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亚平：我的父亲张迅如

yangharrylg · 发表于 2018-1-22 17:54:54

——亚平
从父亲一生和我们，他的一群儿女的生平看，他没有特别高远的志向，像他的同乡同学那样，起点就是中央单位，江山打下来之后当然身居高位。
   从他一生经历可以看到，正直、平凡，愿意为社会进步作贡献而宁肯拒绝家庭送他“去法国留学”的富贵前景，最终是做个基层教育工作者，然后有个小家庭，生儿育女，以平常之心享天伦之乐，不过如此。
我们也是，不像很多老革命的子女，文革一结束就玩命念书、出国深造或做生意，做大生意，即使是做文人，也是走遍世界采访各色人等作出磅礴大文章。同样是文革中受了苦，我们只是做些平凡的小事。父亲唯一的儿子，我弟弟在他的教育督导下，用尽可以论公斤计算的纸张和笔墨练字写文章，最终不过是在总参做一个很小的、做实际工作的默默无闻小人物。
但是，我尊敬自己平凡的父亲。
文革过后，一次谈话中父亲对我说，不要遗憾你插队当农民的经历，如果我没有坎坷，高官厚禄，你们很有可能成为红卫兵那样残忍的小衙内，那才会不堪回首。
有件事使我很懊悔：没有在父亲生前跟他学广东话。那也是一门才艺啊。从小他就带我们听红线女的粤剧，试图教我们说家乡话、喜爱祖籍的艺术，可是我们只叽叽嘎嘎说着笑着，娱乐似地学了从一数到十。跟父亲出门或逛公园，只要听到有人在说粤语，父亲就会走上前去跟人搭话，双方都说得满腔激情。不懂事的我们只觉得好玩，一句都听不懂，外国话似的，哪里体会得到父亲深切的思乡之情。1938年，父亲19岁离开广东奔赴延安，解放后回过一次老家，离休之后总是念叨要再回乡看看而一直没有成行。带着这份遗憾，老人七十岁过世。
和许多子女一样，我对于父亲知之甚少，“没良心”的是，我是父亲最钟爱的长女，也没有用心去爱他、了解他、记录下他应当传世的事迹。不孝。
父亲一生有阳光明媚，花红柳绿，更有风风雨雨，委委屈屈。父亲写的一笔龙飞凤舞的好字，出口成章的好口才，面对人们“写点什么”的请求，却在晚年留下一句倔强的赌气话：我一个字也不留！
于是我们只能从他平日在我们记忆里留住的只言片语和公家冷冰冰的铅字悼词中剥离出一点点有血有肉的往事。
幼  年
1919年父亲出生在一个四代越南华侨之家。祖上是被卖到南洋的“猪仔”——华人奴隶。九死一生，活下来了。到了祖父辈上已在西贡立足。听说，橡胶园、果园广阔，一天走不完。为华侨子弟开办了学校，做了些许多有良知的华侨都做的慈善之事。祖父娶了越南女子为妻，生了几位姑娘。中国人传统观念是，姑娘不是“后”，无后为大。于是回国从老家娶了位广东姑娘。“寸”的是，广东姑娘真争气，连生三位男儿，我的父亲是其中之一。上世纪五十年代父亲回广东带回一些照片，其中有我的祖母，真美，广东人里少有的美，红线女那样的。文革中毁掉了。不知父亲在毁那些照片时是怎样的心情。我问妈：是谁烧的？是我。妈说。那个时候，没办法。还有你爸18岁在广东时的照片，最漂亮的时候。你的越南奶奶也是挺好的人。后来也生了两个男孩。
我还是红领巾的时候，一次少先队组织“和爸爸妈妈比童年”活动，我妈说：跟我比吧，我家是陕北雇农。跟你爸爸可比不了，西贡城里华侨首富的少爷，油头粉面，吃的每个馄饨都可以透过薄皮看到红色的虾……
从父亲应我要求写的履历中看：5岁，随父母去越南。1932年，13岁时回到广州，在著名的广雅中学读初中。
受中国式的教育，那是必须的。

青春年华
从其他广东籍老革命的回忆录中了解到：广雅中学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先后涌现出大批追求革命真理，为人民解放，国家富强而浴血奋斗的仁人志士。叶剑英同志抗战时期到校作报告时曾赞誉广雅是一所“制造民族革命战士的大工厂”。
一九三三年，广州地下左翼文化总同盟组织读书会，开展阅读马列著作和进步书刊，为后来的“一二•九”抗日爱国学生运动作了思想和组织准备工作。在“一二•九”运动中，广雅学生一千多人声势浩大地参加了广州学生抗日示威游行，积极参加街头募捐、购买飞机及慰劳抗日将士、组织下乡宣传等活动。很多学生在校外参加了当年广州兴起的歌咏团、剧团、艺术协会、世界语协会、新文字协会、版画和各种读书会活动。在校内，“中青”通过学生会组织，团结全校师生开展各种抗日爱国运动，召开时事座谈会、出版《广雅的一日》、《鹰之歌》、《文艺行列》、《时事批判》等刊物。此外，还有木刻研究会、画会、新文字研究等。
1935年父亲参加“一二九”运动。曾因带头活捉了国民党特务、本校教务处长，被开除学籍。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年底成立“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广雅支队”。父亲说他参加过党的外围组织“抗先”。
丰富多彩的抗日活动促进了大批学生的思想和学业的成长，英才辈出，成就斐然。校友古元、莫燕忠、蔡迪支、罗克明、吴冷西、欧初等都是在这期间奔赴延安或其他革命根据地。”（《广州文史广雅中学简史》）
在1937年7月-9月父亲奉地下党之命在香港工作三个月。因被国民党追捕，组织令其带领十名青年奔赴延安，其中有后来的理论家吴冷西和版画家古元。11月，进入抗日军政大学，相继在抗大三、四期学习。到了延安，他就将随身带着的金表、金笔都交给组织了。在越南的祖父听说父亲跟着闹学潮，还要到苦寒北地参加抗战，急坏了。一个有钱有粮有田地的南洋华侨子弟跟着穷人一起打土豪分田地闹革命！？家里想尽办法甚至许愿，高中毕业送父亲到法国留学，必有无限前途的！可是父亲有自己的理想，离开热带的鱼米之乡抛下无尽的荣华富贵，唱着“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上延安吃小米、喝延河水去了，头也不回。
   经常听父亲用漂亮的男高音高歌一曲《延安颂》。
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塔影，
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
春风吹遍了坦平的原野，
群山结成了坚固的围屏。……
偶尔地，听父亲提起，在延安听毛主席讲课。仅此而已。近年在网上见老同志王斗光写的《对七十年前在延安“抗大”的怀念》写到延安抗大生活：
“旭日东升，蒙蒙的拂晓晨光，我们在一个早晨抵达西安火车站，坐黄包车进城，城门站着卫兵问是干什么的?我们答是来上学的，就让通过。我们很高兴地直往七贤庄一号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把南委写给林伯渠同志的秘密介绍信给他们，等一会出来接见的同志非常热情，安排我们到一家饭店住下，等着坐汽车往延安。过了几天蔡虹、罗克明、周奋等广州广雅中学的十名学生也到来，安排同住在该饭店。我们就是抱着一心永向党，抱着献身于抗日救国与革命理想而奋斗的满腔热情奔赴延安的。我在离开广州之前曾写信回家，为了路费称生病，希寄钱给我，我收到钱后，给家回信称我要去北方学习，希望忘记我好了，如今后不能见面，不用难过，就算没有生我这个儿子吧!表示我不顾一切献身革命的决心!这是六十八年前“七•七”全民抗战爆发的初期，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开始，悲愤激怒着千百万人的心，召唤每个不愿当亡国奴的人奋发起来、团结抗战。
一九三七年十月间我从广州出发乘火车奔往西安。后改乘汽车往延安，在洛川过了一夜;路上还碰到下雪，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下雪，停车时我们还在雪地上高兴地对着打起雪球来，一路那种欣奋心情永不忘怀! 黄土高原上山连着山，与广东南方到处都是郁郁葱葱的绿树很不一样，但人间的情谊却是热乎乎的，首先是领导上对我们很热忱和关照，天冷时发给我们每人一件雪白长毛的羊皮大衣，食的是小米，虽不易消化，有时大便还带血，但吃起来很香，还有红烧南瓜菜或咸菜。日程很紧张，动作要求快捷，内务要求整齐，学习要求专心动脑。
一清早就到延河边跑步作操，洗脸;经常在集队时唱歌。在延安经常都可听到各处的嘹亮歌声，特别是在一起听大课时，经常不停地互相拉唱革命歌曲，非常振奋人心，那种生气勃勃奋发图强的场面令人记忆犹新。听大课在陕北公学广场上席地而坐，有时在南门外广场上开群众大会。中央领导同志给我们上大课，讲哲学的是艾思奇。任白戈同志讲政治经济学，讲游击战争的是郭化若同志，还有党的建设，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等。毛主席将问题讲得非常精辟、深刻、鲜明、幽默、有力、深入浅出!听课要作笔记，有时因天冷墨水被冻写不出来，只好把笔拿到口边吹暖;听课后集体讨论或自学整理笔记。
延安的生活很艰苦，每月发给学员的零用钱是边币一元，星期天可去延安小街上逛一逛，有钱的同学还购些花生、瓜子、紅枣或枣糕大家一起吃，或到相识朋友间串门，或跑书店,在星期六有结婚对象的就忙着去相聚过“星期六”!有的还是母女同学。到了延安就到了家一样，都在一个大家庭中，过的是集体生活，又有个人的生活时间与空间。真是令人过得非常愉快和生气勃勃，确实是满腔热血在沸腾！（王斗光：《对七十年前在延安“抗大”的怀念》）
读了王老的文章仿佛看到同是从广东奔赴延安的学生，父亲也在那支队伍里朝气蓬勃地学习、工作、歌唱。
1938年2月5日父亲在抗大入党。抗大毕业后，因为是队伍里的“知识分子”，组织上征求他的意见：愿留在后方办报还是愿上前线？他说“上前线，跟鬼子面对面地干！”经过长途跋涉，到山东沂蒙山区，在山东军区宣传部青年科当了青年科长。那时他19岁。
在山东，与日本鬼子血战了近五年。
1940年鬼子大扫荡，为了掩护省机关干部转移，他自告奋勇率领一个警卫排阻击千余敌人。地上，对面有敌人，空中，有狂轰乱炸的敌机。敌众我寡，他带领全排战士浴血奋战，为机关安全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战斗残酷极了，他说他派通讯员和上级联系，通讯员临行前端端正正给他敬了个礼，刚一转身，鬼子飞机的炸弹落了下来。刚刚还生龙活虎的小战士已不见，只有一双腿倒挂在树上。
这一次战斗父亲立了特等功。
战斗结束后，负了重伤的他被宣传科长鲍奇春接回，送到当地老乡家。老乡把他藏在高粱地里。正是拉锯式战斗时期，敌人时来时走，还时常带军犬来骚扰。环境恶劣，无法换药，两天后伤口化脓。他装乞丐四处寻找队伍。当找到机关部队时，手腕手臂的伤口已生了蛆。父亲给我描述过听着蛆虫在伤口腐肉里咬噬的声音是怎样地惊心。战地卫生所条件差，简单地处理后送到后方医院。两个月后又上了前线。这次阻击战中他左手臂重伤导致终生残疾，后定为二等甲级残废。
我的叔叔也从海外回国参战，第一次战斗就献出了宝贵生命。
这些父亲青年时代片段是我幼时从父亲只言片语的记忆中连缀下来的，还有些父亲自己都忘记了的小事：
——1939年4月25日至5月10日，在山东沂南县夏蔚召开了苏鲁战区青年团体临时代表大会，大会选举产生了苏鲁战区青年抗日救国总会执委会，执委会由杨涤生、刘导生、张彦、陈放、林江、张迅如、王照华、杜前、宋诚德、李毅等25人组成，杨涤生任主任，陈放任副主任。（山东临沂市情网）
——1940年7月26日至8月26日，在沂南县青驼寺村举行山东省“联合大会”期间的8月6日，山东青救会在青驼寺成立（即第一次山东省青年代表大会）。到会各地区青救会的代表40余人。8月10日召开第一次执委会，选出陈放、杨涤生、张迅如、夏戎、王克、杜前、张乾亭为常委。（山东青年运动在沂南县简史）
从《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938-1940.5）》目录中我看到一条：
“在八路军山东纵队青年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提纲（1939年6月8日）张迅如”。
没有去中央档案馆查阅原文，却仿佛见到父亲用最生动最有号召力的话语培训苦出身的干部：“社会主义，就是啊，天天吃饺子顿顿有香油！”
1945年5月3日，西北青救会在边区银行大楼召开解放区青联筹备会成立大会，一致通过冯文彬、胡乔木、黄华、蒋南翔等24人组成解放区青联筹委会，推选冯文彬、胡乔木、宋一平、王治国、蒋南翔、黄庆熙、安平、史立言、张迅如、朱荣等11人组成常委会，冯文彬为筹委会主任，蒋南翔为秘书长。
1942年组织建议他回延安进中央党校学习。长途步行，经过敌人的许多封锁线，到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才坐上大卡车抵达延安。在中央党校一边学习一边生产劳动。也就是在这里，他认识了我母亲的叔叔白浩，成了好朋友，并有机会认识了母亲。
动荡的岁月
母亲白清延1928年出生在陕北清涧高杰村著名的白姓大家族。
史料记载，白姓最早发源于陕西、河南一带。如今，陕西的白氏主要分布在陕北地区，其中尤以绥德县和清涧县居多。陕北绥德、清涧历来重视文化教育，再穷也想方设法让孩子读书，因此这里很早就有人去北京、上海上大学，新思想、新文化的接受比较早。
高杰村是清朝以来县内知名的文化村。这里许多村落遗址都是当年贡生举人、进士翰林或县令知州的官邸，充满旧式府第风范的古老园林，有的已断垣残壁，有的风貌俨然。
从中共党史的角度看，陕西的历史主要是陕北的历史，受压迫太深，受进步影响，同村人一同或相继参加革命的很多。
白氏家族的40多位名门才子、仁人志士为中国革命英勇献身，为高杰村英烈的史册增添了悲壮而又辉煌的一页。高杰村也因山灵水秀、人才济济而被称为“清涧第一村”。母亲的外婆家舅舅也是共产党。
母亲的祖父白明善是有史可查的最早参加革命的白姓人。
白明善，明抗清忠烈白慧元第十二代孙。生于1897年。父为穷书生，母系村妇。幼年家贫，学习刻苦，以半工半读维持学业。在校期间接受马列主义，1924年参加“共进社”，负责编印《陕北青年》。1925年入党。12月被派往上海大学学习，翌年8月赴广州，在黄埔军校政治部宣传科做宣传干事， 1927年“四•一二”后重回陕北工作，组织发动“清涧起义”。1928年参加陕北第一次党代会，与刘志丹、霍世杰、刘澜涛同为陕北党内重要领导人，1930年秋，奉命赴天津、北平，在中共河北省委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31年初，返回陕北，由于叛徒告密，在清涧县城被捕，转押到榆林。当场拒绝敌人的威逼利诱，痛斥劝降的叛徒：“没有骨头，出卖同志，出卖灵魂，是断了脊梁的癞皮狗。”义正辞严地告知敌人：“头可断，血可流，共产党人的气节不可丢。”凶残的敌人用酷刑逼供，他备受摧残，曾三次被吊上绞刑架，仍坚贞不屈，其革命精神曾感动有正义感的国民党狱卒。1932年1月21日，在敌人绞刑架下，自豪地说：“杀我白明善不算什么，共产党人是杀不完的。”英勇就义。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在他的家乡为他修建了烈士纪念碑。《陕北死难烈士英名录》

我的母亲回忆：
动荡的大革命时代，在时任陕北特委的爷爷白明善影响下，六位祖辈、父辈为革命捐躯，我们的大家族成了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的革命家庭。我十岁参加儿童团。站岗放哨、送信传令，跟大人们一起打土豪分田地，扛着红缨枪保卫胜利果实。
1940年，三叔接我到了延安，同去的还有牺牲了的二叔留下的遗孤，我的堂弟白道生。那年我十二岁，进了延安保育院小学。
1942年-1945年，我在延安中学读书，到中央党校二部看三叔时与张迅如相识。因为他跟三叔是好朋友，我们同桌吃饭，晚饭后一块唱唱歌，听听他们在一起聊天、讨论问题。他将我当小朋友。
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中央党校第二批干部奔赴前线。中央党校二部干部队——“冀热辽大队”出发前的一周，张迅如突然来到延安中学找我，要求我同他一起上前线。那时我的思想很单纯，根本不能领会他的意思。说：“你去问我叔叔，他同意我就同意。”
第二天他果然带来了叔叔的信，告诉我叔叔同意了。
叔叔说：
“你们自己愿意就去吧！”但是必须办了结婚手续才能走。
这下我傻了。就这样，经过家长的同意组织上的批准，事情就成了。我觉得叔叔肯定了解他吧，叔叔把我托付给他，也是叔叔对他的信任。
1945年9月29日，在延安，在中央党校二部临时给的一间小窑洞，我们举办了个简单的结婚典礼。参加结婚典礼的人都是我的长辈，谁也没有闹洞房。他们一走我可就紧张起来了，不知为什么哭了起来，弄得张迅如也不知所措。他以为我后悔了。其实我就是害怕，我说我想妈妈了。没办法，他开始哄我，干脆不睡觉了，给我讲起他的家庭出身和参加革命、杀敌立功、打仗负伤的故事。一直讲到天亮。
——新婚第一个夜晚，他给我讲了这些。
故事讲完了，天也亮了。这天早上我们没有到食堂去吃饭，他给我煮了挂面，还有鸡蛋，在延安，这就是最好的招待了。
1945年9月，大批延安军政干部奔赴新解放区开展工作，建立新政权。同时，国民党反动派为抢占胜利果实，也往东北运兵，企图首先占领东北大片土地。这就使我们面临边打仗边接收征地的任务。
这样，我们结婚一周就随冀热辽大队奔赴东北迎接“接收工作”。
我们的婚姻就是这样融合在革命中，与长途行军同时起步，相伴同行了几十年。
他们不知道，今后几十年婚姻生活不仅有幸福，还将会遭遇怎样的苦难。这是后话。
1945年9月，中共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部署，提出“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这一方针的核心就是不惜放弃南方根据地，将部队北移，以便集中10余万主力完全控制热、察两省，并争取控制东北。
14万国民党军海、空运送，11万中共军队千里长征。至11月底，从各解放区和延安调往东北2万名党政干部和11万部队，胜利完成了进军东北的战略任务，毛泽东称之为“又一个几千里的长征”。
——我的父母，就在这支千里长征的队伍中。
母亲的回忆录里说起自己十七岁时的故事：
张迅如在队伍里是年轻的，负责打前站。大队人马到宿营地时，他们已经号好了房子，烧好了水，做好了饭。他就像大哥一样照顾我，把部队安顿就绪后，就给早已睡着的我打水泡脚、打饭，然后把我安排在住房的炕角休息。
房东们对我特别好，老大娘看我年纪小，也喜欢跟我说话，问长问短:“你这么小，父母舍得让你出来？不心疼啊？”
有的指着张迅如问：“他是你什么人？照顾你这么好？”
我说：“他是我哥哥。”
老乡们都羡慕我们能一起出来参加革命军队。
1946年1月我们到达察哈尔承德市。
在承德住在避暑山庄里，看到院子里打扫卫生的是没回国的日本女人，所有中国人对她们都是唾弃的态度。“也挺可怜的。” 妈说。
正要向沈阳挺进的时候，上级命令延冀大队就地分配工作——沈阳已被蒋军占领，是我们主动放弃的。通过辽宁省政府人事科，我和张迅如被分配在三区，张迅如当区委副书记，我在妇联。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对旧政权反动组织搞清算斗争。
三个月后，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原抗大校长罗瑞卿在一次军区干部会上看见了张迅如，知道他现在地方上工作，就命令他马上到冀热辽军区组织部报到，回部队去。军区组织部长是原抗大教育部长胡耀邦。这样张迅如就被安排到冀中纵队一旅当组织科长。我当收发，一同前往。
1946年3月，我们完成了那一带的剿匪任务。军区组织部又把张迅如调军区当组织科长。胡耀邦部长见我们时笑着说：“你这么小，别跟着部队跑了。送你去晋察冀军区白校学医去吧！”我听了很高兴！我从小的理想就是做医务工作。于是我带上组织部门给我开的介绍信，去了晋察冀军区驻地张家口。

