此写了几首悼亡诗，其中第三首《儿殇之次日，即夤夜避乡》：“避兵夤夜又谋迁，遁迹扁舟亦自怜。转幸儿能安息早，流亡锋镝已经年。”诗中可见，马塘一带虽然为游击根据地，但仍是不安定的。小孩夭折，母亲却少了孩子的牵累，不再被繁琐的家务事缠身，于是在县长叶胥朝的介绍下，母亲就此参加了抗日民主政权的工作，在县政府秘书室担任编审，也就是做资料整理等工作。正是从这时开始，母亲正式参加了抗战与革命工作，其动机和原因很多，但母亲对父亲的挚爱和受到父亲的影响、母亲一直在追随着父亲所走的路，显然是主要的。

四、母亲在抗战、革命的道路上

　　虽然母亲参加革命是诸多因素的影响，但亲身参加了党的抗日民主政权的工作，亲眼看到和接触到工作同志的艰苦廉洁作风，欣喜地阅读了《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党的抗战政治理论书籍，还阅读到大量有关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书刊，母亲的思想认识，特别是对抗战中复杂的政治时局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１９４１年初，皖南事变已经发生，母亲参加了如皋县政府举行的皖南事变遇难同志追悼会。母亲对国民党在寇深祸急的抗战艰难时刻背盟反共深为痛恨，对于皖南事变中党和新四军损失了大量优秀干部深为痛惜，母亲的小弟弟李荆皖南事变时就在军部教导总队，是否突围或遇难，当时生死不明，没有消息，母亲非常牵挂，幸而小舅舅李荆后来历尽艰辛突围到了苏北。但是在抗战之后的１９４６年１１月，已为山东野战军一纵二旅五团参谋长的小舅舅在鲁南战役泥沟战斗中牺牲。

　　１９４１年夏，父亲参加了苏中教育工作者代表会议，又到许楼办文教研究会，接着，奉调去筹办江海公学任副校长。母亲因为正在生病，也随父亲到许楼休息。８月里，日伪大举扫荡，马塘、掘港相继沦陷，江海公学一时办不起来，母亲和父亲就在许楼“埋伏”。这时，如皋县政府已北迁到丰利附近，父亲仍去县政府任秘书，母亲便也到了丰利附近。年底，经丰利战斗后丰利失陷，根据地各级政府都精兵简政，缩小规模，在当地坚持，新四军一师师部这时也在如皋一带活动，母亲“亲眼看到师首长们艰苦坚持的精神，很受感动”。当时斗争环境紧张，丰利失陷前后，如皋县政府的几个女同志时常要预先疏散或紧急疏散到周围的老百姓家里，非常不便。由于新四军一师这时已命如皋县政府随师部行动，县政府即再行精简，县政府党团会议决定母亲等几位女工作人员、干部家属都各找关系作掩护，“埋伏”起来。母亲因为一直是做教员的，要“埋伏”还只能以教员的职业作掩护，她在乡间也没有“关系”，很难“埋伏”，加之母亲过些时候还要生孩子，再因父亲抗战前一直在山东教书，抗战爆发后也不在南通城，而是长期在如皋一带做抗战工作，南通城里熟悉父亲、知道我父母亲关系的人不多，于是母亲决定回南通城里“埋伏”。

　　１９４２年２月初，母亲回到了南通城。那时，南通城里汉奸徐宇春维持会派的势力很大，伪南通县长薛郢生、教育局长袁少初等都是徐的势力。当时，父亲有一个表兄刘涧香，政治上无任何背景，抗战以来因为要解决生活问题，就任了伪职，在南通做伪教育局的科长。母亲回城后，刘涧香对母亲说起，离我祖母家数十步远的跃龙桥小学要找一名能教六年级的代课教员，他劝母亲去做，母亲考虑后就答应了下来。因为日伪在南通城里正要重编保甲，没有职业的人很难找到联保，特别是母亲回城后看到家庭经济状况不好，孩子的衣服、零用都要想办法解决，祖母还要母亲以后就在家带孩子，不要再下乡了，催促母亲答应去代课，母亲为了应付祖母，马上就去了跃龙桥小学代课。

　　沦陷时期的南通城里，教育界普遍呈麻木的现象。袁少初甚至主张学校要读经，刘涧香也主张学生死读书，小学校长李菊生，是父亲的南通师范同学，留在南通城里主要是为了谋生养家。跃龙桥小学教职员十一人中女教师有九人，平时她们讲究装饰打扮，闲时打牌赌博，母亲和她们很合不来，因此心情苦闷，只盼着生了孩子后可以赶快离开南通城，返回根据地。

