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眼看十：文革中北师大的“九七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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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北师大的“九七事件”

1967年9月7日，是北师大文革历史上一个特别重要的日子。在这一天，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谭厚兰掌权的北师大发生内部政变，谭厚兰本人被关押专政，她赖以起家的“井冈山公社“（以下简称”公社“）陷入瘫痪，几乎垮台。而一个名叫“造反兵团”的组织则借机宣布恢复活动，在短短一天内发展至近千人。这就是文革中震惊北京高校，惊动了中央文革和毛泽东的北师大 “九七事件”。
“九七事件”的大背景是：8月底9月初，文革发生了一次大的政治地震，中央文革红极一时的三位核心人物王力、关锋、戚本禹被毛泽东亲自下令揪出打倒。这场地震的冲击波传到北师大，催生了“九七事件”的次级地震。
“王关戚”事件对文革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但为什么独独会对北师大有如此巨大的冲击，几乎改变了谭厚兰的文革命运呢？这要从谭厚兰的文革发家史说起。
众所周知，北京有名震全国的五大领袖，都是凭造反起家的响当当人物。但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五人的造反成色却大不相同。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都是自发起来造反的，被称作自发的造反派。而两位女将则不同，她们都是由文革权势人物授意、牵线，起来造反的，聂元梓的后台是康生，而谭厚兰的直接牵线人是《红旗》的关锋和林杰。她们因此也被称作是“奉旨造反派”。其中尤以谭厚兰与关、林的关系最密、最铁，因此又被对立派讽为“有保姆的左派”。谭厚兰在文革中被广为宣传的几大功绩：第一个贴出大字报反校党委、第一个起来反工作组（？——此为误传，有兴趣者可看我的另一篇文章《关于文革中谭后兰与“北师大6.20事件”的一个误传》），震惊全国的山东曲阜讨孔，第一个到高教部夺权，在群众组织中第一个喊出打倒谭震林的口号，都无一不是出自关、林的授意和指使。而林、关也把谭厚兰的“公社”当成自己的近卫军，可以任意调度使用。与中央文革大员如此亲密的关系，在北京的高校里可谓是独一无二的。康生就曾经在北师大的群众大会上公开宣称：谭厚兰的后台是林杰，林杰的后台是关锋，关锋的后台就是我康生。现在就不难理解了，王关戚的突然倒台对谭厚兰意味着什么，说是天塌了一点都不过分。
8月31日王力、关峰被隔离，《红旗》杂志社的林杰自然也不能幸免。
9月1日，得知小道消息的北京航空学院“红旗”、北京石油学院“大庆公社”等“天派”组织，在北京师范大学校园里贴出“打倒林杰”、“谭厚兰必须悬崖勒马”等大幅标语。尚不知情由的“公社”立即予以反击，于9月1日发表《关于目前形势的严正声明》，称：“反对林杰、关锋就是分裂中央文革小组！”当晚谭厚兰召开师大革委会会议，她在会上一口咬定“林杰是坚定的革命左派”。会后，谭厚兰亲自带队率“公社”人马到《红旗》杂志社游行示威，表示支持林杰。
9月3日，林杰已垮台消息被证实，谭厚兰失声痛哭，说：“这样一来，全国的造反派被压下去，文化大革命就会被葬送。”
9月4日，谭厚兰召开全校大会，以狠抓大批判为名，鼓动大家去《红旗》杂志社游行示威。当天，周恩来和中央文革负责人接见北京高校红代会负责人，通报了中央文革成员、《红旗》编辑部工作人员林杰等人被隔离审查的消息。当晚，仍不死心的谭厚兰犹如热锅上的蚂蚁。又女扮男装，夜闯《红旗》杂志社，希望和林杰取得联系，了解情况。
近乎绝望的谭厚兰仍心存侥幸，希望再作最后一搏。她的内部则已暗流涌动。一些不甘与谭厚兰一起为“王关戚”陪葬、一些素来以谭厚兰面和心不合、一些善于投机机遇转换门庭的人已策划于密室，准备从背后给她致命一击。，
