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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23 17:3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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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师大造反兵团——一个曾引起毛泽东注意的文革群众组织(续）
中篇1967年9月-1968年8月
9月7日过去了，师大的统一也一去不复返，进入了同在井冈山名号下的”公社“与”兵团“之间的”不对称“斗争。
双方的实力对比实在悬殊。
先看两位女主帅：谭厚兰年届三十，名义上也是学生，但实为调干，入学前已经在职、入党，文革前夕正在《红旗》实习，文革爆发后则成为著名造反派，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首都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委会常委。反观兵团的王颂平，只是一个大二的普通女生，自发造反派，无任何政治背景、无任何中央文革恩赐的光环、无任何头衔的“三无“人员。两人的较量，在一些人看来，输赢似乎应无悬念。
再看他们各自的队伍：谭厚兰的”公社“拥有几千人马，拥有运营一年以上的严密组织机构和一批久经战阵的兵将，掌握着全校的全部权力和资源，有红代会、市革委和中央文革的官方认证，有“地派”这样强力的外援，这使得他们在气势上已处于上风。反观兵团，成立不过几天，人马不过几百，组织尚不健全，一切都在草创，没有任何政治物资资源，也没有像样的宣传工具，更重要的是根本没有得到文革官方的承认，在红代会的名册上是个道地的黑户。名义上，它属于“天派”，但在遭到江青的训斥之后，蒯大富和韩爱晶的天派也不敢公开表示支持（但暗中的支持还是有的）。如此悬殊的力量对比，让很多人都怀疑“兵团的旗帜还能打多久？”
但”兵团“能顽强地坚持下来，自也有它的道理。因为在双方的力量对比上，还有另外一种计算的方法：
谭厚兰固然握有雄厚的政治资本，但因当权时间长，犯错误多，树敌多，加上蒯大富形容的“有些霸道”，负面财产也更多一些，第一个就是王关戚问题，是她永远难以洗清的污点，永远被对手揪住不放的软肋。第二个是反击二月逆流，这本来被看作是谭厚兰的一大功绩，但因为犯了造反派”怀疑一切，一反到底“的通病，谭厚兰和地派的反二月逆流也翻过了头，潜藏着一股把矛头暗中指向总理的暗流。1967年6月，北京出现的反总理的“五一六兵团”就有地派的背景。很快，“五一六兵团”被中央文革宣布为反革命组织，谭厚兰和地派连忙急刹车，约束部下停止暗中整总理的材料，极力摆脱干系，但仍留下了许多蛛丝马迹，成为对手的又一攻击点。反观兵团，作为新生的“在野派”，势单力薄固然是一大劣势，但其干净的历史和清新的作风在气势上并不输与对方。
谭厚兰的”公社“，表面上人多马壮，内部却四分五裂，派系林立。例如每个系只能有一个大队，但中文系却是例外，”中文系大队“之外另有一个“挺进大队”，两者间势同水火。再如物理系，有一个大名鼎鼎的李庆林，曾是早期造反兵团的头头之一，但在“兵团”恢复活动之后，却选择了留在井冈山，单独统率一支人马，基本不听谭厚兰的指挥，暗中与”兵团“互通款曲，随时准备拉队伍走人另立山头。当然最有说服力的例子还是“九七事件”，看是铁板一块的”公社“顷刻间分崩离析，谭厚兰身边的亲密战友，大难临头各自飞，甚至不忘对倒在地上的谭厚兰踩上一脚。反观兵团，人数虽少，却相对团结，如同一切创业期的队伍一样，没有大的利益之争，没有派系，没有山头，如果说有矛盾，主要是观念和策略之争，绝对不丧元气。兵团的领导，以一年来共同斗争的战友为主，兵团的群众，经过“九七事件”的大浪淘沙，剩下来的都是比较坚定的分子，在谭厚兰的高压下反而更加抱团，斗志旺盛。另外，兵团在校内还有大量的暗中支持者和同情者，他们因各种原因没有正式加入，但却经常与兵团配合行动，通风报信。从这个角度讲，”公社“与”兵团“的实力对比，绝不是人数上反映出的10比1。