　　１９４３年３月末，父亲托人带信要母亲离城下乡去了一次，商量母亲是不是能离开南通城回根据地的事，母亲因为又添了个孩子，感到带在身边很不方便，而且这时有确切消息，日伪又将开始清乡，如皋县政府还要向北转移，恰巧这时遇到了苏中四分区保安秘书陈处长，他告诉我父母亲，日伪的“清乡”马上就要开始，要母亲赶快回去，再“埋伏”一个时期，于是母亲又回了南通城。４月，日伪的“清乡”开始了，连南通城里形势也变了，原来的维持会势力都下了台，伪教育局长也换了人，刘涧香的科长也做不成了，日伪的特工队在城里肆意敲诈勒索，到处抓人，日伪的反动宣传也更为嚣张，母亲感到很难继续在南通据点里“埋伏”下去，于是决定不再等待，就设法找关系带信给父亲，要求赶快下乡，返回根据地。恰巧父亲已在掘港苴镇托了与如皋县政府有关系的文具商人冷先生进城来接我母亲，６月，母亲带了３个孩子跟随冷先生到了苴镇丁陈乡。

　　父亲这时任根据地的如皋中学校长兼文教科长，母亲就在学校附近住了下来，并被组织上安排在如皋中学教初中一、二年级学生的国文。如皋中学是１９４２年底根据苏中会议的精神，如皋县政府创办的敌后随军作战性质的学校，也是一所准干部学校，主要培养抗战中前线和后方所需的人才，学校以丁陈乡九条巷欧阳洲家为基地，并无固定的校舍，当时日伪“扫荡”“清乡”频繁，学校就采取“敌来我去，敌去我回”的游击方式与敌伪周旋。虽然游击方式教学很艰苦，但母亲感到生活在根据地里精神上痛快极了，离开根据地一年多时间，再回到根据地，感到根据地面貌又是焕然一新，根据地的一切建设都取得了好成绩，一年多前在根据地已经开展的减租减息、民兵建设等都表现出了显著的成效，而且母亲的工作又是她的教师本行，胜任愉快，教学之余，母亲贪婪地阅读着党的各种书籍报刊，了解时事政治，了解党的方针政策，更加感到不能落伍。在如皋中学，苏中四分区地委宣传部长夏征农来学校作报告，讲了读书的方法，指出读书是要认识真理，而真理是在大多数人，劳苦大众和被压迫的阶级的一方面的；苏中区党委组织部长周季方在文教研究会上讲了知识分子的出路问题，指出知识分子只有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革命才是正确的道路。这些报告和讲话对母亲的启发很大，母亲的政治觉悟提高了，她说：自己由此转变了过去为读书而读书的错误看法，认识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弱点和出路。

　　１９４４年春，日伪又开始了对苏中根据地的“扩展清乡”，苏中四分区的一些后方机关及学校开始向封锁线以外转移，如皋中学一大批决定北撤的师生员工转移到了苏中二分区所属东台县的鲁灶庙，在那里与东台中学、邱陞中学、栟茶中学等各校合并，组建了“苏中二分区联合中学”，简称“二联中”（１９４４年１１月，苏中根据地区域调整，东台县划归四分区，“二联中”改称“苏中四分区联合中学”，简称四联中），二联中以南通教育界知名人士、教育家顾贶予任校长。顾贶予先生也是我父母亲的老师，因此母亲在二联中教书心情舒畅。

　　母亲随如皋中学北撤之时，父亲的工作又有变动，他随夏征农等赴宝应参加创办新四军苏中公学，苏中公学是新四军一师的干部学校，其前身是抗大九分校。１９４４年３月，新四军发起了车桥战役，攻克车桥、泾口、曹甸等日伪据点，解放了淮安、宝应以东纵横二百里的地区，打通了苏中与苏北、淮南、淮北根据地的战略联系，使苏中、苏北、淮南、淮北根据地联成一片，巩固和扩大了苏中根据地，打乱了日伪“清乡”计划，实现了苏中形势根本转变，同时为苏中的干部和部队开展整风运动提供了安定的环境，苏中公学的创办，在当时主要是集中军队和地方的基层干部进行整风。

