匆匆：楼顶平台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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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调到北京工作以后，我家在城里住了一段时间。1954年底，城外新校区刚刚建起来，我家就搬过去了，成为了新校区第一座教职工宿舍楼的第一批居民。


刚刚落成的宿舍楼是一座青砖平顶的四层楼。这座楼从建筑美学的角度来说实在是乏善可陈，一色灰砖外墙，平平的顶子，像个火柴盒。整座楼一共5个门洞，在每个门洞上面有一个砖砌的半圆形的券，算是给这座方方正正的沉闷建筑带来一点儿灵动。

整座楼一共住了五八四十户，我家住在中间门洞的二层。

楼下住的是因为写作了平剧（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京剧）《逼上梁山》剧本而被毛泽东写信赞扬为“旧剧革命的划时代的开端”的历史学家杨绍萱教授，文革中，这封信被公开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却被注明是写给延安平剧院的。教授有一个儿子和我差不多年纪，极为淘气，喜欢打架，也许是受老爸影响，《水浒》看多了？

对门住的是大名鼎鼎的民俗学家钟敬文教授。他家的孩子比我们大些，和我们不是一拨儿的，基本上没有一起玩过。钟先生的长子高中毕业后，听说因为身体不太好，在家休养，所以我小时候倒是常常看见他。

楼上住的是幼儿教育专家卢乐山教授。这是一位气质高雅的女士，与人说话时永远带着亲切的笑容。她的先生姓雷，是从事医药工作的，我们全家都称呼他雷大夫。我们小的时候，有个头疼脑热，母亲就上楼去请雷大夫，雷大夫便很热心地拿着听诊器下楼来，听听问问，然后给点建议或者是几粒药片，母亲就安心了。

四层的两户人家因为和题目关系比较密切，我得多说两句。

一户住的是天文系教授刘世楷，曾经担任过中国天文学会理事。刘教授的家庭结构很特殊，他有两位夫人，而且住在一起。解放初期，社会比较宽松，纳妾虽是旧社会的陋习，但是对于既成事实，无论单位领导还是群众，大都是理解和宽容的，没有人去追究其是否合理合法。刘教授的几个孩子都是第一位夫人生的，都已经长大成人了。刘先生和两位夫人生活在一起，彼此相安无事，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们吵架拌嘴。第一位夫人年纪比较大，个子不高，好像身体不太好，不大出门。第二位夫人则年轻一些，高高的个子，烫过的头发有点花白，，性情开朗，爱说笑，常常出来买菜，参加家属中组织的读报等活动，和邻里相处得很融洽。

另一户住的是个大家庭。户主是教育系的总支书记汪阿姨，当时又年轻又漂亮，她母亲岁数可能和我父亲差不多，所以汪阿姨称呼我母亲为伯母，自然，她的孩子们也就叫我母亲奶奶。可是，这些孩子和我们又差不多大，大女儿立岩比我小一岁，和我最要好。这样一来，整个称谓就乱了套。我叫她妈阿姨，她叫我妈奶奶——现在想起来简直是乱七八糟，不成体统，但是当时大家都叫得甜丝丝的，并不觉得有任何不妥。

从四楼往上再走半层楼梯，有一扇门，通向一个巨大的楼顶平台。这个门原来并不上锁，顶层住户可以到平台上晾晒衣被。但是屋顶风大，真正到这里来晾晒衣被的大人并不多，于是，这个和整个楼顶同样大小的平台，就成了我们这些孩子的天下。

平台四周有一米左右高度的水泥护墙。在五个门洞楼梯上方的位置，都有一个突起的2米多的水泥斜坡。我们常常爬到这些个斜坡上面把它当成滑梯玩儿。因为斜坡下端的护墙只有尺把高，如果从顶部滑下来的力量猛了，是有翻出护墙掉下楼去的危险的。也许正是因为有这种危险的刺激，孩子们反而乐此不疲。有的男孩子还故意在不到一尺宽的护墙上行走，以显示自己的胆量。这种危险的玩法儿使得家长们分外担心，强烈呼吁把通往平台的门上锁。但是，这么好玩的地方是很难锁住的，所以，那道门常常是锁了撬，撬了锁。只要看见那门开着，我们就会不失时机地溜上去疯玩一气。

当然，我是不会去冒生命危险走那护墙的，连骑在那上面聊天的傻事我也不会干。我最喜欢的事是伏在护墙边上向远方眺望。那个时候，北京城的高楼大厦很少，四层楼已经算是不低了。从平台上，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北边是大片的田野，其间点缀着一些新起的建筑；向西，可以欣赏到西山上连绵的晚霞；东南方向的景色最好看，近有德胜门城楼，远有北海白塔和景山……