同年，父亲复员到张家口市立中学任教导主任。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党要在我军解放的第一座大城市张家口，筹办一所既是正规中学又是综合性的干部学校——张家口市中学校。当时张家口市没有中学，有钱人子弟上中学要去北平。新建的市中有高中班和初中班，还办了各种不同性质的亟需的班，如地方干部班、师范班、文化班、文艺班、附属夜校等。设置的课程有：语文、数学、物理、化学、政治、博物、地理、历史、生理卫生、还有外语、音乐、美术、体育，共十三门课。
1946年9月，国民党进攻张家口，驻军决定撤离。我的父母所在的白校和张家口市中都在这支队伍中。
战火之中，距离作战前线并不远。后方随时有追兵，前边会碰到遭遇战，空中不时有国民党的飞机侦察、扫射、轰炸。但是所有的教师、学生没有一点恐惧感觉，只是后来才知道，只有以郝仁初校长为首的校领导最紧张，他们要对这三个学校师生安全负责，随时同晋察冀军区和边区政府保持密切联系，了解战争动向，听从军区和边区政府批示，寻找和规划最好的行军路线，然后一边前进，一边为大队人马留下前进的路标。
跋山涉水，历经艰险，步行千里经察哈尔、河北、山西三省七县，在途中还抽空上课，穿过敌人道道封锁线，学校于11月到达河北省建屏县（今平山县）东、西黄泥村。到达西黄泥村后，张家口市中、女中、回民中学三校合并，改名为晋察冀边区联合中学校。（《在革命洪流中》北京一零一中校园文化丛书）
1947年艰苦的环境下，妈妈的第一个孩子没活下来。妈说，其实心里是挺高兴的，可以无忧无虑地上白求恩医科大学读书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一次我跟妈说要去西柏坡参观。妈告诉我，“你爸在城南庄住过。西柏坡还有西黄泥村，那山上埋着我的第一个孩子。”
1948年1月，边区联中迁至石家庄市郊柏林庄。
1948年8月，晋察冀边区与晋冀鲁豫边区合并成立华北区，边区联中与晋冀鲁豫边区行知学校中学部合并，更名为：“华北育才中学”，同年9月12月迁至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
1949年2月底至3月初，学校师生随解放大军陆续迁入北平。
我很惊异在那动荡的年代里，父母竟能留下那些珍贵的照片！历史的瞬间啊。母亲说，你爸爸，知识分子，有个情调，只要周围有边区报社的记者（父亲的学生）或照相馆，他都会请人拍下照片。
是的，所有照片背后都有父亲留下的文字！

新中国红旗下
   历尽千辛万苦，终于，用昂贵的鲜血、无价的生命为代价，改天换地，建立了新中国。
对于父母来说，不仅比死去的年轻战友幸运，也比活着的，落户在祖国各地同志更幸运的是，父亲随着唯一进京的解放区学校（即后来的101中）在1949年进了北平；恰在这时，母亲完成了白求恩医科大学的学业，随父亲一道，落在了建国之前刚刚定都的北京。一位教育工作者、一位医务工作者，无论怎么说也是幸福无比的了。
祖国已是天翻地覆，打天下的共产党执政。热爱祖国的父亲不愿让侄儿们在越南当少爷，将他们从越南召唤回国。在华侨学校补习汉语和功课后，有的考上了山东工学院，毕业后留在山东工厂工作，有的凭自己磨制光学玻璃镜片的手艺在武汉安家，有的在广东华侨农场种田。
三十而立。1919年出生的父亲沉浸在革命胜利、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中。十多年党龄的年轻老干部，立过特等功的残废转业军人，风华正茂。多年部队经历养成的真率、正直与单纯，加上热情奔放的性格，正适合在学校与青少年学生水乳交融。公家配备公车而不坐，骑自行车上下班；有条件端着师道尊严而不端，三十多岁的校长与学生共同奔跑在篮球场上。他慷慨解囊为贫困学生交纳学费，感动得学生跪谢共产党的校长！他慷慨激昂动员年轻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当然，大会上的激情讲演，魅力，想必是肯定的。
1949年9月30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决定大中中学改名为育德中学，并让郝仲青先生主持育德的工作。为了给郝老创造条件，于1950年1月8日成立19人的董事会，其中有李锡九（董事长）、吴玉章、李维汉、刘仙洲、张迅如等人。在代理校长张迅如同志的领导下，开始对育德进行整顿。很快学校的工作便步入正轨。（爱新觉罗•溥筠《七秩扬芬话大中》《北京文史资料》第50辑）
后来育德中学又改为22中。父亲在这里作校长到1952年。以后又在3中、25中、65中工作，成为五十年代北京九位党员名校长之一。
学生不仅将父亲看作校长更看作可以依赖的父兄。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那天傍晚，一声拉着长音的“信——”让我飞跑到街门信箱前。邮递员早已不见踪影，只有一枚修长洁白的信封立在信箱里。小而圆的字于净利落又有些单薄地掉落在信皮上，像是，零零星星的水滴。我举着信跑到爸爸面前，爸爸看完又将那页信递给了我。上面大致是说：“我病了。学生孤身在京，举目无亲，可以依靠的，只有您了……”那是个父母都调出北京，只身留京求学的大哥哥，正在65中读高三。爸说：我要去看看这个孩子。当晚我同父亲一同从灯市口到朝外东大桥一座纺织研究所的宿舍，看望了那位病痛之中投书呼救于自己老师的学生。只记得，在一间约六平方米的小屋，一张单人床，一个书架，还有一架在我看来是巨大的手风琴。
那洁白的书简使我，一个十岁小女孩悟到：父母不在身边时，最可靠的是老师。父亲是这样好的老师，他掂出了信笺所载不动的“信赖”之重，他没让学生失望。
几十年过去了，我家与那位学生失去联系后，我曾多年保存着那封感动过我的信，并且，一直喜爱白色细长的信封。邮电部门未规定统一信封之前，我总是用白色道林纸自己糊信封的。十年浪迹关外，那封信丢失了，那份感动存在我的心里，总是新的。（亚平：《书信》）
后来这位学生成了我们小院几个小师弟妹拉手风琴的启蒙老师。
父亲的道德文章使教师以得到其首肯为标准——
“在三中教书四年，在女十二中、二十五中任教的三十年，以比较渊博的知识，娴熟的专业能力、认真的敬业精神和教学质量赢得了张迅如、焦其树…… 诸多要求严格而挑剔的领导对我这个残疾教师的认可。——李老师这样说。（小延的新浪博客《残年寄语》）
北京市第65中学第一任校长张迅如同志于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入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作过宣传工作、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解放后曾任多校校长、东单区委副书记兼教育部长、第三届东城区政协副主席和中共党组成员。工作中他联系群众平易近人，团结干部，勤勤恳恳，脚踏实地，为形成65中的传统奠定了基础。（65中校史）
   65中毕业的学者王学泰在《生活的第一课》中提到：“最引人注目的是校长张迅如。虽然，他没有给我们上过课，但常常听他的训话。他只有一只胳膊，讲话很冲、很有气概，据说是位老革命，延安来的。”
几十年后，我在工作单位、在九三学社等许多场合都遇到过中老年人拉住我说，“我是你爸爸的学生！我们那时崇拜地称他‘独臂将军’”！
撰写《七秩扬芬话大中》的东城区政协委员、学者爱新觉罗•溥筠对我的弟弟说过：张迅如，天下最好的人啊！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了的北京城阳光明媚乾坤朗朗！生活安定后父母把舅舅、二姨从陕北老家接了出来，在北京读书。因为都热爱音乐、歌咏，家里经常是歌声嘹亮。前面提到的烈士二外爷的遗孤，我的大舅舅，还有过去的战友们常到我家说话儿，也常常合唱流行的老歌《八路军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游击队歌》、《志愿军战歌》、《刘胡兰》和延安时期的《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和《白毛女》。还会扯起嗓子你一句我一句唱陕北道情！
建国之初的日子一定快乐无比、激情澎湃。
父母先是各自住单位，忙自己的工作：父亲夜以继日忙新中国的教育事业，母亲作为新毕业的住院大夫经常值24小时班——为建设新中国服务。后来有了我，就住在22中宿舍。1989年父亲病危时住在市六院，推开病房窗户还可以见到邻近22中操场边我家曾住过的小屋。
后来住到了灯市口路北的甲36号，二十五中的教工宿舍。那是一个两侧陈放着汉白玉石鱼、石狮的夹道，经过一两个住着老贝满、老育英职工家的小门小院儿，胡同尽头，就是我家和三四户教员同住的院子。
一排北屋曾是育英老校长李如松家。1949年李如松去了台湾。后来我的父亲做了25中校长，就住在育英老校长的老屋。北屋尽西头有个带浴缸和锅炉的浴室。想必，北屋早年是李如松校长家的正房。东屋住的是女教师王玉凤；南屋是刘影家；西面是一座两层小楼，两位教师的女儿叫韩梅，我们幼时的玩伴。
邻近夹道尽头小院的西侧是费家，早年费起鹤先生曾任育英董事。
小夹道现已荡然无存，全被假日酒店压住了。
五六十年代对于小孩儿来说无忧多于悲伤。小夹道里几户人家十几个年龄不相上下的孩子，不论谁的家长是教师、校长或是职工，没人相问、相比，作完功课就在一起跳皮筋、欻（chua）拐，唱歌，女孩子们在一起互相学跳那时流行的孔雀舞。因为杨国庆家是回民，总有非常周正的羊拐，涂上漂亮的红颜色，几个小姑娘儿，玩得投入而尽兴。
大概两岁的时候，家里送我上了北海幼儿园。
北海幼儿园前身是北平国民党社会局托儿所，1949年3月由北京军管会接收，成为专门寄养革命干部和革命军人子女的实验托儿所。同年7月经过军管会批准，迁入北京九坛之一——清代皇家园林先蚕坛，8月改名为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幼儿园非常重视保健工作，请日本大夫指导保健医工作，使保健工作水平在北京市位居前列。为保证教育工作的质量，幼儿园初建时期的教师主要由从革命队伍中抽调的大学生担任，后来又请苏联幼教专家来园指导工作。——在这个幼儿园入托的孩子过着怎样的生活可以想见。
   听父母说，一次我跟不愿离家上幼儿园的妹妹说，“这破家有什么好待啊，我们幼儿园可好啦！”幼小的我发现，周末接小朋友的家长净是坐着小汽车来的，可我为什么坐大公共汽车，有时还是坐在父亲勤务员双进叔叔自行车后面？父亲一看，这不行，这么点小娃娃就比谁的爸爸汽车大还是小！后来就将我转送到了东华门幼儿园。
东华门幼儿园也是名园，历史悠久，但是平民幼儿园。
这件事听来很小，在我家却被父母多次提起，成为我很小时就在头脑里烙下不做八旗子弟、艰苦朴素的印记。
而，就这“女儿转幼儿园”，却是父亲与一些进城执政者思想行为不合或者说格格不入的起始。
在新中国和煦春风吹得哗啦啦的红旗下，想必，真率的父亲完全想不到，自己的口无遮拦、春风得意后面紧跟着的，是晴天霹雳。