从1967年9月兵团恢复活动，到1968年谭厚兰的井冈山公社正式解散，两者间的斗争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967年9月-1968年2月，文攻阶段。
以1967年9月7日为起点，“公社”与“兵团”立刻进入了激烈的对博。兵团把“公开保王关戚”和“暗中反总理”作为攻击点，力图证明谭厚兰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把求合法，求生存，求平等作为首要目标。 “公社”则早已由谭厚兰定下基调，“兵团”是“一月风暴反夺权的逆障”、“二月逆流的怪胎”、“颠覆红色政权的急先锋”、“专政委员会的罪恶帮凶”，是“一伙反革命小爬虫、变色龙”。其目标当然必须彻底消灭，斩草除根。这注定了双方的斗争是一场生死之战，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
但双方的斗争方式基本没有脱离文革“四大”的轨道，没有滑向武斗。在兵团，是没有这样的可能，在公社，这可能是出于过度的自信认为无此必要。
但谭厚兰显然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兵团不但没有迅速垮台，反而很快站稳了脚跟。在短短的时间内，他们迅速建立起几百人的队伍，建立完善了机构编制，还抢占了校内一座闲置的楼房——工五楼，作为自己的大本营，建立了自己的广播站（顺便说一下，由蒯大富赠送的广播器材，投向兵团的几位原校广播站最出色的播音员，使得兵团广播站的实力一点也不比“公社”逊色），出版了自己的小报《兵团红旗》，俨然已经是一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正规组织。而谭厚兰的封锁更是难以奏效，兵团不但与“天派”的众多组织保持或明或暗的联系，也不放过一切机会，挤进红代会的各种活动，大力发声，宣传自己的存在。这种策略虽然不能马上奏效，但累积效应却渐渐显现。
在校内，“兵团”几乎不放过任何与谭厚兰对抗的机会。除了大字报、大标语、大喇叭、大辩论、和兵团小报，凡全校性的集会，他们总是不请自到。常见的场景是，”公社“刚刚宣布开会，就会有数名兵团战士冲上讲台。要求发言，甚至强行抢夺麦克风，大呼口号。会场乱成一团，议程无法进行，只好匆匆宣布散会。
应该说“兵团”的这种策略还是很有效的，兵团很快地成为北京人所尽知的谭厚兰对立派：天派看到谭厚兰的狼狈相暗自窃喜，地派则眼见自己的两大“领头羊”之一变成了“跛脚羊”而难抑焦虑。市革委、中央文革虽继续秉持不承认的态度，但也难以视而不见。
文革中的“文斗”当然不会文质彬彬。随着战情的变化，有时也难免出现激烈行为，甚至滑到武斗的边缘。我记忆中就有这样印象深刻的两次。
第一个是“喇叭事件”。谭厚兰为了压制兵团广播站的声音，利用雄厚的财力增设了几十个高音大喇叭，一下子把嗓门提高了几百分贝。“造反兵团”不甘示弱，在一个夜间策划了一次奇袭，派出内部戏称的“武工队”，把对方的一部分大喇叭摘走，其余的全部接到自己广播线上。第二天清早，从睡梦中醒来的师大人，突然发现“公社”的喇叭集体失语，而兵团的声音却猛然高了八度，一时间还以为又发生了第二次”九七“事件，待明白过来，谭厚兰自然气得发疯，但因为没有抓住真脏实据，除了把”错位“的喇叭线重新接回，被摘走的只能当是”白送“，自认吃了个哑巴亏。那些小老百姓，则如同看了一场不花钱的电影，捂着嘴偷偷地乐。