汪阿姨是去苏联学习过的，家里有不少从苏联带回来的玩具，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很大的眼睛会动的洋娃娃。现在这种娃娃一点都不稀罕了，但在五十年代，国内还很少见。另外一样更稀罕的东西，是一辆小自行车。它不像现在的儿童车，花里胡梢的，一看就是个大玩具；也不像现在的22型自行车，车把高，车座低，轱辘小得不成比例，骑上去活像马戏团的狗熊。这辆小自行车可是一辆真正的自行车，全部构造和比例都和普通自行车一模一样，五脏六腑一应俱全，只是个头稍微小一点。蓝色的车身，银色的车把，真是漂亮极了！五十年代，自行车对于一般家庭来说，还是比较昂贵的“大件”，一帮半大孩子，看到这么漂亮的小自行车，能不眼绿么？于是，楼顶平台又成了练车场。立岩和两个大弟弟把车子搬到平台上，几个小朋友排着队轮流尝试，虽然不断有人摔倒，却还是玩得好开心！

可惜好景不长，住在顶层的其他住户提意见，说我们在平台上跑来跑去太吵了，于是，在楼顶平台骑自行车的浪漫历史便结束了。

当然，我说孩子们喜欢这个大平台，并不是说大人们就从不到这里来。每年“五一”、“十一”的晚上，许多大人孩子都跑到平台上来看天安门广场上空施放的礼花，那差不多是这个平台上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了。伴随着一阵阵隆隆的礼炮轰鸣，灿若云霞的礼花腾空而起，映红北京城的半边天空，整个平台上立刻绽开一片孩子们的雀跃欢呼声。

我和立岩经常楼上楼下两家之间串来串去地玩儿，有时候，也一起到楼顶平台上边观景边聊天，两个小女孩儿在一起不知道哪儿来那么多说不完的悄悄话。我上六年级的时候，立岩转到城里去上学了，她上学下学要乘很长的公共汽车，我们一起玩的时间就少多了。后来，我们分别升入不同的两个中学。初一还没来及读完，文革就开始了。

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号召下，社会陷入了空前的混乱，抄家、批斗成了日常生活的主旋律。知识分子成堆的大学校园成了重灾区。很多过去倍受尊敬的老教授一夜之间变成了反动学术权威，变成了历史反革命，胸前挂着大牌子批斗游街。我们这座楼里住的大多数都是老教授和领导干部，十之八九都被大字报点了名，不少人已经被揪斗过，一时间人人自危。

1966年8月26日的中午，我从学校回到家里。刚刚端起饭碗，就听到妈妈惊呼起来：有人跳楼了！楼道里顿时响起一片杂乱的脚步声，我也在惊恐中随着大人们跑下了楼。我看见就在我们这个门洞东边的空地上，头朝下俯卧着两个人，原来是我们楼上四层的刘世楷教授和他的第二位夫人。两个人的头部都有少许的血迹，没有痛苦的表情，像是睡着了。很快，他们身上就盖上了席子，可见是没有救了。我看到刘教授的第一位夫人也从四楼下来了，她头发凌乱，衣服都没有来及扣整齐，人已经吓得站不住了，坐在不知谁搬出来的一张椅子上，哆嗦得说不出话来，一张惊恐得变了形的脸上老泪纵横……

后来听说，刘教授是听说造反派马上要揪斗他，才选择了这条绝路的。而他的第二位夫人，也义无反顾地陪同他一起走上黄泉路，听说她临上楼顶之前，神态没有一点异常，只是把自己手上戴的手表脱下来，交给第一位夫人。我不知道她在作出告别这个世界的决定的时候，心里究竟想的是什么？有人说，刘教授是她在人世间唯一的亲人，先生走了，她活着也就没意思了。但我不相信这个说法，从她平时对生活的热爱，以及开朗活泼的性格来看，我也无法相信。

过了不久，从这个楼顶平台上又跳下了第二对教授夫妇。

从此，我再也不敢上楼顶平台了。

1976年唐山大地震以后，北京的很多建筑都进行了加固，这座楼也不例外。楼体外面横一道竖一道地加上了一些灰色的钢筋水泥补丁。楼是结实了，可是就更没有一点建筑美可言了。楼顶的平台也进行了大修，不再允许人上去。不知道究竟是怕人上去踩踏多了引起屋顶漏雨，还是因为怕再有人从上面往下跳。

我离开那座灰色的楼已经很多年了。现在偶然从楼前走过，我还总是忍不住要抬头看一眼楼顶，再低头看一眼中间那个门洞旁边的空地——那里后来砌成了花坛，里面经常开着一些血红血红的月季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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