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庄子：话说“革命化的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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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革命化的春节”/胡庄子原创

1967年2月9日，是文革大规模展开后的第一个春节。这个节怎么过呢？

最先提出不过春节的是上海的一位工人。1月25日，上海《解放日报》刊登上海玻璃机器厂工人章仁兴的倡议书：“在两条路线和夺权斗争进行得这样尖锐的时刻，我们怎能丢下革命和生产，回乡去过春节呢？不能！坚决不能！”[1] 随后，各地报纸纷纷发表“读者来信”和“倡议书”，要求春节继续干革命。

1月28日，“上海工总司铁路联合指挥部”等57个造反组织发表《致全国革命造反派和全体革命同志倡议书》，倡议春节期间不放假，全力展开群众性夺权斗争。

1月28日,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和行政管理委员会发布通告，决定“教职员工不放寒假，取消探亲假,并不准外出串联。”[2]

1月29日，周恩来在接见“武汉斗争王任重指挥部赴京代表团”时说：“春节不放假，革命放啥假呢？”并问身边工作人员关于春节不放假的通知发了没有。同一天，《国务院关于今年春节不放假的通知》发出：“当前正处于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全面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根据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为了坚决执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夺取革命、生产双胜利，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新的高潮，国务院决定：一九六七年春节不放假。”[3]

2月8日，农历大年三十。西南师范学院教授吴宓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宓在世已七十四岁，计生平过年未有如今年之悲凄者。倘于1966年春死去（病殁）宁非宓之大幸。今惟祈速死而已。”[4] 北京师范学院的启功在日记中写道：“上午小组学习,今日我值日，下午在家未出门。”启功2月9日的日记记载：“国务院通令今年春节不放假。上午到组学习，下午在家自学未出门。”[5] 造反派小报也记录了这个春节的些许消息：“2月9日，北大革命师生以崭新的精神面貌过了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当天上午照常军训，下午革命师生分别拉出黑帮分子陆平、彭珮云、苏士文等进行斗争，并在校内游街示众。”[6]

1968年1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一九六八年新年、春节期间开展拥军爱民活动的通知》，其中要求“在新年、春节期间，一律不拜年、不请客、不送礼。”

报人徐铸成在1968年2月2日的专题思想汇报《我是怎样过春节的》中写道：“感激党和革命群众的宽大，春节放我三天假。现在把我假期中的情况向党汇报如下：(一)遵照领导向我宣布的纪律，三天内，我没有离开家门一步，没有干任何串联的活动。也没有任何亲戚上门，我的妹妹和外甥等也没有来看我的母亲。（二)我于夏历除夕晚上回家后，即吃晚饭。据我老婆告诉我，今年‘过年’，只买了一斤半猪肉和一斤排骨，做了三四样菜。我母亲今年八十三岁，中风后病情日见严重。她每月由我的妹妹给她十元零用钱。她说，这是她过的最后一个‘年’了，自己拿钱买了一斤多肉，半条鱼。另外，还给我的孙子买了一斤饼干，半斤糖。我因有胃溃疡病，一饮酒就发作，所以，几年来很少喝酒，这两个月来，更是滴酒未尝。春节期间，也没有买酒。……”[7]

1969年2月6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发出《关于过一个革命化春节的通知》，通知指出：

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热火朝天的斗、批、改的革命群众运动高潮滚滚向前，上海工人阶级斗志昂扬，意气风发，以革命和生产的新成就，迎接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在这样空前大好的形势下，一九六九年春节即将到来了。我们满怀着胜利的豪情，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一九六九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取得全面胜利。我们更应当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一）要把全面落实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作为今年春节活动的中心内容。……（二）遵照毛主席“向解放军学政治，学军事，学四个第一，学三八作风，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导，各联络站、基层造反队应切实贯彻执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一九六九年春节期间继续大力开展拥军爱民活动的决定》，更大规模地开展热烈的拥护解放军、学习解放军的群众运动。（三）牢记毛泽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导，切实做好节日期间的安全保卫工作。发动群众，继续批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和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以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的反革命罪行，并加强对阶级敌人的监督。认真做好防火，防爆、防特、防盗工作。要及时揭露和打击敌人的现行破坏活动，要普遍进行一次群众性的安全检查，要加强对要害部门的安全保卫、保密措施。各级组织，在节日期间都应安排负责人员加强值班工作。各联络站的值班名单，应上报总部备查。（四）切实贯彻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节日期间需要继续生产的工厂，要教育职工坚守岗位，自觉遵守劳动纪律，出色完成任务。所有工厂，都要加强设备维护和做好各项生产准备工作，以保证节后生产的顺利进行。（五）遵照毛主席“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的教导，切实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发动群众，普遍举办家庭毛主席思想学习班，广泛开展谈心活动，做到：破四旧，立四新，过春节，革命化。革命造反派战士应当起带头模范作用。春节期间确实需要回乡探亲的职工，应在农村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最新指示，宣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保持工人阶级艰苦朴素的本色，虚心向贫下中农学习，加强工农联盟。大力提倡勤俭节约，坚决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大吃大喝，特别要警惕资产阶级糖弹的袭击。严禁假公济私，游山玩水。各级组织应加强教育，严格纪律，防止和杜绝这种邪风。如有犯者，不管他是什么人，定予严惩。革命造反派战士和革命职工，应自觉遵守国家计划，维护革命秩序，必须严防阶级敌人乘机制造谣言，破坏春节市场供应，破坏社会治安。……[8]

作家袁鹰回忆了当年过春节的情形：“印象最深的是1969年在北京郊区房山农村牛棚里过春节。20多人挤在一间自己盖的干打垒式棚子里。干校的五七战士们春节前大部分回城过年，留下少数人看守干校，看管我们这些牛鬼蛇神。大年初一那天，军宣队开恩，让我们吃一顿水饺，但命令我们必须自己包。这是理所当然，军宣队和革命群众包饺子给牛鬼蛇神过春节，哪有这个道理！……几位北方人和女同志忙了好大一会儿，（把饺子）送到大厨房去下。我们几个没有参加包的人就端盆提桶，把饺子捧回棚里。可是，且慢!临吃之前，要加上一项请罪的内容。于是，面对一面盆热气腾腾的水饺，每个人逐一将自己再辱骂一遍,上纲上线,自责自虐。文革对我们这类人的最显著的精神成果就是灵魂的扭曲，自觉自轻自贱。有人说自己不听毛主席的话,反而去执行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有人说自己忘本，沦为刘邓黑司令部的走卒等等。反正这类检讨，两三年来已经重复了不知多少遍,张口即来,并不费力。……有一位女同志说着说着,泪如雨下，眼泪全滴在饭碗里,醋味之外又加了些咸味。等到一遍请罪轮完,吃饺子的兴趣同水饺的热气一起消失得干干净净。吃在嘴里,也不知是咸是淡是涩。那天没有劳动任务,吃完饺子，每个人都静坐在自己的座位上，闷声不响……”[9]

文革十来年里，中国大陆都在提倡“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法国大革命后，一周七日、周末礼拜的传统制度一度被取消。文革与之相似）。

革命化的春节，春联还是要贴的。红卫兵创作的新春联有：四海放歌东方红，五洲齐颂毛泽东。/举国满园春，全球一片红。/高举红旗斗私批修，喜迎新春万紫千红。/千军奋斗促联合，万马奔腾迎曙光。/斗私批修做模范，教育革命当先锋。[10] 体现了鲜明的革命特色。

上述描述的是“革命化的春节”的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春节。工人农民是如何过“革命化的春节”，因为工人农民不写书，他们的春节就消失了……

（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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