另一件是”主楼静坐事件“。起因是1968年1月，66届毕业生在推迟一年半之后开始分配。兵团担心自己的应届毕业生吃亏，要求参与毕业分配工作，遭到谭厚兰拒绝。”兵团“在屡争未果的情况下，决定在校革委会所在的主楼一楼举行静坐，期间还进行了绝食抗争。谭厚兰拒不让步，”兵团“也不肯妥协。事件一直持续了四十多天。。直到1968年3月，中央文革在钓鱼台举办高校群众组织大联合学习班，其间两次接见了各高校群众组织负责人。破天荒地允许”兵团“参加，这在兵团方面看来是个重大进展。同时毕业分配进入尾声，”兵团“成员未感到明显歧视，遂决定结束静坐。
获准参加高校群众组织大联合学习班，是兵团距离被公开承认最近的一次。但在大好形势下，兵团也犯下了大错，遭至谭厚兰的大举反攻。双方的斗争开始向武斗潭边演变。
第二阶段：1968年3月-7月，武斗阶段。
1968年3月，文革再次发生政治大地震。3月24日，毛泽东亲自批准，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突然被宣布打倒。杨成武、傅崇碧德的罪状之一是“在北京市反对谢富治、想夺市革委会的权”。这显然是指几天前刚刚发生的”倒谢事件。67年4月20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谢富治出任北京市革委会主任，与红卫兵五大领袖中作为副主任的聂元梓和作为常委的其他四人有更多的交集。因之也与他们结下众多恩怨。谢富治一向是紧跟文革小组的，对五人的态度也大抵如此。表面上看，谢富治一直表白在北京市对“天派”“地派”，对五大领袖一碗水端平，实际上更倾向于“地派”。他和聂元梓的矛盾尤为尖锐，这里可能有谢富治的偏心，也可能有聂元梓本身的问题。矛盾的起始应该是反击二月逆流和接着的高教部夺权，得到王、关、戚支持的谭厚兰，处处压聂元梓一头，聂元梓认为谢富治偏袒谭厚兰，对其开始不满。后来，由于聂元梓与谭厚兰和“地派”的冲突突不断，王、关、戚对谭的偏袒越来越露骨，很多事都由同他们钩在一起的谢富治出面，聂元梓同谢富治的矛盾更加直接。1968年3月中旬，在北大出现了炮轰谢富治事件，并很快形成了连锁反应。天派的一些组织和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纷纷贴出炮轰谢富治的大标语，还有一批学生到公安部去，要揪谢富治。形势十分混乱，小道消息满天飞，一股炮打谢富治的潮流开始形成。3月16日北京师范大学造反兵团贴出公开点名批判谢富治的大字报《谢富治、戚本禹12·27讲话必须全盘否定，彻底批判》。广播站也播出充满杀气的文章《把镇压群众运动的侩子手谢富治押上历史的断头台》，并贴出一些大标语和大字报，积极参加了“倒谢事件”。但“倒谢事件”很快即被中央文革小组出面制止。3月24日揪出“杨、余、傅”，更与“倒谢事件”挂上钩。中央保谢的明确态度，让聂元梓等陷入被动，地派趁机反击， 3月25日下午，北京七所院校的“地派”组织冲进北大，发生了“3.25”武斗事件。进而引发北大校内两派的武斗。
倒谢事件”让“兵团”陷入非常被动的境地。谭厚兰岂能放过这一天赐良机。立刻动员一切力量，对“兵团”展开大规模围剿。“兵团”也森严壁垒，众志成城，准备迎战。由此，师大进入了延续百余日的“武斗阶段”。
作为战前动员，谭厚兰首先抓住“倒谢”与“杨余傅”的关系，利用大字报、大标语、大喇叭等一切舆论工具，高调声讨“兵团”犯下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方向路线错误，是“杨余傅”的小爬虫。半年前，“兵团”曾给谭厚兰加以类似罪名，只是当年的“王关戚”换成了如今的“杨余傅”被反用了回来，同样的罪名，出自当权者之口，分量自是大不一样。谭厚兰已不满足于用文攻手段，兵团头目被点名“通缉”，很多兵团成员被围追堵截，名曰“辩论”，实为围攻。一些被抓住“倒谢”把柄的兵团成员被公开批斗，诬为现行反革命。数学系一个名叫王守田的学生被扭断了一只胳膊，仍然押送游街。兵团广播站那篇“断头台”文章的作者，政教系学生李清宝被迫东躲西藏。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师大校园笼罩着肃杀气氛。兵团不得不转入守势，一面表示“坚决拥护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一面暗中做好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恶斗。一些重要的部门，特别是广播站，都转移到了兵团的大本营工五楼，还有不少兵团成员，主动搬到工五楼，据守阵地，进入临战状态。