一张便条开除了党籍，一夜之间急瞎了眼
北京市《东城建设史》中提到父亲——
“1958 年10 月，整风运动结束。在整风反右斗争中，东单、东四区委贯彻执行党中央和市委的指示，对右派分子攻击党，抵毁社会主义的言论，进行了严肃的批判。但在整风指导思想上发生了偏差，反右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两区先后共有779 人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包括整风反右以后经东城区委批准的漏划右派）。他们中有颇有才干的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的干部，如：东单区委副书记兼教育部长张迅如等。”
母亲回忆道：
1957年，全党全国发动了一场震撼人心的政治大运动——反右斗争。当时张迅如是东城区区委副书记，主管文化、教育、体育、卫生几个系统的工作并兼着六十五中校长和支部书记。正是年富力强、思想成熟、干劲十足的年华，家庭幸福、事业有成的辉煌年代，突如其来的反右斗争运动将他打倒了。
反右开始时张迅如还是领导小组组长，领导文教口的讲座学习、提高认识、民主评论，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后，进入揭发批讲阶段。根据上级的批示，要他定时、定量（按百分之五的比例）打出党内外的右派来。在他所管的这几个系统里成千上万人中打出百分之五的右派，那可不是个小数目啊。张迅如思想上产生了疑问，在汇报运动情况会议上，他提出个人意见：“反右斗争是纯洁党的组织，加强团结革命队伍，统一人民意志。这是好事。但这又是解决敌我矛盾的问题。我们打对了对革命有利；打错了那可是人家一辈子的前途问题。不能掉以轻心。我得实事求是，不能乱来。”
经过一段时间揭批仍没进展，上级领导很快就撤销了他的领导小组组长职务，组织群众揭发批评他对反右斗争的态度。说：“你张迅如反对反右斗争，反对毛主席、反党反社会主义。你打不出右派你就是右派。”进而撤销了一切职务，交群众揭发批斗。
人们一定很想知道，这么多右派，尤其是那些成了右派的老党员，他们说什么写什么了？获这么大罪过，又是批斗辱骂又是开除党籍又是降职降薪又是劳改的？
半个世纪过去了。当事人不是过世就是已步入熟透的晚年。经过五十次的花开花落化作泥土，当年的娃娃已成娃娃的祖父祖母。无数人的青春、血泪或生命换得人们的思考，艰难地推动共和国的民主政治向前发展。如今，互联网上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基本可以言无不尽了。许多当年的会议记录、当事人的回忆出现在网上。
对共产党忠贞不渝的父亲，共产党的区委副书记、区教育部长，怎么就成了“右”派分子了？翻阅当年的会议记录，一切了然。
三件事情。说来话长。
第一宗，建国初期百业待兴。教育事业也如是。北京市要提拔一个1936年的党员作教育局副局长。提名者是北京地下党老领导，将要提拔的是解放前在北京地下党领导下做中小学地下党工作的老同志。都熟，有感情。可是解放区、国统区的工作性质、工作作风都有区别，刚开始合作互相不惯。父亲等多数不同意要提拔的人。又提出自己的人选，我查了一下，父亲提的人选是毕业于山东大学、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后在解放区学校工作的老党员。让大家提意见后，很快命令就下来，既定的副局长走马上任。那主张提拔的在心里就结了疙瘩——不同意者不是自己人，为后来中央让打右派埋下了种子。
现在看来很正常，比如现在两校合一，磨合二十年还没习惯呢，建国才一两年，两支队伍合并要同舟共济、水乳交融需要时间啊。
第二宗。转眼到了1954年，北京市委出了个《中共北京市委关于提高北京市中小学教育质量的决定》（我手头有全文），用我现在的眼光看这个决定不错。在说了教育界整体形势后提出了存在问题：许多学校教育质量很差，学生成绩不好。1953年高考平均成绩不及格者占投考学生总数的70%。44个高中，只有7个平均分在60分以上，其余37个学校平均分不到60分。其中七个学校总平均成绩不到40分。还有思想混乱等问题。《决定》找问题的缘由：解放时间不长，旧社会的影响尚未去除；师资力量不足；制度不完备；现有基础很差等等。接着《决定》提出要实施的措施：必须使提高教育质量成为广大师生共同努力的目标；教师要深入钻研教材、提高教学水平；加强管理、考核制度的建立；贯彻全面发展的教育加强思想教育；市、区教育主管应钻研教育业务，深入基层积累经验……
决定也有不周之处，于是在征求意见的“九位中学党员校长座谈会”上，不管是来自于国统区的地下党，还是解放区中学来的老教育工作者，都提意见。（我现在只知道当年九位名声显赫的北京市中学校长中的六位：郝仁初、杨滨、晁涌光、王季青、苏灵扬和张迅如）依我现在看，不过是每个人性格不同、经历不同、处世方式不同，说话方式不同罢了。
父亲为人处世一目了然、一眼见底，天真地认为“入党多年了，既然是在党的会议讲话，讲对了领导上作参考，讲错了就批评，党的会议嘛，说完了就完了嘛又是专门征求意见，那么我就发表意见吧。”在会上咚咚咚说了一大堆：
“教育局依靠两种武器推动教师，一个是授课计划纲要，像绳子拴着教师前进，另一个是统一考试，像鞭子赶着教师前进。许多措施都是从分数出发，好多教师成了‘分迷’，流传的口头禅是：分分分，学生的命根，考考考，老师的法宝。成绩排队、分数挂帅，一切决定于高考成绩，使中学校长的唯一任务是教学，学生负担很重。学生说：‘现在只有礼拜七，没有星期日。’造成学生忙乱负担很重。”“教育是缺乏方向，小孩看马戏，哪打锣就往哪跑！”
父亲一直在成绩比较优秀的学校工作，教师抓得紧是可能的。“只有礼拜七，没有星期日，学生忙乱负担很重”，就跟刚刚在2011年会议上讲过的似的，闻者准能叫好。没错，直到今天还是这个问题。可那时普遍教学质量也真低，上级要提高教学质量，您这么说，提出“五四年决定”的领导当然不爱听。
第三宗，到了反右末期。打不出右派又说“右派，要实事求是，不能乱打。打右派打对了，为人民立一功，打错了你就是害了一个好同志！……你有千言万语，我有一定之规：四个大字，实事求是！”
行了，右派就是你啦。就这样，父亲，一个抛弃个人一切，站到左派共产党的队伍里的老党员，被一张纸条开除了二十年的党籍。讲古的书上说，某某一夜急瞎了眼。这样的事竟发生在我父亲身上。
从我所能见到的原始文件看，真是，父亲喜爱的郝仁初、杨滨、晁涌光……无一不是从抗大从解放区进京的。和父亲合不来直到最后用一张纸条通知父亲“开除党籍“的，无一不是原城工部的地下党员。这些老地下党到文革时期无一不受到更为残酷的打击批判！
这是干什么？都是共产党员，都在为人民谋解放图幸福，为什么打下江山后要这么煮豆燃豆萁？
再往根儿上倒，我们可以看到，从苏区时期中央就在搞宗派、搞窝里斗：从“肃AB团”、“肃托”到“抢救”；土生土长的和出国留过洋的不对付，上过大学的大知识分子和没受过高等教育的小知识分子互相较劲甚至置于死地而后快！刚建国，枪杆子打天下的就把城市里做地下工作的潘汉年抓了起来，从延安出来的周扬就把同在上海左联工作的胡风整到牢里去了。斗来斗去，“反右”反被“文革”，四清的办法反在文革中被“请君入瓮”……最终，反右、文革，挑得从上到下自己人斗自己人，搞得天下大乱经济崩溃，不是吗？
建国初，由于夺取了全国政权，党内一部分同志增长了以功臣自居的思想。针对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1950年3月，毛泽东依据《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概括提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是统一战线的根本指导思想。中国的工人阶级光求得自己的解放不行，必须求得农、工、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共同解放。而毛泽东自己并没有真正这样履行，党的整体队伍也没有跟上这一思想，党不能解放全人类，何能解放自己。
天下可以逆取，却只能以“顺守”。政权是怎样获得的，民众往往会很健忘，他们关心的，是新政权能否给予他们旧政权所不能给予的一切：快乐、温饱、安定、安全感以及比这些基本要素更“高级”的民主、自由和文明。
高压下的生存
母亲回忆反右之后：
从五七年七月到五八年初，经过半年的批斗，张迅如因激烈的刺激突发青光眼并发白内障，几乎成了失明的瞎子。
五八年初张迅如二十年的党籍被开除，行政降两级，戴上右派帽子发配到郊区农场劳改三年。他是二等甲级残废军人，一只手终身残疾，眼睛又被整瞎（半盲）了，在劳改农场喂猪放羊，困难可想而知。张迅如被定为右派去农场之前，儿童医院党支部找我谈话，令我与张迅如划清界限和他离婚。白家这个几代革命家庭也容不得反党的“右派”。我的已在中央、北京各大部作高官的叔叔姑姑也逼我离婚。为了不连累四个孩子将来的前途，我只好服从了组织上的安排，违心地和张迅如办了离婚手续。
这时孩子们最大的八岁，最小的才三岁。从此我自己带着四个孩子，忍受着政治上、精神上的压力与生活上的煎熬。老战友、老朋友、老同学的不敢来往，一切社会关系都被切断。从此我深深体会到了什么叫孤独，什么叫世态炎凉。就连我们这个白姓大家族也容不下我这小小的白清延。那才真叫孤身无助。那时只有我的三叔三婶敢理我，我有苦闷委屈就在他们面前倾诉，有时痛痛快快哭上一场，发泄发泄心中的闷气。
一九五九年北京麻疹、中毒性痢疾大流行，儿童医院重病房一天死好几个患儿，我被调入重病房。一天24小时都处于抢救患儿性命的紧张状态，我没有时间照顾自己的孩子。那年除了老大亚平，三个孩子同时患上了麻疹。我把他们锁在家里，由九岁的老大照顾他们，每天熬一锅稀饭自己热着吃。我的老大非常懂事，她给妹妹、弟弟喂饭喂水，半夜里还等我回家才睡。有时看天气不好要下雨，还到医院给我送伞送雨鞋。我看到孩子那可怜的小样忍不住泪流满面。
——其实那时的事我都知道。生活让我懂事早，晚上睡得少，大人以为我们睡了大声说话，我都听见了……
我看到，从1959年到1961年，三年间父亲很长时间才回一次家，正是闹灾时，每次父亲回来都会给我们打开一个小布包，里面是烤得金黄的窝头片！那是父亲在劳改时从发给自己的每个窝头上切下一小片，放在炉上烤干，一片片攒下来，有机会回家时带给自己的一群孩子。那时已十岁的亚平常一个人默默地想：爸爸在炉边翻烤这些“点心”时，一定惦念着我们这几个孩子和曾饿得昏倒、浑身浮肿的妈妈。
在京郊一个叫“平房”的地方是右派劳改之处，父亲的活儿是养猪。几乎成为瞎子的父亲看不见光线暗的地方，残废的左手也不行。猪圈门上下三道用牛皮绳捆住，一只手解不开，只得用牙咬帮忙，一手加一口开猪圈门。天天如此，一天六次。一次让管理人员看见了，说你拿牙咬那多么脏呀！父亲苦笑着说：我只能拿牙咬！这位名叫肖业勤的同志忽然发现，噢！你是个残废！他建议上级给父亲“摘帽子”：“他可不像右派呀！第一根据他的身体条件，一个残废军人，一个瞎子，他的劳动就是好。第二他对自己对别人的思想要求是严格的。”
1961年12月给父亲摘了右派帽子。这期间他一直在上诉请求甄别，同时北京市、东城区许多老同志也确实觉得整错了！“别看我带着个右派帽子，可是我在北京市不臭！”他自信地说。父亲慢慢在“缓”。
没有工作、在家养病期间，父亲自制梅花针自己治疗眼疾；广东人，总是要尽力吃好，用两根筷子做了个丁字形工具，一只手磕鸡蛋，给我们摊煎饼。父亲烧菜手艺很好，咖喱牛肉、香酥鸡，在平锅上煎带鱼，几乎不用油。——好好活着！在一次与舅舅等家人的闲聊中我听到父亲说我有个理想，将来能挣一辆自家的小汽车！——其实父亲和所有男人一样，爱小汽车，梦想着能有自己开的小汽车。可是父亲没活到这样的时代。看看如今满大街跑着私家车，父亲会怎样想呢。
1962年12月分配他到北京27中当副校长。回到市里，回到教育工作队伍。父亲在恢复工作的同时，即刻抓紧了对一群儿女的素质教育。对于我们在学校的学习，父亲似乎并不在意，说，有个领头羊，后面一群羊都好好的了——老大学习不用人操心，弟弟妹妹个个学习成绩好——我从小学四年级起就开始在班上站起来读自己的作文，弟弟妹妹们也个个写得好文章。只记得父亲用桌子一角和另三个同样的角给我们讲成语“举一反三”和当我们得到一些成绩后讲“行百里者半九十”；还有，对我写日记、练大字的赞许。父亲送弟弟和小妹上体校学游泳，那时很少有人送孩子上业余游泳班的；给眼睛不好的大妹妹置琴，四处奔走求师。请老师，不光交学费还给老师买月票。那时一般人用胡琴都买几元一把的，妹妹的二胡是78元的。有人算过那时的十元相当于现在百元的价值。从我们很小的时候，家里就常响着《光明行》、《二泉映月》、《良宵》或《赛马》。
一天，父亲从委托商行买回一架手风琴！这在我们平淡的生活中掀起一环美丽动人的涟漪！不日，来了一位懂音乐的大哥哥邹晓勋，是65中学生，我们开始跟他学琴。父亲顶着自己多舛命运而特别关注子女全面发展整体素质。
后来我们姐妹仨都进了北京市少年宫艺术组，我在手风琴组，大妹成了民乐队唯一的女生，小妹在舞蹈组。那就是现在的艺术特长班，但不要钱——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虽然我的父亲是“右派”！
70年代后大妹妹全盲，自己开的满墙字画的按摩诊所里，不光有诊疗床，还有电视、收音机、二胡和手风琴——一个精神高贵的盲女。我不论到内蒙插队还是从军服役，手风琴伴我在水利工地、在军队粮库、机场、坦克营，为他人服务也为自己的人生道路奏响着乐观美好的背景音乐。至今相聚，伙伴们还会喊一句：亚平！带上手风琴！
记得六十年代住灯市口，一天晚饭后，父母携我上王府井遛弯，我一手拉着妈妈，一手拉着爸爸。面对繁华街市上熙熙攘攘的人流，只听爸对妈说：“再不能让孩子过兵荒马乱的日子了。” 父亲和所有百姓一样，渴望安稳日子。
他多才多艺，写得一笔好字、一副作报告不用打稿的好口才。他那么热爱生活、喜欢音乐，在最悲愤的时候也会引吭高歌的！父亲抛下自己的痛苦，奋力为儿女创造不再有痛苦的人生。
1965年，15岁的我要入团，团组织要求对父亲的右派问题要有认识。为了女儿的前途，父亲留着眼泪违心地批判自己，和母亲一道帮我写出入团申请书。
1966年，天下大乱。
母亲回忆：
六六年五月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又将老账翻出来——“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中的“右派”。老右派翻案，更加残酷地斗争。在二十七中，他是首当其冲的专政对象，关押在学校不让回家，每月只发十二元生活费，挂上“右派”牌子不让坐车。批斗时脖子被打出一寸多长的口子，血流一脖子不给包扎。因自己抓把土按住伤口止血，被剃了阴阳头。批斗时专打他残废的手，长时间的折磨使他痛不欲生。
一天我一进门看见小女儿毛毛正在哭，我吓得赶快问她为什么。她说爸爸不见了，他留下纸条走了。我马上意识到了张迅如是不想活了，寻死了。我看到抽屉里的药瓶子全空了，他把所有的药都吃下，走了。我带着毛毛跑到楼下，遍野地找，没有找到。
天黑了。二十七中来电话说张迅如自绝于人民自杀未遂，现在北大三院抢救，叫我马上去医院。我把毛毛留在家里去了医院，看到他还昏迷不醒。
从六六年到七二年，六年苦难的日子。张迅如被关，我被批斗，老大老二到内蒙古呼伦贝尔插队去了。家里只留下儿子、小女儿毛毛。儿子十三岁，小毛毛才十一岁。我把家就交给他俩了。毛毛做饭管家。
七六年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张迅如被彻底平反，恢复了党籍和一切政治待遇，安排了工作。二十二年的冤案平了。然而，二十二年的好年华再也找不回来了。
结束语
一切都过去了，反右、文革，所有折腾，都过去了。
1978年北京市为父亲彻底平反的决定刊登于《北京日报》。在父亲启发下一直学而不辍的弟弟以小学五年级的学历考上了大学。我经历关外十年后回到了北京。大妹妹出嫁生下了儿子，三代人团团圆圆。父亲知足地说，咱家很幸运啊，一场浩劫，完整地全熬出来了。没死人、没伤残、没疯了的。
他被选为东城区政协副主席，八十年代初政协不像现在这么忙。我想，其实是个闲差，是一种对过去事情的抚慰和敬重。父亲何等聪明，怎不明白？他领了这份情，坦坦荡荡与东城区的新人、老人和睦相处，做着自己人生最后的工作，也本性不改地观察着、批评着世间公平与不平之事。
   经历九死一生的磨难，父亲仍未动摇信仰，对祖国的前途并未丧失信心。改革开放后，始终在为了纯洁教育事业这片净土奔走呼号。有人想以他的名望用来打开学校做买卖之路，他不同意：“学校就是学校，学校赚钱有辱斯文。” 改革开放后与越南西贡的伯父联系上了，伯父来信对父亲说，“老家还给你留着一份你应继承的家产，包括一天也走不完的橡胶园和果园。”父亲说，我是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党员，怎么能继承地主兼资本家的地产？最终也没有去越南老家看看。有人说，假如您当年听了家里的话，不参加革命而到法国去留学，现在回来至少也该是全国政协委员了。他听了一笑了之。
父亲是真正的共产党，从未给家人子女谋过什么私利。
病危临终，一位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老馆长来看望，父亲把我介绍给他：“这是我的大女儿，在北京经济学院图书馆。”那位老人说“噢，听说经院图书馆有个女孩子为了上北大学习，连刚怀了的孩子都不要了。”“就是我的这个孩子啊！”父亲说。其实，为了念书牺牲孩子是在父亲的支持鼓舞下做到的。直到这时，我才知父亲在中央级的高校有这么位过心的战友。他从未想过让学图书馆学专业的女儿从北京市属高校调到中央级高校，对他来说也许就是一句话一个暗示。
幼时并不懂得父亲家有土地而参加打土豪分田地为的是什么；年轻时并不懂得什么力量支持着从小衣食无忧的父亲抛弃富贵与安逸、到苦寒北地吃小米黑豆图的是什么。长大成人才理解，为了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尊严拼死奋争的信念是多么巨大的力量。
一切都过去了，父亲已作古人。
1989年春，一向食欲很好的父亲，突然拒绝进食。住院。肾动脉硬化，肾衰。在医院挣扎了八个月，最后的日子里父亲对母亲说，“我不想拖得太久，最后不用抢救。”11月13日，父亲走了，刚过七十大寿。
二十年来，写过上百万字文章的亚平，却从未写过最爱我的父亲！不是不想写，而是不敢写。若写就要想，而，不敢想。伤口上结的痂，一碰则彻骨之痛！做饭时看到西红柿，会想到收入很低的年代，父亲在隆冬为生病的我买来三元钱一个的西红柿用糖拌了给我吃；儿子病时，会想到自己幼时发烧，母亲忙着在儿童医院看护别人家的孩子，是父亲，用酒精浸湿毛巾给我擦身做物理降温……
直到今夏，一位多年的同龄好友提醒我，写你的父亲吧，你不写，没人会知道，也不会有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父母有过怎样的人生经历。
是的，世人也不会知道，今天，我们能够一步步走入民主社会是经过千万人付出怎样沉重的代价换来的。
但愿，一切都过去了，不要重来。
退休之后我参加了学校老教育工作者协会的艺术团，立刻，老教协副会长臧吉昌教授建议秘书长俞坤一教授带着我到乐器行，买了一架96贝司手风琴。我从来没拉过这么大的“鹦鹉”琴！1800元，自己买是不可能的。俞老师说，你若能拉更大的，咱们就买120贝司的。在和臧吉昌教授交谈中我惊异地得知，他建国之初是著名的25中乐队指挥和演奏员！当时父亲正在25中做校长！谈起张迅如，臧校长也是充满了崇敬。
这是缘么？
父亲没了，父亲的学生们和我在一起，相携而行。
父亲，在人生最悲凉的年代为我一生高尚、多彩的精神生活的打下了基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老教协为我晚年生活的美丽与精彩作出了物质上的支持。

http://ltx.cueb.edu.cn/gaxy/17689.htm

yangharrylg · 发表于 2018-1-22 18:40:51

父亲张迅如

来源：九三学社首都经贸大学（东区）支社　张亚平　　日期：2011-09-13　　浏览次数：574

1946年，承德，父亲27岁

1948年元旦，父亲在西黄泥

1953年，父亲在北京3中运动会上

父亲永远说，伤残的左手是狗咬的

父母在延安唯一的照相馆拍的结婚照

1964年全家福

从父亲一生和我们，他的一群儿女的生平看，他没有特别高远的志向，像他的同乡同学那样，起点就是中央单位，江山打下来之后当然身居高位。

他一生正直、平凡，愿意为社会进步作贡献而宁肯拒绝家庭送他“去法国留学”的富贵前途，最终做了个基层教育工作者，然后有个小家庭，生儿育女，以平常之心享天伦之乐，不过如此。

我们也是，不像很多老革命的子女，文革一结束就玩命念书、出国深造或做生意，做大生意，即使是做文人，也是走遍世界采访各色人等作出磅礴大文章。同样是文革中受了苦，我们只是做些平凡的小事。父亲唯一的儿子，我弟弟在他的教育督导下，用尽可以论公斤计的纸张和笔墨练字写文章，最终不过是在总参做一个很小的、从事实际工作的默默无闻小人物。

但是，我尊敬自己平凡的父亲。

文革过后，一次谈话中父亲对我说，不要遗憾你插队当农民的经历，如果我没有坎坷，高官厚禄，你们很有可能成为红卫兵那样残忍的小衙内，那才会不堪回首。

有件事使我很懊悔：没有在父亲生前跟他学广东话。那也是一门才艺啊。从小他就带我们听红线女的粤剧，试图教我们说家乡话、喜爱祖籍的艺术，可是我们只叽叽嘎嘎说着笑着，娱乐似地学了从一数到十。跟父亲出门或逛公园，只要听到有人在说粤语，父亲就会走上前去跟人搭话，双方都说得满腔激情。不懂事的我们只觉得好玩，一句都听不懂，外国话似的，哪里体会得到父亲深切的思乡之情。1938年，父亲19岁离开广东奔赴延安，解放后回过一次老家，离休之后总是念叨要再回乡看看而一直没有成行。带着这份遗憾，老人七十岁过世。

和许多子女一样，我对于父亲知之甚少，“没良心”的是，我是父亲最钟爱的长女，也没有用心去爱他、了解他、记录下他应当传世的事迹。不孝。

父亲一生有阳光明媚，花红柳绿，更有风风雨雨，委委屈屈。父亲有出口成章的好口才，写的一笔龙飞凤舞的好字，面对人们“写点什么”的请求，却在晚年留下一句倔强的赌气话：我一个字也不留！

于是我们只能从他平日在我们记忆里留住的只言片语和公家冷冰冰的铅字悼词中剥离出一点点有血有肉的往事。

幼年

1919年父亲出生在一个四代越南华侨之家。祖上是被卖到南洋的“猪仔”——华人奴隶。九死一生，活下来了。到了祖父辈上已在西贡立足。听说，橡胶园、果园广阔，一天走不完。为华侨子弟开办了学校，做了些许多有良知的华侨都做的慈善之事。祖父娶了越南女子为妻，生了几位姑娘。中国人传统观念是，姑娘不是“后”，无后为大。于是回国从老家娶了位广东姑娘。“寸”的是，广东姑娘真争气，连生三位男儿，我的父亲是其中之一。上世纪五十年代父亲回广东带回一些照片，其中有我的祖母，真美，广东人里少有的美，红线女那样的。文革中毁掉了。不知父亲在毁那些照片时是怎样的心情。我问妈：是谁烧的？是我。妈说。那个时候，没办法。还有你爸18岁在广东时的照片，最漂亮的时候。你的越南奶奶也是挺好的人，后来也生了两个男孩。

我还是红领巾的时候，一次少先队组织“和爸爸妈妈比童年”活动，我妈说：跟我比吧，我家是陕北雇农。跟你爸爸可比不了，西贡城里华侨首富的少爷，油头粉面，吃的每个馄饨都可以透过薄皮看到红色的虾……

从父亲应我要求写的履历中看：5岁，随父母去越南。1932年，13岁时回到广州，在著名的广雅中学读初中。

受中国式的教育，那是必须的。

青春年华

从其他广东籍老革命的回忆录中了解到：广雅中学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先后涌现出大批追求革命真理，为人民解放、国家富强而浴血奋斗的仁人志士。叶剑英同志抗战时期到该校作报告时曾赞誉广雅是一所“制造民族革命战士的大工厂”。

一九三三年，广州地下左翼文化总同盟组织读书会，开展阅读马列著作和进步书刊，为后来的“一二•九”抗日爱国学生运动作了思想和组织准备工作。在“一二•九”运动中，广雅学生一千多人声势浩大地参加了广州学生抗日示威游行，积极参加街头募捐、购买飞机及慰劳抗日将士、组织下乡宣传等活动。很多学生在校外参加了当年广州兴起的歌咏团、剧团、艺术协会、世界语协会、新文字协会、版画和各种读书会活动。在校内，“中青”通过学生会组织，团结全校师生开展各种抗日爱国运动，召开时事座谈会、出版《广雅的一日》、《鹰之歌》、《文艺行列》、《时事批判》等刊物。此外，还有木刻研究会、画会、新文字研究等。

1935年父亲参加“一二九”运动。曾因带头活捉了国民党特务、本校教务处长，被开除学籍。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年底党的外围组织“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广雅支队” 成立，父亲也参加了“抗先”。

丰富多彩的抗日活动促进了大批学生的思想和学业的成长，英才辈出，成就斐然。校友古元、莫燕忠、蔡迪支、罗克明、吴冷西、欧初等都是在这期间奔赴延安或其他革命根据地。”（《广州文史广雅中学简史》）

1937年7月—9月，父亲奉地下党之命在香港工作三个月。因被国民党追捕，组织令他带领十名青年奔赴延安，其中有后来的理论家吴冷西和版画家古元。11月，进入抗日军政大学，相继在抗大三、四期学习。到了延安，他就将随身带着的金表、金笔都交给组织了。在越南的祖父听说父亲跟着闹学潮，还要到苦寒北地参加抗战，急坏了。一个有钱有粮有田地的南洋华侨子弟跟着穷人一起打土豪分田地闹革命！？家里想尽办法甚至许愿，高中毕业送父亲到法国留学，必有无限前途的！可是父亲有自己的理想，离开热带的鱼米之乡抛下无尽的荣华富贵，唱着“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上延安吃小米、喝延河水去了，头也不回。

经常听父亲用漂亮的男高音高歌一曲《延安颂》。

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塔影，

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

春风吹遍了坦平的原野，

群山结成了坚固的围屏。……

偶尔地，听父亲提起，在延安听毛主席讲课。仅此而已。近年在网上见老同志王斗光写的《对七十年前在延安“抗大”的怀念》提到延安抗大生活：

“旭日东升，蒙蒙的拂晓晨光，我们在一个早晨抵达西安火车站，坐黄包车进城，城门站着卫兵问是干什么的？我们答是来上学的，就让通过。我们很高兴地直往七贤庄一号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把南委写给林伯渠同志的秘密介绍信给他们，等一会出来接见的同志非常热情，安排我们到一家饭店住下，等着坐汽车往延安。过了几天蔡虹、罗克明、周奋等广州广雅中学的十名学生也到来，安排同住在该饭店。我们就是抱着一心永向党，抱着献身于抗日救国与革命理想而奋斗的满腔热情奔赴延安的。我在离开广州之前曾写信回家，为了路费称生病，希寄钱给我，我收到钱后，给家回信称我要去北方学习，希望忘记我好了，如今后不能见面，不用难过，就算没有生我这个儿子吧！表示我不顾一切献身革命的决心！这是六十八年前“七•七”全民抗战爆发的初期，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开始，悲愤激怒着千百万人的心，召唤每个不愿当亡国奴的人奋发起来、团结抗战。

一九三七年十月间我从广州出发乘火车奔往西安。后改乘汽车往延安，在洛川过了一夜；路上还碰到下雪，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下雪，停车时我们还在雪地上高兴地对着打起雪球来，一路那种欣奋心情永不忘怀！黄土高原上山连着山，与广东南方到处都是郁郁葱葱的绿树很不一样，但人间的情谊却是热乎乎的，首先是领导上对我们很热忱和关照，天冷时发给我们每人一件雪白长毛的羊皮大衣，食的是小米，虽不易消化，有时大便还带血，但吃起来很香，还有红烧南瓜菜或咸菜。日程很紧张，动作要求快捷，内务要求整齐，学习要求专心动脑。

一清早就到延河边跑步做操，洗脸；经常在集队时唱歌。在延安经常都可听到各处的嘹亮歌声，特别是在一起听大课时，经常不停地互相拉唱革命歌曲，非常振奋人心，那种生气勃勃奋发图强的场面令人记忆犹新。听大课在陕北公学广场上席地而坐，有时在南门外广场上开群众大会。中央领导同志给我们上大课，讲哲学的是艾思奇。任白戈同志讲政治经济学，讲游击战争的是郭化若同志，还有党的建设，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等。毛主席将问题讲得非常精辟、深刻、鲜明、幽默、有力、深入浅出！听课要作笔记，有时因天冷墨水被冻写不出来，只好把笔拿到口边吹暖；听课后集体讨论或自学整理笔记。

