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佥平：我为什么不参加清华附中老同学的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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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不参加清华附中老同学的聚会?

今天，清华附中63级预科641班的老同学要在清华附中举行纪念就读清华附中50周年的聚会。尽管这个通知发到我的邮箱里已经几个月了，而且昨晚九点多钟我的徐姓同班同学还来电话问我参不参加聚会，我都表示了不参加。徐姓同窗很不理解我为什么不参加，坚持要我给他一个理由，并要了我的博客地址。因此，我写此文作为解释。
我为什么不参加清华附中老同学的聚会？简单来说，就是我不屑与聚会的组织者（以下简称聚会组织者）见面、为伍，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虽然我和聚会组织者都是共产党员，但是正如毛泽东所说，“党外有党，党内有派”，我和聚会组织者是不同的两类共产党员，“道不同，不相谋”。
实际上，这种“道不同，不相谋”，在清华附中63级预科641班中，并非是我一人。在我看到聚会的通知后，我发电子邮件问讯部分同学的想法。其中，一个方姓同学就回信说：“我很少参加清华附中的聚会。我不愿意去的理由很多，除了较忙外，对有些人文革中狰狞面孔的记忆难以忘怀，特别是从没有对自己当年的恶行有过丝毫忏悔的人，我是不会原谅更不愿亲近的。”
的确，要说清楚我和聚会组织者为何“道不同，不相谋”，就要从47年前的“文化大革命”开始。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文化大革命”由此开始。当时，清华附中的一批高干子女从他（她）们的父母长辈处，获知了这个重要信息。5月29日星期日傍晚，他（她）们在清华附中西面仅一条马路之隔的圆明园开会。他们为了迎接阶级斗争暴风雨的来临，有力地与校方进行斗争，商议并成立了自己的学生组织，并将其命名为“红卫兵”。从此，红卫兵运动的序幕揭开了。
聚会组织者以“红五类”（家庭出身是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的身份，成了首批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成员。我和班上家庭出身是职员以及某些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出身的学生,自然也就成了红卫兵排斥或打击的对象。学生中，由于家庭出身不同，思想政治观点不同，开始形成了两派。
当时，红卫兵学生和非红卫兵学生在思想政治观点上的不同，以及引起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学校领导是否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培养修正主义苗子的问题上。我们预科班，首当其冲成了躲不开的话题。
1964年，高等教育部为了加快高质量人材的培养，批准清华大学推进教育改革，试办预科的请求。清华大学决定从清华附中高二学生中择优选拔，提高程度，衔接大学本科要求，试办预科班。于是，清华附中随即从四个63级完成高一学业的学生班中，择优选拔、重新编班，成立了预科641、预科642两个预科班和两个普通班。由于我的高一学业成绩考核全部优秀，并获得了优良奖状。因此，我被分到了预科641班。
围绕着预科班是否是学校领导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培养修正主义苗子的问题，红卫兵学生和非红卫兵学生进行了多次激烈的辩论。聚会组织者虽然自己也是预科641班的成员，但却说他们之所以被选进预科班，是校领导为了掩人耳目，是腐蚀他们，是和无产阶级争夺接班人。我们则用学校开展军训、进行圆明园遗址爱国主义教育、发展学生党员等事实来进行驳斥。我和王姓同学还走访高等教育部，从高等教育部部长蒋南翔的讲述中获知了清华大学试办预科的全过程，回来后公之于众。
6月8日，人大附中、北大附中、四中、六中、八中等学校300余人相约来到清华附中声援红卫兵，并且进入校园刷贴大字报。
6月8日，团中央派的工作组进校。红卫兵初期欢迎工作组，工作组也肯定红卫兵。7月上旬，红卫兵与工作组产生意见分歧，中下旬，分歧进一步深化。
6月24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发表文章《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7月26日，中央文革小组在北大称：派工作组的作法已经完全不适用了，要破除迷信，破除旧习惯势力，撤销一切工作组，由师生自己教育，管理自己，自己革命，一切权力归革委会。
7月29日，北京市新市委宣布撤销工作组。红卫兵开始揪斗工作组，进而冲击团中央、揪斗胡耀邦。我对红卫兵的这些行为极其反感，加上父母长期以来与胡耀邦夫人李昭亲密关系的影响，我和红卫兵揪斗工作组、冲击团中央、揪斗胡耀邦的一系列言行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8月1日，毛泽东复信清华附中红卫兵：“表示热烈的支持”。红卫兵兴高采烈，把复信在校园里一遍一遍地反复广播。
8月26日，清华附中的校园暴力首次出现。校长万邦儒被打得遍体鳞伤、内脏出血。团委副书记刘树华老师不堪毒打而爬上锅炉房的烟囱，一跃而下自尽。出身黑五类的高二女生郭兰蕙，难忍身心的痛苦而服毒自杀。众多的教职员工跪在操场上，剃着阴阳头，顶着盛夏的烈日“斗私批修”……
林立果曾经说过：红卫兵这场运动的兴起，是“历史地落在清华附中”。清华附中成立于1960年。学校直接隶属于清华大学，而不像其他中学隶属于北京市教育局。清华附中的学生主要来源是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军人（尤其是高级军人干部）、知识分子（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女，也有少量工人、贫农、下中农的子女。清华附中西门外仅一条马路之隔的圆明园遗址，是清华附中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绝佳天然课堂。圆明园被焚毁的惨烈历史，时刻激荡着每一个学生胸中的激情。清华附中的这些特殊性，就为以后清华附中学生首开造反之路提供了充分且必要的条件。历史发展的轨迹确实就是如此。今天的人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清华附中红卫兵因为提前于亿万人获知了中央的《通知》而成立，又从获得毛泽东“热烈的支持”而兴起，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檄文《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充满了战斗激情。这一切都与清华附中的上述特殊性紧密相关。
1966年10月，我串联来到武汉大学。在这里，我与同班的方姓同学（家庭出身也是职员）不期而遇。我们都持有湖北省委是正确的，省委书记张体学是好干部的观点，因此一起参加了支持湖北省委、省委书记张体学一派的“全国各地红卫兵赴武汉联络站”的工作。但是不久，聚会组织者就带人来到武汉大学，对“全国各地红卫兵赴武汉联络站”核心组的负责人说：他们（指我和方姓同学）不是红卫兵，要把他们带回学校。我们坚决拒绝了聚会组织者的无理要求。
这就是方姓同学回信中说的：“对有些人文革中狰狞面孔的记忆难以忘怀，特别是从没有对自己当年的恶行有过丝毫忏悔的人，我是不会原谅更不愿亲近的。”
是啊，“从没有对自己当年的恶行有过丝毫忏悔的人”，有什么理由、又有什么脸面来组织老同学的聚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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