4月21日，经过紧密策划的“公社”调动了上千人马，由谭厚兰的副手董连猛亲自指挥，喊出了“踏平工五楼”的口号。随即把队伍开到工五楼前。他们首先在楼前喊话，模仿电影里的对敌攻心、交待政策、严厉警告之类。早有准备的“兵团”则据楼顽抗，回以高呼口号、高唱语录歌和劝告谭厚兰必须悬崖勒马的反宣传。见到“兵团”如此冥顽不化，董连猛立刻下达了对工五楼的攻击令。
这里要简单介绍一下后来变得十分著名的“工五楼”。“工五楼”是师大“工”字编号的五座职工楼中的一座。当时不知因何处于闲置状态。1967年9月“兵团”恢复活动后，占为己用，成为兵团的大本营。楼为四层三门，隔为若干单元。狭窄的楼梯成为进入楼内的唯一通道。在没有热兵器的条件下，这显然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堡垒。
且说随着董连猛的口令，一帮膀大腰圆的男生领头呼啸着冲进楼门，却发现所有的楼梯都被桌椅板凳堵得严严实实，真个是森严壁垒！壁垒后面则站着众志成城的兵团男士，随时准备对敢于来犯之敌，居高临下，给予痛击！进攻者欲入无门，欲攻乏术，光棍不吃眼前亏，只好暂时退出。董连猛和手下一番计议之后，决定改强攻为围攻，队伍暂时后撤，门前布下岗哨，许出不许进。入夜，董连猛亲自出马，祭出狠招。他们登上与工五楼成丁字形的工三楼楼顶，架设起用汽车轮胎制作的强力大弹弓，将大石块对着工五楼的玻璃窗一阵猛射。没过多久，工五楼朝东的许多玻璃窗都被击碎。
在兵团的历史上，这大概是最困难最黑暗的一段日子。工五楼黑云压城，随时有被攻破的危险。兵团领导设想到了最坏的结果，甚至将一小支队伍撤往同为天派的北京轻工学院“红鹰”的地盘，准备一旦工五楼沦陷，建立“流亡政府”。
兵团那些留在工五楼外面的人日子也并不好过。“公社‘对他们使出了交替的两手。软的一手，不断有人围追辩论、做说服劝降工作，动员弃暗投明，退出兵团。硬的一手，时不时就会被截在路上或饭厅门口，一顿暴揍。当时有两个体育系学生，经常对兵团人大打出手，并且专找要害部位下手，被兵团骂作“白狗熊”、“黑狗熊”。食堂里有一位姓杜师傅，特别仇视兵团，见到兵团的人来打饭，态度极为恶，有时还拳打脚踢，（此人后来因此被追究，受到惩处）。
谭后兰对工共五楼的包围前后持续了近百天。中间时紧时松，时战时停。其中最激烈的有两个时段：一次是从”四二一“第一次围楼后的十几天。第二次是6月，这次的攻击更加猛烈，特别是使用了对工五楼断水断电断粮的“三断”政策。但兵团的抵抗也更为坚决，他们以蜡烛代电灯，依靠深夜偷偷运进的和窗外的战友扔进的食物充饥，更绝的是居然用了十几昼夜，在楼内打出了一口水井。谭厚兰想困死“兵团”的图谋又一次没能得逞。
7月28日，为制止北京高校的武斗，毛主席接见了包括谭厚兰在内的五大领袖，向各校派出了工、军宣队。北京高校的武斗戛然而止，北师大工五楼的攻防战也相应结束。
下篇 1968年8月-1971年7月
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最后的接见之后，随着工、军宣队的进驻，北京高校的所有的红卫兵组织几乎同时宣布解散，大大小小的山头顷刻间全部削平。但“造反兵团”却逆向而动。不但没有宣布解散，反而提出了承认自己合法身份、进入校革委会、批判谭厚兰的错误等“不识时务”的要求。