　　母亲在二联中工作的时期，是她参加抗战、参加革命工作后第一次独立工作，因此把它当作了锻炼自己的好机会。在随如皋中学北撤前，母亲就请人把第二个孩子（我的姐姐）送回了南通，交由我祖母照料，这样，母亲在工作上就少了些累赘，能够更加勤奋地一心扑在教学上。在二联中时，母亲的住处离学校较远，又有两个孩子在身边需要照料，虽然是供给制，但生活上许多问题如领米、领草等解决起来也很困难。这时，父亲在苏中公学经常有信带给母亲，并且问母亲是否愿意到苏中公学去工作。对于去不去苏中公学的问题，母亲有些犹豫。东台鲁灶庙靠近海边，很偏僻，但这里和南通城毕竟离得不远，经常可以得到家乡的消息，而且母亲不想失去在二联中这一独立工作的锻炼机会，对在二联中的工作，母亲感觉各方面都很好，特别是经过在南通据点一年多的“埋伏”，母亲“感到自己落伍太多”，“深切感到能力不够，思想上有求进步的渴望”，所以母亲“在工作上自动地钻研”，力求在二联中给大家留下好印象。但是，父亲在苏中公学，母亲又担心父亲的身体，也希望自己到了苏公或能把父亲的生活安排得好一些。母亲还考虑到，苏公是部队生活，艰苦却更能锻炼人，但是自己长期做文教工作，到了苏公有没有适合自己去做的工作呢？这时，父亲已派了人来接母亲，于是在９月里母亲带着两个孩子来到位于宝应曹甸镇固晋一带的苏中公学，加入到了新四军火热的部队生活大熔炉中。可喜的是，小舅舅李荆也在苏中公学工作，任队列科长，负责军事训练和警卫等工作，母亲和小舅舅姐弟俩又在苏公重逢。母亲认为：决定到苏中公学去，是把自己“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母亲来到了苏中公学，被分配在宣教科工作，主要是整理材料，由此开始了新鲜的部队生活。苏中公学正在进行整风，母亲感到苏公处处充满着学习的空气，更加激发起学习的热情，于是向组织上提出了参加在职干部整风学习的要求。在苏中公学参加整风，是母亲第一次系统地接受革命理论的教育，大大提高了自己的思想政治觉悟。在和同志们一起工作、学习的过程中，母亲被同志们对待新同志的诚意帮助、诚恳批评的态度所感动。在整风学习的打通思想阶段以前，母亲认为自己到苏中公学还有着在这里作客的心理，经过打通思想的学习，认识到了自己思想上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要自觉地参加到革命事业里去，不能逗留在外面，要把革命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

　　母亲在整风中系统整理了自己的历史，撰写了详细的自传，总结了在整风中的具体收获：清算了自己的主观主义，去除了自甘菲薄的思想，能够正确地估计自己；对党有了进一步认识，认识到了自己只有和革命结合在一起才有前途，不然就会被淘汰；认识了整风治病救人的精神。党对干部的爱护与教育，使母亲深受感动。经过整风学习，母亲向组织上提出了入党申请，１９４５年２月，由鲍汉青（当时的苏中公学宣教科长）、宋庭铭介绍，母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候补期三个月，１９４５年７月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１９４５年８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了。为了适应战后新形势发展的需要，苏中区党委决定在苏中一分区成立苏中公学分校，教育和培训从南线投奔根据地和新四军的知识青年。苏公分校的学员成份包括三分区干部学校的学员、四分区专科学校的学员、新招收的进步知识青年、根据“双十协定”从苏浙军区北撤的一部分地方干部。１１月，苏中公学分校在海安县丁家所镇成立，父亲任校长兼党委书记，母亲也随之调到苏公分校，做教务工作和校刊工作。１９４６年７月，国民党军大举进攻苏中解放区，苏中战役后，苏公分校北撤，１０月改为江海公学，直属苏中区党委领导，江海公学又采取了抗战时期的游击教学方式，母亲在江海公学仍做教务、校刊工作，还担任了支部书记、出版股长。１９４７年，江海公学开展了模范运动，母亲因工作认真负责，当选为模范工作者。

　　１９４７年１１月，人民解放战争发展到新阶段，因前方、后方以及开辟新区都需要大量干部，于是江海公学在大丰、滨海地区改办为华中公学，主要教育和培训区乡干部，学员最多时达到３６００余人。母亲在华中公学仍做校刊主编。１９４８年５月，国民党军黄伯韬兵团向苏北“追剿”，遵照华中工委的决定，华中公学２３００多人进行了艰苦的千里长途行军，北撤到山东解放区莒南县十字路镇曲流河，争取到了一个较稳定的学习环境。母亲在北撤山东的行军中还要照顾１０岁和６岁的两个孩子，但她经受了锻炼。１９４８年１０月，华中工委决定在华中公学的基础上成立华中大学，父亲任副教务长，母亲也调到了设在盐城的华中大学，仍做图书资料工作。