延安的生活很艰苦，每月发给学员的零用钱是边币一元，星期天可去延安小街上逛一逛，有钱的同学还购些花生、瓜子、紅枣或枣糕大家一起吃，或到相识朋友间串门，或跑书店，在星期六有结婚对象的就忙着去相聚过“星期六”！有的还是母女同学。到了延安就到了家一样，都在一个大家庭中，过的是集体生活，又有个人的生活时间与空间。真是令人过得非常愉快和生气勃勃，确实是满腔热血在沸腾！（王斗光：《对七十年前在延安“抗大”的怀念》）

读了王老的文章仿佛看到同是从广东奔赴延安的学生，父亲也在那支队伍里朝气蓬勃地学习、工作、歌唱。

1938年2月5日父亲在抗大入党。抗大毕业后，因为是队伍里的“知识分子”，组织上征求他的意见：愿留在后方办报还是愿上前线？他说“上前线，跟鬼子面对面地干！”经过长途跋涉，到山东沂蒙山区，在山东军区宣传部青年科当了青年科长。那时他19岁。

在山东，与日本鬼子血战了近五年。

1940年鬼子大扫荡，为了掩护省机关干部转移，他自告奋勇率领一个警卫排阻击千余敌人。地上，对面有敌人；空中，有狂轰乱炸的敌机。敌众我寡，他带领全排战士浴血奋战，为机关安全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战斗残酷极了，他说他派通讯员和上级联系，通讯员临行前端端正正给他敬了个礼，刚一转身，鬼子飞机的炸弹落了下来。刚刚还生龙活虎的小战士已不见，只有一双腿倒挂在树上。

这一次战斗父亲立了特等功。

战斗结束后，负了重伤的他被宣传科长鲍奇春接回，送到当地老乡家。老乡把他藏在高粱地里。正是拉锯式战斗时期，敌人时来时走，还时常带军犬来骚扰。环境恶劣，无法换药，两天后伤口化脓。他装乞丐四处寻找队伍。当找到机关部队时，手腕手臂的伤口已生了蛆。父亲给我描述过听着蛆虫在伤口腐肉里咬噬的声音是怎样地惊心。战地卫生所条件差，简单地处理后送到后方医院。两个月后又上了前线。这次阻击战中他左手臂重伤导致终生残疾，后定为二等甲级残废。

我的叔叔也从海外回国参战，第一次战斗就献出了宝贵生命。

这些父亲青年时代片段是我幼时从父亲只言片语的记忆中连缀下来的，还有些父亲自己都忘记了的小事：

——1939年4月25日至5月10日，在山东沂南县夏蔚召开了苏鲁战区青年团体临时代表大会，大会选举产生了苏鲁战区青年抗日救国总会执委会，执委会由杨涤生、刘导生、张彦、陈放、林江、张迅如、王照华、杜前、宋诚德、李毅等25人组成，杨涤生任主任，陈放任副主任。（山东临沂市情网）

——1940年7月26日至8月26日，在沂南县青驼寺村举行山东省“联合大会”期间的8月6日，山东青救会在青驼寺成立（即第一次山东省青年代表大会）。到会各地区青救会的代表40余人。8月10日召开第一次执委会，选出陈放、杨涤生、张迅如、夏戎、王克、杜前、张乾亭为常委。（山东青年运动在沂南县简史）

——1945年5月3日，西北青救会在边区银行大楼召开解放区青联筹备会成立大会，一致通过冯文彬、胡乔木、黄华、蒋南翔等24人组成解放区青联筹委会，推选冯文彬、胡乔木、宋一平、王治国、蒋南翔、黄庆熙、安平、史立言、张迅如、朱荣等11人组成常委会，冯文彬为筹委会主任，蒋南翔为秘书长。

1942年组织建议他回延安进中央党校学习。长途步行，经过敌人的许多封锁线，到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才坐上大卡车抵达延安。在中央党校一边学习一边生产劳动。也就是在这里，他认识了我母亲的叔叔白浩，成了好朋友，并有机会认识了母亲。

动荡的岁月

母亲白清延1928年出生在陕北清涧高杰村著名的白姓大家族。

史料记载，白姓最早发源于陕西、河南一带。如今，陕西的白氏主要分布在陕北地区，其中尤以绥德县和清涧县居多。陕北绥德、清涧历来重视文化教育，再穷也想方设法让孩子读书，因此这里很早就有人去北京、上海上大学，新思想、新文化的接受比较早。

高杰村是清朝以来县内知名的文化村。这里许多村落遗址都是当年贡生举人、进士翰林或县令知州的官邸，充满旧式府第风范的古老园林，有的已断垣残壁，有的风貌俨然。

从中共党史的角度看，陕西的历史主要是陕北的历史，受压迫太深，受进步影响，同村人一同或相继参加革命的很多。

白氏家族的40多位名门才子、仁人志士为中国革命英勇献身，为高杰村英烈的史册增添了悲壮而又辉煌的一页。高杰村也因山灵水秀、人才济济而被称为“清涧第一村”。母亲的舅舅也是共产党。

母亲的祖父白明善是有史可查的最早参加革命的白姓人。

白明善，明抗清忠烈白慧元第十二代孙。生于1897年。父为穷书生，母系村妇。幼年家贫，学习刻苦，以半工半读维持学业。在校期间接受马列主义，1924年参加“共进社”，负责编印《陕北青年》。1925年入党。12月被派往上海大学学习，翌年8月赴广州，在黄埔军校政治部宣传科做宣传干事， 1927年“四•一二”后重回陕北工作，组织发动“清涧起义”。1928年参加陕北第一次党代会，与刘志丹、霍世杰、刘澜涛同为陕北党内重要领导人，1930年秋，奉命赴天津、北平，在中共河北省委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31年初，返回陕北，由于叛徒告密，在清涧县城被捕，转押到榆林。当场拒绝敌人的威逼利诱，痛斥劝降的叛徒：“没有骨头，出卖同志，出卖灵魂，是断了脊梁的癞皮狗。”义正辞严地告知敌人：“头可断，血可流，共产党人的气节不可丢。”凶残的敌人用酷刑逼供，他备受摧残，曾三次被吊上绞刑架，仍坚贞不屈，其革命精神曾感动有正义感的国民党狱卒。1932年1月21日，在敌人绞刑架下，自豪地说：“杀我白明善不算什么，共产党人是杀不完的。”英勇就义。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在他的家乡为他修建了烈士纪念碑。(《陕北死难烈士英名录》)

我的母亲回忆：

动荡的大革命时代，在时任陕北特委的爷爷白明善影响下，六位祖辈、父辈为革命捐躯，我们的大家族成了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的革命家庭。我十岁参加儿童团。站岗放哨、送信传令，跟大人们一起打土豪分田地，扛着红缨枪保卫胜利果实。

1940年，三叔接我到了延安，同去的还有牺牲了的二叔留下的遗孤，我的堂弟白道生。那年我十二岁，进了延安保育院小学。

1942年-1945年，我在延安中学读书，到中央党校二部看三叔时与张迅如相识。因为他跟三叔是好朋友，我们同桌吃饭，晚饭后一块唱唱歌，听听他们在一起聊天、讨论问题。他将我当小朋友。

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中央党校第二批干部奔赴前线。中央党校二部干部队——“冀热辽大队”出发前的一周，张迅如突然来到延安中学找我，要求我同他一起上前线。那时我的思想很单纯，根本不能领会他的意思。说：

“你去问我叔叔，他同意我就同意。”

第二天他果然带来了叔叔的信，告诉我叔叔同意了。

叔叔说：“你们自己愿意就去吧！”但是必须办了结婚手续才能走。

这下我傻了。就这样，经过家长的同意组织上的批准，事情就成了。我觉得叔叔肯定了解他吧，叔叔把我托付给他，也是叔叔对他的信任。

1945年9月29日，在延安，在中央党校二部临时给的一间小窑洞，我们举办了个简单的结婚典礼。参加结婚典礼的人都是我的长辈，谁也没有闹洞房。他们一走我可就紧张起来了，不知为什么哭了起来，弄得张迅如也不知所措。他以为我后悔了。其实我就是害怕，我说我想妈妈了。没办法，他开始哄我，干脆不睡觉了，给我讲起他的家庭出身和参加革命、杀敌立功、打仗负伤的故事。一直讲到天亮。

——新婚第一个夜晚，他给我讲了这些。

故事讲完了，天也亮了。这天早上我们没有到食堂去吃饭，他给我煮了挂面，还有鸡蛋，在延安，这就是最好的招待了。

1945年9月，大批延安军政干部奔赴新解放区开展工作，建立新政权。同时，国民党反动派为抢占胜利果实，也往东北运兵，企图首先占领东北大片土地。这就使我们面临边打仗边接收征地的任务。

这样，我们结婚一周就随冀热辽大队奔赴东北迎接“接收工作”。

我们的婚姻就是这样融合在革命中，与长途行军同时起步，相伴同行了几十年。

他们不知道，今后几十年婚姻生活不仅有幸福，还将会遭遇怎样的苦难。这是后话。

1945年9月，中共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部署，提出“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这一方针的核心就是不惜放弃南方根据地，将部队北移，以便集中10余万主力完全控制热、察两省，并争取控制东北。

14万国民党军海、空运送，11万中共军队千里长征。至11月底，从各解放区和延安调往东北2万名党政干部和11万部队，胜利完成了进军东北的战略任务，毛泽东称之为“又一个几千里的长征”。

——我的父母，就在这支千里长征的队伍中。

母亲的回忆录里说起自己十七岁时的故事：

张迅如在队伍里是年轻的，负责打前站。大队人马到宿营地时，他们已经号好了房子，烧好了水，做好了饭。他就像大哥一样照顾我，把部队安顿就绪后，就给早已睡着的我打水泡脚、打饭，然后把我安排在住房的炕角休息。

房东们对我特别好，老大娘看我年纪小，也喜欢跟我说话，问长问短:

“你这么小，父母舍得让你出来？不心疼啊？”

有的指着张迅如问：

“他是你什么人？照顾你这么好？”

我说：“他是我哥哥。”

老乡们都羡慕我们能一起出来参加革命军队。

1946年1月我们到达察哈尔承德市。

在承德住在避暑山庄里，看到院子里打扫卫生的是没回国的日本女人，所有中国人对她们都是唾弃的态度。“也挺可怜的。” 妈说。

正要向沈阳挺进的时候，上级命令延冀大队就地分配工作——沈阳已被蒋军占领，是我们主动放弃的。通过辽宁省政府人事科，我和张迅如被分配在三区，张迅如当区委副书记，我在妇联。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对旧政权反动组织搞清算斗争。

三个月后，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原抗大校长罗瑞卿在一次军区干部会上看见了张迅如，知道他现在地方上工作，就命令他马上到冀热辽军区组织部报到，回部队去。军区组织部长是原抗大教育部长胡耀邦。这样张迅如就被安排到冀中纵队一旅当组织科长。我当收发，一同前往。

1946年3月，我们完成了那一带的剿匪任务。军区组织部又把张迅如调军区当组织科长。胡耀邦部长见我们时笑着说：“你这么小，别跟着部队跑了。送你去晋察冀军区白校学医去吧！”我听了很高兴！我从小的理想就是做医务工作。于是我带上组织部门给我开的介绍信，去了晋察冀军区驻地张家口。

同年，父亲复员到张家口市立中学任教导主任。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党要在我军解放的第一座大城市张家口，筹办一所既是正规中学又是综合性的干部学校——张家口市中学校。当时张家口市没有中学，有钱人子弟上中学要去北平。新建的市中有高中班和初中班，还办了各种不同性质的亟需的班，如地方干部班、师范班、文化班、文艺班、附属夜校等。设置的课程有：语文、数学、物理、化学、政治、博物、地理、历史、生理卫生、外语、音乐、美术、体育，共十三门课。

1946年9月，国民党进攻张家口，驻军决定撤离。我的父母所在的白校和张家口市中都在这支队伍中。

战火之中，距离作战前线并不远。后方随时有追兵，前边会碰到遭遇战，空中不时有国民党的飞机侦察、扫射、轰炸。但是所有的教师、学生没有一点恐惧感觉，只是后来才知道，只有以郝仁初校长为首的校领导最紧张，他们要对这三个学校师生安全负责，随时同晋察冀军区和边区政府保持密切联系，了解战争动向，听从军区和边区政府指示，寻找和规划最好的行军路线，然后一边前进，一边为大队人马留下前进的路标。

跋山涉水，历经艰险，步行千里经察哈尔、河北、山西三省七县，在途中还抽空上课，穿过敌人道道封锁线，学校于11月到达河北省建屏县（今平山县）东、西黄泥村。到达西黄泥村后，张家口市中、女中、回民中学三校合并，改名为晋察冀边区联合中学校。（《在革命洪流中》北京一零一中校园文化丛书）

1947年艰苦的环境下，妈妈的第一个孩子没活下来。妈说，其实心里是挺高兴的，可以无忧无虑地上白求恩医科大学读书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一次我跟妈说要去西柏坡参观。妈告诉我，“你爸在城南庄住过。西柏坡还有西黄泥村，那山上埋着我的第一个孩子。”

1948年1月，边区联中迁至石家庄市郊柏林庄。

1948年8月，晋察冀边区与晋冀鲁豫边区合并成立华北区，边区联中与晋冀鲁豫边区行知学校中学部合并，更名为：“华北育才中学”，同年9月12月迁至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

1949年2月底至3月初，学校师生随解放大军陆续迁入北平。

我很惊异在那动荡的年代里，父母竟能留下那些珍贵的照片！历史的瞬间啊。母亲说，你爸爸，知识分子，有个情调，只要周围有边区报社的记者（父亲的学生）或照相馆，他都会请人拍下照片。

是的，所有照片背后都有父亲留下的文字！

新中国红旗下

历尽千辛万苦，终于，用昂贵的鲜血、无价的生命，改天换地，建立了新中国。

对于父母来说，不仅比死去的年轻战友幸运，也比活着的，落户在祖国各地同志幸运的是，父亲随着唯一进京的解放区学校（即后来的101中）在1949年进了北平；恰在这时，母亲完成了白求恩医科大学的学业，随父亲一道，落在了建国之前刚刚定都的北京。一位教育工作者、一位医务工作者，无论怎么说也是幸福无比的了。

祖国已是天翻地覆，打天下的共产党执政。热爱祖国的父亲不愿让侄儿们在越南当少爷，将他们从越南召唤回国。在华侨学校补习汉语和功课后，有的考上了山东工学院，毕业后留在山东工厂工作，有的凭自己磨制光学玻璃镜片的手艺在武汉安家，有的在广东华侨农场种田。

三十而立。1919年出生的父亲沉浸在革命胜利、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中。十多年党龄的年轻老干部，立过特等功的残废转业军人，风华正茂。多年部队经历养成的真率、正直与单纯，加上热情奔放的性格，正适合在学校与青少年学生水乳交融。公家配备公车而不坐，骑自行车上下班；有条件端着师道尊严而不端，三十多岁的校长与学生共同奔跑在篮球场上。他慷慨解囊为贫困学生交纳学费，感动得学生跪谢共产党的校长！他慷慨激昂动员年轻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当然，大会上的激情讲演，魅力，想必是肯定的。

1949年9月30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决定大中中学改名为育德中学，并让郝仲青先生主持育德的工作。为了给郝老创造条件，于1950年1月8日成立19人的董事会，其中有李锡九（董事长）、吴玉章、李维汉、刘仙洲、张迅如等人。在代理校长张迅如同志的领导下，开始对育德进行整顿。很快学校的工作便步入正轨。（爱新觉罗•溥筠《七秩扬芬话大中》《北京文史资料》第50辑）

后来育德中学又改为22中。父亲在这里作校长到1952年。以后又在3中、25中、65中工作，成为五十年代北京九位名校长之一。

学生不仅将父亲看作校长更看作可以依赖的父兄。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那天傍晚，一声拉着长音的“信——”让我飞跑到街门信箱前。邮递员早已不见踪影，只有一枚修长洁白的信封立在信箱里。小而圆的字干净利落又有些单薄地掉落在信皮上，像是零零星星的水滴。我举着信跑到爸爸面前，爸爸看完又将那页信递给了我。上面大致是说：“我病了。学生孤身在京，举目无亲，可以依靠的，只有您了……”那是个父母都调出北京，只身留京求学的大哥哥，正在65中读高三。爸说：我要去看看这个孩子。当晚我同父亲一同从灯市口到朝外东大桥一座纺织研究所的宿舍，看望了那位病痛之中投书呼救于自己老师的学生。只记得，在一间约六平方米的小屋，一张单人床，一个书架，还有一架在我看来是巨大的手风琴。

那洁白的书简使我，一个十岁小女孩悟到：父母不在身边时，最可靠的是老师。父亲是这样好的老师，他掂出了信笺所载不动的“信赖”之重，他没让学生失望。

后来这位学生成了我们小院几个小师弟妹拉手风琴的启蒙老师。

几十年过去了，我家与那位学生失去联系后，我曾多年保存着那封感动过我的信，并且，一直喜爱白色细长的信封。邮电部门未规定统一信封之前，我总是用白色道林纸自己糊信封的。十年浪迹关外，那封信丢失了，那份感动存在我的心里，总是新的。（亚平：《书信》）

父亲的道德文章使教师以得到其首肯为标准——

“在三中教书四年，在女十二中、二十五中任教的三十年，以比较渊博的知识，娴熟的专业能力、认真的敬业精神和教学质量赢得了张迅如、焦其树…… 诸多要求严格而挑剔的领导对我这个残疾教师的认可。——李老师这样说。（小延的新浪博客《残年寄语》）

北京市第65中学第一任校长张迅如同志于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入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作过宣传工作、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解放后曾任多校校长、东单区委副书记兼教育部长、第三届东城区政协副主席和中共党组成员。工作中他联系群众平易近人，团结干部，勤勤恳恳，脚踏实地，为形成65中的传统奠定了基础。（65中校史）

65中毕业的学者王学泰在《生活的第一课》中提到：

“最引人注目的是校长张迅如。虽然，他没有给我们上过课，但常常听他的训话。他只有一只胳膊，讲话很冲、很有气概，据说是位老革命，延安来的。”

几十年后，我在工作单位、在九三学社等许多场合都遇到过中老年人拉住我说，“我是你爸爸的学生！我们那时崇拜地称他‘独臂将军’”！

撰写《七秩扬芬话大中》的东城区政协委员、学者爱新觉罗•溥筠对我的弟弟说过：张迅如，天下最好的人啊！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了的北京城阳光明媚乾坤朗朗！生活安定后父母把舅舅、二姨从陕北老家接了出来，在北京读书。因为都热爱音乐、歌咏，家里经常是歌声嘹亮。前面提到的烈士二外爷的遗孤，我的大舅舅，还有过去的战友们常到我家说话儿，也常常合唱流行的老歌《八路军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游击队歌》、《志愿军战歌》、《刘胡兰》和延安时期的《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和《白毛女》。还会扯起嗓子你一句我一句唱陕北道情！

建国之初的日子一定快乐无比、激情澎湃。

父母先是各自住单位，忙自己的工作：父亲夜以继日忙新中国的教育事业，母亲作为新毕业的住院大夫经常值24小时班——为建设新中国服务。后来有了我，就住在22中宿舍。1989年父亲病危时住在市六院，推开病房窗户还可以见到邻近22中操场边我家曾住过的小屋。

后来住到了灯市口路北的甲36号，二十五中的教工宿舍。那是一个两侧陈放着汉白玉石鱼、石狮的夹道，经过一两个住着老贝满、老育英职工家的小门小院儿，胡同尽头，就是我家和三四户教员同住的院子。

一排北屋曾是育英老校长李如松家。1949年李如松去了台湾。后来我的父亲做了25中校长，就住在育英老校长的老屋。北屋尽西头有个带浴缸和锅炉的浴室。想必，北屋早年是李如松校长家的正房。东屋住的是女教师王玉凤；南屋是刘影家；西面是一座两层小楼，两位教师的女儿叫韩梅，我们幼时的玩伴。

邻近夹道尽头小院的西侧是费家，早年费起鹤先生曾任育英董事。

小夹道现已荡然无存，全被假日酒店压住了。

五六十年代对于小孩儿来说无忧多于悲伤。小夹道里几户人家十几个年龄不相上下的孩子，不论谁的家长是教师、校长或是职工，没人相问、相比，作完功课就在一起跳皮筋、欻（chua）拐，唱歌，女孩子们在一起互相学跳那时流行的孔雀舞。因为杨国庆家是回民，总有非常周正的羊拐，涂上漂亮的红颜色，几个小姑娘儿，玩得投入而尽兴。