谭厚兰的“公社”宣布解散后，实际仍掌控者校革委会的大权，和刚刚开进学校的工、军宣队一道对师大实行共治。“兵团”则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校革委会根本不承认它是一个合法的群众组织，工、军宣队则强力压它先解散，再谈其它。兵团则清醒地看到，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一旦解散，一年来的斗争将付之流水，所有的成员将成为谭厚兰的案头鱼肉，任其宰割，所以坚持要先承认，后解散。
8月，67届毕业生分配工作。几个月后，68届毕业生分配工作。随着67、68届毕业生陆续离校（部分人被延迟分配），谭厚兰这位本应是66届的超龄毕业生，也离开了她的昔日王国，被分到北京军区某部一座农场劳动。几乎与之同时，1968年底，五大领袖中的聂元梓接受劳动改造。蒯大富被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任技术员。韩爱晶被羁押审查，交待问题。1969年11月被分配到湖南株洲三三一厂。王大宾分配到成都探矿机械厂工作（从1970年起，他们又陆续被招回学校，以清查五一六的名义被隔离审查，实则对他们文革中犯下的罪过进行清算，此是后话）。工、军宣队代替谭厚兰成了北师大的实际掌权人。留下的69、70两届学生被要求重新恢复以系、班为单位活动，工军宣队队员则分派至系乃至班，组织大联合、大批判。王颂平因为是69届，留在学校。此时，在兵团内部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有人主张响应毛主席的指示，让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宣布退出兵团，回归班级。个别人还反戈一击，公开反对王颂平（这几个人后来被兵团称为叛徒）。在兵团的核心人物中意见也并不统一，有人从惯有的造反思维出发，态度偏激，主张用对抗手段逼迫工军宣队支持自己的主张，对谭厚兰进行否定批判，另一部分人则持温和态度，认为派工军宣队是最高统帅的决策，应该在支持和配合的前提下提出合理诉求，反对动辄就冲会场、贴大字报等过激手段。但在当时的形势下，很多人充斥着焦躁情绪，往往激进的主张占到上风。1970年，他们公开批评工军宣队进学校后支持井冈山、革委会，执行了“右倾”路线，并把矛头暗中指向了市革委会。其间，北京市委两次到师大分别检讨“右倾”及“严重右倾”错误，兵团却坚持要市委承认“路线错误”，市委不接受，结果又去市委门口静坐，逼迫市委书记吴德出面接见兵团代表后才结束静坐。
1970年3月中央发出清理五一六的通知。6月，谭厚兰被召回学校隔离审查。工军宣队不得不暂时改变压制兵团的态度，在讲话中不指名地承认“在北师大有一支一直坚持与王关戚做斗争的力量”。在批判谭厚兰的大会上主动让兵团参加并安排王颂平发言。
然而在批什么、如何批等问题上，兵团又同工军宣队发生严重分歧，于是，失去耐心的工军宣队决定撇开兵团单独搞“清查5.16”并批斗谭厚兰。兵团则有人主张“不能让他们假批判的阴谋得逞”，于是就去冲击军、工宣队组织的批斗会。
兵团这种不讲策略、过于激进的做法终于招致一场灾难。1971年，王颂平等兵团头目被加以反康老、反谢等罪名成了清查五一六的对象，兵团被扣上了“破坏五.一六清查”的帽子。
1971年4月26日凌晨，10多辆军用卡车载送上百名男女警察（另一说是卫戍区部队战士）进入师大，在中南楼学生宿舍，敲门抓走在梦中醒来的79名兵团学生，连夜送到怀柔庙城解放军某部营房。名义上是办学习班，实则为关押审查。不明真相的兵团学生在怀柔组织了数天的绝食抗议。直到主办方说明这不是逮捕、不是关押、只是用办学习班的形式帮助提高认识，才结束抗议，表示了一定程度的配合。这可能算是兵团历史上最后的一次有组织的集体活动。这距离北京高校的其它组织集体解散已过去了两年半。由于当时行动的隐秘，这段文革中罕见的事件至今只有少数人知道。谜底，却可能永远无法得知。
在4月26日这天没有被抓到的王颂平，以及前面提到过的“许老板“许嘉璐，还有数名工人、教师，则被关在师大批斗。王颂平针对所谓兵团“反康老”的指控，在此期间曾直接给康生写了封信，大意是：如果你真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你不会因为对你怀疑错了，而将怀疑你的人打成反革命。但兵团作为一个组织的终结已无可挽回。