　　１９４９年４月，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全国即将解放，苏南区党委决定在原华中大学基础上建立苏南公学，父亲先后任副校长、校长，母亲在苏南公学任图书资料室长、校刊社长，不久，苏南公学由无锡迁到常熟，母亲任教务科长。１９５２年８月，经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和苏南行署教育处批准，成立了苏南师范学院筹委会，江苏建省后，１９５２年１２月１日经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批准，改名为江苏师范学院，父亲为首任院长。母亲于１９５２年９月即调到江苏师范学院，任宣教科长，这时即从长期从事的干部教育工作岗位转到了普通高等教育工作岗位，并兼任了江苏师院政治专修科的副主任。

五、母亲在南京师范学院

　　１９５４年１月，父亲调任为江苏省教育厅副厅长、党组书记，母亲于同年２月调南京师范学院工作，任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不久改任院长办公室主任。１９５６年，母亲任南师院党委副书记。同年４月，在江苏省高等学校和科研机关干部会议上，母亲受到省委文教部的表扬，先进事迹是“任《中国革命史》课教学好”，“工作一贯积极负责”等。母亲在江苏师院工作时就承担了《中国革命史》课程的教学任务，到南京师范学院工作后，仍然长期讲授《中国革命史》课。母亲和父亲一样，从本质上说是一名教师，热爱教师职业，热爱教学工作，她在《中国革命史》课的教学上下了很多功夫，因为日常行政工作繁忙，常常要在晚上备课，夏夜，只能躲在蚊帐里写讲稿。后来母亲和父亲合作，以石友李的笔名编撰了中国革命史通俗读物《中国现代革命运动故事》，因为这本书中有百团大战等内容，“文革”初期这就成了为彭德怀树碑立传的“罪状”。

　　１９５７年，反右运动开展。母亲作为学校党委副书记，应该也是学校反右领导小组的成员，但“她确为有的干部、教师说过一些客观、公正的话。为此，在文革中被加以包庇右派的罪名”。（注１）当时，“马列主义教研室有的同志说了一些在当时看来是越轨的话，她没有为当时的‘左倾’情绪所左右，搞无限上纲，随意定性，而是实事求是，对干部作全面的历史的分析，由于她和当时马列室的负责同志的正确掌握，我校政治教师中没有划一个‘右派’，从政治上保护了党的干部。”（注２）７月１２日省委文教部的通报认为：“从各校对右派分子的排队情况看，标准宽严掌握不一，因此右派分子的比例各校相差很大，如南京师范学院的右派分子仅占全校教职员学生总数的０·６％，而南京航空学院则达７·５％，两校相差达１２·５倍。”在那个特殊的时期，组织上对母亲曾有“党内斗争锻炼较差”，“沉着、肯干，但政治水平不够高，适宜于做教务行政工作”的评价。１９５７年１０月，省委同意文教部的建议，母亲不再任党委副书记，改任教务处长。１９６０年４月，母亲当选为出席江苏省文教群英会的先进工作者，在南京师院的群英会代表登记表上，评价母亲“平时作风朴实，平易近人”，“平时思想修养较好，在处内外威信较高，深得同志们爱戴”，可见，母亲在南京师院教务处主持学校教学工作成绩显著。大约１９６０年代初，母亲再次担任南京师院党委副书记，一直到１９６６年“文革”爆发。母亲在南京师院工作了十三年，其间学校领导层人员多有变动，而母亲则是校领导中在校工作时间最长的，这也导致在“文革”之初学生批判学校领导时，把所有“罪责”都加到了母亲身上。

　　“文革”之初，为什么母亲在南京师院受到荒谬、残酷的批斗殴打，为什么１９６６年８月３日晚“疯狂”的学生在批斗我父母时残酷斗争的激烈程度远远超过南京其他高校学生对领导和教师的批斗，以致母亲在被游街批斗当中殒命？母亲受到父亲问题的牵连是一重要原因。父亲在１９６６年７月就受到江苏省《新华日报》的点名批判，主要罪状是父亲写的《谈谈我国古代学者的学习精神和学习方法》一书，特别是书中的一段文字是关于海瑞的，这在当时更是大逆不道。由于父亲是省教育厅长，又被批判为江苏省封建的资本主义教育路线的代表人物，母亲也就成了这条所谓“黑线”上的人物，成了在南京师院忠实执行这一“反动”教育路线的当权派。母亲不仅在师院领导层中受到批判，一次次作检查，而且激进学生的大字报也都把斗争矛头指向了我母亲。