大概两岁的时候，家里送我上了北海幼儿园。

北海幼儿园前身是北平国民党社会局托儿所，1949年3月由北京军管会接收，成为专门寄养革命干部和革命军人子女的实验托儿所。同年7月经过军管会批准，迁入北京九坛之一——清代皇家园林先蚕坛，8月改名为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幼儿园非常重视保健工作，请日本大夫指导保健医工作，使保健工作水平在北京市位居前列。为保证教育工作的质量，幼儿园初建时期的教师主要由从革命队伍中抽调的大学生担任，后来又请苏联幼教专家来园指导工作。——在这个幼儿园入托的孩子过着怎样的生活可以想见。

听父母说，一次我跟不愿离家上幼儿园的妹妹说，“这破家有什么好待啊，我们幼儿园可好啦！”幼小的我发现，周末接小朋友的家长净是坐着小汽车来的，可我为什么坐大公共汽车，有时还是坐在父亲勤务员双进叔叔自行车后面？父亲一看，这不行，这么点小娃娃就比谁的爸爸汽车大还是小！后来就将我转送到了东华门幼儿园。

东华门幼儿园也是名园，历史悠久，但是平民幼儿园。

这件事听来很小，在我家却被父母多次提起，使我很小时就在头脑里烙下不做八旗子弟、艰苦朴素的印记。

一张便条开除了党籍，一夜之间急瞎了眼

北京市《东城建设史》中提到父亲——

“1958 年10 月，整风运动结束。在整风反右斗争中，东单、东四区委贯彻执行党中央和市委的指示，对右派分子攻击党，抵毁社会主义的言论，进行了严肃的批判。但在整风指导思想上发生了偏差，反右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两区先后共有779 人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包括整风反右以后经东城区委批准的漏划右派）。他们中有颇有才干的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的干部，如：东单区委副书记兼教育部长张迅如等。”

母亲回忆道：

1957年，全党全国发动了一场震撼人心的政治大运动——反右斗争。当时张迅如是东城区区委副书记，主管文化、教育、体育、卫生几个系统的工作并兼着六十五中校长和支部书记。正是年富力强、思想成熟、干劲十足的年年纪，家庭幸福、事业有成的辉煌年代，突如其来的反右斗争运动将他打倒了。

反右开始时张迅如还是领导小组组长，领导文教口的讲座学习、提高认识、民主评论，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后，进入揭发批讲阶段。根据上级的批示，要他定时、定量（按百分之五的比例）打出党内外的右派来。在他所管的这几个系统里成千上万人中打出百分之五的右派，那可不是个小数目啊。张迅如思想上产生了疑问，在汇报运动情况会议上，他提出个人意见：“反右斗争是纯洁党的组织，加强团结革命队伍，统一人民意志。这是好事。但这又是解决敌我矛盾的问题。我们打对了对革命有利，打错了那可是人家一辈子的前途问题，不能掉以轻心。我得实事求是，不能乱来。”

经过一段时间揭批仍没进展，上级领导很快就撤销了他的领导小组组长职务，组织群众揭发批评他对反右斗争的态度。说：“你张迅如反对反右斗争，反对毛主席、反党反社会主义。你打不出右派你就是右派。”进而撤销了一切职务，交群众揭发批斗。

人们一定很想知道，这么多右派，尤其是那些成了右派的老党员，他们说什么写什么了？获这么大罪过，又是批斗辱骂又是开除党籍又是降职降薪又是劳改的？

半个世纪过去了。当事人不是过世就是已步入熟透的晚年。经过五十次的花开花落化作泥土，当年的娃娃已成娃娃的祖父祖母。无数人的青春、血泪或生命换得人们的思考，艰难地推动共和国的民主政治向前发展。如今，互联网上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基本可以言无不尽了。许多当年的会议记录、当事人的回忆出现在网上。

对共产党忠贞不渝的父亲，共产党的区委副书记、区教育部长，怎么就成了“右”派分子了？翻阅当年的会议记录，一切了然。

三件事情，说来话长。

第一宗，建国初期百业待兴，教育事业也如是，北京市要提拔一个1936年的党员作教育局副局长，提名者是北京地下党老领导，将要提拔的是解放前在北京地下党领导下做中小学地下党工作的老同志。都熟，有感情。可是解放区、国统区的工作性质、工作作风都有区别，刚开始合作互相不惯。父亲等多数不同意要提拔的人。又提出自己的人选，我查了一下，父亲提的人选是毕业于山东大学、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后在解放区学校工作的老党员。让大家提意见后，很快命令就下来，既定的副局长走马上任。那主张提拔的在心里就结了疙瘩——不同意者不是自己人，为后来中央让打右派埋下了种子。

现在看来很正常，比如现在两校合一，磨合二十年还没习惯呢，建国才一两年，两支队伍合并要同舟共济、水乳交融需要时间啊。

第二宗，转眼到了1954年，北京市委出了个《中共北京市委关于提高北京市中小学教育质量的决定》（我手头有全文），用我现在的眼光看这个决定不错。说了教育界整体形势后提出了存在问题：许多学校教育质量很差，学生成绩不好。1953年高考平均成绩不及格者占投考学生总数的70%。44个高中，只有7个平均分在60分以上，其余37个学校平均分不到60分，其中七个学校总平均成绩不到40分。还有思想混乱等问题。《决定》找问题的缘由：解放时间不长，旧社会的影响尚未去除；师资力量不足；制度不完备；现有基础很差等等。接着《决定》提出要实施的措施：必须使提高教育质量成为广大师生共同努力的目标；教师要深入钻研教材、提高教学水平；加强管理、考核制度的建立；贯彻全面发展的教育；加强思想教育；市、区教育主管应钻研教育业务，深入基层积累经验……

决定也有不周之处，于是在征求意见的“九位中学党员校长座谈会”上，不管是来自于国统区的地下党，还是解放区中学来的老教育工作者，都提意见。（我现在只知道当年九位名声显赫的北京市中学校长中的六位：郝仁初、杨滨、晁涌光、王季青、苏灵扬和张迅如）依我现在看，不过是每个人性格不同、经历不同、处世方式不同，说话方式不同罢了。

父亲为人处世一目了然、一眼见底，天真地认为“入党多年了，既然是在党的会议讲话，讲对了领导上作参考，讲错了就批评，党的会议嘛，说完了就完了嘛又是专门征求意见，那么我就发表意见吧。”在会上咚咚咚说了一大堆：

“教育局依靠两种武器推动教师，一个是授课计划纲要，像绳子拴着教师前进，另一个是统一考试，像鞭子赶着教师前进。许多措施都是从分数出发，好多教师成了‘分迷’，流传的口头禅是：分分分，学生的命根，考考考，老师的法宝。成绩排队、分数挂帅，一切决定于高考成绩，使中学校长的唯一任务是教学，学生负担很重。学生说：‘现在只有礼拜七，没有星期日。’造成学生忙乱负担很重。”“教育是缺乏方向，小孩看马戏，哪打锣就往哪跑！”

父亲一直在成绩比较优秀的学校工作，教师抓得紧是可能的。“只有礼拜七，没有星期日，学生忙乱负担很重”，就跟刚刚在2011年会议上讲过的似的，闻者准能叫好。没错，直到今天还是这个问题。可那时普遍教学质量也真低，上级要提高教学质量，您这么说，提出“五四年决定”的领导当然不爱听。

第三宗，到了反右末期，打不出右派又说“右派，要实事求是，不能乱打。打右派打对了，为人民立一功，打错了你就是害了一个好同志！……你有千言万语，我有一定之规：四个大字，实事求是！”

行了，右派就是你啦。就这样，父亲，一个抛弃个人一切，站到左派共产党的队伍里的老党员，被一张纸条开除了二十年的党籍。讲古的书上说，某某一夜急瞎了眼。这样的事竟发生在我父亲身上。

从我所能见到的原始文件看，真是，父亲喜爱的郝仁初、杨滨、晁涌光……无一不是从抗大从解放区进京的。和父亲合不来直到最后用一张纸条通知父亲“开除党籍“的，无一不是原城工部的地下党员。这些老地下党到文革时期无一不受到更为残酷的打击批判！

这是干什么？都是共产党员，都在为人民谋解放图幸福，为什么打下江山后要这么煮豆燃豆萁？

再往根儿上倒，我们可以看到，从苏区时期中央就在搞宗派、搞窝里斗：从“肃AB团”、“肃托”到“抢救”；土生土长的和出国留过洋的不对付；上过大学的大知识分子和没受过高等教育的小知识分子互相较劲甚至置于死地而后快！刚建国，枪杆子打天下的就把城市里做地下工作的潘汉年抓了起来，从延安出来的周扬就把同在上海左联工作的胡风整到牢里去了。斗来斗去，“反右”反被“文革”，四清的办法反在文革中被“请君入瓮”……最终，反右、文革，挑得从上到下自己人斗自己人，搞得天下大乱经济崩溃，不是吗？

建国初，由于夺取了全国政权，党内一部分同志增长了以功臣自居的思想。针对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1950年3月，毛泽东依据《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概括提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是统一战线的根本指导思想。中国的工人阶级光求得自己的解放不行，必须求得农、工、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共同解放。而毛泽东自己并没有真正这样履行，党的整体队伍也没有跟上这一思想，党不能解放全人类，何能解放自己。

天下可以逆取，却只能以“顺守”。政权是怎样获得的，民众往往会很健忘，他们关心的，是新政权能否给予他们旧政权所不能给予的一切：快乐、温饱、安定、安全感以及比这些基本要素更“高级”的民主、自由和文明。

高压下的生存

母亲回忆反右之后的生活：

从五七年七月到五八年初，经过半年的批斗，张迅如因激烈的刺激突发青光眼并发白内障，几乎成了失明的瞎子。

五八年初张迅如二十年的党籍被开除，行政降两级，戴上右派帽子发配到郊区农场劳改三年。他是二等甲级残废军人，一只手终身残疾，眼睛又被整瞎（半盲）了，在劳改农场喂猪放羊，困难可想而知。张迅如被定为右派去农场之前，儿童医院党支部找我谈话，令我与张迅如划清界限和他离婚。白家这个几代革命家庭也容不得反党的“右派”。我的已在中央、北京各大部作高官的叔叔姑姑也逼我离婚。为了不连累四个孩子将来的前途，我只好服从了组织上的安排，违心地和张迅如办了离婚手续。

这时孩子们最大的八岁，最小的才三岁。从此我自己带着四个孩子，忍受着政治上、精神上的压力与生活上的煎熬。老战友、老朋友、老同学都不敢来往，一切社会关系都被切断。从此我深深体会到了什么叫孤独，什么叫世态炎凉。就连我们这个白姓大家族也容不下我这小小的白清延，那才真叫孤身无助。那时只有我的三叔三婶敢理我，我有苦闷委屈就在他们面前倾诉，有时痛痛快快哭上一场，发泄发泄心中的闷气。

一九五九年北京麻疹、中毒性痢疾大流行，儿童医院重病房一天死好几个患儿，我被调入重病房。一天24小时都处于抢救患儿性命的紧张状态，我没有时间照顾自己的孩子。那年除了老大亚平，三个孩子同时患上了麻疹。我把他们锁在家里，由九岁的老大照顾他们，每天熬一锅稀饭自己热着吃。我的老大非常懂事，她给妹妹、弟弟喂饭喂水，半夜里还等我回家才睡。有时看天气不好要下雨，还到医院给我送伞送雨鞋。我看到孩子那可怜的小样忍不住泪流满面。

其实那时的事我都知道。生活让我懂事早，晚上睡得少，大人以为我们睡了大声说话，我都听见了……

我看到，从1959年到1961年，三年间父亲很长时间才回一次家，正是闹灾时，每次父亲回来都会给我们打开一个小布包，里面是烤得金黄的窝头片！那是父亲在劳改时从发给自己的每个窝头上切下一小片，放在炉上烤干，一片片攒下来，有机会回家时带给自己的一群孩子。那时已十岁的亚平常一个人默默地想：爸爸在炉边翻烤这些“点心”时，一定惦念着我们这几个孩子和曾饿得昏倒、浑身浮肿的妈妈。

在京郊一个叫“平房”的地方是右派劳改之处，父亲的活儿是养猪。几乎成为瞎子的父亲看不见光线暗的地方，残废的左手也不行。猪圈门上下三道用牛皮绳捆住，一只手解不开，只得用牙咬帮忙，一手加一口开猪圈门。天天如此，一天六次。一次让管理人员看见了，说你拿牙咬那多么脏呀！父亲苦笑着说：我只能拿牙咬！这位名叫肖业勤的同志忽然发现，噢！你是个残废！他建议上级给父亲“摘帽子”：“他可不像右派呀！第一根据他的身体条件，一个残废军人，一个瞎子，他的劳动就是好。第二他对自己对别人的思想要求是严格的。”

1961年12月给父亲摘了右派帽子。这期间他一直在上诉请求甄别，同时北京市、东城区许多老同志也确实觉得整错了！“别看我带着个右派帽子，可是我在北京市不臭！”他自信地说。

没有工作、在家养病期间，父亲自制梅花针自己治疗眼疾；广东人，总是要尽力吃好，用两根筷子做了个丁字形工具，一只手磕鸡蛋，给我们摊煎饼。父亲烧菜手艺很好，咖喱牛肉、香酥鸡，在平锅上煎带鱼，几乎不用油。——好好活着！在一次与舅舅等家人的闲聊中我听到父亲说我有个理想，将来能挣一辆自家的小汽车！——其实父亲和所有男人一样，爱小汽车，梦想着能有自己开的小汽车。可是父亲没活到这样的时代。看看如今满大街跑着私家车，父亲会怎样想呢。

1962年12月分配他到北京27中当副校长。回到市里，回到教育工作队伍。父亲在恢复工作的同时，即刻抓紧了对一群儿女的素质教育。对于我们在学校的学习，父亲似乎并不在意，说，有个领头羊，后面一群羊都好好的了——老大学习不用人操心，弟弟妹妹个个学习成绩好——我从小学四年级起就开始在班上站起来读自己的作文，弟弟妹妹们也个个写得好文章。只记得父亲用桌子一角和另三个同样的角给我们讲成语“举一反三”和当我们得到一些成绩后讲“行百里者半九十”；还有，对我写日记、练大字的赞许。父亲送弟弟和小妹上体校学游泳，那时很少有人送孩子上业余游泳班的；给眼睛不好的大妹妹置琴，四处奔走求师。请老师，不光交学费还给老师买月票。那时一般人用胡琴都买几元一把的，妹妹的二胡是78元的。有人算过那时的十元相当于现在百元的价值。从我们很小的时候，家里就常响着《光明行》、《二泉映月》、《良宵》或《赛马》。

一天，父亲从委托商行买回一架手风琴！这在我们平淡的生活中掀起一环美丽动人的涟漪！不日，来了一位懂音乐的大哥哥邹晓勋，是65中学生，我们开始跟他学琴。父亲顶着自己多舛命运而特别关注子女全面发展整体素质。

后来我们姐妹仨都进了北京市少年宫艺术组，我在手风琴组，大妹成了民乐队唯一的女生，小妹在舞蹈组。那就是现在的艺术特长班，但不要钱——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虽然我的父亲是“右派”！

70年代后大妹妹全盲，自己开的满墙字画的按摩诊所里，不光有诊疗床，还有电视、收音机、二胡和手风琴——一个精神高贵的盲女。我不论到内蒙插队还是从军服役，手风琴伴我在水利工地、在军队粮库、机场、坦克营，为他人服务也为自己的人生道路奏响着乐观美好的背景音乐。至今相聚，伙伴们还会喊一句：亚平！带上手风琴！

记得六十年代住灯市口，一天晚饭后，父母携我上王府井遛弯，我一手拉着妈妈，一手拉着爸爸。面对繁华街市上熙熙攘攘的人流，只听爸对妈说：“再不能让孩子过兵荒马乱的日子了。” 父亲和所有百姓一样，渴望安稳日子。

他多才多艺，写得一笔好字、一副作报告不用打稿的好口才。他那么热爱生活、喜欢音乐，在最悲愤的时候也会引吭高歌的！父亲抛下自己的痛苦，奋力为儿女创造不再有痛苦的人生。

1965年，15岁的我要入团，团组织要求对父亲的右派问题要有认识。为了女儿的前途，父亲留着眼泪违心地批判自己，和母亲一道帮我写出入团申请书。

1966年，天下大乱。

母亲回忆：

六六年五月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又将老账翻出来——“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中的“右派”。老右派翻案，更加残酷地斗争。在二十七中，他是首当其冲的专政对象，关押在学校不让回家，每月只发十二元生活费，挂上“右派”牌子不让坐车。批斗时脖子被打出一寸多长的口子，血流一脖子不给包扎。因自己抓把土按住伤口止血，被剃了阴阳头。批斗时专打他残废的手，长时间的折磨使他痛不欲生。

一天我一进门看见小女儿毛毛正在哭，我吓得赶快问她为什么。她说爸爸不见了，他留下纸条走了。我马上意识到了张迅如是不想活了，寻死了。我看到抽屉里的药瓶子全空了，他把所有的药都吃下，走了。我带着毛毛跑到楼下，遍野地找，没有找到。

天黑了。二十七中来电话说张迅如自绝于人民自杀未遂，现在北大三院抢救，叫我马上去医院。我把毛毛留在家里去了医院，看到他还昏迷不醒。

从六六年到七二年，六年苦难的日子。张迅如被关，我被批斗，老大老二到内蒙古呼伦贝尔插队去了。家里只留下儿子、小女儿毛毛。儿子十三岁，小毛毛才十一岁。我把家就交给他俩了。毛毛做饭管家。

七六年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张迅如被彻底平反，恢复了党籍和一切政治待遇，安排了工作。二十二年的冤案平了。然而，二十二年的好年华再也找不回来了。

结束语

一切都过去了，反右、文革，所有折腾，都过去了。

1978年北京市为父亲彻底平反的决定刊登于《北京日报》。在父亲启发下一直学而不辍的弟弟以小学五年级的学历考上了大学。我经历关外十年后回到了北京。大妹妹出嫁生下了儿子，三代人团团圆圆。父亲知足地说，咱家很幸运啊，一场浩劫，完整地全熬出来了。没死人、没伤残、没疯了的。

他被选为东城区政协副主席，八十年代初政协不像现在这么忙。我想，其实是个闲差，是一种对过去事情的抚慰和敬重。父亲何等聪明，怎不明白？他领了这份情，坦坦荡荡与东城区的新人、老人和睦相处，做着自己人生最后的工作，也本性不改地观察着、批评着世间公平与不平之事。

经历九死一生的磨难，父亲仍未动摇信仰，对祖国的前途并未丧失信心。改革开放后，始终在为了纯洁教育事业这片净土奔走呼号。有人想以他的名望用来打开学校做买卖之路，他不同意：“学校就是学校，学校赚钱有辱斯文。”有人说，假如您当年听了家里的话，不参加革命而到法国去留学，现在回来至少也该是全国政协委员了。他听了一笑了之。

父亲是真正的共产党，从未给家人子女谋过什么私利。

病危临终，一位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老馆长来看望，父亲把我介绍给他：“这是我的大女儿，在北京经济学院图书馆。”那位老人说“噢，听说经院图书馆有个女孩子为了上北大学习，连刚怀了的孩子都不要了。”“就是我的这个孩子啊！”父亲说。其实，为了念书牺牲孩子是在父亲的支持鼓舞下做到的。直到这时，我才知父亲在中央级的高校有这么位过心的战友。他从未想过让学图书馆学专业的女儿从北京市属高校调到中央级高校，对他来说也许就是一句话一个暗示。

幼时并不懂得父亲家有土地而参加打土豪分田地为的是什么；年轻时并不懂得什么力量支持着从小衣食无忧的父亲抛弃富贵与安逸、到苦寒北地吃小米黑豆图的是什么。长大成人才理解，为了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尊严拼死奋争的信念是多么巨大的力量。

一切都过去了，父亲已作古人。

1989年春，一向食欲很好的父亲，突然拒绝进食。住院。肾动脉硬化，肾衰。在医院挣扎了八个月。最后的日子里父亲对母亲说，“我不想拖得太久，最后不用抢救。”11月13日，父亲走了，刚过七十大寿。