北京其他高校的最后两届毕业生69届、70届都在1970年年底前分配完毕。但北师大却推迟了近两年，直到1972年夏天。随着所有学生离校，北师大”兵团“与”公社“的斗争, 谭厚兰与王颂平的对决都暂告结束。
谭厚兰从1970年6月起被审查清算批判，直到1975年8月审查结束，被送到北京维尼纶厂监督劳动。王颂平则在稍晚的1971年被关押，同样遭到大会小会批斗，后开除团籍、学籍，遣送到北京远郊区密云县劳改(后改为到北京清河绒毯厂劳改)，长达8年之久。
有人据此认为，兵团和公社、谭与王是殊途同归。如果仅看到文革结束，这话也许有点道理。但是，从文革后拨乱反正的历史来看，两者的结局却有天壤之别。这也许可以从反面说明“兵团”与“公社”有本质差别。
文革结束后，北京高校几乎所有群众组织的主要负责人都被与“四人帮”挂钩，文革清算，有的还判刑入狱。而北师大造反兵团的王颂平却罕见地逆向获得平反，和谭厚兰走上了不同归宿。1978年4月，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了谭厚兰。1981年，谭厚兰检查出患有宫颈癌，被保外就医。9月，获准回老家湘潭治病。1982年6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做出了对谭厚兰免予起诉的决定。1982年11月，谭厚兰走完了人生的最后路程。这年，她45岁，终身未婚。
王颂平终在三中全会后的1979年4月平反，当时王要求除了给她个人平反，同时也要给所有受她牵连的同学平反，还要给兵团这个组织平反。前两条实现了，对于给组织平反的回答是：不要再追下去了。
在距离正常毕业分配晚了10多年后。她进入了当时政审很严的隶属于公安部的国际政治学院(后改称中国人民警官大学，现称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据说党委会讨论她的接收问题时有人反对，理由是她是文革中的“造反派”。院长凌云搬出彭真委员长的话：“有人说王颂平是造反派，第一，造反是毛主席号召的，我们这么多老干部当时都弄不明白，何况一个青年学生？第二，说造反还要看她反的是谁？”谁都知道，康生是彭真的死对头。于是一锤定音，王颂平进了该院。在竞竞业业工作了10年之后，从副系主任的岗位上辞职，与丈夫方延曦（同班同学，兵团战友，文革中同样因受迫害被迟至1979年才获平反，重新分配工作）一起选择自主创业。1994年，发明笔顺码中文输入法，1998年4月发明笔顺码专用键盘，创办北京必胜电脑有限公司，任董事长。后又关注幼儿教育，创办《聪明娃娃金钥匙》幼儿教育平台，并兼任北师大继续教育学院兼职教授。如今，她已是一名卓有成绩的专家学者和社会活动家。
结束语
写到这里，这篇文章本该结束了，但还有两个问题必须回答。
问题一：如何解读毛泽东说的“省无联”似的大杂烩？
首先必须对毛主席的这次非常接见有一个深刻认识。红卫兵和五大领袖都是毛泽东亲手制造和扶植起来的，为文革立下了大功。现在同样出于文革的需要，要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再把他们提出历史舞台，文革中善于翻云覆雨的毛泽东也感到是一个为难之事。因此他老人家为这次接见定下的基调是扮演一个慈父的角色，对五大领袖既严厉批评，又尽量安抚，一再表示“你们这五大将，我们都是护你们的“
五大领袖一定也都预感到此次接见的严重性，心中十分不安和恐惧。蒯大富在工宣队冲进学校后，一直认为这是一个背着毛主席的阴谋，于是采取武力对抗。失败后仓皇逃走，接到毛主席要接见的通知后，仍不敢相信，不敢前来。凌晨七点，蒯大富狼狈地赶到毛主席的会见地，一头扑到毛泽东怀里,嚎啕大哭，说:主席,今天早上,肯定是“杨余傅”黑手干的,派了十万工人把我们清华完全包围起来了,进了各楼分割包围,把我们人抓走了好多,又打了。主席就把双手平伸出来,上下翻了一下,说:你要抓黑手啊,黑手就是我,工人是我派的。