9月7日清晨，北师大井冈山广播站突然播出通告，师大革委会常委樊立跃、黄家林、李五常等人宣布成立“专政委员会”，接管北师大革委会。紧接着他们在“7·27广场”召开大会。会上再次宣读了上述通告，并把谭厚兰押上主席台进行批斗。大会实况通过广播传遍全校。谭厚兰的一些亲密战友纷纷“如梦初醒“，反戈一击，上台揭发批判谭厚兰的罪行。一些下属组织则争相发布声明，宣布退出井冈山。谭厚兰在师大的看似铁桶江山，顷刻间近于坍塌。
几乎与此同时，北师大校园里又爆响了另一颗炸弹：井冈山造反兵团宣布自即日起正式恢复活动。
很多人以为“北师大造反兵团”是成立于1967年9月7日，其实不是，它只是在这一天宣布恢复活动。早在1967年1月26日，“公社“内部分与谭厚兰曾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的早期造反派，与谭厚兰发生严重分歧，决定退出井冈山，公开宣布成立 “北师大井冈山造反兵团”（以下简称“兵团”）。但是“兵团”出生的时机实在不好。由于得到后台关峰、林杰的面传心授，谭厚兰在北京市和高教部的夺权中都抢得先机，立下大功，接着在3月7日又抢先喊出打倒谭震林的口号，打响了公开反击“二月逆流”的第一枪，一时间成了文革造反炙手可热的人物、中央文革的宠儿和样板，其势头几乎压倒了聂元梓！刚刚成立、立脚不稳、羽翼未丰的“造反兵团”如何能同其对抗呢？于是，在谭厚兰的打压围剿之下，“造反兵团”在3月11日自行宣布“被迫解散”。可怜造反兵团只存在了短短的42天，便中途夭折了。
但“造反兵团”的“被迫解散”其实只是暂时停止公开活动，它的核心人物一直在暗中寻找合适的机会东山再起。随着谭厚兰基本上完成了校内的统一，有红代会和市革委以及背后 “王关戚”的直接支持，北师大已成为她的独立王国，“兵团”的复活希望也越来越渺茫。然而，王关戚事件发生，一个天赐良机突然降临。
9月2日，“天派”各校代表在矿院举行会议，师大“兵团”王颂平派代表参加，介绍了师大情况。会议讨论了如何利用这一时机整垮师大“公社”和谭厚兰。会上散发了师大“造反兵团”恢复活动的声明。傍晚，蒯大富、韩爱晶来到北师大看大字报。用钢笔在一份大字报上写到：“坚决支持真正的‘井冈山’人”。
当夜，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等组织在矿院开会，由北师大“兵团”王颂平、铁崇光介绍谭厚兰保林杰的情况。会上决定于9月7日在师大召开庆祝师大“造反兵团”恢复活动大会。
9月5日晚，王颂平主持”兵团“会议，决定恢复“井冈山造反兵团”，召开恢复庆祝大会，邀请“天派”参加。
9月6日晚，蒯大富、韩爱晶以及体院、轻工、矿院、机械学院许多高校“天派”头头在北航开会，”兵团“王颂平、铁崇光，师大革委会常委樊立跃、黄家林也参加了会议。蒯大富、韩爱晶宣布：9月7日在师大召开“庆祝造反兵团恢复活动大会”，“天派”各校要尽量多派人参加大会。会后，铁崇光与黄家林等初步商定在9月7日互相呼应，配合行动。
在9月7日樊立跃主持的“七二七广场”大会上，铁崇光等兵团代表也坐在主席台上，但成立“专政委员会”和批斗谭厚兰，却是“造反兵团”事先没有料到的。感到这一突发情况和过激行为脱离了原定轨道，开始变得迟疑。韩爱晶、蒯大富也认为成立专政委员会和批斗谭厚兰是严重的失策；对王颂平建议：“千万别和‘专政委员会’搞在一起。”于是，大会上“兵团”代表表示：“是否参加专政委员会，未定。”兵团决定另行组织”庆祝井冈山造反兵团恢复活动大会“，与“专政委员会”刻意拉开了距离（事后证明，这是一个决定兵团命运的英明决策。）
10时左右，“天派”上万人来到北师大“7·27广场”，参加“打倒林杰，彻底摧毁5·16兵团誓师大会”和庆祝“井冈山造反兵团”恢复活动的大会。蒯大富亲自带领清华大学“团派”大批群众前来参加，“团派”头头鲍长康在会上发言支持“井冈山造反兵团”。
面对这一排山倒海而来的洪流，校广播站的高音喇叭中，一个接一个的播放师大“井冈山”几十个战斗队宣布集体加入“造反兵团”的声明。还有更多的人的人纷纷来到恢复活动后的“井冈山造反兵团”，排队领取加入“兵团”的申请表格。在“专政委员会”和“兵团”的内外强力夹击下，貌似庞然大物的“公社”，顷刻间近乎坍塌。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文革的风向更是瞬息万变。中央文革纵然知道谭厚兰是扶不起来的阿斗，但从文革大局出发，也决不能让她倒下。（据说，康生曾背地里说过不争气的聂元梓：现在，她就算是王八蛋，我们也得要保。中央文革对谭厚兰的态度，大体也可作如是观。）