二十年来，写过上百万字文章的亚平，却从未写过最爱我的父亲！不是不想写，而是不敢写。若写就要想，而，不敢想。伤口上结的痂，一碰则彻骨之痛！做饭时看到西红柿，会想到收入很低的年代，父亲在隆冬为生病的我买来三元钱一个的西红柿用糖拌了给我吃；儿子病时，会想到自己幼时发烧，母亲忙着在儿童医院看护别人家的孩子，是父亲，用酒精浸湿毛巾给我擦身做物理降温……

直到今夏，一位多年的同龄好友提醒我，写你的父亲吧，你不写，没人会知道，也不会有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父母有过怎样的人生经历。

是的，世人也不会知道，今天，我们能够一步步走入民主社会是经过千万人付出怎样沉重的代价换来的。

但愿，一切都过去了，不要重来。

退休之后我参加了学校老教育工作者协会的艺术团，立刻，老教协副会长臧吉昌教授建议秘书长俞坤一教授带着我到乐器行，买了一架96贝司手风琴。我从来没拉过这么大的“鹦鹉”琴！1800元，自己买是不可能的。俞老师说，你若能拉更大的，咱们就买120贝司的。在和臧吉昌教授交谈中我惊异地得知，他建国之初是著名的25中乐队指挥和演奏员！当时父亲正在25中做校长！谈起张迅如，臧校长也是充满了崇敬。

这是缘么？

父亲没了，父亲的学生们和我在一起，相携而行。

http://www.bj93.gov.cn/wyhc/hjjj/201109/t20110913_212920.htm

yangharrylg · 发表于 2018-1-22 18:44:41

与容全堂老师对话
来源：九三学社首都经贸大学（东区）支社　张亚平　　日期：2011-06-03　　浏览次数：318
因为种种原因，从“共青团时代”就渴望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我，终未入党。虽然后来参加了九三学社，也许是出于血浓于水的感情吧，出身于五代共产党人之家的我，一直与周围许多共产党员带着极其自然的友爱互敬互助协同合作，为党的事业兢兢业业地工作着。学校纪委有一位容全堂老师，与我的外祖籍都是陕西，更有了一份“乡党”之情。时有肝胆相照的思想交流，容老师共产党人式的大度、大爱与深刻使我非常感动。下面是我们在电子信箱里的一段对话。

2011年4月28日 14:53

照片是我从儿子对百年清华庆典的记录中选出的几张。其中“初雪后的工字厅”被官方画册选用。与亚平共享吧。

2011年4月28日 15:46

张亚平：您好！所发邮件收到了，祝贺儿子取得的好成绩。从照片看出，他是个帅小伙，有股英俊洒脱的气质，他人生的成功你这当妈妈的该引以为荣，骄傲！高兴！容全堂

2011年4月28日 17:11

谢谢容老师的理解。我们都是陕北人的后代。我外婆家是清涧革命村高杰村白家。曾外祖是白明善（乐亭），黄埔军校时在宣传部工作，是“陕北烈士名单第一名”。

白家满门英烈。蒋巍、雪扬所作《中国女子大学风云录》（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中有我外婆家九位白姓女子革命事迹，过去号称“白家十姐妹”。郝在今的《中国秘密战》中也提到白明善和高杰村。可是我有时很失落，因为，忠烈的后代们什么样的都有。

我是尽力培养孩子做忠实的爱国主义者。希望不要落空。亚平

2011年4月28日 20:15

张亚平：早听说过陕北一村白氏家族，出了共产党4位省委书记，堪称党史界的轶闻趣事。看了你的回信，得知你就是此家族的后裔，可贺可庆。这就是共产党的高明之处，不以社会背景、家族出身论英雄，不管身处显赫，还是身处社会边缘底层，只要忠诚人民、忠诚祖国、忠诚事业，都会让你大展才华。今天的我们，应该为党高兴，为你的家族庆幸。

盛世中华，是英才辈出的时代，不要有什么失落感，心里高兴都高兴不够，甚至梦乡想到此也会笑醒。

从党史的角度来说，陕西的历史主要是陕北的历史，这一点对于理解陕北地区涌现出如此众多的白氏高官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个袁家沟村，四个省委书记

据史料记载，白姓最早发源于陕西、河南一带。如今，陕西的白氏主要分布在陕北地区，其中尤以绥德县和清涧县居多，因此白姓高官也以这两县出身的居多。据清涧县委宣传部印制的县情简介上显示，单单一个袁家沟村，就向新中国前后输送了“白治民、白如冰、白栋材、白恩培四位省委书记”。

作为一个拥有众多白姓人口的地方，清涧县的白氏无论是为官人数，还是在地方政坛的影响力都远远超过了陕西的其他地方。白如冰与白栋材分别官至山东省委第一书记、江西省委第一书记；白治民曾任福建省委书记，后来他就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正部级干部；白恩培是现任的云南省委书记。

袁家沟附近的几个村落亦出了不少白姓高官。如老舍古村的白成铭、白炎波，后山里村的白向银，高杰村的白寿康、白炳勋等等。而在血缘关系之外，他们大多还具有同窗之谊。当时陕北地区非常贫困，往往邻近的几个村子才会有一所小学，因此他们在年幼的时候便相互熟识了。考虑到上述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彼此之间相互影响、参加革命就成为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有一个人不得不提。生于1897年的白明善是有史可查的最早参加革命的白姓人。白明善是清涧县高杰村人氏，早年曾到黄埔军校任教官。1927年，白明善参与发动指挥了全国第三次武装起义——清涧起义。1932年，他被军阀井岳秀绞杀于榆林。

白明善年纪较长，参加革命的时间也很早，其他几人则又在白如冰的影响之下相继走上革命道路。

“这是历史环境造成的。”清涧县委宣传部一位韩副部长告诉记者，“清涧县是仅次于江西瑞金的第二个将军县。”正因为出去参加革命的人比较多，所以活下来任职的也比较多。据清涧县1985年调查，当时还在位的从清涧县出去的省军级干部就有62位。

绥德师范：“陕北革命的策源地”

除了清涧县，陕北其他地方的白姓也走出不少高级官员，如绥德县的白介夫、白纪年，靖边县的白坚、白克明父子，米脂县的白云腾。按照年龄划分，上述白姓官员基本属于两代：白克明、白恩培、白云腾等人年纪较小，可划分为第二代，均在建国以后参加工作；其他几位的年龄几乎都相差无几，都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参加的革命。

那个时候受压迫太深，受进步影响，同村人一同或相继参加革命的例子很多。幸运的是，他们经过那么残酷的战争后幸存了下来，并且都卓有成就。诚如陕西省社科院文史研究所郭林所长所言，他们确实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容全堂

2011年4月30日17:35

谢谢容老师给我的宝贵资料。好些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只知道一点曾外祖白明善的事迹。我父亲张迅如，广东人氏，越南华侨，1938年到延安抗大，后作为我三外爷的同事认识我的母亲。在1958年做北京东城区区委副书记时成为右派，20年党籍被开除。这就是我没入上党的原因。

一切都过去了。作为白家的后代，我会执着地做好人。亚平

2011年5月1日 6:06

张亚平：党干的事，世界无先例可循，在艰难摸索中前行，早期乃至建国初，敌强我弱，脑子处于极度紧张状态，往往把不同意见同志当成敌人看待，伤了一批又一批同志、朋友，使很多优秀人士蒙受不白之冤，教训惨痛。

这才有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拿出自我否定的勇气，纠正了扩大化的问题，在世界政党史堪称创举。

1957年伤害的人，绝大多数是精英，上到朱总理，下到林希翎，党发觉错了，又以宽阔的胸襟拥抱了这些被误解的人。你的父亲也在其中。

作为同事，我深深的表示同情。在承受压力和误解方面，他同样展现着革命者的气概，相信他始终坚信着当初的选择，因为他是延安走出来的革命者。

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未在党内，不该有自卑的想法，检验是不是党员的标准，我想是坚信党的事业，只要心与党，情与民联在一起，不在党内，但的的确确是合格的党员，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如今，事业兴旺，社会发达，党与过去相比，日趋成熟，虽然问题很多很多。如果你父亲健在，他会为今天的党而欢欣鼓舞的。

一时即席，不一定正确，仅供参考。

同时送上五一节的祝福！容全堂

http://www.bj93.gov.cn/zt1/jd90/t20110603_212536.htm

yangharrylg · 发表于 2018-1-22 18:54:53

适逢（1945--2015） 9月3日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前夕，《乐龄网》《家常频道》亚平女士《父亲张迅如》的缅怀文章读过近三个月后，经过多次搜索，终于如愿以偿，再次拜读。特等功臣，独臂英雄的革命足迹深深的印在脑海里。
张亚平女士，乃抗战老兵的后人，,真正的红二代，她应是抗战老兵阅兵队伍家属中的一员吧？
集爱国华侨、共产党人、抗战老兵、特等功臣、独臂英雄、教育战线尖兵于一身的革命形像将鞭策和激励国民团结在以习近平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实现中国梦增砖添瓦。
特整理文章中照片，缅怀之。

http://www.china5080.com/articles12/457310.html

yangharrylg · 发表于 2018-1-22 19:31:47

此文亦载于：http://www.china5080.cache.srt.cn/articles12/219996.html
http://www.wphoto.net/qianbei/article/28114/
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2260544101_0_1.html

Gowest · 发表于 2023-4-25 23:52:27

yangharrylg 发表于 2018-1-22 19:312 _* u- @3 s2 c-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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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亚平，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图书馆退休馆员。1950年出生于北京。1968年8月至1978年流离关外十年。1978年至2005年供职于北京经济学院（后来的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图书馆。

父亲张迅如
——在革命洪流中

作者：张亚平

10年前，年过花甲、矮矮小小的亚平，经常背着30斤重的手风琴，骑车穿过校园去老教师艺术团参加活动。于是有老同志说“沉不沉啊？”年轻人问“张老师，您怎么学的手风琴啊？”

说来话长。

第一句话是，我永远感谢我的父亲。第二句话是：要不是学校老教协，亚平恐怕再没有拉这么好的琴的条件了。

父亲张迅如

从父亲一生经历可以看到，耿直、平凡，愿意为社会进步作贡献而宁肯拒绝老家送他去法国留学的锦绣前景。最终是做个基层教育工作者，然后有个小家庭，生儿育女。以平常之心享天伦之乐。不过如此。

但是，我尊敬自己平凡的父亲。

有件事使我很懊悔：没有在父亲生前跟他学说粤语，那也是一门才艺啊。从小他就带我们听红线女的粤剧，试图教我们说家乡话、喜爱祖籍的艺术。可是我们叽叽嘎嘎说着笑着，闹着玩似地只学了广东话的从1数到10。

跟父亲出门散步或逛公园，只要听到有人在说粤语，父亲就会走上前去跟人搭话，双方都说得满腔激情。不懂事的我们只觉得好玩，外语似的，一句都听不懂。哪里体会得到父亲深切的思乡之情。

父亲从1937年离开广东奔赴延安，到1949年以后只回过一次老家。晚年总是念叨着要再回乡看看而一直没有成行。带着这份遗憾，70岁时老人过世。

和许多子女一样，我对于父亲知之甚少，“没良心”的是，我是父亲最钟爱的长女，也没有用心去爱他、了解他、记录下他应当传世的事迹。

父亲的一生，有阳光明媚，花红柳绿，更有风风雨雨，委委屈屈。父亲写得一笔龙飞凤舞的好字，有着出口成章的好口才。面对人们“写点什么”的请求，却在晚年留下一句倔强的赌气话：我一个字也不留！

在我的要求下父亲留下的墨迹

于是我们只能从他平日在我们记忆里留住的只言片语和公家冷冰冰的铅字悼词中剥离出一点点有血有肉的往事。

一幼年

1919年父亲出生在一个四代越南华侨之家。祖上是被卖到南洋的“猪仔”——华人奴隶。死里逃生，活了下来。到了祖父辈上已在西贡立足。听说，橡胶园、果园广阔，一天走不完。为华侨子弟开办了学校，做了许多有良知的华侨都做过的慈善之事。

祖父娶了越南女子为妻，生了几位姑娘。中国人传统观念是，姑娘不是“后”，无后为大。于是回国从老家娶了位广东姑娘。“寸”的是，广东姑娘真“争气”，连生三位男儿，我的父亲是其中之一。父亲原名张九如，长大成人自己改名“张迅如”——理想是，如同鲁迅，耿直、深刻、硬骨头。

上世纪五十年代父亲回广东带回一些照片，其中有我的祖母。真美，广东人里少有的美，红线女那样的。文革中毁掉了。不知父亲在毁那些照片时是怎样的心情。

我问妈：“是谁烧的？”

“是我。”妈说，“那个时候，没办法。还有你爸18岁在广东时的照片，最漂亮的时候。你的越南奶奶也是挺好的人。”

我还是红领巾的时候，一次少先队组织“和爸爸妈妈比童年”活动。我妈说：跟我比吧，我家是陕北雇农。跟你爸爸可比不了，西贡城里华侨首富少爷的日子。油头粉面，吃的每个馄饨都可以透过薄皮看到红色的虾……

从父亲应我要求写的履历中看：5岁，随父母去越南。1932年，13岁时回到广州，在著名的广雅中学读初中。

受中华古国文化的教育，那是必须的。

二青春年华

从其他广东籍老革命的回忆录中了解到：广雅中学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先后涌现出大批追求革命真理，为人民解放、国家富强而浴血奋斗的仁人志士。叶剑英同志抗战时期到校作报告时曾赞誉广雅是一所“制造民族革命战士的大工厂”。

1933年，广州地下左翼文化总同盟组织读书会，开展阅读马列著作和进步书刊活动，为后来的“一二·九”抗日爱国学生运动作了思想和组织准备工作。在“一二·九”运动中，广雅学生一千多人声势浩大地参加了广州学生抗日示威游行，积极参加街头募捐、购买飞机、慰劳抗日将士、组织下乡宣传等活动。

1935年父亲参加“一二·九”运动。曾因带头活捉了国民党特务、本校教务处长，被开除学籍。

1937年“七·七”事变。父亲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广雅支队”。

广雅中学。亚平拍摄于2014

“丰富多彩的抗日活动促进了大批学生的思想和学业的成长，英才辈出，成就斐然。校友古元、莫燕忠、蔡迪支、罗克明、吴冷西、欧初等都是在这期间奔赴延安或其他革命根据地。”（《广州文史广雅中学简史》）

这也与父亲给我写的简历“1937年11月奉党之命率十名革命青年奔赴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三期七队”合上了。

“1937年7月—9月，奉地下党之命在香港工作三个月”。因被国民党追捕，党组织令父亲带领10名青年奔赴延安。这10位革命青年中有后来的理论家吴冷西和版画家古元。11月，进入抗日军政大学，相继在抗大三、四期学习。

到了延安，他就将随身带着的金表、金笔都交给了组织。

在越南的祖父听说父亲跟着闹学潮，还要到苦寒北地参加抗战，急坏了。一个有钱有粮有田地的南洋华侨子弟，跟着穷人一起打土豪分田地闹革命！家里想尽办法甚至许愿，高中毕业送父亲到法国留学，必有无限前途的！可是父亲有自己的理想，离开热带的鱼米之乡，抛下无尽的荣华富贵，唱着“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上延安吃小米、喝延河水去了。头也不回。

经常听父亲用漂亮的男高音高歌一曲《延安颂》。

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塔影，

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

春风吹遍了坦平的原野，

群山结成了坚固的围屏。

……

偶尔地，听父亲提起，在延安听毛主席讲课，抗大校长是林彪。仅此而已。

近年在网上见老同志王斗光写的《对七十年前在延安“抗大”的怀念》，写到延安抗大生活：

“旭日东升，蒙蒙的拂晓晨光。我们在一个早晨抵达西安火车站。坐黄包车进城，城门站着卫兵问是干什么的?我们答是来上学的，就让通过。我们很高兴地直往七贤庄1号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把南委写给林伯渠同志的秘密介绍信给他们。等一会出来接见的同志非常热情，安排我们到一家饭店住下，等着坐汽车往延安。过了几天蔡虹、罗克明、周奋等广州广雅中学的十名学生也到来，安排同住在该饭店。办事处门前有一个操场，那天几个头戴五角红星帽的红军在打蓝球。我们就是抱着一心永向党，抱着献身于抗日救国与革命理想而奋斗的满腔热情奔赴延安的。我在离开广州之前曾写信回家，为了路费称生病，希寄钱给我。我收到钱后，给家回信称我要去北方学习，希望忘记我好了。如今后不能见面，不用难过，就算没有生我这个儿子吧!表示我不顾一切献身革命的决心！

这里提到的广州广雅中学10名学生，应该就是父亲他们啊。日子也对——

1937年10月间我从广州出发乘火车奔往西安。后改乘汽车往延安，在洛川过了一夜；路上还碰到下雪，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下雪！黄土高原上山连着山，与南方广东到处都是郁郁葱葱的绿树很不一样，但人间的情谊却是热乎乎的，首先是深感领导上对我们很热忱和关照，到天冷时就发给我们每人一件雪白长毛的羊皮大衣，食的是小米，虽不易消化，有时大便还带血，但吃起来很香，还有红烧的南瓜菜或咸菜。日程很紧张，动作要求快捷，内务要求整齐，学习要求专心动脑。

听课要作笔记，有时因天冷墨水被冻写不出来，只好把笔拿到口边吹暖。听课后集体讨论或自学整理笔记。延安的生活很艰苦朴素，每月发给学员的零用钱是边币一元……（王斗光：《对七十年前在延安“抗大”的怀念》）

读了王老的文章，仿佛看到同是从广东奔赴延安的父亲也在那支队伍里朝气蓬勃地学习、工作、歌唱。

1938年2月5日，父亲在抗大入党。抗大毕业后，因为是队伍里的“知识分子”，组织上征求他的意见：愿留在后方办报还是愿上前线？他说“上前线，跟鬼子面对面地干！”

经过长途跋涉，到山东沂蒙山区，在山东军区宣传部青年科当了青年科长。

那年，他19岁。

在山东，与日本鬼子血战了近五年。

1940年在日寇的大扫荡中，为了掩护省机关干部转移，他自告奋勇率领一个警卫排阻击来犯的千余敌人。地上，对面有敌人；空中，有狂轰乱炸的敌机。敌众我寡，他带领全排战士浴血奋战，为机关安全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战斗残酷极了，他派通讯员和上级联系，通讯员临行前端端正正给他敬了个礼。一转身，鬼子飞机的炸弹落了下来。刚刚还生龙活虎的小战士已不见，只有一双腿倒挂在树上。

这一次战斗父亲立了特等功。

战斗结束后，负了重伤的他被接到当地老乡家。老乡把他藏在高粱地里。正是拉锯式战斗时期，敌人时来时走，还时常带军犬来骚扰。环境恶劣，没有办法换药，两天后伤口化脓。他化装成乞丐，四处寻找我们的队伍。当找到机关部队时，手腕手臂的伤口已生了蛆。他给我描述过听着蛆虫在伤口腐肉里咬噬的声音是怎样地惊心。战地卫生所条件差，简单地处理包扎后送到后方医院。两个月后又上了前线。这次阻击战中他左手臂重伤导致终生残疾，后定为二等甲级残废。

父亲和我在一起的幸福时光。父亲永远说，伤残的左手是狗咬的

我的叔叔也从海外回国参战，第一次战斗就献出了宝贵生命。

父亲这些青年时代片段，是我幼时从父亲只言片语的记忆中连缀下来的，还有些父亲自己都忘记了的小事：

——1939年4月25日至5月10日，在山东沂南县夏蔚召开了苏鲁战区青年团体临时代表大会，大会选举产生了苏鲁战区青年抗日救国总会执委会，执委会由杨涤生、刘导生、张彦、陈放、林江、张迅如、王照华、杜前、宋诚德、李毅等25人组成，杨涤生任主任，陈放任副主任。（《山东临沂市情网》）

——1940年7月26日至8月26日，在沂南县青驼寺村举行山东省“联合大会”期间的8月6日，山东青救会在青驼寺成立（即第一次山东省青年代表大会）。到会各地区青救会的代表40余人。8月10日召开第一次执委会，选出陈放、杨涤生、张迅如、夏戎、王克、杜前、张乾亭为常委。（《山东青年运动在沂南县简史》）

1945年5月3日，西北青救会在边区银行大楼召开解放区青联筹备会成立大会，一致通过冯文彬、胡乔木、黄华、蒋南翔等24人组成解放区青联筹委会，推选冯文彬、胡乔木、宋一平、王治国、蒋南翔、黄庆熙、安平、史立言、张迅如、朱荣等11人组成常委会，冯文彬为筹委会主任，蒋南翔为秘书长。