蒯大富说:主席,那不可能!您平时制止武斗的时候就是把双方隔开,是不带枪、不开枪、不打人、不骂人、不动气,“五不”嘛,这我都记得。可他们进学校就分割包围,一包围就抓人,就打人。当时,主席冲着谢富治、温玉成就喊:唉,谁叫你们抓人啦?谁叫你们打人啊?谁被抓走了?,统统放了,一个都不能留“。
在会见临近结束时，，蒯大富说出了五大领袖的共同疑惑：“主席，你是不是不要我们了？”毛泽东的回答是:“我把你们找来是护着你们的”。
为了体现“是护你们的“，毛泽东对于五大领袖的校内两派斗争一再表示：“我也是偏向你们这一边，你们回去一讲，我们有偏向，井冈山、四一四兵团，就会对我有意见。清华四一四说四一四思潮必胜，我就不高兴。“对已获承认，占有半壁江山的对立派尚且如此，更何况是小小兵团？当着谭厚兰面加以贬抑，不是很容易理解吗？
了解了这个大背景，我们再来分析：毛泽东为什么说出“省无联”似的大杂烩？“
我的解读是：谭厚兰一贯攻击”兵团“思想异端“，是”大杂烩“。而”省无联”似的大杂烩就是她向上告状时经常扣给“兵团”的大帽子。毛泽东为了安抚和“护着”谭厚兰，顺口重复了一下谭厚兰的说法，如此而已。因为，从下面的分析不难看出，“兵团与“省无联”似的大杂烩绝无任何相似之处，而后来的事态发展也证明，毛泽东的这句话也只是说说而已，并没有产生任何的实际作用。
现在需要介绍一下什么是“省无联”似的大杂烩。这里有两个关键词：”省无联“和“大杂烩”。但是当年”省无联“的标签之一就是”大杂烩“，所以，我们统一介绍一下这个说法的来历。
“省无联”的全称是“湖南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是文革中一个在全国都有很大名气的群众造反组织，它曾引起毛泽东及中央的注意，但又最终被定性为“反革命大杂烩”组织，予以摧毀（文革后得以平反）。这至今仍是国内外研究文革历史的学者所重视的一个课题。
其实，“省无联”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组织，而只是长沙市当时两大派之一的“湘派”系统联席会议式的松散集合，各行各业，大大小小，各种持“湘派”观点的组织都可以随意进出，自行其是。它并没有统一的机构和章程，有限的几次共同行动，也相当随意、随机，有时甚至在一个组织内也纷争不断。所以，常被对立的一派攻击为“大杂烩“，中央文革对他最初的批评也主要是”不能建立跨行业组织。“
在湖南省内的两派矛盾中，中央文革起初基本持中立态度，将“省无联”问题视为湖南造反派组织之间的派性之争，“省无联”仍是派性的群众组织。解决湖南问题的基调仍是尽力促成两者大联合。“
但到了1968年元月中下旬，中央的态度发生急剧转变，对“省无联”做出异常严厉的批判。到1月24日、26日、2月1日，中央三次接见湖南省负责人，更是严厉地宣判了“省无联”组织的死刑，将整个“省无联”组织定义为“反革命的大杂烩”。
导致中央对“省无联”态度的严厉急变的直接原因，却是因为几个大、中学生写的几张大字报。
毛泽东的老家湖南，历来是革命者辈出、新诗潮泛滥之地。当时在长沙就有这样的一些“极左派”红卫兵，他们不怎末关心两派斗争，反而热衷于探讨文革理论，撰写涉及国家命运的理论文章。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中学生杨曦光（即现代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的《中国向何处去？》，大学生张玉纲的《我们的纲领》等。其实在热衷于派性斗争的两大派中，并没有几个人关注这些所谓的理论文章，他们本人也只是所在的属于“省无联“的红卫兵小组织的普通成员。但不幸得很，这些文章被对立派说成是“省无联”的理论基础与组织行动纲领，送到了党内大理论家康生、陈伯达的案头，他们立马将“省无联”与在北京出现的所谓“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地下组织等同起来了。最终导致了中央高层对整个“省无联”组织的严厉否定与重力摧毀。