　　另一原因当与南京师院和师院学生有关。“文革”初期的一个普遍现象，即无论哪个城市，在当地成为“文革”主力，有很大影响力和号召力的，都是当地的最高学府。南京师院在各方面比不上南京大学。但南师学生来自农村的多，出身于贫下中农家庭的多，在讲究阶级路线的年代，这些学生带有的农民革命的各种特征都非常明显。之所以过去从土改直到“四清”等主要在农村开展的政治运动中都发生“左”的错误，当与农民的阶级特性有关。而且，南师学生还想以激烈的斗争方式使自己在“影响”上能超越南大，一争南京高校学生领袖的地位。因此，八月初南京各高校，特别是南师周边的南京大学和华东水利学院，都早于南师发生了批斗领导干部和教授专家的过火斗争，但各校的“左”都比不上南师学生制造的“八三事件”！

　　母亲在被游街、批斗当中是怎样身亡的？当时只能将其原因归结为天气异常炎热，父母身上被淋满墨汁，堵塞了毛孔，母亲原来就有心脏病，因此经受不住游街批斗等。后来，我们就只能说母亲身亡是因为天气炎热和患有心脏病，这是当时的特殊政治环境和压力使然。“文革”结束后，江苏也开始平反冤假错案，江苏负责这项工作的是老省长惠浴宇，他在回忆录中记叙了我父母在八三事件中遭受残酷批斗身亡时的伤情，惠老能调阅档案，他的记载是准确的。我在此文中不再复述惠老写的情况，仅辑录我们得到的南京师范学院组织部档案中关于我父母身亡，特别是母亲身亡的资料，用以复原当时的一些具体情况。

（一）

南京师范学院组织部　省公安厅关于“八三”事件的专报、驻南师工作队的情况报告、“八三”事件的现场照片、吴天石同志的病情报告以及李敬仪同志的尸体鉴定
自１９６６年８月３日起至１９６６年８月９日止
（６６）办０２８４９
江苏省公安厅关于文化大革命保卫工作情况专报（三十一）（略，见本刊ｚｋ１３０１ｃ）

（二）

南京师范学院组织部　关于“八三事件”专案调查组的简报、汇报提纲、调查报告
自１９７８年７月起至１９７９年２月止
编号：１０（机密）
关于“八三事件”专案调查情况简报之一（略，见本刊ｚｋ１３０１ｃ）

　　调查八三事件的档案材料反映：母亲被疯狂的学生拖架着游街，他（她）们揪住母亲的衣领拖拽，边拖边打，母亲“走不多久，无力支持，被几个学生拖着，上衣领勒到颈部，拖到西康路时，窒息死亡”（引自另一份档案材料）。当时的尸检报告也说明了这一点。很明显，母亲是被那些疯狂的学生拖拽着游街，殴打，直接勒死的！父亲则被打成双臂骨折，双腿拖成瘫痪，脑水肿，八月五日身亡。因此，１９７８年５月３０日，老省长惠浴宇在我父母亲的骨灰安放仪式上致的悼词中当场加上了八个字，“悲惨遭遇，人间少有”！我看过“文革”中许多被迫害致死的人平反昭雪时的悼词，还没有看到一例悼词中有类似的言词！

　　母亲在“文革”之初被迫害致死时年仅五十四岁，她的一生短暂、平凡。母亲是接受了传统文化教育，又汲取了新文化养分的知识女性，如果不是恰逢抗日战争，母亲可能会一直从事女子职业教育，也可能去做一个中小学语文教师。母亲是在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但她并没有直接参加过武装斗争或地下斗争，而是一直在根据地和解放区从事普通的抗战教育工作，新中国成立以后，她才长期担任高等院校的教务处长、党委副书记等领导职务。母亲对待任何工作都是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从不投机取巧、弄虚作假，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母亲养育了我们六个子女，即便经历“文革”，我们几个子女也都学业有成，事业有成，这与母亲对我们的言传身教有很大关系。母亲在“文革”之初被残酷批斗而惨死街头，原因之一是母亲只承认是所谓反动教育路线在南京师院的代理人，除此之外决不承认其它任何强加给自己的罪名，决不违心自污，并以沉默和一言不发的方式作抗争，宁折不弯，因为母亲和父亲同样极为看重知识分子应有的人格和气节！

　　母亲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注１　冯世昌：干部的楷模　教师的知音—深切怀念李敬仪同志　《南京师大报》１９８６年９月１１日
注２　刘德华：学习李敬仪同志的优秀品质和作风　《南京师大报》１９８６年９月１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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