1942年，组织建议父亲回延安进中央党校学习。长途步行，经过敌人的许多封锁线，到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才坐上大卡车抵达延安。在中央党校一边学习一边生产劳动。

在这里，他认识了我母亲的叔叔白浩，成了好朋友，并有机会认识了母亲。

三动荡的岁月

母亲1928年出生在陕北清涧县高杰村著名的投身革命的白姓大家族。母亲的外婆家、爷爷家是陕北早期共产党的成员。

白氏家族的40多位名门才子、仁人志士为中国革命英勇献身，为高杰村英烈史册增添了悲壮而辉煌的一页。高杰村也因山灵水秀、人才济济而被称为“清涧第一村”。

史记陕北绥德、清涧历来重视文化教育，再穷也想方设法让孩子读书，因此这里很早就有人去北京、上海上大学，新思想、新文化的接受比较早。

母亲的祖父白明善是有史可查的最早参加革命的白姓人。白明善字乐亭，明抗清忠烈白慧元第十二代孙。生于1897年。父为穷书生，母系村妇。幼年家贫，学习刻苦，以半工半读维持学业。在校期间接受马列主义，1924年参加“共进社”，负责编印《陕北青年》。1926年到广州黄埔军校工作，接受恽代英、瞿秋白领导，做宣传干事，参加编辑《新国民报》。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重回陕北工作，组织发动“清涧起义”。1928年参加陕北第一次党代会，与刘志丹、霍世杰、刘澜涛同为陕北党内重要领导人。1930年被叛徒告密被捕，1932年被军阀井岳秀绞杀于榆林。

我的母亲回忆：

动荡的大革命时代，在时任陕北特委的爷爷白明善影响下，六位祖辈、父辈为革命捐躯，我们的大家族成了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的革命家庭。

1940年，三叔接我到了延安，同去的还有牺牲了的二叔留下的遗孤、我的堂弟白道生。那年我12岁，进了延安保育院小学。

1942-1945年，我在延安中学读书，到中央党校二部看三叔时与张迅如相识。因为他跟三叔是好朋友，我们同桌吃饭，晚饭后一块唱歌，听他们在一起聊天，讨论问题。他将我当小朋友。

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中央党校第二批干部奔赴前线。党校二部干部队——“冀热辽大队”出发前一周，张迅如突然来到延安中学找我，要求我同他一起上前线。那时我的思想很单纯，根本不能领会他的意思。说：“你去问我叔叔，他同意我就同意。”

第二天他果然带来了叔叔的信，告诉我叔叔同意了。

叔叔说：“你们自己愿意就去吧！”但是必须办了结婚手续才能走。

这下我傻了。就这样，经过家长的同意组织上的批准，事情就成了。我觉得叔叔肯定了解他吧，叔叔把我托付给他，也是叔叔对他的信任。

在延安唯一的照相馆拍的结婚照

1945年9月29日，在延安，在中央党校二部临时给的一间小窑洞，我们举办了简单的结婚典礼。参加结婚典礼的人都是我的长辈，谁也没有闹洞房。他们一走我可就紧张起来了，不知为什么哭了起来，弄得张迅如也不知所措。他以为我后悔了。其实我就是害怕，我说我想妈妈了。没办法，他开始哄我，干脆不睡觉了，给我讲起他的家庭出身和参加革命、杀敌立功、打仗负伤的故事。一直讲到天亮。

新婚第一个夜晚，他给我讲了这些。

故事讲完了，天也亮了。这天早上我们没有到食堂去吃饭，他给我煮了挂面，还有鸡蛋。在延安，这就是最好的招待了。

1945年9月，大批延安的军政干部奔赴新解放区开展工作，建立新政权。这样，我们结婚一周就随冀热辽大队奔赴东北，迎接“接收工作”。

我们的婚姻就是这样融合在革命中，与长途行军同时起步，相伴同行了几十年。

他们不知道，今后几十年的婚姻生活，不仅有幸福，还将会遭遇怎样的苦难。这是后话。

母亲的回忆录里说起自己17岁时的故事：

张迅如在队伍里是比较年轻的，负责打前站。大队人马到宿营地时，他们已经号好了房子，烧好了水，做好了饭。他就像大哥一样照顾我，把部队安顿就绪后，就给早已睡着的我打水、泡脚、打饭，然后把我安排在住房的炕角休息。

1946年1月我们到达察哈尔承德市。

1946年，承德。父亲27岁

在承德住在避暑山庄里。看到院子里打扫卫生的是没回国的日本女人，所有中国人对她们都是唾弃的态度。也挺可怜的。

正要向沈阳挺进的时候，上级命令延冀大队就地分配工作——沈阳已被蒋军占领，是我们主动放弃的。通过辽宁省政府人事科，我和张迅如被分配在三区，张迅如当区委副书记，我在妇联。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对旧政权反动组织搞清算斗争。

三个月后，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原抗大校长罗瑞卿在一次军区干部会上看见了张迅如，知道他现在地方上工作，就命令他马上到冀热辽军区组织部报到，回部队去。军区组织部长是原抗大教育部长胡耀邦。这样张迅如就被安排到冀中纵队一旅当组织科长。我当收发，一同前往。

1946年3月，我们完成了那一带的剿匪任务。军区组织部又把张迅如调军区当组织科长。胡耀邦部长见我时笑着说：“你这么小，别跟着部队跑了。送你去晋察冀军区白校（白求恩学校）学医去吧！”我听了很高兴！我从小的理想就是做医务工作。于是我带上组织部门给我开的介绍信，去了晋察冀军区驻地张家口。

同年，父亲复员到张家口市立中学任教导主任。随学校转战到石门。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党要在我军解放的第一座大城市张家口筹办一所既是正规中学又是综合性的干部学校——张家口市中学校。

当时张家口市没有中学，有钱人子弟上中学要去北平。新建的市中有高中班和初中班，还办了各种不同性质的亟需的班，如地方干部班、师范班、文化班、文艺班、附属夜校等。设置的课程有：语文、数学、物理、化学、政治、博物、地理、历史、生理卫生、还有外语、音乐、美术、体育，共13门课。

合影于张家口，照片背面写的是张家口老名“张垣”

1946年9月，国民党进攻张家口，我军决定撤离。父母所在的白校和张家口市中都在这支队伍中。跟随部队撤离张家口市的学生，编为一个大队。大队长由郝人初校长担任，副大队长有张杰同志（全国解放后担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主席）和张迅如同志。（何绍元《张家口市及市立中学》）

战火之中，距离作战前线并不远。后方可能随时有追兵，前边可能会碰到遭遇战，空中不时有国民党的飞机侦察，扫射、轰炸。但是所有的教师、学生没有一点恐惧感觉。只是后来才知道，只有以郝校长为首在前面的校部领导最为紧张，他们要对这三个学校的师生安全负责，随时同晋察冀军区和边区政府保持密切联系，了解战争动向，听从军区和边区政府批示，寻找和规划最好的行军路线，然后一边前进，一边为大队人马留下前进的路标。

跋山涉水，历经艰险。步行千里经察哈尔、河北、山西三省七县。在途中还抽空上课，穿过敌人道道封锁线。学校于11月到达河北省建屏县（今平山县）东、西黄泥村。到达西黄泥村后，张家口市中、女中、回民中学三校合并，改名为晋察冀边区联合中学校。（《在革命洪流中》北京一零一中校园文化丛书）

1947年艰苦的环境下，妈妈的第一个孩子没活下来。此后，妈妈上白求恩医科大学读书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一次我跟妈说要去西柏坡参观。妈告诉我，“你爸在城南庄住过。西柏坡还有西黄泥村，那山上埋着我的第一个孩子。”

1947年7月父母在西黄泥村合影，送母亲上“白大”

1948年8月，晋察冀边区与晋冀鲁豫边区合并成立华北区，边区联中与晋冀鲁豫边区行知学校中学部合并，更名为“华北育才中学”，同年9月12月迁至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

1949年2月底至3月初，学校师生随解放大军陆续迁入北平，成为了后来鼎鼎大名的北京101中学。

我很惊异在那动荡的年代里，父母竟能留下那些珍贵的照片！历史的瞬间啊。母亲说，你爸爸，知识分子，有个情调。只要周围有边区报社的记者或照相馆他都会请人拍下照片。所有照片背后都有父亲留下的文字。

四新中国红旗下

历尽千辛万苦，终于，用昂贵的鲜血、无价的生命为代价，改天换地，建立了新中国。

对于父母来说，不仅比死去的年轻战友幸运，也比活着的，落户在祖国各地同志更幸运的是，父亲随着唯一进京的解放区学校在1949年进了北平；恰在这时，母亲完成了白求恩医科大学的学业，随父亲一道，落在了建国之前刚刚定都的北京。

一位教育工作者、一位医务工作者，组成的家庭落在首都北京，无论怎么说也是幸福无比的了。

祖国已是天翻地覆，打天下的共产党执政。热爱祖国的父亲不愿让侄儿们在越南当少爷，将他们从西贡召唤回国。在华侨学校补习汉语和功课后，有的考上了山东工学院，毕业后留在山东工厂工作，有的凭自己磨制光学玻璃镜片的手艺在武汉安家，有的在广东华侨农场种田。

三十而立。1919年出生的父亲沉浸在革命胜利、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中。十多年党龄的年轻老干部，立过特等功的转业残废军人（那时叫“残废军人”），风华正茂。十多年部队经历养成的真率、正直与单纯，加上热情奔放的性格，正适合在学校与青少年学生水乳交融。

公家配备公车而不坐，骑自行车上下班；有条件端着师道尊严而不屑，三十多岁的校长与学生共同奔跑在球场上。他慷慨解囊为贫困学生交纳学费，感动得学生跪谢共产党的校长。

他慷慨激昂动员年轻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当然，大会上的激情讲演，想必魅力四射。

1949年9月30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决定大中中学改名为育德中学，并让郝仲青先生主持育德的工作。为了给郝老创造条件，还于1950年1月8日成立19人的董事会，其中有李锡九（董事长）、吴玉章、李维汉、刘仙洲、张迅如等人。在代理校长张迅如的领导下，开始对育德进行整顿。很快学校的工作便步入正轨。（爱新觉罗·溥筠《七秩扬芬话大中》《北京文史资料》第50辑）

后来育德中学又改为22中。父亲在这里作校长到1952年。之后又在3中、25中、65中工作，成为五十年代北京九位党员名校长之一。

学生不仅将父亲看作校长，更看作可以依赖的父兄。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那天傍晚，一声拉着长音的“信——”让我飞跑到街门信箱前。邮递员早已不见踪影，只有一枚修长洁白的信封立在信箱里。小而圆的字于净利落又有些单薄地掉落在信皮上。像是，零零星星的水滴。我举着信跑到爸爸面前，爸爸看完又将那页信递给了我。上面大致是说：我病了，学生在京，孤身一人举目无亲，可以依靠的，只有您了……那是个父母都调出北京，只身留京求学的大哥哥，正在65中读高三。爸说，我要去看看这个孩子。

当晚我同父亲一同从灯市口到朝外东大桥一座纺织研究所的宿舍，看望了那位病痛之中投书呼救于自己老师的学生。只记得，在一间约6平方米的小屋，一张单人床，一个书架，还有一架手风琴，在我看来那手风琴是巨大的。

一封洁白的书简使我，一个8岁小女孩悟到：父母不在身边时，最可靠的是老师。父亲是这样好的老师，他掂出了信笺所载不动的“信赖”之重，他没让学生失望。

几十年过去了，我家与那位学生失去联系后，我曾多年保存着那封感动过我的信。并且，一直喜爱白色细长的信封。邮电部门未规定统一信封之前，我总是用白色道林纸自己糊信封的。十年动乱，浪迹关外，那封信丢失了，那份感动存在我的心里，总是新的。（亚平：《书信》）

后来这位学生成了我们小院几个小师弟师妹学拉手风琴的启蒙老师。

1953年北京3中运动会，张校长致词，摄于官园体育场1953年10月30日

父亲的道德文章得到教师们首肯。

65中校史这样说：

北京市第65中学第一任校长张迅如同志于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入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作过宣传工作、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解放后曾任多校校长、东单区委副书记兼教育部长、第三届东城区政协副主席和中共党组成员。工作中他联系群众、平易近人、团结干部，勤勤恳恳、脚踏实地，为形成65中的传统奠定了基础。（《65中校史》）

65中毕业的学者王学泰在《生活的第一课》中提到：

“最引人注目的是校长张迅如。虽然，他没有给我们上过课，但常常听他的训话。他只有一只胳膊，讲话很冲，很有气概，据说是位老革命，延安来的。”

几十年后，我在工作单位、在九三学社等许多场合都遇到过中老年人拉住我说：“我是你爸爸的学生！我们那时崇拜地称他‘独臂将军’”！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了的北京城阳光灿烂！

生活安定后，父母把舅舅、二姨从陕北老家接了出来，在北京读书。因为都热爱音乐、歌咏，家里经常是歌声嘹亮。前面提到的烈士二外公的遗孤，我的大舅舅，还有过去的战友们，常到我家说话儿，也常常合唱流行的老歌《八路军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游击队歌》《志愿军战歌》《刘胡兰》和延安时期的《兄妹开荒》《夫妻识字》，还有《白毛女》。还会扯起嗓子你一句我一句唱陕北道情。

建政之初的日子一定快乐无比、激情澎湃。

父母先是各自住单位，忙自己的工作：父亲夜以继日忙新中国的教育事业，母亲作为新毕业的住院大夫经常值24小时班——为建设新中国服务。后来有了我，就住在22中宿舍。1989年父亲病危时住在市六院，推开病房窗户还可以见到邻近22中操场边我家曾住过的小屋。

后来住到了灯市口路北的甲36号，二十五中的教工宿舍。

那是一个两侧陈放着汉白玉石鱼、石狮的夹道，经过一两个住着老贝满、老育英职工家的小门小院儿，胡同尽头，就是我家和三四户教员同住的院子。

一排北屋曾是育英老校长李如松家（1949年李如松去了台湾）。后来育英成了25中，我的父亲做了25中校长，就住在育英老校长的老屋。北屋尽西头有个带浴缸和锅炉的浴室。想必这北房早年是李如松校长家的正房。东屋住的是女教师王玉凤；南屋是刘影家；西面是一座两层小楼，两位教师的女儿叫韩梅，是我们难忘的幼时玩伴。

邻近夹道尽头小院的西侧是费家，那是曾任育英董事的费起鹤先生家。

小夹道现已荡然无存，全被假日酒店压住了。

在血雨腥风的文革初期，为躲避红卫兵的抄家殴打，父母用一排北房换了一套二居室，搬到了当时还是东郊的水碓。

大概两岁的时候，家里送我上了北海幼儿园。

北海幼儿园前身是北平国民党社会局托儿所，1949年3月由北京军管会接收，成为专门寄养革命干部和革命军人子女的实验托儿所。同年7月，经过军管会批准，迁入北京九坛之一——清代皇家园林先蚕坛。8月改名为北京市北海幼儿园。

幼儿园非常重视保健工作，请日本大夫指导保健医工作，使保健工作水平在北京市位居前列。为保证教育工作的质量，幼儿园初建时期的教师主要由从革命队伍中抽调的大学生担任，后来又请苏联幼教专家来园指导工作。——在这个幼儿园入托的孩子过着怎样的生活可以想见。

北海幼儿园

听父母说，一次我跟不愿离家上幼儿园的妹妹说，“这破家有什么好待啊，我们幼儿园可好啦！”

幼小的我发现，周末接小朋友的家长净是坐着小汽车来的。可我为什么坐大公共汽车，有时还是坐在父亲勤务员邱双进叔叔自行车后面？父亲一看，这不行，这么点小娃娃就比谁的爸爸汽车大还是小！后来就将我转送到了东华门幼儿园。

东华门幼儿园也是名园，历史悠久，但是是平民幼儿园。

这件事听来很小，在我家却被父母多次提起，成为从我很小时就在头脑里烙下“不做八旗子弟、要艰苦朴素”的印记。

而，就这“女儿转幼儿园”，却是父亲与一些进城执政者思想行为不合或者说格格不入的起始。

幸福的童年

在新中国和煦春风吹得哗啦啦的红旗下，想必，真率的父亲完全想不到，自己的口无遮拦，春风得意后面，紧跟着的是晴天霹雳。

2011-08撰写

2021-11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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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west · 发表于 2023-4-26 00:02:07

Gowest 发表于 2023-4-25 23:52 {. _9 K# K" P/ I
张亚平，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图书馆退休馆员。1950年出生于北京。1968年8月至1978年流离关外十年。1978 ...

原题
父亲张迅如

——雷暴风雨中

作者：张亚平

一张便条开除党籍
一夜之间急瞎了眼

北京市《东城建设史》中提到父亲——

“1958年10月，整风运动结束。在整风反右斗争中，东单、东四两区区委贯彻执行党中央和市委的指示，对右派分子攻击党，抵毁社会主义的言论，进行了严肃的批判。但在整风指导思想上发生了偏差，反右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两区先后共有779人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包括整风反右以后经东城区委批准的漏划右派）。他们中有颇有才干的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的干部，如：东单区委副书记兼教育部长张迅如等。”

母亲回忆道：

1957年，全党全国发动了一场震撼人心的政治大运动——反右斗争。

当时张迅如是东城区区委副书记，主管文化、教育、体育、卫生几个系统的工作并兼六十五中校长和支部书记。正是年富力强、思想成熟、干劲十足的年华，家庭幸福、事业有成的辉煌年代，突如其来的反右斗争运动将他打倒了。

反右开始时张迅如还是领导小组组长，领导文教口的讲座学习。提高认识、民主评论。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后，进入揭发批讲阶段。根据上级的批示，要他定时、定量（按5%的比例）打出党内外的右派来。在他所管的这几个系统里成千上万人中打出5%的右派，那可不是个小数目啊。张迅如思想上产生了疑问，在汇报运动情况会议上，他提出个人意见：“反右斗争是为了纯洁党的组织，团结革命队伍，统一人民意志。这是好事。但这又是解决敌我矛盾的问题。我们打对了对革命有利；打错了那可是人家一辈子的前途问题。不能掉以轻心。我得实事求是，不能乱来。”

经过一段时间揭批仍没进展，上级领导很快就撤销了他的领导小组组长职务，组织群众揭发批评他对反右斗争的态度。说：“你张迅如反对反右斗争，反对毛主席、反党反社会主义。你打不出右派你就是右派。”进而撤销了一切职务，交群众揭发批斗。

人们一定很想知道，这么多右派，尤其是那些成了右派的老党员，他们说什么写什么了，获这么大罪过，又是批斗辱骂又是开除党籍，又是降职降薪又是劳改的？

半个世纪过去了。当事人不是过世就是已步入熟透的晚年。经过50次的花开花落化作泥土。当年的娃娃已成娃娃的祖父祖母。无数人的青春、血泪或生命换得人们的思考，在艰难地推动共和国的民主政治向前发展。如今，许多当年的会议记录、当事人的回忆出现在网上。

对共产党忠贞不渝的父亲，共产党的区委副书记、区教育部长，怎么就成了“右”派分子了？翻阅当年的会议记录，一切了然。

三件事情，简短捷说。

第一宗，建国初期百业待兴。教育事业也如是。北京市要提拔一个1936年的党员作教育局副局长。提名者是北京地下党老领导，将要提拔的是解放前就在北京地下党领导下做中小学地下党工作的老同志。都熟，有感情。可是解放区、国统区的工作性质、工作作风都有区别，刚开始合作互相不习惯。我的父亲等多数不同意要提拔的人。又提出自己的人选，我查了一下，父亲提的人选是毕业于山东大学、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后在解放区学校工作的的老党员。开会让大家提意见后，很快命令就下来，既定的副局长走马上任。那主张提拔的在心里就结了疙瘩——不同意者不是自己人，为几年后党中央让打右派埋下了种子。

现在看来很正常，比如现在两校合一，磨合20年还没习惯呢。建国才一两年，两支队伍合并要同舟共济、水乳交融需要时间啊。

第二宗。转眼到了1954年，北京市委出了个《中共北京市委关于提高北京市中小学教育质量的决定》（我手头有全文），用我现在的眼光看这个决定不错：在说了教育界整体形势后提出了存在问题。许多学校教育质量很差，学生成绩不好。1953年高考平均成绩不及格人数占投考学生总数的70%。44个高中只有7个平均分在60分以上，其余37个学校平均分不到60分。其中7个学校总平均成绩不到40分。还有思想混乱等问题。《决定》找问题的缘由：解放时间不长，旧社会的影响尚未去除；师资力量不足；制度不完备；现有基础很差等等。《决定》提出要实施的措施：必须使提高教育质量成为广大师生共同努力的目标；教师要深入钻研教材、提高教学水平；加强管理、考核制度的建立；贯彻全面发展的教育加强思想教育；市、区教育主管应钻研教育业务，深入基层积累经验……