下午，形势急转直下。中央文革小组派人到师大传达紧急指示：“中央文革小组坚决反对开群众大会斗争谭厚兰，反对搞垮师大革命委员会。谭厚兰和师大革命派在二、三月份反对谭震林、批判谭震林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支持他们的这种行动，你们应当立即释放谭厚兰同志，希望你们严格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路线，提高革命警惕性。”
北京市革委会也于当天发布了通告：“1、北师大今天在个别别有用心的人的操纵下，推翻师大革委会，非法绑架和斗争谭厚兰与师大革命委员会委员，这些作法都是完全非法的，都是违反中央《六六通令》的，完全违反中央负责同志最近的讲话精神。现宣布无效。应立即恢复师大革命委员会的一切权力。2、樊立跃等人自己组织的‘专政委员会’是非法的，应立即宣布解散。3、樊立跃、黄家林、李五权三人拘留审查。”
地派组织也趁机展开反击。大队人马不断来到师大，声援谭厚兰。
急剧转变的形势使卷入漩涡的各方都面对不同的命运。。
樊、黄、李进监狱，专政委员会昙花一现，只存在半天就寿终正寝。这就无需再提了。
谭厚兰又重新执掌北师大革委会的权力，这天晚上。重获自由的谭厚兰在“7·27广场”召开大会，表示拥护中央文革紧急指示、北京市革委会通告，并声讨“专政委员会”的罪行，当然也不忘把矛头直指“兵团”，一口气给他们扣上了 “一月风暴反夺权的逆障”、“二月逆流的怪胎”、“颠覆红色政权的急先锋”、“专政委员会的罪恶帮凶”，是“一伙反革命小爬虫、变色龙”等好几顶大帽子。但她心里明白，中央文革对自己的挽救只是从大局出发，在王关戚、林杰问题上铸成的大错，将成为自己永远的死穴。她还明白，她一直引以自豪的井冈山，竟是如此地不堪一击，在自己被专政的半天多里。不但没有一个人，一张大字报保她，相反，她的那些亲密战友，包括她视若亲人的贴身秘书都起来揭发她。她更明白，内部的反对派被镇压下去了，但她一直视为心腹大患的”兵团“却乘乱而起，而惊魂甫定的自己，却回天无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兵团”坐大，成为了她的永远的噩梦。
兵团在经历了一天的大喜大悲之后，也在认真思索。他们庆幸在关键时刻作出了正确决策，没有把自己和樊、黄、李绑在一起。还庆幸中央文革和市革委的严厉通告中并没有一个字涉及自己。——可以想象，如果反之，就等于判了死刑，兵团也就只能再次宣布被迫解散了。兵团的头头们得出的结论是相当乐观的，也坚定了要存在下去的决心和信心。
以韩爱晶、蒯大富为首的天派，虽然没能实现彻底整垮谭厚兰的目标，但仍然给她和天派以重创。更重要的是，他们支持的“兵团”终于站住了脚，成为插入谭厚兰心脏的一把钢刀。当然，他们也不得不暂时有所收敛。因为就在当晚，江青对“天派”的几个头头骂道：“你们是蠢木头，败家子，叫你们不要管人家的事，你们偏要去，结果出了乱子，上了坏人的当……你们要进行检查。”
三十多年后，蒯大富在一个访谈中这样回忆： 1967年9月7号,我和韩爱晶策划搞了一个“九七事件”。谭厚兰他们学校有一个北师大革命造反公社（实为造反兵团——编者注）,头头也是个女的,姓王，是谭厚兰的对立面。现在我都记不清楚他们两边有什么政治上的不同见解或者反对谁、保谁。那天,我们就拉来好多人支持北师大革命造反公社（兵团）,全校到处都造反,然后就是把谭厚兰的革委会给冲垮了。结果,当天江青、陈伯达就接见我们,把我和韩爱晶臭骂一顿,说我们俩不听话,胡搞,骂得非常厉害。我们吓坏了,从北师大撤出来了。结果,谭厚兰的权威又恢复起来了。
但无论如何，1967年的9月7日注定成为北师大乃至整个文革历史上不平常的一天。对谭厚兰，这无疑是一场“劫”，是她后台王关戚倒台带来的必然结果。对造反兵团，则是一个难得的“运”，同样是由“王关戚事件”带来的幸运。它应运而生，从此师大走向了分裂和动荡。
一年后，1968年7月28日，为了制止北京高校的武斗和彻底解决红卫兵问题，毛主席在凌晨紧急召见红卫兵五大领袖，对他们做出了最严厉的批评和警告，实际上宣告了红卫兵及其“五大领袖”的末日。在这次文革中最重要最严肃的召见中，毛泽东对谭厚兰讲了这样一句话：“谭厚兰，文化革命两年了，你那一个两百人的兵团也没解决得了。弄得你睡不着觉，---”
是的，从1967年9月7日起，谭厚兰就再也“睡不着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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