现在我们客观分析一下，造反兵团与“省无联“是否有何相似之处？
首先，兵团只是北师大校内一个以学生为主体的二百人的小组织，既没有参加任何跨校、跨行业的组织，也不是任何司令部、联合会的成员，应该是最不“大杂烩”的组织了。只是谭厚兰出于不知什么目的，一直诬蔑“兵团”是“大杂烩”，想必这话也传到了毛泽东耳中。
至于说“省无联”，只是文革中被最高领导否定、打倒的诸多群众组织中的一个。但非常独特的一点是，它的垮台不是因为派性，不是因为武斗，而是少见的“思想罪”，很多人都把“省无联”当作是异端怪论的代名词。谭厚兰也常常借此攻击王颂平等思想活跃的一介“兵团“核心人物。由此可以推测，“省无联”似的大杂烩应该是谭厚兰向中央告状时给兵团常扣的一顶帽子。毛泽东当着谭厚兰的面重复这句话，支持安抚的意味甚浓。
不可否认，毛泽东的话有对”兵团“的严厉批评，例如说还要搞反夺权，其他学校也参加了，应该是指九七事件。但毛泽东肯定不是为兵团定性，把它打成”反革命的大杂烩“。最有力的证明就是：如果毛泽东有丝毫这个意思，就不可能不经由中央文革传出，那么，”兵团“顷刻间就会土崩瓦解，落得和“省无联”一样的下场。但”兵团“不但一直坚持到毛泽东的这次接见，而且在谭厚兰的”公社“解散之后又继续坚持了两年多，成为北京高校的最后一个山头。请问，这是“省无联”似的大杂烩能够享受到的待遇吗？
问题二：“兵团”与谭厚兰的“公社”的根本矛盾究竟是什么？
文革中的红卫兵，都自认为自己才是最忠于毛主席的，他们和对立派的斗争都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的一部分。今天看来，这当然既幼稚，又可笑。1967年后的北京高校被分为”天派“和”地派“两大派，但谁能说清两大派的根本矛盾是什么？被认为天派领军人物的蒯大富和聂元梓在他们几十年后的回忆录中甚至根本就不承认“天派”、“地派”的说法。蒯大富说：“我们跟谭厚兰关系也不算好,我们和她在政治观点上并没什么对立的,但是有些讨厌她,觉得她个人为人也有些霸道。现在我都记不清楚他们两边有什么政治上的不同见解或者反对谁、保谁。”聂元梓说得更直接：我从来不接受“五大领袖”的提法，也不接受所谓“天派”、“地派”的划分。所谓“天派”、“地派”是很模糊的。“地派”倒可能是形成了一派，而反对“地派”、与“地派”不一致的，就划到了“天派”里面。----北大不是天派，也不是地派。中央文革扣帽子说，北大是天派，可是---我们的主张并不都是一致的”。
”兵团“和谭厚兰之间的斗争也大体如此。从根本上说：虽然双方都把矛盾上纲到路线斗争的高度，但又能比”天派“和”地派“的斗争高到哪里去？说到底，他们真正的分歧是在校内。简言之，在涉及学校的任何问题上，双方无不尖锐对立，互不相让。这也和当时任何高校的两派斗争并无区别。
当然，如果抛开派性，两者之间还是有不小的区别的。谭厚兰作为五大领袖之一，校内的女皇，难免变得骄横、霸道。“公社”作为掌权派，以强凌弱，鱼龙混杂，自大妄为，难免失去人心。而谭厚兰紧追关锋、林杰，的确也干了许多坏事（当时认为是功劳，后来全成罪恶），文革后受到清算和惩处，也是罪有应得。相比较之下，“兵团”就没有那么多历史欠账，王颂平的下场与谭厚兰也有天壤之别。但功过是非，归根结底都是文革十年浩劫的罪孽。
当年，我们不都是一群一腔热血，但却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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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23 17:3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