决定也有不周之处，于是在征求意见的“九位中学党员校长座谈会”上，不管是来自于国统区的地下党，还是解放区边区中学来的老教育工作者，都提意见。（我现在只知道当年九位名声显赫的北京市中学校长中的六位：郝仁初、杨滨、晁涌光、王季青、苏灵扬和张迅如）依我现在看，不过是每个人性格不同、经历不同、处世方式不同，说话方式不同罢了。

父亲为人处世一目了然、一眼见底。天真地认为“入党多年了，既然是在党的会议讲话，讲对了领导上作参考，讲错了就批评。党的会议嘛，说完了就完了嘛，又是专门征求意见，那么我就发表意见吧。”在会上咚咚咚，说了一大堆。“教育局依靠两种武器推动教师，一个是授课计划纲要，像一根绳子拴着教师前进，另一个是统一考试，像条鞭子赶着教师前进。许多措施都是从分数出发，好多教师成了‘分迷’。流传的口头禅是：分分分，学生的命根，考考考，老师的法宝。成绩排队、分数挂帅，一切决定于高考成绩。使中学校长的唯一任务教学，学生负担很重。学生说：‘现在只有礼拜七，没有星期日。’造成学生忙乱负担很重。”“教育是缺乏方向，小孩看马戏，哪打锣就往哪跑！”

父亲一直在成绩比较优秀的学校工作，教师抓得紧是可能的。说“只有礼拜七，没有星期日，学生忙乱负担很重”，就跟当下会议上讲过的似的，闻者准能叫好。没错，直到今天还是这个问题，学生负担重。可那时普遍教学质量也真低，上级要提高教学质量，您这么说，提出“五四年决定”的领导当然不爱听。

第三宗，到了反右末期。打不出右派，又说：“右派，要实事求是，不能乱打。打右派打对了，为人民立一功，打错了你就是害了一个好同志！……你有千言万语，我有一定之规：四个大字，实事求是！”

行了，右派就是你啦。就这样，父亲，一个抛弃个人一切，站到左派共产党的队伍里的老党员，一张纸条通知他“开除20年的党籍。”

沉重的打击使父亲潜在的青光眼爆发，眼压高到视神经坏死，双目失明。就是老戏文中说的“一夜之间急瞎了眼”。

从我所能见到的原始文件看，真是，父亲喜爱的郝仁初、杨滨、晁涌光……无一不是从抗大从解放区进京的。和父亲合不来直到最后用一张纸条通知父亲“开除党籍“的，无一不是原城工部的地下党员。

到文革时期，又无一不受到更为残酷的打击批判！

这是干什么？都是共产党员，都在为人民谋解放图幸福，为什么打下江山后要这么煮豆燃豆萁？

再往根儿上捯。我们可以看到，从苏区时期中央就在搞宗派、搞窝里斗：从“肃AB团”“肃托”到“抢救”；土生土长的和出国留过洋的合不来，受过高等教育的大知识分子和没上过大学的小知识分子互相较劲，甚至置于死地而后快。刚刚建政，枪杆子打天下的就把城市里做地下工作的潘汉年抓了起来，从延安出来的周扬就把同在上海左联工作的胡风整到牢里去了。斗来斗去，“反右”反被“文革”、四清的办法反让四清工作者在文革中被“请君入瓮”……最终，反右、文革，挑得从上到下自己人斗自己人，搞得天下大乱经济崩溃，不是吗？

高压下的生存

母亲回忆反右之后：

从五七年七月到五八年初，经过半年的批斗，张迅如因激烈的刺激突发青光眼并发白内障，几乎成了失明的瞎子。

斗张迅如的同时，我也因他的所谓“问题”被卷进了被斗争的行列。他们要我揭发张迅如的反党言行。我说张迅如是爱国华侨，从小参加革命，他是抗日英雄，是教育战线的先锋。就这样引来了群起而攻之，说我为“右派唱赞歌，包庇右派”。结果是给了我党内警告处分。

1958年初，张迅如20年的党籍被开除，行政降两级，戴上右派帽子发配到郊区农场劳3年。他是二等甲级残废军人，一只手终生残疾，眼睛又被整瞎（半盲）了，在劳改农场喂猪放羊，困难可想而知。张迅如被定为右派去农场之前，儿童医院党支部找我谈话，令我与张迅如划清界限和他离婚。白家这个几代革命家庭也容不得反党的“右派”。我的已在北京各大部作高官的叔叔姑姑也逼我离婚。为了不连累4个孩子将来的前途，我只好服从了组织上的安排，违心地和张迅如办了离婚手续。

这时孩子们最大的8岁，最小的才3岁。从此我自己带着4个孩子，忍受着政治上、精神上的压力与生活上的煎熬，特别是政治上的虐待过活。党内斗争不断，同志们的冷漠，老战友、老朋友、老同学的不敢来往，一切社会关系都被切断。从此我深深体会到了什么叫孤独，什么叫世态炎凉。就连我们这个白姓大家族也容不下我这小小的白清延。那才真叫孤身无助。那时只有我的三叔三婶敢理我，我有苦闷委屈就在他们面前倾诉，有时痛痛快快哭上一场，发泄发泄心中的闷气。从此我变得沉默寡言，只知道拼命地工作。在1959年提升主治医时，在卫生局没有通过。

其实那时的事我都知道。生活让我懂事早。晚上睡得少。大人以为我睡了，他们说话我都听见了……

京郊，一个叫“平房”的地方是右派劳改之处，父亲的活儿是养猪。眼疾使父亲几乎成为瞎子，光线暗的地方看不见，残废的左手也不行。猪圈门上下，3道用牛皮绳捆住，一只手解不开，只得用牙咬帮忙，一手加一口开猪圈门。天天如此，一天6次。一次让管理人员看见了，说你拿牙咬那多么脏呀！父亲只能苦笑一声说：我只能拿牙咬！这位名叫肖业勤的同志忽然发现：噢！你是个残废！他向上级建议给父亲“摘帽子”。他说“他可不像右派呀！第一根据他的身体条件，一个残废军人，一个瞎子，他的劳动就是好。第二他对自己对别人的思想要求是严格的。”

家里，父亲不见了。

原本在北京65中当校长和校医的父母，每天下班后到附近的东华门幼儿园接孩子回家。忽然间就需要上小学二年级的我替父母到幼儿园接弟弟妹妹回家、参加家长会了。

因为同在东城区教育界，如同一个村庄里互相熟悉的村民。一家有事，全村知道。幼儿园老师常常探问我家里情况：“你爸你妈还打架吗……”

她们以为我小、我傻，不知道那种羞惭让一个小女孩怎样地无地自容，那黑厚的乌云给这单薄无助的女子心上留下了怎样可怖的终生的阴影。

同学们到9岁时都入队了，我不能。自己都觉得出，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卑贱。离群索居，孤独无语，出来进去像个小人影。

我的智力尚未发育完全时就开始做饭。蒸的那小馒头，跟石头蛋似的又黑又硬。

从1959年到1961年，3年间父亲很长时间才回一次家。正是大饥荒时，每次父亲回来都会给我们打开一个小布包，里面是烤得金黄的窝头片！那是父亲在劳改时从发给自己的每个窝头上切下一小片，放在火炉上烤干，一片片攒下来，有机会回家时带给自己的一群孩子。

那时，10岁的亚平已经活够了，只是不知道怎样结束这一切；只是还有念想，期待着爸爸回来的日子。常常一个人默默地想：爸爸在炉边翻烤这些“点心”时，一定惦念着我们这几个孩子和曾饿得昏倒、浑身浮肿的妈妈。

1959年，麻疹、中毒性痢疾在北京大流行，弟弟妹妹3人同时患麻疹。母亲每天上班前熬一锅稀饭让我们自己热着吃。

偶尔，父亲会回来，带我和弟弟到饭馆吃顿饭，多是炒饼，面条。不记得说了些什么。只记得，气氛很闷，饭很香。

身后常常有要饭的围着，等着我们剩下一点，给他们。那时整个中国城乡都是这样，乞丐成堆，中原乡村更是饿殍遍地。

我常接送母亲上下班，雨天给她送伞和雨鞋。每次临别必踮起脚，亲亲她。晚上11点在电车站接下夜班的母亲，几趟车过去，没有妈妈到来，心就往下沉。我总是揪着心，不往好处想，时刻准备灭顶之灾降临。

从我识字起，父亲每个月给我5块钱，让我自己到书店挑书买来看。母亲常常连续24小时值班，弟弟妹妹由我管。我？没人管。半夜醒了就开灯，看小说，困了接着睡。女孩心理早熟。读书起步早的女孩有了些凄苦经历，和同龄孩子比，不在一个层次。

即将走进青少年时代的童年末期，追求进步的亚平要求入团。重要条件是，要和右派爸爸划清界限，写批判父亲的入团申请书，讲清入团的动机。父亲流着眼泪给我讲了反右的过程，给我讲应当怎样写批判他的文章。

……朋友，你有女儿么？你知道看着自己父亲流泪自我批判时，一个14岁小女孩是怎样地恓惶、惊恐？那心都要碎了的父亲，一个中学校长，如此面对女儿、一个女学生，会怎样忍辱负重、毫无自尊么？

1961年12月给父亲摘了右派帽子。这期间父亲一直在上诉请求甄别，同时北京市、东城区许多老同志也觉得确实整错了！

“别看我带着个右派帽子，可是我在北京市不臭！”他自信地说。

这是拍摄于1961年的照片，应该是父亲被“摘帽”期间所拍。父母亲眼里的忧伤还在

父亲在慢慢地“缓”。

没有工作、在家养病期间，父亲自己自制梅花针治疗眼疾；广东人，总是要尽力吃好，用两根筷子做了个丁字形工具自己摊煎饼。买来北方人不吃的鸡肠子清洗干净，切碎，打上鸡蛋清蒸，做成一道美味好菜。父亲烧菜手艺很好，咖喱牛肉、香酥鸡，在平锅上用很少的油煎带鱼。

——好好活着！

在一次与舅舅等家人的闲聊中我听到父亲说“我有个理想，将来能挣一辆自己家的小汽车！”——其实父亲和所有男人一样，爱小汽车，梦想着能有自己开的小汽车。可是父亲没活到这样的时代。看看如今满大街跑着私人小车，父亲会怎样想呢！

1962年12月分配他到北京27中当副校长。回到市里，回到教育工作队伍，父亲在恢复工作的同时，即刻抓紧了对一群儿女的素质教育。对于我们在学校的学习，父亲似乎并不在意。说，有个领头羊，后面一群羊都好好的了——我的老大学习不用人操心，弟弟妹妹个个学习成绩好。

只记得父亲用桌子一角和另三个同样的角给我们讲过“举一反三”，和当我们得到一些成绩后讲“行百里者半九十”；还有，对我写日记、练大字的赞许。

父亲送弟弟和小妹上体校学游泳——那时很少有人送孩子上业余游泳班的；给眼睛不好的大妹妹置琴，四处奔走求师。请老师，不光交学费还给老师买乘车的月票。那时一般人用胡琴，都买几元一把的。我妹妹的二胡是78元的。有人算过那时的10元相当于现在百元的价值。从我们很小的时候，家里就常响着《光明行》《二泉映月》《良宵》或《赛马》，那是妹妹在练琴。

一天，父亲从委托商行买回一架手风琴！这在我们平淡的生活中掀起一环美丽动人的涟漪。不日，来了一位懂音乐的大哥哥邹晓勋，是65中学生，就是前面所述病中投书校长的学生。我们开始跟他学琴。

——这就回到开篇所说：手风琴陪伴我一生要感谢父亲，要感谢顶着自己多舛命运而特别关注子女全面发展整体素质的父亲。

后来我们姐妹仨都考进了北京市少年宫艺术组。大妹妹成了民乐队唯一的女生，小妹妹在舞蹈组。那就是现在的艺术特长班，但不要钱——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虽然我的父亲是“右派”。

记得小时候，一天晚饭后，父母携我上王府井遛弯。我一手拉着妈妈，一手拉着爸爸。面对繁华街市熙熙攘攘的人流，只听爸对妈说：“再不能让孩子过兵荒马乱的日子了。”父亲多才多艺，写得一笔好字、一副做报告不用打书面稿子的好口才。他那么热爱生活、喜欢音乐，在最悲愤的时候也会引吭高歌的。

父亲，抛下自己的痛苦，奋力为儿女创造不再有痛苦的人生。

上世纪70年代后，大妹妹完全看不见了。在她自己开的满墙字画的按摩诊所里，不光有诊疗床，还有电视、收音机、二胡和手风琴——一个精神高贵的盲女中医。我呢，不论到内蒙古插队务农还是从军服役，手风琴伴我在农村水利工地、在军队粮库、机场、坦克修理营，为他人服务也为自己的人生道路奏响着乐观美好的背景音乐。至今，我们有聚会，伙伴们还会加上一句：亚平，带上手风琴！

1966年天下大乱

母亲回忆：

1966年5月开始了“文化大革命”。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张迅如始终不服，上诉过数次没有解决，1962年纠偏摘了帽子，解除了劳改，分配到市二十七中当副校长。虽然摘了右派帽，仍被称为“摘帽右派”，也没有完全恢复原来的职务和党籍。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又将老账翻出来——“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中的“右派”。

老右派翻案，更加残酷地斗争。在二十七中，他是首当其冲的专政对象，三进三出，关押在学校不让回家，每月只发十二元生活费，挂上“右派”牌子不让坐车回家。批斗时脖子被打出一寸多长的口子，血流一脖子不给包扎。因自己抓把土按住伤口止血，被剃了阴阳头。批斗时专打他残废的手，长时间的折磨使他痛不欲生。

一天我一进门看见小女儿毛毛正在哭，我吓得赶快问她为什么。她说爸爸不见了，他留下纸条走了。我马上意识到了张迅如是不想活了，寻死了。我看到抽屉里的药瓶子全空了，他把所有的药都吃下，走了。我带着毛毛跑到楼下，遍野地找，没有找到。

天黑了。二十七中来电话说张迅如自绝于人民自杀未遂，现在北大三院抢救，叫我马上去医院。我把毛毛留在家里去了医院，看到他还昏迷不醒。

张迅如的问题越来越严重，牵连到我，我也在劫难逃了。医院的红卫兵联合二十七中的学生对我进行揭发批判，斗争也升级了。“为右派翻案喊冤”的罪状大字报铺天盖地，批斗会接连不断。弯腰低头、下跪磕响头。一折磨就是四五个小时。开完批斗会就去劳动，在洗衣房用手一件件搓洗衣服、被套、床单。一天要洗几十件。手腕磨破了，不住地渗血。这还不算，还让我和一个所谓的“牛鬼蛇神”一起摇煤球。摇了三个月的煤球心脏病复发，血压也高了。

从1966年到1972年，在这六年苦难的日子里我的家几乎是家破人散。张迅如被关，我被批斗，老大老二到内蒙古呼伦贝尔插队去了。家里只留下儿子和小女儿。儿子13岁，小女儿才12岁。我把家就交给他俩了。毛毛做饭管家。

1976年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张迅如被彻底平反，恢复了党籍，恢复了一切政治待遇，安排了工作。我的党内警告处分也随之取消了。

22年的冤案平反了。然而，22年的好年华再也找不回来了。

结束语

一切都过去了，反右、文革，所有折腾，都过去了。

1978年，北京市为父亲彻底平反的决定刊登于《北京日报》。

在父亲启发下一直学而不辍的弟弟，在革文化命的时代，用尽了可以论公斤计算的纸张和墨汁，练得一手好书法、刻得无数枚篆书钤印，写得洋洋洒洒好文章，以小学五年级的学历考上了大学。我经历关外10年的流离回到了北京。目盲的大妹妹出嫁生下了儿子。三代人，终于团圆在了北京。

1986年的全家福

父亲喟叹：咱家很幸运啊，完整地从一场浩劫中熬出来了。没死人、没伤残、没疯了的。

文革过后，一次谈话中，父亲对我说，不要遗憾你插队当农民的经历。如果我没有坎坷，高官厚禄，你们很有可能成为红卫兵那样残暴的小衙内，那才会不堪回首。

父亲被选为东城区政协副主席。我想，其实是个闲差，是一种对过去经历的抚慰和对父亲人品的敬重。父亲何等聪明，怎不明白？他领了这份情，坦坦荡荡与东城区的新人、老人和睦相处，做着自己人生最后的工作，也本性不改地观察着、批评着世间公平与不平。

经历九死一生的磨难，父亲仍未动摇信仰，对祖国的前途并未丧失信心。改革开放后，始终在为了教育事业的纯洁奔走呼号。有人想以他的名望打开学校做买卖之路，他不同意：“学校就是学校，学校赚钱有辱斯文。”

伯父从遥远的越南西贡来信说，家产有你一份，都给你留着呢。父亲回信：我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党员，怎么能接受房地遗产？

有人说，假如您当年听了家里的话，不参加革命而到法国去留学，现在回来至少也该是全国政协委员了。他听了，一笑了之。

父亲从未给家人、子女谋过什么私利。

病危临终，一位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老馆长来看望。父亲向他介绍我：“这是我的大女儿，在北京经济学院图书馆。”那位老人说“噢，听说经院图书馆有个女孩子为了上北大学习，连刚怀了的孩子都不要了。”“就是我的这个孩子啊！”父亲说。其实，为了念书牺牲自己萌芽中的孩子，是在父亲的支持鼓舞下做到的。

直到这时，我才知父亲在教育部直属高校有这么位过心的战友。他从未想过让学过图书馆学专业的女儿从市属高校调到中央级大学，对他来说也许就是一句话，一个暗示。

幼时并不懂得父亲家有土地而参加打土豪分田地为的是什么；年轻时并不懂得，什么力量支持着从小衣食无忧的父亲抛弃温暖富足鱼米之乡的安逸，到苦寒北地吃小米黑豆，图的是什么。长大成人才理解，为了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尊严拼死奋争的信念，在一个有理想有胸怀的灵魂中，是多么巨大的力量。

一切都过去了，父亲已作古人。

1989年春，一向食欲很好的父亲，突然拒绝进食。

住院。肾动脉硬化，肾衰。在医院挣扎了8个月，最后的日子里父亲对母亲说，“我不想拖得太久，最后不用抢救。”11月13日，父亲走了，刚过七十大寿。

20年来，写过几十万字文章的亚平，却从未写过最爱我的父亲。不是不想写，而是不敢写。若写就要想。而，不敢想。伤口上结的痂，一碰则彻骨地痛。

做饭时看到西红柿，会想到收入很低的年代，父亲在隆冬为生病的我买来3元钱一个的西红柿，用糖拌着给我吃；我的儿子生病时，会想到自己幼时发烧，母亲在儿童医院看护别人的孩子，是父亲，用酒精浸湿毛巾给我擦身做物理降温……

1987年在青岛

直到今夏，同龄挚友田小野提醒我，写你的父亲吧。你不写，没人会知道，也不会有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父母有过怎样的人生经历。

是的，世人也不会知道，今天我们一步步争取走入民主社会，是千万人在付出怎样沉重的代价去换取啊。

但愿，一切昏庸愚昧的噩梦不要重来。

最后回到开篇的话题：退休之后我参加了学校老教育工作者协会的艺术团。立刻，老教协副会长臧吉昌教授建议秘书长俞坤一教授带着我到乐器行，买了一架96贝司手风琴。我从来没拉过这么大的“鹦鹉”琴。1800元，自己买是不可能的。俞老师说，你若能拉更大的，咱们就买120贝司的。

在和臧吉昌教授交谈中我惊喜地得知，他建国之初是著名的25中乐队指挥和演奏员。当时我的父亲正在25中做校长！谈起张迅如，臧校长也是充满了崇敬。这，是缘么？父亲没了，父亲的学生们和我在一起，相携而行。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要感谢我的父亲。他在最悲凉的年代为创造子女一生高尚、多彩的精神生活打下了基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老教育工作者协会为我晚年生活的美丽作出了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支持。

2011-08撰写

2021-11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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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亚平：我的父亲张迅如

夏珏鑫：重读亚平女士的《父亲张迅如》